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9-10 ，联合早报）
人类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人与人、人与群体、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表现之一就是他们之间形成了紧密的关联，实现了“互联”。不仅如此，国家之间同样实现了“互联”，以至于人们理想地（误）认为这是一个“全球村”。如果引用当代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哈伯玛斯（Jurgen
Habermas）所说的“人的本质在于交往”，互联网时代的确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理想时代，因为它已经使得人的交往变得如此容易，无需任何成本。
不过，现实并非如此，甚至刚好相反，或者说，互联网不仅没有实现哈伯玛斯所设想的理想“交往”；相反，互联网时代的人际交往到处充满着人类本来所具有的“性恶陷阱”。尽管互联网也有非常光辉的方面，但较之其“助恶”的效果（例如形式多样的网络暴力、激进甚至恐怖主义、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大屠杀的直播等），前者相形见绌。因此，一些人开始相信，互联网不是人类扬善的工具，而是人类可用来“扬恶”的最有效工具，是“恶人”的世界。
迄今为止，互联网只是工具，“善”与“恶”都可以借此表达和张扬自身。很显然，如果需要互联网扬善抑恶，人们对互联网所能造成的“恶”（至少到现在为止），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并且须时刻检讨互联网对人性的深刻影响。
互联网赋予“假自主性”
互联网已经彻底改变人生存的环境，赋予人们一种“假自主性”。如法国启蒙哲学家卢梭所言，人生而自由，因为谁也不想做奴隶，所以人人都在追求基本自主性之上的自由。很显然，卢梭所言仅仅是一种理想，因为在现实中，人生而不平等。互联网现象也是如此，人们本以为得到了自主性，但现实中其所产生的更可能是一种“假自主性”，只不过很多人误以为是“自主性”罢了。
一个最重要的现象，就是各类限制人类智力生长和发展的“信息茧”的形成。这尤其表现在人工智能（AI）方面。人工智能一方面可以把人类从以前繁重的体力甚至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但另一方面也剥夺人类通过劳动所得到的一切，包括对事物的思考及由此而来的智慧。事物正在发展过程之中，人们须加以密切的关注。但有一点似乎已经明朗化，即AI时代快速形成的“信息茧”在快速地弱化人类（尤其是年轻人群体）的思维能力，导致新技术状态下的新“愚昧”。这个趋势可以说是全球性的，只要有智能手机的地方，就会有这种现象。
就信息的收集和传播而言，或者就人基于信息之上的交往而言，基于人工智能之上的推荐算法和朋友圈的出现，意味着人对信息的获取方式从传统的主流媒体，转移到以个人为主体的信息流媒体。这一点在社会底层人群中尤其严重，人们不再去主流信息来源获取媒体从业者为大家制作的内容，而是把选择权交给以推荐算法为代表的AI。道理再简单不过，因为AI会在海量的信息源中推荐用户可能会“想看”和“喜欢”的信息。同时，由于这些被推荐的内容可以在微信朋友圈分享，就意味着用户一旦看到一个有传染力的信息，这个信息会迅速在他的社交圈中由同质人群进行二次、三次乃至无穷次的传播。
“信息茧”给很多人带来了“共同体”的认同感，让人们有了自己的归属感，成为行使自己力量和影响力的工具。这也是人们对被推送的信息趋之若鹜的一个原因。问题是，这样获得的信息是人们的自主选择吗？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种假的自主选择。表面上看，人们自愿选择这种信息，实际上是被“强加”的，只不过人们体会不到这种“强力”的程度罢了。当今世界各种原教旨主义式的激进思想，尤其是基于宗教的激进思想，和这种互联网技术的“赋权”是不可分离的。
互联网在把人们互联起来的同时，更造成了人的“原子化”，即互不关联。美籍德国哲学家阿伦特（Hannah
Arendt）曾经描述专制主义政权下的个人如何被“原子化”。互联网时代所形成的新类型“原子化”与专制主义的“原子化”相比，过犹不及。人们可以比较一下实体社会的社会运动和互联网空间的激进化运动，就可以看出所以然。
实体社会的社会运动，例如西方的1968年革命，年轻人走上街头，实现了人与人、人与团体、人与社会、人与政府之间的真实互动。这种互动影响到人们的实际生活，使得众多人走向社会现实，造就了一个真实的时代。
但在互联网时代又是怎样的一种社会运动？虚拟空间的社会运动较之实体社会似乎容易得多，也会造成更大破坏力。但虚拟空间的社会运动较之实体社会，更具有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Gustave
Le Bon）所说的“乌合之众”性质，来得快，消失得也快，就像“快闪”群体的聚会。很难说，参与者之间能够发展出像实体社会运动参与者之间那样的认同和归属感。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代社会运动如此容易发生，但除了显示它们的破坏力之外，还没有体现建设性成果的原因。
人际关系“原子化”危及社会存在
“原子化”更表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今天，一个普遍现象是，与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越是关联的人，离真实的人、团体和社会就越远。人们可以借助社交媒体交往，但却是一个十足孤独的个人。在很多地方，尤其是城市化程度高的社会，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依靠互联网而生存（例如网红、直播、外卖之类）。宅男宅女群体因此而迅速扩大。
传统上一直被视为“群体性”或“集体性”社会的亚洲也是如此。日本已经拥有数百万宅男，其他亚洲社会或多或少都出现这个趋势。这些群体的行为可以全然颠覆传统观念，他们方方面面的生活观念包括日常生活、婚姻、性、生育等等，都似乎完全和传统社会背道而驰。他们的行为已经对现存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例如，他们盛行的“无婚”甚至“无性”的生活观念，甚至对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构成最大的威胁。也就是说，促成亚洲社会迅速老龄化的不仅具有经济因素，更具有技术因素。
在互联网时代经济生活中，人们也在不知不觉地放弃自主性，而让“供给方”决定自己的需求。今天，除了少数人，绝大多数人对自己的经济生活并没有自主的选择，而是人云亦云，步人后尘。众多的选择、品牌、“低廉”的价格，人们都在被商品选择。同时，人们所购入的这些商品又缺少了往日的“社会性”。从前，因为人们生活在实体社会，穿衣服便具有了社会性；但现在他们生活在虚拟世界，他们的穿着没有社会性，反正谁也不认识谁。的确，有很多人会在虚拟空间“晒”自己，但除了证明自己在虚拟世界的存在，还能说明什么呢？
政治生活也是如此。一方面，互联网使得“静悄悄的革命”变得可能和频繁，无论在民主国家还是在非民主国家，颜色革命已经成为常态。没有多长时间以前，互联网被视为西方民主国家对非民主国家发动颜色革命的最有效武器，事实上也的确是这样。西方利用互联网在非民主国家发动了诸多成功的颜色革命。但今天，这种颜色革命更经常发生在西方内部。
近年来，西方传统政党逐渐被互联网边缘化，越来越多的政治“局外人”进入政治舞台。他们无需政党平台，依靠一个互联网平台就能击败那些依靠传统政党的政治人物。问题是，互联网政治已经失去传统政治的建设性。政治“局外人”可以借助互联网而登上权力位置，但很难依靠互联网来治国理政，因为治国理政仍然发生在实体社会。无论在民主还是在非民主社会，互联网政治的破坏性已经充分显现出来，但其建设性从何而来？
更为糟糕的是，在互联网世界，人们失去了人的真实感，分不清实体世界的“自己”和虚拟世界的“自己”。互联网每时每刻都在产生着美丽的诱人陷阱。例如，越来越多人在给他人“点赞”的同时，为他人设计着美丽的“陷阱”。他们随意引诱着他人、随意“制造”和收集他人的证据，又随意陷害他人。最近中国电子科技大学一名副教授被学生设陷，对中国的“四大发明”作了“不当”的评价之后，被学生举报而遭处分。不过，这绝对不是特例，类似的例子在现实生活中举不胜举。当“陷害”受各种环境和动机的激励，并且变得毫无成本的时候，“恶”便大行其道。
无政府或新型专制的抉择
社交媒体更是“假消息”的天堂。一个普遍现象是：越是耸人听闻、庸俗不堪的“新闻”，越是受社交媒体的青睐，越是能够迅速流传，并且流传广泛。一些人是先入为主，他们并不想知道事实的真相，更不关心有没有真相，对他们来说，所有东西都只是一种“消费”，包括他人的尊严和荣誉。而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假消息”一旦流传开来，便是真消息了。尤有甚者，对一些人来说，只有通过制造和传播“假消息”，才能表达他们对这个世界的不满。“假新闻”在充分自由的虚拟世界里得到完全的自由，人性所具有的“恶”变得毫无掩饰地呈现出来。
因此，有人说，在互联网世界，善不压恶、正不压邪。“善”尽管可以存在，但很容易消失。恶不仅存在，而且无以制衡。尽管各国都在尝试通过互联网立法来管治和规制虚拟世界，但从“人性恶”的角度来看，没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互联网世界无形的“恶”可以得到有形政府的有效管治。
的确，政府的管治越来越成为问题。今天，政府被视为“老大哥”，越来越多的政府不受社会信任。对政府的低信任或不信任，也促成今天互联网监管面临巨大的困难，支配互联网的权力便落到资本和商业手中。表面上看，人们都以为自己从政治权力中解放出来，至少在虚拟空间里获得完全的自由，但实际上可能刚好相反，人们被资本所奴役，也被资本使（利）用来被他人奴役，或者奴役他人。
在很大程度上，今天的互联网世界，如果继续得不到有效的治理和监管，这个世界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快就会临近英国近代哲学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描述的“人与人战争”的无政府状态，或者存在主义所说的“他人即是地狱”的状态。霍布斯认为，人是不能长期忍受这种无政府状态的；为了结束这种无政府状态，人们愿意让渡自己的权利，组成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让政府提供秩序。对霍布斯来说，无论怎样专制的政府，总比无政府状态要好。
今天的互联网世界会怎样？如果不能确立一种大多数人可以接受的秩序，就可能也会是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忍受“无政府”状态，要么转型成为新型专制主义。如果人们不能承受无政府状态，最终会放弃自己的权利而让新型专制出现。尽管一些人喜欢无拘无束的自由，但对很多人来说，专制下的秩序可能要比人人为战的“无政府”要好。互联网是否可以促成历史的又一个轮回？人们当拭目以待。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