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到北京的时候，我知道自己是没法连上谷歌(Google)、Facebook或优步(Uber)的。没有这些西方网络生活中的主要元素就已经很奇怪了，更奇怪的是，我发现中国人似乎一点都不觉得缺少了些什么。他们搜索找百度，在微信上过社交媒体瘾，叫车用滴滴，透过“今日头条”这样的网站浏览新闻。而且，尽管他们知道北京在看着，但仍然接受这种监视，好像这是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一样。
中国政府用自己的品牌、规则和文化创造出一个替代的互联网世界，在其中，隐私是不存在的。但中国政府真正的雄心在于冲出这个平行宇宙，不仅要主导互联网，还有全球科技行业。为了遏制北京，美国及其盟友正在利用科技保护主义行动进行反击，在全球贸易战中开辟了一个危险的新前线。
特朗普总统意外地成为这场针对中国科技主导权战斗的领导人。他被广泛视为铁锈地带行业的拥护者，最近对所有主要钢铝出口国施加了高额关税，这不仅引发来自中国的强烈抗议，也引起了德国和加拿大这些美国盟友的不满。但与正在出现的与中国的科技战相比，钢铁只是幕间的穿插表演。
长远来看，技术将决定哪些国家最终能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尽管人均GDP中有20%是由劳动力和资本带来的，但剩下的80%则取决于经济体开发利用新技术来提高产量的速度。因此，中国追赶西方世界生活标准的雄心，基本上取决于它在技术上能以多快的速度赶上或超越西方。
当特朗普回应中国的掠夺性科技贸易行为，对中国——而且只对中国——加征500亿美元关税，并且威胁如果北京坚持报复措施，将进一步加征2000亿美元关税时，即使对特朗普钢铁关税感到不快的盟友也基本上表示支持。本周，特朗普支持对中国在美技术投资，及美国对华技术出口加强审查。
特朗普正在加速和扩大在他上台前就开始的贸易战的范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开始限制贸易、资本和移民的跨境流动。全球化的倡导者们预言，边界至少会在一个领域消解掉——数字科技和网络——但中国已经表明，一个坚定的政府在虚拟空间也能建起高墙。
总统在对华贸易上的强硬立场可能比他本人更受欢迎。西方的压倒性共识是，北京追赶上来的方式是不合规的，它迫使在华投资的企业分享他们的最佳技术，或是派出黑客窃取。尽管向一流科技大国借鉴是标准的发展战略——想想19世纪美国模仿英国工业技术，以及日本复制美国技术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但中国这场运动的规模和组织方式，都让人感觉这种威胁前所未有。
北京已经彻底禁止了像谷歌和Facebook这样的外国竞争者，并对其他企业实施严格监管，使得它们只得将自己出售给中国竞争对手（优步），或是被迫考虑退出中国市场（亚马逊）。本质上说，中国已经打造出了国内互联网垄断公司。这些垄断企业在巨大的本土市场所获颇丰，为其在国外大幅扩张提供资金。例如，有人告诉我，每10个日本人里，就有一人购买“今日头条”新奇的内容整合服务。
去年，北京把珠江三角的制造业中心重新定位为“大湾区”，并且开始敦促区内主要城市——深圳、广州、香港——携手合作，成为硅谷在中国的对手，并超越前者。
在北京，人们谈论的是“中国创造”如何取代“中国制造”。有人声称，在一些关键领域，深圳的创新程度已经超过硅谷。现在的中国不再只是用别处生产的零部件组装简单产品，而是越来越多地被看做在人工智能、无人机以及其他先进科技领域的前沿设计师和开发者。
在全球市值最高的20家互联网公司中，11家是美国公司，9家是中国公司。中国巨头正在激增，五年前仅有2家。目前，他们还主要局限于中国的地界。腾讯和阿里巴巴超过90%的流量来自本国，而相比之下，谷歌和Facebook大约只有10%，但他们都在计划扩张。
为限制中国的技术扩张，特朗普政府已采取了多种方式。最近，一个负责审查投资安全威胁的行政部门委员会阻止中国某公司收购转账服务公司速汇金(MoneyGram)。在另一案例中，由于该委员会担心中国对全球移动网络的潜在影响，博通公司(Broadcom)收购芯片制造商高通的计划落空。由于被特朗普政府禁止进口美国产品，中国的大型智能手机制造商中兴通讯在无法获得美国关键技术的情况下被迫基本停业。
在中兴支付了10亿美元罚款并解雇了公司高管后，特朗普同意解除禁令，但国会并不同意。参议院投票决定恢复禁令，这可能会加速贸易战的到来。当我在北京的时候，许多中国人都在说，中兴所受的耻辱如何鼓励了中国的官方行动，旨在减少中国对美国半导体、软件及其他重要技术进口的依赖。
特朗普政府的下一次进攻预计将会集中于金融技术和人工智能等敏感领域，新的管制不仅针对美国出口中国的技术，还针对美国在中国的投资。美国的许多西方盟友已经采取了类似步骤。德国正在收紧中国企业的投资规则，并在抗议德国企业在中国面临的限制。澳大利亚据称也在考虑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中国公司的5G技术铺设工作。
最近，欧盟实施了新的数据保护规则，主要是为了让消费者对被Facebook等巨头掌握着的信息有更大的控制权，同时也是为防止中国之类监视国家的蔓延。欧盟还在考虑新的单一数字市场，部分是为了向欧洲公司提供市场，让它们有机会能发展得与中国的竞争对手一样壮大。
与此同时，许多国家在往相反的方向发展，复制了中国外部障碍和内部监督工具的要素：俄罗斯、巴西等国家要求外国互联网公司把服务器存放在本国，更易于让政府监测控制。卡塔尔、伊朗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国家已禁止了WhatsApp和Viber等外国服务。这些举措可能是出于控制政治讨论的意愿，而非贸易，但仍会引起报复。
若是这样，数字互联的世界就有可能会被千刀万剐而死，而技术保护主义将在下一轮全球衰退之中被进一步推动。从美国到欧洲、日本，公共债务高企，赤字不断增加，这意味着一旦出现经济放缓，政府将很难用增加支出来应对。中央银行也无能为力，因为利率仍然很低，目前已经没有空间也没有理由进一步下降。在这样的环境下，政府或将保护主义视为他们最后一种还未用上的手段。
在战后大部分时间里，支持自由贸易都是坚定的共识，使得即使在艰难时代，政府也很少采取提高关税的措施。2008年后爆发的贸易战主要涉及非关税或“隐形”贸易壁垒，其中包括廉价的国家贷款和优惠产业补贴。但在过去的两年中，特朗普以及其他反全球化民粹主义者的崛起，又以各种形式散播了保护主义，其中便包括技术保护主义。
全球金融市场一直选择无视酝酿中的贸易战，这一点最近才有所改变。随着关税威胁规模扩大，战场由锈带行业转向了新技术，市场愈加难以控制。到目前为止，股票在中国遭受的打击比在美国更大，但是不会有谁是赢家。对美国投资者和制造商的最新调查显示，他们最大的担心是贸易战的威胁。
去全球化的风险正在增加。如果目前的小规模战争变成了一场全面的贸易战，那么过错将被归咎于压死骆驼的第一千根稻草。但真正的过错却在于之前的999根。
（Ruchir Sharma是《国家沉浮录：后危机世界的变革力量》(The Rise and Fall
of Nations)的作者，目前是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公司首席全球策略师、观点文章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