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February 24, 2015

章立凡:邓力群之殇与党国理论界的黄昏

2015220日纽约时报中文网)

        戴按:此文披露了关于邓力群的一些新资料。包括邓力群在内的所有党国理论家们的“理论”,完全是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的,哪有学术水平可言?

        历经百年盛衰荣辱,素有“左王”声望的中共左派领军人物邓力群,于2015210日结束了充满争议的一生。官方讣闻称其为“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理论宣传战线的杰出领导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近年中共意识形态明显左转的背景下,习近平等七位中共中央常委全体出席了他的葬礼。作为经历过火热革命洗礼的意识形态化石,邓力群的谢幕结束了一个时代,僵化的官方理论界已失去创造力,再也无法产生像他这样的重量级理论大腕了。

    古代纵横家的传人

        几年前就听说邓力群重病在床,甚至无法正常写作和表达。他生前最后的公开报道,是2014827日致信新疆自治区党委,表达对1949年因飞机失事死亡的新疆“三区革命”领袖阿合买提江·哈斯木等五烈士的怀念(2014828日《新疆日报》)。我不确定信作者是否系邓力群本人,字里行间难觅他往昔的文采。
        “三区革命”的背景,是在前苏联操纵下于19449月在新疆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地区爆发的大规模民族冲突,一度宣布成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脱离中华民国独立(后因斯大林与蒋介石达成妥协而取消)。这一事件被视为当今“疆独”和“东突”的先声,仅仅因为中共舍不得否定斯大林和苏共,故官方史学对其仍保持正面评价。
        或许邓力群希望借此机会,令世人记住他的历史功业。19498月,他以中共中央联络员身份从苏联入疆,先后与三区领导人阿合买提江等及国民政府新疆军政首脑陶峙岳、鲍尔汉等接洽,一路折冲樽俎,应酬权变,不费一兵一卒,令166万平方公里的新疆全境(约为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和平归顺中共新政权。
        邓力群不辱使命的新疆之行,是以中共军事实力为背景进行的一场豪赌。令人想起中国历史上战国时代(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的纵横家,这是一群凭着三寸不烂之舌猎取权位的谋士。他们朝秦暮楚,事无定主,利用当时七国间的矛盾,游说诸侯,为主公及其自身谋求利益的最大化。其中最励志的故事,是纵横家苏秦成功联合六国抗秦,同时佩带六国相印。后人分析纵横家言行有三大特点:一智谋细,二虚实间,三文辞妙。
        这段成功经历对邓力群人生的影响,可与其日后的行为模式相互印证。回顾其政治生涯,他惯弄权谋智术,在高层各派力量之间借力使力,纵横捭阖,最终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从改革理论家到左翼反对派

        身为高层谋士,邓力群先后伺候过王震、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多位主公,在王震、刘少奇、邓小平遭遇政治挫折之际,他拒绝反戈一击,挺身保护主公,一副“士为知己者死”的气势,在党内颇有口碑。尤其在是“文革”后期,他为邓小平起草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被公认为最早的改革理论家。邓力群的政治担当和理论创新的勇气,使他在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再获重用,出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长、书记处研究室主任等要职,与胡乔木并列为意识形态掌门人。
        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共,正处于邓小平、陈云两位大佬的“双峰政治”期间,总书记胡耀邦同时侍奉着两位“婆婆”。曾是北京大学高材生的邓力群,颇有“舍我其谁”的野心,欲与“红小鬼”出身的胡耀邦一争高下。他与胡乔木奔走于邓小平、陈云之间,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旗号下搬弄是非(赵紫阳、李锐、胡绩伟、刘崇文等乃至邓力群本人的回忆录中均有记述)。邓力群在导致胡耀邦下台的高层“生活会”上摇唇鼓舌,深文周纳,发言长达三个半小时,其表演令体制内外人人侧目。
        邓力群弄权太过,一时得逞反成失败之始。此前邓小平对邓力群纵横捭阖的权术亦有所觉察,曾警告“你和胡乔木不要扩大我和陈云同志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会后不久,他被邓小平取消了主管宣传的权力。继任总书记赵紫阳釜底抽薪,撤销了邓力群主管的书记处研究室;在中共十三大的差额选举中,他先后落选中央委员和中顾委常委,仅保住中顾委委员一席。邓小平表示:承认选举,不作变动。邓力群不甘落败,曾于1987年到湖南长沙探望胡耀邦,提议两人联手推倒赵紫阳,被胡严词拒绝(详见胡耀邦秘书李汉平、刘崇文的回忆录)。
        邓力群被驱除出权力中心,自称“对我有刺激”(《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转而成为改革开放的反对派。在保守派大佬的支持下,挟其理论专长,不断挑战邓小平的权威。1991615日,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的长文,重提“阶级斗争”,掀起了“姓社姓资”的大争论。邓小平为捍卫其改革功业,随即发表“南巡讲话”,提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迅速平息了反改革回潮。这一论断写进了中共十四大报告,也使邓力群永远失去了重返中央的机会,他铁心担当起左翼反对派领袖的角色。

        一代不如一代

        检点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谱系,自陈伯达、胡乔木、张春桥、姚文元到邓力群,从火热革命年代一路走来的官方理论家们,个个学养深厚,文采飞扬,即便是立论偏颇,行文逻辑上皆能自圆其说。其中的差异,或可以在于前四位靠揣摩圣意论证发挥,唯邓力群特立独行,从改革派理论家到反改革领袖,论改革有理论创新,论反主流也有理论底气。他支持农村改革却不肯放弃计划经济,至死坚守左派立场,有所为而有所不为,有所变而有所不变。
        邓小平素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实用哲学,对付“姓社姓资”挑战的策略是“不争论”。他深知只有通过政治改革调节利益分配,中共的执政地位才有可持续性。“六四”事件后的20多年间,经济的增长令腐败加速,形成了强大的权贵利益集团,公众未能公平分享改革红利。以理论、道路、制度“三个自信”自命的执政党,未以理论创新重启政治改革,不仅邓式改革的“共同富裕”无从实现,毛式革命的“均贫富”也难以重返。所谓“前后两个30年互不否定”,折射出执政理论无力自圆其说的困境,“不争论”的尴尬日益凸显。在理论严重脱离社会现实的背景下,争论越来越难于避免。
        20017月,邓力群率17位体制内左派联名发表公开信,批判江泽民“七一”讲话,指责后者允许资本家入党,将导致中共变质、分裂,是“极其重大的政治错误事件”;他在信中毫不掩饰对理论界晚辈们的轻蔑,直指“找几个笔杆子捉刀代笔,夸夸其谈,讲话中充满着大话、套话、空话”。20046月,邓力群再下战书,要求就社会主义社会制度、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共产党性质等三个问题,与当时的领导层公开辩论,却未见有人接招。2006年,邓力群发表回忆录《十二个春秋》,很快成为重点禁书。此后他长期处于噤声状态。
        与邓力群这位老辣生猛的革命前辈相比,坊间一种普遍的看法就是,官方理论界显得一代不如一代。几年前,官方“理论家”陈奎元、李慎明、梅宁华等掀起了反普世价值、反宪政、反历史虚无主义的论战,自由派随即翻出中共建政前提倡普世价值、力争民主宪政的老底,“理论家”掉进了自挖的历史虚无主义泥坑。去年王伟光效法邓力群,发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重弹阶级斗争老调,又不幸落入吉拉斯的“新阶级”陷阱:在权贵巨贪暴富、社会严重分裂之际,重提阶级和阶级斗争成了对现行体制的反讽。今春高调张扬的“反西方价值观”运动,也因被指“马克思主义来自西方”,陷入矛盾自伐的窘境,至今了犹未了……
        再以主体理论的三座“里程碑”为例:“三个代表”尚有本体论的高度,“科学发展观”已降等为方法论,“中国梦”则犹如雾霾中的风景,触摸不到理论框架。邓力群的左派血脉同样后继无人:不少学者认为,前述官方“理论家”陈奎元、王伟光、李慎明、梅宁华等,本是一群缺乏学术底蕴的政客,除了扣帽子、打棍子,应对正常学术论争的能力相对不足。在很多人看来,官媒扶植的新生代写手朱继东、周小平之流,更是些应试教育生产线的标准化产品,其文字缺乏基本的学理和逻辑,既无独立思考也无独立人格;朱继东被爆论文剽窃而声名狼藉,周小平则因常识错误而沦为大众笑柄。
        面对左右两翼气势汹汹的理论叫板,心劳日拙的官方理论界龟缩避战,从来不敢进行公开辩论,通常是凭借权势将对手禁言封号了事。悲哀在于,历经65年洗脑教育的自我退化,暮气沉沉的党国体制,似乎已无法孕育出有创造力的理论人才了……
        凭刀笔口舌佩六国相印的故事,只能发生在两千多年前的古代。舌辩之士邓力群,以一介书生投身农民革命队伍,无军功亦无山头实力,在论资排辈的权力场中,荣登首席智囊已是异数,觊觎大位实属不智。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一生争强好胜,到头来只是政治博弈中一颗“使即舍”的棋子而已。

(章立凡是中国近代史学家,独立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