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美政，08/31/2022）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这位普遍被认为是冷战终结者的前苏联最高领导人，在莫斯科中央临床医院去世，享年
91 岁。
他的死因并没有公布，但长期以来，戈尔巴乔夫一直受到肾脏疾病的困扰。俄罗斯通过自己的新闻发言人表示，普京总统对戈尔巴乔夫的去世表达了深切的哀悼，并和他的家人通了电话。
西方领导人大多第一时间表达了自己的哀悼之情。拜登总统称他是一位 “具有非凡远见的罕见的领导人”，认为他“促成了一个更为安全的世界和无数人更大的自由”。
英国首相约翰逊说，“戈尔巴乔夫先生不懈努力开放了苏联社会，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榜样。”。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赞扬戈尔巴乔夫 “为自由的欧洲开辟了道路。”；爱尔兰总统和法国总统都表达了自己对戈尔巴乔夫的敬意。
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一般分为两个部分。大多数人赞扬戈尔巴乔夫结束了苏联这个邪恶帝国，但也有一部分人认为他导致苏联解体，一定程度上也伤害了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中国比较特殊，他们是出于自己的意识型态和政权稳定的考虑，并不认同戈尔巴乔夫做出的改革。但即使中国也承认，戈尔巴乔夫使得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安全。结束冷战之后，中俄之间的紧张局势也得到了缓解，这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有帮助的。
一个国家解体，一般被认为是一件负面的事情。这是因为一个大的共同体具有很多优势，比如统一的市场，统一的军事力量，更有效的资源配置等等。这可以使得这个共同体的每一个参与者获利。但如果这个共同体使得自己的参与者苦不堪言，大家也就宁可放弃这个共同体。苏联僵化的体制和对公民自由的侵害，使得其参与者最终都决定结束这种合作。事实上苏联的建立本身，并非像美国的联邦制宪会议那样是争吵妥协最终自愿合并为一个国家。苏联的建立本质上还是枪杆子里出政权，莫斯科对于其他加盟共和国有着绝对的领导权，而不是平等谈判的地位，这包括对东欧各国的统治。因此这种共同体带有强迫的性质，而且各参与者获利也并不多，甚至饱受僵化的经济体制之害，最后散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这个责任恐怕不应该由戈尔巴乔夫先生来承担。
一些讨厌极权制度的人会将共产主义称为是一种邪恶的学说。但马克思和希特勒有着本质的区别。希特勒从一开始就宣扬雅利安人是优秀种族，他们要淘汰掉劣等民族。那么对不起，我们这些被称为是劣等民族的人哪怕是为了自己的生存，也得认为希特勒是邪恶的，也得反对希特勒。但是，马克思学说的主张却是解放全人类。这个解放，不但包括物质上的自由，更包括广泛的民主和人性的自由。马克思学说从初衷上来说，怎么看都不是一个邪恶的学说。
但毋庸置疑的是，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出了大问题。按照这个学说所建立的国家，没有一个成功的。大多数都沦为了邪恶国家，事实上他们对人权和自由都采取了严格的打压和限制。那么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马克思所宣扬的民主，事实上是一种比今天任何国家的民主形态都更为充分和彻底的民主。马克思认为资本和为资本而工作的异化的劳动会扭曲人性，拥有资本的人事实上拥有更大的话语权。比如美国今天的各种资本游说集团，这是一个每年上万亿的产业。如果资本可以很大程度上地影响国家政策甚至是选举结果，那么我们就很难说这是一种真正的民主。我根本不能期望自己的民主权力和索罗斯是平等的，因为他可以捐献给一个喜欢的候选人上千万的资金，而我却做不到。马克思认为这是不公平的。因此在他的社会里，取消了资本的存在。他认为这样就能达成某种公平。但实际上，资本本身，只是人能力的一种体现。我可以通过做生意或者办工厂积聚起大量资源（钱），然后用这个资源去扩大我的民主权力；但我同样可以通过写文章，个人魅力，甚至煽动来积聚起大量资源（拥护者），然后用来扩大我的民主权力。这就造成一个悖论：马克思凭什么单单去仇恨资本呢？任何天赋和超群的个人能力都可能造成政治资源向自己倾斜，马克思如何去构建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呢？为什么资本影响政治就是不公平的，而我用个人魅力和煽动去影响政治，却被认为是合理的呢？这是马克思主义民主观中的一个缺陷。
这一缺陷导致马克思的民主理论显得非常模糊，至少是论证的力度远不如洛克和卢梭对于人民自然权力来源的论述。所以按照马克思理论建立起来的国家，他们对民主都有美好的憧憬，都没有一个人知道应该如何去实现这一民主，甚至没有人知道这个民主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我相信马克思本人也没有一个具象的概念，因为无论在“共产党宣言” 还是 “哥达纲领批判” 中，马克思都只论述无产阶级民主，但从没有具体如孟德斯鸠那样提到三权分立的措施）。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高声赞扬民主，但却无法组织起真正的民主形态。很多人认为那些革命者是虚伪的，是骗人的，是根本不想搞民主的。但我宁愿相信，他们依然是理想主义者。他们希望搞民主，但却根本不知道民主到底是什么，如何去搞。他们心目中的民主很大程度上受自己传统文化的影响。列宁的民主观念受俄罗斯传统的集体农庄形态的影响，而毛泽东的民主观念则更倾向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的原始平权冲动。我的意思是，马克思这一模糊的，未经过严格论证的，过于理想的民主理论，导致实践者根本无从去执行。他们只能转而求助于自己的传统文化。在传统文化中，他们能找到的，只是极权的做法。所以最终出现一种形式上的超级民主投票形态（苏维埃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但实际上他们都沦为了可笑的橡皮图章。真正的权力，依然掌握在懂得如何控制大众的政治精英手中。他们给自己起的名字，无一例外都叫“人民领袖”。
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在这一完全人为建构的社会框架中，并没有引入协商机制，而是认为应该通过革命来一次性建立这样的政权。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必须通过某种无产阶级专制，通过革命形式来建立政权（英国，荷兰，美国这样的国家可以通过工人运动，投票获得权力。列宁则强调所有政权都只能暴力获得）。说句不太礼貌的话，马克思先生确实是太自大的。如此惊天动地的人类社会组织形态的重塑，竟然缺乏一个内在的修正机制。这就好像一个总设计师说，我们只要在山顶上安营扎寨，就一定能胜利。但是他设计了一个模糊不清的图纸，也说不清为什么一定要在山顶上扎营，更不允许各位参与者提出异议，修改自己的设计，甚至他连一个具体的行军路线都拿不出来，只有一个原则不能动，就是必须在山顶上扎营（必须无产阶级专政）。这么玩，你不失街亭才有鬼了。
我们对比一下美国的革命。
美国和苏联其实非常类似。都是对原有的，其他国家都在使用的人类社会组织形态不满。苏联面对的是资本主义国家，而美国面对的是君主制国家。他们都采用了某种人为设计的政治框架，苏联是马克思主义，而美国是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但两者不同的是，苏联是通过镇压反革命来消除自己理论的对立面，而美国则是通过制宪会议，大家吵吵闹闹四个多月，吵出来了人类近代史上第一部宪法。苏联是在一个高度极权的沙皇体制下，突然就要建立人类“最先进” 的制度，而美国却已经有了英国良好的法治传统，和议会运作机制的基础。苏联的社会试验，最终的失败，几乎是从一开始就注定的。
所以戈尔巴乔夫的伟大，在于他看到了这种试验已经违背了其试验目的的初衷，没有带来人类的解放，反而带来更深的桎梏和压迫。他宁可自己丧失权力，也决定终止这种实际上是开人类文明倒车的试验。他防止了人类的损失进一步的加大。
戈尔巴乔夫可以被认为是一名自由主义者。他在后来看到普京重新削弱俄罗斯人民的自由时，他警告说，“那些统治了
20 年或者更久的人，他们最终唯一关心的，就只是掌握权力。这是我们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 戈尔巴乔夫走在了自己传统文化的前面，他代表俄罗斯的未来，但他能做的非常有限。
愿上帝眷顾戈尔巴乔夫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