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会议上难得有这么多学养深厚的顶级专家在，我对今天讨论的主题尚缺乏系统性的研究，但还是按捺不住做个发言来向各位请教。我想按四个层次谈谈自己基本的框架性看法。
第一个层次，我怎么看待中美之间的关系。对这一被称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对其作个追溯的话，我觉得最开始阶段，美国方面主导的表现应该讲是很有“情怀”的，典型的是有庚子赔款以后，美国人主动考虑把这笔钱返回来在中国发展教育和医疗：建设燕京学堂是办教育，成为北大清华的基础；建设协和医院是办医疗——我注意到洛克菲勒家族的掌门人当年以极大的热情做了非常精细的考虑，随着硬件还有软件，以全套的支持要把中国的现代医学发展起来，培养出了后面中国医学界一大批带头人；还有后来抗战中的飞虎队，以及大家现在越来越多接触到的像司徒雷登这样长期在中国做教育的教育家的事迹。这个阶段主要是体现了“情怀”这个关键词。
到了1949年开始的新阶段以后，中国对苏“一边倒”，在朝鲜战争“热战”之后又跟着两大阵营的冷战走，可以“热战-冷战”作为关键词，当然这也使中美关系陷入低谷，而且曾经一度认为是最主要的敌对性质的关系。到了决定邀请尼克松访华以后，这个新的阶段，我觉得主题词就是“战略”了：中国和美国的战略不期然走到了一起，中国必须在战略层面考虑和美国的互动来制约苏联；在美国这边可以理解，尼克松也是从战略家的角度认为“不战而胜”是一个最好的前景，他在主动地与中国建立关系方面，也应该承认是一个很有远见的政治家。所以，再到后来于卡特的任上中美建交，邓小平的战略思维是和前面的高水平战略思维一脉相承的，中美的合作有很广阔的空间。在这个建交以后的阶段上，我觉得它的主题词就是“利益”——大的战略方面有默契、有认同以后，主要的利益考量方面，也是高高低低地变化，摩擦曾经非常明显地上升到以导弹袭击我们驻南斯拉夫的大使馆，没想到又出了“9·11”，又是由利益给双方拉到了一起，遂有了中国入世以后相当好的一段双方关系在利益方面的共享期，被人称为“中美国（Chimerica）”。
现在的转折点，我认为就是到了一个早晚要来的“丛林法则”主导的阶段，过了一个临界点，丛林法则要起主要作用了。中国的总量超过美国以后，越来越多地酝酿了这个丛林法则要翻过来主导整个中美之间关系的局面，当然主导的方面是在头号强国美国那边。这个丛林法则按照哲理上说，是人类文明不论怎么发展，不论说多少自由、平等、博爱，它到了某个临界点以后，老大必然是排他的、要打压老二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假设中国未来真的能成世界头号强国，也一定是要打压老二的，这个事就没有更多道理可讲。我们在这个层面上不用再过细讨论什么贸易逆差里面的谁是谁非，确实里面有谁是谁非，但都已不是非常关键的决定性的问题，你讲再多的道理也没用。美国现在的战略，就是人们说到的进入了以中国为头号遏制对象的新的阶段，而且这个阶段它一定有长期化的特点。
贸易战只是中美关系作为一个冰山于海平面以上直观看得见的部分，底下一定是全面的考量与连带关系：经济实力，科技创新能力，金融的影响力、辐射力，军事方面考虑到极端情况的对抗，还有就是软实力这方面的较量。在这个全景视角考虑，中国远远没有达到跟美国可以去做什么对决的平台，你根本不要想在这方面采取什么决一死战方案。网络上面有的评论说，“宁可战死不当美国奴”，我就忍不住做了个评论：“战死就没有中国梦了”。理性的讨论一定要考虑，在中国远远没有达到和美国对决实力的情况下，怎么处理这个中美关系上所谓的质变。这个新的阶段，：“竞争为主”可能就是主题词、主基调了，但是可能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可能表现为在这个过程中摩擦、冲突烈度一会儿高一会儿低。这个中美关系演变到现在，如果是做个小结，我认为就是进入新的阶段，关键词是竞争、“过招儿”，而且这个阶段有长期特征。这是没有办法的，丛林法则主导之下的竞争已是现在的基本特点。
第二个层次，我认为在这个时候确实跟过去的冷战有可比之处，但是我们要全力避免落入类冷战局面，而且存在着避免的可能性。这一可能性最简单地说，我们这些年研究新供给经济学，是想从学理上说明人类社会的供给侧创新，已经推到正面讲的共享经济时代，全球化使中国美国相互投资，曹德旺跑到美国去办厂，打了贸易战以后马斯克还跑到中国上海建全世界最大的单体外资工厂，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空间还相当大。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后面还有十分可观的发展空间，世界上许多有心的投资者，其实都还在盯着中国市场。正面讲的共享经济激励，还有负面讲的核毁灭制约——这个可能性二战以后已可看得非常清楚、但现在很多场合仍没有捅破窗户纸的“核威慑”。为什么二战以后，第三次世界大战迟迟没有出现？就是核威慑已使第三次世界大战在人类社会未来的可能性成为极小概率事件了。其实这两方面合在一起，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我们再也不可错失的战略机遇期，就是邓小平80年代他总结学者研究以后所说的我们时代主题变了，时代的主题现在是和平与发展。学理上对此是完全可以论证的，而这个全局认识框架之下的这一战略思维、战略设计的原点，非常非常可贵。当时邓小平说的这个话，似乎并没有多大冲击力，但是这几十年我做研究中反复思考，从原点认识到整个逻辑链条展开的不一样之处，决定着我们党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百年不动摇，是完全顺理成章的。所以，现在中美之间在以上说的共享经济和核威慑合在一起这样的一个时代特征下，加上信息化，加上顺应前面有专家说到的新生代的主流诉求（他们很快会主导整个社会生活），我们当然就要全力争取中国继续按照这个时代主题实现和平发展、和平崛起。这种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的同义词，就是美国那边不管怎么样难受与无奈，还是和平地接受中国越做越大，而不诉诸战争。
第三个层次，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确实像很多人所说，我们自己的可能性空间，就在于我们能选择什么，怎样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中国在被动接招的同时，努力反制的同时，一定要下决心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在这个已经全球化的经贸体系里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要坚定不移地把大政方针的改革开放，做得更像样些——实际生活中间我们不少方面做得已经越来越不像样。到了改革的深水区，有这么多的改革宣示，这么多的指导原则，但落实的乏善可陈。在社会矛盾累积的情况下，改革和社会矛盾的累积在赛跑，有人直称改革和中国的革命在赛跑，不要拖延到了不可收拾的田地。怎么真正改革攻坚克难？这是我们自己的事。要真正攻坚克难，恰恰开放就是一个很好的倒逼。上一轮的入世，杜润生老先生说这是逼着中国变法，清理文件柜——变法，就是求新，就是图强，新的一轮贸易战也可以起这个作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对中国“做好自己的事情”而言，贸易战使我们有可能“变坏事为好事”。贸易战对双方都不是好事，美国“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有它的底气，它的筹码多。中国可能在某种意义上讲，耐受力比美国强一些，但那是老的概念，如中国到了某个临界点突然一下不可收拾，便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了。“做好自己的事情”有非常深刻的内容，有必须抓好抓实的迫切性。在这个方面“变坏事为好事”，当然我们就得“变压力为动力”。我觉得这已经有所体现。比如今年博鳌论坛，总书记在场宣布我们主动降低关税。实际上主要就是压力逼着我们变，跟着，便有金融系统的领导宣布十条左右的金融降低准入措施，这都是很实的事儿。克强总理宣布，我们降低关税首先要降低汽车关税，其实这是必须降低的——佐立克专门说到这一条：中国入世以后这么多年，中国这边进口美国车的关税是25%，而美国进口中国车是2.5%，“我怎么跟总统交代？”确实是交代不过去。降低汽车关税的旁边，中国自己还降低了老百姓特别需要的治癌症等药物的关税，也正好是呼应了影响很大、好评如潮的《我不是药神》的电影（克强总理专门强调，降低药品进口关税之后，还必须盯着药品价格的降价，落实到位）。这些是有社会基础、也有官方不得不认同的改革空间的。这些都是属于做好自己的事情。变坏事为好事，变压力为动力，那么我们就有可能逐渐地“变被动为主动”。
这个过程如果从长期的视野，从历史长河来看，确实应认清：人类社会一个一个经济体你追我赶的发展，不可能走在前面的永远是老大。历史上英国经过追赶赶超了荷兰，美国经过追赶赶超了英国，那些时候可能还有更多的血与火，而现在是越来越多地按照“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大家怎么过招的问题，不至于走到最后那么残酷的大战局面了。
在对这些情况作通盘把握之下，中国逐渐做大做强发展起来，又是一个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哲理上说，于其内核上我们必须切实认同的逻辑：到了这个全球化共享经济和核威慑的时代，“地球村”就是命运共同体，就是要“摒弃你输我赢的旧思维”——这是总书记明确宣示过的话。有人可能理解为这是宣传用语，我不这样认为——我们研究者一定要把这个道理说透，它实实在在是以严谨的学理支撑出来的道理。在这样一个“和平与发展”过程中间，美国是守成大国，中国是新兴大国，中国是在走上坡路，或者说，美国总的趋势是走下坡路，这是没有办法视而不见的。所以，时间是中国最好的朋友。如要以几十年的时间段往前看，如果中国能够避免矛盾的爆发越过临界点、能够大体消化这个矛盾凸显期的话，在时间这个“最好的朋友”的帮助下，应有信心以改革开放之路使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越走越宽。有的学者以数据画出了一个曲线很有意思：美国从1900年开始到2017，GDP总共翻36倍。那么中国到2017年找一个前边GDP翻36倍的过程，是从1987年（改革开放已经走了8年）开始的，GDP翻36倍的两条曲线高度一致，但时间轴上中美是1：3.9！这就是中国在工业革命落伍以后“蓄之既久，其发必速”的直观表现，有这么大的一个市场潜力，又碰上全球化和核威慑的天赐良机，能不能继续这样，真的与全球一起按照共赢逻辑走出一个和平发展、和平崛起之路，这是我们应做出一切努力来争取的前景。
按照这个框架来理解中美关系，我觉得我们现在可做的事情，确实还非常值得把它排列一下，能不能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建议？做好自己的事情这个改革里，我认为一定要好好反思一下，我们现在是不是有些地方如老百姓所说的是“打右灯往左拐”，甚至“打双闪开倒车”：宁左勿右的氛围，一轮轮喧嚣起来的什么消灭私有制，民营经济退场，说起来都人心惶惶，跟十九大文件完全对不上，但是说这种话的人他们却非常有安全感（确实他们没受到什么威胁）。总是有这种暗流涌动，翻成明面上是在否定党的基本路线，这方面能不能有更坚决的态度来遏制？中央要求纠正侵犯企业产权的错案冤案，那么重庆打黑那么多错案冤案敢不敢动？现在全国只翻了一个张文忠案，顾雏军那个案子似乎就碰到了很大的阻力，诸如此类时间关系不展开说，这都是实事儿。1880到1920年40年左右的时间，美国“进步时代”碰到的问题，跟中国现在社会上矛盾累积的情况大同小异，有学者专门写了文章曾经引起高层的高度重视，就是可通过各方难以拒绝的从“加强管理”角度来切入的清理苛捐杂税、政府财力汲取靠规范的东西——依法的税制这是必然选择，还有这些钱拿来了以后怎么用，税收和其他非税收入合在一起，预算怎么样讲规范化，怎么透明而加上公众参与、接受公众监督，结果真正“人民当家作主”这套东西就都进来了。在这个过程中间，公众意愿的表达机制借助媒体，现在已不可遏制，不仅有官办媒体，还有自媒体和这么多的多元化的媒体，一起来监督政府，督促政府把事情做好，这都跟美国在进步时代的举措大同小异。这方面我们可以抓住现在社会上大家都关心的个人所得税、房地产税，这正是美国最典型的两个直接税。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就是得到了进步时代确立的这两个直接税支柱的作用:联邦政府主要靠个人所得税过日子，地方政府local这个层级，靠财产税过日子，中间的州更多靠销售税——形成非常清晰的政府“钱从哪里来”的框架，而且以有效的再分配不断地缓解收入差距。虽然现在也有批评缓解得不够，但至少比中国的缓解做得好得多。中国到现在为止说了这么多社会主义，我们自己的直接税还很不成样子，而且相关改革做起来还困难重重。这都是“做好自己的事情”所必须做的。这里只能点到为止说一下。
对外，我觉得一定要低调处理一些事情。我不明白为什么现在中俄之间还要这么高调，盛传的基辛格所说美国要跟俄国一起来遏制中国，基辛格自己否定，但这个逻辑是非常清楚的，任何一个战略思维的大家，都会有这种思维的本能。我们没有必要过于高调地跟俄国折腾这些事儿，俄国石油卖给中国，价格上我们是吃大亏，亏了血本，何必呢？国内这么多的教育问题、社保问题、各种扶贫的问题，高调搞那些有什么意思？我觉得这确实是非常值得我们反思的。应有建设性的意见，促成这方面回归常识处理好此类非常现实的问题。至于说欧洲和日本,可能他们也希望看到美国遏制中国，同时他们也觉得他们有了机会。我们就可以利用他们眼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