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May 1, 2017

李苦舟:为什么我们没有去做骗傻子钱的坏人?

(墙外楼,2017426日)
        ​​我们以及其他一切动物都是各自的基因所创造的机器。——理查德·道金斯
    一帮财迷心窍的老头老太,被投入几块钱就能领到几万块钱的谣言给骗的晕头转向。不顾一大把年纪,坐上火车,从五湖四海来到北京“鸟巢”等着分钱,怎么劝都劝不住。
    看到这条新闻后,我和大家的反应一样,是又惊又乐——这么拙劣的骗术,还会有那么多人上当,怎么会有人傻到这种程度?
    但乐完了再一琢磨,就是悲从中来——骗子的手段确实不怎么高明,这些上当受骗千里迢迢跑到“鸟巢”的老头老太也确实是够傻的,可我们这些笑话他们傻的人,却连这么傻的人的钱都赚不到,难道不是比傻子还傻?
    当然,这个“比傻子还傻”的逻辑完全是一个玩笑,是不符合事实的。
    事实是,我们这些人之所以赚不到那些跑到“鸟巢”上当受骗的老头老太的钱,不是因为我们想不出那么拙劣的骗术,而是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想过用那样的方式去赚钱。或者准确的说,是去骗钱。
    有一句极粗俗但又极能象征生存艰辛的俗话叫“屎难吃,钱难挣”。赚钱和吃屎被放到一起来相提并论,由此可见赚钱的难度和生存的不易。我想问的是,既然赚钱这么困难,而从傻子的手里骗钱的骗术又不需要多么复杂和高明,那么,为什么我们大多数人没有去做骗人钱的坏人?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先弄清楚两个问题——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
    “骗人的是坏人,诚实的就是好人。”
    我猜,大概会有读者给出这样的答案吧。
    但是,我们想象一下这样的情景:
    你的女朋友一边照着镜子,一边问你,“亲爱的,你看我胖了没有?”那么,不想死的你是选择撒谎还是选择撒谎?
    再比如,有调查显示,超过五成的女性在做爱时会为了取悦男性而假装高潮。那么,和诚实带来的尴尬比起来,撒谎骗人似乎就不再是一件让人难以忍受的坏事。
    还有,一个不择手段从国外盗取机密的间谍,必然会被本国的人民视为立下不朽功勋的英雄。而一个向外国情报机构极其诚实地泄漏国家机密的人,则会被本国人民视为恨不得食肉寝皮的叛国者。
    由此可见,我们不能简单地用欺骗和诚实来判断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
    “伤害他人的是坏人。”
    那么,为了保护他人,将伤害他人的凶手打伤的见义勇为者,难道是需要接受审判的坏人?为了反对侵略,在战场上击毙敌军的战士,是可耻的杀人犯,还是光荣的战斗英雄?
    所以,区分好人和坏人的标准,从来都不是简单地看他做了什么,而是要看他为什么那样做,以及做了以后的后果是什么。
    那么,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
    通过上面简单举得几个例子现在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凡是增进了群体利益的人,就是好人;而凡是损害了群体利益的人,就是坏人。
    好与坏的评判属于道德,而道德这种东西又是怎么样产生出来的呢?
    过去自负的人类曾认为,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类有上帝给予的灵魂,所以人类有道德,而动物没有。但“进化论”的出现却通过有力的证据一步步证明了,不但万物的诞生不需要上帝来创造,就连道德,也既不是人类独有,更是不需要“上帝给予”这个假设的。
    有一类住在山洞里的蝙蝠,是通过吸食其它动物的鲜血为生的。每当夜幕降临,这类长相丑陋的吸血鬼就会从栖身的山洞中飞出,潜伏在牛、马等动物的周围,伺机从它们的身上吸血。
    但是,和那些吸的肚子圆圆的同伴比起来,总会有一些运气不好的蝙蝠,回到山洞时是饿着肚皮的。动物心理学家G.S.Wilkinson发现,在蝙蝠中存在着互惠利他行为,那些吸饱了血的蝙蝠,会将它们自己肚子里的血液赠送给倒霉蛋,帮助它们度过难熬的一段时光,避免饿死的下场。
    Wilkinson观察了110例发生在吸血蝙蝠间的血液赠送,其中有77例是母亲喂养自己的孩子。在没有血缘关系的蝙蝠之间,血液赠送的例子也同样存在着,而这些互相帮助的蝙蝠通常是住在一起彼此熟悉的老朋友。
    为了验证蝙蝠之间是否能够互相辨别,Wilkinson还通过将俘虏的不同山洞的蝙蝠轮流放回的实验证明,蝙蝠不但能够辨别自己“人”。而且,蝙蝠们也偏爱帮助自己“人”。
    所以,助人为乐这种道德不仅仅只有人类才拥有,在蝙蝠这种动物身上也是存在的。
    那么,这种助人为乐的道德又是如何演化出来的呢?
    美国生物化学家阿克塞尔罗德利用计算机所做的“囚徒困境”重复博弈为我们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解释。

     |          合作                      |               背叛
--------------------------------------------------------------------------
     |           较好                     |             很坏 
合 |   相互合作得到回报        |     失败者付出代价
作 |  我不走运时得到血液,  | 走运时献出血液拯救对方,不走运
     |  保住性命;走运时捐     |   时得到不对方献血,可能饿死
     |  血液,对我问题不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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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很好                       |               较坏
背 |    背叛的诱惑                  |     相互背叛受到惩罚
叛 |  我不走运时获对方血液  |  我走运时不付代价救对方,
     |  活命,走运时不出血液  |  不走运时得不到对方帮助,
     |  救对方命,占了便宜      |  我可能饿死
  
    阿克塞尔罗德为“囚徒困境”设计了如永远背叛、永远合作、你怎样我就怎样等六十多种的博弈策略。结果发现,计算机演化到1000代时,整个群体出现了稳定的状态。而在此之前,一些策略在博弈的一开始就已经灭绝了,大多数则在200代之后彻底灭绝。比如那些选择永远背叛的策略,因为没有合作者,它们很快就灭绝了。而那些永远选择合作的策略,遇到永远背叛的竞争者时,它们也灭绝了。最后的胜出者是“你怎样我就怎样”(你合作,我也合作;你背叛,我就报复)的博弈策略
    但是,阿克塞尔罗德的这个重复博弈实验是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大前提的,那就是实验的对象必须是“熟人”。只有彼此互相熟悉,才有可能在被背叛以后,有能力对背叛行为进行报复。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吸血蝙蝠偏爱帮助遇到困难的自己“人“——共同在一个山洞里生活,如果这次自私吝啬地拒绝求助者,那下次自己求助时就会被对方用拒绝进行报复。
    我们人类社会也是如此。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熟人社会”里,人们之间的关系往往是比较淳朴的。而一旦进入谁也不认识谁,或者一面以后从此再不相见的“陌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往往就极其的缺乏信任
    但是,今天的社会又是一个开放、流动的社会,这就使得我们无法只和熟人打交道,逼的我们必须和陌生人进行接触。在这样的“陌生人社会”里,道德就显得无比的重要。
    莱纳·艾尔林格在《生活中的道德怪圈》一书中举了火车上的例子:人们在火车上去洗手间时,不可能把所有行李以及帽子和大衣一起带上,人们还是得相信,在包厢或车厢里的其他乘客出于某种原因不会想要什么就拿走什么,而且如果人们请求邻座的乘客帮忙暂时照看行李,人们也希望邻座乘客不会把看到的新手提箱或笔记本电脑当成免费抽取的奖品拿走。
    火车上大多数的陌生人值得我们相信的基础是什么?或者我们应该同时回答一开头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没有去做骗傻子钱的坏人?
    吸血蝙蝠的互助利他现象和“囚徒困境”的重复博弈结果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我们大多数人之所以不会背叛陌生人的信任去做坏人,是因为我们害怕报复。
    当然,我们和陌生人不熟悉,也不是生活在一起,万一被骗,陌生人逃跑后,我们大多数人是很少有能力对其进行报复的。因此,“陌生人社会”充满“背叛”的诱惑。但是,“陌生人社会”和“熟人社会”的一大区别就在于,对“背叛者”的报复依然存在。只不过,进行报复的不再是熟人、风俗习惯,而是国家、法律法规。
    如果说,我们大多数人在“熟人社会”不做坏事是由于先天的本能的话。那么,在“陌生人社会”我们大多数人不去做坏事,则是对法律的敬畏。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徐玉玉案”发生后,网民们会对警察的表现强烈愤慨,以及为什么中国警察投入大量警力帮助外国人的新闻评论中,网民们的留言会极为的不满。无他,大量类似诈骗、失窃案件没有结果,“背叛者”得不到国家和法律的报复,这就会让在“陌生人社会”里,视国家和法律为唯一依靠的守法的“合作者”对社会博弈策略的不稳定状态感到焦虑和不安。
    如果大量做坏事的“背叛者”得不到国家和法律的惩罚,那么,“合作者”就必须面临两个选择:一是继续选择做“合作”,但是结果是被“背叛者”吸血;二是改变策略,也开始对他人进行“背叛”——害人。
  所以,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有的只是“好人应该有好报,恶人应该有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