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从文革中的清华与广西谈起（上）
（2015-12-28，共识网，《领导者》2015年8月总第65期）
我们都是“六六届”
文革当然不仅仅是一场“学生运动”，但是在表象上，无论当时的经历者还是今天的一些研究者眼中，“学生运动”与学生身份的“红卫兵”都是文革的典型景观。而在曾经构成这一景观的人群中，孙怒涛先生他们这些文革前的大学生是最年长的老大哥，我们这些文革爆发时刚进中学的“六六级(六九届)初中生”则是最年少的小弟。
与“六六届”中学毕业生(后来所谓狭义“老三届”中最高一届，就入学而言一般是初中六○级)当时几无例外地都滞留学校经历文革不同，该届的大学、小学毕业生与文革的联系差异很大。六六届大学毕业生在1966年大部分都没有按时分配工作而留校参加了文革，但也有少数离校参加工作进入社会，不再卷入“学生运动”。至于小学，在1966年暑期这个通常年份“小升中”的时段，全国的学校都已停课，教学业务完全瘫痪，但是“升学”的手续则各地进展不一。有些省份1966年小学毕业生当时就没有进中学，直到1968年“复课闹革命”后才进入初中;但另一些省份如我所在的广西，则还是按常规把我们分配进了中学。
就上学而言，进了已经停课的中学和没进无甚区别，就“革命”而言就不同了。文革时小学虽然也有取代少先队的“红小兵”，但基本是小孩奉命做戏。中学则不同，它是“红卫兵”的发源地，是“文化革命”的“风口浪尖”。加之无课可上，“革命”就成了我们这些人当时在中学唯一的“正经事”。此后，在1967年全国中学基本都没招生，等到1968年“复课闹革命”后恢复招生时，自主的“红卫兵运动”实际已经结束，原来的红卫兵中得意者离校工作甚至当官成了新的“当权派”，大部分失意者则被发配边疆农村，甚至被整被杀。虽然直到1970年共青团组织恢复前，一些中学仍然有“红卫兵”存在，但那已经是像此前共青团似的官方“助手”，而不再是“革命群众组织”，更不会是“造反派”了。所以在我们之后进中学的学弟学妹们基本没有参加红卫兵运动。而我们这届学生（尽管是“一进校就停课，毕业时刚停火”、没上过几天课的所谓学生）成为参加过红卫兵的最低一届。虽然我们这些直到“毕业”前不久还被称为“新生”（因为当时不仅我们几乎没有进过课堂，而且红卫兵时代也没有比我们更“新”的一届学生了）的少年基本只是跟着高年级学长们当拉拉队，在红卫兵中并不是叱咤风云的角色，但比纯粹的看客还是不同。所以对孙怒涛先生他们写的文章，我是深有“在场感”的。
几十年后我在清华大学当了历史学教授，虽然主修的并非当代史，但是也写过一些有关文革的东西。而这时我忽然发现我当年在广西的经历还与清华文革有“交集”。
这起缘于导致清华造反派灰飞烟灭同时也是全国文革史上重要转折点的那个“七•二七”事件：1968年7月27日几万名工人、解放军（后来得知叫“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中南海御林军8341部队军官带领下，以人海之势闯入清华，当时正在“武斗”的清华“井冈山”（即“井冈山兵团总部”，简称“团派”）与“四一四”两大派都不知怎么回事，在校内处于优势的“井冈山”派头头蒯大富多方与北京及中央文革当局联系了解缘由，但所有电话都不通。在再三联系无果后，蒯认为自己已被封锁，这是“黑手”搞的“反革命镇压”，甚至怀疑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政变”，遂下令武力抵抗，造成了工人的伤亡。校园被占领后，蒯大富等人狼狈逃出，毛泽东遂于次日“召见”包括蒯在内的北京造反派“五大领袖”。蒯大富见到自己誓死效忠的毛主席后放声哭诉“黑手”的行为，不料毛声称“黑手”就是自己，并严厉训斥了蒯大富等人。包括蒯在内的“五大领袖”从这天起全部从失势走向垮台，清华、北大等北京主要高校的造反派也从此土崩瓦解。毛泽东派出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后简称“工宣队”）完全控制了各校，建立了后来史家所称的“后文革秩序”。
7·24接见与7·27行动：从广西看清华
几十年过去，蒯大富先生对这段戏剧性变故仍感到大惑不解。他在回忆文字和口述中多次说，自己是中央文革一手扶植的嫡系，与当时的很多中央领导保持有可靠联系渠道，而且作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常委，他与时任北京市革委负责人的谢富治等首都主管也有频繁的工作联系，如果有人通知一声“工宣队”是毛主席派来的，他定会全力配合，怎么会进行抵抗，以致造成伤亡铸成大错?就连当时属于与蒯大富敌对的“四一四”派孙怒涛等人，对此也有同感，他们与蒯再对立，也不会相信蒯有胆量对毛公然抗命。由于毛泽东在“7•28召见”时一方面严厉训斥，一方面在蒯大富哭诉时毛也激动流泪，还明确声称在清华两派中他反对“四一四”而偏爱“团派”，并当面交代在场各领导人不要整蒯，所以蒯大富至今相信毛直到最后还是尽力保护自己的。只是不知怎么阴差阳错沟通有误，导致“历史因此改写”。
但我听到这里，就想起了对我当时曾经参加的“广西四二二”造反派来说很难忘怀的一幕。那就是“七•二七”几天前的7月24日深夜至25日凌晨“中央首长最后一次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团”。当时，以毛泽东亲自批示“照办”的“七三布告”为起点，对“广西四二二”的大规模剿灭已经在南宁等地进行了半个多月，这次接见其实是正式宣布对“广西四二二”组织的死刑判决。“接见”后不久，四二二的代表们便被全数扣押入狱。而我们这些没资格到北京去的普通四二二成员后来读到广西当局广为散发的接见纪要时，无不感到五雷轰顶。记得一个同学当即念出一句安徒生作品中的话：“啊，我亲爱的康斯坦丁，一切都完了，完了!”
就在这次历时数小时的“接见”中，包括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等在内的阵容庞大的中央首长们异口同声，一面倒地严厉斥责广西四二二。除了谈广西的事外，斥责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向在场的四二二人员追查所谓的“清华－北航黑会”的情况，尤其是点名追查蒯大富。这些处理国家大事的首长们一个个仿佛成了“专案组”的审讯人员，不仅声色俱厉、不依不饶，而且追问之具体、口气之武断令人惊讶。周恩来首先指责四二二人员“参加了清华、北航的黑串联会”。康生点名要四二二代表朱仁把会议情况“原原本本、老老实实地写出来”，“你在会上怎么讲的，蒯大富是怎样讲的，什么人怎样讲的，会上、会下又怎样讲的，给我写出来。你不要认为我们不知道，不是缺你的材料，是看你能不能挽救!”陈伯达断言四二二参加“黑会”是去朝见“黑司令部”，大喝要与会者“把你们的黑司令部端出来!”周、康和陈三人都轮番追问“开了几次会?在哪里开的?谁主持的?到了多少人?清华谁去了?”吴法宪说：“你们‘汇报团’（按：当时各派来京人员正式名义都叫某某组织赴京汇报团）不向中央汇报，到清华、北航汇报，汇报什么?你们到底干了些什么?”陈伯达并说：蒯大富、韩爱晶“狂妄自大”，成了危险人物，“蒯大富最好去劳动，韩爱晶最好去劳动”。周恩来最后要求四二二人员回去写交代，“一定要把你们这六百多人（按：四二二代表远没有这么多，‘六百多人’似指各省来京及北京高校造反派人员被认定参与‘黑会’者的总数）的活动、串联黑会都写出来”。[1]
这份接见记录表明几点：1.“中央首长”们认定广西的问题并不孤立，各省及北京的造反派正在形成一个统一的“黑司令部”，而“清华－北航黑会”就是一个重大标志。2.清华（当然是指“清华井冈山”）与蒯大富被置于这个“黑会”的重要位置。而且从反复点名追查清华和蒯大富（有趣的是除了陈伯达提出韩爱晶和蒯都要“去劳动”外，当场再没有人提到韩，除并列指责“清华、北航”以外也没人单独提到北航，却几次单点了清华）的语气看，中央首长们已经完全把其看做整肃对象，不但整材料整到了广西人那里，陈伯达还明确说要把蒯清洗出政治舞台。3.与会的“中央首长”很多，而且来自我们现在知道其间矛盾很大的各个派系，如中央文革文人集团和林彪军人集团，以及超越诸集团之上的(也有人认为是自有一集团的)周恩来等，但他们这时在处理造反派的问题上态度高度一致，显然，只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能够整合出这样的一致。
读了这份记录，谁还会认为两天后的数万“工宣队”进占清华之举有可能事先通知蒯大富?谁还会觉得蒯大富那天到处打电话都碰壁只是阴差阳错的沟通问题?
关于“清华－北航黑会”
那么，这四二二人员参与了的“清华－北航黑会”究竟是怎么回事?
7•24接见在7•27之前仅两天，但接见记录公布、让我这样的世人读到则已经是在7•27事后。接见中周恩来说：今天讲的内容“反正朱仁是会传出去的（意指传给蒯大富这类‘黑会’中人），我也不怕你传出去”。这显然是讲反话，接见后不久即失去自由的朱仁及其他广西人大概不可能给蒯大富们通风报信（且不说他们根本还不认识）。我们现在知道“清华井冈山”是非常重视搞情报（所谓“动态”）的，但这两天他们似乎对此一无所知，或者风闻了也未重视。直到现在，清华文革中人写回忆录虽未汗牛充栋也已经卷帙颇为浩繁了，7•27也是这些回忆录经常提到的，却未见到有谁提及对清华井冈山似乎是相当致命的“清华－北航黑会”事件。后来我曾当面问过蒯大富等一些井冈山要人是否记得有这么个“黑会”会议，居然没人能说出个所以然[2]。尽管其实毛泽东在7•28训斥蒯时就指责他和韩爱晶串联各省造反派，“又在清华开会，又在北航开会。还在什么和平里开会。很多是外省来的，又是广西的四•二二，四川的反到底，辽宁八•三一的一部分，锦州的糟派，黑龙江的炮轰派，广东的旗派……不要搞这套。”（林彪接话：“我们没有开九大，他们就开了”）但是，事后无论蒯还是清华井冈山其他人谈起7•28召见，谈起他们垮台的缘由，大都还是讲搞了“百日武斗”、武力对抗工宣队等惹怒了领袖，几乎没人提到这个“黑会”。不但如此，后来从毛泽东时代蒯大富被捕坐牢直到邓小平时代正式判刑，列举的罪状中也没有再提这件事。
为什么?我想原因其实也简单：那实际上根本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蒯大富他们没当回事，一直就没往心里去。而“中央首长”们其实当时对事情的整个经过也已经查得一清二楚。首先，7•28召见时韩爱晶就已解释：
“那个会不是我们召集的。可以调查，是广东武传斌召集的。我有病，住院前在体院。学校里打来电话，接待两个省革委会常委。别人讲‘上有天堂，下有北航’。五四学代会，好多外省造反派头头我没有热情接待，大家说：老大作风，骄傲自满，又说我们是富农，不革命了。于是我说接待了。送行时他说要开全国形势串联会，我说北京开会就是黑会，北京还有天派地派之分，很复杂。我同意找几个可靠的造反派头头、革命委员会负责人聊聊，只搞情况，不谈办法。我、蒯都去。后来我住院了。会议一开，大家都感到不妙，地质(学院东方红)参加了筹备会就不参加了，蒯大富听了一会吓跑了，井冈山也吓跑了。同学纷纷给我反映情况，我说赶紧写报告，谁知批评已经下来了。”
其实不用韩爱晶解释，7•24接见广西两派代表时，周恩来对情况已经很清楚，他当时就说：“大革命时我在两广待过，我为你们难过，两个当黑会主席的，一个是广东的武传斌，一个是广西的朱仁。”尽管这个说法也不确切(见下文)，但无论蒯大富还是韩爱晶，清华(井冈山)还是北航(红旗)都不是会议的主角，他是很了解的。
武传斌先生当时是广东“旗派”头头、广东省革委会常委。他近年在接受笔者采访时回忆说：当时“是我在北京参与串联，组织，主持，在北航召开了一次有十几个省市在京上访的造反派大会”，即中央首长接见广西两派时所说的“北航黑会”，“之所以拉上清华，那是因为在大会的第一天，我把老蒯也请来上了主席台。但我从未听过‘清华－北航黑会’的说法”;“回广州后，在广东省革委会全会上批判我时，省的主要领导传达中央领导讲话时，定性为‘北航黑会’。‘清华－北航黑会’如有存在，也可能另有所指”。后来他又略作更正说：“(19)68年7月16日第一天的会议是在清华开的，老蒯参加了不到一个小时就走了，谨对各地造反派来北京，来清华表示了欢迎和支持，没有更多的讲话。7月17日的会是在北航开的。”而根据7•24接见时四二二参会代表白鉴平所说，会议是18、19日开的，与武传斌40多年后的回忆有两天之差，应以白鉴平当时的说法为准。另一代表高寿仪说：“是广东‘旗派’掌握会场。”这也与武传斌的说法一致。
至于周恩来所指与武传斌一起成为“黑会主席”的朱仁，是7•24接见中被多位“中央首长”连珠炮式审问追逼得最紧的一位。据接见记录，当时他在追问下“转弯抹角、吞吞吐吐承认在清华主持了这次黑会，说有十几个省、三十多人参加”。但是，近年笔者采访他时，朱仁否认了“主持”之说，只是说自己发言介绍了广西的情况，并且说他参加的会议只有一天，是在北航开的，没有在清华开过，如果清华也开了，那自己并没有参加。
这个说法与当时作为柳州四二二代表的钱文俊所说可以互相印证。钱文俊近年接受笔者采访时说：会议似乎是开了两天，但第一天通知他们到清华，却因为当时清华武斗，校园一片混乱，根本找不到会场，实际没有开成会，会是第二天在北航开的。有个清华的到场(钱说他不认识蒯大富，不能确定是不是他)讲了不长的话，主要就是泼冷水。辽宁八•三一的人提议各省造反派应该联合起来成立一个全国性组织，他大惊失色，表示这绝对做不得。也有人说，全国性组织不可行，那就退而求其次，搞个各地造反派互通消息的联络站怎么样?清华的人说那也不行，他们不能参与这样的事。弄得大家很丧气。最后也就是大家发发牢骚，觉得各省造反派都危机四伏前途渺茫，没有任何结果就散了。
钱文俊说的这个清华人基本可以确定就是蒯大富。40多年后笔者采访蒯大富时，他对这个会已经没什么印象，但后来想起说是有这么一个会，他当时就害怕跟各省这些人混在一起，但碍于武传斌他们的面子到北航去了一会儿。“有人提出成立各地造反派联合组织，我跟中央文革和周总理这些首长打过那么多交道，当然知道这是大忌，要惹大祸的，就断然否定了这个馊主意。有人又说那就办个联络站保持联系，我说即便搞联络站也要先请示中央文革，得到中央的明确同意才能搞，否则是绝不能搞的。说完我就离开了。”[3]
40多年后各人的回忆有些细节出入完全可以理解，但综合这些回忆和1968年当时披露的情况，基本事实大致已很清楚：1968年盛夏时，各省造反派都已面临严重危机(曾短暂得势的大都已经失势，从未得势的则面临更严厉的镇压)，他们纷纷组团赴京“上访”。广东的武传斌就出头让这些难兄难弟们(“革命造反派战友们”)搞了个聚会。
所谓“黑会两主席”
为什么是武传斌?因为他领导的广东旗派这时也处在转折点上。旗派在1967年3月曾与偏向“老保”(“老保守派”的简称)的广州军区有过冲突，但毛泽东发出击退保守的“二月逆流”的旨意后，周恩来承旨专门飞到广东，于4月18日在广州钦封旗派是革命造反派，其对手则是“保守”的，并要求广州军区支持旗派。我们知道，这一年北京曾多次隔空表态、乃至派出“首长”(如到武汉的谢富治和王力等)前去直接支持各地造反派，使之从逆境中咸鱼翻身，但由周恩来亲自去现场钦点造反派的还只有广东。旗派因此声名大噪。人们现在知道广州军区及其司令员黄永胜对旗派心里是反感的，但也不得不予以支持。1968年2月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黄永胜是主任，武传斌是常委，两人关系一如北京的谢富治与蒯大富。
1968年3月杨成武倒台后，黄永胜到北京官升总参谋长，旗派却与此后的广州军方及广东省革委主流关系恶化，这其实和全国其他地方的造反派兔死狗烹由盛转衰是同一趋势。但与其他一些省份的造反派(如广西四二二)相比，旗派当时面对的形势尚不那么险恶，武传斌也并不甘心。他认为广东军方变脸是黄永胜离开的结果，而黄永胜还是支持自己的。于是便与另一位省革委会旗派常委邱学科一起到北京找黄永胜告状。到北京没能见到黄永胜(黄其实正要整他呢)，却发现各省落难造反派纷纷来京上访，自我感觉尚不那么坏的武传斌便出头联络这些“造反派战友”开了那个会，无非是想分析一下形势，并没打算成立什么全国性组织(会上辽宁与会者提出的这个建议并非原先所料)。远在南国的武传斌毕竟不如北京人那么敏感，不知道这是犯了大忌。但他在北京开会总要有东道主，找的自然就是北京的“造反派战友”韩爱晶蒯大富们。韩、蒯尽管当时还风头十足，但经过两年的“政治经验”已经不是1966年时的“初生牛犊”，他们是知道禁忌的。韩同意接待武传斌，是因为武与他一样是省级革委会常委，而且据说还有黄永胜支持，属于他所说的“可靠的造反派头头、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并不是朱仁那样的在野人士。尽管这样，韩仍然没有参加武传斌主持的会，只是提供了会场，出席会议的北航红旗成员侯玉山和祝春生据说还很不客气地批评了外省人的过激言论。而这个情况康生也知道。
就广西四二二而言，参加这个会议也是稀稀拉拉的，在京四二二成员有的只去了北航，有的只去了清华，笔者所知的与会者中，两校都去了的似乎只有白鉴平。更有趣的是，被康生诬为“黑手”、周恩来指为“黑会主席”的朱仁并不是四二二赴京汇报团的正式成员，而是汇报团已经在京多日后，由于南宁事态危急他自己决定上京“报告情况”，甚至连车票也是自己买的。在四二二及其赴京人员中朱仁并不在领导层，康生之所以盯住他，只因为他是广西自治区党校教师，被认为有理论水平。而四二二“柳铁工机联”一位中学红卫兵此前写有一篇观点激进的文章《今日的哥达纲领》，当时与湖南杨曦光(杨小凯)的《中国向何处去?》、清华周泉缨的《四一四思潮必胜》等都是中央点名的异端“大毒草”。康生仅以“中学生不可能看过《哥达纲领》”为理由，就一口咬定中学生写不出这篇文字，肯定有“黑手”代笔，而党校教师朱仁就是代笔者，也就是四二二中的“黑手”。其实，不要说中学生完全可能看过马克思已全文引录过的《哥达纲领》[4]，就是没看过，当时的学生不少也从我国“共运史”宣传中知道“哥达纲领”是德国工人运动中爱森纳赫派与拉萨尔派“无原则合并”的结果，那篇文章不过是借此典故来表达其不愿与对立派“老保”合流之意，与《哥达纲领》文本的内容毫无关系，何以非得看过那文本才写得出来?更何况在南宁工作的朱仁根本不认识在柳州的作者。
正如北航的戴维堤后来所说：“现在看来，在所谓的北航黑会问题上，韩爱晶和北航红旗本来是没有什么错误和责任的——如果讲理的话。第一，韩爱晶一开始就反对开这个会，他借病拒不参加，当时能做到这点，就很不容易了。第二，文革中中国人有‘四大’自由，这是毛泽东支持和倡议的。群众组织头头聚在一起开个会，交流一下文革‘信息’。就算发发牢骚，讲了几句出格的话，但没有密谋武装暴动，没有违反宪法的任何行动，凭什么叫‘黑会’?这是对人权的严重亵渎。‘北航黑会’不是黑会，正象‘二月逆流’不是逆流一样。但是，可悲的是，在大人物面前，有时候是很难讲理的，因为他们是‘神’。连韩爱晶、蒯大富等人也把此会当成了黑会，真是可笑之极!这件事情产生的影响和后果是严重的。‘北航黑会’和清华武斗事件使毛泽东大伤脑筋，最终导致他老人家作出了大决策。”
北航如此，清华就更不用说了。尽管“黑会”是武传斌张罗的，北航韩爱晶只是勉强接待了他，清华连接待方也不是，主要的会议也是在北航开。有的回忆说蒯大富在会上露了个面但没怎么说话，有的回忆说他讲的话是泼冷水。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清华比北航与这个会的关系更淡薄。武传斌与戴维堤都说他们听到的指责是“北航黑会”而没有清华的什么事。但实际上，从7•24接见时周恩来指责“清华、北航的黑串联会”，吴法宪说四二二是“向清华、北航汇报”，其他中央首长也反复追问清华有谁与会、蒯大富讲了什么，直到7•28召见时毛泽东指责的“又在清华开会，又在北航开会”，显然当局追究清华和蒯大富要甚于北航和韩爱晶。
另一方面，广西四二二只是受武传斌之邀与会的众多各省组织中普通的一个，既非会议的发起者，也非接待者，更不像辽宁八三一那样在会上有特别敏感的发言。当时“七三布告”已经发布，广西屠杀正酷，北京的四二二人员尽管极感冤屈无诉，但恐惧远超于愤怒，已是待罪羔羊心态，哪里还敢挑头当什么“主席”?后来武传斌、戴维堤的回忆对四二二人员会上的表现也都没有什么印象。但是，当局却把四二二拔高到突出的位置，周恩来说四二二的人是“黑会”两主席之一，毛泽东列举的与会者头一个就是广西四二二。作为当时全国被镇压得最惨的造反派，四二二那时被“枪打出头鸟”，毛泽东批示“照办”的“七三布告”就是针对广西颁布的，是全国第一个公开出动正规军队剿灭造反派的布告(以后才有针对陕西的7•24布告、针对山西的7•28布告等)。而7•27工宣队占领[5]清华，就是打着宣传“七三布告”的旗号。
7·27行动保密之谜
就在占领清华次日的7•28召见中，出现了这样充满杀气地把广西和北京相联系的话语：
毛泽东：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于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于陕西，在我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性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造反，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林彪：现在有的是真正的造反派，有的是土匪、国民党，打着我们的旗号造反。广西烧了一千间房子。
毛泽东：在布告上写清楚，给学生讲清楚，如果坚持不改，就抓起来，这是轻的。重的实行围剿。
林彪：广西烧了一千间屋子，还不让救火。
毛泽东：国民党还不是这样!这是阶级敌人一种垂死挣扎。烧房子要犯大错误。
林彪：我长征进广西，和白崇禧打仗，他也用此计，先放火冒充共产党。现在是旧计重用。
韩爱晶：蒯大富是骑在虎背上下不来。
康生：不是你说的那种情况!
毛泽东：骑虎下不来，我把老虎打死。
周恩来：广西佬躲在你北航。国防科委系统你怎么召集会议?
毛泽东：你们把广西四二二藏起来了。广西学生住在北航。
康生：他们想控制全国运动。
这是迟到的蒯大富赶来之前诸位首长对北航韩爱晶的训斥。这些话的核心就是“造反”如今已经被禁止，“谁如果还继续造反”就要被镇压，“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广西四二二已经被描述成杀人放火的“土匪”、“国民党”、“歼灭”的对象(真相详见后述)，而以清华、北航为代表的北京造反派几乎被当做四二二的后台，他们不仅窝藏“土匪”(“广西佬躲在你北航”)，还“想控制全国运动”，加之林彪说的惊人之语——“我们没有开九大，他们就开了”，这明显与陈伯达所说的全国造反派开会成立“黑司令部”同义。
当时蒯大富人尚未到，谈话就涉及了蒯大富“骑虎难下”的问题。毛泽东宣称：“骑虎下不来，我把老虎打死。”在当时语境下，韩爱晶说蒯大富骑虎难下，有为蒯开脱之意，即蒯大富受制于人，身不由己。但蒯大富骑的什么虎?受谁的牵制?无非有上下两个可能。“上”当然不是后来讲的“林彪、四人帮一伙”(当时他们都与毛泽东一起喝斥韩、蒯等，而且言辞比毛还厉害)，只能是说蒯“奉旨造反”惯了，一下子难以适应完全相反的、镇压造反的新圣旨。若如此，这个“虎”就是发布圣旨的毛泽东了，毛泽东自己还能“把老虎打死”吗?另一可能是指“下”，是说蒯大富想转向，他手下的群众不干，那老虎就是指他们。而毛泽东怒称要“打死”他们以便让蒯下来，显然就是基于这样的理解。可见，毛泽东如果说对“坏头头”蒯大富尚有一丝怜意，对“不明真相的群众”则已杀气腾腾了。
另一方面，召见时大家已经知道占领清华时工宣队死伤惨重(以北京“武斗”的标准而言)，但毛泽东对此却毫无所动。正如孙怒涛所说：“在长达五个半小时的召见谈话中，毛泽东没有说一句对死难工人表示悲痛和哀悼的话，没有说一句对731个受伤的工人、解放军战士表示安慰和问候的话，也没有对下属交代一句要他们高度负责地妥然做好善后工作的话。没有!统统没有!当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的湖南厅里谈笑风生、指点江山的时候……要是他们(死伤者)知道了他们心中的红太阳……对蒯大富与对工人这样冰火两重天的态度，他们会觉得死得其所吗?会觉得伤得值得吗?”其实，更过分的是这次召见中，国家最高三人的下面这段对话：
毛泽东：井冈山他们这个作法不好，我说的是蒯司令的井冈山，打死了四个人，打伤针织总厂五十个，就是这个社会影响。我也不是看一个人，损失就最小最小最小。
林彪：值得，损失最小。
周恩来：林副主席说得好，损失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
这岂止是没有“表示悲痛和哀悼”而已，“损失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自得之情是溢于言表啊。
在对蒯派群众和工宣队员双方都表现得很冷酷的同时，毛泽东唯独对蒯大富本人表现出很温情。虽然“召见”的主调是训斥，但与其他首长一味声色俱厉不同，毛泽东(一定程度上还有江青)训斥之余不但为蒯大富流了泪，还当面痛贬蒯的政敌“四一四”，表示两派联合仍要以蒯为主，还叮嘱臣下不要整蒯大富。尽管这一切后来都没兑现，但很多人尤其是蒯大富自己仍然觉得这是“挥泪斩马谡”，毛泽东对自己一手扶植的造反明星还是有感情的。
的确，人非草木，不能说毛泽东在拿原先的心腹“小将”祭旗时没有一点怜惜。然而这和“挥泪斩马谡”还是大有区别。且不说当年孔明“斩马谡”时，他那政治家的“挥泪”也有浓厚的作秀意味，但“失街亭”毕竟不是孔明的安排。而7•27采取派出数万人迅雷不及掩耳地搞掉一个“黑司令部”的做法，蒯大富们会有什么反应，伟大领袖难道真的没有意料到吗?受命闯入的数万军人和工人徒手面对惊恐至极且拥有武装的蒯大富们会遭遇什么，挥泪的领袖也没有想过?在事先不打招呼的情况下命令徒手的人海对有枪的被围困者“强行缴械”还要“抄家”，能不出“意外”?如果对蒯不打招呼是偶然，何以聂韩谭王等其他造反派也一概被蒙在鼓里?领袖挥泪训斥之余煞有介事地当面告诉臣僚不要整蒯大富，何以他不久还是身陷囹圄?如果是工宣队员的“意外”牺牲“改写”了蒯大富和“井冈山”的历史，那么没有抵抗工宣队的其他四大造反派头头为何也遭到同样命运?
近年披露的一些内情更令人吃惊。如当年海军清华军宣队的朱勇说：7•27当天清华的事他们也一无所知，次日即7•28才听说，并到清华参加了8341部队主导的占领。而这个海军军宣队本是早在2月13日就奉命进清华宣传制止派斗的，在校两个多月与两派都混得较熟。但4月23日“百日大武斗”开始后，他们却于25日奉命撤出清华，撤出后并未解散，而是集中驻于宣武区待命，并一直与校内两派人员有联系，明显是准备再入清华的。可是，7•27当天的行动却对他们保密。把这些先前已经进校做过不少工作、熟悉情况、清华两派也都认识的人撂在一边，却另派三万陌生人闯关而入。这样决策究竟是为什么?无怪乎采访者李仕林惊呼：“啊……简直没想到，居然是这种情况。45年后，我才知道，太难以置信了。”其实另有资料显示，7•27那天还是叫了几个海军军宣队的人“带路”，而且此前还派其中一人(凭过去的关系)到清华“团派”总部取来清华校园地图以布置行动。但诡异的是这几人对包括朱勇在内的其他绝大多数军宣队同事守口如瓶，而取图者对给他地图的清华人也不吐一字。
聂元梓后来说：“我始终困惑的是：为什么不直接跟蒯大富说一声呢?他不仅是清华学生组织的头头，他还是北京市革委会的常委，我还是副主任呢，为什么就不告诉我们呢?”蒯大富和当时与他对立的孙怒涛也都认为这事如果通知了蒯，就不会发生惨案。但有趣的是他们都不认为这事是毛泽东的故意。蒯大富相信毛泽东的善意，孙怒涛如今其实是不信的。但他认为，毛对是否通知蒯大富的问题是疏忽了，他既不是存心通知也不是存心隐瞒，只是没过问这样的“细节”而已。但他又找材料证明毛对这次行动“非常重视”，不仅决定发动、而且实际指挥了整个行动，甚至还“蹲在地上指点地图”，“哪个单位牵头，哪些单位配合，派多少工人参加，怎么进清华，现场哪些人指挥”都是由毛决定的。与这些具体的细节相比，是否对行动对象保密实际上关系到敌我判断，这难道还是“细节”吗?
事实上毛泽东完全明白这是说不过去的，所以他“召见”时搪塞说：“直接没打招呼，间接是打了招呼的。”这叫什么话?招呼打了就是打了，没打就是没打，什么叫“间接打招呼”?谁都知道那时要打的不是什么毛主席希望停止武斗实现联合这种关于领袖“伟大战略部署”的招呼，而就是关于27日三万人进清华出于毛主席指令，要求清华配合这种“战术部署”的招呼。这样的招呼无论直接还是间接的，有过吗?显然没有。但毛这样说，也表明他知道不好解释。没有这样的招呼，发生“误会”几乎不可避免。濒临绝境的“四一四”固然不会抵制绝处逢生的机会，校园本来就一统天下无人挑战、也早就厌恶武斗的韩爱晶或许也不会反应过敏，但这种逻辑能适用于当时的“团派”吗?
而我们从7•24接见可以看出，起码周恩来、康生、陈伯达和林彪麾下那几大军头都已把蒯大富看成敌人。毛泽东如无同感，难道他们能联合起来对毛设局?朱勇等人提供的信息也显示那时对7•27行动的保密何等严格。其实，对那些被指为先于中共召开了反对派“九大”、窝藏各地“土匪”，甚至要联络各地“土匪”组织“黑司令部”以“控制全国的运动”的“造反”者，这样应对难道值得奇怪?当然，正如韦国清未必真信他手下编造的“反共救国团”领导“广西四二二”之说一样，毛泽东与中央首长们也未必真信关于清华造反派的上述离奇说法。但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按“英明领袖的伟大战略部署”，如今已经“轮到小将犯错误”了，他们不犯行吗?至于毛召见时对蒯大富的怜惜和挥泪，不能说完全没有一丝真情，但政治纸牌屋中毛唱白脸别人唱红脸的游戏我们见得还少吗?就在这场召见中毛不是还大讲刘少奇的病情、显示他亲自过问“救活”刘少奇吗?承蒙领袖如此关心的刘少奇此后还活了几天?他是在怎样的境遇中死去的?
广西“处遗”披露的事实：为什么“制止武斗”后杀人更多
无论如何，经过7•24接见和7•28“召见”，本来风马牛不相及的广西文革和清华文革搭上了关系。但是广西造反派与清华造反派的遭遇就不是一个数量级的了。
前面提到7•28召见时毛泽东等人大骂广西四二二杀人放火。这件事到了改革时期的1980年代已经有了官方的平反结论：“广西四二二控制区——解放路、民生路、上国街、博爱街等，被解放军和‘联指’[6]炮击起火。南宁市革委会、南宁警备区司令部和广西联指却宣传广播说是‘广西四二二’匪徒放火焚烧街道民房”。当年7•28召见时林彪就此事骂四二二是国民党：“我长征进广西，和白崇禧打仗，他也用此计，先放火冒充共产党。现在是旧计重用。”长征时的情形且不论，可笑的是现在事实证明：1968年在广西“用此计”的恰恰是林彪支持的共产党官员韦国清及其御林军。
而工宣队进清华宣传的“七三布告”，也已经在广西被否定。1983年5月13日广西区党委发出《关于对“七三”布告重新认识及对外表态口径的请示》，并于5月20日得到中共中央批准。该文件称：“当时中央发布布告是为了防止大规模武斗，但布告本身确实存在错误，主要是把当时群众组织的一些严重错误行动，定为反革命事件……调动了军队和武装民兵，镇压一部分群众，并导致大量乱杀人的后果。”文件提出，即使为了安定团结在公开场合回避提“七三布告”，也“应当把七三布告的问题在适当范围内讲清楚”，并开展平反纠错和追究特别严重的大屠杀责任的工作。事实上，经中央指示后广西不久就不再“回避”，而是公开了这些“问题”，按官方的说法：“从此，压在人们头上长达十五年之久的‘七三布告’才得撤销，‘文革’中八万四千多冤魂才能得以平反昭雪”。
即便据1980年代“处遗”[7]时官方宣布的各种“不完全统计”中最小的一个数字[8]，文革中广西也有84293人死于非命，其中“七三布告”后的镇压就死了49272人，占文革非正常死亡的58.3%。如以革委会成立为分界，则革委会成立前(即包括广西四二二这类造反派能够“作乱”的整个时期)死亡12457人，占14.7%;而革委会成立后(即剿灭造反派的过程中和造反派被消灭后)死亡71816人，占比高达85.3%[9]。另一个对比更为惊人：在这八万四千多死难者中，两派武斗死于“战场”者仅3312人，而其余96%的死亡即80981人都是战后屠杀“俘虏”、“贫下中农法院”屠杀“黑五类”以及在其他“非武斗情况下，被乱打死、逼死”的。
官方“处遗”文件称：“从以上统计数字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文革’十年期间(1)广西杀人多是在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的;(2)杀人多是在非武斗情况下，被个别或集体加以杀害的。”
官方文献还指出：“《七三布告》下达后的杀人，不仅数量多，而且很集中。如桂林地区文革期间死亡人数11918人，(其中)在《布告》后死亡的9087人，占死亡总数的90%左右。宾阳县由于县革委主任、(驻军)694师副师长王建勋等积极贯彻《七三布告》，仅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的十多天里，就打死逼死3681人，占该县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人总数的90.34%。南宁市在贯彻《七三布告》的很短时间内，仅围剿四二二据点解放路等就打死1558人，为《七三布告》前死亡人数261人的六倍。”
发布“七三布告”据说就是为了“制止武斗”，但事实是这个布告导致了广西血流成河，死了比布告之前多得多的人。迄今为止宣传的文革图景，都是说“造反派”如何造成乱世，尤其是“造反派的武斗”为文革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原因。可是“处遗”资料以铁的事实表明：至少在广西，当权派和所谓“老保”镇压造反派，远比造反派野蛮和残暴得多(造反派当然也相当野蛮，这是我这个曾经的造反派群众从不想置疑的)。绝大多数的文革冤魂，不是死在造反派存在的“乱世”，而是死在造反派被剿灭的过程中和剿灭后造反派不复存在的“新秩序”下;不是死于武斗中的双方“内战”，而是死于“有领导有计划”的专政机器对全无反抗能力的弱势者的大规模虐杀;不是死于党政在“造反”中瘫痪的“无政府状态”下，而是死于“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的有效控制下。一句话，他们不是死于“造反派”之手，而是死于“维护秩序”和“重建秩序”的文革前军人和官员主导的政权——当时的“革命委员会”名义上是“军、干、群三结合”政权，实际上无论广西还是全国各省，林彪垮台前绝大多数是军人主导，林彪垮台后“军政府”色彩明显弱化，文革前官员成为主导，但无论哪个时期，“群众组织”代表都只是跑龙套的，不要说造反派，就是如广西在镇压了四二二之后进入革委会的“老保”组织功臣虽然算是飞黄腾达了，也仍然是跑龙套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