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20年2月3日24时，国家卫健委收到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20438例，现有重症病例2788例，累计死亡病例425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632例，现有疑似病例23214例。笔者将上述2月3日全国累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20438例与1月21日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累计确诊病例440例对比，14天内增长了45.5倍。
2020年1月30日，世卫组织针对中国和世界疫情形势正式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定性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根据世卫组织的官方定义，意味着这一始于中国武汉的疫情已经威胁世界各国的公共卫生安全，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响应。世卫组织突发事件委员会为此采取了重要的应急举措和布置。而继武汉和湖北省一些城市“封城”后，全国“封地”、“封村”现象频现。这些极端措施的采取和极端现象的发生也从一方面说明疫情形势的严峻和人们对这种严峻性的激烈反应。所有这些都源于2020年20日以后武汉市疫情的爆发。那么，当初武汉市疫情是如何爆发的呢，谁该为武汉市疫情的爆发蔓延负责？
让我们梳理一下武汉市疫情爆发的前前后后（综合《第一财经》杂志网络媒体及其它媒体提供的相关资讯进行梳理，个别日期和事实可能有出入）：
2019年12月8日，武汉市首例感染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患者发病，此后患有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的人数逐步增加。
12月30日，社交媒体上流传一份据说是武汉市卫健委发的《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该文件显示，武汉市部分医疗机构陆续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人，要求各有关医疗机构做好医疗救治工作。
12月31日上午，《第一财经》杂志记者从武汉市证实确有其事，便率先作了公开报道。当日下午1时，武汉市卫健委对外正式发布第一则通报。通报称：近期部分医疗机构发现接诊的多例肺炎与华南海鲜城有关联，已发现27例病例，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当日武汉市政府公告称：共发现27例病例，其中7例严重，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发消息称：“目前病因尚未明确，不能断定是网上传言的SARS病毒”。
多角度披露的资讯综合表明：2019年12月底或之前，有8人在网上发布或转发了类似“非典（即SARS。下同）”或已确诊为“非典”的不明肺炎的预警信息，武汉市警方以传播谣言为由对他们进行训诫或警告性批评，内中涉及几位医生（也有媒体说都是医生），如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李文亮受到警方书面训诫，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肿瘤科医生谢琳卡受到警方电话批评。
2020年1月1日，武汉市卫健委无不明原因肺炎情况通报。当日17时38分，武汉市警方通过官方微博或微公号（“平安武汉”）专门就上述8人在网上发布或转发“非典”或已确诊为“非典”的不明肺炎信息被传唤处理之事予以公布。公布资讯开头便以括号文题形式称：“8名散布谣言者被依法查处。”接着说：“近期，我市部分医疗机构发现接诊了多例肺炎病例，市卫健委就此发布了情况通报。但一些网民在不经核实的情况下，在网络上发布、转发不实信息，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公安机关经调查核实，已传唤8名违法人员，并依法进行了处理。”警方又特别提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在网上发布信息、言论应遵守法律法规，对于编造、传播、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行为，警方将依法查处，绝不姑息”。
1月 2日，武汉市卫健委无不明原因肺炎情况通报。
1月3日，武汉市卫健委第二则通报称：截至当天早上8时，共发现符合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诊断患者44例；初步调查表明，未发现明显的人传人证据，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
1月5日，武汉市卫健委第三则通报称：截至当天早上8时，我市共报告符合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诊断患者59例；初步调查表明，未发现明显的人传人证据，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
从2019年12月31日到2020年1月5日，6天时间内武汉市卫健委三则通报显示的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诊断患者增加了1.2倍。
1月6日至1月10日，武汉市召开 “两会”。 期间武汉市卫健委无通报。
1月11日，武汉市卫健委第四则通报称：“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原体初步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初步诊断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41例；又称自1月3日以来未发现新发病例；并再次申明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
上述1月5日武汉市卫健委第三则通报显示的是共报告符合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诊断患者59例，1月11日通报和1月5日通报两相比较，减少了18例。
1月12日、1月13日、1月14日、1月15日、1月16日连续5天武汉市卫健委通报的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依然停留在1月11日的41例，没有1例新增。但不再提“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代之称“密切接触者中，没有发现相关病例”（这句话说白了就是：密切接触者中，没有发现人传人的现象）。期间1月14日有一插曲，在当日一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知识问答中，武汉市卫健委称“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云云。也是1月14日，多家媒体记者前往武汉市金银潭传染病专科医院采访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疫情时，被武汉警方干涉，警方不但要求记者删除新闻素材，而且将记者带走扣查、盘问几个小时。
1月17日武汉市卫健委无通报。1月10日至1月17日，湖北省召开“两会”。
1月18日凌晨，武汉市卫健委通报称：截至目前，我市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45例，新增4例（比11日的41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密切接触者中，没有发现相关病例。但泰国、日本各通报诊断1例来自武汉市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18日当日，武汉市百步亭社区举行了第20届“万家宴”。
1月19日，武汉市卫健委通报称：截至1月17日24时，我市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62例，17日新增病例17例。这实际上等于补充报告了以前未报告的17日新增病例。通报仍称密切接触者中，没有发现相关病例。
1月20日，武汉市卫健委通报称：截至1月19日22时，我市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198例，18日和19日新确诊病例136例。这实际上等于否定了上述18日和19日的通报，使病例迅速上升。通报仍称密切接触者中，没有发现相关病例。当日武汉市有关方面向市民开放20万张文化旅游惠民劵免费预约。当日下午，湖北省应急管理厅举办了春节联欢会。当日晚，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接受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出现人传人现象，一些医务人员也被感染。
1月21日，武汉市卫健委通报称：截至1月20日24时，我市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258例，新增病例60例。当日，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称“超级传播者可能已经出现”，说公布的（未说公布主体）15名被感染医护人员中，14人是被同一病人传染的。随后武汉市市长周先旺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承认：1个医生、13个护士被感染了；但他强调交叉感染出现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脑神经外科，而不是传染科，说是因为脑神经外科忽视了病人入院之前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该院脑神经外科一位医生坚决否认“忽视”之说，说实际情况是一发现该病人异常就积极上报，并在院感办、呼吸科、传染科专家指导下进行隔离、消毒和治疗。该医生还澄清说感染的14个医护人员有10名是神经外科护士，还有小儿外科、妇科、心外科、心内科4名医务人员。该传染病人叫赵军，1月15日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后，按要求立即转诊至武汉市金银潭传染病专科医院。但如上所述1月16日到1月20日的武汉市卫健委通报一直坚称“密切接触者中，没有发现相关病例”。另一位医生后来回忆说：疫情开始时，武汉市的策略就是冷处理。医院通知在没有单位授权的情况下，不允许私自在公众平台谈论病情，不允许私自接受媒体采访，不仅仅是对临床系统这样要求，“整个就不让说”。医生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一再嘱咐就诊患者买口罩、戴口罩。从当日（即1月21日）起，国家卫健委开始组织统计通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数据，湖北省卫健委组织统计通报包括武汉市在内的数据。
1月22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国家卫健委有关负责人在回答近日病例增多时说：近日病例数量变化较大，与我们对疾病的认识不断加深、完善诊断方法、优化并向全国下发诊断试剂有一定关系。按此回答，好像病例是仰仗认识加深、诊断方法完善、向全国下发诊断试剂才增多的。实际情况应当是由于先前认识不到位、诊断方法落后或不当、缺乏必要的诊断试剂，使事实上存在的病例没有得到及时发现。会上有记者言，有一家英国大学研究表示，根据流行病学研究，预计有2000人在中国受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该记者问有没有预测过，现在有多少感染人群还没有得到治疗？中国疾控中心负责人回答说：这位科学家（指英国大学的科学家）的计算结果我看了，是一个数学模型。您说的数字（即2000人受到感染）是他算出的数字区间最大数。大家知道，认识任何一个新生事物，尤其像这样的病毒，一定是“事实是事实，知识理论是理论”。我们欢迎大家提出各种模型，其实现在也出来很多模型。但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并不是这位科学家计算的模型情况。但5天以后即到1月27日，全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确诊病例就达到2744例。还有记者问，当年SARS（即非典。下同）产生了超级传播者，导致了疫情的急速加重。昨天报道称感染14名医护人员的超级传播者已经出现，会不会由于这个病毒变异已经出现了超级传播者，从而引起疫情大面积爆发？这次疫情是否会演变成另外一场SARS？中国疾控中心负责人回答说：我们对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处于一个不断认知的过程中，不断地积累对它的知识。我们还没有证据说已经有了您提到的超级传播者。我们特别关注您提到的这种可能出现的超级传播者。这是我们防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但说了这话不到一周，武汉市和湖北省的疫情就大爆发，实际上很快就演变成另外一场SARS或规模来势超过当年的SARS。人传人或者说超级传播显然是很重要的原因。
1月23日武汉市卫健委答问中称：截至1月22日，密切接触者出现发热异常症状者46人，排除10人，疑似病例1人，还有待排除35人。武汉市卫健委终于首次直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人传人问题了。
直到1月24日（大年三十），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达到572例，比1月11日——1月16日通报的41例增长了12.9倍，比1月21日通报的258例增长了1.2倍。同日下午，正在武汉采访的财新记者王和岩发了一条朋友圈，称自己和同事为了核实一家医院医护人员感染疫病的情况，辗转联系了数名医生，均被告知疾控中心有令，医护人员不得接受媒体采访，不得对外泄露疫情。
1月25日（大年初一），武汉《长江日报》旗下的新媒体“人民湖北”发表题目为《你的每一句谣言，都在制造无谓的恐慌》的文章。文章竟要求对网上转发分享的一切信息都能够求证（这实际上比登月还难），言外之意就是凡不能求证的信息都不能转发分享。并严厉指责谣言，称它比瘟疫危害更大，伤害更持久，决不能放任不管。同日还发生了湖北某报资深记者因微博受处分之事。
1月29日，中国疾控中心、湖北省疾控中心、香港大学等单位有关专业人员共同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了题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在中国武汉的初期传播动力学》的论文（中国疾控中心主任应是论文牵头人）。该论文根据截至2020年1月23日上报的425例确诊病例（包括15名医护人员）做了回顾性分析，提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于“2019年12月份即在密切接触者中发生了人际传播”的观点。论文指出可能早在2019年12月中旬就已经出现了人传人的情况。
截至1月30日24时，武汉市累计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2639例，比1月24日的572例增长3.6倍，比1月21日通报的258例增长9.2倍，比1月11日——1月16日通报的41例增长了63.4倍。
通过以上具体梳理武汉市疫情爆发前前后后的过程，可以比较明确的得出以下四点：
第一，在发现疫情的初期或前期，由于武汉市和湖北省相继召开“两会”耽误了对疫情应持的重视和应及早采取的控制措施，因而丧失了控制疫情的最好时机。如上所述，1月6日至1月10日，武汉市召开“两会”；1月10日至1月17日，湖北省召开“两会”。两个“两会”前后持续了整整12天时间。期间1月6日至1月10日即武汉市召开 “两会”的5天时间内，武汉市卫健委没有病例通报情况；待武汉市“两会”结束的第二天即1月11日，市卫健委方恢复通报。当日通报初步诊断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41例，比武汉市“两会”前一天即1月5日所通报的59例诊断病例还莫名其妙地减少了18例，减少幅度30%。之后如上所述的1月12日、1月13日、1月14日、1月15日、1月16日连续5天武汉市卫健委通报的累计病例依然停留在1月11日的41例，竟没有1例新增，岂非咄咄怪事！而期间的1月10日至1月17日正是湖北省召开“两会”的时段。难怪有网文调侃说，武汉市的疫情对省市“两会”配合默契，高度讲政治。1月17日即湖北省“两会”结束日，武汉市卫健委没有病例通报。1月18日即湖北省 “两会”结束的第二天，武汉市卫健委又恢复通报，当日通报累计病例45例，比1月12日、1月13日、1月14日、1月15日、1月16日连续5天不变的诊断病例41例增加了4例。之后1月19日通报的累计病例62例， 1月20日通报的累计病例达到198例，1月24日达到572例，武汉市的疫情终于爆发并随着春运大潮向全国蔓延。期间的1月18日武汉市百步亭社区还举行了十分有利于疫病传播、十分有害于疫情控制的“万家宴”。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武汉市有关方面在省市“两会”期间压制对疫情的正常通报，但在长达12天的“两会”时段出现的非但病例没有新增还莫名其妙地比“两会”前减少了30%的怪异现象，是无论如何也难以自圆其说的。而“万家宴”的如期举办、20万张文化旅游惠民劵免费预约、有关部门迎春会的举行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的武汉市上上下下还沉浸在“两会”开完后又临近春节的这样一片祥和自得的节日气氛中，根本没有意识到疫情的凶险和爆发的逼近。及时采取有力的防控措施当然就更谈不上了。
第二，武汉市有关方面和有关部门对疫病可能带来人传人问题及其危险性的疏忽麻痹和对已传人事实的故意视而不见以致必要的控制防范缺失是造成疫情迅速扩散的重要环节和重要原因。如上所述，武汉市卫健委从2019年12月8日发现第一例病人到2020年1月20日前，在其对疫病的正式通报中一直坚持没有发现人传人的证据和现象，只是前后表达形式有一定变化而已。期间在不是正式通报的一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知识问答中，市卫健委倒是谨慎地表达了“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其表达的核心意思还是淡化人传人的问题，且使用“有限”、“持续”这些（用在这地方）不好理解的字眼降低了公众对人传人危险的感知度和明晰把握。但如上所述，期间人传人在有的（或一些）医院已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而且已上报，武汉市卫健委和有关方面不可能不知道。好在转折点发生在1月20日，当晚钟南山院士接受媒体采访时明确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已出现人传人现象，一些医务人员也被感染。钟南山院士发声的第二天即1月21日，香港大学讲座教授袁国勇也发声提出警告，随后武汉市市长周先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才承认了一些医护人员被感染的事实，但又同时托词甩责。武汉市卫健委在两天之后即1月23日才不得不直面人传人的问题。但对武汉市来说为时已晚，而且也没有采取多少果断得力的措施。导致疫情顺着人传人的链条大为扩散和蔓延。
第三，武汉市有关方面在疫情发生的初期或前期将相当一部分精力用在了控谣辟谣对付传媒和民众舆情方面，这一方面压制了本应透明的对疫情真实情况的及时无障碍报道和多渠道反映，另一方面也起到转移民众对疫情关注力的作用和耽误了对疫情及时有力的防控。如上所述，武汉市警方早在2019年和2020年交替前后就以控谣追谣为名积极介入对网民报道和转发疫情的干涉，积极介入对媒体报道疫情的干涉和阻挠，警方的行动应不是孤立的或仅仅反映了警方方面的意图。而上述有关医院和机构要求医护和其他人员不许公开谈论疫情、不得对外泄露疫情、不许接受媒体采访，以至“整个不让说”，也应不是医院和有关机构单方面对医院和医疗系统员工的要求。武汉《长江日报》所属旗下媒体所发的要求网民转发分享信息都要求证同时谴责谣言比瘟疫还可怕决不能放任不管的文章，也应不是这个媒体孤立表达的意思。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武汉市有关方面在疫情发生的前期甚至疫情已经爆发的时期更为关注和恐惧的是疫情的公开、民众对疫情的舆论和所谓的谣言。这样一种心态、做法和精力的配置又怎么指望疫情不爆发不蔓延呢？
第四，上级有关部门对疫情可能的深度发展和广泛绵延及其严重后果存在估计不足或不愿直面的问题，表现出来的总体观感比较乐观，甚至接近疫情爆发的时候仍是如此，因此难辞督促指导之责。如上所述，从国家卫健委、中国疾控中心等单位有关负责人在2020年1月22日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看，面对记者提出的诸如病例（突然）增多、感染人群数量预测、超级传播者等问题，回答时总的调门是比较乐观，对工作和所采取的措施比较自信，对疫情可能和已经出现的严重问题和演变的严重后果闪烁其词，不愿直面和正视。这种态度自然要影响到下级部门和地方，最终影响到防控工作。
但如果将武汉市疫情爆发及其蔓延的责任都归咎于有关方面和有关部门，那肯定也是不公正的。近些年中国随着成为GDP总量的世界第二，滋长了一种难以抑制的自得意满、过分自信、舍我其谁的情绪。所谓“厉害了，我的国！”这样一种有吸引力流传甚广的语言，确实代表了很大一部人的观感和认知。他们既不愿正视GDP总量世界第二后面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也不愿正视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种种矛盾、鸿沟和问题，更不愿正视中国在民主、法治、公民权利实现和保护方面与其他国家的差距。自我特色感觉良好，歌功颂德大行其道；唯权力马首是瞻，赞长官意志盛行。多年来不少中国人感到既无奈又必须面对的是：权力一支独大，社会组织萎缩，公民权利不彰；主流媒体集体噤声，网络发声经常遭屏，民间舆论时被丑化；警方滥权越权，维稳竟成要务；上下通道不畅，庙堂诸野分明。等等等等。在此大环境下，有关方面和有关部门的思维、作为、姿态不可能独立于外。因此武汉市疫情的爆发和蔓延虽然有关方面和有关部门难辞其咎，但环境体制影响亦是重要因素。
2020年2月4日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