（今日美政。 08/02/2021）
上周二，突尼斯爆发了严重的政治危机。总统凯斯萨伊德
Kais Saied 宣布解除议会权力，罢免了总理。军队封锁了议会大楼，占领了电视台。
这一举动被反对派称为是政变。议会议长，突尼斯的革命元老加努奇
Rached Ghannouchi 试图召开议会会议来对抗总统，但被军队阻拦。他号召人民像 2011 年 Arab 春那样起来反对萨伊德这样的独载者。但他看到的是大量群众聚集在街头，欢呼和支持萨伊德总统的铁腕行动。大多数观察家认为，在突尼斯，支持萨伊德的群众占绝对多数。一位游行的群众对记者说，“这是我们革命以来最幸福的时刻。”
萨伊德则警告反对者们说，“不要考虑武装反抗，因为任何反抗都会被我们的子弹所终结。”
突尼斯是
Arab 春的首发之地。和其后的追随者埃及、利比亚、阿尔及利亚等地不同，突尼斯在推翻了独载者之后，相对和平地建立了过渡政府，被后来所有的人认为是
Arab 春硕果仅存的国家。
进入 2019 年之后，突尼斯国内的政治冲突开始加剧。当选的总统和议会多数党爆发了激烈的对峙。而与此同时，突尼斯的经济出现滑坡，再加上
Covid 19 的疫情，突尼斯陷入严重的危机。议会和总理试图通过削减政府开支来满足世界银行的要求来获得贷款，但这一措施进一步激发了国内的不满，最终走到今天的局面。
Fareed Zakaria
博士在周末的华盛顿邮报专栏文章中提到
MIT 经济学教授，土耳其裔达隆·阿齐默鲁
Daron Acemoglu 和英国经济政治学家，目前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的 James Robinson 教授，两人合著的新书 “狭窄的走廊” （这本书已经进入我的读书目录）。这本书分析了为什么有些国家能够施行民主政治，而有些国家则陷入专制无法自拔。
他们认为，自由本身，不是一种自然产生的人类社会秩序。作为华裔，扪心自问，自由在我们的价值天平上，到底有多大的重量？我们是不是更倾心于国富民强和岁月静好呢？相对于奇怪的西方文明，我们的这种心态，也许才是更为自然的一种存在状态。
在自然社会的状态下，强者统治弱者是很自然的。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组建了政府的国家，会发生两种情况，要么国家（利维坦）太弱，无法保护弱者免受强者欺凌，比如索马里和阿富汗，到处是保护并同时压榨地方的军阀和强盗；要么国家太强，政府提供基本保障但凌驾于所有人之上，比如警察国家可以严密监视人民，犯罪率很低，疫情也能良好控制，但没有人可以质疑政府的伟大。
但西方国家不可否认地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弱者统治强者，或者至少是可以约束强者的某种社会力量的平衡。很多人认为这是“启蒙运动” 的结果，但作者认为这过于简单化了。事实上现代民主制度是国家和社会不断斗争，最终达到某种平衡的结果。这种平衡使得政府有足够的权威，可以管理社会；而这种权威同时又受到社会的反击，无法威胁到公民的个人自由。这需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强大的政府，和强大的社会，双方谁都吃不掉谁。
西方社会是如何做到的呢？两位作者提到了两种相反方向的力量。首先，是罗马帝国的传统。罗马帝国长达千年的统治，树立了制度、法律和有秩序统治的传统。这使得西方文化中，认同一个凌驾于所有权威至上的最高权威，也就是政府。另一股力量，则是来自日耳曼蛮族的部落传统，这一传统特别讲究平均主义
egalitarian，反对任何出现在部落里的强权，因此日耳曼部落中一直存在贵族联合起来挑战国王的传统，之后，又因为特殊的历史环境，形成了教会挑战王权的格局。这两个可以用来挑战利维坦的传统力量，形成了欧洲社会中独特的呵护个人自由成长的社会环境。
Zakaria 博士认为，这不是因为西方文化天然就特殊，而仅仅是历史的一个结果。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原生文明都无法达到这样一种平衡。这里我要说说中国的历史环境。
在汉朝之前，中国的统治者都是传统的贵族。秦楚两个国家就因为其贵族身份不够古老，而一直被中原国家轻视。但到了汉朝，情况完全变了。汉朝的开国皇帝是谁？是村干部刘邦。中国古代最彻底的革命，就是秦汉之变。汉朝之后，中国最基本的统治逻辑就是谁拳头大谁就可以做皇帝。这个意思是说，汉朝之后的任何统治者，均没有天然传统的合法性了。社会秩序不是靠人们观念中的合法性来维持，而是靠暴力来维持。合法性反过来为暴力背书，就出现了谁打赢了，谁就是“天命所归”的现象。我们反过来看古代欧洲。欧洲没有任何一次平民造反夺取政权的例子，欧洲政府的合法性均来自历史传承的贵族身份，政权最多在几个实力相当的贵族之间传递。
这就出现这样一种现象：中国的古代统治者，是绝对不允许功臣贵族的力量壮大到可以挑战王权的。一旦这种情况发生，诸侯割据的也就不远了。所以中国历史上只有两种情况，要么是王权绝对碾压贵族，贵族一般是不能拥有自己的军队和行政势力的；要么就是贵族力量大到一定程度，直接推翻王权自己当王，循环往复一次。欧洲力量较大的贵族，也有直接推翻王权自己代之的现象，但相对较少。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合法性问题，你推翻了王权，但是你没有合法性啊，其他贵族不服你，他们也有自己的军队和力量，你就得掂量掂量自己能不能搞定所有贵族了。英国的红白玫瑰战争，其实就是贵族集团之间的杀伐，30
年的战争导致近
30 个贵族家族被彻底灭绝。这个代价太残酷了。所以欧洲贵族更希望做的，是制衡国王，而不是取而代之。
中国无法出现欧洲的那种贵族联合起来和王权抗衡的现象。合法性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反正你皇帝的位置本身就没有合法性，因此我贵族只要力量积聚到一定程度，我就来夺权。反过来，王权就必须对贵族严厉打压。贵族力量在大多数时候，就无法和王权形成相互的对峙和平衡。
请注意，限于篇幅，这里讲的都太过简单。历史还有很多其他因素，比如欧洲地域狭小，贵族之间的联合相对容易，而中国幅员辽阔，军事力量难以协同，贵族之间的交流也较弱。欧洲是商业文化传统，再加上宗教，贵族之间的承诺和配合就有更好的稳定性，而这一点中国较为缺乏，等等。
这些原因都导致古代中国无法形成一个王权（后来演变为政府）和贵族（后来演变为社会）之间的力量平衡。中国也就没有走过政府和社会相互斗争的这个狭窄的走廊。
事实上这个走廊是如此狭窄，至今能够走过去的国家，并不多见。两位作者警告说，即使今天的民主国家，也面临走廊越来越狭窄的问题。保住自己的自由，不仅仅是为了保住我们习惯的生活方式，事实上这关系到保住西方的繁荣和安全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