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按：何清涟与沈大伟的看法正好相反，她也提出了一些论据。然而，为任何国家的未来算命，是个“不可能的任务”，至少目前是如此。
（美国之音，2015-3-19）
最近，美国一些中国通在各种渠道发言，表示对习近平的失望与批评，评论之尖锐，仅与邓小平六四屠城之后的那段时期相仿佛。他们的评述之所以重要，不在于其观点有何新颖之处（一些中国学者更早以前有过更深刻的论述），而在于其态度之转变，这些中国通学者被称为“拥抱熊猫派”，一直主张通过“接触、影响”来构造美中关系，以促成中国向民主化迈进，是主张中美战略同盟的主要支持者。
“拥抱熊猫派”的中国期望落空
说来有趣，这些中国通所论及的问题在中国早就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习近平接管时中国就是个烂摊子，但那时这些“烂”不仅被忽视，还有人忙着勾画中国的“和平崛起”。区别在于，习近平与前任不同，不仅没有按照2012年访美之前美国亲北京力量对他的期望施政，反而表现出对西方民主政治的强烈排斥与敌意，让不少“中国通”深感失望。
这一轮批评公开浮出水面始于今年1月。1月29日，《华尔街日报》发表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问题专家迈克尔·奥斯林
（Michael Auslin）的文章《中共步入黄昏》。文中提到，一位美国资深中国问题专家在一次外交官的私人聚会上说：“我无法给你它垮台的确切时间，但是中共已经踏入迟暮之年。”2月中旬，孔杰荣教授在美中关系正常化40年演讲会上的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执政固执缺乏灵活性，并对其治下的人权状况十分不满，他希望中国最终能实现他所理解的真正的法治：限制政府权力，减少酷刑、任意行为和审查制度。
各种评论当中，以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3月6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文章《中国行将崩溃》（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为代表。该文罗列了五个因素，资本外逃与富豪移民；加强控制舆论、打压政治异议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反对者；人心离散；弥漫于政府、军队中的腐败；中国经济存在严重的问题且没有出路。五因素当中的前四个因素在十年前就已出现，经济危机征兆则从2009年开始浮出水面，唯一的新因素是“打击党内对手”，也就是说，沈大伟教授认为，党内高层的斗争可能招致中共崩溃。与他持同样看法的还有哈佛大学的马若德，即中国人熟知的麦克法夸尔，他也认为习近平强力反腐会危及政权稳定。
反腐导致官不聊生，但并非导致政权不稳定因素
上述表述如果止于反腐导致习近平在高层陷入孤立，那倒完全成立。习近平高调反腐，颠覆了胡锦涛时期那种由家国一体利益输送管道支撑的利益格局；在全球展开的猎狐行动则断绝了官员们在海外的后路，将这些人圈在国内，与中共这条大船共存亡。这种高压态势，与胡温时代官场夜夜灯红酒绿，美人在抱，日进万金的黄金岁月相比，习王治下当真有点官不聊生，于是他们都怀念胡锦涛对官员们的宽仁体恤了。
但官员对“反腐永远在路上”的忧虑，毕竟与盼中共垮台完全不是一种情绪。官员们都很清楚中国老百姓的仇官仇富情绪，也知道他们因腐败被党内清除的概率最多不超过5%，而中共垮台后被民众清算的概率可是高达100%。因此，官员们只是希望赶快结束反腐，大家不再提心吊胆，继续安心当官。
中国通们接触的主要是官员及知识精英，官员们对反腐的不满会通过交谈传递给他们；但“拥抱熊猫派”对习近平的失望，其实也不缘于对反腐的担心，而是缘于习近平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强烈排斥。习近平当政之后，毫不犹豫地打压言论、控制互联网，抓捕温和的政治反对者；最近还正式宣布，将加强对外国在华6千多家NGO的管理。通过这些政治举措，习近平日益清晰地向世界展示，他想建成的是这样一个国家：威权统治+政府控制下的市场经济，阻断中国与外部的政治文化交流，只进行经济交流商贸来往。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最近批评习近平不懂何谓“软实力”。从西方角度看，他这一批评无疑很正确，但他不了解的是，习近平根本不想奉行西方的软实力标准，他有自己的一套想法。
“溃而不崩”之局将长期维持
早在2004年，我就在《威权统治下的中国现状与前景》中指出，一个社会赖以生存的四个基本要素是：一是作为社会生存基座的生态环境；二是调节社会成员之间行为规范的道德伦理；三是社会成员最起码的生存底线，具体指标是以就业为标志的生存权；四是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政治整合力量，这是从法律与制度层面对社会成员施加的一种强力约束。除了第四点与制度有关，可以在短期内改变调整之外，前三者是长期的生存要素，甚至不能通过政权更替在几十年内有根本改观。这些年来，中共拒不政治改革，透支中国的未来，支撑一党专制；而民众因缺乏自组织能力，有如一盘散沙，无法与中共这块巨大的顽石抗争，因而中共短期内不会崩溃，中国社会将长期处于“溃而不崩”的状态，即生存环境会一天比一天更为溃烂，但却不会崩溃。
毛泽东时代的极权政治依靠意识形态与计划经济，对人民实施全面控制；经邓小平改革之后，主要依靠利益维系，因此现在中共社会基础之强弱，主要视政府控制的国家资源多少及其财政汲取能力强弱而定，而不是所谓“四项基本原则”之类的价值观。这种利益结构导致变革成本发生变化，摧毁它的代价将比修补大得多。无论是政治、经济精英，还是知识精英与中产阶层，都很明白，维持并修补现存结构是成本最小的选择；但如何修补，各类精英的看法有不同。各级政治利益集团成员与中共政权当然是荣损与共的关系；经济精英当中不少脚踩两只船，这两年海外投资扩张（2014年中国海外投资140亿美元），就是他们对国内政治形势加以研判的结果，因此，他们虽然是中共的坚定支持力量，但并非生死与共者；知识分子当中虽然有不少人具有关心民瘼的家国情怀，但大多数人既无移民外国之财力，也无在政权鼎革之际自保的武力，基本都会选择支持现政权，但他们会因要求中共放宽言禁，给予一定的出版言论自由、实行更开明的政治而与当局发生龃龉。
《中共步入黄昏》中称，有美国外交官认为，中国未来变革的希望在底层。这一看法只有部分基于现实。在数量高达数亿的社会底层中，总会有一些人对民主制度有一定的了解并愿意身体力行，但这些人的数量据说在全国加总也就20万之众（前几年有项调查，根据微博上关心政治的人数推算得出），但如果考察这些人在其周围人群的动员能力，很难判定这些“火种”何时才能形成燎原之势。
事实很无情：更多的底层认同“有奶就是娘”的原则。这些人当中，有不少必须依赖中共生存，比如依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才能生存下去的边疆地区（新疆与西藏除外）的贫困人口，其中包括连日常生活用度及饮水都需要依赖政府供给的1.5亿生态难民。那些每年不断增加的失业大学生，有不少也需要依靠政府提供的网评员（五毛）工作生存。还有那占人口15%的60岁以上老龄人口，这些人最担心的就是退休金与中共政权一道完蛋。对上述这些人来说，民主很遥远，面包很现实。澳门大学陈定定为反驳沈大伟而发表《对不起了美国，中国不会崩溃》，文中对中国现状及前景估计虽然过于乐观，但有一个判断却接近事实，即
“只要中国政府在处理腐败、环境污染和不平等问题上工作做得不错”，中国人“对自由和民主的愿望就会迅速消褪。”说得挖苦一点，只要习近平能够继续找到草料，中国这座动物农庄的羊群还会不断地继续哼唱“四条腿好，两条腿坏”，并将“两条腿”的动物，即追求民主自由的人，视为异类。
正如我以前所言，一个政权的崩溃需要内部统治危机（政变、财政危机）、官民势同水火、有杀伤力的暴力反抗不断发生、外敌入侵等四个因素一齐发作。目前，“外部势力”这一外敌其实只是虚拟，政变的概率很小，财政危机还只表现在地方政府一级，属于可控级别；小规模的反抗虽然时时发生，但不足以撼动中共政权。上述因素使得中共不可能强大，但在它们没有一齐达到临界点之前，中国将在中共的强权统治下，继续维持“溃而不崩”之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