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艾莎，2023年1月16日）
香港——作家陈元珍坐在一个硕大的天鹅绒椅上，倾身讲述了一个男子饿到竟然吃自己的故事。以前，这个故事对她来说似乎难以置信。“我觉得那是一种夸张，”她说。但大跃进期间在中国农村的生活经历，改变了她对极端饥饿会迫使人们真的干下什么事情的看法。大跃进是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末将中国快速推入共产主义富裕阶段的灾难性尝试。
“这不是某个人的夸张故事，而是与现实生活一样真实的情况，但没有人会这样说，”陈元珍回忆起毛泽东的大跃进带来的绝望和饥饿时说。历史学家估计有多达4500万人在五年里死亡。
现在，坐在香港一家最豪华酒店的餐厅里，93岁的陈元珍说她想对全世界发出警告。
经历过中国近代史上一些最动荡年代的陈元珍反对中共歪曲历史的做法，担心这将使其继续犯下造成全球影响的错误。她的声音在餐具和用餐者的嘈杂声中低到几乎听不见的程度。她说，“以毛的那种方式做事让我害怕”，她指的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
她说，她的书是为了给中共的官方叙事添加“血肉”，帮助读者对专制制度下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产生共鸣。但她的努力已引发了在讲述中国历史时谁的声音最重要的问题。
陈元珍是经历过毛泽东最恶劣暴行的仍然在世者之一，这些人已越来越少。她说，她要将那段历史真实地记录下来。但她的批评者——主要是男性——对她回忆的细节提出了质疑，还有人指责她捏造事实。她对这种审视表示欢迎。
她最近的英文回忆录《秘密倾听者：毛泽东宫廷中的天真少女》(The
Secret Listener: An Ingenue in Mao’s Court)于去年出版。这本书是她几十年撰写和重写个人历史的结果。她希望该书会有助于引起人们对香港等地更密切的关注，香港是她的第二故乡，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历史在那里正再次被改写。“我相当了解过去，我能看到一些即将发生的事情，”她说。
香港发生的事情让陈元珍下决心出版她最近的回忆录。这些事情包括2015年几名曾经销售涉及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八卦书籍的书商被绑架到大陆，以及香港2019年发生的大规模民主抗议活动。
中国大陆和香港改写初中、高中教科书的做法，让她的目标感变得更加清晰。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央政府对香港进行了全面镇压，包括在2020年实施涉及范围广泛的港区国安法。那之后，香港一直处于一种沉默气氛中，陈元珍说，她熟悉这种气氛。“香港现在的情况与我60多年前发现自己所处的非常相似。”
陈元珍出生于一个生活优渥的家庭，20世纪30年代在大都市上海长大，在毛泽东和共产党1949年夺取政权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初步入成年。1958年，她与中共记者陈依范结婚，陈依范出生于特立尼达一个有名的华侨家庭，与周恩来等中共高官有交往。
解放后，陈元珍从上海来到北京在中央电影局做文职工作，但她渴望写作。写作最终让她改变了对中共的谨慎乐观看法，导致她一家为离开中国大陆进行了近二十年的努力。
1955年，陈元珍进入中央电影局后不久，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胡风因写了一篇主张应该让文学有更多表现力的文章后成为打击目标。批判胡风的运动导致陈元珍的朋友和同事圈子中许多人遭到清洗，其中一些人被指控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
那之后，毛泽东出人意料地欢迎大家批评中共，提出了“百花齐放”的说法，意思是鼓励人们勇敢发表批评中共缺点的声音。陈元珍觉得受到了启发，开始写作。但还没写完，毛泽东就开始揪出那些敢于发声批评的人，指责他们写的东西是“毒草”，而不是“香花”。
批评中共的人被关进监狱或送往劳改农场接受再教育。害怕写的东西会暴露出自己的“有毒”思想，陈元珍把手稿付之一炬。“我的那份手稿早已灰飞烟灭，”她说。烧掉的稿子后来一直让她不能忘怀。
陈元珍把自己故事的初稿烧掉，也就破坏了“历史记忆”（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夏伟[Orville
Schell]的说法）。一些学者对陈元珍的记忆是否可靠表示怀疑，或怀疑她对与周扬等党内官员关系的描述是否有所夸大，她在回忆录中说，周扬曾就如何处理胡风的问题向她征求意见。
“这是中共破坏历史记忆的危险之一，”在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担任亚瑟·罗斯冠名主任的夏伟说。他说，陈元珍和其他人一样，不得不“在差不多是除了自己的记忆之外几乎没有其他资料”的情况下写回忆录。
陈元珍回忆录中的许多情节来自她和丈夫多年前的著书和更早的手稿。最近，在港岛南侧一个阳光明媚的小公寓里，她站在堆满了书籍和旧手稿的桌子前。
她拿起丈夫写的英文书，比如已经泛黄的《上乐村的一年：文革期间的中国乡村生活》(A
Year in Upper Felicity: Life in a Chinese Village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和《亲历文革》(Insid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内容都是关于毛泽东领导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这一政治动荡时期。毛泽东担心自己的革命事业无法为继，发动年轻的红卫兵迫害党内官员、学者和其他人。
她还参考了自己的作品手稿，那是她在与丈夫定居康纳尔大学后写的，这对夫妇于1971年终于逃离了中国。《寒风》(Cold
Wind)讲述了她家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 《龙村》(The Dragon's Village)是她基于大跃进回忆的自传体小说。“这就是我说我不靠记忆的原因，我有自己的笔记，因为我们出国后我写了笔记，”她拿着一个装着手稿的棕色大信封说。
陈元珍的第一本书《龙村》是1980年出版的，虽然这是部虚构作品，但是根据她在大跃进后的1960年在一个村庄的生活经历写成的。
由于担心自己会在打击胡风的清洗中受怀疑，陈元珍主动要求下乡工作。她在那里发现毛泽东早期的集体化实验是一场灾难。庄稼被毁，整山的树被砍光。她写道，满地就像是“被毁的墓地，被挖出来的人类遗骸暴露在外”。
她遇到骨瘦如柴的村民，听他们讲述家人饿死的情况后，任何所谓土地改革的成功在她看来都是一种幻觉。然而，她和当地村民并没有上报粮食减产的真实数字，而是为来视察的中共上层官员们制造了一个特大丰收的假象。
这些出现在她的新书《秘密倾听者》中的情景，有时读起来像是电影剧本，里面的人物之间有详细的对话，她说，之所以采用这种写法，是为了让故事更加引人入胜。
20世纪60年代后期，红卫兵无法无天的暴力做法促使陈元珍和丈夫将年幼的儿子送到上海与外祖母一起生活。陈元珍的丈夫一度因为精英身份而受到惩罚，被分配去打扫厕所，并搬进简陋的住所。在全家终于离开中国二十多年后，他于1995年去世。
在陈元珍回忆录的结尾，她用令人紧张的手法描述了她和丈夫为获得离开中国所需的出境许可而采取的越来越不惜冒险的做法，他们当时生活在被卷入越来越大的政治斗争的危险之下。
政府中那些能确保他们出国的人一个接一个地成为革命派的打击对象。
陈一（音）是曾负责帮助陈家人办理出境申请的政府官员。有一天，陈元珍突然看到点了这个官员名字的大字报，上面还有“砸烂狗头！”、“油炸黑帮分子！”等标语。
最后，由于陈依范与周恩来有过交往，她的家人终于拿到了出境许可，允许他们出国的条件是陈依范去国外宣传共产主义。
今天，陈元珍的声音早已被中共历史学家们的声音所掩盖，他们对大跃进等运动加以粉饰，把大跃进导致数千万人死亡的估计说成是旨在破坏中共的“历史虚无主义”。
“他们说历史在他们一边，意味着他们正确，”陈元珍提到中共时说。她还说，“但如果人们了解过去、知道他们过去做过的事情，就能对现在发生的事情有更好的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