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1月22日）
博讯编者按：博讯收到《周永康自辩书》第三部分，以下是第三部分摘要，全文请关注近日将出版的《博讯》杂志。
新聞追求的是事實和真相。長達四萬餘言的「周永康自辯書」是否真為周本人所作，抑或是周系餘黨或同情者整理，本網曾就此進行認真探究，並委託海外部份專注中國時政報道的資深記者、媒體人，對本文的語言風格、行文習慣和所涉事件背景等，進行比對甄別，大部份人士認為，該文雖有不少瑕疵，但亦有相當的可靠性。
更重要的是，自辯書在提到不少涉周永康的重大事件時，披露了不少鮮為人知的情節和細節，這些情節和細節不但補充了外界對周永康案的認識，也為本文的流傳提供堅實的依據。
過去幾年來，《博訊》和博訊網在報道披露周永康這個中共大老虎的種種醜聞和內幕上，一直義無反顧，因此受到一些讀者網民賚疑，指我們淪為中共某派的「打手」，我們刊發「周永康自辯書」，可證本刊及博訊網並非如此。我們追求的是新聞的真相與事實，不管甚麼派別，一於如此。
三、關於令計劃問題
把我和令計劃扯到一起，甚至說我們組成了政變集團，對我來說，完全是八竿子打不著的無妄之災。
在這裡我沒稱呼令計劃為「同志」，是因為我對他這個人從來就敬而遠之，對他的為人作風不敢恭維，從來就沒把他當成我的同志。
辦案人員說他是周薄令徐「新四人幫」之一員，還稱他會是政變成功後的總書記，真是天大的笑話！任何對薄令兩人稍有點認識的人，都會知道這是絕無可能之事。薄熙來有能力有魅力有政績有人氣，他令計劃有什麼？
以我所知，薄熙來跟令計劃根本就沒有交往，可能連一次單獨見面談話都沒有過，說令計劃的老子令狐野跟薄一波同志是故交，更是胡說八道！兩人級數相差有如天上地下，怎能平輩論交？倘若是真，當年令計劃入京，就應到國務院工作而非團中央了。
我和令計劃的交往，其實甚少。但為了給我羅織罪名，某些人利用海外媒體出口轉內銷，製造了無數的謠言，把我們說成是政治黑幫，我周永康怎會看得上這種只懂得狐假虎威的太監？沒有了胡錦濤同志，他令計劃什麼都不是！
可笑的是，中紀委專案組居然就把這個破綻百出的謠言當成寶貝，對我作出疲勞審訊、反覆逼供等殘酷不人道的手段，逼我承認參加了令計劃的朋黨，甚至指控我和令計劃相配合，製造了新疆恐怖襲擊事件，企圖殺害習近平同志，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下面我把這件事詳細批駁如下：
1、法拉利車禍事件的真相
所謂法拉利車禍問題，是指2012年3月17日晚上，令計劃的兒子令谷開著一輛法拉利跑車，車上拉著兩個女大學生，據說衣冠不整，醉酒駕車，最後車毀人亡。兩個女學生也都受了重傷。後來另一個大學生也死去了。為了掩人耳目，不影響自己的政治前途，令計劃隱瞞自己兒子死亡的真相，照常上班，而我卻指示中石油的董事長蔣潔敏掏出三千萬人民幣作為封口費，給令計劃買單，封堵兩個女學生的嘴。
辦案人員轉述的版本更是五花八門，有一個版本居然這麼說：
令計劃接到令谷死訊的令計劃如遭「巨雷殛頂」，「他知道，其子與兩女祼死於豪華轎車內的消息一旦媒體曝光，勢將被炒作成全球性新聞焦點；這意味著自己通向權力之巔的飛黃騰達之路必定橫生變數，甚至功虧一簣，飲恨終身。」
於是，據說「心神大亂，定力全失」的令計劃擅自下令出動中央警衛團的部隊，迅即趕到事發地點，意欲封鎖現場，控制證據，使其子的車禍消息消弭於無形。然而，令計劃此舉觢犯了中共的「大忌」，令計劃不經調兵程式便擅自調動專供拱衛中央權力中樞，防止宮廷政變的「中共禁衛軍」——中央警衛團，與不久前薄熙來擅自調兵圍美國領事館之舉一樣，都是抱薪救火的舉動。此時，因薄熙來被逮而一時徬徨無計的周永康，獲知令計劃之子的醜聞後便「靈光一現」，欲與令計劃結盟，以度過危機。於是，周永康邀令計劃到政法委大樓會面密談。文章稱，令、周二人的密談內容如今已然外泄。
據稱，周永康借掌警察權和檢察權之機，早已完成當代的《百官行述》，以備不時之需，要脅之用。此時，周永康把記錄了令計劃家族成員在山西壟斷煤礦，濫權貪瀆，作買官鬻爵之掮客以斂財等種種惡行惡狀的秘密檔案拿給令計劃翻閱。令計劃閱後，便以「與其玉石俱焚，不如同舟共濟」的原則，與周永康達成交易。
周永康助令計劃在秋天召開的中共十八大上進入政治局常委之列；令計劃助周永康同薄熙來切割，全身而退。「此後，兩人密切配合，互為表裡，到2012年6月時似乎各得其所：令計劃不僅逃過喪子醜聞的威脅，而且經過一系列政治操作，其躋身中共最高權力寡頭集團仿佛已經只是時間問題；胡錦濤在令計劃說服下，有意切割周永康與薄熙來，加之薄熙來堅拒承認政變之罪，周永康全身而退似乎即將成為定局。」
周永康採取了一系列反制措施：他通過自己控制的特務系統，在海外散布溫家寶、習近平等家族濫權斂財的醜聞；同時，周永康還在北京官場中廣泛散布一個訊信——他已將中共《百官行述》編撰完成，如果中共對他進行政治或者經濟整肅，他便將《百官行述》公之於國際社會，讓中共千萬狗官已經整體淪為貪污犯罪集團的真相，公諸於眾。
這篇材料完全是宮廷黑幕小說的邏輯，其中矛盾不合理之處比比皆是。這樣的東西，中紀委調查組居然視為寶貝，反覆來找我「核實」，真是可笑至極！
2、蔣潔敏在法拉利事件中的角色
2012年3月17日深夜，令計劃的兒子令谷在北京市保福橋發生車禍死亡之後，中央政法委辦公廳的一位幹部和令計劃的內弟谷源旭曾經介入過調查。
原因是令計劃在事發後不久，視察了現場，瞭解過情況後，對北京市公安交警系統的處理方法不滿意，提出要由中央警衛局的同志介入調查，還要把令谷的屍體以及所有現場勘查資料帶走，這當然是一個不合規矩的做法。
當時北京市公安局的傅政華同志就給我打電話，要求中央政法委出面協調一下，我就讓中央政法委辦公廳的冀文林同志找到令計劃在公安部的內弟谷源旭，一同處理這件事的善後。
谷源旭擔心令計劃名聲受損，要求給死者改個名字，叫什麼賈銘。意思是這個名字是假的。結果泄漏到網上，被誤傳為賈慶林同志的非婚生兒子。
賈慶林同志當然不高興，給江澤民同志辦公室和朱鎔基同志家裡都打了電話抱怨，澤民同志和鎔基同志又都打電話到政法委要求徹底查清真相，我到這個時候才感到事態嚴重，就親自去中辦找令計劃協調。
令計劃這時候也已經瞭解了事情的真相，不再抱怨和誤會北京市公安系統的同志。同意讓他們繼續處理這個案子。但是令計劃仍然希望這件事以保密方式處理，不要影響到他的工作和形象。
我當時對令計劃的意見是同意的，因為這關係到我們中央官員的家庭隱私，要傳了出去，讓內外的反動勢力加鹽加醋，大肆炒作，將會嚴重影響黨的形象。而將此類事件保密，也是我們的一貫做法，沒有什麼不妥當之處。
至於令計劃把這件事對政治局甚至對胡錦濤總書記也隱瞞不報，（此处略去细节，请关注近日出版的《博讯》杂志）
3、令計劃和西山會的問題
關於西山會，我瞭解到，西山會原本是令計劃組建的一個以地域關係為紐帶的非公開的高官顯要組織，這個組織的入會標準有兩條，一是必須是山西籍官員，二是必須位居副部級以上有希望晉升中央候補委員和中央委員的高官。據說，原國家發改委主任劉鐵男也是西山會成員。
據了解，只要籍貫是山西，哪怕不在山西任職，都有機會加入「西山會」。劉鐵男就是通過令計劃加入西山會的。
據說，令計劃2007年當上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後，廣納晉籍高官，並且聯繫緊密，他們在西山定了四五處會所，平均不低於每個月聚會一次保持聯絡。每迎聚會，會有豪車負責接送，手機、秘書、情人必須隔離。沒有固定章程，沒有組織程式，也無固定地點，甚至不會有特殊的秩序編排。這個情況中央也都了解，專案人員向我落實的時候我也做了匯報。
實際上，這種會館式的組織很多，山東、湖南、吉林等地方的幹部都以同鄉會的名義組建過類似組織，只不過令計劃是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辦公廳主任，有些人認為，加入了「西山會」，就等於給自己的仕途買了保險。西山會搞的特別猖狂而已。令計劃的西山會，由晉籍商人買單，其中劉志軍的合夥人丁書苗就是最大的買單金主。
我個人認為，蔣潔敏給令計劃的兒子處理善後出了三千萬，其實就是想在令計劃這裡買個前程，這完全是他個人的政治投機行為，跟什麼石油幫，跟我周某人毫無關係，請中央認真調查落實。
4、海選中央政治局委員問題
關於2012年6月在中央委員和一些高級幹部中舉行的一次「海選」中，十八大政治局候選人令計劃高票當選的問題，居然也成為我被指控跟令計劃結黨的理由之一，可說是無妄之災。
專案組人員的邏輯是，蔣潔敏是我的老部下，是我介紹他給令計劃處理他兒子車禍的善後事宜的，蔣潔敏參加了西山會後來在運作中央委員投票時上躥下跳，為令計劃高票當選立下了汗馬功勞，因此我周某人就成了令計劃的死黨，成了他篡黨奪權的同夥。
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任何稍懂點邏輯常識的人都能看出，這實在是一種過度聯想式的辦案思路。因為這裡面任何一個環節都經不起推敲，得不出具可信性的結論。比如說：蔣潔敏曾經是我的部下，那麼，他做的事就一定與我有關或者是出於我的授意嗎？
我為黨工作了四十多年，從基層幹到中央常委會，領導過的部下數以萬計。如按照中紀委辦案人員的邏輯，他們的行為都該由我負責，這說得過去嗎？
辦案人員跟我說，蔣潔敏不僅是你的部下，還是你的親信，他去找令計劃，為令計劃出錢出力都來自你的授意，你有什麼好說的？
我必須強調，（此处略去细节，请关注近日将出版的《博讯》杂志）
5、對與令計劃交往的認識
我很清楚，在我黨高層，最忌諱的是搞非組織活動（這裡的非組織活動是指不按照黨內規章制度搞的非法組織活動，不是指非組織的活動），也就是皇權時代的結成朋黨問題。
毛主席雖然自己說：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但是他本人卻是非常忌諱黨內高層的非組織活動的。建國初期，因為擔心劉少奇、周恩來等黨務政務文系統權力膨脹，逐漸坐大，為了制約，毛主席暗中指使高崗調查劉少奇過去在偽滿時代被捕的經歷，高崗錯誤地理解了毛的用意，認為毛是想讓自己取代劉的位置，因此拉攏跟自己有密切工作關係的林彪、彭德懷、鄧小平、陳雲、饒漱石等人共同反劉，這就觸犯黨內的大忌，最終高崗、饒漱石被打成反黨集團。高崗自殺，饒漱石進了監獄。這個教訓黨內高層誰人不知？
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因大躍進造成的災難向毛主席進諫，張聞天、黃克誠、周小舟等人也發表了贊同彭德懷觀點的意見，結果這幾員大將都被打成彭德懷反黨集團。
1971年，林彪因與江青集團爭權失敗倉皇北逃，摔死在蒙古大漠，跟林彪關係密切的四員大將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和丘會作紛紛被捕，歷史上屬於林彪山頭的四野少將以上軍事將領約三十多人受到牽連，其他受到株連的官兵更是達到數十萬人。由於中共高層分外忌諱非組織活動，在毛澤東時代，高層領導人幾乎從不來往，以求避嫌。
這種局面在文革結束之後逐漸改變，沒有了毛主席這樣的政治強人，中國傳統官場上的朋黨現象就又死灰復燃。且主要是以地域性為特徵的，比如，由於遼寧大連縣級市瓦房店出了個于永波和徐才厚兩個上將，小小的瓦房店市就跟著出了三十多個將軍。要知道全國有兩千多個縣和一千多個縣級行政區，平均一個縣級行政區還攤不上一個將軍呢。
作為一個經歷了多次黨內鬥爭的老幹部，我自然知道這種局面的出現是不可容忍的，習總書記提出這個問題有著很重要的現實意義，但是，什麼事情都要講究個實事求是，朋黨問題即使再嚴重，也不能把無辜的人打成朋黨分子吧。習近平的講話對我來說，根本沒有實際意義嘛。
眾所周知，我以前在部門或者地方工作，真正調到中央核心領導崗位工作的時間並不長，也就是從2008年到現在這五年，而令計劃則一直在中央直屬機關工作，我們兩個人的工作可以說沒有交集，也就談不上有什麼私交。
當然，我在中央常委會和政法委這五年，令計劃是中辦主任，工作中不可能完全沒有來往，但一直都是純粹的工作關係。現在坊間一些謠言稱我和令計劃結成朋黨，互相勾結從事非法組織活動，大家用屁股想想都知道不可能。因為我們既非同鄉，又非同事，也沒有同學之誼，只有中央開會的時候我們的名字才會偶然排在一個版面上，如果說有關係，無非就這點關係而已，怎麼可能結成朋黨？
我要求中央認真調查核實我和令計劃的關係，如果有證據證明我和他存在不正當的非組織串聯，我願意接受黨紀最嚴厲地處罰，甚至開除黨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