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看了美国国务卿在尼克松故居关于对华政策演讲的视频,又读了一遍演讲的文字稿。感觉就是穿越到了50年前,那种被意识形态主导的中美关系,或美苏关系。这些年我们最喜欢、对我们最有利的中美那种务实外交正在消失。
这篇演讲的具体内容不能多评论,大家自己可以找来看看做出自己的评判。我只是在朋友圈里发了一句感叹:这是一篇扎扎实实的冷战宣言,回归到了意识形态战争,回归到了价值观战争了。
美国现政府看上去已经放弃了与中国对话的愿望,选择了彻底的不信任和直击。后续应该还会有一些具体的措施出台。作为对美国关闭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的必然报复,中国昨天宣布关闭美国驻成都的领馆,昨天下午的中国股市放量大跌。我相信进入经济内循环之后的股市还会起来的,但中美关系的走向真的不好说了。
但网上对于成都美领馆被关闭则是一片喝彩之声,很多人意识不到中美关系这种冷战式的恶化对于我们的影响有多大。我简单列出几项来:
在传统安全上,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南海、中印边境等热点问题会此起彼伏地困扰中国,尤其是台湾问题加大干预,突破各种原有限制,逼着你同时面对几个战场。
在国际关系上,美国把中美之争打回制度之争的原形,重要国家又需要选择站队了,原先那种基于利益的模糊空间必然被减少,我们要为保持和争取国际支持付出更大的代价。
在经济领域,中美贸易战可能会加剧,美国还会加大对中国的金融打击。把中美对抗上升到意识形态对抗后,物质利益就要给政治利益作出让步。
在科技领域,美国会进一步限制高新科技的对华出口,限制华为这样的公司的行动自由,而且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限制和阻击中国科技。
在文化领域,价值观之争会让美国进一步丑化和矮化中国制度与文化,限制中外学术交流和文化交流。对于个人来讲,留学美国的难度会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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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西方体系的领导者,中美关系是最重要的对外关系,是中国发展最重要的外部环境,没有之一。中美关系的稳定与改善对我有百利,中美关系的破裂对我有百害。所以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努力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发展。当然,对于为中美关系破裂大声喝彩的人来说,这些潜在的国家利益受损原本也与他们没有直接关联性。
他们有一句很牛逼的质问:离开了美国就不能活了吗?
当年能活了,只是活得质量好与坏的问题。按胡锡进的说法;我们玩玩抖音就能把美国打回农耕时代。这不就是典型的内循环思维。
近些年,尤其是2012年的反日大游行以来,舆论环境让很多人自大得不行。胡锡进、胡鞍钢这样的专家在互联网上大行其道。战狼式的呼喊,对抗性、攻击性的外交语言大受欢迎。对于这些人的单向思维,许多中国的国际问题专家真是功不可没。
我离开体制前曾经负责多边安全合作事务五年,工作的内容之一就是在国内外开各种讨论国际关系的会议,有政府间的、军方间的,还有军地之间。国内外、军内外一流专家们的讲话我大都听过。有时为了制订一个政策,我自己还要组织专家们一起来研讨。从最高一级水平的专家来看,美国专家的专业水平明显高于中国的专家,中国地方研究机构专家的专家专业水平高于军队的。
我以为这么些年过去了,专家们的水平会有提高,但实际上是更差了,因为能讲真话、敢讲真话的越来越少了。
我认为造成中美顶级国际关系专家水平差距的根本原因是:专业研究的自由度不同、专家的立场不同、研究的用途不同、掌握的研究资源不同。我们的专家最缺少的一样东西是客观性。
追求政治上的正确、迎合宣传的需要、满足爱国大众的口味,经常会让中国的专家们失去客观判断国际事务的能力,这是各领域的中国专家普遍存在的问题。所以他们经常会被事态的发展打脸。
自从国际和军事安全成了中国媒体抓眼球的热点问题之后,中国的军事专家就明显不够用了。中国军事学术机构的学者们纷纷粉墨登场,扮演起了战略家的角色,而且经常是正义感满满的鹰派战略家。
除了思维方式的差距外,我曾经总结过这些中国国际问题和军事问题专家的几大缺陷:
最严重的是自身经历缺陷。这些专家大多是学院派的,一辈子混在学术圈里,虽然他们有些人的肩膀上扛着军衔,还是将星。但思维方式很僵化,学术能力低下。
金一南将军在他的一篇关于美军轮岗制度的文章中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一次,国防大学防务学院组织外军学员去上海参观见学,上海警备区认真准备,接待周到,外军学员十分感激,特别是上海警备区的外事处长十分干练,协调能力很强,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告别晚宴上,有一位外军军官问这个处长:“你在这里干多少年了?”处长回答:“30年。”周围“轰”的一声,外军军官不由自主地惊呼起来。
金一南讲的是事实,这个上海警备区的外事处长是我朋友,但他是全军外事处长中唯一的特例。其实我觉得金将军拿自己作案例的话更能说明问题,他的一辈子难道不就是在国防大学这一个单位里渡过的?像他这样的履历在美军是不可能当上将军的,连军装都穿不上,混得好成为一个文职教授的可能性最大。
中国的专家们缺少政府行政经历,所以不知道行政决策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最终的政策会是一个各种利益妥协的结果。
有些人缺少发达国家的学习和生活经历,没有国际视野,他们依然沿用着陈旧的安全观念,依然相信包围中国论,在非接触战争时代依然相信人民战争,依然保持着陆地思维和陆军思维。这方面,金一南就算是不错的,毕竟在英美都进修过。
我判断中国国际问题专家的标准之一是他们的英语水平。如果英语的听、说、读、写能力低下代表着他们无法接触到第一手的原文资料、无法与英美的专家直接沟通,也就不法真正跨越两种文化,也就无法“专”了。胡鞍钢的英文水平让我直接怀疑他是怎么在美国顶尖大学当访问学者的,他的这种英语能力连日常生活交流都困难,是无法进行学术沟通的。
有些军事专家缺少部队主官经历,虽然穿了一辈子军装,但却是在学术机构里混的,自身军事素质没有。可能也在部队里代理过副职,却只是挂个副职闲职。所以会纸上谈兵,却从来没有深入研究和实践过军事训练和指挥。
没有当过主官就会缺少决策经验。如果一个专家没有担当过陆军团级以上的主官、海军的舰长,或者大型公司的CEO,他们就没有下决心的经验。要知道,决策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受到种种意想不到的条件制约,决策者都是戴着镣铐的人。这是可以用文字任性狂舞的专家们想不到的。
没有行政和决策经历的人不懂受资源约束的味道,不懂得利益取舍的艰难。他们喜欢逞廉价的口舌之爽,博得眼球,得到恩宠,便是成功。
每当看中国砖家们的言论,我都会庆幸一下:幸亏他们只是口炮党,而不是执政者。但不幸的是,这些口炮党有时充当着新政策的试水工具。
有些中国砖家看上去满腹经纶,却是毫无用处,但他们特别喜欢高举爱国的大旗为自己博眼球。而我判断一个人是否爱国的标准不是他的言论,而是他的言论是否基于客观事实,其行为的结果是否对国家整体和长远有利,是否对于大多数民众有利,敢不敢为民发声。
历史上曾经有许多慷慨激昂的爱国者最后成了卖国贼,而历史书上的许多卖国贼今天回头再看却是能够为国担当的人。
甲午战争前,清廷里有一大批主战的文人清流派被称为爱国者,而反战的李鸿章被骂作卖国贼。这些清流派都是道貌岸然的口炮党,站在爱国的道德制高点上对主张避战的李鸿章进行严厉批判。但只有李鸿章知道战争必败,以及战败带来的严重后果。
甲午战争战败后,这些清流派又把罪责推到了李鸿章的头上,恨不得杀了他以平皇愤。却又是李鸿章出使日本去谈判,通过自己的努力把甲午战争的损失降到最低。
清流派和李鸿章,到底谁才更爱国,谁才是专家?
所以,我心目中的专家首先是有独立人格的人,有独立思想和批判思维的。他们了解事实,捍卫常识,敢于追求真相;他们不唯上,不欺上、更不瞒下、不欺下;他们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和严谨的学风;他们是懂得为国为民权衡利弊、能作出理性选择的人。
我相信中国有这样的专家,只可惜能够在网络上发声的专家实在太少。于是,砖家遍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