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四月份写的《也说老红卫兵》一文，曾经在多家网站上挂了一阵儿。笔者当时认为：走过“文革期间的大学生”当政的胡温时代，中国即将迎来“文革时期的红卫兵”掌权的习李时代，了解这些身处高位的红卫兵，特别是他们当中衔“红”而诞的老红卫兵，对于前瞻中国的未来，不无裨益。如今，习李接任将满一年，不妨再说说这一话题。
老红卫兵的当下分野
《也说》一文主要是因薄熙来而发，这篇《再说》则主要是因陈小鲁先生而发。
尽管道歉身份受到了极左派的无理质疑，但陈小鲁的道歉行动还是坚持了下来，难能可贵。11月6日，《南方人物周刊》登载了一篇对陈先生的最新专访，标题原叫“红二代光谱”，但各媒体转载时大多用“红二代要与官二代划清界限”为题，清晰地揭示了老红卫兵们在当下的分野。
既然未来十年影响中国政坛的主要力量是老红卫兵，那么，深入剖析这一群体的分化演进以及由此而可能上演的“红戏”还将有哪些，对预测中国的未来极具现实意义。
今天还健在的老红卫兵群体大致分为极左、中左和中右三个类型，思想上分别秉持毛思想、邓理论和救党主义，各自主张走极权、威权和民主法制的道路。套用流行的“派”字分类，亦可简称为毛派、邓派和救党派。毛派棱角分明，极易辨识。邓派组份混杂，但标志清晰——既得利益看护得紧是也。而救党派则呈现出多样化特征，需做条分缕析。按照主张救党所应当走的道路来分，救党派主要有三类：新民派，主张重回毛的新民主主义道路，代表人物如刘源的好友张木生；社民派，主张走北欧五国式的社会民主主义道路，代表人物如谢韬；疑似普世派，主张借鉴西方民主体制，效法蒋经国，主动求变，给党新生，之所以加“疑似”二字，是因为这一类中右型的红二代，囿于身份，只提民主不提自由，只提法制不提分权，只提党内竞争不提多党竞选，与标准意义上的普世派尚存距离，代表人物如秦晓、胡德平胡德华兄弟。从陈小鲁已经完成的道歉行程来判断，当属救党派中的社民派。任志强大约也可归于此类，他们都表示坚持共产主义理想，批评（党）就是爱护。
毛派曾经形成了以薄为领袖的比较像样的体系（也可能是形式上的，薄若得势也未必真走毛的老路），随着上个月25号对薄的最终宣判，毛派暂告解体。薄事件可以被看作是老红卫兵三大派别中的第一场红戏，首秀失败，估计未来十年该派将很难再获得表演的机会。眼下，舞台仍旧掌控在邓派手里，救党派的声音比较微弱。
陈小鲁说“我们和官二代不一样，一定要划清界限！”这在逻辑上是不通的。真实的情况是，官二代几乎都是红二代，而红二代则未必全都是官。如果把“官”的下限标定为省军级，那么，全面考察现今能够做到这个级别的官二代和官三代，可以发现，他们几乎全部是标准红后。将红二代与官二代割裂开来，在事实上和逻辑上都站不住。比如习、俞、王三位常委，刘源、张海阳、张又侠、马晓天、刘亚洲、刘晓江六位上将，王军、孔丹、秦晓、贺平、陈元五位央企掌门人，他们既是官二代，也是红二代，陈小鲁先生很难否定他们的父辈或岳父辈所拥有的标准红一代身份。又比如李小鹏、李小琳兄妹，他们的祖父李硕勋烈士是中共早期的军事领导人，与周恩来情同手足，李氏兄妹不仅是官三代，也是红三代。再比如陈昊苏，曾经的部级官二代，陈小鲁当然不能否认这位胞兄的红二代身份。
陈小鲁呼吁“红二代要与官二代划清界限”，这个界限是什么呢？他说：“大部分红二代没什么权，也没什么钱！”显然，他的划分标准是权和钱。而根据上述简要例举的数位标准红二代和红三代来看，大家恐怕很难否认他们所拥有的权或钱。陈先生的划分标准没有问题，只是划分逻辑出现了偏差。按照这一标准，恰当的分类结果是：权大的红二代、权小的红二代、钱多的红二代、钱少的红二代、权大钱多的红二代、权大钱少的红二代、权小钱多的红二代、权小钱少的红二代。我们可以认为陈先生自己属于最后一类。
救党派的动机我以为有真诚的成分，但更多的还是出于对未来利益的焦虑，甚或是出于对现实分配的不满。陈说：“我们也非常痛恨腐败，非常痛恨飞扬跋扈的官二代。”“不能让这些人把党给糟蹋了”。救党派大都被边缘化，仅仅是红色身份上的精神贵族，缺乏资源，腰杆不硬，很难担当起救党的大任。阻碍他们救党的不是自由派，恰恰是毛派和邓派。毛派占据教义上的制高点，倾力打造的是党的獠牙，形象恐怖；邓派则掌控着宣传机器，竭力将党定位于私家金库的守门人，动机可疑，面目可憎。邓派长期执政，毛派不断搅局，党的形象继续在腐败与恐怖之间摇晃，能否救得了，不言自明。
将中国的进步转型寄托在毛派、邓派或救党派的身上，都是不切实际的，因为他们都将这片国土看作是单一集团的私产——是父辈打下来的江山。用马晓力的话说，就是“红色江山不能败在我们手里头”。三派的角色并非完全固定，随着利益的变化而相互转换。失去利益的邓派会转变成毛派或救党派，而挤上餐桌的救党派和毛派也会投身于邓派阵营。
《南周》这篇专访提供给我们的最有价值的信息是，因为在权和钱的分配方面出现了偏差，已经导致红二代内部发生了截然的分野——权小钱少者聚集到救党派阵营，权大钱多者依然独霸盛宴的大厅。未来十年，救党派中的新民派、社民派和疑似普世派能否逐渐缩小分歧走到一起，能否涌现出薄式核心人物，进而展开一场轰轰烈烈的救党大行动，是可以期待的看点之一。
在《中国将来可能比晚清还不堪》一文中，笔者认为中国的转型不大可能缘于革命或自觉政改，更有可能因于内讧或外战。内讧将不再由毛派诱发，而极有可能是救党派。外战极有可能发生在中日之间，后面将作简要描述。
老红卫兵的执政特点
米鹤都先生认为老红卫兵一代“虽然在文革初期创造了最狂热的个人迷信，但也是最早从迷狂中觉醒的群体”，笔者对此不敢苟同。
关于老红卫兵的人格特点，钱理群先生曾经有过三点总结：比文革大学生那一代更有魄力，遇事下得了狠手；形成了“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观念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帝王气与流氓气；思想不透明，面目含糊不清，通常在执政的中后期才显露峥嵘。笔者以为，归结于一点就是极端实用主义。老红卫兵当政无疑是中国红潮的最后一幕辉煌，其政策取向将难以避免地打上他们已经固化了的人格烙印。
接任不到一年，习迅速完成了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转变。上台伊始，他有三个说法和一条理论：毛时代与邓时代互不否认、宪法的生命和权威在于实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以及“中国梦”理论。这集中体现了他的理想主义乃至梦想主义的一面。但人们很快发现，相信“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普世派有不少人首先被关进了笼子，相信“宪法的生命和权威在于实施”的宪政派受到了左派与官媒的联合围剿，照镜子洗洗澡、下连当兵、民主生活会相互揭短、走群众路线等诸多毛氏兵器，一件一件往外拿。
走过立威阶段，习可能会暂时关上毛的百宝箱，但能否超越梦幻而选择务实而又大胆的改革措施是难以预测的。就前两任已经布下的人士棋局来看，习的立威任务将是长期的，这不仅严重牵扯其精力，束缚其手脚，还很有可能迫使他走险棋——以战立威。
外战的可能情形
在南海和东海这两个热点区域，围绕钓鱼岛而展开的中日对抗一时间陷入到无解的境地。就双方来说，既有擦枪走火的危险，也存在某一方主动求战的冲动。对中国而言，未来会有多种因素来触动执政者冒然选择打一场外战，如民族主义和军方势力抬头、打压异议派别以强化威权体制、转移官民矛盾、化解经济危机等等。
中日之战有三种可能的形态。一是局部冲突，双方围绕钓鱼岛打一场低强度的海战，美军观望。二是全面常规战争，双方互以对方全境为攻击目标，美军不直接参战，但向日方提供战场支援。三是失控的核大战，美军全面介入。第三种情形发生的可能性很小。如果不幸发生第二和第三种情形，略去技战术推演，大致可以预测如下几点战争结局：（1）中国屈辱性战败，日本毁灭性取胜。（2）中国结束专制时代，开启动荡式民主进程，日本彻底抛弃军国主义情结，接受真正的和平理念。（3）俄国崛起，韩国统一。
打核大战，对手不是日军而是美军，在三种运载工具方面，中国都不占优势。中国的战略轰炸机与核潜艇的心理威慑能力要远大于实战能力，而美军只要沿第一岛链摆开几艘“洛杉矶”级核潜艇，即可覆盖中国所有省会城市和重要基础设施，瞬间瘫痪中国的主要战争支撑力量。但中国的洲际导弹不会在短期内失去反击能力，依然能够重创日本本土及美军在太平洋的几处重要基地。如果打全面常规战争，双方在开战的前期主要依靠海军和空军力量，在美军向日本提供武器装备以及预警、通讯等战场支援的情况下，中国依然不占优势。再综合考量兵员结构、训练水平等因素，“中日冲突极有可能会以中国屈辱性的失败而告终”，俄国战略和技术分析中心主任瓦西里-卡申的这一判断，应该说是客观的。但日本三岛狭小，对中国所拥有的技术成熟数量庞大的导弹而言，不啻是清晰的靶子，难逃毁灭性打击。
中日冲突的结果必是两败俱伤，受益者自然是对中日之间爆发战争的期待者，首推俄国，其次是韩国。扮演中国盟友的俄国，会选择在中国独力难支时公开出卖中国，以期实现两大目标：一是弱化中国，让中国失去收回被沙俄侵占的领土的能力，永久性消除俄国在远东地区的最大忧虑；二是换取日本放弃对北方四岛的全面索求。在韩国看来，阻碍其统一半岛的周边势力，第一是中国，其次是日本和俄国，如果中日两败，则俄国自然会退出阻碍的阵营，韩国便能够趁势获得统一半岛的极佳机遇。美国算不上是中日战争的期待者。美国维持区域秩序的政策是公开的，那就是力量均衡机制。作为东北亚地区的三极平衡力量的一极，美国并不希望中国弱于日俄两国，这与它也不希望中国强于日本的道理是相同的。即便是未来中日之间爆发全面战争且中国不幸战败，美国也不会容许日俄两国全面肢解中国，在庚子之变和二战时期，美国奉行的就是这一政策。
老红卫兵的当下分野
《也说》一文主要是因薄熙来而发，这篇《再说》则主要是因陈小鲁先生而发。
尽管道歉身份受到了极左派的无理质疑，但陈小鲁的道歉行动还是坚持了下来，难能可贵。11月6日，《南方人物周刊》登载了一篇对陈先生的最新专访，标题原叫“红二代光谱”，但各媒体转载时大多用“红二代要与官二代划清界限”为题，清晰地揭示了老红卫兵们在当下的分野。
既然未来十年影响中国政坛的主要力量是老红卫兵，那么，深入剖析这一群体的分化演进以及由此而可能上演的“红戏”还将有哪些，对预测中国的未来极具现实意义。
今天还健在的老红卫兵群体大致分为极左、中左和中右三个类型，思想上分别秉持毛思想、邓理论和救党主义，各自主张走极权、威权和民主法制的道路。套用流行的“派”字分类，亦可简称为毛派、邓派和救党派。毛派棱角分明，极易辨识。邓派组份混杂，但标志清晰——既得利益看护得紧是也。而救党派则呈现出多样化特征，需做条分缕析。按照主张救党所应当走的道路来分，救党派主要有三类：新民派，主张重回毛的新民主主义道路，代表人物如刘源的好友张木生；社民派，主张走北欧五国式的社会民主主义道路，代表人物如谢韬；疑似普世派，主张借鉴西方民主体制，效法蒋经国，主动求变，给党新生，之所以加“疑似”二字，是因为这一类中右型的红二代，囿于身份，只提民主不提自由，只提法制不提分权，只提党内竞争不提多党竞选，与标准意义上的普世派尚存距离，代表人物如秦晓、胡德平胡德华兄弟。从陈小鲁已经完成的道歉行程来判断，当属救党派中的社民派。任志强大约也可归于此类，他们都表示坚持共产主义理想，批评（党）就是爱护。
毛派曾经形成了以薄为领袖的比较像样的体系（也可能是形式上的，薄若得势也未必真走毛的老路），随着上个月25号对薄的最终宣判，毛派暂告解体。薄事件可以被看作是老红卫兵三大派别中的第一场红戏，首秀失败，估计未来十年该派将很难再获得表演的机会。眼下，舞台仍旧掌控在邓派手里，救党派的声音比较微弱。
陈小鲁说“我们和官二代不一样，一定要划清界限！”这在逻辑上是不通的。真实的情况是，官二代几乎都是红二代，而红二代则未必全都是官。如果把“官”的下限标定为省军级，那么，全面考察现今能够做到这个级别的官二代和官三代，可以发现，他们几乎全部是标准红后。将红二代与官二代割裂开来，在事实上和逻辑上都站不住。比如习、俞、王三位常委，刘源、张海阳、张又侠、马晓天、刘亚洲、刘晓江六位上将，王军、孔丹、秦晓、贺平、陈元五位央企掌门人，他们既是官二代，也是红二代，陈小鲁先生很难否定他们的父辈或岳父辈所拥有的标准红一代身份。又比如李小鹏、李小琳兄妹，他们的祖父李硕勋烈士是中共早期的军事领导人，与周恩来情同手足，李氏兄妹不仅是官三代，也是红三代。再比如陈昊苏，曾经的部级官二代，陈小鲁当然不能否认这位胞兄的红二代身份。
陈小鲁呼吁“红二代要与官二代划清界限”，这个界限是什么呢？他说：“大部分红二代没什么权，也没什么钱！”显然，他的划分标准是权和钱。而根据上述简要例举的数位标准红二代和红三代来看，大家恐怕很难否认他们所拥有的权或钱。陈先生的划分标准没有问题，只是划分逻辑出现了偏差。按照这一标准，恰当的分类结果是：权大的红二代、权小的红二代、钱多的红二代、钱少的红二代、权大钱多的红二代、权大钱少的红二代、权小钱多的红二代、权小钱少的红二代。我们可以认为陈先生自己属于最后一类。
救党派的动机我以为有真诚的成分，但更多的还是出于对未来利益的焦虑，甚或是出于对现实分配的不满。陈说：“我们也非常痛恨腐败，非常痛恨飞扬跋扈的官二代。”“不能让这些人把党给糟蹋了”。救党派大都被边缘化，仅仅是红色身份上的精神贵族，缺乏资源，腰杆不硬，很难担当起救党的大任。阻碍他们救党的不是自由派，恰恰是毛派和邓派。毛派占据教义上的制高点，倾力打造的是党的獠牙，形象恐怖；邓派则掌控着宣传机器，竭力将党定位于私家金库的守门人，动机可疑，面目可憎。邓派长期执政，毛派不断搅局，党的形象继续在腐败与恐怖之间摇晃，能否救得了，不言自明。
将中国的进步转型寄托在毛派、邓派或救党派的身上，都是不切实际的，因为他们都将这片国土看作是单一集团的私产——是父辈打下来的江山。用马晓力的话说，就是“红色江山不能败在我们手里头”。三派的角色并非完全固定，随着利益的变化而相互转换。失去利益的邓派会转变成毛派或救党派，而挤上餐桌的救党派和毛派也会投身于邓派阵营。
《南周》这篇专访提供给我们的最有价值的信息是，因为在权和钱的分配方面出现了偏差，已经导致红二代内部发生了截然的分野——权小钱少者聚集到救党派阵营，权大钱多者依然独霸盛宴的大厅。未来十年，救党派中的新民派、社民派和疑似普世派能否逐渐缩小分歧走到一起，能否涌现出薄式核心人物，进而展开一场轰轰烈烈的救党大行动，是可以期待的看点之一。
在《中国将来可能比晚清还不堪》一文中，笔者认为中国的转型不大可能缘于革命或自觉政改，更有可能因于内讧或外战。内讧将不再由毛派诱发，而极有可能是救党派。外战极有可能发生在中日之间，后面将作简要描述。
老红卫兵的执政特点
米鹤都先生认为老红卫兵一代“虽然在文革初期创造了最狂热的个人迷信，但也是最早从迷狂中觉醒的群体”，笔者对此不敢苟同。
关于老红卫兵的人格特点，钱理群先生曾经有过三点总结：比文革大学生那一代更有魄力，遇事下得了狠手；形成了“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观念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帝王气与流氓气；思想不透明，面目含糊不清，通常在执政的中后期才显露峥嵘。笔者以为，归结于一点就是极端实用主义。老红卫兵当政无疑是中国红潮的最后一幕辉煌，其政策取向将难以避免地打上他们已经固化了的人格烙印。
接任不到一年，习迅速完成了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转变。上台伊始，他有三个说法和一条理论：毛时代与邓时代互不否认、宪法的生命和权威在于实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以及“中国梦”理论。这集中体现了他的理想主义乃至梦想主义的一面。但人们很快发现，相信“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普世派有不少人首先被关进了笼子，相信“宪法的生命和权威在于实施”的宪政派受到了左派与官媒的联合围剿，照镜子洗洗澡、下连当兵、民主生活会相互揭短、走群众路线等诸多毛氏兵器，一件一件往外拿。
走过立威阶段，习可能会暂时关上毛的百宝箱，但能否超越梦幻而选择务实而又大胆的改革措施是难以预测的。就前两任已经布下的人士棋局来看，习的立威任务将是长期的，这不仅严重牵扯其精力，束缚其手脚，还很有可能迫使他走险棋——以战立威。
外战的可能情形
在南海和东海这两个热点区域，围绕钓鱼岛而展开的中日对抗一时间陷入到无解的境地。就双方来说，既有擦枪走火的危险，也存在某一方主动求战的冲动。对中国而言，未来会有多种因素来触动执政者冒然选择打一场外战，如民族主义和军方势力抬头、打压异议派别以强化威权体制、转移官民矛盾、化解经济危机等等。
中日之战有三种可能的形态。一是局部冲突，双方围绕钓鱼岛打一场低强度的海战，美军观望。二是全面常规战争，双方互以对方全境为攻击目标，美军不直接参战，但向日方提供战场支援。三是失控的核大战，美军全面介入。第三种情形发生的可能性很小。如果不幸发生第二和第三种情形，略去技战术推演，大致可以预测如下几点战争结局：（1）中国屈辱性战败，日本毁灭性取胜。（2）中国结束专制时代，开启动荡式民主进程，日本彻底抛弃军国主义情结，接受真正的和平理念。（3）俄国崛起，韩国统一。
打核大战，对手不是日军而是美军，在三种运载工具方面，中国都不占优势。中国的战略轰炸机与核潜艇的心理威慑能力要远大于实战能力，而美军只要沿第一岛链摆开几艘“洛杉矶”级核潜艇，即可覆盖中国所有省会城市和重要基础设施，瞬间瘫痪中国的主要战争支撑力量。但中国的洲际导弹不会在短期内失去反击能力，依然能够重创日本本土及美军在太平洋的几处重要基地。如果打全面常规战争，双方在开战的前期主要依靠海军和空军力量，在美军向日本提供武器装备以及预警、通讯等战场支援的情况下，中国依然不占优势。再综合考量兵员结构、训练水平等因素，“中日冲突极有可能会以中国屈辱性的失败而告终”，俄国战略和技术分析中心主任瓦西里-卡申的这一判断，应该说是客观的。但日本三岛狭小，对中国所拥有的技术成熟数量庞大的导弹而言，不啻是清晰的靶子，难逃毁灭性打击。
中日冲突的结果必是两败俱伤，受益者自然是对中日之间爆发战争的期待者，首推俄国，其次是韩国。扮演中国盟友的俄国，会选择在中国独力难支时公开出卖中国，以期实现两大目标：一是弱化中国，让中国失去收回被沙俄侵占的领土的能力，永久性消除俄国在远东地区的最大忧虑；二是换取日本放弃对北方四岛的全面索求。在韩国看来，阻碍其统一半岛的周边势力，第一是中国，其次是日本和俄国，如果中日两败，则俄国自然会退出阻碍的阵营，韩国便能够趁势获得统一半岛的极佳机遇。美国算不上是中日战争的期待者。美国维持区域秩序的政策是公开的，那就是力量均衡机制。作为东北亚地区的三极平衡力量的一极，美国并不希望中国弱于日俄两国，这与它也不希望中国强于日本的道理是相同的。即便是未来中日之间爆发全面战争且中国不幸战败，美国也不会容许日俄两国全面肢解中国，在庚子之变和二战时期，美国奉行的就是这一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