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些人来说，未来将永远在他们身后。然而，如此严重的忧郁情绪在同一时间笼罩大部分西方世界的情况在以前是鲜少出现的。即使在那些短暂时期（如上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胀期），忧郁情绪也与危机一同消退。
如今的悲观情绪尤其令人担忧，原因有两点。首先，经济学并不能完全解释它。在经历5年持续复苏的美国，认为未来自己的孩子生活会更差的人口比例与经济停滞的意大利相同。这一趋势早在2008年金融崩盘之前就出现了。其次，悲惨主义的兴起恰逢西方最新一轮技术革命。西方奉为信条的个人自由很少像现在这样大行其道。然而，我们的忧郁情绪似乎在加深。西方已经看不清现实了吗？
对此人们会忍不住作出肯定的回答。在西方，普通人的寿命变得更长，他们更少受到战争影响，而且比人类历史上的任何群体都有更大的选择余地。活着且拥有自由应该是一种莫大的福气。或许我们向来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或许是更深层次的东西——技术不断地给我们带来新的消遣——改变了我们的神经线路，以至于使我们不太能够珍惜眼前事物。或者，也许是我们对当下公共生活的质量如此不以为然，以至于要承受那些只能从自有知识而来的痛苦。这些都是忧郁的类型。不论其表现形式如何，每一种都被认为是对西方悲观情绪的一种解释。但在我看来没有一个是最佳的解释。
一个貌似更合理的解释把我们的焦虑归咎于他国的崛起。在许多关于全球态度的调查中，一个显著的现象是亚洲人、拉美人和非洲人一向比西方人更乐观。中国人、印度人以及其他地方的人对自己孩子的未来感到更乐观是有道理的。怎么可能不是这样？发展中世界大多数人的生活起点很低，只有灾难可以阻止他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不过，将西方的悲观情绪归咎于此也过于牵强。日趋全球化的经济对每个人都应该利大于弊，也应当使人更加快乐。当今世界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以西方模板。尽管有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和中国共产党，但民主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上还没有对手。就连古巴也终于走出冷战，小心翼翼地走向资本主义。
那么，西方到底是怎么了？答案看上去很简单：我们正在变老。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意味着长期停滞。日本老龄化的速度快于其他国家，其经济增长速度就比其他发达国家更为缓慢，放缓的持续时间也更为漫长。但这是个程度的问题。我们年龄越大，储蓄就越少。储蓄越少，投资就越少。投资越少，经济增长就越慢。现代技术应该提供解决方法。我们的寿命更长，我们就应该工作更久。然而，政治构成了阻碍。
经济产出越少，我们在预算上就争吵得越厉害。从西班牙到加拿大，老年人一直在财政战争中占上风。法国的出生率高于大多数其他欧洲国家，但它分配给老年人的资源高出了平均水平。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当选法国总统的原因之一是，他承诺将法国人的退休年龄从62岁恢复到60岁。在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已经决定，国家养老金完全不受社会福利开支上限的制约。在美国，老年医疗保险计划Medicare以及社会保障计划Social Security的相关开支占联邦预算的比例逐年上升。哪个政党都不敢去碰退休年龄——当前规定为65岁，往后只会以极其缓慢的速度延长。
“银发游说团”工作做得越好，对我们的未来损害就越大。这将一如既往地引发反政治浪潮。在现实中，批评的矛头就会指向移民。茶党(Tea Party)、法国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以及英国独立党(UK Independence party)兴盛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们惯于寻找替罪羊的偏好。这些政党不太可能直接掌权。但对于能够纠正劳动者与领取养老金者比例下滑趋势的人，他们会起到阻碍。一个关键的补救措施是增加移民。防止这种局面出现是反政治浪潮的核心目标。这也是西方老人政治的代价。
除了财政，还要付出其他代价。提出“第三世界”一词的法国思想家阿尔弗雷德•索维(Alfred Sauvy)担忧，西方将会变成“一个老年人住在老房子里、反复琢磨旧观念的社会”。这话或许有些道理。如今去观看滚石乐队(Rolling Stones)的表演还不过时，但人们难免会注意到，他们富有创造力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但他们的同辈（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一代）仍可以得到他们想要的。在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最流行的时候，这意味着对旧习俗的反抗。如今，这意味着保护退休的安乐窝。
当然，不是每一位养老金领取者都过着富足的生活——不平等加剧的现象影响到所有年龄群体。但作为一个群体，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一代人从来就是赢家。他们看来会保持这个纪录直到离世。他们之后的一代人则可能不会这么幸运。民意调查显示，老年人与其他年龄群体一样担忧未来。这种担忧或许伴随着内疚。根本就不是什么精神疾病。如果说西方整体上认为最好的日子已经结束了，那么一个必然相关的事实是，对许多人来说，好日子的确是结束了。
edward.luce@ft.com 译者/申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