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识网，2015-3-27，此文发表后很快被删）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在共识传媒和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中国的影响以及2014中国的走向”研讨会上的发言稿，经他本人核校同意发布。]
中共十八大产生的新的领导集团已经开始工作很久了，国内外对这一届新班子有各种各样的看法，看涨的以为这是中国百年来最好的班底，看衰的以为中国还将在十字路口徘徊，中国极有可能错失十年机遇。
对于各种各样的看法，我不准备评论，我只是希望从一个历史研究者的角度，研读新领导集团的“阅读史”，从他们已有的知识背景、知识储备，提供一个不一样的观察视角。
我们必须承认，这一届领导集团是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特殊形态，甚至是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也没有见过的特殊形态，进一步说，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特殊时代，一个过渡期。
今天的中国，当然不能直接了当地说成是帝制中国的延续，中国共产党确实给这个国家注入了若干新的因素，但就国家基本形态而言，今天的中国是“党天下”，共产党不仅是这个国家的主人，而且负责这个国家一切日常事务，是比帝制中国“家天下”更集权的体制，因而正像这几年在谈论“中国模式”时突然领悟的那样，中国在经历了向西方学习一百多年后，竟然还有那么多“中国特色”。这些特色，无疑就是帝制中国的遗产。这种说法只是一个事实描述，并不涉及价值观。
帝制中国历代开国君主无一例外精明过人，智慧超群，是丛林竞争中的强者，凭实力说话。他们打江山、坐江山，理所当然，具有那个时代的合法性。他们无一例外都像秦始皇帝那样，希望江山永固、王朝永续。因而，帝制中国历代王朝开国之后，无一例外注意接班人的培养，想方设法为皇子，以及宗室亲贵弟子提供最好教育，配备全国最好的老师，教他们知识、修养，使他们获得远高于民间社会的教育水准。比如我们现在知道的光绪帝，他的老师都是当时中国第一流学者，如翁同龢、孙家鼐等。对接班人的精心培养，可能是中国历史“超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后也曾有过这样的认识，当时创办的或改造的几个高级干部子弟学校如北京景山，哈尔滨的军工大学，以及在苏联的一些特别学校，都具有历朝历代培养接班人同样的含义，期望以最好的教育资源培养一大批接班人，保证共产党的江山不变色。
但是，毛泽东没有将这个方案坚持到底，在他执政大约十年的时候，就因为其他原因放弃了这个想法。一大批正在读书的年轻人被毛泽东号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等人都拥有这样的人生经历。
知青经历当然具有很多正面意义，他们不再是生于深宫养育深宫，像章太炎骂光绪帝所说的“不辨菽麦”的“小丑”。这一代具有知青经历的领导人对中国下层社会有着非常深刻的记忆。这是积极的一面。
底层生活的负面影响也有。这一代人离开了深宫大院，特别是像习近平这样的家庭，又因为家长被打倒的原因下去，底层社会的负面，让这一代人一览无余，使他们知道中国社会不易，也知道了中国社会的“潜规则”。因而这代领导人在个人修为上并非不可挑剔，这也是他们相互之间制衡伤害的一个弱项，他们没有办法像中国传统政治家那样“内圣外王”，更不可能像历代帝王那样既是政治领导者，又是道德楷模。
由于这一代领导人很小就离开了校园，离开了书本，特别是那时最盛行的价值观是“知识越多越反动”，因而不论这一批年轻人多么爱读书，他们差不多都具有严重的知识缺陷，不知道世界，不能正确地理解世界，所知道的世界是被改铸过的世界，是意识形态重塑的世界，而且具有浓厚的苏俄倾向。习近平曾不止一次说过他对苏俄文学的阅读、喜爱，是可信的，苏俄文学就是1950年代出生的那代人的精神食粮。
中国在1960年代与苏联关系恶化后并没有转身投入西方阵营，中国在那个时代向国内所描述的世界，对这一代人世界意识的形成影响巨大。这个世界意识就是对世界充满敌意，就是毛泽东一直告诫全党的：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因而这一代人内心深处不会轻易相信西方。这一点，又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一直宣扬“悲情”，宣扬“挨打”，一直抱怨帝国主义侵略等有关。
在文革晚期，被中断的大学招生勉强恢复，以“工农兵学员”的名义让一批人重新回到了学校。习近平、王岐山、王沪宁、刘奇葆等都在这个时候进入大学读书。这是他们知识背景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
毛泽东去世后，中国的大学教育很快恢复，1977、1978、1979这三个年份进入大学的这批人在中国叫做“新三届”。新三届个别年龄偏大的最近几年开始陆续退休，但这个群体中的大部分，就是当今中国各领域的骨干，也是中国现在领导层中的主流，李克强、李源潮、胡春华等就是新三届的代表。
1980年代，是当代中国历史上充满活力、生机的最好时期，中国与外部世界尤其是与美国的关系，也是过去六十年中最好的。在那个时候，许多现代知识传入中国，几套大型丛书对西方学术的译介深刻影响了这一代中国人，也是这一代中国人今天还能对世界抱有适度理性的一个重要背景。
1950年出生的这一代，不论是新三届，还是其他知识背景的，有许多人在1980年代出国留学了。尤其是中国历史上再也不会出现的“工农兵学员”这个群体，在那个充满希望的1980年代或出国留学，或重回大学深造。不管是出国留学，还是重回大学，他们对世界，对历史，对中国未来的看法，应该说与世界主流很接近。但是，这一部分或出国留学，或重回大学深造，都因为读书脱离了社会实践，因而在政治场上也就慢了一步，除极个别的例外，比如王沪宁，更多的人并没有成为当今中国政治层面的主导力量。而习近平、王岐山等这一批在1980年代坚持没有“回炉再造”的实践派，紧随改革开放的步伐，从底层打拼，付出艰辛努力，也就一步步升迁上来。我们不必过高估计家庭背景对他们仕途的影响，他们也是在过去三十年大浪淘沙冲洗出来的政治精英。他们熟知中国社会，知道中国问题在哪里，知道知识的意义，因而这一批实践派在1990年代差不多都到大学、党校读了在职硕士、博士。
这批领导人在职博士当然没有办法与全职研究生比，含金量当然有差异。从负面看，是“赢着通吃”，是将那些辛辛苦苦读学位的人价值稀释。但是如果从积极层面看，表明这部分人对自身知识贫瘠的恐惧。是好事，不是坏事。
从这批领导人知识背景看未来中国政治走向，能够得出这样几个看法：
第一，这一代领导人在政治上仍然是过渡性的，他们的知识构成中还没有现代社会所必须具备的知识储备。因而在未来十年，除非发生意外事件，中国不会发生巨大变革，在政治上往前走很远是不现实的。这是知识背景的制约。
第二，中国政治在这一代领导人主持下向回走的可能性绝对不存在，他们对中国社会底层的认知，对1980年代的回忆，都决定他们在与世界的交往上依然会抱持积极的态度。不会在经济的交往上往回走，更不会重回闭关锁国。
但是，这一代政治领导人有深厚的毛泽东情结，对毛泽东的政治艺术非常崇拜，在他们灵魂深处都有一个或大或小的毛泽东影子。这是这一代领导人独一无二的财富、特征。但是，随着毛泽东渐渐从神坛上走下来，这一代对毛泽东的崇拜应该是中国历史的绝响，不可能再影响到十年之后的时代。这一点也是可以预见的。
第三，中国内部的政治发展在未来十年会增长一些新的因素，比如随着留学生回国越来越多，外部世界更加真实的形象会渐渐改变中国人对世界的看法。当然，这也需要外部世界不断向中国释放善意，更加清晰地解释自己的意图，不要让中国内部的民族主义借机生事。比如，美国政府“重回亚洲”政策的宣讲，就远不如十九世纪美国的亚洲政策那样清晰，一个“门户开放”简洁提法让中国朝野增加了对美国的亲近感。中国在十九世纪晚期大踏步走向世界，进行改革，与外部世界不断持续向中国释放善意不无关系。而今天的中国之所以在政治上裹足不前，甚至有时候感觉倒退，与中国政治领导人对外部世界真实意图的理解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晚清中国领导人也曾怀疑过外部世界的用意，但当他们清楚明白中国的进步是共赢，对中国利多弊少，或有利无弊，因而能够在1901年之后毫不犹豫地踏上政治改革的道路。这段历史很值得国际学术界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