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2020年特朗普等美国政要鉴于国庆节期间疫情积重难返而被迫低调走秀之际，《华盛顿时报》刊文爆料美国对华强硬政策及其内容实际上主要是由其国务院的一个以华裔学者为关键角色的“中国班”制定的，担任这个关键角色的曾经的中国人是20世纪80年代东欧剧变期间赴美留学后担任美国海军学院教授的余茂春（英文名Miles
YU），1962年生于重庆，1979年就读于南开大学历史系。
据他自己称，他在南开大学就读期间有几个美国“富布莱特学者”（“富布赖特科学奖学金计划”是美国与150多个国家的学术交流计划，始于二战尾声，但一直没正式登上台面。2006年美国务院举行“大学校长会议”，美国副国务卿休斯宣布计划将是美国2007财年预算中“科学交流计划”的一部分，旨在通过教育、文化交流增进美国人民与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该计划由参议员富布莱特提出，1946年通过富布赖特法案，以后又因通过1961年教育文化交流法而得以加强，富布赖特奖学金的申请者须有学士学位并提交一年内能完成的学习计划或项目报告）在南开大学交流教学，彼时里根鼓吹的“美国代表着地球上人类最好的和最后的希望”的理念促成了他去美国寻找“新生活”的决心。
余茂春1983年南开大学毕业后到宾夕法尼亚斯沃斯莫尔学院求学，1985年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1994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入美国海军学院任教，现任该校“东亚和军事史教授”并兼任蓬佩奥的“中国政策和规划首席顾问”，特朗普班底鼓吹美国对华强硬政策的“首席中国问题专家”。 余茂春曾与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史迪威组建由“对中国理解深刻的现实主义学者”组成的“中国班”，其中包括在香港出生的普林斯顿大学电子工程专业教授蒋濛等华裔。余茂春是这个班底中的关键人物，帮助蓬佩奥与史迪威制定乃至实施特朗普在”美国优先”原则指导下的对华强硬政策的华裔智囊“一把手”。
美国对华政策认识的一个重大不足是其建制派精英没能正确评估北京的弱点或脆弱性何在，美国对华政策主要是通过基于预估中共对美国的愤怒程度而不是以什么最符合美国的利益来制定的，这就导致美国建制派经常会屈服于“中共的虚张声势”，美国的此类做法是对中国策略的根本误解，因为中共最擅长于将国内舆论的愤怒程度推高到顶天水平，然后看美国如何反应，不幸的是美国经常被中共的策略牵着鼻子走，直至通过调整对华政策安抚中共的“虚假愤怒”，进而避免与中共展开“想象中的、夸大的直接对抗”，但美国没能意识到其对中国的重大影响与现实优势，其实中国是害怕来自美国的对抗反华强硬声浪的！
余茂春在特朗普外交团队中的关键地位是美国调整对华“绥靖政策”的一个重要表现，蓬佩奥主导的美国外交政策能让一个后入籍的中国学者在对华政策制定过程中承担如此重要关键的角色，至少足以证明美国对中国的遏制与围堵正在向更深的层次与领域推进。当年骆家辉作为第一位华裔美国驻华大使曾靠一张华人的脸蒙蔽了不少中国公知，误以为美国的华裔政客会致力于改善中美关系。美籍华裔“中国末日学者”章家敦的“中国崩溃论”在中国大陆早已臭名昭著，误导了美国对华政策二十多年而效果乏善可陈。现在横空出世的余茂春对中美关系的危害性较之于上述两位显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未来他还将对美国的很多对华政策产生更重要的影响。
美国对华步步紧逼的挑衅套路本该是出自声名显赫的班农、纳瓦罗、蓬佩奥与博尔顿之流，但让中美关系空前风雨飘摇的其实反而是余茂春式美籍华裔“中国通”！反特朗普的美国建制派暗中操盘的《华盛顿邮报》不惜“家丑外扬”，让中国恢复高考后被“天之骄子”一般无比重视培养的留学生余茂春原形毕露。追根溯源，美籍反华智囊余茂春到底是怎样炼成的？
第一，辜负祖国培养。1979年，17岁少年余茂春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1983年毕业后赴美求学（那个年代大部分属于公派），先后获得宾夕法尼亚斯沃斯莫尔学院硕士学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学位，毕业后在任教之余兼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中国政策和规划首席顾问”！在美国的高校里任教的科研人员对那个年代的出国留学生来说并不意外，但余茂春的特殊之处至少有两点。一是美国海军学院属于军方院校，除非特别原因不会让中国大陆留学生留人教职，因为美籍华裔学者美国军方的院校任教职很容易触及军方的机密信息；二是美国军方院校的教职意味着务须参与涉及军事的课题研究，包括针对“敌对国家”的情报分析。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就是美国制造新自由主义信徒的大本营，曾被其豢养的盘踞印尼长达四十年的“伯克利黑帮”与贻害拉美的“芝加哥兄弟”都是美国为培植买办代理人的策源地，南开大学历史系呢？余茂春不是主攻经济学的博士，但在伯克利分校那样的氛围中也耳濡目染了某种特殊癖好，这也是他被美国军方大学看重的缘由，被中国“名校”公派留学后留美并从政反华，现在中国的有关部门是不是肠子都悔青了？中国的少数“名校”会否及时“止损”？
第二，赴美绝非心血来潮。余茂春自称在南开大学就读期间受到几位美国“富布莱特学者”与里根鼓吹的“美国代表着地球上人类最好的和最后的希望“的理念的影响，可见他赴美追求“新生活”绝非一时冲动。据美国建制派操盘的很多媒体报道，余茂春早就呼吁美国政府调整对华政策，但一直没能得到美国往届政府的重视。特朗普上台后以民粹主义手段推高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负面认识，余茂春对美国遏制中国的措施建议终于与美国的鹰派官僚沆瀣一气了。特朗普将中国重新定义为“最重要的战略对手”，蓬佩奥曾任中情局局长，抹黑造谣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原来还有这么个“内行”，余茂春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尤为突出，到底是南开大学的什么样的“历史学”教育让余茂春如此丧心病狂地辱华反华？
第三，若干反华诡计。蓬佩奥搭建的鹰犬班子里不止余茂春一个华裔，此类华裔干过的专门危害祖国的勾当何等无耻！美国参议院、美国众议院、美国国务院都有专门针对中国的“工作小组”，尤其是美国国防部竟然早在2019年就设立了专门针对中国的副助理部长。在美国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邀请美国代理防长沙纳汉与美军参联会主席邓福德参加的2020财年美国国防预算听证会上，二人蓄意夸大中国的国防预算而渲染中国的“军力威胁”。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各部每周都要召开例行会议协调涉及中国的行动。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史迪威曾公开表示，余茂春是美国国务院定期战略会议的关键人物。
余茂春对美国下列对华政策有过重大影响：
一是导致美方限制中美人文交流。余茂春竟然妄言中共通过利用美国的民主开放与政治交流争取了很大一部分美国精英通过资本或智囊的游说影响美国对华政策。事实上，美国数以百计的基金会（包括“富布赖特科学奖学金计划”）渗入中国，有的甚至嚣张到公然与中国官方机构联合发布“学术”报告的程度。
二是渲染或企图制造中共与中国人民的离心离德。余茂春曾扬言美国政府最大的错误是没能区分或充分表达中国人民与中共的差异，谎称中国人民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狂热追求与政治上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漠不关心早已是普遍现象。事实上，美国的政策文化精英经常将此类狂热追求与马列主义教条混淆起来，尤其是蓬佩奥在最近的讲话中特别将中共与中国人民分别开来，认为中共而非中国人民才是中美双边关系的关键问题。
三是贩卖美式自由主义。蓬佩奥将余茂春视为其团队政策制定的核心成员，认为他在如何应对中共挑战以保护美国特色自由主义方面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建议。事实上，成千上万的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学习政治经济法律等各类人文社会科学，回国后很多人身居要职而改变了很多传统外交的理念与行为，不可能只是影响自然科学农业医学等领域，中美两国到底是谁在影响谁？
四是煽动美国肆意挑衅或强硬对抗中国。余茂春认为中国是害怕来自美国的对抗声浪的，因此竭力鼓吹美国反华肆无忌惮。事实上，中国自中美建交以来从未主动挑衅美国的利益，更无任何取而代之或挑战美国霸权的意愿，余茂春这种荒诞的贼喊捉贼伎俩不可不谓用心险恶。
五是捏造或虚构所谓的中国盗窃行为。余茂春一直警告中国有系统地对美商业盗窃乃至科技诈骗，导致蓬佩奥在公开讲话中渲染中国的所谓网络攻击、盗窃知识产权，蓬佩奥本身就以撒谎欺骗为能事，余茂春这种小人在背后的扇阴风点鬼火更是“居功至伟”！
事实上，二者是典型的一丘之貉臭味相投，美国的国家安全副顾问波廷格甚至称赞余茂春是一个对冷战与美中苏关系有清醒认识的华裔学者，能清醒地认识到文化与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战略制定过程中的重要性。
余茂春煽动美国对培养自己的祖国如此痛下杀手，不是华人败类还能是什么？煽动美国污蔑抹黑妖魔化自己祖国同胞的美籍华裔学者算什么东西？章家敦之流喊“中国崩溃论”二十多年的确给了美国政客不少聊以自慰的安慰剂，用金灿荣教授的话说则是无意中成就了中国的韬光养晦外交战略；骆家辉阴谋败露后不得不提前终止大使任期，成天撒狗粮秀恩爱的“美满家庭”刚回到美国就离婚散伙了。余茂春式汉奸的危害渲染要远远大于其他两个恶棍，其阴谋诡计贻害的不仅是自己的祖国，误导其美国主子之后也迟早会人走茶凉而晚节不保！
通过南开大学教授任东来的《一个了不起的铺路架桥者》一文不难推断余茂春“师承”何人：
“在杨生茂的直接帮助和推荐下，他在80年代培养的三位硕士研究生王心扬、余茂春和徐国琦先后赴美留学，并在90年代分别从耶鲁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和哈佛大学获得了历史学博士，成为最早的一批从美国名校历史系毕业的中国大陆研究生。”
杨生茂又是“何方神圣”？南开大学教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顾问、中国美国史研究的重要奠基者之一、美国外交史研究的一代宗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1985-1991)、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世界史组成员(1986-1990)，等等。1917年生于河北省涿鹿县，7岁入私塾，11岁入高级小学，1931年入宣化初中，1934年入北平高级中学，1938年至1941年就读于司徒雷登任校长的燕京大学，1941年秋赴美学习，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1941-1944年）、斯坦福大学研究院（硕士，1944-1946年）读书，1946年回国，1947年到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1956年被评为副教授，1961年晋升教授。曾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代主任(1949-1950)、世界史教研室主任(1957-1964)、历史系副主任(1962-1964)、美国史研究室主任(1964-1984)等，兼任历史系学位委员会主任(1985-1988)、南开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1985-1988)、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1985-1991)、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世界史组成员(1986-1990)、《美国历史杂志》国际特约编辑（1992-2010）、《外国历史小丛书》编委、《历史教学》编委（1951-2010）、《博览群书》编委（2003-2010）、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与顾问、中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世界近代史学会学术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等等。1959年起招收世界近代史研究生，1978年起招收美国史硕士研究生，1984年被认定为博士生指导教师。据说杨生茂曾“支撑着当前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半壁江山”，所获奖励有天津市总工会劳动模范（1961年）、天津市总工会“七五”立功奖章、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84年、1991年）、天津市研究生教育学会优秀论文三等奖（1987年）、国家教委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1988年）、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中国图书奖”二等奖（1990年、1991年）和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证书（1991年），等等。学术观点主要是：历史认识具有相对性，但相对主义是与绝对主义相通的；具有良好的社会效应才是优秀著作；优秀著作应吸收中外已往的优秀研究成果，应答当前社会提出的问题，启发对未来的思考；对外来文化应鉴别吸收，“全盘吸收”观念同“固步自封、”“妄自菲薄”观念一样都是蒙昧的表现；尽管外交决策受到种种易变因素的影响甚至左右，但经济因素是决定国际关系的终极因素；经济是外交决策的基础，政治是实现经济目标的手段，外交策略口号服务于政治要求；外交政策实质上是内政政策的延伸；只要国家这一现象存在，外交政策总是服务于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但一意追求损人利己的沙文主义对外政策会无视权力的极限，陷入霸道主义强权政治的自我损毁的深渊。他曾与张芝联、程秋原合编《世界通史•近代部分》、《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美国历史百科词典》，曾获“中国图书奖”、“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天津市劳动模范”，等等。如此学富五车载誉而归且“桃李满天下（主要在美国）”，尤其是教出余茂春这样的“优秀”毕业生，中国其他“名校”师生当如何看待此类同行？！
至于鼓吹杨生茂的南开大学教授任东来，1961年生于吉林长春，1982年、1985年、1988年先后从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获得历史学学士、国际关系法学硕士与世界史博士学位，是中国大陆第一个美国历史研究方向的博士学位获得者。1988年起任教于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1990年被评为副教授，1998年晋升教授。1999年获得南京大学首届华英文化教育基金会出国访问进修奖，2002年起担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2003年起担任南京大学世界史专业博士生指导教师。1992年起以高级访问学者或客座研究员身份先后前往美国、挪威、意大利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大学与研究机构访学。除了在《历史研究》、《美国研究》、《世界历史》、《抗日战争研究》、《欧洲》、《战略与管理》等刊物发表一系列外交史或国际关系领域的学术论文，任东来还曾以“东来”的笔名在《书林》、《读书》、《博览群书》、《南方周末》、《学术界》、《社会科学报》、《世界知识》、《联合早报》（新加坡）等报刊发表学术评论或国际评论，2002年起为《南方都市报》撰写每周一期的国际评论专栏。其公开出版的著作有《最有权势的法院：美国最高法院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小视角下的大历史》（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年）；《在宪政舞台上：美国最高法院的历史轨迹》（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政治世界探微》（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宪政历程：塑造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当代美国：一个超级大国的成长》（主编，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美国对外政策史》（合著，人民出版社，1991）。“拔出萝卜带出泥”，从任东来到杨生茂再到余茂春，中国“名校”的“名师”是怎样发迹的？物以类聚使然！
看看南开大学“优秀”毕业生余茂春的“历史学著作”何等雷人吧：
Routledge
Handbook of Chinese Security (Routledge Pub， UK， June
2015），ed， with
Lowell Dittmer
New
Interpretations in Naval History：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Fifteenth
Naval History Symposium (The Naval Institute Press， April
2009)，ed.
The Dragon’s War：Allied
Operations and the Fate of China， 1937-1947 (The Naval Institute Press， August
2006）
美国间谍在中国——美国档案馆绝密档案（香港、纽约：明镜出版社，1999年7 月）
OSS IN CHINA：Prelude
to Cold War（New Haven and London：the Yale University Press， March
1997）
余茂春早在南开大学就读期间就认为学习辩证唯物主义与“教条主义的历史叙述”是浪费时间，在美国任教后曾接受华盛顿时报的采访，自称经历了“疯狂的文革时代”，尤其是“激进革命的暴力荒谬和意识形态上的尖叫，对生命、社会信任和公共道德的破坏以及对任何西方或资产阶级的仇恨”颠覆了他的“童年最纯真的认知”。蓬佩奥认为，余茂春在“共产主义中国长大，理解民主和独裁的区别，并在这一点上比任何人都能更好的进行解释。”
余茂春本人对美中两国的学说的确也有深刻的了解，从学术乃至政策实践的角度推动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史迪威甚至将余茂春视为美国的“国宝”、特朗普外交团队的“宝贵资源”。由于余茂春之类的美籍华裔反华学者变本加厉的摇唇鼓舌，美国未来对华政策将会给中国的外部环境造成更多障碍，中国对美外交也必须及时根据这种变化及时作出相应的反制策略。 多年读史的经验告诉我，读史一旦钻进牛角尖就会用显微镜看待“历史遗留问题”而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尤其是会对历史虚无主义那一套小资产阶级历史观失去免疫力。当然，在这个领域有免疫力护体的才有可能是真正有强大气场的国之重器。比如同样是历史系本科出身的钱三强，1936年大学毕业时抗日战争已在眼前，他觉得学理工科而不是历史虚无主义更有可能精忠报国，于是改学物理学专业留洋深造而直至跻身于新中国“两弹一星”元勋之列。
回到历史虚无主义的国家视角，哪个国家诞生之初不曾猥琐发育野蛮成长？包括现在被街头暴乱推倒雕像的美国开国元勋们，哪一个不曾有过难逃历史局限性的“不当”（其实只是用现在的眼光去审视才显得过时了）言行？更毋庸说普通人的莘莘学子历程了，玩世不恭未必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寒窗苦读心路历程，但至少青春叛逆都是不同程度地绕不过去的。谁会因为自己当年的少不更事而对自己中老年高深莫测的“蜕变”全盘否定？更毋庸说大到一个国家的草创乃至开疆拓土了，何况是经过战争或革命而凤凰涅槃的全新国家？对一个人吹毛求疵并不难，对一个国家吹毛求疵就更容易“罄竹难书”了，但国仇大于家恨，吃里扒外的秦桧、汪精卫式政客无论怎样被公知翻案都挣不脱历史的耻辱柱，这才是货真价实且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正确”。当年汉朝太监中行说帮匈奴单于设计的细菌战害死了一代名将霍去病，古今中外的历史教科书对其汉奸角色的盖棺定论罕有歧见，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更有戈兰伐甘式“铜头蛇”被盖棺定论为“美奸”，余茂春乃至杨生茂、任东来之类的“历史学家”当如何提前为自己在历史教科书上的盖棺定论“量身定做”？无论革命还是割据，无论内战还是国际战争，胳膊肘往外拐调炮往里揍的内奸都是不可能衣锦还乡的，除非中国这种昔日的半殖民地甘心被殖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