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月3日，纽约时报中文网）
戴按：马若德的某些说法很精彩，并指出了习近平面临的一些问题或危险。但如同西方的许多中国问题专家那样，他的有些说法失之肤浅。他认为习近平是毛泽东以后最强势的中共领袖，超过了邓小平，那就是只看表面现象了。除了党主席和军委主席，毛没有任何职务，而邓小平甚至连党主席都不当，两人却拥有一言九鼎的最大权力。习担任了这么多职务，正说明其威望远远不及毛邓。另外，马若德没有看到，对习近平掌权的最大威胁，很可能来自毛左派，因为毛左派似乎正在得到习的信任，而他们的最终目标却是把薄熙来从监狱里弄出来，扶正，掌大权。
习近平担任中国国家主席已经两年，许多分析人士认为他是自邓小平以来权力最大的领导人。在邓小平的领导下，经历了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中国，推行了对外开放并实行了面向市场的政策。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研究共产党高层政治的学者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的论点更进一步。他表示，习近平是毛泽东以后最强势的中国领导人。被称为“伟大舵手”的毛泽东在1949年宣告了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千百万名狂热的红卫兵对他像神一样崇拜。然而，马若德教授最近在香港大学（University of Hong Kong）的一场讲座上说道，习近平本人的权力虽大，但是他铲除腐败的运动却蕴藏着危险，他笃定地要挽救共产党，但他的运动却对共产党的未来造成了风险。马若德接受采访，解释了其中的原因。
问：您为什么认为习近平是毛泽东以后最为强势的领导人？毕竟邓小平有那么强的魅力、制度上的权力，以及革命年代的经历。
答：邓小平当然有巨大的权力，不过与他一起活过文化大革命的人物中，有一些极为保守的领导人，其中一位在党内的资历比他还深，那就是陈云。还有李先念和彭真，他们都非常保守。正因为如此，在邓小平如日中天的1980年代，人们经常看到他先开放又封闭、再开放再封闭，因为他必须与这些人打太极拳。有时候保守派会迫使他封闭，之后又会重新开放，因为他发现封闭对经济不利。当时有很多地位与他相当的人，可以让他意识到他的所作所为有怎样的危险，尤其是（1989年镇压抗议的）天安门事件之后。
就习近平的情况来说，他有一个独特的角度，那就是，他是由前辈和同辈挑选出来的，而他的同事们则没被挑选。换句话说，在他们都是候选人的情况下，他被选中了。这就给了他类似毛在1936年那样的地位，那时毛刚刚开始得势，当时（已故总理）周恩来和后来被遗忘了的其他人都有担任领导人的机会，但他们没有成为领导人。所以我觉得习近平的权力比邓小平还大，因为他周围没有地位相当的人，没有那些能够凭借过去的经历能挑战他的人。他赢得了出任领导人的“抽签”。
问：习近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成长起来的一代，您觉得这可能对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答：我的一个经历过文革的学生认为，文化大革命对习近平的思考有很大的影响。这个学生的意思是，习近平认为，如果你经受过这样的历练，你被赶出了家门，不得不自己照顾自己，如果你生存下来了，你会产生一种自信。如果你能从这段经历中走出来，你能经历多得多的挑战。我觉得，他拥有这种自信。
他还拥有一种“太子党”的自信，出身于革命领袖家庭的那种自信，尽管并不是最高层，但是革命领导人。这赋予他一种革命的使命，他想保卫革命的成果。的确，许多人会认为，他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他与其他许多领导人相比，他的革命使命感更强。所以我想，出于这两个原因，他非常自信。
其他人呢？没有某种超凡的才能，是不可能爬上权力的顶峰，跻身政治局常委会的，比如政治才能、行政才能，以及内斗的才能。不能认为他们无所作为，但是习近平击败了他们，取得了最高权力。这就是他的实力。
问：您在演讲中提到，米哈伊尔·S·戈尔巴乔夫（Mikhail S. Gorbachev）也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那么他与习近平之间有哪些区别呢？
答：我想强调一些相似点。他们都想挽救共产党，因为他们相信共产主义。我想，戈尔巴乔夫或许真的相信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但我不觉得习近平大概会相信马克思主义，他只相信列宁主义。我认为文革对于邓小平及以后的人物，都是一个让理想破灭的经历。他们的相似之处在于，无论是戈尔巴乔夫实施“体制改革”（perestroika）对官僚体系发起攻击，还是习近平通过反腐对官僚体系发起攻击，都是在试图改进、净化共产党，使其改变前进的方向。
他们两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习近平知道戈尔巴乔夫做了什么。习近平念念不忘戈尔巴乔夫。刚担任领导人不久，他就对同事谈到了戈尔巴乔夫，说“没有人站出来保卫共产党”。所以，很显然习近平觉得他需要强硬起来，挺身而出保卫党，铲除腐败，恢复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合法性。
问：历史上有没有过这样的例子：一个没有意识形态的共产党能继续维持下去？
答： 没有这种例子，因为列宁主义政党基本上只是在1917年的俄罗斯革命之后才出现。我猜想，古巴共产党还存在的真正原因是，美国的反对给予古巴人民一种民族自豪感，尤其是在他们能够依靠苏联经济支持的时候。当然，朝鲜的党能存在下去，是因为中国人还没做好将其抛弃的准备，虽然中国人对朝鲜执政党的自我表现很不满，但是他们不希望看到又一个共产主义政权完蛋。
我不认为还有任何其他的经验可借鉴，我本人的感觉是，这个党不可能改革自身。习近平有几种选择：一是放松反腐败运动，以便实施经济改革方案，他提过经济改革，但一直没有进行，经济改革有可能让党保持政权。但是，如果他要对腐败进行刨根断枝的打击的话，用他的话说，是老虎苍蝇一起打，那就会有真正的危险，有党崩溃的危险，正如俄罗斯发生的那样，或者有出现一个反对他的领导层联盟的危险。
问：可以想象有一种反对习的势力、一种反击出现吗？
答：在毛泽东时代，没有人有结盟反对他的准备。毛泽东也可以依靠一件事，即如果周恩来向（已故国家主席）刘少奇吐露真心，说主席精神错乱了，我们不应该让这种文革继续下去了，有很大的可能性、很大的概率，刘少奇会向主席汇报周恩来，然后把周恩来处理掉。
我觉得，这种情况现在不存在。人们不像怕毛那样怕习近平。人们的利益、人们的家庭、人们的生计受到威胁。张同志、王同志和李同志就有可能结盟反对习近平。他还没有成为那种令同僚特别害怕的人物，以至于他们不敢想象向别的同志建议，“让我们结盟来反对他，”因为他们不知道那位同志不会去举报自己。
问：对党的真正威胁是西方价值观、新闻自由，以及公民社会吗？习近平对这些威胁的重视程度如何？这些威胁与腐败的威胁相比又如何？
答：腐败是来自内部的威胁。外部的威胁是来自西方的坏思想。他对两者都很重视。他的问题是，对付内部威胁，他可以动用一个非常有力的武器：纪律检查委员会，背后还有中央委员会、中央书记处等整个机器的支持，他可以打击他想打击的东西。
对付国外思想的外部威胁的困难在于，作为整个改革开放过程的一部分，邓小平和他的继任者已让成千上万的学生出国，而且一旦中国开始变得富有，这些学生就已开始回国，而不再呆在他们读书的地方。所以现在就有了成千上万曾在美国、欧洲、日本留学然后回国的人，他们已经看到过一个不同的未来。如果他们日子过得舒服，如果他们为党工作，这也许能让他们满足。他们会说，“OK，新闻自由对我在纽约的时候来说是个好东西，但在这里无关紧要，我现在过得也不错。”
但我觉得，危险的是，如果人们觉得反腐败斗争将削弱党，有可能引起混乱的话（这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
那么人们将开始思考，我们怎样能改变这个体制？有些人会移民。一些人已经移民。显然有数十亿美元已经移出了中国。子女们也已作为一种自保的安全带，被留在了国外。这只是一个问题：人们是否会开始思考另一种方法？
当然，作为一个列宁主义政党、一个对领导层友好的政党，最高层总会有人有想法，总会有变化。坦率地说，这是一个很难预见的事情。虽然邓小平身在最高层，但他能做到，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乱成那样，你必须拿出新的东西来。我们无法知道，反腐败运动进行到什么程度时，排斥来自国外的思想到了什么程度时，当然这很可能会损害经济，中国国内会有人说：“这些做法行不通。我们必须改革。”
问：那么说，成功的反腐败运动与排斥西方观念是有关系的了？
答：你用了成功的反腐败运动这个词。但是，如果反腐败运动成功仅仅是打掉了几只大老虎，赢得了人民大众的欢呼雀跃，因为你拿下了这些人，这不算什么。其实，那些苍蝇才是真正危险的东西。农民和工人深受到当地干部的刁难。这叫小腐败。有些腐败给当地社区造成生态破坏，给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孩子带来健康问题。这些才是真正给广大民众带来威胁的人，如果习近平去抓这些人，谁去为党工作？谁还会去当新干部？
问：一个没有意识形态的政党：这是一个可持续的模式吗？
答：没有意识形态，你就失去了维系以前儒家帝国的粘合剂，你就失去了维系毛泽东时代的粘合剂。这样一来，在党和人民之间，在政府与国家之间，就失去了共同的东西。这样在中国会很难继续下去，你的党由于其定义本身就是一个列宁主义政党，自这种政党从19世纪末成立时起就是这样，靠意识形态说服人们：我们了解历史，我们了解当前，我们知道未来方向在哪里。
那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教条，如果你相信它的话。没有了这样的教条，他已在采取一种非常消极的政策，采用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做法。如果你能用自己的教条作为防身的盔甲，比你只能靠防火墙（the Great Firewall）这种老玩意把敌人的教条抵挡在外，要好得多。
问：中国是不是越来越依靠民族主义？这会不会有走向法西斯主义的风险？
答：对法西斯主义，我不确定。但我相信，民族主义是习近平在东海、南海，以及在面对美国时，采取某种挑衅性外交政策的原因之一，这是让人民在他的运动中，尤其是反腐败运动中，站在他一边的一种策略。但我觉得，从长远来看，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会非常危险，因为正如中国过去的政府明白的那样，如果你激发民族主义情绪，然后你不愿或不能付诸正确的行动，那么人们会嫌弃你，他们会认为你本人并不爱国，认为政府无能。所以激发民族主义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我太不觉得那会导致法西斯主义。我只是觉得那不过是习近平的一种武器。
问：如果不用儒教或马克思主义，而且也不靠民族主义，那还有什么东西吗？
答：什么都没有了。这就是习近平非常担心的原因。他正在试图做的事情的有意思的一点是，他已在开展一项运动，要把整个共产党执政时期说成是一段不可分割的历史，一开始我还不太明白他的做法。他反对那种把中国明显地发生过的事情分为两个时期的做法：毛泽东时代，那基本上发生了那些巨大悲剧、比如饥荒和文化大革命的时期；以及改革时代，这基本上是走向更美好、更明亮、更繁荣的未来的时期。
因为他意识到，这在他的讲话中有，他批评戈尔巴乔夫以及苏联发生的事情时说过，一个问题是，他们攻击了列宁和斯大林，因此挖了整个体制的墙角。他意识到，如果你允许毛泽东统治的头20年、25年左右的时间因为发生的所有错误而被诋毁的话，那么你会让毛失去合法地位。
而正如毛泽东的画像仍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所展示的那样，毛仍是赋予这个制度合法性的伟人。毛是他们剩下的仅有的东西。他们不再用马列主义，他们没有了一个受人尊重、享有权威的政党。在中国，似乎每天会发生500起反抗地方干部的事件。
他们只有毛。这会持续多久呢？毛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有多大意义呢？我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