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先生 -合众声，来源：微信，2025-04-10日）
合众声摘要：
美国的制度及文化正接受严峻的考验。如果只涉及一国的兴衰，世人尽可以隔岸观火，静待其变。然而以美国举足轻重的地位，又面临冷战结束后最大的热战，涉及二战后的国际秩序甚至人类文明和价值观。如听任其在国际上推行丛林法则，携手侵略者倚强凌弱，在其内部各种力量博弈有结果之前，对世界可能造成灾难的程度难以预测。
本文系作者授权转载，原题为《从美国的反智主义说开去》
对特朗普本人的评论分析已经够多。无论他是如何被美国选民选出来的。正如二战后人们常言，需要研究的不是希特勒其人，而是研究他如何得到这么多德国人的拥戴，这也适用于当下的美国，尽管语境不尽相同。重读半个世纪前霍夫斯塔德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传统》（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对美国文化渊源的表述可能有所启发。我们经常提到两极分化一般指财富的分化。实际上美国还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分化就是文化的两极，而且不一定与贫富、学历相重叠，也不一定以“左”“右”分野，因为不同时期在政治上两种人左右易位。
霍夫斯塔德
知识精英vs.民粹：书中一再提到的“intellect”不完全对应“知识精英”，本文姑且借用，与之相对立的姑且用“民粹”，尽管也不甚确切。根据书中所说，美国最早的知识精英是指文人、作家、诗人、艺术家，略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人文知识分子”，不包括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的“专家”，如工程师、律师、医生等。那些知识精英追求的是精神的满足，一开始就以批判时弊为己任，疏离大众（包括富人、政客和劳工）。较之欧洲，美国人实用主义传统比较强，最初几代白手起家的“成功人士”基本上看不起那些文人；而还在底层奋斗的草民也不会以这些人为榜样，更不会鼓励子弟学习那些“无用”的东西。但是美国的开国元勋和建国初期的执政者却可以说基本上是有产者精英。最早代表民粹战胜精英的总统是1829年杰克逊战胜小亚当斯（具体特征和政策此处不赘）。
民粹主义（populism）兴起：南北战争之后，经历了一段艰难的经济重建时期，大约在19世纪最后20年中，失业严重，底层人民处境悲惨，两极分化加剧。此时出现工农联合的民粹主义运动，一度组成“平民党”，其纲领包括：铁路国有化以降低票价、累进税、八小时工作制，以及货币银本位制，等等，并曾推举代表竞选总统。该党解散后，其主张为民主党的一派接过来，领袖人物是威廉·布莱恩（William
J. Bryan），他积极参政，以民粹主义的代表载入史册，曾担任过国务卿，还竞选过总统。 他虽然落选，但是上述主张除银本位制之外，在以后的改革中大多逐步实现。此“民粹主义”肯定是在政治光谱的左边。那时的知识精英尚未与这类政治运动相结合，游离于政治之外，自认为代表自由平等的理想，对社会的不平等持批判态度，客观上接近平民。文学作品中的资本家和政客大多为反面人物。
基督教原教旨主义vs.世俗化、现代化：清教徒自己为争取信仰自由而跑到北美洲来，但是加尔文在瑞士掌权之时也颇为专制，曾有迫害“异教徒”的劣迹。美国建国之前，17世纪移民北美的基督徒曾有过臭名昭著的“猎巫”运动。美国《宪法》虽明文规定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离，实际上在民间一直存在强烈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派别，视其他教派为“异教”，更不能容忍无神论。他们强烈反对达尔文进化论，对现代化、工业化、新的科学理论充满恐惧感。对现代社会带来的伦理道德的变化也极度反感，例如离婚、未婚先孕以及种种两性关系的开放，当然反对堕胎。不但反对进化论进入教科书，还主张对学生读物进行严格审查。布莱恩在这方面属于最极端的，认为很多现代知识有害无益，毒害灵魂。甚至主张关闭图书馆，认为学生只要读三种书就够了：《圣经》、《赞美诗》和日历（以便了解天气、节气）。这种极端的主张当然在现实中不可能施行，但这一思潮或隐或现，时有起伏，始终存在。
3K党
种族主义和排外：白人至上主义者南北战争之前反对废奴，之后坚持种族隔离，乃至成立3K党，施行的私刑残酷令人发指，却基本不受法律制裁。但其成员有不少是平时文质彬彬的绅士。除歧视黑人外，歧视一切“非我族类”的有色人种。排斥移民也是题中之义。先来的移民以天选美国人自居，排斥后到的移民，亚裔自不待言，即使同属于白种人如东欧、南欧、犹太人等等都曾受到歧视，并有过受迫害的司法案例。（按：书中没有提到的是19世纪80年代开始的暴虐的排华运动。1882年通过的《排华法》直到1943年才正式废除。在当前反移民的浪潮中，华人看来也不能幸免）。
对于发达的西欧，不少美国人有一种复杂的心理。欧洲尽管从20世纪起在经济上逐步落后于美国，但仍是各种新思想的发源地，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各种学说、主义以及某些重要的科学和医学发明都由欧洲，特别是英、法、德等国，传入美国。美国知识精英与反智的民粹对此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前者欢迎、学习，后者害怕、抵制。工业化的发展必然需要国际贸易、国际交往，在“国际主义”取代“孤立主义”过程中，知识精英界拥抱国际主义，而民粹保守派则本能地对外部世界充满疑虑和恐惧。对于英国，他们的心理更复杂，既傲视又自卑，英国上层人士的贵族口音也是一种话柄。《反智》一书中提到美国人取笑本国知识精英的常用语中有：“那些说着假英国口音的教授们”。（按：联系到特朗普与英国首相斯塔莫会谈中调侃他的口音，也无意中流露这种心理）。
从老罗斯福的进步主义到小罗斯福“新政”：大约从20世纪初开始，知识精英从疏离主流开始改变为介入社会实际。与此同时，社会科学开始兴起，成为“有用”的学问。这类知识精英与当政者合作，在进步主义改革中起了重要作用。小罗斯福政府更是吸收了大批改良派知识精英，未进入政府的成为重要的顾问，“思想库”这一新事物就是那时出现的。这些社会改良都是向平等方向倾斜，照顾弱势群体，在劳工权益和福利方面的推进比19世纪民粹主义的主张有过之无不及。小罗斯福政府的一大特色是兼容并蓄，调和各类人群，造成几股势力合流。此时富人、大企业家在文艺作品中不再是必然的反面人物；工会代表参加议会，也成为建制的一部分。精英与民粹暂时不明显对立。
不过这一“蜜月”时间不长。美国参加二战，与苏联结盟，罗斯福政府空前绝后地在政府中任用左派亲共人员（甚至有个别党员），整个政治生态向左转。在他去世后接下来的冷战时期引起了强烈的反弹。五十年代初的麦卡锡主义，背景当然是两大阵营的冷战，因此以反共为口号。实际矛头所向比这宽泛得多，“共”是工具而不是目标。真正目标是从进步主义到“新政”改革所代表的一系列思想和政策。所以麦卡锡给他攻击的对象起名为“非美主义”，是以爱美国的名义，指责整个改革都背离了美国传统。主要矛头还是政府内外的知识精英界、文艺界，新兴的好莱坞影视界成为重点之一。麦卡锡旋风一时风声鹤唳，但实际危害范围不大，时间也比较短。一则因为他打击面太宽，两党都得罪，甚至还得罪了美国军队，在美国社会主流和权势集团犯了众怒。更重要的原因是二战后的美国正逢最好的发展机遇，在综合国力和意识形态两方面都是“自由世界”领袖，同时杜鲁门、艾森豪威尔政府扭转了左倾的钟摆，反苏反共成为主流思想，平民生活欣欣向荣，知识精英以天下为己任，大趋势是完全摆脱孤立主义走向国际主义，因而麦卡锡反精英、破坏自由主义的极端言行没有市场。
以上是《反智》一书中分析美国“国民性”的底色和历史渊源，此书内容极为丰富，本文只是尽可能简要地摘出与当前情况有关的几点，并掺杂笔者的解读和补充。这些特点实际上一直存在于美国相当多的民众身上（不论贫富），时有起伏。可以部分地说明他们如何为特朗普的口号所吸引，但并不等于特朗普本人就完全代表这些人的诉求，只能说其口不择言的作风和某些竞选口号正好迎合美国相当一部分人本能的心理。
应该承认，在对美国的学术研究中，本人长年交往的多为精英阶层，读的多半也是他们的著作，对普通美国人了解很肤浅，连“土财主”也见得不多。实际上美国尽管有最多的世界名校，且义务教育全民普及至12年，但是国民的教育程度两极分化严重；有最发达的咨询工具、有开放自由的知情权，但民众相当狭隘闭塞，其无知令人吃惊。远离华盛顿及名牌大学的地方，一般人不但对国外事务知之甚少，对全国的国情也不关心；据称美国历届新当选的众议院议员中相当多的人连护照都没有，亦即没有出过国。所以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有一个项目是培训新议员，补习一些国际常识。实际上有全球眼光，有国际主义理念的，只是极少数。大众只是在美国兴旺发达时期，享受丰裕的生活和基本自由权利，在国外享受作为美国人的优越地位，有满足感。美国所谓“左”“右”的经济政策，主要是在患寡还是患不均之间摇摆。在不走极端的情况下，这种摇摆可以起兴利除弊的作用。在代议制的框架中博弈不能解决矛盾时，辅之以群众运动，最后往往能通过妥协解决，不同利益集团的诉求轮流得到满足。
例如六十年代后期有过一次席卷全球的群众运动狂飙。美国以大学生为先锋，全民卷入，民权运动中甚至出现主张暴力斗争的理论和集体暴力行为（如黑豹党）。这可以说是知识精英与民众联合推动向左的高潮。最后，民权运动在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主张上达成朝野最大公约数，折射到肯尼迪-约翰逊政府出台选举权、社会保障、确保平权等一系列法令。在对外关系方面，尼克松政府开始收缩战线，也提出要盟国多负担自己的安全保卫。但收缩范围有限，还在冷战之中，谈不到“孤立主义”倾向。最重要的成果是停止越战、对华关系解冻以及与苏联达成“战略核武器限制条约（SALTII）”。时过境迁之后，60年代的激进青年曾有过集体反思，检讨自己当时的过激行动，认同美国制度的优越，大多汇入主流，有的转而成为新保守主义者。
里根总统在复旦大学
所谓“保守”，保什么，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内涵。80年代里根政府在经济政策上有一次向保守方向的倾斜，表现在大幅度为企业减税，倡导小政府，他的名言：“政府本身就是问题”至今为人们津津乐道。殊不知，在他任内美国政府并未缩小，联邦公务员人数有所增加，并提升了一个内阁部门。联邦预算和财政赤字有增无减。美国在二战后首次变债权国为债务国就是在他任内。其原因是大幅扩军，搞“星球大战”，而关系民生的福利支出不可能大幅裁减。反倒是继任的克林顿政府首次消灭了1969年以来的财政赤字，还一度略有盈余，并裁减了大小几十个政府部门。这些都与总统的口号或能力关系不大，而是客观形势使然。里根遇到的是冷战最后的高潮，不可能真正收缩；克林顿则运气好，正逢苏联解体，享受短暂的“和平红利”。客观形势重于决策者个人理念。
到21世纪初，又有一次重要的向右的反弹，表现在小布什政府内的“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实际也是知识精英，有完整的理论和纲领。适逢911以后的反恐高潮，这一“保守”对外绝不是收缩，而是相反，意识形态色彩更浓，更加积极在全世界扩张势力范围，以推行民主制度为己任。到那时为止，政治的左右摇摆还是在制度框架内，只是有时摆动较大。对外不论哪一派都致力于保持美国的“领导地位”，既不反全球化，更没有“孤立主义”倾向。
实际上美国社会面临的危机是日益加剧的贫富两极分化、机会不平等固化，这一趋势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已经开始，无论在经济繁荣或萧条的周期，这一剪刀差都不断扩大。在全球化的过程中美国获取的巨大利益只惠及少数人，不但劳工的权益受损，支撑美国民主制度和价值观的中产阶级也萎缩、下沉，枣核型社会正在向金字塔型蜕变。这是多数民众感受到的真问题。而自称代表弱势群体的政治精英们，很多自己是全球化经济上的受益者，政客最关心的是选票，脱离大众所关心的真问题，例如以不合理的高福利养懒汉，反而走向争取公平的反面，“政治正确”的口号早已脱离初衷而成为政治斗争工具，乃至妨碍言论自由。那些代表人物（例如希拉里）越是显得学识渊博，辩才无碍，越引起生活不如意的民众反感。奥巴马当选总统一事，反而把美国根深蒂固的、潜伏的种族主义刺激出来，从隐性走向公开。
传统左翼失势后，有一种也是来自欧洲的极左思潮，号称“新左”或“后现代”。在美国的表现从保护弱势群体的平权走向了标新立异的特权。其极端派对美国历史作全面颠覆，称之为“男性、白种、有产、异性恋者”书写的历史，需要重新改写，又衍生出所谓“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表现为拆除各种历史雕像，包括象征南北战争后民族和解的李将军的雕像。更有甚者，出现所谓“零元购”，有的政客公然主张予以保护。凡此种种，达到荒唐的程度，适足以引起普通人的反感，为另一极端的对立面利用、夸大，煽动群众，加剧分裂。无论“左”“右”，走向极端实际上殊途同归。
这种乱象和煽动起来的情绪掩盖了对损害美国民主的痼疾的关注，那就是金钱对政治，特别是选举的作用太大。百年来通过改革派的努力，制定了一些法律予以遏制，例如对个人政治献金数目的限制，等等。但近年来又有回潮，某些立法被废除。美国是全球化的得利者，只因分配不合理才加剧了底层民众的不满。特朗普扬言全世界都占了美国的便宜，掀起关税战，把不满转移到国外，与什么主义无关。而有些学者喜欢加以学理化，其某些拥戴者称其为“保守主义”，彻底否定争取政治平权、经济平等的进步主义主张和前人经过艰苦努力进行的渐进改革，把脏水与孩子一起泼掉。硅谷新贵已经公开说出：“自由与民主不相容”。显然，不受民主制度的规范、完全抽掉公平内涵的“自由”，实际上只能是少数寡头的自由，方今的寡头就是超常的科技加超常的财富与企图挣脱法律制约的权力相结合，公开倡导丛林法则。
事实上美国民主的劣质化非自今日始。与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有关的智库有一个项目，每年对世界167个国家的民主程度进行打分排行，分成四档：“充分民主、有缺陷的民主、混合制度、专制制度”。根据该项研究，从2016年起，过去名列前茅的美国跌入了第二档“有缺陷的民主”，以后每年分数都下降，主要在于其政治文化的极化。根据一项皮尤的民调：美国有80%以上的人认为多数政治人物不关心普通人的诉求；1/4以上的人认为专制制度也不错。也就是说，相当多的民众对美国当权的政治人物不信任，对现行制度失去信心，甚至可以接受强人专政。这是美国根本性的危机。
不记得哪位先贤说过：“人性恶，所以民主是必要的；人性善，所以民主是可能的”。当一个人集最高权力于一身，无人挑战其权威，自然会成为独裁者，而越独裁，阿谀奉承者就必然越多，也就越自我膨胀，形成恶性循环。这是人性，不分地域种族。所以只能用制度予以制约。从洛克、孟德斯鸠等先哲的倡导，到美国《宪法》所精心设计的分权制衡制度正是为此。但是无论考虑如何周到，都免不了有漏洞，现在看来更加明显。美国开国元勋们没有预料到民选的执政者竟然连几百年前英国《大宪章》规定的“王在法下”的原则都予以颠覆，拒不执行法律裁决，声称法律管不了总统，也居然有追随者附和。一个人的沉浮可能是暂时的，而民众的某种心态却非偶然。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提到：“德国人民是很好欺骗的，不能对他们讲逻辑、讲道理，那是说给知识份子听的。民众只需要非常简单的口号和结论，不断地重复，就可以打动人心，就可以煽动群众。” 特朗普乘势而起，以反全球化、反精英、反欧洲、言行粗鲁、推翻一切法规，能迎合某一部分民众的心理，就不难理解了。
必须指出，当前美国的极化并不以财富分野，也就是说并非‘阶级斗争“。亿万富豪和政商学精英中意识到社会问题的严重性，并积极求改革的也不在少数，而且这种努力从上个世纪就已开始。（按：关于美国精英改造资本主义的努力本人另有著作，此处不赘）。上述小布什时期的“新保”的代表人物如夏兰斯基、卡根等人现在是特朗普的尖锐批判者，认为他的所作所为将摧毁整个美国赖以立国的根基。总之，美国的制度及文化正接受严峻的考验。如果只涉及一国的兴衰，世人尽可以隔岸观火，静待其变。然而以美国举足轻重的地位，又面临冷战结束后最大的热战，涉及二战后的国际秩序甚至人类文明和价值观。如听任其在国际上推行丛林法则，携手侵略者倚强凌弱，在其内部各种力量博弈有结果之前，对世界可能造成灾难的程度难以预测。
以上只是就美国谈美国，不涉及其他地区及国家。（2025．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