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时，2021年4月26日）
裴若思(Jane
Perlez)在澳大利亚长大，2012年至2019年为《纽约时报》报道中国。她第一次访问中国是在1966年，当时她是一名大学生。在收录于新书《北京分社》的一篇文章中，她描述了自己数十年来的经历。该书从25名澳大利亚记者的视角记录了中国的发展。
以下是她的文章《父与子》的节选。
小鲁不同于其他所谓的“太子党”——中共元老的子女。他很随和，平易近人，愿意与外界对话，甚至能坦率地表达对当时新上任的习近平领导下党的高层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想法。我们通常在一家意大利餐厅见面，他每次都点同一种意大利面，然后是冰淇淋。他的英语还可以——许多年前，他曾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做过武官。
那时他是安邦的一名高层管理人员，这是一家发展迅速的保险集团，后来业务遍及多个领域。高管这个词可能太过强势。他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可以帮忙疏通关系的人，有着广泛的人脉，而不是一个精于商业的人。他不像北京的商务人士那样穿定制西装、锃亮的鞋子，留着精心修剪的发型。他赴约吃午餐时往往穿的是休闲衬衫，留着灰白的寸头，背着一个过时的单肩布包。
在我们头几次一起吃午餐时，小鲁比较小心谨慎，但是我可以感觉到他对习近平有所保留。小时候，他们都住在天安门广场边上同一个精英大院——中南海。他们的父亲都是毛泽东时代大名鼎鼎的元老。
小鲁暗示习近平的第一个重大举措——在党内官员当中开展全面的反腐运动——实际上是政治上的清洗。这让官员们对做决定感到恐惧。官僚们彼此害怕。他还对9号文件发表了负面评论。9号文件是习近平上台后不久发布的，列出了中共定义为中国不可接受的西方思想——宪政民主、普世人权。9号文件是习近平发出的自由派人士将面临暴风骤雨的早期信号。它显示了习近平执行威权统治的决心。小鲁似乎深感失望。
我们见面不久后，他做了一些非同寻常的事情。他为在“文革”中身为高中生的他犯下的过错而公开道歉。2013年8月，他在高中校友会的博客网站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承认自己当红卫兵时犯的错误。他对校领导和一些老师、同学被劳改负有责任。
后来他告诉我，他表达悔意是要传达一个教训：中国人民必须承认法治。“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了许多侵犯人民权利的事情，”他对我说。“在中国，大多数人并没有真正经历过文化大革命，而我们经历过的人必须向人们讲述这件事。”
但是小鲁在救赎的道路上很孤单。周围很少有人支持他。社交媒体保持沉默。直到今天，“文革”时期的暴力肇事者仍未受到惩罚。
在习近平为2015年首次正式访问华盛顿、参加奥巴马总统在白宫举行的国宴做准备的时候，我再次询问了小鲁。在那时，习近平正在大步迈向成为一个雄心勃勃的统治者——为他自己，也为这个国家。实际上，他对自己的目标毫不隐讳。奥巴马政府似乎不太能理解习近平的野心有多大；就算理解了，他们也决定不对此做任何事情。
中国海军在日本附近海域和南海的进犯没有受到任何制约。中国的技术进步是显而易见的。习近平大张旗鼓地发起了“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两个旨在挑战西方的中国机构。
小鲁在习近平起飞前往美国的一周前在午餐中告诉我的许多事情，后来完全按照他描述的那样发生了。
小鲁说，中国现在有足够的能力来照顾自己在世界范围内的利益。“美国会怎么做？”他问道，并预言奥巴马政府不会给出多少答案。
内在的信息是：中国领导人看到了美国的衰落。他指出，反西方情绪在中国媒体中无处不在。中国和美国的趋势是“分崩离析——而习近平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改变这一状况。”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近。“也许中国会在俄罗斯北部建立基地，我们可以从那里飞往美国附近。”他说，不久的将来中俄之间将建立默契联盟。
甜点上来了，小鲁说：“长期趋势很明显。在每件事上，美国和中国都采取不同的政策，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这并不是我乐见的，但我无能为力。”
随着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我越来越少见到小鲁了。我知道，对于他这种级别的人，被见到和西方记者在非正式场合见面是有些麻烦的。而且，与他有关联的公司安邦变成了烫手山芋。安邦最初是一家保险集团，后来发展成为一家拥有各种业务的控股公司，包括美国地标房产。
小鲁坚称自己不是安邦公司的高管。他只是个顾问。他的一位朋友告诉我，小鲁没有接受过业务培训；他没有参与安邦的运营。朋友说，他是公司的军师。
但是，小鲁享受公司便利的方式很明显。他很爱讲述他的异国旅行：在非洲西海岸巡游、南极之旅、参观苏格兰的高尔夫球场。我们在最后一次午餐中开玩笑说，他将能够在安邦收购的纽约市地标酒店华尔道夫酒店里找到一个上好的房间。
从2017年开始，安邦和小鲁的情况开始恶化。该公司董事长吴小晖——其妻是中国后毛泽东时代的强大领导人邓小平的孙女——被政府调查。他被公司解雇，在2018年，他被判18年有期徒刑。
同年3月，小鲁去世了。具体情况不明。朋友们说，随着安邦受到政府——实际上是共产党高层——的调查，小鲁在上海被软禁。几个月后，他被允许离开寒冷的上海，在温暖的海南岛上短暂停留。在那里，他心脏病发作了。当地医院没能成功施救。朋友说，71岁的他直到前一年一直身体健康。他们认为对安邦进行调查的压力害了他。
他的去世以某种方式汇聚了中国近代历史上两个截然不同但不可分割的部分——我对此深知已久：其先进的、征服世界的赚钱野心，嫁接在共产党不可改变的根茎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