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A，2020-12-04）
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早前披露“武汉文件”，揭露中国政府隐瞒丶处理疫情不当后，美联社也发表调查报道，直指疫情初期检测试剂短缺问题源自腐败和不透明，导致科学家无法准确预测病毒蔓延速度，造成严重后果。
在饱受新冠肺炎肆虐之苦后，中国似乎正逐步从伤痛中走出，进入后疫情期的嘉奖工作。首先分离和鉴定武汉海鲜市场新冠病毒的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应急技术中心主任谭文杰早前晋升为中国国家新冠病毒中心首任主任；成功研发出新冠病毒基因诊断试剂盒的中国医药集团也获表彰。然而，美联社3日发布的一篇调查报道解密了这些荣誉背后的秘密交易。
从默默无闻到垄断试剂盒市场
报道披露，疫情初期，原本“默默无闻”的中国医药集团旗下子公司捷诺生物（GeneoDx
Biotech）丶上海辉睿生物(Huirui
Biotechnology)和上海伯杰医疗科技公司(BioGerm Medical Technology)“走后门”，各以100万元人民币购得中国疾控中心的新冠病毒相关数据及独家销售权，并在中国国家卫健委丶中国疾控中心的“保驾护航”下，垄断了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盒市场。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大病救助专案前高管任瑞红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强调，稳妥控制大流行的首要步骤就是检测，垄断现象会带来严重影响。“没有一个准确的检测的话，那么这个病的控制丶治疗都无从谈起。如果试剂检测盒出现问题，就会对整个流行病的控制出现严重困扰，这是毫无疑问的。”
中国官方百般偏袒为哪般？
美联社的文章提到，按照正常程序，中国疾控中心需要在认定病原体后，把测试设计及所需原料寄往全国各实验室，作检测试剂开发。值得注意的是，该中心1月3日发现新冠病毒基因序列；病毒病所应急技术中心4日完成检测试剂设计。随后，疾控中心选择隐瞒相关信息，敲定“技术转让”协议，将设计提供给上述3家上海公司，过程一直保密。
为了“协助”这3家公司，中国疾控中心设下繁文缛节，试图妨碍其他科学家丶竞争机构和企业自主研发检测试剂。在1月10日的一次秘密评估中，更是只批准了捷诺丶辉睿和伯杰制造的测试试剂。
美联社的文章说，捷诺丶辉睿和伯杰作为没有经验丶资源的“关系户”，与北京丶上海疾控中心的研究员有深厚联系。例如，上海伯杰的创始人赵百慧曾任上海疾控中心微生物实验室首席技术员一职。捷诺因棣属中国国企而享有特殊待遇，利用外国技术丶大量进口外国产品扩展业务，还曾与中国疾控中心合办培训。辉睿则与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应急技术中心主任谭文杰保有长久合作关系。
一位因安全考量不愿透露姓名的医药界人士向记者介绍了检测试剂市场的利益链。“哪家公司新开发了以前没有的检测试剂就可以根据灵敏度丶准确性向卫健委提出产品的行业标准。如果这家公司大，技术好，就可以把行业标准定很高，尽可能减少竞争对手。至于谁来制定标准，就要看谁跟管理部门走得近。”
任瑞红也分析说，官方出于经济和政治上的考量，希望企业在政府绝对控制下进行研发“流行病期间，检测试剂盒的开发具有巨大的市场效益，背后都会有一个比较雄厚的白手套背景。疾控中心会对一些特定公司给予特定照顾，就有可能会想隐瞒这个病毒的序列，还有其他科学资料，不愿意让更多企业介入到机密的核心资料。”
她感叹，科技领域企业的运转如果不是基于市场而是国家政策垄断的话，出现各式腐败也是意料之中，可惜最后买单的往往都是老百姓。
不争气？检测试剂盒质量强差人意
美联社的报道认为，中国官方的一系列操作造成1月5日至17日期间零新增病例记录。虽然捷诺丶辉睿和伯杰得“贵人相助”，生产的检测试剂盒质量却不达标，测试结果要么没有定论，要么就是假阴性。
据了解，新冠病毒检测的假阴性比例大约在2%到37%以上。一份3月的临床试验报告显示，在当时所有获认证的测试试剂中，捷诺表现最差，其次是伯杰。深圳某位医生2月抽取213名使用捷诺试剂的患者样本，发现假阴性结果比率超过30％。
上述的业界人士解释，检测试剂出现假阴性结果不可避免，不过，中国确实有不少实力相当的生物技术公司，只要公平竞争，检测试剂水准可以提高。
“做检测试剂有两个重要指标。一个是敏感度，就是样本里的病毒核酸能否被检测到，如果敏感度不够，就会出现假阴性。第二是准确度。病毒核酸序列虽然有特异性，但过于敏感的检测试剂因为会把类似的核酸片段误诊为病毒核酸，这样就出现了假阳性。假阴性低的，说明敏感度高；敏感度高，就有可能假阳性高。两个指标会有这样的矛盾关系，要做到同时敏感又准确需要相当水准。”
假阴性？假阳性？
任瑞红告诉记者，确诊新冠肺炎病例不应仅仅依靠检测试剂盒，还要考量病人的发病丶接触史，医护人员取样程序是否正确等。若摒除其他导致假阴性结果因素，单单聚焦于试剂盒质量本身，30%的假阴性则意味着试剂盒无效。
由于试剂盒严重短缺外加失效，检测人员当时也不愿冒险使用随后被证实更有效丶却未获中国疾控中心“认证”的试剂盒。美联社的报道表示，问题试剂盒让科学家和政府官员忽略了病毒的传染速度。
报道引述伦敦帝国理工学院估算，以1月31日为例，武汉只有19人被检测出阳性，更多呈现假阴性或因试剂短缺而无法接受测试的潜在病毒携带者则返回家中。
在谈到假阳性或假阴性检测结果可能造成的后果时，任瑞红表示：“这就意味着一些明明已经患了新冠肺炎的人，（以为自己健康）而正常生活，继而感染其他人，进一步扩大大流行；或者一个没有患新冠肺炎的病人，测试出感染了病毒而要进行治疗，对身体造成伤害。”
劣质检测试剂盒的受害者
美联社的报道还介绍了一位劣质试剂盒的受害者。39岁的武汉教师彭毅（音译，Peng
Yi）早早发现新冠症状的他在医院苦等8个小时就诊。基于核酸检测呈阳性才能住院的规定，纵使CT结果发现彭毅双肺已受病毒感染，他依旧无法入院治疗。7天后，彭毅接受核酸检测，结果是阴性。家属恳求有关方面对身体情况并未好转的彭毅进行二次测试无果。5天过去，彭毅接受第二次检测，结果由阴转正，但为时已晚，彭毅最终在几周后离世。
专家：疫苗才是“最终兵器”
台湾世卫外交协会理事长姜冠宇坦言，无论是核酸还是快筛检测，准确率都不是很高，加上新冠肺炎症状不典型，要确诊病例确实存在挑战。他以台湾的检测程序为例表示：“求快（检测）品质就会差。我们都是两套到三套的RT-PCR（实时核酸检测），要遵循两次以上阳性结果，而且不能两次都是弱阳性，不然就要验第三套。”
姜冠宇补充道，疫苗才是彻底解除新冠肺炎危机的“最终兵器”。“大家去试打疫苗后，然后达到一个族群免疫力，才是一个公共卫生安全的根本。”
中国疫苗再被“打脸”？
日前，英国率先宣布批准美国辉瑞（Pfizer）和德国生技公司BioNTech合作开发的疫苗，让凡事追求快的中国“压力山大”。参与疫苗研发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军志4日突然宣布中国“年内将有6亿支灭活疫苗获批上市”，表示“这一次中国灭活疫苗能走在全世界的前面”。
王军志的豪言壮语似乎迎来中国业内人士的“打脸”。中国国药集团中国生物董事长杨晓明向中国《财经国家周刊》提到，新冠疫苗研发仍然面临巨大挑战，很多科学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才能回答。与此同时，科兴生物董事长尹卫东也说，疫苗的安全性丶有效期丶数量丶供应周期丶储运和接种便利性都将是对疫苗提出的艰巨考验和挑战。
世界卫生组织2日公布的消息显示，目前全球共有13款疫苗处于第三期临床试验。美国丶德国预计最快今年年底开始接种。土耳其稍早也披露将在本月中旬使用北京科兴疫苗。
北京科兴陷“行贿门” 疫苗数据要打问号？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华盛顿邮报》4日的报道重提北京科兴于2016年卷入的行贿丑闻，引述专家评论说，即便没有证据表明涉及贿赂案的任何疫苗资料存在问题，但事件牵扯医学道德，有必要对科兴的疫苗进行额外审查。
据了解，时任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的尹卫东被举报涉嫌贿赂原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审评中心副主任尹红章，为科兴在药品申报审批等事宜上提供帮助。
报道说，尹卫东最后没有被起诉。他在一份证词中辩解说，自己无法拒绝监管机构官员提出的资金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