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苏冷战，两个阵营对立。大的有柏林空运，朝鲜战争。小到秧及池鱼。使无辜百姓，莫名遭秧。
我有一个学长，比我大很多，但他是四中的”明星“吧。为了隐私，故称他为W吧。他由于少年在美长到7~8岁，体育好，人也帅。是三年的中学生运动会400米冠军，校学生会体育部长。这些人，是我们心目中的大明星。迄不知，这体育部长，也有他的悲哀。起因是他的1949年从美国回国的右派父亲！下面是他自述。他本人现在美定居，有一个相当的不错的生活。
--------我是高一（北京四中，1962年）那年加入的共青团。在那个年代，入不入团，是一个青年优秀与否的标志。入了团，才会感到有了人的尊严。
（特别是星期六，团员都要开会，那是一种有别于他人的政治待遇。我当时就羡慕至极。斯大林说：“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那团员是不锈钢的吧？文革后，我问家里一个亲戚，他兄弟俩，一个是101的学生党员，上的哈军工。另一个是红卫兵的发起人之一，可他惨了，恢复高考没戏了。按说是55年的少将，可文革中去世了。我问他们，你们开党会，团会，都讨论什么？特来劲吧？他们头都不抬，吃着涮羊肉：”什么啊，就是议论班上的人呗。还能有什么事？排排队，看谁能听话，谁有二心。再就是让团员去找申请人谈话，让他们说说别人怎嘛议论团支部的。操“。）
但由于家庭出身问题，入团对我来说，成了一个艰难的过程。班里团支部批准、通过我的入团申请后，等了很长时间上级没批下来。我就去问班里团支书李峻，我的团员资格怎么还没批下来？第二天，李峻让我去找校团委书记赵济敏老师。我找到赵老师，赵老师让我去一趟西城区团委会，找一下区团委书记，区团委要和我谈话。我想一定是找我谈家庭问题。我那时在学校填写学生登记表，“家庭成份”一栏是写“职员”，按当时的标准是不红也不黑。但问题不在这里。下面说一下我的家庭情况。
（ 当时一般是填，革军，革干，也就是13级和师以上吧。1938年前的，都悬。我们这样的，一律职员。但如果是右派，要另一栏写出来。要命的，是还有亲属一栏。你要是有台湾美国的亲戚，那就中了头彩。夫人同学姓汪，就入不了团。那班支书，“怀疑“这人和汪精卫有关系。边远省份，也不外调，可如果你和蒋介石有关系，“有关部门“会打招呼，反到有戏。可地，富就惨了，那是万复不劫的原罪。我文革中下乡，拿到了我的档案。冒险打开一看，发现是从小学一年级开始的。可父亲走后门，把祖父的资产和股息全交了。加上他曾服务铁兵，朝战时出力了。中学也外调了我的情况，可偏偏家里有几个31年的党员。我一直等着班里批判，就像达摩克利斯剑高悬头顶，可总也不掉下来。吓的半死。原来班里团支部也有这计划，可他们查了，觉得还不是狗崽子。想让我觉悟，一是挖自己，二是供点他人。可我自己没有流氓思想，就是贪吃点。别人，没有和我说反动话的。那时，人和人不带说心里话的，一个个比猴还精。我哪儿供去？这么着，我就”挂“那了。冤不冤？）
上世纪四十年代时，父亲王福时在美国旧金山中文报纸《中西日报》任编辑。我们全家都跟着父亲在旧金山居祝母亲是家庭主妇。当时父亲每天晚上在家油英发行《远东通讯》。《远东通讯》是受中共香港地下党新闻机构《国新社》委托并由其供稿。《国新社》是由乔冠华、刘尊棋、刘思慕、金仲华等人领导，他们与父亲相互联系频繁。《远东通讯》在美国宣传中共政策，并报导解放战争进展及发表评论。当时，母亲、哥哥、姐姐都常在家帮助父亲油佣远东通讯》，然后跑邮局寄出。
１９８６年９月，父亲从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图书馆主任一职离休时，关于何时参加工作的问题，是由乔冠华、刘思慕、刘尊棋等人出的证明，证明父亲是于１９４８年参加的革命工作，是从在美国发行《远东通讯》算起。“大百科”发给父亲的《老干部离休荣誉证》上，“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一栏，写的是１９４８年。
（我党统战是做的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５天，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６月旧金山爱国华侨在“同源会”礼堂，举办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庆祝会。父亲参加了庆祝会。庆祝会进行期间，遭到国民党人的袭击。父亲头部遭到铁器重击，头破血流。我当年六岁，记得深夜父亲回家，头上缠绕了厚厚的白纱布，我和弟弟都吓坏了。第二天旧金山国民党控制的《旧金山日报》出了《号外》，写道“殴伤有共产党匪徒王福时一名，伤势较重。”其实父亲并不是共产党员，他只是自认为是共产党的挚友。此后，父亲决定带全家回祖国，建设新中国。
回国前，父亲曾专程去拜访了钱学森，动员他回祖国效力。我仍模糊地记得，父亲那天开着辆刚买不久的新车，带着母亲、弟弟和我，开车开了很长时间，到了一所大学（后来得知那是钱学森所在的加州理工学院）。一到目的地，父亲就因晕车吐了。到了钱宅，那是一间别墅，前花园有很多花，很漂亮。钱学森夫妇满脸笑容走到花园迎接我们全家。
１９５０年６月，父亲携全家回到祖国。临行前，张学良原配夫人于凤至从洛杉矶赶到旧金山向父、母告别并送行。于凤至托母亲回国后帮她寻找老保姆。但回国后父母便无法和美国友人再联系了，从此失联。（这是我长大后听母亲说的）。回国后两个月，父亲即被胡乔木任命为国务院国际新闻局出版发行处副处长。１９５２年成立国际书店，外文书藉的出版、发行业务归口到国际书店。父亲被调至国际书店，先后任出口部、进口部副主任。母亲后来曾对我说，“你爸那时左倾得很。”左倾，拥护中共，是那时大部分知识分子的状态。他们痛恨贪污、腐败的国民党，同情、支持反对一党专政、反对个人独裁、争取民主自由的共产党。那时的共产党刚刚进城，还很清廉。
按说１９５０年前后父亲的历史按中共的政治标准，一点问题没有，但要命的事发生在１９５７年整风反右时期。父亲在党的号召下积极地投入了鸣放，并于１９５７年８月在《文艺报》上发表了批评他所在单位“国际书店”的文章《国际书店是桥还是墙？》批评国际书店大量进口苏联报刊、书籍，却极少量进口欧美国家的，特别是西方科技类的报刊，书籍。该文指出：“因此在读者印象中，国际书店只是个卖俄文的书店。”“我们科学、文化工作者、翻译家和语文老师对久己缺货的西方书籍的需要也是非常迫切的。”“人们把国际书店看作是同国外交流的一个桥梁，但现在有点不像桥，而像座墙，而且是几道墙，使得跟国外不通气。”
就是这样一篇出于善意但较尖锐的批评文章，惹来大祸。父亲及《文艺报》轮值主编萧乾为此被同时划为右派。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６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文点名批判右派王福时。批判王福时“一贯坚持资本主义经营路线。”同时，父亲在单位遭到大会、小会批判。我在１９９７年反右运动四十周年之时，曾写信对父亲说：“你当年被划为右派，是你人生光辉的一页。我为此而骄傲。你在文艺报上的文章批评了文化领域的闭关自守，批评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父亲后来对我说，他当年的认识并没有达到我说的高度，只是想批评文化交流中的问题。（ 这也是很多老知识分子的为人，诚实。这是我的观点）我告诉父亲，我当年在学校不得不与他划清界线。父亲表示理解。
１９５７年时，我看到人民日报点名批判父亲是右派的文章后，很苦恼，根本不相信父亲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会是反动派、坏人。但上高中后争取入团，就必须跟家庭划清界线，从政治思想方面和父亲决裂。必须“存天理，灭人欲”，用党性灭掉人性，克服温情主义。
那次到北京西城区团委会与团委书记谈话，我怀着不安的心情而去。团委书记要我谈谈对家庭的认识。我批判了父亲５７年的文章，说这是坚持资本主义经营路线，实际上是向往西方的民主、自由。还揭露父亲在家里与朋友议论中苏论战，欣赏苏共“人道的社会主义”的提法，批判这是欣赏人性论，是修正主义思潮，反映了立场有问题。还批判父亲怕孩子们吃不饱饭，骑车到保姆郊区农村家里买大白菜，是困难时期对形势悲观，对党不满的表现，等等。表示要背叛资产阶级家庭，站到无产阶级一边来。对父亲进行了深刻批判后，区团委书记挺满意。过了几天，我的团员资格便被批准了。得知这消息，我心里很高兴，觉得挺光荣。
当年对父亲进行批判、划清界线，一半是违心的，如不上纲上线就过不了关、入不了团，甚至上不了大学；还有一半是真诚的，当时所受的教育让我认为父亲的立尝观点有问题。解剖自己的思想，向内心深处挖掘，更多的情绪是埋怨，埋怨父亲影响了自己的前途。这种情绪我们八个兄弟姐妹都有。
对这种埋怨情绪，我举个例子。父亲１９８８年到美国探亲，看望在美国定居的妹妹X丹娜和两个弟弟X复明、X复强。X复明在美东一间大学研究院攻读MBA。
父亲X福时在美国一入境，FBI（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就找到X复明，问X福时来美国干什么来了。父亲于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６日在旧金山庆祝建国而被打伤之事，FBI竟然仍保存在档案里。（ 美方认为他是亲共的）当时冷战尚未结束。
那时，复强、复明赶紧写信让父亲千万别来看自己。复强不放心，信里写了句狠话：“以前在国内你耽误了我几十年，现在还要耽误我吗？”父亲自然是不敢去看望两个儿子了。
那个FBI警探与X复明是美国同一个大学研究院的校友，后来与X复明一起喝咖啡，告诉他：你的父亲是亲共的，被国民党打伤。但我们知道，你的父亲又被共产党列为异己分子。这令我们很奇怪。因而当你父亲入境时，FBI要和你谈话。现在没事了，我知道在1949年后，中国发生了很多这样的事。是个有趣的现像。
我纳闷的是，父亲在１９４８、１９４９年的事，在冷战时代被美国政府注意并不奇怪，相反在中国怎么也成了负面因素，成了向往西方、对党不满的因素呢？甚至株连后代？两大阵营冷战，父亲不应两头不是人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