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ven Erlanger，2023年9月28日）
本文来自雅典民主论坛与《纽约时报》合作的特别报道。
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在西方被颂为自由民主对威权共产主义的胜利，这在当时引发了关于世界已经到了所谓历史终结的讨论，这种观点认为，无论好坏，自由民主是大多数人过上更好生活的默认设置。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强调所有人的个人权利和自由——被联合国奉为圭臬，用美国《独立宣言》的话来说，它被视为“不言而喻”的真理。换句话说，它被广泛接受，以至于无需证明。
但真的是这样吗？这个问题现在变得更加重要，因为自由民主似乎在文化、宗教和种族问题上正堕入激烈的两极分化，尤其是在被全球视为典范的美国。这是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保卫民主联盟主任劳拉·梭顿的观点。
是本周在希腊雅典民主论坛上发表演说的嘉宾之一，该论坛是与《纽约时报》合作举办的。她说，“文化两极分化是件大事，但民主却没能解决问题。 人们觉得这个体系腐败，金钱的影响力太大，存在精英俘获——这个体系不能推动个体的进步”，或者说曾经可以，现在不行了。
而世界上的所有威权领导人无论多么追求自身利益，都认为更严格的控制和“共同体”能提供更多更快的发展，给普通人带来更大利益，即使他们的个人权利和声音被纳入更大的集体利益之中。
梭顿说，无论是在俄罗斯、中国，还是在非洲甚至欧洲的部分地区，专制领导人和极右翼政客都可以辩称，“今天看来，民主是一团糟，效率低下，无法带来经济增长”，“他们认为，他们需要威权政府来让人们摆脱贫困，他们认为社会的健康、增长和繁荣比个人的权利更重要。”
因此，地缘政治又回来了，尤其是在华盛顿的霸权日益受到挑战之时。
诺贝尔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最近表示，西方民主国家推动的经济理论“是全球化的基础，也是世界贸易组织的基础，这些理论已经完全失去信誉”，并导致巨大的不平等。他在今年的一场辩论上，以及随后在意大利切尔诺比奥举行的年度国际经济会议安布罗塞蒂论坛上的一次谈话中说：“我们错了。规则是美国制定的，但旧的基于规则的国际贸易体系已经破裂，很难修复。”
《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都没有提到民主。但德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任、经济学家冈特拉姆·沃尔夫指出，《联合国宪章》确实描述了普世价值，尽管威权主义者坚持认为，自由和人权应该更多地从整体上去理解。他说：“民主可能是一个西方概念，但这也是东方许多人——甚至大多数人——希望拥有的东西。”
他还说，讨论全球南方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不满是一回事，这些不满主要是经济方面的，“但这种辩论也会被一些独裁者利用，他们希望保住自己的权力，避免与争取自由的国内民众发生冲突”。
德国高级外交官托马斯·巴格在《华盛顿季刊》(Washington
Quarterly)发表的一篇重要文章中写道，就连对1989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解释也是不全面的，甚至是傲慢的。那一年也代表了后苏联国家主权的回归，这意味着它们有能力为自己创造价值观，或者对自由民主国家所接受的价值观持不同意见。
例如，在匈牙利，对“非自由主义民主”的拥护对法治和司法独立构成了重大挑战，更不用说对欧盟决定的权威性构成的挑战了。波兰也拒绝了日益世俗化的布鲁塞尔定义欧洲价值观的努力，认为建立在主要宗教传统基础上的传统价值观更为重要——举一个明显的例子，波兰人坚信婚姻必须只存在于一男一女之间。
这是伊万·克拉斯蒂夫和斯蒂芬·霍姆斯在《失败之光》(The
Light That Failed)一书中提出的一个尖锐论点，他们在书中描述了新的民主领导人在刚刚摆脱苏联几十年的意识形态强加的束缚后，又犯下了“模仿西方化”的错误。他们认为，结果是一种广泛的政治怨恨，以及对民族身份和尊严的重申，以及对自由民主和被视为强加给本国的所谓的“普世”价值观的强烈抵制。
1989年，西方也普遍认为，一个更加繁荣的中国将走向更民主的自由主义。只有允许更多的个人和企业自由，中国才能保持奇迹般的经济增长。现在看来，这个假设存在极大的偏差——无疑是言之过早了。
作为回应，在1959年至1990年期间担任新加坡开国总理的李光耀反对普世价值的理念，声称亚洲或“儒家”价值观同样有效，这种价值观更强调家庭和社区，而不是个人权利。在一些人看来，他的观点是在为人们普遍视为的新加坡家长式作风和高压政府辩护。但这也是对许多人眼中的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回应，这种文化帝国主义是老一辈传教士努力使世界皈依基督教的延伸。
长期担任马来西亚威权领导人的马哈蒂尔·穆罕默德常说，所谓的“普世价值观”是西方价值观，而亚洲价值观才是真正的普世的。
这是中国热切支持的一个论点，它以共产党及国家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所定义的安全和集体利益为名，越来越多地压制个人的言论、集会甚至行动的自由。
中国重塑国际体制的行动引发了与西方的明确对抗，除此之外，巴黎智库蒙田研究所的多米尼克·莫西说，这其中还关系到一种情感上的强烈怨恨。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当韩国和日本领导人在戴维营与拜登总统见面时，中国外长王毅在中国发表讲话时说，“不管你把头发染得再黄、鼻子修得再尖，你也变不了欧美人，变不成西方人。”
王毅说，西方人分不清亚洲人谁是谁，并告诫“要知道自己的根在什么地方”。他呼吁日本和韩国这两个民主国家与中国合作，“如果中日韩三国携手合作的话，符合三国的共同利益，可以共同繁荣，振兴东亚，振兴亚洲，造福世界”。
在莫西看来，中国是在扬“地理价值观”、抑“价值观地理”，日本和韩国则代表着亚洲西方。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的中国专家陆克(Philippe
Le Corre)说，从文化角度的论证现在不像效率角度那么普遍。这家智库就与亚洲建立更紧密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中国人近年喜欢说，他们甚至有一种自己的民主，而且由党来挑选最佳领导人可以避免出现某些国家那样“投票选择脱欧或选上特朗普或走向极左或极右”。
“他们的说法是，这样一来，他们就能有一些知道如何掌权的、负责任的领导人，”陆克说。但是近来随着经济放缓、新冠防疫政策受指责和党内领导层出现突然的、未加解释的人事变动，中国的体制似乎显得比较脆弱。“我们的民主不完美，但至少我们有透明度，”他说。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专制国家“完全没有”。
中国人和像新加坡的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这样的知名亚洲知识分子经常指责他们的批评者把人权问题当武器，假装在论证自由和普世价值，实际上却是在运作他们自己的政治和经济议程。
这一看法目前在全球南方得到了更多支持。虽然并非铁板一块，但全球南方认为应该摒弃当下由西方主导的二战后多边全球秩序，转向一个更多元、开放的系统——这个系统要承认世界已经改变，新的势力已经崛起。
乌克兰战争加剧了不满，穷国被迫承受更高的食物和能源价格。印度外交官希夫尚卡尔·梅农在2月的《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写道：“许多发展中国家怀着疏远和愤恨的情绪，在它们看来，乌克兰战争和西方与中国的对抗背离了那些紧迫的问题，如债务、气候变化和大流行的影响。”
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近日决定邀请中东、非洲和拉美的六个新成员加入，充分体现了这种不满情绪之强烈。其核心是对美国霸权的不满，尤其是让华盛顿可以通过贸易制裁施展巨大影响力的美元。
金砖国家的扩张，现在看来也许只是象征性的，但在这六个国家加入后，该组织将包括37亿人口，占了全球经济的一大部分。此外它的民主成分也将大幅减少——这个由中国主导的组织引入了俄罗斯、沙特和伊朗。全部加起来共有六个民主政体、两个专制政体、两个君主专制政体和一个神权政体。
除了中国以外，这些国家财力上都相对较弱，但它们认为自己可以联合起来对抗美国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西方，反对西方对国家行为规范的阐释——也就是反对西方对普世价值的认知。
“许多发展中国家踊跃加入金砖的现象，不只是体现了中国的价值中立全球化的吸引力，也体现了西方国家没能建立起一个更包容的国际秩序，”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分析中心的牛犇(Neil
Thomas)在邮件中说。
欧洲议会议员、中国专家包瑞翰(Reinhard
Bütikofer)说，“中国的主导地位会增强，金砖国家会成为一个明显倾向于专制的组织，”并且“越来越针锋相对”。他在采访中说，这样的扩张对美国和欧盟“构成严峻挑战”。“我们需要向贫穷的、发展中的国家证明，欧洲想成为一个可信、可靠、公平的合作伙伴，我们的时间不多了，”他说。“如果做不到，这些国家中有许多可能会把注意力放在金砖上。”
保卫民主联盟的梭顿说，历史上不是没出现过这样有鲜明分野的时期，不过“我们这样的老民主政体僵化了”，她说，这里指的是北美和西欧的民主国家。“它们没有创新；它们固守几百年前的做法与过程，而守护权力的政党”越来越无法代表一个多元的社会。
在莫西看来，关于价值观的争论在今天引起的共鸣要尖锐许多。“民主的危机让这个话题变得格外热门，尤其是美国，”他说。“在法国，我们已经陷入两极和对立，在欧洲有匈牙利、波兰和意大利这样非自由主义的民主政体，但都不至于像你们那样。已经到了恐怖的程度。这对欧洲来说是个挑战，但也是个振作起来的机遇。我们别无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