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D，2019 年 12 月 06 日）
好久没更了。今天讲个文学和诗的故事。
这个故事，发生在1957年前后。但要想把它讲圆润的话，得从1936年的另一个故事开始。
一
1936年8月，上海。一个叫徐懋庸的青年公号写手，给他的偶像、公号界顶级流量——鲁迅，写了一封信。这年徐同学只有25岁，却已是一枚公号狗新星，杂文风格酷似偶像，以至于时人都以为鲁大师最近换了件名叫“徐懋庸”的马甲在推送，一时传为美谈。大师也很欣赏这个小朋友啊，经常提点一二不说，就连小朋友新出的书，大师也慨然应邀，替他写序。年轻人这就有点飘了，就以为跟大师说话可以没轻没重了。于是在这封信里，他用表面恭敬、内里攻讦的语言，对大师开了火：
第一，先生给胡风、黄源、巴金这样的人做后盾，让革命青年们与这帮从政治立场到人品都有问题的文坛败类作斗争时，感到了“绝大的困难”；
第二，文艺界明明已经打出了“国防文学”这面旗帜，胡风等人居然还要提出一个“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对着干，这就叫破坏抗日统一战线；
而先生竟然还“与此辈为伍，而不屑与多数人合作，此理我实不解”。
二
上面这段话，非中文专业出身的朋友可能不太好理解。简单地讲，这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两个口号”之争。争什么呢？争抗战时期文学艺术界的话语权和领导权。争执的双方，其实是一个战壕的战友——都来自已经解散的左联，也就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三十年代前期我党领导的一个全国文艺界的武林，不，文林大会。公推的文林盟主嘛，就是鲁大师。
左联为什么解散呢？因为“九一八”之后，全面抗战一触即发，迫切需要建立打破政党和政见分歧的民族统一战线，文艺界也不例外。原本以跟党国争夺宣传舆论阵地为宗旨的左联，自然就完成了历史使命，要打开大门，团结大伙同去宣传抗战救亡。所以，原左联的青年骨干，一个名叫周扬的年轻人，中共党员，牵头喊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想用这个不带政治色彩的概念来统战文艺界。
这当然是极好的。可是另一个原左联大将、非党员胡风不这么看。他总觉得“国防文学”这个提法有点low，于是牵头喊出了另一个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逼格就要高很多，内涵外延都有了，形式上也很fashion，符合三十年代说话的潮流。
老实讲，两个口号本质上没有太大差别，出发点都是要为抗战而创作；但两边就是互相不服，天天打嘴仗笔仗，连日本人都看傻眼了，不知道这帮中国公号狗要闹哪样。
周扬和胡风之间，据说也有私人恩怨，前者甚至还凭空诬陷过后者，关键是还穿了帮，连鲁大师都知道了。知不知道也无所谓啦，因为大师的态度一直很鲜明：两个口号都行，你们硬要我选的话，我选胡风，因为他那个更有利于团结大多数。
结果周扬的战友徐懋庸出于革命的义愤，实在忍不住，跳出来向神一般存在的偶像叫板了。
三
徐懋庸没料到后果有多严重——已近弥留之际的鲁迅看了这封信，勃然大怒，调动了回光返照般的智慧和文采，口述了一封字数几倍于徐信的回信，标题叫做《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照例，这是一篇海量派送匕首和投枪的战斗檄文，原文太长，你们自己百度去。总之，先生洋洋数千言，核心只有两个意思：
第一，两个口号都没问题，有问题的是成天不干实事、专门挑动两个口号之争的废青；他们不是民族主义，也不是共产主义，都是宗派主义。
第二，至于你，徐懋庸小盆友，你不光是宗派主义，你还是个“恶劣的青年”，人品真的感动到我了……
可怜的25岁男孩徐懋庸，看到这回信后，据说在旅馆里伤心地哭了一整天，认为自己彻底完蛋了，没有存在下去的必要了。这个沉重的思想包袱被他一路背到了延安，直到某一天伟大领袖亲切接见了他，说了一句：这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不是敌我矛盾，放心放心。
于是徐懋庸同学便放下心来干革命，解放后官至武汉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以及教育部副部长，前途光明。可是到1967年就完了。就因为曾经力挺周扬、叫板鲁迅，他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备受摧残，死后才得以平反。
四
是不是觉得这徐懋庸点儿背，很冤呀？呵呵，这才哪儿到哪儿呀。他和鲁迅的信里不是还提到了好几个人吗？里面还有更背、更冤的。比方说那位“国防文学”话事人周扬。此人在解放后当上了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部长。他在1966年后被打成了反革命，导火索跟徐懋庸差不多，都是敢跟鲁迅面前撒野。鲁大师素来不喜欢周同学。在给徐懋庸那封回信里，他用极具辨识度的笔法，写了一段画面感炸裂的文字：
“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
田汉不用说了，周起应就是周扬，另外两条汉子则是夏衍和阳翰笙，你中学的时候应该学过他们写的课文的。其实那天四条汉子不是去砍人的，而是去向鲁盟主汇报工作的。就这样都能被描写成黑社会，可见盟主对他们有多厌恶。所以多年后，当伟大领袖的夫人拿死去的鲁迅当辟邪神像和压路机时，以周扬为首的四条汉子，还有徐懋庸这种小人物，自然都被整得死去活来。
那么理论上讲，鲁迅力挺的胡风、黄源、巴金等等优秀青年，就应该没事了吧？你看，大师白纸黑字写的嘛：
“我倒明白了胡风鲠直，易于招怨，是可接近的，而对于周起应之类，轻易诬人的青年，反而怀疑以至憎恶起来了。”
呵呵，没用的。早在1955年胡风同学就先倒了霉，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首犯。在伟大领袖直接指挥下成功打掉这个犯罪集团的操盘手，就是周扬，周起应同学。
你看，这就是那个年代的精彩：鲁迅喷的人，是反革命；鲁迅赞的人，还特么是反革命。结果一个反革命，干掉了另一个反革命，制造了建国以来中国文坛第一冤案，牵连两千多人，冤死者不止一个两个。
我们自古以来，从不缺这样的戏码。都是熟悉的配方，都是熟悉的味道。
五
好了，时间已经接近1957年，该进入今天本来要讲的那个故事了。
鲁迅的《答徐懋庸》发表后两三年，湖南长沙一个14岁的少年捧着这篇雄文，读得爱不释手。这少年虽然才上初中，但自幼喜爱读书、博闻强记，跟徐懋庸一样，是鲁大师麾下一枚超级小迷弟。大师已逝，但他笔下那个鲠直而玉树临风的胡风，仍让少年心向往之。这是他第一次知道“胡风”这个名字。他绝对没有想到仅仅十多年后，他的命运就会与这位从未谋面的大人物紧密相连，纠缠得死去活来。
橘子洲头这位同学少年，名叫周天哲。
1944年，豫湘桂战场大溃败，周家老少七口一起离乡逃难，一路逃到了贵州独山，忍饥挨饿，狼狈不堪。所以不满20岁的周天哲，必须去挣钱养家。正巧，独山邮局门外贴了一张招聘启事，说军事委员会下属无线电特训班招学员，管吃、管住、发饷、结业后包分配工作。周天哲想都没想就报了名。等他进去才发现，这不是蓝翔技校，而是军统特务培训班。于是学了一年后他找机会跑到了南京，凭着一手好文章进了报馆工作，很快就成了我党地下党员。
可是，这整整一年的军统特训班经历，已经给他埋下了一颗雷。
六
1954年，国家在搞“肃清内部反革命”的运动，简称“肃反”。这个时候，周天哲同学已经从《川南日报》调到了四川省文联工作。他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叫石天河。
肃反运动中，每个人都必须把自己8岁以后的所有出身经历都详细写出来，每一步还都得有证明人，以达到层层织网、相互印证的效果。石天河同学就被卡在了那颗雷上——你在军统那一年，到底干了些什么？尽管找到了差不多一打的证明人来自证清白，还是难以过关。这个30岁的年轻人急于向党表忠心，慌不择路之下，抓到了胡风这根救命稻草。
这时候，胡风已经快完蛋了。他从“左联”时期就一直坚持所谓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理念，老是喜欢讲“文学要写真实的东西，不要回避阴暗面”；文学要讲真话，这当然没错。可是在1950年代你还敢这么讲，还敢写成长达30万字的所谓“意见”来叫板，这就叫吃了豹子胆。于是，全国掀起了批判胡风反动文艺思想的热潮。
石天河其实一直认为胡风是对的。从1948年起，他读过胡风的几乎全部著作，特别欣赏和崇拜胡风的才华，尤其是胡的一首讴歌社会主义建设的诗——《时间开始了》，可以说打开了石天河诗歌创作的一扇灵感之门。可是眼下顾不得这许多了。为了过关，只好昧着初心，拿胡风当投名状了。
七
可胡风的许多话都没毛病啊，无从下嘴。石天河想来想去，找了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点来切入——胡风说，感情这东西是人的天性，是不好给它划阶级成分的。这纯属谬论，因为连他的恩师鲁迅都说过：贾府里的焦大，是不会爱上林妹妹的。这篇“大家来找茬”的凑数作文，最后在《四川日报》上发表了。虽然火力严重不足，总算视角独到，成功地掩护作者过了一关。
可是石天河同学并不开心。因为从少年时代读鲁迅开始，他就已经知道了“是非”是个什么东西。他觉得自己做了一件特孙子的事——落井下石，拿人家的血染自己的红顶子。其实在那个时候，不止他一个人这么干过。就连鲁迅那封信里与胡风并列的好学生——巴金，也被迫写了一篇诛心檄文：《必须彻底打垮胡风反党集团》。对，1955年5月，胡风的问题已经从“反动学术思想”升华到了“反党集团”这个高度，内部矛盾彻底变成了敌我矛盾。他完蛋了。
30多年后，垂垂老矣的巴金用极尽忏悔的文字，写下了《怀念胡风》这篇著名的文章。里面有这几句话：
“五十年代我常说做一个中国作家是我的骄傲。可是想到那些‘斗争’，那些‘运动’，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
今天翻看三十年前写的那些话，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也不想要求后人原谅我。”
这就叫人性与理性的回归。虽然等了30年，也不算晚。
咖位比巴金低不少的湖南文人石天河，却连3年也等不得。他一向自称“湖南蛮子”，惹急了瞅谁都是一堆肉；终于，1956年冬天的某一天，他在一个文学青年私下聚会的场合里公开喊了一嗓子，完成了思想与道德的自我救赎：我根本不相信胡风是反革命。
八
1957年元旦，四川文联主管的《星星诗刊》创刊了。这是一本在全国都有影响力的专业诗刊。《星星》的核心团队有4个人：编辑主任叫白航，执行编辑就是石天河，此外还有两个编辑，一个叫白峡的青年诗人，一个叫余勋坦的诗坛新秀。当然，今天你们都知道了，这位余编辑还有个笔名，叫作流沙河。那年他25岁。
石天河与流沙河，年龄相差7岁，志趣相投，三观相近。那时候党中央已经提出了“双百方针”，文艺界提倡破除教条主义、放宽题材限制，形势相当好；而诗这个东西，从古到今都自带批判属性，用它来贯彻双百方针、反映人生与社会百态包括过去不准碰的“阴暗面”，简直不要太合适。于是，四川这两条“河”水乳交融，非常来劲。年龄较长、学养更深的石天河，曾以半师半友的身份深情地对有才青年流沙河说过：以前还没注意到你，现在我开始喜欢你了。
流沙河同学没有辜负前辈这份厚爱，很快拿出了一首响当当的散文诗——《草木篇》，由石天河拍板，发表在了《星星》第二期上。这是一首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排得了座次的诗。倒不是说它艺术成就有多高，而是因为它引发了建国后诗坛第一起大冤案——星星诗案。
九
“诗案”这个词，宋史里出现过，乌台诗案嘛。你能想象将近一千年后，它还会出现在当代中国吗？
血气方刚的流沙河，在《草木篇》里拿“白杨、梅花、仙人掌”这种坚韧而高洁的意象，与“藤、毒菌”这种狠毒而龌龊的意象相对比，为被打倒的坏分子张目、恶毒攻击党和革命群众的意图，实在是赤裸裸。他很快就成了连“藤”都不如的“大毒草”。
他不服，说自己只是反教条反官僚，木有反共反人民。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石天河也写，其他人也写，一时间各地涌现出大批知名诗人文人，争相写作文力挺《草木篇》和《星星》。这些作文当然发不出来，这帮天真的孩纸便准备自行油印，自行派发。
这下事情搞大了。因为形势已经陡变——“双百”完成了历史使命，波澜壮阔的“反右”开始了。更吓人的是，伟大领袖点了《草木篇》和流沙河的名，暗示只有与我党有“杀父之仇”的人，才能写出这种东西。父亲的确被人民政权镇压了的流沙河，在无休止的批斗会上率先崩溃了。1957年七八月间，他写了一份长达一万二千字的《我的交代》，向组织上坦白并检举了一个重大情况：四川文艺界存在一个以石天河为首、流沙河等20多人为成员的“反党集团”。光这还不够。流沙河还有证据——石天河以及另一位文学青年徐航，都曾给流沙河写过夹杂有同情胡风言论的信；这些信被他交给了《文汇报》，发了很大一版，前面还加了编者按：军统特务石天河怎样照抄胡风经验进行反革命活动云云。
1944年埋下的那颗雷，加上胡风这把料，石天河还能往哪里跑。
十
《我的交代》之所以长达一万多字，是因为流沙河同学记性好，把大半年里石天河在各种场合、以各种语气跟他说过的反动言论，都原音重现了出来；虽然多数场景里都有他本人在附和帮腔，但很明显，石天河是主，而他是从。党的政策嘛，历来是首恶必办，胁从不问。
石天河无法原谅流沙河的原因，还不止这一点。在《我的交代》里，流沙河点了大约24个“反党集团成员”的名，而实际上，这些人里绝大多数都是《草木篇》出事后跳出来声援他的人。多年后石天河写了一首诗，依旧意难平。其中有两句是这样：君自惜身无可议，人来护尔反操戈。叫人怎么原谅呢？
面对夺命的批斗会，石天河决定不再为了自保而做骂胡风之类的亏心事。有一次他估计扛不过去了，便带上了一本最喜爱的《罗曼·罗兰文集》，以及一把用手帕包好的水果刀，准备好了谁敢打他就捅谁一刀，然后当场自尽，死在罗曼·罗兰的怀抱里。
还好，这一幕没有发生。
十一
“星星诗案”结案了。
24个反党集团要犯中，首犯石天河，现行反革命加极端右派分子，判处有期徒刑15年。实际上，他在四川著名的雷马屏坐了差不多23年大牢，直到1980年才彻底平反；此外还有储一天等4人，分别被判有期徒刑。其中有个叫万家骏的，后来竟然还被改判成死刑，幸好那会儿已是1976年了，四人帮垮在了前头，他才侥幸捡回一条命。另外还有18人被判劳教，说白了跟前边几个没啥区别，不到三中全会之后，一个都别想出来。所以其中有两个文人，一个叫张望，一个叫邱原，都没能熬过去，自杀了。
这才23个呀。对，还有一个，流沙河。排名仅次于石天河，二当家的。他没有被判刑，也没有被劳教，而是拿到了唯一一个宽大名额——划成右派是跑不掉了，不过可以留在四川文联机关管制劳动，做一些看稿之类的编辑工作。
原因不用再解释了吧？
1966年以后，他还是被贬回四川金堂农村，戴着右派帽子，在监督下拉了十多年的大锯。没有这段生活，也就没有后来那本著名的《锯齿啮痕录》。度过劫难的流沙河，从80年代开始进入了创作的井喷期，写诗，写诗评，写散文，写纪实文学，做文字研究。著作等身，质量也相当高，配得上诗坛文坛一代名家的称号。他也回忆过当年的右派生涯，字里行间不乏沉痛与思考。然而，他从来没有公开讲过自己在“星星诗案”中被迫做过的事、写过的字。所以，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歉意。
如今更是没有这个可能了。因为就在前几天，流沙河先生驾鹤西去，享龄88岁，可称高寿。
十二
流沙河这一去，当年“星星”那24个人里，极有可能，就只剩一位在世了。你们想不到吧？这个人就是“首犯”石天河。我前面说过，他比流沙河年长7岁，今年已是95岁高龄，如封面图所示，一切安好。
巧得很啊。我前面好像还说过，鲁迅在《答徐懋庸》里力挺过三个优秀青年，除了胡风、巴金，还有一个黄源是吧？这个黄源，是个精通俄语、日语的文学翻译家。徐懋庸骂他“没有思想，只靠捧名流为生”，“一副谄佞之相”，结果被鲁迅劈头盖脸骂了回去。鲁迅没有看错黄源。就是这个“谄佞之辈”，1966年后有人逼他攀咬巴金以换取宽大处理，他一翻白眼，车轱辘话来回说：鲁迅先生早对巴金有过结论，你们翻书去呀。黄源因此吃够了苦头。不过他没被整死，最后活到了98岁，2003年方才离世。比他还能活的，是勇敢忏悔的巴金。你们知道的，老爷子活了101岁，2005年才去往天国。
面对时代的恶流，大多数人都无力相抗，最终逃不过被冲成遍地沙粒的命运。可是，你一定要相信在这流沙之外，始终会有那么一些闪亮如星的人，聚成天河滚滚，不竭不息。所以我想，石天河先生的寿命，必定令人期待。
十三
1979年底，石天河即将平反，可很难再回到四川文联去接着搞《星星》了。这时候，一所名叫江津师专的新办大学，热情邀请他去该校中文系教书。学校地处如今重庆市永川区郊外，背靠一座黄瓜山，面朝一座卫星湖，虽然偏僻简陋，却恰是一处风景宜人的做学问之地。石天河来了，做了一个大学教授，专注于文学与诗学理论研究和教学，与曾经热爱的诗歌创作渐行渐远，从此少有圈外人知。这与流沙河的高光轨迹形成了鲜明反差。从1957年8月起，这两个曾经亲密无间、亦师亦友的诗界先锋，就再也没有交集。
过了几年，江津师专改了个名字，叫做重庆师专。又过了几年，1994年，重庆师专中文系来了一个新生，你们不知道，那就是我。
对，我也是石天河先生的学生。
所以我觉得，我是可以写今天这个帖子的。这个帖子之所以这么长，原因只有一个：好好写历史，不是为了向逝者讨说法，而是为了提醒我们的同辈和后辈，大家一齐努力，推着这个国家一直向前走；永远不要再回到那样摧残人性的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