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约定采访时间尚有一刻钟，原日本大藏省副相，有“日元大师”之称的行天丰雄（Toyoo Gyohten）推开房门健步走来，主动和BBC采访组打招呼。已经88岁高龄的他，仍然在比邻日本银行总部欧式风格大楼的建筑里，在曾供职的国际通货研究所保有一间办公室。
大阪G20峰会结束不久，中美贸易战正酣，国际形势跌宕起伏，使这位当年日美贸易战亲历者的见解更显得具有现实意义。
“失去的20年”
日本是亚洲少有和美国有过大规模贸易战的国家，而行天丰雄则是上世纪80年代那段历史少有的健在见证者。1980年代，他曾先后担任日本大藏省国际金融局局长及副相，是《广场协议》签署现场的日方官员之一。
美国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弗雷德·伯格斯滕（Fred Bergsten）曾评价，行天丰雄断然否定了广泛存在的观点：20世纪80年代国际合作的努力，尤其是《广场协议》，导致日本出现“失去的20年”。
对于日美之争，学术界一直有一个颇具争议的描述——“失去的20年”，意指日本经济在经历上世纪80年代的繁荣后陷入90年代以来的长期困境。其因果逻辑是：在经济实力逼近美国之后，日本被逼签订广场协议，被迫升值日元，进而形成泡沫经济，泡沫破裂后即遭遇失去的20年。简单说，“罪魁祸首”是美国。
这种观点认为，1985年9月，美国凭借霸权地位打压日元，成功实现强势美元向弱势美元转向——《广场协议》拉开了日元升值的序幕，也奏响了日本经济被绞杀的悲歌。与此同时，美国对日本抡起301调查大棒，先后对日本的半导体、计算机等十余种产品进行贸易制裁。本币升值让日本出口遭受重创，而为了刺激经济，政府投放大量货币，轮番降息，造成国内流动性泛滥，使本来就存在通胀的日本经济病入膏肓。
日本之鉴：错失结构改革机会
行天丰雄却说，过去近30年日本遭遇的失落，原因首先在于日本自身。
“虽然1980年代日本遭遇了巨大的动荡，但却没有抓住机会进行必须的、对自身经济和社会进行的结构改革，”他说，“我们失去了一次完成结构改革的机会，这种（改革需求的）苗头其实在贸易战后期就开始出现了。”
这位历史见证者坚持说，1980年触发日美之争的贸易问题，原因绝不仅仅在于美国。
“日本和美国当时都没能清楚看到并解决各自的国内问题，这才是根本原因，”言下之意是，日美两国都将各自的国内问题带到了国际舞台，没有找准真正的症结和药方。
中美困局症结：还是结构问题
对愈演愈烈的中美贸易战，行天丰雄的着眼点首先仍是结构问题。“我感觉中国也有结构改革的挑战，”他分析说，和当年的日美之争类似，中美两国也都各自面临着棘手的国内问题，这同样是催生贸易战的重要原因。“但区别在于，现在的中国不是1980年代的日本，中国现在扮演的角色是美国全球霸权地位的重要挑战者。”
行天丰雄在《时运变迁》一书中阐述：美日同盟关系基于几个不可分割的核心因素，第一，日本接受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领导地位；第二，美国默许日本自由参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美国将日本视为忠诚而顺从的追随者和支持者，日本得到的好处则是，依赖美国实力赋予的稳定环境，日本防守扩大出口，石油、粮食和原材料的进口稳定性也得以保证。在同一套体系和规则下解决分歧的模式，和现在的中美之争明显不同。
道不同会产生什么结果呢？华为事件之后很多人在讨论，这个星球上有没有可能生长出两套互不依赖的系统，涵盖科技、金融系统，甚至贸易和投资系统？
“我认为这非常难”，行天丰雄的答复来得非常快。他解释说，这正是日美之争和中美之争的区别——1980年代日本和美国的分歧只体现在宏观及微观经济政策。而现在中国和美国的分歧融合了系统性、结构性矛盾和经济政策方面的分歧。
“但‘修昔底德陷阱’这种前景仍然是可以避免的”，行天丰雄话锋转向，他解释说，现在的中美两国都能充分意识到全面冲突对抗的后果，两个拥有核武器的大国之间如果发生激烈冲突甚至战争，没有一方能独自存活。“但目前的困境也在于此，在双方没有激烈对抗冲突这个过程的情况下，谁会做出妥协呢？”
中美打破僵局的前提
“可以划出一条红线，双方达成共识，不要从上面跨过去”，行天丰雄开始用轻描淡写的口气谈起了此前几天在朝韩边界刚刚发生、震惊世界的第三次“金特会”。
“有时候甚至跨过去也没关系不是吗？特朗普跨过了那条线，双方还是保持了和平状态，并没有激起冲突。但在1951年，跨越红线的结果就是战争”，他提醒说，重要的是双方都愿意为维持和平做出妥协并遵守承诺。
行天丰雄总结说，彼此让步，达成某种形式上的妥协，将是中美之间打破僵局的一种可能。“除了划出这条红线，我希望中美双方不要压制各自国内出现的变革苗头。”
行天丰雄阐述说，在中国方面，有很多尝试让市场扮演更重要角色的呼声和行为，同时需要赋予私营企业更多自由，放宽来自政府和国有企业的管控。而在美国方面，历史经验显示，其二战后数次出现的重大贸易赤字现象，原因都在于“个人贪婪的过度膨胀”，这种贪婪和膨胀现象甚至出现在美国普通民众当中，影响着美国的消费和经济模式。
“他们忽视了社会效益，忽视了300年前美国建国先驱们强调的公平价值观，”行天丰雄毫不留情地指出，希望美国能重新重视社会投资，改变在经济和个人领域的贪婪思维，这样才能调整涉及预算以及开展国际合作的方式，并进而改变其宏观经济内外失衡的局面。
他表示，在强调“自由、公平、保障个人权利的价值观”的前提下，这些变化有可能促成二三十年后世界上出现更加互相包容的国际体系，而不是维持现在这种对抗局面。
“美利坚治世”难再
除在日本政府任职外，行天丰雄还曾供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亚洲开发银行（ADB），亲身参与过二战后主要的国际合作体系。虽然WTO这样的国际合作机构如今备受指责，他仍坚称自己是“国际合作必要性和价值观的信奉者”。“特朗普并不是国际合作的反对者”，行天丰雄很直接地说，“他只是抱着一种强烈的受害者心态，想找回所谓公平贸易的机会。”
美国曾经尽力保持强势美元，保持开放的国内市场，这些行为都让战后各国尤其是德国、日本受益良多。但二战后那种美国制造巨大需求、让界各国受益的“美利坚治世”（Pax Americana）模式现在已经不再具备可持续性——这种做法的背后支撑是美国不停打开印钞机，同时制造巨大的赤字。
访问话题回到中美。行天丰雄说，像特朗普这样的美国人就会有强烈地找补回“损失”的心态，想通过加征关税等强制措施让主要的贸易盈余国中国减少对美贸易顺差。但与此同时，中国想长时间保持7%左右的较高增长，又必须维持强大的生产能力，这就会继续带来强劲的出口以及贸易顺差。要说服美国放弃依赖高消费，或者说服中国放弃依赖出口和投资，都会非常困难。因此，双方都应该约束现有行为，才能找到新的平衡。
“要成功实现未来的国际合作，有一些新前提”，行天丰雄阐述说，第一，各方都要承认国际合作能带来好处，但必须谋求共同受益，不能搞零和游戏；其次，必须做出某种程度的牺牲，甚至是在一些主权问题上做出让步。“比如说，当全球其它国家遭受需求短缺的时候，你可能需要刺激本国经济，但可能你又不愿意接受加剧财政赤字这样的安排。”
“唯一一个能够说服自己的原因是，这种牺牲能够帮助全球经济，而且自身迟早能从全球经济的复苏中获益”，行天丰雄说，“说服自己的人民去做出这种牺牲，是政客的责任。”对中美来说，这不可避免会导致政策变化，以及各自国内的社会、经济以及政治结构的变革。
“‘美利坚治世’模式的终结，也正是现有国际机构面临的难题，它们用老模式难以应对新局势。现在到了开门纳谏、改革国际合作机制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