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要的一个意图是集权。两个层面的集权：从地方集权到中央，再集权到个人。新设立的两大超级机构，即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主要职能就是这两个层面的集权。他们不仅是政治设计院，垄断重大决策，以避免地方和部门利益对决策的干扰，使重大决策能具有一定的超越性；更负督战之责，即监督地方和部门执行情况，保证决策落实到位，让官僚集团很难像过去那样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很难再打折扣。
两大超级机构而外，更有中纪委严格执行党纪。三管齐下，目的都是提升执行力，保证令行禁止，保证官僚集团忠实执行指令，以从根本上改变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尴尬格局。
两层集权一旦实现，十八大之前所谓“集体总统制”即寿终正寝，转向个人绝对权威，确立领袖体制或称元首体制，以国安会、体改组、中纪委三大机构拱卫领袖或元首并督战官僚集团。相应地，国家体制也会重大变化，即国家元首将从传统的荣誉职位，转为相当程度的实职。
这点从三中会议实况也能看出端倪。从前中共高层尤其重大会议几乎无密可保，千根针万条线争相向外媒放风，再出口转内销，以致几次换届，新班子的人选总被外媒精确“预言”，从一个侧面反映对官僚集团的失控。但是此次三中，四天会议都是滴水不漏，保密之成功为二十年来仅见。
再从事后的电视镜头看，习近平出席的三中小组会议，会议室所用的陈设极其简朴，也折射了新政“八不准”的效力，可见官僚集团之噤若寒蝉，也可见集权一定程度的成功。
三中的第二个意图是固“体”，即巩固政权，巩固共产党统治。这也是两层集权的初衷。两层集权的首要防范对象，就是官僚集团。即在最高层看来，官僚集团不仅不等于共产党，而且对共产党的政治忠诚，也是要打问号的。他们一方面把共产党当白手套，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巧取豪夺，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一方面把共产党当垃圾桶，利益是自己的，骂名是共产党的，最大限度败坏了共产党的形象，导致了空前的信用危机并进而导致了空前的统治危机。
空前的信用危机和统治危机，给了最高层空前的压力。9月17日习近平在中南海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大谈“问题倒逼”，就是对巨大压力的委婉表述。不做末代王朝，在最高层已是共识。他们因此有强大动力：必须代表共产党，对官僚集团严加管束，严加整顿，绝不允许他们把共产党的江山真的给糟蹋了。
也就是说，危机深重，这点上最高层跟社会的主流判断并没有太大分歧。分歧在于，他们不服气，不服输。他们不认为所有的问题和危机，都来自共产党本身、制度本身，而认为共产党本质还是好的，制度的本质还是先进的。问题只是出在党不管党，没有把共产党搞好，以至涌入了大量的投机分子乃至坏分子。
解决的办法就是党要管党。他们坚信，只要真正把共产党管起来，通过洗脑，通过整肃，通过吐故纳新，给共产党换血，即换上一批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先进分子，并把整个官僚集团置于三大首脑机构无处不在的严厉监控之下，不给他们违法乱纪、监守自盗的空间，那么共产党就不难重新赢得人民的信任，共产党就还有前途。何况，就经济上而言，虽然下行期不可避免，但相比欧美很多国家，日子还是好过得多，而且手上也还有牌可打。所以他们坚信：共产党统治必须捍卫，共产党统治也能够捍卫。关键只取决于自己的努力。此次三中全会，则是他们的一个决定性的努力。
三中全会的最后一个意图，则是改“用”。所谓“用”，相对“体”而言，即相对政权、相对共产党统治而言。体的问题上绝不松动，不谈判，不妥协。但除了“体”，其他统统都只是“用”，可以让步，可以改。而且因为问题和危机之深重，也必须坚决改。利益不是问题，原则上没有任何不能动摇的具体的特殊利益，相比于共产党统治这个最大的特殊利益，其它所有具体的特殊利益都可以而且必须让步。为此不惜杀出一条血路来。
共产党是彻底的实用主义者。为了维持生存和统治，用的层面从来没有什么不能改。历史上已经有过两次大的改变，一是从红军换装到八路军新四军，一次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到了穷途末路，就会实现转身。就三中全会公报看，它甚至已经引入了本来属于北欧民主社会主义范畴的混合经济概念。经济改革、反腐败、限制官员特权等等三中承诺，三中之后都会努力兑现。但问题在于，如李克强所说，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利益调整一旦动真格，很可能真的就是血雨腥风，利益集团形形色色的反抗，就都在意料之中。而社会本来已经陷于和平的乱世，到处干柴火星，一旦利益集团群起反抗，风险自不待言，随时可能翻船。为此更必须高度集权，以随时应付不测。就此来说，高度集权体制也是紧急保卫体制。
要么统治溃败，要么下最大决心突围。这就是三中全会面临的十字路口。三中给出的答案，则是确立所谓元首体制，以此启动所谓“全面改革”，救党保权。最高层这方面的决心、胆魄都不用怀疑。但客观形势，却不会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他们前进道路上的激流险滩，不是单凭决心和胆略就可以闯过去的。在认知上他们已经落后于时代，即时代的需求已经不是所谓改革哪怕是全面改革，时代的需求已经只是转型——彻底转型尤其是政治转型。救党保权的初衷无非是以“全面改革”回避转型。这才是最大的矛盾和挑战所在，他们几乎无力应对。
同样致命的另一个问题是，他们可以重造高度集权的首脑机构，但是，他们的基本盘在哪？反宪政得罪了知识阶层；杀曾成杰抓王功权得罪了企业家阶层；镇压新公民运动得罪了中产阶层；杀夏俊峰得罪了底层；反腐败和节制官权得罪了官僚集团；经济改革更得罪了几乎整个的毛派。他们四面出击，几乎得罪了所有的人。没有基本盘可言，单靠首脑机构就可以包打天下突围闯关？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的奇迹。
但是无论如何，让人绝望、压抑、焦虑的沉闷期结束了，历史性的关口到了。至于到底何去何从，且拭目相待。
两大超级机构而外，更有中纪委严格执行党纪。三管齐下，目的都是提升执行力，保证令行禁止，保证官僚集团忠实执行指令，以从根本上改变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尴尬格局。
两层集权一旦实现，十八大之前所谓“集体总统制”即寿终正寝，转向个人绝对权威，确立领袖体制或称元首体制，以国安会、体改组、中纪委三大机构拱卫领袖或元首并督战官僚集团。相应地，国家体制也会重大变化，即国家元首将从传统的荣誉职位，转为相当程度的实职。
这点从三中会议实况也能看出端倪。从前中共高层尤其重大会议几乎无密可保，千根针万条线争相向外媒放风，再出口转内销，以致几次换届，新班子的人选总被外媒精确“预言”，从一个侧面反映对官僚集团的失控。但是此次三中，四天会议都是滴水不漏，保密之成功为二十年来仅见。
再从事后的电视镜头看，习近平出席的三中小组会议，会议室所用的陈设极其简朴，也折射了新政“八不准”的效力，可见官僚集团之噤若寒蝉，也可见集权一定程度的成功。
三中的第二个意图是固“体”，即巩固政权，巩固共产党统治。这也是两层集权的初衷。两层集权的首要防范对象，就是官僚集团。即在最高层看来，官僚集团不仅不等于共产党，而且对共产党的政治忠诚，也是要打问号的。他们一方面把共产党当白手套，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巧取豪夺，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一方面把共产党当垃圾桶，利益是自己的，骂名是共产党的，最大限度败坏了共产党的形象，导致了空前的信用危机并进而导致了空前的统治危机。
空前的信用危机和统治危机，给了最高层空前的压力。9月17日习近平在中南海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大谈“问题倒逼”，就是对巨大压力的委婉表述。不做末代王朝，在最高层已是共识。他们因此有强大动力：必须代表共产党，对官僚集团严加管束，严加整顿，绝不允许他们把共产党的江山真的给糟蹋了。
也就是说，危机深重，这点上最高层跟社会的主流判断并没有太大分歧。分歧在于，他们不服气，不服输。他们不认为所有的问题和危机，都来自共产党本身、制度本身，而认为共产党本质还是好的，制度的本质还是先进的。问题只是出在党不管党，没有把共产党搞好，以至涌入了大量的投机分子乃至坏分子。
解决的办法就是党要管党。他们坚信，只要真正把共产党管起来，通过洗脑，通过整肃，通过吐故纳新，给共产党换血，即换上一批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先进分子，并把整个官僚集团置于三大首脑机构无处不在的严厉监控之下，不给他们违法乱纪、监守自盗的空间，那么共产党就不难重新赢得人民的信任，共产党就还有前途。何况，就经济上而言，虽然下行期不可避免，但相比欧美很多国家，日子还是好过得多，而且手上也还有牌可打。所以他们坚信：共产党统治必须捍卫，共产党统治也能够捍卫。关键只取决于自己的努力。此次三中全会，则是他们的一个决定性的努力。
三中全会的最后一个意图，则是改“用”。所谓“用”，相对“体”而言，即相对政权、相对共产党统治而言。体的问题上绝不松动，不谈判，不妥协。但除了“体”，其他统统都只是“用”，可以让步，可以改。而且因为问题和危机之深重，也必须坚决改。利益不是问题，原则上没有任何不能动摇的具体的特殊利益，相比于共产党统治这个最大的特殊利益，其它所有具体的特殊利益都可以而且必须让步。为此不惜杀出一条血路来。
共产党是彻底的实用主义者。为了维持生存和统治，用的层面从来没有什么不能改。历史上已经有过两次大的改变，一是从红军换装到八路军新四军，一次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到了穷途末路，就会实现转身。就三中全会公报看，它甚至已经引入了本来属于北欧民主社会主义范畴的混合经济概念。经济改革、反腐败、限制官员特权等等三中承诺，三中之后都会努力兑现。但问题在于，如李克强所说，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利益调整一旦动真格，很可能真的就是血雨腥风，利益集团形形色色的反抗，就都在意料之中。而社会本来已经陷于和平的乱世，到处干柴火星，一旦利益集团群起反抗，风险自不待言，随时可能翻船。为此更必须高度集权，以随时应付不测。就此来说，高度集权体制也是紧急保卫体制。
要么统治溃败，要么下最大决心突围。这就是三中全会面临的十字路口。三中给出的答案，则是确立所谓元首体制，以此启动所谓“全面改革”，救党保权。最高层这方面的决心、胆魄都不用怀疑。但客观形势，却不会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他们前进道路上的激流险滩，不是单凭决心和胆略就可以闯过去的。在认知上他们已经落后于时代，即时代的需求已经不是所谓改革哪怕是全面改革，时代的需求已经只是转型——彻底转型尤其是政治转型。救党保权的初衷无非是以“全面改革”回避转型。这才是最大的矛盾和挑战所在，他们几乎无力应对。
同样致命的另一个问题是，他们可以重造高度集权的首脑机构，但是，他们的基本盘在哪？反宪政得罪了知识阶层；杀曾成杰抓王功权得罪了企业家阶层；镇压新公民运动得罪了中产阶层；杀夏俊峰得罪了底层；反腐败和节制官权得罪了官僚集团；经济改革更得罪了几乎整个的毛派。他们四面出击，几乎得罪了所有的人。没有基本盘可言，单靠首脑机构就可以包打天下突围闯关？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的奇迹。
但是无论如何，让人绝望、压抑、焦虑的沉闷期结束了，历史性的关口到了。至于到底何去何从，且拭目相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