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返渝，在酒宴上见到一位中学老同学，其父在文革前是县委第一书记，他自己即是县里的“高干子弟”。他说，1960年，大跃进导致江津粮食大幅度减产，省里还要从江津调走粮食，其父以遭灾为由予以抵制。省里派员来江津核查，其父派人全程陪伴，只让他们去受灾严重的公社，不让他们去柏林、蔡家等粮食丰产的少数地区。最后，省里大员悻悻而去。江津没有外调粮食，城镇居民粮食的粮食供应和农民的口粮得到基本保障，在困难时期全县只饿死一万多人（江津人口140万），为全省饿死人最少的县份之一。涪陵地区有个县，人口60多万，困难时期饿死了一半多。
国内外不少学者对于中国在三年困难时期饿死的人数作了许多研究，从1500万到3000多万。我的估计至少1000万，对3000多万的数字有所保留，因为当时中学生粮食定量每月有30斤，居民有22斤，城市居民直接饿死的人不多，我们家所在的大院一共六家，约23人，直接饿死的只有一人。现在看来，我的估计可能偏低。
这位老同学还说，退休老干部对中国目前的状况极为不满，认为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贫富悬殊，官员腐败，他们很怀念老毛时期。
去年和此次回国，我都和医院打过若干交道。此次一到重庆，身体感觉不适，去一家私立医院，医生检查后说是XXX发炎和XXX增生，问题严重，急需治疗，输液三种，加微波治疗仪“特殊治疗”，当天就花了1200多元，其中“特殊治疗”收费750元。医生还说，至少需要治疗一周。我感觉不妙，第二天，我回到江津，去中心医院复诊。医生作B超后说只是XXX增生，只需吃药（10天药费450元），私立医院的“特殊治疗”是宰病人，毫无必要。后来我又去重庆大坪医院，找了一位专科医学博士，他检查后同意江津医院的诊断结果。
重庆那家私立医院在一座大楼里占地四层，十多位20多岁的美女护士，没几个病人，对病人伺候得很周到，医生姓黄，扬州人，对病人态度很好。江津区中心医院的建筑也修得富丽堂皇，病人很多，闹哄哄的，几个病人拥挤在诊室内。一个周末，我去取药，居然看见幼儿园教师带着数十名儿童来医院参观，好像这是游乐场，全然不顾这是病人群集的医院！我用区医院的处方到街头药店买药，发现外面药品的价格比医院便宜。药店老板说，医生开药有回扣。
很难比较中美两国的医疗制度孰优孰劣。美国医疗制度问题很多，虽然有医疗保险，但病人费用很贵，尤其是牙医。我在报社上班时有牙医保险，在纽约装一颗假牙，自己还要掏约500美元，国内装一颗只需600元人民币。在中国装三颗假牙，可省下一张机票钱。美国医院没有中国那么多病人，医生、护士对病人的态度很好，但宰人一点不含糊。看专科医生需要预约。许多医生不接收联邦医疗保险计划（Medicare）的病人，因为他们得到的诊费受到限制。家庭医生对Medicare病人也不大负责。我那位印度裔女医生，一次开一年的药，平时也不通知我作定期体检。
相比之下，在中国看病比美国方便。街头药店都可输液，费用不贵（对我来说）。在药店可买到许多处方药。
美国到处都有健身馆，因为竞争激烈，费用不贵。我和妻子参加的那家，除了一般健身设施，还有一个全年开放的室内游泳池，每月费用才50美元。此次回国前，我获悉江津新近开了一家游泳馆。在江津我兴致勃勃地跑去看，那是一家比赛用的标准游泳馆，整体造型颇有艺术性，室内游泳池四周设有观众座椅，平时对公众开放，游泳一次收费30元人民币。室外游泳池一次收费10元，似乎没有开放，因为池内没有设水道线，或者因为人太多，开放也不设水道线。而且该馆没有其他任何健身设施，所以并不是面向民众的健身设施。
最后谈谈中美的高等教育。江津区有近150万人，没有一所大学。我所在的美国Delaware州，人口不到江津的一半，至少有三所大学和四所学院，由此可见两国教育设施的巨大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