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周三晚上8点从附近的酒吧回家时，我见识到了目前情势的荒唐。几个小时前，我骑自行车到公园散了个步，然后跟朋友碰面——不算超市收银员的话，这是我五天来第一次跟人接触。
但我平时走的侧门现在给锁上了——这是一个庞大的共产主义时代大院。什么情况？只见一份中文通知写着，锁门是为了防止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
于是我拐向北门。那是一个供行人使用的入口，立着两个障碍物，之间的距离刚够人穿过去。我心想没问题的，我可以推着车挤过去，几分钟后就可以到家了。
我骑车绕到北门，结果到了门口只能一把刹住车。有人用铁丝把12辆共享单车捆在一起，堆在障碍物之间。然后，为了保险起见，他们还用铁丝把这堆东西固定在柱子上，成了对我们这个高流动性社会的某种后现代注解。
我笑着骑到了大院的正门。这是一个供汽车出入的大门，两侧有供行人使用的人行道。其中一侧也堆满了为了国家利益而做出牺牲的共享单车，另一侧由两名我以前从未见过的保安守着。他们挡住了我的去路。
“你要干嘛？”其中一人问道。
“回家。我住这儿。”
“最近去过武汉吗?”
“我刚骑车回来。累死了！”
幽默感显然不在他们的工作要求范围内。
“你家里有从武汉来的吗？或者最近去过武汉吗？”
我还是老实点吧。
“没有，我有四年没去过那里了。我一个人住。不发烧。身体不错。”
他们默默地让我通过。
这让人感到蠢不可及：为什么大门白天开着，晚上却要锁起来？难道病毒跟吸血鬼一样，晚上才出来吗？就在那时，我意识到这些保安的做法只是博格(Borg)式封锁的一部分，官员们进入全面自保模式，这样的封锁已经在这个国家铺开。
第二天，我在家打扫卫生：外地人进不了北京了，所以我唯一的奢侈享受——每周给我做一个小时卫生的阿姨，被困在了她的村子里，虽然春节假期的主要阶段已经结束。有人敲门。是物业管理的热心人罗女士和她的助理。
“哎，张先生，很高兴见到你，”头发染成棕红色的罗经理用我的中文名字称呼我，她在这里负责续租工作。“你家里有武汉来的人吗？”
“没有。目前没有。”
“好的。请看一下这个。”
她递给我一张当地共产党区委会的清单，列出了疫情暴发期间要做和不要做的事情。
要寻求帮助。要听从当地政府。要保暖。要待在家里。要避免接触。要洗手。不要吐痰。不要太劳累。不要与近期来自大城市武汉及周边感染区的人接触。纸的背面列有所有共产党街道委员会和他们的电话号码。
终于，在这一带生活了五年后，在无数次投诉夜间非法施工的努力付诸流水之后，我得到了一些电话号码。我将这张纸归档以备将来使用。
无独有偶，在德语里，这种现象有一个非常具体的词：“Aktionismus”，也就是Actionism（行动主义），或为行动而行动。我所看到的是在一个需要谨慎回应并且关乎公众信任的问题面前的Aktionismus。但是，由于中国政府无法做到任何这些事，我便看到一个没有其他选择只能以胡乱挥拳来应付的国家。
中国政府并没有与人们就病毒疫情进行成年人的对话，或是制定在其他地方有过成效的合理政策，而是直接进入了全面封锁模式。这证明了政治学中的一种自明之理：威权政府就像一群只有两个大拇指的人，没有其他手指。他们可以采取强制行动，但没法对政府杠杆进行微调。
其实，我这样说不太公平。如果时间充裕，中共能想出并实施非常细致复杂的政策——我们看到它与传统信仰融合以填补社会上的精神真空。
但是，当面临危机时，这个政党似乎无法避免堂皇的姿态：用两周时间从无到有建起医院，封锁数以千万计的人，禁止更多的人前往大城市等等。在某些程度上，像这样的时刻简直就是技术官僚的美梦：当西方医疗保健专家说这种封锁行不通的时候，他们基本上是在说，从来没有如此高效的政府在如此庞大的尺度上进行尝试。
现在在尝试了，不仅在北京，而是在全国范围内，它的效果是令人震撼的。像我这样的住宅小区正在进行烟熏消毒。（用的是什么？谁在乎！）拿着扬声器的人到处走动，大声播放着针对病毒的警告。村庄正在关闭大门，好像有土匪出没似的。去餐馆或者酒吧几乎就是叛国行为，或者充其量是愚蠢的自私。
最有趣的问题是，为什么党觉得有必要开展这样的行为。我认为，它知道人们在这种情况下不信任它，并假定真相被隐瞒。
因此，危机中最受欢迎的人物之一：现年83岁的钟南山，2002年至2003年非典暴发中的英雄再度现身，在救治病人的同时警告市民注意卫生。他已被树立为清正廉洁的官员——这是中国历史里熟悉的身影，刚正不阿的儒家官员。因此我们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读到了无数关于钟南山的介绍，讨论他的家庭背景、成长、成功以及他不考虑政治、只寻求科学真理的态度。这清晰地意味着他是一名难得有操守的官员。
隐藏在这一切背后的感觉是，党内大多数人是不值得信任的。这种感觉在过去的几天中被加剧了，有报道称，1月初至少有八人在武汉因散布谣言被拘留，实际上他们都是医生，而不是唯恐天下不乱散播恐惧的人。这一令人震惊的事实如今泄露在网络报道中，有时会被删掉，但不总是这样。在某个时候，政府将不得不承认有部分掩盖。
考虑到潜在的不信任感，政府很难说出许多流行病专家在说的话：这次疫情是严重的，但并非灾难性的。因为如果国家对人民坦白，它还必须承认这种程度的社会控制是没有必要的。据报道，截至周四傍晚，在这个拥有近14亿人口的国家，死亡人数不到200，而且没有迹象表明我们的处境像是一部好莱坞灾难片的开始。
政府无力制定沉稳的应对措施，将会把这次疫情变成非典疫情的直接继任者。那次疫情谈不上是巨大的公共卫生灾难——死亡人数不到800——然而它被当作一种难以想象的灾难而著称，一种绝对不应该被允许发生的灾难。
然而，现在显然又暴发了。
这是否意味着政府将遭殃？我不这么认为。因为尽管人们不信任体制，但他们总体上是接受封锁的。在私下谈话和聊天群里，他们说，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不采取严厉措施是不可能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民已经吸收了政府的中国例外说：治理中国需要用铁腕，而这些看上去荒唐的措施正说明政府做的很好——并预示党将一如既往地突破困境，取得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