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识网2015-12-07）
摘要 无论像靖王这类的理想主义者（认为良心比头脑重要），或者像梅长苏这类的理性权谋者（必要时偶尔得暂时屏蔽良心）都是少数，多的是像誉王之类的马基维利信徒（兼具狐狸的狡猾与狮子的狠劲）。
原编者按：近期，共识网推出最新系列栏目——“我要问学者”，旨在加强网站读者和学者之间的深度互动。栏目第七期请来了台湾知名政论家蔡东杰先生，就他最近新近出版专著《政治是什么》一书相关话题同共识网读者进行了深入交流，本期共识网共征集到190个问题，编辑遴选其中18个问题，供蔡老师回答，以下是精选出来的问题以及老师的回答：
一、关于两岸政治
问：再过一个多月台湾大选就要投票了，我想请您评价一下台湾的政治生态是怎样的?
蔡东杰：作为民主政体，台湾跟很多民主国家一样，共享着许多特徵，包括高度竞争（竞争跟斗争不同，竞争是在体制内依法而争，斗争则甚至到了最後，连制度本身都被绕进去了）、党同伐异（只要别党说的基本上都是错的）、变动不居（政党轮流执政其实再正常不过）、言论自由（爱讲啥讲啥，大家其实见怪不怪）等等。
当然，也会有些不同。首先是制度层面，无论总统制、内阁制或混合制都好，只要是个稳定的制度就有逻辑可循，有逻辑可循就有基本的稳定性。但台湾的制度一方面在总统与内阁制之间“脚踏两条船”（两种制度特徵都有，但不算混合），再加上有着独特的“五权宪法”残留，搞得四不像的结果，既陷入逻辑错乱，无论有权无责或有责无权等乱象，自然也少不了。其次是时间问题，主要是因为也不过才刚刚民主化二十几年，当然很难保证大家都足够熟悉理解民主究竟是甚麽，一定程度的手忙脚乱自不在话下。
问：最近与一位台湾的朋友聊台湾的政治，他提到由于两蒋时期国民党实行的一系列偏向外省人、歧视本省人的政策（老兵银行存款利率是普通的几倍），国民党巨额党产的历史遗留问题（国民党党产位于黄金地段，民进党却要租房子），近年来国民党施政污点（新北市修建公路，多征百姓土地转卖），无论是外省人后代们由于思想的解放、本省人后代的不满，造成民进党支持率高。然而在大陆人们往往站在“支持统一”、“历史感情”的角度上偏向于国民党（大陆媒体报道偏向性）。都说2016民进党上台是“必然”，请问蔡老师，民进党在台湾民众中真实情况是怎样的？作为一个理智的执政者，蔡英文上台后的“两岸政策”会完全否定“九二共识”吗？作为隔着一个海峡的大陆人，该怎样客观全面地理解台湾人自己对台湾政治的看法呢？谢谢！
蔡东杰：其实看问题最怕的就是似是而非、以偏概全，甚至刻意误导的视野。
首先，说国民党采取偏向外省人的政策，好像对，但更符合现实些的说法是，“国民党最初选择菁英进入政治圈子时比较偏好外省人”，但这种情况从蒋经国时代采取所谓“吹台青”（跟一位当时艺人“崔苔菁”谐音，也就是让部分台湾中青世代有更多参政机会）政策後，就稍稍有了改善（像连战、吴伯雄、吴敦义等人，都是在此氛围中脱颖而出）。
其次，说国民党歧视本省人，好像不太对，要先澄清的是，老兵可没都有几倍存款利率的待遇，在军队得一定阶级以上才有这幅利，另外，公教人员则普遍享有，但事实是，早期军队虽确实外省人比较多，但公教人员就大多数是台湾人了（到台湾的外省人也没那麽多），高利率存款根本没有歧视规定。若真说有那麽点歧视味道，不过就是早期很难想像台湾人能当到最高领导人罢了。第一位当总统的台湾人是1988年的李登辉、第一位当行政院长的台湾人则是1993年的连战。
第三，说到党产，固然可推说是历史问题，毕竟如今时代不同了，还把党产揣在怀里就有点胆识气魄不足了；反过来说，说民进党租房子，也不过是个决定，绝对谈不上是没钱的缘故，没党产跟穷是两回事，组织结构不同罢了。
第四，说到支不支持或喜不喜欢，这既涉及感情问题，但感情其实跟日常生活离不开关系，应该很少人跟素昧平生或极少碰面的人有深厚的感情吧，其实选民跟政客也是如此;当然，少数政客因为个人魅力，也会像明星般有些fans，但就如明星现象，终身追逐一个明星者绝对也很少。从这里看来，或许支持民进党不过是因为“现在”不支持国民党之故，反之亦然，看长远些，如果对台湾政治有兴趣，当知国民党也输过两次总统选举，民进党早就当过国会第一大党，势力分配起起伏伏在民主政治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第五，蔡英文上台後会推动甚麽“两岸政策”，没上台前当然说不准，可确定的是其实政客们都蛮“聪明”的，除非碰上“墙倒众人推”，若墙站得好好的，谁又会笨到拿头磕墙呢？
最後，问题并不是如何“客观全面地理解台湾人对台湾政治的看法”，因为“台湾人对台湾政治的看法”并非特案，面对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应该训练的是如何“客观全面地理解”整个世界，方法其实一以贯之。
问：蔡老师，请问大陆和台湾的政治体系各有什么优点和缺点，这对于解决台湾问题有什么影响？谢谢。
蔡东杰：比较制度是个很难的问题，因为制度选择本来就是个天大的难题，其过程不但得“量身订作”，还要“对症下药”，还得“与时俱进”。搁在过去那种社会内涵稳定性相对高，几乎可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的时代，制度选择的难度或许没那麽高，但很显然地，这是个日新月异、甚至分新秒异、天天都有新鲜事的时代，别说找个能长治久安之道，就连把每天蹦出来的难题解决完毕，都是一大挑战。
无论如何，制度首要解决的是政治问题，也就是解决一群在固定土地上进行共同生活人们的日常大小事，由此，解决难度既与“人口总量”与“土地面积”成正比，由於时代变迁速度带来的制度改革挑战，更为这种难度带来加乘效果。只能说，在这个时代中，再难“以不变应万变”了，随时都存在“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後悔”的沉重严苛挑战。
当然，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大陆跟台湾的经也不一样。
说句滑头一些的话，制度也没甚麽优缺点，大家不过都努力活着罢了。但重点是，不同的活法既带来不同的制度选择，其背後也有着不同的逻辑思维，也就是不同之面对问题的办法。因此，若想“解决”（说解决其实重了些，还是先面对吧）台湾或两岸关系问题，无论是唱高调地想“和平解决”，还是理性地思考成本效益问题，相互了解既是前提，也是重中之重。
说到底，两岸迄今普遍地相互理解还是极其有限，继续努力吧。
二、谈民众政治素养与公民参政
问：政治与每个人息息相关。普通人应该怎样提高自己的政治素养，做一个合格的现代公民？
蔡东杰：这真是个大哉问呀，看来我得先转行当个公民老师了。
只能这麽说吧，正因为“政治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关键既是“息息相关”，第一步自是先了解到底哪里息息相关了，也就是到底政治如何影响我们，我们在政治里头又扮演着甚麽角色等等问题。
不过，有一点是切切重要的，由於长期帝制君权遗绪影响，在我们思想血液中几千年累积下来的逻辑传统，绝对不是刚刚走出帝制百年的人类所能尽去（不仅是中国，欧洲也在一战後才普遍抛弃君权，甚至比中国还慢），正因如此，当急之务乃是重新厘清政治在人类生活中的“需求”来源（人类生活中绝大多数事物都是需求的产物，政治也绝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由此建构一个更合理的政治环境，然後，才能据此思考在这样的环境中，如何是个“合格现代公民”的问题。
问：请问蔡教授一个良好民主制度的有效运转需要什么样的民众素养，又该如何培育这种素养呢?
蔡东杰：首先，我一再强调，个人并非不喜欢民主，民主更非是个坏东西，只不过在这个民主依旧大多是个意识形态，几乎难有价值中立空间的当下，要想理性的谈民主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说到底，民主再好也只是个制度选项，就像药一样，得给合适的病人吃。
这就指出重点了。前面也曾说过，制度选择本即一个“对症找药”的过程，最关键者是得先理清楚自己的病因与病症究竟为何，一旦找了药，就得先乖乖地按时吃药，然後再根据一段时间内定期服药的效果，再次确认病症，接着决定要继续服药还是尝试用另一种药来治病。
重点是，绝没有治百病的药，也没特效药，更无一帖就见效的药。
从人类几万年来坚苦卓绝、披荆斩棘的奋斗史看来，能好好活着真是个苦差事，也是个大挑战。因此，我觉得问题不是“一个良好民主制度的有效运转需要甚麽样的民众素养”，其实所有制度的有效运作都需要一个“共同的民众素养”，也就是从真正关心（不仅仅是关注，还得把心放进去）自己的社会出发，真正了解自己问题所在，也真正去思考目前的制度选择是否对症下药，若是，就努力做好份内之事，让其运作效率极大化，若否，则得先找到若说服自己更好的药方应该是甚麽，接下来就是一条更漫长的挑战了。
简单来说，关心，问题可能有解，冷漠，那就走着瞧吧。
问：蔡老师，您好!请问下，在制造业发达的长三角地区，如何把广大的外来务工者纳入当地的政治参与中？不知台湾在这方面的有什么经验不？
蔡东杰：孙中山说过，“政治乃是管理众人之事”，话虽简单，但也没错。
问题是，什麽是“众人”？可以这麽说，众人界定了政治的范围，起点则是一群“相互接受的共同生活者”，政治要处理的就是“共同生活”的内涵与挑战。
摆在过去，这并不常是个问题，但偶尔是个问题；例如在五胡乱华後，大量渡江南迁者跟原来的“土着”最初当然会有些问题，说实话，1949年後到台湾的外省人与本省人之间也会有问题，至於问题的本质乃是人们在农业社会中，安土重迁，浓厚的属地概念所致，由於土地所有权存在“零和”现象（一块地不能给两家人），又因为土地数量有限之故，为争地斗得你死我活自然时常发生（例如在台湾清治时期，在汉人与蕃人之间，甚至在来自泉州和漳州，不同地域的福建人之间，都是这样）。但随着时日渐久，共同生活成为历史现实和新的记忆基础，有些事也就慢慢被淡忘了。
如今，在全球化浪潮与交通革命刺激推动下，加上社会转型，从农业结构向工业社会迈进，人口移动既愈发便利也成为常态，很明显地，不只在长三角，在多数都会地区都会有类似的问题，至於由此形成之更具流动性、复杂化的共同生活内涵，到处都带来有效治理的挑战。
回过头来说吧，尽管社会组成状况有些不同，主要是动态性高，但政治生活其实没有甚麽差异。要做好治理与普遍参与，首先得界定范围，目前大致是依着行政单位地理区划，其次则是界定对象，只要是长期居留者（包括无法取得户籍但有持续居留事实者），都应该给予参与机会。当然，这同时也有意愿（认同）的问题（有居住事实但无认同感），因此，一般在实务中都会设置“申请”制度，也就是让外来但愿意长期居留者透过申请取得参与资格（未必取得户籍），只不过，一方面户籍有无自然影响参与广度，在大陆现阶段难取得城市户口的情况下，也必须找到折衷办法。
总之，因无法取得户籍便完全限制参与并非好办法（台湾也有类似问题），偶尔“宽容”些想问题还是必要的。
问：我很敬佩五四运动时期的青年人，因为他们对国家的命运十分关心，现在的青年人，尤其是大学生，多半对国家的前途命运表现出冷漠的态度，我想问的是政治的发展与否，和大学生对国家的发展关注与否，是否有关，怎样让关心政治成为大学生的日常习惯？
蔡东杰：如同“士大夫之无耻，是为国耻”，年青人的冷漠，绝对是国家发展最大隐忧。
理由很简单，正因年轻，青年人也代表了国家的“未来”，连“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的梁启超，都从激进的青年最终成为饱受批判的保守主义者，如果在血气方刚时都如此冷漠，如何想像在血气日衰後反而热情澎湃？
只不过，从某个角度说，其实政治冷漠乃当前这种（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通病。相对具有属地特徵、满满乡土情怀的过去，如今都市中的人们既不依附於土地，以小家庭为主的结构也失去庞大人脉支撑，更别提比起“有土斯有财”，如今大多数工作都不是能依靠终身的饭碗，这一切首先带来了不稳定，至於在阑珊灯火下，独自憔悴的斯人如何能不冷漠、又如何激起对社会的热情？
谈到这儿，固然问题扯的大了远了些，但恐怕问题本就这麽大。
其实，比中国“先进”（不是进步，而是“先进入”现代社会）的西方，早也因着某种反省，出现了“把社会找回来”的声音。可以这麽说，只有找回真正能让大家安居乐生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才能激发认同，也才能真正激发热情。
这条路既遥远又艰辛，但着实没有捷径可走。
问：我有一个女性朋友，当我跟她讨论到跟政治有关的话题时，她就说：我是一个普通人，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就行了，我不关心政治，我只关心孩子，关心吃穿，关心业余爱好。我跟她说：你关心的这些都跟政治有关啊!但是她还是不相信，我说服不了她。请问，对这样的人，我应该怎么跟她沟通？谢谢！
蔡东杰：首先，我们当然希望大家都来关心政治，毕竟都是一块生活的夥伴，讲好听些，都是一家人，谁也没理由靠到一边去。但要叫大家都热情似火地关心政治议题，看来也是从来不曾存在的现象。事实上，绝大多数群众既长期被排拒在政治之外，即便“人民当家”如今喊得震天价响，愿意投注其中的比例还是极有限，难怪有人指责这根本可叫做“群众的背叛”，正因群众背叛了民主，以致表面上似乎民主当道，玩政治的还是少之又少的菁英。
怎麽办呢？要说办法我也没辙。总之只能先等。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肚子饿了自然会找饭吃。人总是这样，当天清气朗之际，即使明天刮风也是明天的事情，更何况气象报告也未必准。可一旦下雨劈雷，人们也不会笨到拿淋雨当情趣，这时就是“机会教育”的最佳时间了。
当然，作为好友，眼睁睁地看着人家淋雨也不是办法。只有好为人师、谆谆不倦，就当作是做功德便了。只不过，作为一位老师，须知“问”比“说”来得重要，关键是引导他们去想问题，譬如她说关心孩子，但若真关心，能不注意教育制度吗？教育制度真令人满意吗？哪里不满意呢？又怎样才满意呢？若不满意又该谁管呢？人家不管又该如何呢？总之你也别说，只管问，让她自个儿想就是了。
三、如何评价政治人物？
问：台湾大选，作为主要的竞争对手，民进党和国民党的候选人都分别了发表很多观点和执政理念，我想就此请问您认为政治人物的言论有多少是真实想法有多少是言不由衷？
蔡东杰：我只能说，有关政治人物言论的真实性，真是个太得罪人的难题了。
我当然“不敢”说政治人物都说假话，不过事实是：第一，没有足够的选票就当选不了，除非存在大量具同质性且足够支撑当选的选票，若为凑足选票，只有把人和鬼的票加起来才够的话，当然得“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了；第二，民主运作最大的难题，是要把平时根本没机会参政的民众给动员起来，但此过程不诉诸感性不成，若诉诸感性则又难免得牺牲一点理性，因此口无遮拦就不在话下了。
只能说这是制度使然，也证明了，没有任何制度是没有缺点的。
问：一点疑问：对政治人物，什么时候做出评价相对会客观点呢？没下台时肯定不行，退下来后也不行，死了后行不行？其实世上盖棺不能论定的人物并非个别，看来对政治人物的评价先放一放，留待历史作结论是不是会公正些？向作者讨教。
蔡东杰：说句俗话吧，我相信“历史自有公评”。
问题是，第一，取得公评的时间既无标准，也有赖被扭曲的程度而定，例如秦始皇便花了两千多年才慢慢有点公评;第二，所谓时间虽无标准，但我同意某些法国史学家的看法，至少得一百年以前（因为利益关系者大多凋零了）的事情才叫“历史”，例如要评断几十年内的政治人物当然不可能，即便“盖棺论定”也还太早，至於如许邵所谓“月旦评”者，其实也是沽名钓誉居多。
值得注意的是，公断绝不会天上掉下来。这是历史学家的使命，也是历史学家应该有的使命感。
问：曾经听有人说“政治家只有头脑没有良心” 您是否认同这样的说法？谢谢。
蔡东杰：说这话有点伤人了，根据我的定义，你讲的应该是“政客”吧。
得这麽说，在竞争如此激烈，没准还会要人命的政治世界，头脑至少是安身立命的基本条件，没头脑怎麽行，恐怕连进场资格都没有!至於良心，看过最近热播的“琅琊榜”吗，靖王和梅长苏屡屡争执者大抵为此。基本上，根据“常识”（我也不敢说是真的），无论像靖王这类的理想主义者（认为良心比头脑重要），或者像梅长苏这类的理性权谋者（必要时偶尔得暂时屏蔽良心）都是少数，多的是像誉王之类的马基维利信徒（兼具狐狸的狡猾与狮子的狠劲）。
不过，我总觉得一竿子打翻整船人也不太公平，其实多数政客不过是“随波逐流、见风转舵”的墙头草，头脑未必顶级，良心也未必丧尽，经常自嘲“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罢了。
四、关于政治学知识
问：政治的治理主要靠法治，而自古徳治也是一个治理的手段，并且往往比法治更受政治上层喜欢。请问老师，关于法治与德治，您又是如何看待的？谢谢
蔡东杰：事实上，德治理的“德”有两个意涵，一个是道德，一个叫正当性。
以古代中国为例，说德治表面上谈的是道德，其实是诱导人们依循一套有助於降低统治成本的正当性，其关键便是儒家的“异化”。
当然，或许有人认为这叫权谋，其实在统治者跟人民之间，长期潜在着某种权力斗争，主要是“垄断”了权力的统治者始终害怕人民质疑、挑战或想拿回权力，从兵法上说，所谓“德治”不啻是一种“攻心为上”的最佳效益安排，从降低冲突或减少成本角度看来，也非不能接受，关键在於统治者可能“拿钱不办事”，也就是在利用虚无飘渺的德化巩固自身正当性後，出现某种治理怠惰现象，这也是为什麽不能没有法制或法治辅助的缘故。
不过，法制或法治长期处於“辅助”地位（古代中国讲情理法，法往往只是最後的救济手段），也不是没有原因，主要是由於“执法技术”受限的结果，光有法而无法落实法，最终受伤的还是法制本身。如今，拜科技发达之赐，这点大有改进，或许我们可尝试从不同角度来重新思考这个问题。
问：蔡老师尽管对政治与政治学，政客与政治家进行了区分，但是在不同语境中政治一词的内涵与外延并不一致，例如“讲政治”，“思想政治工作”，“政治制度”，“玩政治”等，请问蔡老师，应该如何作科学划分与定义？
蔡东杰：我认为，谈到“政治”，其实包括了三个重要层面。首先指的是政治“制度”，制度就跟舞台或某种界线概念一般，既限定了观察、分析与讨论范围，也避免了漫无边际光侃大山的结果。
其次，它指的是在政治制度中的“运作”过程。制度既非死的，也不应是死的，更应根据其工具性设定，有秩序地安排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每个人应该扮演的角色。只不过，相较制度往往“白纸黑字”，有时可以说一不二，运作一方面相对较弹性，有时更因部分人有意为之（钻法律漏洞），最终可能冲撞甚至崩解了制度本身。
第三，尽管经常受人忽视，有时也往往备受滥用（意识形态化），但政治确也暗指着某种“理想”，象徵着人们对於理想制度或理想运作方式的永恒追求，这也是“理论与实际”虽往往存在着大幅落差，但课堂中还是不断传诵政治“理论”的缘故。在此，要补充一句的是，政治“理论”绝非仅仅用来教导或学习而已，而应是作为“开展讨论的起点”，正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如果理想背诵可得，天底下还有难事吗？
问：邓小平讲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请问蔡老师如何界定左右的标准？当前国内左右之争激烈，双方在达成基本共识上需要取得哪些妥协？
蔡东杰：我在拙著中提过，其实左右之分虽有其渊源，但左跟右从来就没有明确的标准。表面上是左右之争，其实永远都不过是不同路线之争罢了。
进一步来说，东西方其实有着不同的看问题传统。
所谓左右之争，反映的是西方解决问题的自然逻辑结果。应该大家多少了解，西方传统就是正反合逻辑辩证法，正所谓真理愈辩愈明，它们的办法是先找到两端（也就是极左跟极右），然後透过不断辩证以徐徐地“钟摆式趋中”（中既是理想，也可能是最终解答所在），但一方面或因钟摆余力所致，或者因为设定的两个端点本来也未必客观，总之从现象面看来，就是左右永远并存且循环地此消彼长。至於东方传统，或者说是中国的办法，叫做“中庸”，也就是直接“模糊地趋中”，用一个很老套的譬喻吧，古人面对问题老喜欢提“上、中、下”三策，但结论也老是“上策太急、下策太缓，中策不急不缓，那就中策吧”，但何谓急何又谓缓呢？
两个都是办法，优劣互见。西方看起来“科学”些，如果照方抓药下去，不定真的哪天就真的对症了，只不过左右两端（假设前提）难免有主观之嫌，且不断摆荡当然得耗费时间成本，有时不免搞到黄花菜都凉了，还在争论不休，例如当德军在1940年打到巴黎近郊时，法国演的就是这出。相对地，中国的办法看来虽有些“忽悠”（台湾人民面对两岸问题时，绝大多数挤到不左不右的所谓维持现状选项，不啻有点古人遗风），但在七嘴八舌争执不下之际，先大喊一声“就这样了”，也未必不是蹒跚前进之道。
重点在於，并非左右之间要达成甚麽共识，大家的真正看法又是甚麽呢？
问：有人说：“最大的不义是体制（制度）的不义”，关于这一论点想听听学者的见解。谢谢!
蔡东杰：讲“不义”（不正义）实在太沉重，我喜欢用“成本”来形容。
其实义不义甚麽的，永远是个吵不完的话题，但“成本”或“能量”就简单多了。做任何事情都得付出能量或投入成本，当然，从经济学或科学角度来说，有些成本或能量是可以循环回收并用以产生更大动能或盈余的，但有些则属於无法回收之“必要的消耗”。很自然地，“成本极小化、效率极大化”是理性基础，但如同常识，“投资不一定都有正面回报”，成本再小也不可能归零。
说到底，最後成本消耗又是怎麽决定的呢？制度与人其实如同机器与操作者，人若操作不当自然可能带来损失，但相比起来，制造最大可能损失的来源或许还是“机器设计不良”吧。
这就是你说的那段话，背後想陈述的意义吧。
问：台湾学者钱永祥“个人抑共同体？”一文中说：主权区分为两种权力观：一种是权力在人民本身的由下往上走的上升权力观，另一种是从最高机构从上往下走的下降权力观。基于个人主义而来的上升权力观是如何凝聚成主权在民的理念的？——简而言之，民主是基于自由主义还是基于其他的什么而来的？
蔡东杰：我说话向来不喜欢弯弯绕绕，简单地说吧，首先，所谓“权力”指称的乃是一个政治单位（国家）的虚拟总能量，“主权”则是运用这些能量的正当性基础。
虽谈的是政治学，还是用点经济学概念来说吧。
国家就像是个合股公司一样，运作能量来自筹集的总资本额（权力），关键是这些资本的所有权固属於股东（人民主权），运作则主要交给专业经理人（政府），但问题出来了，若把资本全权交给经理人去“买空卖空”，虽合理但也有风险，但若叫股东自己来操作，那乾脆各自把钱拿回家得了。折衷的办法是，公司每年总得象徵性开几次股东大会（议会），尽量清楚地提供与交代财务报表（政府预结算书），同时说明公司发展愿景（例如几五计划之类）以鼓励大家不要把股票卖掉。
当然，经济跟政治有着截然差异。上述比喻虽还可以，但国家跟公司间的根本不同在於，作为公司股东或股民可“自由”进出，作为人民则相对自由有限（虽可离开一个国家，终究得进入另一个国家），这既带来一个弊端漏洞，也是长期君权制度主要问题所在，也就是让经理人（君主）不但可空手套白狼，甚至在法理上垄断了所有资本包括盈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与王民）。正因此流弊乃“不自由”所致，为解决此问题也就带来了近代的“自由主义”思潮，而所谓“民主”，目的不过在於解除政府的“垄断权”罢了。
问：如果说政治也是一种专业，而且需要很强的专业性，那么和医生一样，是不是也应该有一定的门槛要求？现代社会越来越强调平等，越来越强调“政治正确”，“反智主义”越来越盛行，大众对精英怀有强烈的不信任感，政治的质量会不会越来越低？怎样平衡大众民主和精英专业治理？
蔡东杰：政治如同所有行业一般，当然需要专业，也得通过某种专业门槛来监定才行。
不过，如果看过前面几个问题回覆的话（有些就甭重述了），首先，民主的正当性来自於对先前君权制度的反思、检讨、反弹与矫正，加上此过程是在西方首发的，难免得按他们的“正反合”与“左右摆荡”路径前进，这也代表了在纷陈的想法中，必然同时充斥着“完全正面主张”（政治正确）跟“完全负面反对”（群众不信任）两种立场，主义多到爆且不说，不断“反”这个“反”那个也是常态。
话虽如此，如同我们在社会上打混一般，有些人到了中年难免迷惘，放眼前程既充满不确定，回首来时路又有些模糊不清;这时，我总建议大家，“莫忘初衷”，如果当初有的话。“初衷”是甚麽？就像我们为自己人生捏的一个毛胚品，里头有着最原始最根本的想法，或许也有着最纯粹但稍稍不切实际的梦想。
回到民主本身，一开始当然也有“初衷”，最消极的部分是冲撞君权体制，但更积极的是勾勒未来应该如何。由於一点都不民主，民主对西方思想家而言无异空想，但空想也有好处，也就是可能一针见血。例如卢梭便指出了理想制度的大前提（其实当时并不叫民主，这点有空再谈），亦即得将“众意志”（共识或共同目标）找出来，其实无论最终制度设计是甚麽，只有不断回归“众意志”才能避免迷途的危险。
回到你的问题，专业精英治理既不可避免，大众民主也是必须的制衡能量，至於他们之间的“平衡”来源，无疑就是整个社会是否真正存在“共识”了。若有共识，公众既不致无理骚动，精英也不致自行其是。
说起来有点唱高调，但答案如此。
问：其实，关于概念性的东西，我可能会想问：民主是什么？民主何为？因为最近看美国联邦法院的司法审查体制，有人说司法审查是反民主的，因为它推翻了代表多数人的立法机关的法案。好像是在说，多数人的统治就是民主。而问题在于，如果这是民主的话，那口口声称多数人统治的大陆，是不是也就是民主体制了呢？
蔡东杰：关于这篇文章，我的一个疑惑是，在民主政体下，竞选人为了讨好民众，会不会去迎合人民？而在迎合的同时，是不是就增加了“多数人的暴政”，如何制约或者是防范“苏格拉底之死”呢？还有，就是关于现在大陆媒体不断嘲笑的台湾政治，说“你看，民主就会打架”类似的声音，您怎样看待？
其实呢，我觉得所谓民主重要的绝非制度，而是观念，也只有理清了观念，才能选择和设计出适当的制度。但现下多数人讲民主的主流却“本末倒置”，往往先要人选择了制度，再去理解这种被选出制度背後的设计逻辑，如此不仅忽略了“制度清单”这回事，也自然因不了解各种制度背後的不同逻辑，以致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无聊窘境。
就顺序说，民主要求的是先接受“以民为主”的观念，然後设法在制度中“让人民做主”。这说来容易，但连第一关都难过。甚麽叫“以民为主”？绝不能说说罢了，但也不能自由心证，自个儿说自个“以民为主”，目前能想到的办法只有两端，其一是让人民能尽量表达意见，这就是言论自由，第二则是提供最消极参与的途径，也就是投票（许多人误解投票是种“做主”的表现，其实不过是参与罢了）；不过这两者也不是没有後遗症，就前者来说，真正的言论自由乃是“理性下的自由”，亦即能就事论事，就後者来说，真正有意义的投票也是“理性下的投票”，亦即大家在选前都能经过审慎思考。事实是，这两者迄今皆不可得。
正因许多人不能理性说话、不愿理性说话，或故意不理性说话，相对地，多数人也很难真正做到理性地选贤与能，这也是乱象的部分来由。
尽管如此，说“台湾的民主净会打架”或许对，也非全对。前面有个问题说过，对政治人物的评价，甚至连盖棺论定都嫌早，政治制度的发展也是如此；对台湾，民主化不过短短二十几年，还是个外国输入的舶来品，要真正了解需要时间，理解後好好运作也需要时间，岂不见连发明民主的西方都未必上手，台湾也未必能天纵英明、後来居上。不是吗？
问：如果没有政治与宗教这个世界是否会更美好？自古以来的人祸抑或“天灾”哪一次没有政治与宗教的掺和？谢谢。
蔡东杰：不容否认，古来人祸确实经常见着政治（斗争）与宗教（介入）的影子。但将它们一竿子打翻绝非理性。
尽管在政治运作中竞争难免，冲突也难免，从竞争到斗争，从斗争到血流成河，毕竟不是一条必然的途径，关键在政客的“理性底线”，就算政治是场豪赌，赌到连命都搭上，或破罐子破摔一翻两瞪眼，也未免玩得太出格了，这样的情况并非多数，我们既不能无视於某些（即便短暂）“太平盛世”的存在，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或许也无须过度高估政治的破坏力，且不论过去常说的“帝力於我何有哉”，看看周遭，再极权的政府也很难（也没那麽无聊）扮演“无所不在的老大哥”。当然，这倒也不是想为那些居心叵测的政客们开脱，只不过为了讨厌一小撮人，就把整个政治制度与运作都赔进去，他们既没那麽伟大，我们自己也没那麽渺小不堪一击。
至於宗教，兹事体大，它们可是比意识形态还意识形态的存在，个人不敢妄言。还是就事论事吧，其实绝大多数宗教都具有服务性质，也具出世特质，搅进政治的事情不是没有（在一神论社会中稍稍多些），大体上对维持人心与社会稳定还是有贡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