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1年7月，当英美封锁禁令传来之后，面对全民的恐慌，一位日本经济学家切腹自尽，因为他曾向自己的国家保证，英美绝不会这样做。
通过这几天的文章，我发现一个令人忧虑的问题，那就是中国民众根本没有对美开战的思想准备，大多数中国人虽然急欲挑战英美的霸权，但却缺乏昭和时代日本人的战争决心，或者说他们试图在正面挑战英美的同时，却幻想英美不敢对中国施加类似于1941年7月日本那样的残酷制裁，实际上，这样的思维是站不住脚的。外交问题上，最容易酿成不可挽回错误的思维就是，总是倾向高估自己的胆量，同时刻意低估敌人的决心，特别是面对的敌人比自己更强大（或者敌人认为自己更强大）的时候，尤为如此。
从去年开始，我就常常推荐很多体制内涉及外交部门的朋友，多多阅读《通向珍珠港之路》、美国驻日大使格鲁的《使日十年》、日本前外长重光葵的《外交回忆录》和《中日战争中的日英关系》这四本书，目标不是为了了解历史，而是为了避免与美国的战争，如果我们真的想避免与西方战争的话。
在这四本书里面，集中阐述了外交工作的细节。即一个在远东无可置疑的霸权国家日本，如何勇猛地激起遥远的英美不远万里与之决裂，并走向战争？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对这些外交细节的记录，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华盛顿最亲日的商人如莫拉曼、政客摩根索如何一步步从维持对日贸易变成了力主对日禁运的强硬派，伦敦那些最亲日的外交官，如西蒙、克莱琪，如何从日英亲善的拥护者，最终变成对日战争不可避免的鹰派？
我们绝不能将这一切外交灾难的源头归结于日本精英的无能和傲慢，实际上，日本精英并不愚蠢，无论是他的军部领袖，还是他的外交官，都是当时一等一的精英。近卫是日本贵族精英中最优秀的人才，西园寺最杰出的学生；佐藤贤了、白鸟敏夫从小都是顶级学霸，智商超人；松冈洋右学贯中西，闻名东洋。这些人没有一个是蠢材，放在今天，都是清华北大哈佛耶鲁最顶级的人才。
然而，即便如此，日本外交在他们的领导下依然在1941年7月走向了对美战争的边缘，最终不得不硬着头皮走向珍珠港。
我们也绝不能将英美政客视为战争疯子，蓄意挑起战争，以毁灭日本，实际上，无论是丘吉尔，还是罗斯福，他们都极端害怕与日本的战争，他们恐惧对日战争，但他们依然走向了战争。所以，双方对战争的恐惧并不足以避免战争——而且需要指出的是，哪怕是到了1941年，英美政商界都真的很想在东亚跟日本做生意。
“我向您保证，大英帝国绝无与日本开战的企图，英国人民对日本人民始终抱有如一的深情，请您务必转达我的善意。”
——1941年温斯顿丘吉尔接见日本驻英国大使重光葵
“对日外交的任何行动，都必须以避免战争为第一要务”
——1941年3月，美国国务卿赫尔致电霍恩贝克
然而，历史的渊流比任何人想的都要快，也将超出任何人的主观祈愿。
1937年11月，在布鲁塞尔讨论日本远东问题的会议上，美国是最不愿意得罪日本的；但到了1938年底，当武汉战役胜利后的近卫内阁宣布在中国建立大东亚新秩序时，美国就开始向蒋介石政府发出第一笔贷款，首次站向了日本对立面；1939年，当日本军队占领海南和南海岛屿的时候，美国宣布废除日美通商条约；1940年6月，当日本外长广田宣布对南洋享有天然权利时，美国发动了对日本第一次禁运；1941年7月，当日军进入印度支那时，英美对日本发动了海上石油禁运和资产冻结——当对美谈判无法成功之后，日本最终发现，他只能走向战争。
从1937年11月美国在中国问题上对日友好，到1941年11月南云舰队驶向珍珠港，历史洪流的改变需要多久？不多，四年而已。
这些年来，我翻看昭和日美外交史的时候，常常最想探明的就是最终迫使日美走向决裂的那个节点——譬如美国、英国、荷兰、中国如何在1940到1941年建立扼杀日本的ABCD联盟的？以及哪项事件促成了这个原本只有对话机制的架构变成了实际军事外交协调？更重要的是，哪项事件促使英美下定决心不惜巨大代价发起对日本的毁灭性禁运？——要知道，英美对日石油禁运后，英国远东油企、荷兰印尼油企、美国西海岸油企几乎全部濒临破产，并面临着日本海军的攻击，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经济自杀。
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我知道，今天的中美贸易谈判，绝不同于20世纪的八十年代的日美贸易谈判，当前的中美交涉，实际上类似于1939年7月-1941年12月7日之前的日美交涉——也就是说，当中美关系越过某个节点后，就必然会面临类似于1941年7月的日美间巨大制裁风险，即双方将不惜一切代价打击对方，最终不得不走向战争。中国必须有这个危机意识，绝不能像当年昭和精英那样妄认为不可能发生，那是和平人在准战争时代里极端幼稚的认知。
1938年8月24日，日本顶级经济外交智库专门在《日本经济年报》（第38集，162-165页）撰文中分析了美国对日本大规模禁运的可能性，基本反映了当时日本社会对此的乐观预期，这篇文章认为：
日本进口乃是美国加州原油企业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对日禁运将严重伤害当地经营者的收入；西太平洋沿岸大批废铁销售企业纯粹依靠日本的订单维持，对日禁输将激发他们的强烈不满；至于日本对美出口的主要商品之一生丝，美国也无力禁运，因为其国内企业短期内不可能找到替代国，禁止输入会迅速伤及美国制袜业者，这是劳工密集行业。在日方看来，这些禁运都会造成极为不利的选举影响，另外，日本智库还认为，即便美国禁止输入，日本还可以找到第三国转运。
1940 年 3 月 23 日，针对美日无协议后的贸易情势，时任日本首相的知美派米内光政发表公开讲话，他表示：“美日两国的经济分离和相互禁运对双方都是一个极端严重的问题。如果走错一步，两国就都要面临危险。我不相信美国会冒险对日本实行全面禁运。”
当年的日美谈判实际上也分为两次，1939年7月美国废商约到1940年正式废约，双方主要进行的是经贸谈判；从1941年7月美国对日本全面禁运封锁和冻结资产后，日美进行的主要是政治、军事、经贸谈判，此时经贸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经贸问题，而是与政治、军事问题挂钩，美国提出了更为苛刻的条件，经贸问题与政治军事捆绑。
这与中美交涉其实是很相似的，未来，无论美国政府谁上台，我相信中国都会与美国进行新的谈判，但这次新的谈判将与2018-2019年的谈判完全不同，经贸问题将会政治、军事问题挂钩，谈判的艰难必将倍增，谈判失败的后果也将更严重。
当然，我并不认为，当前中国一定越过了“南印度支那的外交节点”（指日军1941年7月进入印度支那南部，迫使英美对日本进行海上石油禁运和资产冻结，日本不得不在屈服与战争中抉择），但是，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那就是中美外交，离这个风险点并不遥远。
冻结中国资产这个选项，在当前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建议并被讨论，这就证明这不是一个空洞的威慑。
在1940年2月，关于英美荷三国对日本发起海上石油禁运，当时来看，主要有三个难题：
第一，大量英美荷油企将会破产，商界强烈反对；
第二，荷兰人不愿意参与，恐惧日本攻击；
第三，英美不想与日本开战。
这三个选项在当时日本社会广为熟知，也确实是事实，并极大阻滞了英美荷采取行动。但是，到了1941年7月，这些阻碍就全部被克服了。英国驻美大使法里汉克斯的回忆录集中记录了当时英美对日本毁灭性制裁是如何决定的。说来令人讽刺，美国财长摩根索和法里汉克斯吃饭，席间，摩根索嘲讽英国人对日本的妥协，并哀叹蒋介石的困难，法里汉克斯反讽道，你们美国人不也在向日本出售石油吗？摩根索沉默了一会儿，说道，“我们将切断日本人的动脉”。两天后，当英美施压荷兰人参与后，列强石油制裁令颁布，同时冻结了日本的所有资产。
由于这条法令是突然袭击，而且此前罗斯福还专门强调美国不会对日本进行海上石油断绝，结果却是如此令人意外，整个日本社会陷入恐惧，按照美国大使格鲁的说法，每天前来求情的日本军政官员几乎踏破了驻日大使馆的门槛，某位日本海军将领甚至害怕得当场颤抖哭泣，是啊，一个天真傲慢的民族即将不得不在耻辱与灭亡中做出选择，军人的哭泣又能改变什么呢？
当历史走到这个时候，昭和男儿如果不愿意放弃大国雄心，那么除了走向珍珠港，已经没有其他出路了（与日本不同的是，苏联在美国的大规模禁运下，没有选择战争，而是放弃了统帅世界的雄心，走向了崩溃）。四年，改变世界足够了。说起来，从2016年到现在，时间也不短了。
日本不幸的教训是什么呢？当从2018年到今天，这么多事情发生后，就绝不要太天真，绝不要以为不可能，绝不要认为英美很仁慈，绝不要认为英美很胆怯——历史将会无情地嘲讽并打脸这种想法，1941年7月，当英美禁令传来之后，面对全民的绝望，一位日本经济学家切腹自尽，因为他曾向自己的国家保证，英美绝不会这样做。
在走向珍珠港的前夜，我们必须意识到战争是可以爆发的，不是我们愿不愿意，而是我们不得不。珍珠港不是一个空洞的历史概念，而是存活在现实中的某个节点，她必须寄存在我们的头顶，如同一柄悬剑。无论是为了战争，还是和平，她都能带给我们无尽的帮助。
那一次，大和民族选择了拔剑奋起，虽然他们灭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