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世纪九十年代，北京潘家园收藏品市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老外”驻足。他们不像中国富豪那样对那里的古董感兴趣，而是盯上了堆在屋角那些值不了几个小钱的文革“垃圾”，从即将化为纸浆的各类印刷品，不管是手写、油印还是铅印，不管是文字、照片还是绘画，不管是传单、小报还是通告；到造反队队旗、臂标和帽徽，总之，只要是“文革”遗物，纸不分大小，品不分精糙，统统买下，一样也不放过。他们买的方式也很特别，这一袋多少钱，那一堆多少钱，从不分张，亦不论份儿。这情景很自然使人联想起解放前洋人买我国古籍的情景：用文明棍一量，这一摞多少钱，那一摞多少钱。
有一位美国人居然一下抛下5万美钞，将一女老板经营的满屋子“文革”遗物买断，装了十几大纸箱全部带走。当中国人暗地里嘲弄“老外”傻冒、神经，有钱没处花居然高价买垃圾时，国外的留学生带回消息：某国某地建立起中国“文革”博物馆，某国某地建立起中国“文革”史料研究中心。紧接着，国外关于中国“文革”史料的版本目录性工具书也陆续编出来了，某地区出版过多少种“文革”小报、创刊何时、终刊何时以及创办者为哪一造反组织，简直记录得细致入微……直到这时国人才恍然大悟：原来老外狂敛文革垃圾，为的是最大限度地占有第一手“文革”史料。他们是站在历史研究的高度，将这些“文革”遗物视作了当代文物。可国人还是想不通：文革距今还不到四十年，“文物”至少得成百上千年，那些乱七八糟的垃圾能称得上“文物”吗？花那么大的代价建立起“文革博物馆”有商业价值吗？当光顾“文革博物馆”的中国人向老外提出这一疑问时：老外的回答再次令他们震惊：他们不惜花费巨资创建“文革博物馆”不是为了商业利益；更不是为了张中国之丑；而是要给国人提供警示教材：文革不仅仅是中华文明的灾难，也是全人类文明的灾难！所以文革的悲剧千万不能在其他国家再度重演。如果不让国人记住那些发生在异国不太久远的教训，他们国家极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换一幅面孔重蹈文革的悲剧……有些历史悲剧是永远也不能忘怀的；否则后世的人民会再度重蹈那些悲剧！ 遗忘历史大悲剧的民族永远也不能吸取教训获得新生！中国人对历史大悲剧太容易健忘了；所以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把曾经发生的大悲剧重演一次。
两千二百年前的陈胜、吴广农民大起义断送了当时已知世界最强大的秦帝国；以后中华帝国每一个强盛的王朝也一样断送在农民起义手里；两千年后的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则使清帝国走向不可挽回的衰落……1895年，面积只有中国三十分之一，人口只有中国十分之一，昔日连进贡都不够格的小日本在天朝大国的门口打败了它的老师。一支日军闯进了旅顺，杀害了这个城市所有的中国人，连老人、妇女、儿童也无一幸免（只留下三十六人掩埋尸体）。中国人没有从那次血腥的灾难中汲取教训，继续贪污受贿醉生梦死，不思振兴民族富强国家；结果四十二年后的1937年，日军占领了中国的首都南京，杀害了37万中国平民……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
1931年冬天，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进行大肃反，在红四方面军内部展开为敌复仇式的自相残杀，包括特委书记和军委主席曾中生在内的绝大多数中高级干部全被指控为“改组派”，在受尽酷刑之后押往湖北红安七里坪黑洼和河南新县白雀园用石头砸死……前后共杀了五千余人，比红四方面军死于战场的总和还要多。当时红四方面军还不到三万人。被肃掉的“改组派”几乎没有人明白这三个字的确切意义，连共和国元帅徐向前的夫人程训宣也成了“改组派”死于酷刑；当时徐向前是红四方面军总司令，正率部在前线和国民党军队浴血奋战……三十五年后的1966年，我们又在全国范围内发动文化大革命，犯下和鄂豫皖苏区同样的历史错误，并付出了更为惨重的代价。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国务院副总理陶铸，元帅贺龙，海军参谋长张学思，国防部长彭德怀……等共和国元勋全被迫害致死，跟在他们后面遇难的前后不下一千万人！文革和张国焘的肃反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两者都是党政要人付出的代价最大；都动用了非人性的残酷刑罚；强加了莫须有的罪名。鄂豫皖特委书记曾中生的罪名是叛变通敌；其他红军干部则是“改组派”，“AB团”，“第三党”。国家主席刘少奇的罪名则是“叛徒、内奸、工贼”；其他老干则是“反革命”，“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今年离文革整整四十周年，四十年是中国近代犯同样历史错误的通常间隔时间，我们本应该引起高度的警觉。
可实际情况是：经历过文革的人绝大多数已经把文革忘记得差不多了；文革后出生的一代人则根本不了解文革；不少年轻人还误认为文革是反贪反腐的民主运动？今天我们虽然没有搞红卫兵大串连和砸烂文化遗产；但不少社会思维和社会现象都折射出文革的影子，还有不少希望改变现状的弱势群体在为文革招魂……当远离文革的西方文明国家因为害怕犯同样的错误纷纷开设文革纪念馆时，深受文革毒害的中国人却在加速度地忘记文革？ （二）
文革的历史教训是深刻的，我们没有理由忘记这段历史！ 首先我们列举几则文革档案：
文革中被迫害自杀的知名人士：
邓拓：北京市委宣传部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和社长。1966年5月因“三家村”冤案受迫害，被诬为“叛徒”；5月17日晚，邓写下《致北京市委的一封信》和《与妻诀别书》后，于5月18日自缢身亡。
田家英：毛泽东的秘书，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中央政治局主席秘书、中央办公厅副主任。1959年庐山会议上受到冲击。1966年5月22日下午，王力等到中南海住地令他停职反省，交清全部文件，搬出中南海。第二天即自缢而死。
李平心：历史学家，华东师大历史学教授并当选为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除历史学外，对生产力性质问题的研究也甚有影响。文革前夕即遭围攻和迫害，1966年6月20日自杀。
老舍：著名小说家、剧作家。历任全国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骆驼祥子》、话剧《茶馆》等。1966年8月24日因不堪迫害投北京太平湖自杀。
陈笑雨：著名文艺评论家。历任《文艺报》副主编、《新观察》主编、《人民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文革初期即遭批斗，因不甘屈辱，于1966年8月24日投永定河自尽。
言慧珠：著名京、昆剧表演艺术家。言菊朋之女，梅兰芳之徒，俞振飞之妻。解放后曾任上海市戏曲学校副校长，擅演《玉堂春》、《游园惊梦》等。文革中遭批斗、殴打，肉体和精神均受到巨大伤害。1966年9月11日晚，接连写下三封绝命书后自杀身亡。
叶以群：著名文艺理论家。1932年入党，同时加入“左联”并任组织部长。解放后曾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上海文联副主席、上海作协副主席等职。1966年跳楼自杀。
阎红彦：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西北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历任四川省委书记兼副省长、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部队第一政委。因对“中央文革”所作所为强烈不满，于1967年1月8日凌晨吞服安眠药自杀。
李立三：中国工人运动杰出领导人之一。曾领导过著名的安源工人运动、五•卅运动。1967年6月22日，李立三在短短两个月中遭受14次无情批斗殴打之后，决心一死了之，当晚服安眠药自杀。
陈琏：蒋介石高级幕僚有“文胆”之称的陈布雷之女。1939年入党，历任林业部教育司副司长、全国妇联执行委员。文革开始后，造反派诬蔑她是叛徒、特务，并扬言要开除她的党籍。1967年11月19日，48岁的陈琏从十一层楼上跳楼自杀。
罗广斌：毕业于西南联大，解放前参加反抗国民党的地下斗争，是“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幸存者。解放后曾任共青团重庆市统战部长。与杨益言合作的长篇小说《红岩》影响巨大。文革中受到迫害，于1967年跳楼自杀。
严凤英：著名表演艺术家，以主演黄梅戏《天仙配》闻名。文革中被指为“文艺黑线人物”、“宣传封资修的美女蛇”，并被诬蔑为国民党潜伏特务，屡遭批斗。1968年4月7日夜自杀身亡。死后曾被剖尸检查，因怀疑她腹中藏着特务密电和微型收发报机。
杨朔：著名作家。历任中国作协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党组常委。文革开始后，杨朔被中国作协的造反派列为重点批斗对象，1968年7月底杨朔要求上书毛主席和要求与单位领导谈话，均遭拒绝。绝望中于8月3日吞服安眠药自杀。
储安平：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委员。1957年大鸣大放中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因所谓“党天下”言论被定为“右派”。文革中再次成为造反派折磨的对象，受尽人身折磨侮辱。1968年8月的一天投河自尽。
傅雷：著名翻译家，学贯中西，文学、美术、音乐、外语“四位一体”。1958年4月被划为“右派”。1968年8月30日，造反派上门抄家四天三夜；9月2日，傅雷夫妇被揪到大门口站在长凳上戴上高帽子批斗，惨遭人格凌辱。9月3日傅雷夫妇双双自缢身亡。
翦伯赞：著名历史学家。有《中国史纲》等18部著作行世。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学报》主编等职。文革中，因对前途绝望，于1968年12月18日偕妻戴淑宛双双自杀。
上官云珠：1920年生，江苏苏州人。著名电影演员，曾在《乌鸦与麻雀》、《早春二月》等片中饰演角色。解放后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1968年跳楼自杀。
周瘦鹃：1895年生，江苏吴县人。现代著名作家。曾主编《申报•自由谈》、《礼拜六》等，有长篇言情小说《新秋海棠》等，系“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之一。1968年跳井自杀。
李广田：著名作家。历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副教务长、云南大学校长、昆明作协副主席。文革中因遭残酷迫害，于1968年在昆明跳莲花池自杀。
吴晗：先后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后又任北京市副市长。1959年起先后写了《论海瑞》、《海瑞骂皇帝》和京剧《海瑞罢官》等，后遭批判。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于1969年10月11日自杀身亡。顾而已：著名电影艺术家。执导过《小二黑结婚》、《天仙配》等影片。文革中备受迫害。1970年6月18日在五七干校自缢身亡。
闻捷：著名作家、诗人。曾任新华社新疆分社副社长、中国作协兰州分会副主席。文革一开始即遭批斗，1969年下半年获得“解放”后，又因人际交往问题遭诬陷，被张春桥说成是“阶级斗争新动向”。1971年1月13日晚写好遗书后开煤气自杀。十余年后，作家戴厚英据此写成长篇小说《诗人之死》。
文革被迫害致死的各界知名人士：
国家主席刘少奇（1969）、国务院副总理陶铸（1969）、国防部副部长许光达大将（1969）、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元帅（1969）、海军参谋长张学思（1970）、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1967）、作家田汉（1968）、作家赵树理（1970）、文学评论家邵荃麟（1971）、文学评论家侯金镜（1971）、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1974）、建筑工程部部长刘秀峰（1971）、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钧（1969）、教育部部长何伟（1973）、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1972）、监察部部长钱瑛（1973）、农业部部长廖鲁言（1972）、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1973）、南开大学党委书记高仰云（1966）、音乐学家沈知白（1967）、古典文学专家李嘉言（1967）、文学评论家胡先（马肃）（1968）、文学评论家陶然（1966）、小说家孔厥（1966）、小说家陈翔鹤（1969）、戏剧评论家伊兵（1968）、小说家彭柏山（1968）、美学家吕荧（1969）、著名新闻记者、新闻学家范长江（1970）、著名文学史家刘绶松（1969）等。
文革中坚守良知，不放弃思考的小人物下场：
张志新：出身于书香世家，辽宁省宣传部干事。1969年给伟大领袖上书提意见，善意指出毛泽东自大跃进以来犯有左的错误，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关入监狱，在狱中受尽非人折磨且被多次轮奸。因拒不认罪被判死刑，于1975年4月4日执行。临行前为了防止她喊口号，几个冷血壮汉把她按倒在地，在颈部垫上一块砖头，在不打麻醉的情况下用普通刀子残暴地割断了她的喉管……
李九莲：江西赣州冶金机械厂学徒工，文革期间为赣州第三中学宣传股长，学生部长，第三中学卫东彪造反兵团负责人，参加了文革期间全国最早也最大规模的一次武斗。1969年2月给在部队服役的初恋男友写信，对国家的前途、命运提出质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斗争？”“我时常感到中央的斗争是宗派分裂，因此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产生反感。”……她的男友立即将恋人的信交给所在部队政治部。李九莲于同年五月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捕，在狱中受尽折磨，于1975年绝食73天，在被强制注射葡萄糖的情况下才免于一死。1976年12月文革结束后在狱中写成《我的政治态度》，被认定在服刑期间重犯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于1977年12月14日执行。临刑前为防范她在大众之前呼冤喊口号，竟灭绝人性地把她的下颚、舌头用一根尖锐的竹签穿成一体……
黎莲：和李九莲一样给在部队服役的男友写信质疑文革，被男友告发，被判死刑，1970年被枪决时年仅18岁。临刑前在囚车上被活体取肾，四个冷血的武警把她按在车壁上，衣服往上一撸，没使用任何麻醉药，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就在她的右腰处划开一条半尺长的裂口，一个血淋淋的肾从里面摘了下来，然后匆匆往里面塞上一团药绵，纱布，来不及缝合就押往刑场执行枪决。同时一家医院的手术室里，一位大官正在等待种植这颗从血泊中掠夺来的肾……被活体取肾的还有小学女教师钟海源，接受她肾的是南昌九十二野战医院的一位高干子弟，此人坚持要活体取下的肾，还说女肾比男肾好，尤其是年轻女人的肾更好……钟海源的尸体则被九十二野战医院拉去作了解剖标本。
(三）
文革的教训是多方面的，前面的人已经作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和探讨，本文主旨主要针对文革的灭天理绝人伦和对民族精神的深远毒害。人类文明的进程表明：文明的目标固然重要，但为实现目标采用的手段也一样不能忽视，反文明的手段会使原本很高尚的目标远离文明的轨道。文革的初衷或许有其合理进步的一面，反官僚主义就是文革最光辉灿烂的内核；但因为手段的反文明和灭绝人性，那点本来就少得可怜的亮点也被无边的黑暗重重围裹。文革中我们人为把一个群体划分为阶级敌人，并不择手段地把他们打倒在地。我们自信是革命正义的势力，阶级敌人则是没落反动的势力。但我们对付阶级敌人的手段野蛮残忍，在打击阶级敌人的同时也使我们的灵魂不同程度地被毒化。当我们陶醉于自己的暴行时，我们的灵魂已倒退到动物的状态。
下面有必要回顾一下大兴县屠杀事件：1966年8月27日至9月1日，北京市大兴县发生了集体屠杀“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的惨剧；县内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五类分子”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见《“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86年9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大辛庄惨案是屠杀事件最血腥的一幕：1966年8月31日夜里，这个村一夜之间就杀了一百多人。杀人的方法五花八门，有用棍棒打的、有用铡刀铡的、有用绳子勒的，对婴幼儿更残忍，踩住一条腿，劈另一条腿，把一个稚嫩的生命活生生撕成两半……屠杀行动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各处方法都相似。先把要杀的人集中关起来，再一个个叫出去，出去一个杀一个，被关的人并不知情，直到杀光为止。
中心大队的贫协主席，一人就用铡刀铡了十六人，自己也紧张得瘫倒了。铡死的人都塞进一口深井里，直到井快塞满了……屠杀的手段也倍极残酷：年纪大的“黑五类”用棍棒打死、婴幼儿“黑五类”劈成两半，青年“黑五类”则关起来慢慢折磨着“玩”。“革命队伍”把男青年倒背着双手，仅仅拴住拇指吊起来，然后施以各种刑法。女青年除了吊起来抽打外，还要施加令人发指的性虐待。晚上把他们放下来，让他们“休息”，目的是不要死得太快，好多受些罪。少年“黑五类”的下场更惨，先是几天不给饭吃，饿到一定时候，扔给这些少年几个茄子，看着他们争抢取乐，然后再折磨至死……“革命队伍”成了屠杀和迫害的机器，成了没有任何人性的冷血怪物。
如果革命的果实是革命者成了反文明反人性的野兽，这样的革命还有什么意义？就算那些“黑五类”真个是穷凶极恶的阶级敌人，也应该让他们体面地去死，不应该施以非人的刑罚，更不应该殊连到不知邪恶为何物的婴幼儿身上。更何况“黑五类”不是凶恶的敌人，他们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只是一个受尽屈辱根本没有能力作恶的弱势群体。大兴县屠杀事件在文革中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全国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发生过类似的惨剧。
“破四旧”时期，北京市的红卫兵在全城大肆抄家。所谓的“抄家”常常是没收和毁坏所有财产，即使是孤寡老人家里的一切也都要抢走，连碗筷、被褥都不剩一件。而且“抄家”还伴随“打人”，手段残忍至极。“抄家”时最常见的项目是“剃”“阴阳头”，尤其见了妇女更难放过。说是“剃”，其实是连剃带薅，有时甚至干脆就是一把一把地薅，连头皮都给撕下来。街上常见到耷拉着粉红头皮、淌着鲜血的老人被红卫兵押着游街。更残忍的还要给“洗”头，用浓硷水往伤口上浇。
东四一带的一对“资本家”老夫妇被“红卫兵”打得半死，又强迫儿子去打。上中学的儿子用哑铃砸碎了父亲的头，自己也疯了。在沙滩街上，一群男“红卫兵”用铁链、皮带把一个老太太打得鲜血淋漓；一个女“红卫兵”又在她的肚子上蹦来蹦去，直到把老太太活活踩死……一个本来应该很温柔善良的少女残暴成上文中的那个模样，我们无法想象那个时代毁灭人性的力量是何等巨大！在震惊北京的“栏杆市事件”中，崇文门附近的一个“地主婆”（孤身一人的寡妇）被一群红卫兵用开水从脖领灌下去，直到肉已经烫熟了还不肯罢手，几天后扔在屋里的尸体爬满了蛆。1966年8月下旬，北京市区有数千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北京是中华民族的首都，是华夏文明的腹心地带，那里尚且发生如此野蛮疯狂的闹剧；我们无法想象那些远离文明的西南西北地区会发生怎样的血腥罪行。文革期间广西屠杀“黑五类”事件无论规模还是手段都远远超过北京，那些从河流上漂流下来的用铁丝连在一起的一家三代的尸体使大辛庄惨案看上去如同儿戏。
……
一个充满荒唐的年代，一出群体走向疯狂的闹剧和悲剧！当我写下上面那些沉甸甸的文字时，我的心涨满了难以克制的愤恨、悲凉。所以愤恨，是因为凶手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他们给全民族制造了难以抹去的耻辱；而且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迄今仍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所以悲凉，是因为一大群无辜者的生命竟会这样轻易地被剥夺，谁能保证，下一个不会是自己？而且至今没有一个当年的凶手出来道歉或者忏悔；每个参与并制造文革悲剧的当事人都振振有词地声称自己是“受害者”。那些被众人记起并被指证的作恶多端的凶手也露出满脸委曲状，声称自己是秉承了上面的旨意，行凶作恶不是他们的本意，他们不过是制度的牺牲品……
我想起了德国纳粹党的历史，他们的命运是我们民族最好的借鉴。希特勒帝国覆亡后，一大批纳粹骨干被送上绞刑架，饶幸漏网者则逃亡到世界各地隐姓埋名，但一直不能摆脱被追捕的噩梦，每年都有一批纳粹党徒被送上法庭。从那时到今天，整整六十年过去了，幸存下来的纳粹党徒都已成了垂暮老人，并且是当地德高望重的老人，按理他们当年犯下的罪孽不用再追究了。但国际法庭并没有因此放弃对他们的追捕，他们对人类文明的犯罪必须被清算，无论他们逃到地球的哪一角，也无论他们年龄有多大，哪怕他们此后的行为善良公正，他们一样要为当年的罪孽付出代价！如果这些人不付出代价，就是对“恶”的开脱和奖励，作恶者就会滋生饶幸心理：既然作恶可以回避惩罚，可以用事后的善行来补偿，那么我先杀一个人或抢劫一笔钱财然后再去作好事不就可以将功补过吗？如果这个逻辑成立，人在作恶时的恐惧感就会大为减轻，原本不敢杀人抢劫的人就会毫不犹豫地举起屠刀，罪恶的概率就会直线上升。
如果纳粹党在中国，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可以逃避惩罚，因为作恶者可以把责任一古脑儿地推给希特勒身上，他们不过是奉命行事而已，就算犯了罪也是迫不得已。这样的逻辑貌似合理实则荒唐，心灵光明的人拥有在权钱诱惑和淫威面前坚守良知的能力，如果一眼就能看出是罪恶的命令仅仅因为来自可以决定你政治生命的上司，为了保住眼前的既得利益就去不折不扣地执行，你不是原凶也是帮凶，帮凶也一样要受到惩罚。如果下面有更多的人坚守良知，来自上面的罪恶也不会大范围长时间扩散；上司也不至于长期作恶而不自觉。中华文明自古就有“乱命不遵”的明训，当慈禧太后在癫狂状态下向世界各国宣战并命令各地督抚杀光境内所有的外国平民时，两广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就拒不奉命，使“庚子之乱”没有扩展到黄河以南，既保住了慈禧太后不致毁灭，又让中国再次逃过了被瓜分的噩运。不能惩恶，谈不上社会的稳定；不会忏悔，就没有进步的可能。最使我困惑的是，我们的民族真的没有自我更新的能力吗？那个时代的暴力不只停留在行动上，暴力的根须还伸进了我们民族文化的深层，毒化了民族精神，使中华民族在相当长时间内难逃其负面影响。
我的启蒙教育正值文化大革命后期，有一天语文老师要我们用“心黑手辣”“造句”，还在黑板上写下了供我们模仿的“范句”：“我们对待阶级敌人决不能心慈手软，要心黑手辣！”中小学时唱在最多的校园歌曲是《象雷锋那样》，歌词的末尾是“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这首歌直到今天仍在部分中小学校园传唱。多么恐怖的异化教育！多么可悲的文化传承！
(四)
文革的历史教训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人的尊严和价值受到空前践踏；
2）人性被极大扭曲，全民“集体精神自杀”；
3）全民失去思考能力，并集体走向疯狂；
4）个人崇拜甚嚣尘上，领袖被异化成“万能的神”；
5）打击报复泛滥成灾，每个人都被迫在攻击和防范的夹缝中紧张战栗；
6）极端思维主宰一切，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
7）人权被蹂躏，民主异化为暴民政治；
8）残忍暴力决定一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造就出野兽般的性情，灭绝天良的心灵。 …
“红卫兵”留给历史两个口号和极不光彩的行为：两个口号是“造反有理”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不齿于人类的行为是草菅人命的法西斯暴行，而且受害的大多是毫无反抗能力的、已经被无端压迫多年的弱者。我们民族的精神，经文革的折腾由百孔千疮而萎缩而一派散乱，被倡导、推崇、鼓吹的道德，都是反对生命本能的；爱国主义一样也被异化与扭曲，并在政治与法律处于混乱的情况下，已不同于以往的，甚至要以破坏程度去衡量一个人的爱国程度。大规模的怀有不良心态的反进化，明显的流露着莫大的无知与愚昧，而人们却乐此不疲，其动力可能来自于人们极其不正常与深重的嫉妒心理，并指引他们红了眼的去迫害，唯有把精神上高于自己的那一群人打倒，剩下的所有人的思想地位才大致处于同一高度，如此才有“团结”可言。这便是被改造与扭曲过的“人民民主专政”。
我们一直对文革怀有“既已过去，与现在无关”的漠然感，其实文革并非必然的产物，它所内含的偶然性很可能再一次溜进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忘记历史的教训，文革思维就会悄悄植根于我们的意识深层，类似的悲剧会换一幅面孔再度在中华大地重演，于是我们在不知不觉中重铸文革的悲剧。尽管那是一个成长中的民族永远也不能重演的悲剧！文革的毒汁在今天依旧在浸染着我们的意识，挤压着我们的精神。
近几年青少年暴力犯罪呈急遽上升之势，并且大多是群体暴力犯罪，犯罪主体大多是中学生，当年红卫兵的主体也是中学生。每逢看到一群中学生用残暴致极的手段殴打落到他们手里已经失去反抗能力的猎物时，我的意识深层就折射出当年红卫兵在北京街头用皮带抽打地主老太婆的镜头，两者的手段之残忍是何其相似？如果这些青少年有朝一日执掌了侵害他人的权力；他们身上的虐待狂血质被一些别有用心的大人物所利用，中华大地极有可能再来第二次文革。
今天的中华大地有太多的“形式主义”，它自始至终都在为激进、片面、扭曲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贡献力量，同时也制造了相当氛围的浮华气息，使各种可笑可悲的事件存在了发生的前提，尤其使人们焦忙于无任何现实意义的“形式”之中。形式主义和浮华气息是文革的主要精神特征，可以说今天的形式和浮华为文革的重来准备了肥沃的土壤。
今天的中国有太多心怀不满的群体，他们都在热切地渴望改变现状。当改变现状的理性途径被封杀后，他们的精神难以躲避的受着种种折磨，出现种种创伤，意识深层就会滋长出难以遏制的报复情绪，会呼唤暴力和动乱。如果外界的条件允许，长期被压抑的委曲和愤恨一旦找到了突破口，就会象野火一样滋长蔓延。野火造成的毁灭是没有选择性的，所有的青草都会在烈焰中丧生，就象文革在反官僚主义的同时也把社会精英扫荡净尽一样。
今天的中国面临民众集体信仰危机和品格崩溃。没有宗教信仰的群体容易滋生个人崇拜，信仰某位权高位重性格极端的大人物；品格崩溃就会不择手段。个人崇拜和不怿手段恰恰又是文革遗留下的两大祸根。当我们的民族在加速度地忘记文革，自信那样的荒唐丑剧绝不会在以后的历史中再现时，我们却在不知不觉中为文革的复辟准备了各方面的条件，缺少的只是一个可以作为崇拜偶像的“领袖”而已。当我们以如此不尊重，轻视，淡忘的态度对待文革时，也阻塞了我们从中本该进行的反思。
今天的种种社会现象表明我们并未把文革思维隔离在那个年代里，仍给予了它向当代过渡与发展的机会。那些希望民众忘记文革的人们也许是基于“掩饰错误”和“家丑不可外扬”的心理；但如果掩饰的代价是“重复文革的悲剧”就得不偿失了。自暴其丑确然让人难受，但总比再来一次文革走向毁灭结果要好得多。两害相权取其轻，用忘记文革的方式来掩饰错误，等于是用自杀的手段来遮掩身上的伤疤！文革是民族公耻，集体遗忘文革，无疑是一种更深远的民族公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