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的拷问》再版序
（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第1415期，2024-05-19）
这些年我成了写序的专业户，尽管急于收拾自己的“烂尾楼”，但要我写序的，都是《记忆》的朋友，我不能说“敬谢不敏”。序有多种写法，但就序的本义上讲只有两种，一种是拣好听的说。这种序好写，结果是皆大欢喜。另一种是“不虚美，不隐恶”。在肯定的同时指出不足，对书中的某些观点提出商榷。其结果可能是不欢而散——你可能失去了友谊，辛苦也会付之东流。我由此想到，是否也有一个写序伦理？
孙怒涛先生告诉我，对他的书，“千万别评价过高。”他还自揭其短：“我的回忆录最大的不足是史料价值不高，仅局限于个人的亲历亲见。文革有没有值得肯定的地方，这也是我一直困惑的。”观其人，令我踏实，增我信心。读其书，催我思考，给我鞭策。
一、回忆录的三条标准
历史是国人的宗教，修史是中国的传统。毛时代以思想一统，管理一元，将民间著述扼杀在摇篮之中。只有到了改开时代，才有了民间著述的空间。即令当局高堤厚坝，严防死守，回忆既往，怀念故人，讲述痛史的滚滚大潮仍旧决堤而出——红色年代给人们留下了太多的苦难、纠结和困惑，上至中央要员，下至草根百姓“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在这述往思来的大潮之中，回忆录是一支洪流，它冲破了文网，纠正了官书，丰富了史乘，填补了空白。
衡量回忆录的价值，窃以为有三条标准，一是看作者所述的历史，二是看作者所取的态度，三是看作者对过往的认识。时间久远，材料散失，记忆漫漶。因此，作者的态度就至关重要。回忆录虽系个人之事，但具有鉴往知来的意义。浩劫之后，皆曰反思，但反思什么？怎么反思？有人反思体制，有人反思人性，有人反省自己，有人让别人反思，而自己却以反思之名，行讨伐之实。
2005年聂元梓出版了她的回忆录，反聂派说她避重就轻，不提对师生的迫害。十二年后，聂推出了修订后的回忆录，除了增加了附录之外，对井冈山的批评没有回应。那些被打成黑帮、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的师生干部，在聂元梓和校文革主政的两年里，被批斗、抄家、关押、劳改、逼供与毒打。但聂回忆录中对沈达力之死，对陈一咨受酷刑，对系文革的恶行，对牛棚的监管，对专案组的逼供信，或黑不提白不提，或者说自己不了解情况。
我不止一次问过聂元梓，她为什么不了解情况？是校文革有先天缺陷，下情不能上达？是系文革、专案组各行其是？还是她对北大的激进派无能为力？抑或辞职不得，让她心灰意懒？老太太对这些问题似乎没有认真想过，只是一味强调她从来反对人身迫害。显然，她缺乏对上述问题的探究。因此，对反聂派的质问，她只能避而不答。这就是态度问题。直面历史，深入探究，回复质疑。这才是对历史，对她本人负责的态度。好在《聂元梓遗稿》在反思方面有所弥补。过山车般的折腾，蒙冤受屈的经历，使这位16岁就参加革命，17岁就入党的老干部，在人生的暮年对“体制”“民主”“法治”“人权”“舆论监督”“人的命运”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１〕。
季羡林的《牛棚杂忆》被视为回忆文革的重镇。可是，这位自称说出了“历史事实”〔２〕的国学大师不但连一些史实都没弄清楚，〔３〕而且还将他对新北大公社的挑衅悉数隐去。〔４〕北大的朋友把书送给我，敦促我把北大的事搞清楚。几年下来，我至少搞清楚了一件事——季先生把自己投奔井冈山的原因，说成是向新北大公社断水断电，刺杀学生等恶行的英勇抵抗。这种自我贴金的说法，让我不得不对这位力主“修辞立其诚”〔５〕的名师刮目相看——新北大公社断水断电，刺杀学生发生在1968年，季先生1967年就荣任井冈山“九纵”勤务员。当然，季先生也有诚实的地方，他对知识分子接受自我改造的解释，对两派迫害师生干部的揭示，对北大工人恶行恶状的披露，总算让我开卷有益。
有一位朋友主张，应该允许回忆录里存在知识性的错误，并以吴法宪、邱会作等人的回忆录为证，认为对《牛棚杂忆》也应作如是观。我不以为然，吴法宪、邱会作是行伍出身的军头（毛泽东称其为“丘八”），而季先生是留洋博士、名校教授、誉满中外的国学大师。军头不会在回忆录里教导学生“进行科学研究，必须搜集资料”“一要求证，二要小心，缺一不可”，不会想起章学诚的“史德”，并由“史德”想到“心术”。军头只会强调，我的回忆录说的都是真话。而国学大师则会把说真话与否上升到道德的高度：“我的中心想法是不要骗自己，不要骗读者，做到这一步，就是有德，否则就是缺德”。〔６〕回忆录是吐槽舒愤的最佳场所，但是季先生浓墨重彩地吐与舒，一是着意炫耀自己“仗义执言”的“天生犟脾气”；二是不遗余力地贬损“老佛爷”聂元梓。按照小心求证的原则，我遍读了关于聂元梓的书文，最终不得不痛心地承认，季先生对聂的生活作风、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的评价既违背事实，也违背逻辑。〔７〕
如果季先生的率尔操觚，能换来他对文革的深入反思，也不枉后学的仰慕，不负媒体的追捧。遗憾的是，季先生那些被人称道的反思，不过是“没有吸取教训”“文革没有过去”“受害者没有舒愤懑”等等人所共知的，宏大且空洞的叙事。当然，这一切都不会妨碍“厉害国”的文化自大继续自大下去。国学大师的预见：“21世纪将是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核心）复兴的世纪”〔８〕，为“红色文化”打了鸡血，为“文化自信”提供了持久的动力。
孙先生在《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下简称《良知》）的“再版说明”里说：“出版整十年了，经过许多校友、朋友的严格审阅，在史实上没有发现重大失误。”看看高校两派对彼方回忆录的争论和酷评，就可以知道，《良知》做到这一点是多么不易。也由此可知，《良知》在史实上是达标的，在态度上是认真的。
如何写回忆录，孙先生有自己的思考：“我看过一些文革回忆录。有的写得很好，很有史料价值，也很有思想深度。但是也有一些回忆录，或者隐恶扬善（只讲自己好的、对的、被人整的，不讲自己错的、恶的、整别人的），或者推诿责任（都是因为跟着伟大领袖犯错误，受林彪、四人帮蒙蔽），或者有意无意间涂抹历史、美化自己，为自己树碑立传，在身后留一个好名声。这样做，实在背离了回忆录的真义。”
《良知》没有为自己隐恶扬善，没有推诿责任，没有美化自己，从性格的弱点，到良知的蒙尘，从两派的罪错，到晚年的心路，他都诚恳地坦露于世人面前：“在文革期间，我说过的错话、做过的错事、犯过的错误不少。……做过错事以后，会受到良心的谴责。我在撰写回忆录的过程中，不断地在拷问自己的良知，清算过往的错误，不断地在反省追悔。虽然我做得很初步，认识得也很肤浅，但是我是真诚的。我知道现在说什么做什么都已于事无补，我只是想在我离世之前拂尘涤污，质本洁来还洁去。告知后人们，良心账是一定要加倍偿还的，有时候是一辈子都还不完的。”
即使用我那苛刻的标准，《良知》也是达标的。
二、孙怒涛的反思：从根本上否定文革
孙先生在谈到《良知》时说：“我对‘彻底否定’的提法有点保留。我不是不同意对文革进行‘彻底否定’，而是担心有人在‘彻底否定’的大帽子下反而不再去做深入批判、彻底否定的艰苦工作了。所以我极少提‘彻底否定’。我觉得，对文革用‘根本否定’可能更合适些。但是我又不想公开说‘彻底否定’的提法有欠缺，更不会说文革有值得肯定的地方，那会与我坚决反对的‘肯定文革’论调相混淆。所以我只从客观效果上，从个人感受上讲，文革有那么一点点地方是可以肯定的。”〔９〕
文革中有没有值得肯定的东西？这个很烧脑的问题，让我想起了钱理群十六年前的一个演讲。钱先生谈到，八十年代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有过两个失误，“一方面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时代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另一方面，对毛泽东思想文化又没有进行认真的清理和科学的批判。……我也同样主张从毛泽东时代吸取合理因素做批判资源，但我认为，重要的前提是必须对毛泽东思想文化先做彻底的批判和清理，然后才有可能抢救出其中合理的内核。”〔１０〕孙先生的思想主张，应该放到这个框架里来思考。
秦晖认为，对文革的评判有四种现象：⒈体制内肯定，⒉体制内否定，⒊反体制肯定，⒋反体制否定。〔１１〕孙先生属于第四种。但是，反体制否定派的立场，并不妨碍他对文革中的某些个别现象，持一点点肯定的态度。或许，正是这种独立的考量，使他看到了彻底否定的说法之不彻底性，因而认为，彻底否定应该代之以根本否定。孙先生取“根本”而弃“彻底”，是强调从根源上，即从政治体制上和思想体系上否定文革；而官方的彻底否定则仅限于从表面上，即从毛的晚年思想上否定文革。孙先生要否定的是造成文革的制度，官方要否定的是“造反有理”。这就是孙先生所说的，官与民否定的“大相径庭”。
那么，孙先生所肯定的那一点点是什么呢？《良知》有这样的说明：“政治热情饱满、民主意识浓厚、富有信仰理想。”在《良知》第十章第三节，作者继续这一话题：“文革发动者把亿万民众推入文革大潮，这过程中发生了一些并非是文革发动者初衷所求的，但确有进步意义和积极作用，确实值得肯定和发扬的一些东西，这些是官方所害怕的，因而被他们有意识地‘彻底否定’掉了。”
我把孙先生肯定的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政治热情，二是理想主义，三是民主意识，四是思想解放。前两项侧重于作者的主观感受，后两项侧重于文革的客观效果。
下面说说我的一些认识和看法，谨此就教于孙先生和研究文革的朋友们。
三、关于政治热情
《良知》说：“那时的我们，绝大多数都是抱着关心国家大事、心系民族命运这样一种政治热情参加文革的。”尽管这种“可贵的纯正的政治热情被人利用了”，但是，“不能因为上过当受过骗就对政治热情自我否定。……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广大民众，尤其是年轻人，任何时候都应该抱有关心国家大事、心系民族命运这样的一种政治热情。”
“六四”之后，中国笼罩在浓重的“政治冷漠症”之中，官家倡导向钱看，“拜金主义”横行，“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代不乏人。《良知》对政治热情的肯定，既是对过往的总结，也是对现实的忧虑。我理解作者的良苦用心。但是，我不能不产生一连串的疑问：毛时代的人们为什么会有那么高的政治热情？
这个问题似乎不难回答：毛时代把所有的事都跟政治挂了钩，你喜欢诗词歌赋，就是严重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１２〕你为陕北民歌泪目动情，就要受到严厉的批判。〔１３〕你钻研业务是白专；你听听西方音乐是崇洋媚外；你对异性有“一闪念”，是资产阶级思想〔１４〕；你有个性、有棱角就是政治上的“差质生”……。总之，你不关心政治，政治就关心你，人们被逼到了这条窄仄而险恶的路上。人们以为自己在“关心国家大事、心系民族命运”。实际上，他们的热情被引向了阳谋，引向了党争，引向了乌托邦，导致了对社会的大破坏。
接下来的疑问是，那时的政治热情为什么会让中国最高学府的青年才俊丧失了常识和底线——两派利用“四大”互怼互骂，互推责任，互造谣言，互抓互打？直至抗拒中央？……
思来想去，我悟出一个道理：中国政治分为自上与自下的两种，因此，政治热情也有两类，一类是来自上层，一类是来自下层。来自上层的政治热情，是官方长期灌输培养的，它总是以崇高的目标为号召，以运动群众为手段，以牺牲民众为代价，以维护某一政治集团的利益为目的。来自下层的政治热情是发自个体内心的，它根据的是常识常理，是良知道义，它往往只有具体的诉求，没有实现什么“主义”的伟大目标，它的办法就是上书、上访、上街，它牺牲的只是自己，维护的只是宪法规定的权利。
既然来自下层的政治热情自觉自愿，那么它就会生生不息，就谈不上被谁利用。而来自上面的政治热情既无法持久，又被人操纵，到头来，上当受骗的人们还会反戈一击。1968年初，文革发动一年半之后，孙先生就厌烦了打派仗，甚至“对文革也感觉没意思了”〔１５〕。这是绝大多数人的共同感受。反右运动、红专辩论、拔白旗、除四害、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反右倾、社教，直至文革，这些闹得沸反盈天的政治热情，收获几何，无须细数。清华大学政治学者刘瑜有言：“那种全民都狂热地关心政治、都被动员起来……对于任何国家都是挺可怕的状态。更不要说对于那些贫穷落后的国家。”〔１６〕。
说到这里，答案似乎清晰起来：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凡是跟着上面跑的政治热情都要不得，凡是自发的，维护民众利益的政治热情都值得点赞。如果我这个说法尚能成立，那么《良知》对年轻人的殷殷期盼——“任何时候都应该抱有关心国家大事、心系民族命运这样的一种政治热情”——似乎还应该加一些条件，比如，你得提醒他们：在专制制度下，“关心国家大事、心系民族命运”的高调往往包藏祸心；“可贵的纯正的政治热情”尽管不乏善行义举，但很可能“被人利用”。你还得叮嘱他们：眼光向下，独立思考，将政治热情投放到民众的实际需要中去。
《良知》全面而深刻地总结了清华两派矛盾无法调和的原因，也谈到了“不懂得妥协和包容”的教训。〔17〕这让我想起了刘瑜在《可能性的艺术》一书中谈到的泰国红衫军和黄衫军经年累月的缠斗，刘瑜的总结发人深省：“真正支撑民主运转的，未必是无节制的参与精神，而更可能是一种有限度的参与意识。”“没有边界感和节制感的政治参与，让泰国的民主每次都是刚刚被建立，就又被推翻。过度的政治热情、过高的政治要价、过于急迫的政治通牒以及‘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战斗精神，每每让泰国的新生民主不堪重负，走向崩溃。”〔18〕
尽管中泰两国的政治制度大不相同，但是，在边界感和节制感的缺乏上，文革中的两派与红衫黄衫很有一拼。聂元梓三次辞职，不但周恩来、江青不允许，就是校文革也不能接受。北大校文革的二把手孙蓬一那爆棚式的政治热情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北大文革的走向。清华团派制造“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大搞刑讯逼供，多次挑起武斗，打死打伤工宣队员等等，已经远远超出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边界。414火烧英国代办处、抓陶森、炸高压线也同样丧失了边界感。
在我的印象里，《良知》是唯一一本谈到节制感和边界感的个人回忆，孙怒涛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超过了很多文革亲历者。可惜他没能深入一步。如陆小宝所说：“孙怒涛对总结文革群众性民主运动还不是那么自觉，目的性还不是那么明确，有一些本性问题尚未触及。”〔19〕或许正是不那么自觉，不那么明确，使他只看到了广大学生在“六四”中的政治热情，而忽略了他们缺乏边界感和节制感带来的重大损失——可以肯定，当时如果强硬派听从温和派的劝告，早些撤出天安门广场，死难的学生会少得多。“六四”之后，人们对当局的血腥镇压充满愤怒，对学生们的牺牲悲痛不已。记得在一次聚会上，我刚说了几句学生没有节制，强求一步到位，不知适当的妥协，马上就遭到了众多的白眼，一位名人之婿，还没等我说完，就愤而离席。学生们未能吸取文革两派的教训，令人扼腕。
政治热情表现为参与精神，但参与者需要了解“游戏规则”。民主政体的规则是选票，专制政体的规则是当局的指令。孙先生总结了两派最终走上“不归路”的五个原因，其反思全面深刻，具有普遍意义。〔20〕如果说，北京高校联合不起来是因为乱自上作。〔21〕那么，在中央三令五申停止武斗的时候，北大、清华仍一意孤行，终至被赶下历史舞台，则是咎由自取。
谈到参与精神，不能不提到当年的逍遥派。文革是一个开放的剧场，剧场各处都有exit，人们有“退出的权力”，随时都可以逃遁、撤离、扬长而去。在这一点上，文革的政治结构与美国的联邦制有类似之处，“如果一个州镇压本州的公民，总是有离开的自由。”〔22〕武斗之初，孙怒涛“也有点想当逍遥派了”〔23〕文革中逍遥派队伍的不断扩大，就是因为这个剧场有离开的自由。不管出于什么原因离开，逍遥派都起到了给文革降温的作用。试想，如果没有逍遥派的退出，派斗的规模会更大，局面会更难以收拾。如果不是武斗期间两派战士的大批外逃，伤亡会更重，“倒下的英才”会更多。
对于民主政治，政治冷漠的存在是必要的，对于独裁政治，逍遥派和“中间势力”的存在更有价值。他们是政治狂热的冷却剂，是极端主义的减压阀，他们保持了社会的多样性，孕育了边缘文化、青年亚文化。如刘瑜所说：“真正的民主文化，恰恰是参与精神、服从意识以及政治冷淡这三种东西之间的混合体。”“参与精神助推民主所需要的政治动员，而服从意识则助推民主所需要的政治秩序，一定的政治冷感则给过热的政治氛围降温。”〔24〕
四、关于理想主义
关于理想主义，《良知》有这样的说明：“当年团四两派群众绝大多数都有着共同的政治信仰：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最美好的社会，最后一定会在全世界实现。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美好的理想。我们是一群有理想的青年。”“我们的信仰和理想是乌托邦的。那我为什么还要加以肯定呢？错误的，认识到错了，可以改。只要注入正确的内容，就能重燃政治热情，重建民主意识，重塑理想主义。一个没有政治热情、没有民主意识，没有信仰理想的年轻人，则是非常可怕的，如同没了灵魂一般。”
中国确实需要“重塑理想主义”。问题是，天下有那么多理想主义，重塑哪一种？《良知》所说的理想主义，是革命的理想主义，曾几何时，它响遏行云，声震寰宇。多少人为之发狂，多少人为之献身，多少崇高正义假其而行！曾几何时，它耀眼夺目，令人仰望，发人玄思。然而，随着红太阳的陨落，它倏忽而逝，就像划过夜空的流星。浩劫之后，孙怒涛和他的校友们痛定思痛，发现他们坚守的信仰竟是海上女妖的歌声，他们为之奋斗的理想不过是光影幻化的海市。
《良知》没能深入挖掘这种理想主义的属性和特征，这无可厚非，此书是文革亲历者的回忆，不是文革思想的研究，作者不宜喧宾夺主，长篇大论地讨论理想主义。但兹事体大，我不能不冒昧进言。
但凡与意识形态有关的主义，都有“系统的理论学说或思想体系”做后盾。也就是说，革命的理想主义是一个思想库，一个观念包。这里面有官家灌输的“共产主义是天堂”“听党的话跟党走”“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狠斗私字一闪念”，有蒋南翔主张的“听话出活”，有徐葆耕评析的“奉献精神”，〔25〕有钱理群批判的“革命至上”“为了革命可以不择手段”和“绝对的英雄主义和道德主义”〔26〕。伟大领袖利用这种理想，煽乎起民众的狂热，使他们忘记了常识，丧失了底线。一旦他们在暴力面前犹豫起来，在人性面前动摇不定，“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要奋斗就会有牺牲”的教导就会为之撑腰打气。直到革命演变为浩劫，直到他们蒙冤受屈，这群有理想的青年才认识到，革命的理想主义如果不是世界上最坏的理想主义，至少也是最坏的之一。
说它坏，是因为这种理想主义巧于伪装，善于骗人，有着极大的迷惑性，你政治热情越高，上当受骗的可能性就越大。你不是关心国家大事吗？那好，跟着党中央反修防修，国家就会走向富强。你不是心系民族命运吗？那好，跟着毛主席“不断革命”，中华民族就会率先进入共产主义。然而，伪装不能长久，革命露出了真容：清队整党、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批右倾回潮，首都民兵武力清场……，这没完没了的“折腾”对革命的理想主义不啻一盆盆冷水，一次次棒喝，革命由此蒙尘，理想于是成灰，主义终于归零——它本来就是短命的。
偶尔从“老杨论史”中听到了海外学者谈理想主义：理想主义超越了未来，超越了无数个未知数，往往就是灾难的源头。理想主义相信历史决定论，相信未来是按照某种方向发展的，由此终止了人们的独立思考和对未来的探索，理想主义者利用人民对美好幸福的向往，垄断真理，控制思想，消灭异端，结果导向专制。人类历史上的主要灾难往往都是由理想主义带来的，那些手握权力的人总是想创造历史，结果给国家、民族，给无数人带来灾难。〔27〕这里所说的理想主义是德国纳粹的民族主义、日本的“大东亚共荣”、苏联的共产主义、毛时代的革命理想主义。
“重塑理想主义”路迢迢，野茫茫。民主主义在姓资姓社中苦挣，民族主义甚嚣尘上，不过是常识常理的“普世价值”成为敏感词，君不见，思政课盘踞课堂，红色基因融入生物学教材，历史决定论重归中华大地，“马克思主义行，社会主义好”正在将革命的理想主义满血复活……。
我们需要理想，但不需要革命的理想主义。理想是个体的，是自发的，它可以选择，可以改变，它用不着跟信仰联姻。积极向上的理想在追求“自我实现”的同时〔28〕，也会促进社会的进步。消极向下的理想，尽管不能成就一番事业，但也不会给社会造成大灾难。在我看来，《良知》重塑的是理想，是个体的愿景，孙怒涛和他的同道们要完成的是自我实现。支撑他们的是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是对历史未来的责任担当。正是这种情怀和担当，使这些古稀耄耋之人晨兴夜寐，不畏艰辛，搜集资料，著书立说。正是这种情怀和担当，使文革研究者冒险犯难，现身讲堂，在沉沉黑夜，点燃盏盏如豆之灯，以微弱之光，烛照民族未来之路。
五、关于民主意识
关于民主意识，《良知》用亲身经历告诉人们，文革使民众获得了民主权利：一是人们有结社自由：“民众不再是一个个孤立的单体，而是形成了有政治诉求的群体。”二是“因为有了两派，为了派别的生存和与另一派的搏斗，对派头头的监督是群众性的。”“‘四大’武器和‘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口号虽然都是很有局限性的，但是在这样的氛围下，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积极参与学校的治理，监督掌权者的权力运用，这样的民主意识空前高涨。”清华校友沈昆也谈到了这一话题：“文革早期在群众组织中曾实行过很认真地以‘战斗小组’为基本单元的民主制度”“这种民主尝试是有益的，可以为今后中国的民主化提供宝贵的经验。”〔29〕
文革确实唤醒了人们的民主意识，这要归功于毛——“十六条”要求文革的基层组织成员和代表“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这些成员和代表“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30〕毛的本意是借此发动群众，可群众一旦发动起来，政治热情就爆了棚，民主尝试就出了圈——群众组织遍地开花，两派较量争奇斗艳，文攻武卫愈演愈烈……，这一切不但大大违背了毛的初衷，而且远远地超出了毛划定的圈圈。〔31〕
“四大”确实发挥了正面作用，这也要归功于毛——“十六条”把“四大”这个武器妥妥地交给了群众：“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当时的人们没有想到，“正确的观点”与“错误意见”的评判标准何在？毛泽东思想吗？一本语录，各取所需。是非正误谁来裁决？中央文件吗？它概念含糊，自相矛盾；中央首长吗？他们朝秦暮楚，有打有拉。如孙怒涛所说，两派走上不归路，势所必然。
最让毛始料不及的是，“四大”让人们想到了那虚无缥缈的国家大法：1974年李一哲的大字报“堂堂正正地向当局提出‘民主要求’”〔32〕，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四人帮”在影射中受到了讨伐；“1978年的西单民主墙，要求政治民主化，主张言论出版自由并付诸行动；1989年的‘六四风波’，宪政民主成为时代主题。拒绝宪政，坚持一党独裁，就只能防民之口，邓小平取缔“四大”，从反面证明了民主尝试的历史价值。”
问题是，我们在肯定这种民主的同时，是不是也要说说它的先天不足？是不是也要把它的“很幼稚很初级”讲讲清楚？如陆小宝所说的，它“有什么内在矛盾和缺陷，将它导致一场血腥的民族的灾难？”〔33〕也就是说，探讨这种民主的“局限性”比简单地肯定要重要得多。
以我的一孔之见，清华造反组织实行的是“逐层递进的民主机制”〔34〕，这种民主有两个先天不足。首先，它没有一个合理的分权制衡框架。民主会有不同的派别，不同的派别会各持己见，这就需要有一个独立于各种政治力量的、有权威的裁决机构。文革中的裁决者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大大小小的权威机构，他们对不同的派别有明显的偏袒。清华大联合的《四项协议》明摆着对414不利，但是老团有毛做靠山，有毛的亲信谢富治坐镇，414的代表只能在协议上签字。而要抵制这个协议，414就只能违背权威的意志，背负“破坏大联合”的罪名。清华两派联合不起来，是民主机制缺损的必然结果。
其次，像人们经常提到的，这种民主是恩赐的，“上要封顶”——严禁对毛的中央有任何异议，不准给中央文革提意见；“下要保底”——取缔全国性的群众组织，严禁造反组织的横向联合。中有《公安六条》——规定了21种人的“三不准”，由此衍生出的“恶攻罪”令冤狱遍寰中。人们的思想言论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空间，没有向外扩展可能。其张弛存废完全取决于施主的政治需要。
除了先天不足之外，这种民主本身也存在着严重的短板，第一，参与者缺乏程序原则，老团抓陈楚三，抢占广播台，老四将林彪语录定为414的派歌，参与火烧英代办处等重大问题没有经过民主程序，全由个别派头头拍板。第二，参与者缺乏规则意识，停止武斗的协议墨迹未干，两派就不约而同地撕毁协议。414总部几次要求“革命到底学习班”从北京市公安局撤离，人家不但不听，还反过来指责414总部。周泉缨以“东方红战团”的名义发表支持自己的声明……。正是程序原则和规则意识的缺欠，使两派都失去了纠错机制，都无法制止激进派（鹰派）的错误决策，而最终归于暴民政治。第三，这种民主以“四大”为武器，而“四大”是一把双刃剑，它在让人们尝到了自由言说的解放感，知道了党史黑幕、高层腐败和等级特权的同时，也为挟嫌报复、揭人隐私、抹黑对立面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从而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和人间惨剧。
这些短板源远流长且根深蒂固，早在20世纪20年代，无法无天的暴民运动，就因为得到了中共左翼的支持而沛沛然行乎湘粤。时任全国农民协会总干事的毛泽东，坚决拒绝来自各方面的批评，高度赞扬湖南农民协会的“乱来”“过份”和“恐怖现象”。“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的激进主张被视为革命的必要手段。《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所宣扬的革命伦理，在中共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杀人无数。刘少奇承认，1947年在晋绥地区的土改，“被消灭的地主、富农，还有一部分中农，约有25万人”〔35〕。文革中，这些激进主张被写进中央文件，“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成为群众暴力的合法外衣。
《良知》认为，清华两派争斗具有“非消极意义”，这个弯弯绕的词语透露出作者的纠结和审慎。确实，要在发生过“百日大武斗”的地方挖掘出民主意识，即便你如履如临，恐怕也免不了让官方认为这是在呼唤“造反有理”，更拦不住某些学人怀疑作者想为文革翻案，对于那些怀念文革的人们来说，孙先生会是他们心目中的同志。而对于那些痛恨文革的人们来说，孙先生这种“否定之否定”的表述，则会让他们想起当时的法治废弛，抄家打人。显而易见，要消除这些歪曲和误解，详细地阐明文革中民主意识／民主尝试的短板、缺陷和先天不足是十分必要的。
现如今，民主观念愈来愈深入人心，“新时代”的倒行逆施，使人们更强烈地认识到政治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制度改革最强大最持久的力量来自民意，民意表现在观念的变化上。文革大民主的经验教训，应该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薪尽火传，推动社会观念的改变。
为了写这个序，我做了一个百人调查，请他们回答两个问题，一是文革有哪些值得肯定的东西，二是你的信仰和理想是什么。对于第二个问题，有四个人回答信仰基督，两个人相信因果报应，九个人回答没信仰，理想破灭。绝大多数人的回答是民主自由人权法治。随着经济下滑、政治高压、民众利益受损，普世价值会得到更多的认同。随着社会观念的改变，制度的变革将如同毛泽东当年的浪漫预言：“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36〕
六、关于思想解放
根据亲身经历，《良知》提出了“文革开启了思想解放的进程”这一命题：反右等政治运动，“在我们的脑海中已经深深刻下了‘反党就是反革命’‘反党分子人人得而诛之’这样的烙印。”但是，清华校党委和市委工作组一次又一次的垮台，对孙先生和他的同学们僵化的思想造成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一次次的思想冲击对我而言是一次次的思想解放。尽管这种思想解放是极不彻底的、非常有限度的，但是，相对于原来完全禁锢的思想，此时犹如蚕茧破壳、东方破晓。”“当时有一个‘怀疑一切’的口号，它虽然带有浓重的无政府主义色彩，对于突破思想禁锢、开启思想解放起着不小的推动作用。从原来的什么都不敢怀疑到‘用毛泽东思想怀疑一切’，显然是个进步。……所以，文革开启了思想解放，不仅对我是这样，对全民也是如此。”
“对全民也是如此”，此言不虚，清华校友们对此多有同感。王允方谈道：“文化革命给予我的最大收获，是开启了我自我启蒙的阶段。”〔37〕沈昆认为，中国人的思想解放从批判“资反路线”起步，“但只要迈出这一步，国人的思想自由之路就不可能再回头了。”〔38〕
开弓没有回头箭，“九一三事件”唤醒了包括我在内的很多老三届，“亲密战友”的叛国投敌，打破了对毛的迷信，揭示了“形势大好”的真相；清队、一打三反，尤其是清查“五一六”，使人们认识到革命的虚伪和凶残，邓小平再次被打倒，激起了国人对“四人帮”的痛恨……“四五天安门事件”是思想解放最集中、最强烈、最广泛、最公开的表现。
思想解放带来了独立思考。1981年，当官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唱赞歌，理论界紧跟，多数知识分子为其叫好的时候，北大研究生刘海鸥在硕士论文中发出了冷冷一问。“说实践活动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如同说吃饭是检验饭菜是否好吃或胃口好坏的唯一标准，睡觉是检验神经功能或睡觉环境的唯一标准一样。这个命题中隐含着唯经验主义的导向。”改开之后的历史，证明了她的先见之明：“实际上‘黑猫白猫论’就是这条命题的通俗表述，‘黑猫白猫论’在国民经济几近崩溃的时代是改善民生的权宜之计，但长此以往，它可能会导致实用主义的社会后果。”“当今社会出现了很多弊端，从理论上说与片面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无关系。”李银河有言：“理想主义造就了我们的现实主义，教条主义造就了我们的自由思想，愚民政策造就了我们的独立思考。”〔39〕
思想解放带来了反抗意识，在我征询意见的百人之中，有两位朋友认为，文革“唤醒、强化了民众的反抗意识。”文革前也有反抗，统购统销中的聚众闹事，〔40〕1956－57年规模可观的工人罢工、农民退社、学生罢课和复员军人请愿。〔41〕但是一场反右，万马齐喑。毛泽东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错！“哪里有反抗的机会，哪里才有反抗。反抗并不与压迫成正比，而是与反抗的政治机会成正比。为什么？压迫太深了你无力反抗。有缝隙的地方青草才能生长，铁板之中无法成长出生命。”〔42〕文革为反抗提供了缝隙，为了打倒刘少奇，实现乌托邦，毛不但抬起了铁板，还为反抗者配给了“粮食、武器、方向盘”——“造反有理”成了反抗者的精神食粮，“四大”成为反抗者的武器，整走资派为反抗者指明了方向。于是，蒯大富以绝食回击工作组的政治打压，414创建广播台抗衡老团的话语霸权，聂元梓揭发关锋、王力反击中央文革的专横，北大井冈山联合外校对付校文革的压迫，……尽管这种反抗是跪着，是奉旨，但是反压迫、反歧视、反威权内含其中。八十年代的“自由化”，独立知识分子的涌现，中国摇滚乐的诞生，“朦胧诗派”的壮大，以及89年的“六四风波”都是反抗意识的表现，都与这一思想解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事无两样人心别”，也正是这种有限而短暂的思想解放，成了那些为文革翻案，甚至希望文革重演的人们最有力的证据之一。〔43〕考虑到问题的复杂性，《良知》再三强调这种思想解放的限度和性质。
它的局限性：“文革初的思想解放也是有范围的被限制在某一框框里的。无论哪级党政组织，无论哪个显赫的大人物，都可以怀疑，都可能被打倒，但是，毛泽东、林彪、江青等人所组成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那是绝对不允许被怀疑的。谁要是敢于怀疑，敢于反对，依然是反党反革命的罪名，用《公安六条》〔44〕镇压你，丝毫都不会手软的。”“后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与‘用毛泽东思想怀疑一切’相比较，思想解放的广度、深度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它不是毛的本意，而是文革的客观效果：“这样的思想解放并非是文革发动者的初衷。毛泽东所需要的民众始终只是崇拜他的盲民。……反对基层党组织就是反党”的禁区突破了，这一点是毛泽东为了达到更重要的政治目标而不得不付出的政治代价……文革在进行的过程中给民众的思想启示，归根结底，是民众在黑暗中的反复求索，是自我意识的逐步觉醒，是传统思想的层层突破，是混沌状态的最初启蒙。”
研究历史，月旦人物，必须把事件的前因后果，人物的思想言行放到当时的环境之中。在毛思想被质疑，被嘲弄，被抛弃的当下，“用毛泽东思想衡量一切，怀疑一切”竟然是一大进步？！这是今天的人们无法理解的。但是，如果你回到历史现场，看看反右后的中国，想想蒋南翔“听话出活”的威力，你就会知道，《良知》所说的这一大进步包含着多么深重的历史内容。
七、余论
提出问题才能解决问题，《良知》提出了问题，这是它独特的价值。总结文革的经验教训，对中国的社会转型有重要的意义。转型有两个层面，制度的变革是表层的，思想观念的转变才是根本的。1967年，李光耀在跟尼克松总统聊天时说起了中国，这位新加坡总理有一个形象而新颖的比喻：“毛泽东是在瓷砖上作画，水一冲，就什么也看不见了。不过中国还会存在下去。”李光耀很有预见性，他在文革刚开始就看出来，毛式的革命必定是竹篮打水。但是，他只说对了一半——毛泽东作画的不是瓷砖，而是制度，是“三观”。所谓人亡政息，不对，是人亡政存。“文化武功，皇王之二柄”，毛泽东留给中国的最大遗产，就是这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制度和独一无二的思想观念。
制度与思想配套成龙，互助互利。“最新最美的图画”并没有完全消失，它还存留在语言、书本、课堂、媒体之中，只不过移步换形，戴上了新时代的面具，藏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身后。
五年前，我在一篇千字文中，谈到思想文化的清理：突破主流话语的束缚，重新评价“红色文化”，分析其中哪些是普世的，哪些是一党的，正视“红色文化”强大的生命力，查明它在正义性、合理性掩护下的毒副作用。清理是为了立足，有了立足点才能谈上文化重建。重建的基础就是思想观念。思想观念的变化由现实和历史前后四轮驱动。当大多数人的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当人们从网购中体验到了民主权利的时候，现实的车轮就会推动思想观念发生变化。而要这种变化持久稳定，历史就要担负起后轮的作用。
历史，首先是毛时代的历史。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历史都是当代史。思想支配行动，历史既是人类活动的梳理，也是思想观念的汇聚。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又是思想史。“90年代理想丧失、道德恶化与社会风气毒化的现状，重新提出了理想主义的价值、精神的意义、集体主义的伦理观是否还有生命力的问题。”“对于理想、精神、集体主义与工农结合……的重新强调，会不会导致对毛泽东时代及仍然在当今中国严重存在的专制主义的默认与肯定，从而与官方重新恢复毛泽东主义的权威意识形态的统治与控制努力划不清界限。”〔45〕如果把这些困扰钱理群的问题具体化，那么，我们就应该深入剖析红色文化中的重要精神现象，如保尔精神、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大庆精神、大寨精神、红旗渠精神、兵团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就应该重新评价红色文化精心树立的那些英模典型、名人大佬，如张学良、雷锋、焦裕禄、孔繁森、蒋筑英、曲啸、郭沫若、冯友兰等等。
赵园有言：“有必要对文革期间的思想与实践作综合的考量，彻底肯定或否定均非对于历史的正常态度。”〔46〕困扰钱理群的是思想层面的东西，从实践层面来说，文革中的新事物，如样板戏、农村的合作医疗、赤脚医生、地震的预测预报，招收有社会实践经验的大学生等等，是否值得肯定？〔47〕文革时期军事、建设和科研上取得的成果，如氢弹试验、人造卫星、南京长江大桥、“哥德巴赫猜想”的破解、“籼型杂交水稻”的试验成功，是否会推翻根本否定的观点？“试错论”“学费说”错在哪里？“艰难探索”“后三十年不能否定前三十年”等说法存在哪些问题？余此等等，同样亟待独立学者拿出自己的答案。
２０２３／５／２１
注释
〔1〕见王复兴编：《聂元梓回忆录——检查、交代、申诉及访谈》，页440－444，美国华忆出版社，2021。
〔2〕在《牛棚杂忆》的后记中，季羡林说：“我写的是历史事实。（页165）。
〔3〕季羡林说聂元梓是“燕园的霸主，集党政大权于一身。”事实上，文革主体阶段全国的党组织都陷于瘫痪，党员停止活动。在聂元梓主政北大期间，北大没有党组织。季先生说聂元梓是毛发出“革命委员会好”的指示之后当上了“北大革命委员会主任”，而“革命委员会好”的最高指示发表在1967年3月31日，聂担任校文革主任是1966年9月。聂当政的两年间，北大没有“革命委员会”。担任“北大革委会主任”的是军代表杨德中。季先生在书中多次影射聂是“破鞋”，说聂“一点水平都没有的，愚而诈，冥顽而又自大。”“不学有术、智商实际上是低能”（《牛棚杂忆》，页41）。
〔4〕北大东语系党总支书记贺剑城谈道，“某一天，我看到‘地派’出版的小报《红干报》上，有季老的文章，由此我知道，他已倾向一派了。后来我又在学生区看到一张讽刺‘新北大公社’的大字报，通篇大字报上只画了一张《新北大公社入社申请表》，表上的栏目有：姓名：王张氏，性别：女，年龄：95岁，职业：家庭妇女，嗜好：骂街……井冈山的一位朋友告诉我，那是季老的原稿，他抄写成大字报贴出去的。不久我听说季老正式加入了‘井冈山兵团’，并且当上了九纵的勤务员。”（《亲历北大六十年》，页118，中国长安出版社，2009）
〔5〕《牛棚杂忆》，页211。
〔6〕同上，页208。
〔7〕班道超：《季羡林笔下的“老佛爷”——聂元梓的打扮、表现、能力和水平》，
《记忆》321期。
〔8〕《牛棚杂忆》，页192。
〔9〕2023年4月25日孙怒涛给本文作者的来信。
〔10〕钱理群：《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1949－2009）——另一种历史书写》上册，页20，台湾，联经，2012。
〔11〕秦晖：《改革时期的四种文革叙事与历史真相》，见孙怒涛主编：《真话与忏悔——文革50周年清华校友讨论集》，页448—464，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8。
〔12〕1951年，喜剧导演吕班在文艺整风中，检查自己有严重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盖因其喜欢“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一类的诗词歌赋。吕班：《我认识了我的错误思想》，1951年11月），见吴迪（启之）编：《中国电影研究资料》（1949—1979）上卷，页222，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13〕1952年，苏联红旗歌舞团来华演出，歌唱家尼基丁演唱了陕北民歌《二月里来》。《大众日报》的副刊主编孔孚写了一首《给尼基丁》的诗，其中有一句“我的眼睛湿湿”，受到严厉批判。六位记者联名撰文，斥其小资情调，社里的《业务学习》专门出了一期批判专辑，并召开批判会。“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是不会流眼泪的，不管是什么样的眼泪。”（刘衡《直立行走的水》页238，自印书）
〔14〕杨继绳：《从清华大学看文革》，《良知的拷问 序》，页13。
〔15〕《良知》，页612。
〔16〕“看理想”对刘瑜的访谈：《理解政治，应该与时代保持距离》2022，9－16，看理想编辑部（网文）。
〔17〕《良知》，页606－608，689。
〔18〕《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学30讲》，页192，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19〕陆小宝：《文革研究的一个新课题》，见《良知的拷问》初版，页230。
〔20〕这五个原因是：⒈这是文革指导思想的必然结果，⒉这是中央两派斗争的必然反映，⒊这是群体利益激化的必然结局，⒋这是鹰派掌权的必然后果，⒌这是两派势均力敌的必然趋势。《良知》，页606－607。
〔21〕联合不起来的根源在于文革的指导思想和政策，中央文革那些自相矛盾的讲话和指示。毛指责造反派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就是搞武斗。他完全不知道，斗批改本身就是臆想中的命题作文。
〔22〕（美）凯斯·R·桑斯坦：《极端的人群：群体行为的心理学》（尹宏毅、郭彬彬译），页175，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23〕《良知》，页603。
〔24〕《可能性的艺术》，页193。
〔25〕徐葆耕：《清华精神生态史》第8章至第11章，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1。
〔26〕钱理群：《爝火不息》，从清华大学红卫兵运动看文革时期的群众政治，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20。
〔27〕这位华人学者是澳门大学历史教授王笛，他在《历史的微声》一书的最后一节，谈到了波普尔对历史决定论和“整体主义”的批判：“当我们相信历史决定论，便会相信未来是按照某种规律向前发展的，实际上就是停止了独立的思考……我们会盲从一种理论，或者盲从一种学说，拒绝思考这种理论和学说是否能回答我们生活世界的问题。”（页346，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波普尔所说的“整体主义”（Holism）类似我们常说的集体主义，这种主义主张整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必须服从于整体利益乃至为之作出牺牲。详见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邱仁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28〕美国人文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的需求分五个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自我实现是人生需求的最高层次。见马斯洛：《动机与人格心理学》，台海出版社，2021。
〔29〕沈昆：《否定文革面面观》，孙怒涛主编：《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页205。
〔30〕这些基层组织指的是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见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选编》上，页75，内部出版。
〔31〕北大教授印红标认为，可以用“溢出效应”来说明文革中的大民主，“即实行大民主之后，运用大民主的群众的思想活动超出了提倡者毛的框架、规范，产生了更多的要求和意识，对民主有了更多的要求和理解。另一方面，群众的这种‘溢出’又带有大民主的痕迹和局限。溢出多少，走出多远，因人而异。”
〔32〕“李一哲”即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这张大字报的题目是《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大字报说文革“实际是一个最广泛的人民的革命大民主，它是‘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是防止和反对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武器”。“上了宪法的人民群众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以及未上宪法的串连自由都在这场大革命中真正实行起来，并得到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支持”。（余习广主编：《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化大革命”上书集》，页250、260）赵园认为，这张大字报“据此堂堂正正地向当局提出‘民主要求’。其主要诉求之一，即反对镇压，‘保护人民群众的一切应有的民主权利’”（《非常年代：1964—1978》上卷，页43，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9。）
〔33〕陆小宝：《文革研究的一个新课题》，《良知》，页230。
〔34〕这种民主制“以战斗小组为基本单位，每个战斗小组由观点相同的人员志愿结合而成，推举出一两名有声望和信誉的领导人（战斗小组长）。战斗小组上一级的机构，如分部或支部、分队或支队等，则由战斗小组长联席会议选举。总部机构则由分部一级的委员会议选举，凡有决策事项，也都经由战斗小组、战斗小组长会议、分部领导人会议以及总部委员会议等逐层讨论决定。……这种选举制度优点在于选举人熟识被选人，因此较少盲目性，而且这种民主机制更偏重于理性共识。因而优于西方的普选民主制。”沈昆，出处同上，页204－205。
〔35〕1950年8月20日《刘少奇与苏联大使罗申的谈话》，转引自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1），页99，（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杨奎松在引了刘少奇的话之后，补充道：“很显然，这个数字并不包含死于土改整党过程中的相当一批党员干部，也不包括那些因为遭受暴力致伤、致残的人员，更不必说因为这一大规模暴力浪潮所造成的大量财产以及生产方面的损失。”
〔36〕毛泽东：《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毛选》１卷，页103，人民出版社，1967。
〔37〕《良知》，页34。
〔38〕同上，页209。
〔39〕李银河：《我的人生第一课》，《北京文学》1998年第6期，页102－103。
〔40〕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谈到，统购统销中“强迫命令、乱批乱斗、逼死人命等现象都发生过。个别地方还发生了聚众闹事的事件。”（页290，人民出版社，1957）
〔41〕孔梓菲：《冲突与合作：1956－1967年“工潮”动因再探究》，载《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2021年第3期。毛泽东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也提到了这一时期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社员闹社的事。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６册，页350－351，中共文献出版社，1992。
〔42〕刘瑜：《可能性的艺术》，页183。
〔43〕河南的造反派头头袁庾华就是其中2010年接受访谈时，肯定“文革中群众直接参与政治的权利”，说文革中“所有老百姓都可以直接参与政治”，甚至认为毛在“人类社会进步中的巨大作用”，就包括了文革中“放手让6、7亿人口中的绝大多数（9%以上）直接地、全面地行使广泛的民主权利。”袁氏甚至说，文革“使中断了两千多年的希腊民主得以重新继续”。（陈宜中《永远的造反派：袁庾华先生访谈录》，台北联经版《思想》集刊第18期，页49、50－51）。
〔44〕《良知》原注：1967年1月13日发布的中共中央文件《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公安六条》。
〔45〕钱理群：《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1949－2009）——另一种历史书写》下册，页241。
〔46〕《非常年代：1964—1978》上卷，页44。
〔47〕沈昆认为，文革中出现的一些新鲜事物不宜一概否定，如地震预测预报工作，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招收有社会实践经验的大学生。《良知》，页206－207。
（原载《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再版），孙怒涛著，美国华忆出版社，2014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