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来宾、老三届的校友们：
首先，感谢各位老师和同学们，冒着严寒来到学校，参加这个聚会。感谢母校老领导的理解和大力支持，感谢现任领导为我们提供场地和方便，让我们终于实现了这个盼望已久的师生见面。
今天，在安放卞仲耘校长塑像的会议室里，回顾48年前发生的那场劫难，校园秩序大乱，师长被批斗，学生斗学生，黑白颠倒的行为却被奉为革命，直至发生了卞校长被殴打折磨致死，其他校领导身心受到严重创伤的残酷事实！我的内心充满懊悔和痛苦。是卞校长的死，让我猛然惊醒，我多次问自己，这就是革命吗？革命的目的是什么？
我感到非常对不起卞校长，对不起胡校长、刘校长、梅主任、汪主任，对不起受到伤害的老师、同学们。这种负疚感，让我不能把所有问题都归结到上面，归结到运动中的身不由己，或者归结到教育路线，我应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那部分责任。因为，是我领头在学校贴的第一张大字报，导致校园秩序大乱；是我，作为工作组期间任命的学生代表会主席，在工作组撤走以後，没有有效地阻止8月5日高一某班发起游斗校领导过程中学生发生的暴力，而造成卞校长不幸遇难。
我要借此机会，向老师们表示道歉，为了贴第一张大字报对老师们造成的伤害而道歉。我要向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汪玉冰等校领导和他们的家人表示道歉，为了40多年前的那一天没有保护好他们而道歉！我也要向校友们表示道歉，为我当时的偏激思想和行为对你们造成的影响和伤害而道歉。最後，我也要向我的同班同学宋彬彬道歉，是我让你和我一起贴大字报，8-18是我作为总领队派你带领同学上天安门城楼，而影响了你的人生。
我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老师、同学们，是你们打破禁忌、提供了母校文革初期的真实情况，是你们刻骨铭心的自身经历，帮助我在调查和厘清文革初期的混乱局面中，接近和寻找到真相。我感谢许多出身平民家庭的同学，你们文革前受压抑，文革中受打击，你们的遭遇和感受，使我对阶级斗争教育的危害有了更多更具体的了解，帮助我打开视野、换位思考，在反思文革，观照自己时，有了更大的勇气和持久的动力。
在对母校文革初期的事件进行调查的过程中，我有以下几点粗浅的认识：
1、文革和历次运动不同之处是首先发动学生，我们中学生是被利用来开路的。尤其是党报舆论把革命与暴力等同起来时，大多数人都失去了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以为采取更激进的方式，才能证明自己最革命。
2、卞校长死于校园里的暴力，而少数施暴学生基本上是干部子弟。为什么文革初期以干部子弟为首的所谓”红五类”成了暴力活动的主力军？因为当时的教育告诉你，你是革命事业的当然接班人，因此，当革命事业出现危机的时候，你要像父辈那样责无旁贷地站出来捍卫。这种由”血统论”带来的接班人意识与领袖崇拜造成的盲从意识，必然会引发无法无天的暴力行为。
3、阶级斗争教育强化了血统论和等级观念，将学生无形地分成三六九等，造成了学生的分化，埋下了仇恨的种子，最终导致了学生斗学生、学生打老师，无视生命，侵犯人权。这种流毒延续到了今天。
4、八五悲剧是政策和运动高于宪法的悲剧。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任何个人或团体都不得超越，生命才有保障，人民才有安康，国家才有安定。
我认识到，直面历史、追溯真相、反思文革，不是为了制造新的仇恨，而是要唤醒良知，尊重生命，保障法制，促进和解。这样的社会才会有尊重、宽容、互助和大爱，才能使侵犯人权、践踏生命的悲剧失去滋生的土壤。
最後我想说，我爱我的母校，爱我的老师，我爱我的同窗校友，感谢你们给我这个道歉的机会。
谢谢大家！
刘进 2014年1月12日
2013年，陈毅之子陈小鲁回到母校北京八中，作为该校老三届同学会会长，与学生代表们一起，为“文革”时期的所作所为，向当年的老师“公开而正式”地道歉。当时，他是北京八中的“造反”学生领袖、革委会主任。
2014年，已故中共元老宋任穷之女、文革时全国闻名的红卫兵宋彬彬（即宋要武），就文革期间批斗老师行为，向母校老师和校领导致歉。
在这两位红卫兵领袖道歉的同时，另一位红二代造反派头子刘进也进行了道歉。虽然刘进父辈的知名度远不够领导人，但其在当年红卫兵中的领导地位却远高于陈小鲁和宋彬彬。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首次接见红卫兵，是刘进“派宋彬彬上的天安门，一句‘要武嘛’，让自己的好朋友宋彬彬成为万劫不复的文革暴力符号。”
临上天安门时，宋彬彬本来戴的是没有字的一条红布。有个同学说她的袖章有“红卫兵”三个黑字（用毛笔写的），很好看，就给了她。在城楼上，宋身後一个男生推了她一下说：“你这袖章挺好的，为什么不去给毛主席献呢？”当时，宋彬彬旁边站着公安部长谢富治，他们认识。她问能不能去给毛主席献袖章？初二年级的一个同学也说要去献红领巾，经同意两人就过了封锁线。于是，就有了那段问答。
“你叫什么名字啊？”
宋说叫宋彬彬。
“是文质彬彬的彬吗？”
宋说是。
毛又说：“要武嘛。”
虽然几天前宋彬彬的老爸宋任穷因坚决支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被破格提拔当上了政治局候补委员。但身为东北局第一书记的他依然联同家眷都居住在沈阳和平大街上的小二楼。那么在北京读书的宋彬彬又住在哪里呢？当然是有困难找战友，宋彬彬白天上学，晚上就住在父亲最亲近的老战友谢富治叔叔家中。
刘进，父亲刘仰峤曾任河南、湖北省委书记，最後调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她跟着转学到北京，马上与环境迎头相撞。女附中不满意她的考试成绩，硬是给她留了一级。
女附中，全称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只招女生。北京最好的女子中学这一头衔，它当之无愧。1965年高考，清华某专业在北京只给三个女生名额，全部被女附中夺走。毛泽东、林彪、邓小平、刘少奇等一大批最高领导人、大知识分子、社会名流的女儿都从这里毕业。
不久进入女附中的刘进有了变化，很快成为学校大力表彰的模范学生，给全校做报告“怎样克服骄娇二气”，第二年就入了党。每天6点多她就到校，带领同学长跑、做60个仰卧起坐、俯卧撑。参加劳动，两个女生抬一筐土，她一个人挑两筐。爱用笛子吹《丰收歌》的宋彬彬很快成了她的跟班。
1966年6月2日早上，正在跑步的刘进听到喇叭里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深受启发：原来我们也可以这样！随後她找到宋彬彬：愿不愿意一起写大字报，给学校提意见？宋彬彬同意了。这张大字报，开启了女附中的“文革”历程。
也因为这张大字报，刘进由高三3班的民兵排长，一跃成为统管全校学生的“学生代表会”主席，宋彬彬成为四个副主席之一。
如果对陈小鲁、宋彬彬和刘进的道歉进行比较，老秦认为刘进的反思更为深刻，狠斗了私字一闪念，道破了当年红二代许许多多的事非关键。
不妨看看刘进在道歉中的以下观点，比今天的广大平民都认识深刻：“施暴学生基本上是干部子弟。为什么文革初期以干部子弟为首的所谓‘红五类’成了暴力活动的主力军？因为当时的教育告诉你，你是革命事业的当然接班人，因此，当革命事业出现危机的时候，你要像父辈那样责无旁贷地站出来捍卫。这种由‘血统论’带来的接班人意识与领袖崇拜造成的盲从意识，必然会引发无法无天的暴力行为。”（“红八月”施暴的“红五类”以工农子弟和工农干部子弟为主。知识分子干部的子弟多下不了手。）
“阶级斗争教育强化了血统论和等级观念，将学生无形地分成三六九等，造成了学生的分化，埋下了仇恨的种子，最终导致了学生斗学生、学生打老师，无视生命，侵犯人权。这种流毒延续到了今天。”
“这种流毒延续到了今天”，没错，刘进道出了警世通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