庶人：毛泽东在中苏关系破裂中的责任

（2015-2-17，共识网）
    戴按：有一点此文作者没有点明，毛痛恨赫鲁晓夫揭批斯大林的深层原因：他联想到自己死后，也可能落得类似斯大林的下场，这也是他发动文革、清洗刘少奇等“走资派”的最主要原因。

  摘要  有一次毛泽东同胡乔木谈话时还说：“苏联揭露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亚于历史上最专制暴虐的统治。”这说明毛泽东对斯大林错误的性质及其严重性的认识，与赫鲁晓夫基本上是一致的。但他不同意彻底否定斯大林。

 　二十世纪中期中苏关系的破裂，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严重事件，极大地影响和改变了当时的国际政治关系与格局，尤其对中国的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但是至今没有人对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进行认真分析，没有搞清中苏双方到底谁错了，谁应该对破裂承担责任。在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这一事件采取了完全回避的态度，不置一词。只是在颂扬党的英明领导时讲了这样一句话：“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同甘共苦，对内克服了自己的困难，对外顶住了苏联领导集团的压力，还清了对苏联的全部债款，并且大力支援了许多国家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从这句话的倾向看，还是把责任归于苏方，苏方在关系破裂后又向中国施加了“压力”。至于苏方究竟施加了什么“压力”，为什么施加“压力”，却避而不谈（戴按：1989年5月邓小平在北京会晤戈尔巴乔夫时说，（中苏论战时）双方都说了过头话，这显示邓承认，当年中共的“反修”是没有多少正义可言的）。回避不是办法。既回避，就说明不是好事，是坏事，是错误。对于错误，更应坦然面对，不能掩掩藏藏。下面我对中苏关系破裂谈一些看法。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希望在搞清是非对错之后，我们能够从中吸取一些经验教训，以利国家今后的发展。

　　一、斯大林这把“刀子”该不该丢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立即与苏联签订了友好同盟条约，苏方向中方提供了援助和贷款。斯大林逝世后，继任的赫鲁晓夫使两国友好关系更进一步。众所周知，斯大林有大国沙文主义和强权意识，与兄弟党交往喜欢占点便宜。譬如外蒙问题，中方曾要求回归中国，遭到斯大林拒绝。他还坚持把中国东北和新疆划为苏联的势力范围，不允许有第三国的商业活动存在；坚持保持在中长铁路上的部分特权，要中国同意接受条件不平等的合营公司，等等。所有这些，赫鲁晓夫上台后都主动放弃或废除了。

　赫鲁晓夫和斯大林在性格和思想、个人品质方面有很大不同。这一点很重要。赫鲁晓夫本性善良，有同情心，还有一点民主和平等意识。斯大林在世时，苏联开始了为中国50个援建项目提供设备的工作，更多的援助是在斯大林逝世后由赫鲁晓夫提供的。关于援建91个大型工业项目，为15家国防企业提供设备和援助，建立51个军工企业和3个军事工业科研所，新建扩建41个工业企业和电站，援建冶金、化学、煤炭、石油、机械、电器、无线电等78个大型企业和电站，以及帮助提供实验性核反应堆和加速器，直至签订帮助中国制造导弹、发展最新宇航技术和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图纸资料以帮助中国制造原子弹的重要协议等等，都是在赫鲁晓夫上台后实现的。1954年，赫鲁晓夫访问中国，受到隆重欢迎。这是两国友好关系的高潮时期，有西方媒体称为“蜜月期”。直到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秘密报告批判斯大林之前，两国关系一直是友好的，没有任何问题。

　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是毛泽东与赫鲁晓夫最大的分歧，也是导致中苏关系破裂的最核心的政治问题。这个问题最初并没有直接影响两国关系，它有一个逐步发酵的过程。

 　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揭露出来的斯大林的问题，是骇人听闻的。毛泽东最初也很吃惊，觉得不可思议，很可怕。他在《论十大关系》中说：“斯大林不知道怎么想的，抓到一个杀一个，结果犯了大错误。其实，托洛茨基可以不赶走的，季诺维耶夫也可以不杀的，至少可以让他当个政协委员吧……斯大林说反革命越搞越多，这个道理是不对的。反革命是越搞越少，不是越搞越多。”这几句话在《论十大关系》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正式出版时被删掉了。

　有一次毛泽东同胡乔木谈话时还说：“苏联揭露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亚于历史上最专制暴虐的统治。”（出处？）

 　这说明毛泽东对斯大林错误的性质及其严重性的认识，与赫鲁晓夫基本上是一致的。但他不同意彻底否定斯大林。在《论十大关系》中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指责赫鲁晓夫：“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

 　很难理解，毛泽东怎么能够把一个“历史上最黑暗最专制暴虐”的统治者视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种评价很荒谬。马克思主义与专制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马克思主义的宗旨是“自由”，让人们成为“自由人”，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等方面都获得彻底的自由，没有任何束缚。（？）专制却是要剥夺和禁锢自由。马克思主义与专制主义是完全对立，互相排斥，水火不相容的。有马克思主义，就不能有专制主义；若是专制主义，就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生活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人民，可曾有过些许自由么？看过《古拉格群岛》的人，心里都明白。斯大林做过的那些事情，譬如滥杀无辜，连一点点马克思主义的气味都没有，事实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

    毛泽东用“三七开”评价斯大林的成绩和错误，也是不对的。这里首先要分清是错还是罪。错误与罪恶的性质完全不同。若是一般工作中的错误，可以原谅；若是罪恶，就不能原谅，不可饶恕。在人类社会，最大的罪恶就是剥夺人的性命，杀人，尤其是滥杀无辜。一个杀人犯，无论他以前做过什么好事，是什么身份，都是杀人犯，应该受惩罚。最近有一部电影《黄克功》，说的是延安时期一起著名案件。黄克功是一名战功卓著的红军旅长，因枪杀了16岁女青年刘茜被判死刑，执行枪决。黄克功曾给毛泽东写信，请求宽恕。毛泽东在1937年10月10日写给审判员的信中说：“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赦免他，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自己的行为决定的。”毛泽东没有用“三七开”评价黄克功，也没有因为他战功卓著就仍然认定他是个“英勇的革命者”，因为他犯下了“如此卑鄙、残忍、失掉党的立场、失掉革命立场、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他是有罪的，不能赦免，必须处死。只能说他是个“卑鄙无耻残忍自私”的人。

 　黄克功只杀一个人，就已经犯下了“不可赦免的大罪”，必须处死。斯大林杀人不计其数，自然是罪恶滔天，无论怎样批判他，处置他，都不为过，罪有应得。毛泽东在信里说的“失掉人的立场”很重要。斯大林犯下的滥杀无辜的罪恶，首先就是“失掉了人的立场”，丧失了人性，变成了野兽，杀人机器。同时也就“失掉了党的立场，革命的立场”，就是一个“卑鄙无耻残忍自私”的人。怎么能把一个丧失了人性、草菅人命的统治者标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呢？难道马克思主义者连人性都不要了吗？

 　毛泽东是否想过，仍然尊斯大林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被斯大林残忍杀害的无数冤魂是否公平？他们的家属亲友能接受吗？

 　在毛泽东生前，中国各个地方的党政机关或公共场所，都张贴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画像。这都是如神灵一般伟大的人物。其实把这五个人放在同等位置上让人们去敬仰，并不合适。他们之间无论是学识修养，还是个人品质，都有很大差别。列宁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有很大不同。斯大林与列宁又有很大不同。这里面只有毛泽东和斯大林没有差别，或差别很小，属于同类。他们的思想是相通的，政治理念也一致。斯大林做过的事情，犯的错误，正是毛泽东将要去做，去犯的。斯大林喜欢个人独裁，毛泽东也喜欢。斯大林搞个人崇拜，毛泽东也要搞，而且搞得更登峰造极，史无前例。斯大林强制农民搞集体化，导致大饥荒，饿死了几百万人。毛泽东同样强制农民加入人民公社，吃大锅饭，也导致大饥荒，饿死人更多达数千万。斯大林为巩固自己的权位，握着手里名为“无产阶级专政”
的“刀子”，搞大清洗，镇压民主人士和不同政见者，屠杀了成千上万无辜者。毛泽东明明知道这样做是错的，还是要照着做。就在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罪恶，丢掉斯大林这把“刀子”后的第二年，1957年，毛泽东又捡起这把“刀子”，策动了“反右派”，镇压了数十万知识分子。59年反右倾，又镇压数十万。后来又大搞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受迫害者不计其数。全国上下，冤狱遍地，人人自危，噤若寒蝉，一片恐怖气氛……

 　现在就很容易解释，毛泽东为什么不同意完全否定斯大林，不愿意丢掉斯大林这把“刀子”，仍然尊斯大林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了。斯大林做的事情，正是毛泽东将要去做的。他们就像一对孪生兄弟，所作所为惊人地一致。斯大林用“无产阶级专政”这把刀子不是对付敌人，而是镇压人民和他身边的同志们。他把那些受害者统统称为“人民的敌人”。事实上被他镇压的成千上万的人都是无辜的，不是敌人。斯大林是用“人民”的名义来镇压人民，镇压所有他认为对他不满，或对他的权位有威胁的人。这种做法非常无耻。

 　毛泽东接过斯大林这把“刀子”，也不是用来对付敌人。倒在这把“刀子”下面的千千万万的人也是无辜的，不是敌人，而是人民。毛泽东念念不忘的“阶级斗争”，就是把不是阶级敌人的人当作阶级敌人来收拾。刘少奇最先看破了这一点。1962年5月23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政法工作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其中说到：“这几年的错误，主要是用处理敌我问题的办法来处理自己人的问题，处理劳动人民的问题。这是个根本错误。这不是共产党的方法，而是国民党的作风，是站在人民之上，向人民施加压力。”刘少奇没有点名批评毛泽东。但他说的“这几年的错误”，显然是指从1957年开始的反右派，反右倾，以及大跃进中的强迫命令，强征过头粮，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等事件。刘少奇尖锐地指出：“这不是共产党的方法，而是国民党的作风”，道出了问题的本质。可是很遗憾，他看出了问题，却无力改变。“刀子”不在他手里，是攥在毛泽东手中。几年后，毛泽东就把“刀子”指向了他，他也成了这把“刀子”的牺牲品。

 　时间过去了半个世纪。毛泽东早已去世。刘少奇以及千千万万被“刀子”伤害的人们，也都已平反昭雪。今天回过头来看当初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争执，是非对错就很清楚了：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丢掉那把“刀子”是对的；毛泽东为斯大林鸣冤叫屈，攥着那把“刀子”
不肯丢，拿它来伤害中国人和他的同志们，是完全错误的。严格说来这也不是错误，是罪恶。因为被他直接或间接伤害的许多无辜的人，都失去了生命。譬如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等。任何人都无权剥夺别人的性命。剥夺就是犯罪，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就是
“不可赦免的大罪”，就是“失掉人的立场”，就是“卑鄙无耻残忍自私”的行为，就该处死。

 　有人会说，毛泽东并没有直接下令杀死那些人。不错。可是那些人最终还是被他的属下弄死了，而且是在毛泽东严密控制下的专案组里被弄死的。如果毛泽东真的不想让他们死，很容易。譬如邓小平，和刘少奇同时被打倒，毛泽东不想让他死，就给了他活的待遇，邓小平就能活下来。毛泽东不想让刘少奇活，给他的就是死的待遇，交给红卫兵批斗，殴打他，再把他关押起来，虐待他，有伤不治，有病不看，刘少奇必死无疑，而且是经历了长时间肉体和精神的折磨，在痛苦煎熬中死去。这跟直接下令杀死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死法不同而已。

 　很奇怪，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等人都是老革命，是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委员、常委、副主席，都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功勋卓著。毛泽东对他们为什么不“三七开”，给他们留一条活路，定要置他们于死地呢？难道这些人的“罪恶”比斯大林更大么？

　　二、和平共处与人民公社

　赫鲁晓夫对中国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批评，也是引起毛泽东的不满和忌恨，导致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

 　自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之后，毛泽东就对他很反感，有了很大成见，对他很鄙视，认为他没有资格充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头人。毛泽东自恃领导中国革命胜利功高盖世，这个位置应该属于他。在1957年11月召开的莫斯科各国共产党会议上，赫鲁晓夫提出苏联的奋斗目标，在经济建设方面15年超过美国。毛泽东不甘示弱，提出15年赶超英国，后来又缩短到5年。他要与赫鲁晓夫争风。这些口号都有点浮夸。不过赫鲁晓夫的头脑没有发昏，还是脚踏实地一步步地走。毛泽东就不一样了。他有文采，会写诗，自诩为“风流人物”，富于幻想和浪漫精神。这时候他的诗人气质忽然迸发出来，灵感闪现，突发奇想，发动了大跃进，提出“一天等于二十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口号。他要让这位苏联领导人看看，他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也可以在经济建设方面创造奇迹，超过苏联。毛泽东把人民公社看作是共产主义的雏形。为了达到“共产”的目的，他把农民的土地收归公有，把农民家里所有的财产，包括锅碗瓢盆，也强迫农民统统交出来，收归公有，让农民进大食堂吃饭，国家发给口粮。毛泽东认为这就是共产主义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他觉得自己找到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捷径。如果成功了，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直接跨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可谓一步登天。毛泽东也将当之无愧地成为继列宁、斯大林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领袖。这可了不得。这是比中国革命胜利更伟大的事情。毛泽东得意洋洋，兴奋异常，立刻发出“人民公社好”的号召。1958年8月，在北戴河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提出:“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它将发展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还说:“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人民公社化运动随即轰轰烈烈在中国展开。

 　这时候赫鲁晓夫并没有马上提出批评。他知道毛泽东是个骄傲自负的人，不容易接受批评。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说：“自我第一次认识毛泽东起，我就认定并告诉我们的同志，他绝不会听从于国际共运内部超过他自己的党之外的任何别的共产党，他绝不会容忍这样的事。”为了照顾两国关系，直到1958年底，苏联的报刊和官方文件都很少提及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既不称赞，也不批评，保持“沉默”。

　随着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断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影响，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开始担忧起来。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国开始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大肆宣扬，说每个国家都应该以中国为榜样，组织公社，照搬大跃进。这种宣传在中国报刊上比比皆是。过了一段时间，居住在靠近中国边境地区的我们自己人出版的报纸上也出现了。说实在的，我必须承认，我们当时很害怕中国人的这套做法。他们企图让我们采纳他们的口号和政策。由于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我们不能再保持沉默。我们不得不站出来讲话，不是反对中国和大跃进本身（这是他们自己内部的问题，与我们无关），而是反对把他们的做法照搬到我们自己的国家中来。”

　赫鲁晓夫的第一次公开评论是1958年12月4日，同美国参议员汉弗莱谈话时，他说:“公社制度今天对俄国是不适宜的。中国的制度是倒退的。苏联很久以前就尝试过公社制度，但是行不通。苏联现在采取的是物质刺激的方法。”1959年1月27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报告中指出: “由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过渡，是不能任意破坏或越过合乎规律的历史过程。当然，有些同志会说，应当快些实行共产主义原则。但是，当还没有为此创造好经济条件，没有达到物质财富的丰裕以及人们还没有养成按共产主义精神生活和工作的习惯的时候，过早地过渡到按需分配，就会损害共产主义事业。”

　1959年7月18日，赫鲁晓夫在波兰访问时再次对中国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了公开批评：“有人下了大致是这样的论断：既然我们为共产主义奋斗，那就让我们来建立公社。看来，许多人还不太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如何建设共产主义。公社是组织了，虽然当时既不具备物质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我是指农民群众的觉悟。结果是大家都想生活过得好，而在公共事业上又想少花些劳动。许多这样的公社都没有什么成绩。”7月22日，美国的《纽约时报》也报道了赫鲁晓夫批评公社制度的讲话，并评论说:“赫鲁晓夫这番话是迄今为止一位苏联领袖对公社的想法所作的最直率的公开批评。可以认为是暗指中国共产党人去年秋天的一些说法而言的。中国共产党人曾说，建立公社是真正的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

　赫鲁晓夫的批评使毛泽东很恼火。从1935年遵义会议后掌握了领导权，就很少有人批评毛泽东。新中国的成立，毛泽东成了开国领袖，人人崇敬恭维，一片赞美之声，更没有人敢批评了。赫鲁晓夫居然敢批评他，而且是在国际上，把人民公社说得一无是处，说他根本不懂共产主义，认为他干了一件傻事，使他颜面尽失。这事恰恰发生在庐山会议中间，彭德怀刚刚送来了批评大跃进的信，毛泽东更加怒气冲天，一棍子把彭德怀等人打成“反党集团”，还怀疑彭德怀和赫鲁晓夫有勾结，两人串通好了同时向他发难。于是又给彭德怀加上一个
“里通外国”的罪名，逼迫他承认。彭德怀大呼冤枉，但没有用。领袖加的罪名，加上了就取不掉。彭德怀就是带着“里通外国”的罪名死去的。当然，毛泽东打不了赫鲁晓夫的棍子。他的棍子太短，只能打身边人，够不着赫鲁晓夫。毛泽东只能把赫鲁晓夫关于公社问题的讲话等材料印发与会代表和他的秀才们，让他们批判，准备著文反击。毛泽东还打算亲自动手。他将材料批给中联部部长王稼祥时说:“我写了几句话，其意是驳赫鲁晓夫的。将来我拟写文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宣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

　　但后来毛泽东回到北京后，各地关于饿死人的绝密报告不断送到他的办公桌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暴露出来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在这个问题上同赫鲁晓夫展开争论未必有利，因此毛泽东既没有专门写文章宣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在中苏两党公开论战时也没有提及人民公社问题。他说不出口了。现在是他处于被动了。但毛泽东决不肯承认错误，低头认输。后来他把批判矛头转向了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思想。

　　赫鲁晓夫有一个观点，认为原子弹出现之后，人类社会应尽量避免战争。一旦战争爆发，人类就可能遭遇毁灭性的灾难。所以他倡导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达成共识，互不为敌，不以武力威胁对方，和平共处，和平竞赛。所谓竞赛，就是看谁的经济发展快，人民生活水平高。毛泽东对此强烈反对。毛泽东好斗好战。他有一句名言：“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不能跟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必须通过人民的革命斗争去消灭资本主义。1957年11月7日，毛泽东出席苏联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在各国共产党峰会上说：“我们不应当害怕战争。我们不应当害怕原子弹和导弹。无论什么样的战争爆发，常规战或核大战，我们都将赢得胜利。对于中国，如果帝国主义对我们发动战争，我们可能损失三亿人。那又怎么啦？不消几年，我们将比过去生产更多的婴儿。”全场听众无不震惊。无人料到毛泽东会说出这样骇人的话。赫鲁晓夫以为毛泽东疯了。

　1959年6月，赫鲁晓夫得到美国总统向他发出的访美邀请，9月底赴美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举行会谈，达成和解。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的做法是“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投降主义”，是放弃革命。对苏联党不要革命的做法极端不满。他开始明确提出：共产党就是搞阶级斗争、阶级革命的，在今天，国际上的阶级斗争主要就是反对帝国主义。不反帝，尤其是不反美帝，“这还算共产党吗？还算马克思主义者吗？”

　对于以上这些分歧，究竟谁对谁错，不需要再作分析论证。历史已经作出了结论：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观点是正确的，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是错误的。我们看到，在今天的世界上，国际关系日趋缓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也正在日益融合，而不是对立，更没有什么“阶级革命”或“阶级斗争”了。历史正是按照当年赫鲁晓夫所希望的那样向前发展。中国目前的国情和经济模式不就是这样吗？

　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更不必再说什么了。毛泽东独创的人民公社式的大食堂共产主义，在制造了一场大饥荒，饿死了数千万人之后，只能成为人类历史上最荒诞的一个笑料。赫鲁晓夫一眼就看出来的问题，毛泽东却浑然不知。赫鲁晓夫对人民公社的批评非常中肯，并非恶意攻击。1961年2月27日，当数亿中国人在饥饿中挣扎的时候，善良的赫鲁晓夫不计前嫌，主动致函毛泽东，提出鉴于中国发生食品供应方面的困难，苏联愿意以贷款形式向中国提供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并表示10亿卢布的贸易逆差可以分5年偿还，不计利息（由此可见苏方并未“逼债”）。毛泽东只接受了糖，拒绝了粮食。毛泽东觉得赫鲁晓夫是在奚落他。他要维护自己的面子和尊严，执意要和对方决裂到底，势不两立。毛泽东可能不会去想，这100万吨粮食会使多少中国人免于挨饿，保住性命。他的面子和尊严似乎比他领导下的人民的性命更重要。

　　三、长波电台与金门炮战

　1957年12月，苏联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试验成功。核潜艇的航程可达一万多海里，中途需要一个长波电台保持联络。苏中是同盟国，希望能在中国海南岛建这个电台。毛泽东认为这有损中国的主权，没有答应。

　从1954年开始，苏联帮助中国建设海军，给了中国一批从炮艇到鱼雷快艇到巡逻艇等装备。1957年，得知苏联核潜艇试制成功，中方也想拥有，就要求苏联提供技术，帮助制造核潜艇。苏方提了个方案，由两国组成一个联合舰队，包括核潜艇在内，双方共同使用。这期间先培养中国的技术人员和干部，将来掌握技术了，慢慢再制造这个东西。这应该说是可行的。但毛泽东仍然认为“联合舰队”侵犯了中国的主权，断然拒绝。1958年7月31日，赫鲁晓夫亲自来到北京，与毛泽东商谈。毛泽东竟然大发雷霆，嚷道：“商谈什么？……我们还有没有主权？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的沿海地区都拿去？” 赫鲁晓夫解释，苏方这样做是为了对付美国第七舰队，完全不是针对中国。并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在军事合作方面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却连这样一个协议都达不成！”毛泽东决绝地说：“不成！”

　这件事经过商谈最终还是得到了解决。1960年2月，长波电台开工建设。电台建成后，苏联也曾使用过。关于向中国提供海军新技术援助的问题，经过谈判，双方签订了《二四协定》
。除了认为尚不成熟的核潜艇技术，苏联几乎向中国敞开了所有海军新技术的大门。

　问题虽然解决了，毛泽东在“主权”问题上的过于敏感和偏激态度给两国的军事合作罩上了阴影。毛泽东不允许中国领土上有任何外国的军事设施存在，有就等于损害了主权。

　中苏是同盟国。按照惯例，同盟国一方采取军事行动，事先应通报对方，协商一致。这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毛泽东觉得这也是对主权的损害。1958年炮击金门，事先就没有告知苏方，赫鲁晓夫非常生气。毛泽东认为这是中国内政，不需要告知别人。这事实上是在破坏同盟关系。毛泽东是故意的。他不认为同盟关系有多重要，也不依赖它。后来金门炮战升级，中国海军、空军一起出动，战事扩大。毛泽东意在攻取金门、马祖。但他低估了对方的军事实力和防守决心。加上美国插手干预，急调第七舰队驰援台湾海峡，并援助台湾包括最新式的空对空响尾蛇导弹在内的各种先进武器，帮助蒋介石防守金门。在9月8日的澄海空战中，蒋介石空军仅以损失一架飞机的代价，击落解放军5架苏制米格式战机。美国政府并扬言，要用核武器打击中国。局势骤然紧张起来。中国领导人感受到巨大压力。这时候赫鲁晓夫宽宏大量，挺身而出，站在中国一边，履行同盟国义务，为中国提供核保护伞。赫鲁晓夫于1958年9月7日和18日先后两次致信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严正声明：打击中国，就等于打击苏联，美国须承担一切严重后果。并向中方提出，愿意派导弹部队和空军赴福建前线参战，共同打击美蒋反动派。这充分表明了赫鲁晓夫的善良和真诚。却遭到毛泽东拒绝。他仍然无端怀疑赫鲁晓夫派兵来中国别有用心，企图控制中国沿海地区；又担心苏军来华后，战争的指挥权会转移到苏方手中，损害中国主权。已在国内动员完毕，整装待发的苏军参战部队，终究未能来华。解放军在海战、空战中屡屡受挫。金门、马祖也终究未能收复。

　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的拒绝很不理解。一个国家在战争中处于劣势时，竟然宁愿打败仗也不要同盟国帮助，实在很奇怪。他不明白毛泽东到底怎么想的。他在回忆录中说：“毛泽东简直就是隐藏自己思想和意图的大师。”但接下来就发生了让赫鲁晓夫绝对不能容忍的响尾蛇导弹事件。

　在9月24日温州地区的空战中，蒋介石空军发射了5枚响尾蛇导弹，一枚坠地未炸。苏方得知消息，要求把导弹残骸运往苏联。苏方正在研制类似的导弹，急需这方面的资料。中方也想获得这方面的技术，而且导弹是在中国地面缴获的，是中方战利品，若交给苏方，也有损“主权”，迟迟不肯交付。赫鲁晓夫火了决定拒绝向中国提供本应交付的研制P-12型中程弹道导弹的资料，并通过苏联顾问转达对中国的不满。几个月后，当中方不得不转交这枚已经拆卸多次而无法复原的导弹时，苏方研究人员发现缺少了一个关键性部件——自动导向系统的红外线传感器。苏方认为中方故意扣留了这个部件。赫鲁晓夫大为恼怒。从这时起，赫鲁晓夫对毛泽东和两国关系的看法有了根本性转变。他认为毛泽东完全没有合作的诚意，一直在背后搞小动作，在作弄他。

　从以上一系列事实，可以清楚地看出中苏关系是怎样从友好一步步走向决裂。毛泽东过于偏激的维护主权的做法就是导致决裂的原因之一。许多人对此表示赞赏，其实不对。

　对“主权”问题应辩证地看，不能用机械、狭隘、保守的眼光看待主权。举个例子说，譬如韩国，与美国也是同盟关系，驻有很多美军，也有很多美国基地，韩国军队在战时也是由美军统一指挥的。在毛泽东看来，韩国没有任何主权可言，简直是丧权辱国。但韩国政府和人民却很满意。因为有了美军的存在，韩国的安全才有了保障，这个国家才能生存下去，也才有主权可言。倘若解除同盟，把美军赶走，像1950年那样，韩国顷刻间就会覆灭。国家没有了，又谈何主权？

　为什么韩国和诸多北约国家领导人完全不计较“主权”问题，始终与美国团结一致，维持同盟关系数十年如一日，保障了国家安全，毛泽东却做不到呢？

　这当然是有思想根源的。毛泽东格外看重并竭力维护的所谓“主权”，其实只是一种虚荣，对国家利益没有好处，只能把自己孤立起来，对国家利益造成损害。这种狭隘的主权意识事实上是中国近代封建统治者保守的排外思想和闭关锁国政策的延续。封建统治者都是一国之主，君临天下，唯我独尊，自以为了不起，认为中国是个泱泱大国，别人都是“夷狄蛮貊”。大清统治者就把清朝奉为“天朝上国”，骄傲地宣称，“四方皆蛮夷”，“我天朝无所不有，焉用外求？”外国人到了清国，必须俯首称臣，进贡朝拜。这些统治者只满足于在自己管辖的领地上做土皇帝，妄自尊大，不屑于同外人合作，坐井观天，盲目排外，不思进取，保守愚昧 ，使中国长期处于与世隔绝状态，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日益落后于西方。

　毛泽东也有土皇帝思想，妄自尊大。事实上毛泽东生前多次公开声称自己就是秦始皇，就要唯我独尊，大权独揽，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毛泽东也有强烈的华夏优越感。同赫鲁晓夫谈“联合舰队”问题时，毛泽东夸耀说：“中国曾经多次被征服，但中国人把所有的征服者都同化了。”1958年8月3日赫鲁晓夫结束在华访问回国时，毛泽东送他到机场，但不与他同车。毛泽东瞧不起这个小个子俄罗斯人，也不尊重他，认为他不配和自己平起平坐。毛泽东对中苏同盟并不看重。他只看重“主权”。他对赫鲁晓夫说：“美国、英国、日本人在我们的土地上呆了很多年，被我们赶走了。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达到他们的目的。”毛泽东把盟友苏联与曾经侵略中国的美、英、日相提并论，把朋友和敌人混为一谈，是很荒谬的。这也说明，毛泽东在“主权”问题上的狭隘保守，已经到了糊涂荒唐的地步。对盟友也不相信，疑神疑鬼，生怕人家侵犯了他的“主权”。

　前面说过，“主权”只是一个概念、形式，国家利益才是根本。一个国家领导人，不管采取什么方法或手段，只要能够使国家安全，经济发展，人民幸福，就是对主权最好的维护，就是最完美的主权。毛泽东的做法最终并没有达到这个目的。他的狭隘保守的主权意识和盲目排外心理，加上前述各种错误，导致中苏关系破裂，断绝往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又对中国严密封锁，使中国同外部世界完全隔绝，经济发展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人民生活困苦不堪。更严重的是，中苏关系破裂后继续恶化，形成对抗，直至爆发珍宝岛武装冲突。苏联在边境陈兵百万，在远东配备了可以实施核攻击的数百架战略轰炸机，扬言要发动全面战争，用核武器打击中国。大战一触即发。国家突然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安全威胁。这时候可以清楚看出，毛泽东当初维护“主权”的行为，到头来恰恰是损害了国家利益，也损害了主权。用国歌里的一句唱词就是：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个恶果是毛泽东一手造成的。他硬是把一个本来可以帮助自己、给自己带来巨大利益的亲密盟友变成了仇敌，反过来加害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世界上没有比这更愚蠢更窝囊的事情了。

　面对苏联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核威慑，妄自尊大的毛泽东也无计可施了。当初金门炮战引发台海危机，美国对中国进行核讹诈，是苏联出手相救，为中国撑起了核保护伞，制衡了美国。现在中国虽然也有一点核武器，根本不堪一击。要制衡苏联，只有美国，别人没这个能力。毛泽东真的这样做了，与美国和解，请求支持，于是有了“乒乓外交”。毛泽东还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口号。最后一句“不称霸”是废话。这时候毛泽东只剩下钻洞一条路可走了，还能称霸么？想称霸，也没那资格了。

　　四、“乒乓外交”的利弊与得失

　许多中国人对“乒乓外交”津津乐道，认为这是毛泽东外交史上的杰作，英明决策。这种看法完全脱离实际，过于浮夸了。“乒乓外交”是中苏对抗的结果。如果中苏不对抗，就没有必要搞“乒乓外交”。对于毛泽东来说，最英明的决策不是在形成中苏对抗后搞“乒乓外交”，而是避免中苏对抗，在中苏友好时把友好势头一直保持下去，像韩国和诸多北约国家领导人与美国一直保持友好关系那样。这才是对国家对人民最有利的做法。以前的事情都做坏了，把好事做成了坏事，无法收拾，为应付局面，不得不去亲近美国，搞“乒乓外交”，这实在不能算是“英明决策”，也不能算是上策，只能算是下策，甚至是下下策。因为“乒乓外交”的结果并不好，是得不偿失的。

　毛泽东的“乒乓外交”，简单说就是亲美，主要目的是希望美国在中苏对抗时站在中国一边，出一点力。但在尼克松访华后双方发表的《联合公报》，根本没有谈及中苏对抗，美国也没有选边站队，没有支持中国，也没有反对苏联，更没有给中方任何承诺。中美不是同盟国，美国没有义务在中国受到打击时向中方提供支援。从意识形态角度讲，当时的中国和苏联都是美国最大最危险的敌人。两个敌人打起来，不管谁胜谁败，对于美国都是好事。只要坐山观虎斗，不用做任何事情，即可坐收渔利。试想：如果有一天美国和英国打起来，或者日本和菲律宾打起来，中国会去支援他们中的某一方吗？肯定不会。事实上尼克松1972年2月访华，5月就赴莫斯科访苏，与勃列日涅夫会面。第二年勃列日涅夫又回访美国，双方签订了重要的限制战略核武器条约。美苏关系反而走得更近，更缓和了。所以说，在中苏对抗这件事情上，毛泽东企图从美国方面得到帮助或支持，是完全不可能的，是空想，病急乱投医罢了。

　毛泽东也许并不指望美国的实际支持。他只是借尼克松访华制造一些“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气氛，给自己一点心理安慰，缓解一下紧张的精神压力。倘若真是这样，他为此付出的代价也太大了。

　首先是政治上的。我记得当时正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个很响亮的口号：“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这是毛泽东为自己树立的三个敌人。第三个敌人最容易打倒，已经被打倒了。剩下两个敌人，美帝是第一号，苏修只能排在二号。当初毛泽东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就是因为他不反美帝，搞和平共处。现在毛泽东为了对付二号敌人，居然与头号敌人拉起手来，也和平共处了。这该怎么解释呢？

　从十年前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开始，毛泽东在国际上一直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者自居。特别在反对美帝国主义方面，毛泽东的立场最鲜明，态度最坚决，口号最响亮。就在尼克松访华前不久的1970年5月20号，毛泽东刚刚发表了一篇著名的“五二O声明”，标题就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因为赫鲁晓夫不反美帝，毛泽东给他戴上了“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投降主义”三顶大帽子，狠批猛打。这也是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破裂的主要原因之一。现在毛泽东的态度突然倒转，由反美变成了亲美，等于把他过去所做的一切全都否定了。这让全世界所有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人们都傻了眼，不知如何是好了。毛泽东把过去戴在赫鲁晓夫头上的帽子全戴在自己头上了。这也说明他过去用来批判赫鲁晓夫的那些所谓的理论，都是伪理论，谎言。他指责赫鲁晓夫不反美帝，“还算共产党吗？还算马克思主义者吗？”现在他也不反美帝，等于把披在自己身上的马克思主义外衣也剥去了。他再也不能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居。也等于给他参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画上了一个句号。由反美突然变为亲美，也说明毛泽东的政治原则、政治立场、政治气节是可以随便改变的，是个不讲政治信义的人。当初赫鲁晓夫与美国和解，只是为了避免战争，没有别的图谋，也不针对第三国。毛泽东的亲美，则明显是拉美国共同对付苏联，更加势利，市侩，让人鄙视。这也使得中苏之间的裂痕和仇恨更加深刻。连当时国际上与中国最亲密的朋友，一直紧跟中国反帝反修，被毛泽东赞誉为“欧洲社会主义明灯”的阿尔巴尼亚也翻了脸，指责中国“右倾”。毛泽东无言以对，说了一句近乎无理的话：“我就是右倾！谁能把我怎么样？”（出处？）

　毛泽东的亲美行动带来的另一个实质性的负面结果是中越关系倒退。其时毛泽东正在支持越南的抗美斗争，同时又在北京与美国总统握手言和。在越方看来，这无异于对越南的背叛。越南立即倒向苏联一边。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到达北京。就在这一天，中国驻越使馆与越方共同举行传统春节联欢会，越南方面竟无一人出席，以示对中方的抗议。此后中越关系迅速恶化。1978年7月，越共中央四届四中全会通过了《新形势和新任务》决议，确定了新的战略目标： “越南基本的、长远的敌人虽然是美帝国主义，但直接的敌人是中国和柬埔寨”，“进一步依靠苏联的支持，夺取西南（指柬埔寨）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胜利，防范北方的威胁，准备与中国作战。”1978年11月，越南与苏联订立友好条约，结为军事同盟，共同对付中国。第二年便爆发了中越边境战争，势如仇敌。

　回顾一下这段历史：五十年代毛泽东排斥苏联，使苏联成了敌人；形成对抗后力不能支，为寻找帮手而亲美；亲美没有给中国带来任何实际利益，反而使越南反叛，也成了敌人。一步错，步步错，中国周边环境日趋恶劣。中苏、中越、中印都处于对立状态。中朝关系也是时好时坏，面和心不合。加上东边的日本及其背后的美国，四面为敌，没有一个可信赖的朋友，完全把自己孤立起来。中国再次陷入到清朝晚期那种贫穷落后挨打的境地。

　人们常说，“乒乓外交”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打开了吗？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为止，中美关系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美国没有放弃对台湾的控制，中美也没有建交。直到今天，两国虽然建交了，也有往来，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美国仍然是中国最大的敌人，用官方隐晦的说法，叫做“西方敌对势力”。可以说，只要中国不改变意识形态，美国永远是中国的敌人，不会成为朋友。美国的“大门”也永远不会真正向中国打开。

　中国真正的朋友应该是苏联，不是美国。毛泽东排苏亲美，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错误。现任俄罗斯总统普京说过一句话：“中国和俄罗斯联手，世界会变得安静。”这是说，如果中国和俄罗斯能够团结一致，紧密合作，就会产生巨大影响，使世界局势保持稳定。这是可能的。中国和俄罗斯是近邻，本应和睦相处。历史也曾给两国创造过联手的机会。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苏签订友好同盟条约，就是一次绝佳的联手的机会。也是中国改变一穷二白面貌，迅速崛起的绝佳机会。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苏联的大力援助下，就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果友好关系持续下去，再有三个、五个、十个、八个五年计划，甚至像北约同盟国那样，一直持续稳定合作到今天，中国的经济水平和军事实力会达到什么程度，简直不敢想象。但是很遗憾，这样绝佳的机会，被骄傲自负、妄自尊大、一意孤行的毛泽东破坏了，拒绝了，放弃了，使中国走进一条自我封闭、孤立、四面为敌的死胡同，最终陷入困境。

　当今中国的领导人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努力发展同俄罗斯的关系，试图重修旧好。但效果并不明显。两国之间仍有隔阂。分裂的伤口虽然愈合了，留下的疤痕还在。完全消除疤痕，重建互信，恢复友好，还需很长时间。当初赫鲁晓夫愿意帮助中国制造原子弹。现在我们想从人家手里得到一点飞机发动机的制造技术都不能。中国至今造不出航空母舰，只能把人家扔掉的一艘破船拿来修修补补，充作航空母舰使用。使用那一天，还大肆宣扬，敲锣打鼓庆祝了一番，船边写上中国字，好像真是中国制造，很光荣似的。这件事让外国人看足了笑话，使中国人丢尽了脸面。这都是没有办法的事。这就是中国人可怜的命运，也是毛泽东留给我们的遗产。当然是负遗产，不是财富，是一笔债务，要我们来慢慢偿还。

　　参考资料：

　一、阎明复、朱瑞真：《忆1958年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四次谈话》，《中共党史资料》2006年第2期。

　二、沈志华：《建国初期苏联对华援助的基本情况》，《党史研究资料》2001年第3期;《赫鲁晓夫、毛泽东与中苏未实现的军事合作——关于远东防空协定、长波电台及联合舰队问题的再讨论》，《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5期;《炮击金门：苏联的应对与中苏分歧》，《历史教学问题》2010年第1期;《苏联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反应及其结果——关于中苏分裂缘起的进一步思考》，《中共党史资料》2003年第3期。

　三、《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张岱云、王长荣、陆宗荣、潘緖年、关可光译，1988年2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