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按：詹得雄，江苏人，1962年进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1970年进新华社当编译。此文对西方民主制度提出质疑，为“中国式民主”作辩护。应该说詹指出的西方民主制度存在的弊病，大体属实。但詹回避中国政治制度存在的严重问题（最近发生的薄熙来-王立军-谷开来事件就是一例），仅拿中国经济发展说事，欠缺说服力。
(2012-08-20 17:52 来源: 共識網)
一、美国民主理想的蜕变
侥胜易生轻狂，挫折催人反思。回顾20世纪最后10年到21世纪头10多年的历史，人们目睹了西方，特别是美国，从欣喜若狂到受挫沮丧的戏剧性变化。现在他们不得不思考两个沉重的问题：一是为什么会打大伤元气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二是为什么经济危机会如此严重？在这两大问题后面的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既然他们认为西方民主体制是如此完美，为什么不能防止这些灾难发生？
民主光环下充斥着政治骗局
在出兵伊拉克前，美国媒体众口一词地喊打，几乎听不到反对的声音。在国会里呢？美国《时代》周刊年5月28日一期文章说：“美国入侵伊拉克前不久，任职时间最长的参议员、来自西弗吉尼亚州的罗伯特·伯德在议员席上说：“这个议院大多数时候都沉默着，这是一种不祥的、可怕的沉默。没有争辩，没有讨论，没人打算为这个国家列出这场特殊战争的利弊，什么也没有。我们在美国参议院保持着被动的沉默！”…对此，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他的著作《戈尔的最后诱惑》中写道：“伯德提出的问题背后是我们无数人一直在问的大问题——今天，在美国人要做出重要决定的时候，理智、逻辑和真相所起的作用为什么会急剧减少？”他忧心忡忡地说：“美国民主正处于危险之中……我知道，不只我一个人觉得什么东西从根子上出了毛病。”
现在知道，当时处于癫狂状态的新保守主义权势集团，早就决定要打伊拉克了。不管萨达姆有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管他与“基地”组织有没有联系，这个仗是非打不可的。因为这是他们控制中东从而独霸世界战略的一部分。
媒体喧嚣，参院沉默，老百姓上当，这一切都在民主的光环下发生。
民主成为富人的金钱游戏
再说说经济吧。德国《南德意志报》 2010年4月6日的文章说：“人们曾经这样认为：自由的民主政权与市场经济制度相结合是西方工业国的成功模式。这种结合当时不仅比计划经济和专制更有贯彻力，而且是唯一选项。”可是，今天美国、欧洲的现实却不能不使人另有想法。
人们在分析美国发生次贷危机的原因时，都看到华尔街游说集团的魔力和蛮横。他们可以威胁利诱议会通过有利于自己的法律，以便放开手脚在虚拟市场上兴风作浪。金钱可以操纵政治，这是西方议会民主的癌症。
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2007年9/10月一期刊登了美国前劳工部长、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赖克写的《资本主义是怎样扼杀民主的》一文，他写道：“说得明白一点吧，民主的目的是要实现我们以个人之力所无法实现的目标。但是，假如公司利用政洽来加强或维护它们的竞争地位，或者貌似肩负起它们实际上没有能力或权力去履行的社会责任，那么民主就不可能完成这一任务。这样一来，社会就无法兼顾促进经济增长和消除社会难题这两者。”
“占领华尔街”的运动就是对这种金钱霸权的抗议。但是这种霸权太强大又太隐蔽了，所以，看似每人手中都握有一张选票，却无法用它来改变现实。
英国2010年发生了这么件事。媒体记者假装企业老总去试探议员能否帮企业疏通官场以影响政策的制定。工党前内阁大臣、议员斯蒂芬·拜尔斯满口答应，并称自己像“一辆出租车”一样为人帮忙，不过车费可不低，要每天5000英镑。这约等于一般人三个月的收入。还有一位前大臣暗示，只要肯掏钱，他就有机会见到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在这场丑剧中一共有三名前大臣中招。
美国前总统卡特2007年5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感慨地说：“乔治·华盛顿和托马斯·杰斐逊要是活到今天，还能当上美国总统吗？！我们永远也不知道，有多少具备优秀总统潜质的人，就因为不愿意或者不能够采取一种能够募集到大量竞选经费的政策，而永远与总统宝座无缘。”
政党恶斗影响决策效果
今天的美国政坛呈现两大怪象：一是难以做出正确的政治决定；二是因政党恶斗干脆做不出决定。美国《新闻周刊》2009年6月22日刊登法里德·扎卡里亚的文章说：“现代民主制度的弊病是：它不能为了长远利益而将短期痛苦强加于人。20年来，最严肃的结构性问题——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移民—直没有解决。”议员最关心的问题是自己下届还能不能当选。一味讨好选民、作出过高的许诺是他们的职业特点，其结果是政府债台高筑，市场竞争力大降，人民的长远利益被放在—边。
与此同时，人们批评说：“两党恶斗几乎让政府瘫痪。这个国家的领袖已经脱离人民。”曾因提出“历史的终结”的弗朗西斯·福山教授，最近也对民主政体提出了质疑。《纽约时报》2012年4月22日文章说：“他(福山)的研究引导他针对美国当今的政治秩序提出了一个非常激进的问题，即美国是否已从一个民主政体变成了一个‘否决政体’——从一种旨在防止当政者集中过多权力的制度，变成了一个谁都无法集中足够权力从而作出重要决定的制度？”
遥想1630年，第一批欧洲清教徒乘船在茫茫大西洋中向新大陆驶去时，基督教领袖约翰·温斯罗普以上帝的名义在船上与全体移民庄严约定：“我们处世行事有两条规则——公义和慈悲……公共的利益，必须高于私人的利益。”美国的今天，还是当年那些胸怀壮志的理想主义者心目中的美国吗？
二、替天行道还是霸迷心窍？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权势集团得意忘形，霸迷心窍，很快就把自己装扮成替天行道的天使，要在全世界强力推行“民主”。他们不但把这个主张写进《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而且急不可待地付诸行动。9·11则给他们带来了一个绝妙的借口和机会。
美国《外交》杂志2003年11/12月一期刊登了华盛顿和平与自由中心主任迪米特里·西梅斯的一篇文章。他写道：“苏联的分崩离析，消除了美国的国际行为受到的最主要的外在约束。在这种环境下，出现了一种新的乌托邦理想，即认为美国既有资格，也有义务在它认为适当的地方促进民主------必要时不惜运用武力。”
这就是当时的时代背景。他们认为美国的军力无与伦比，经济首屈一指，而价值观又是世界上唯一的真理。所以，打着“民主”的旗号来独霸世界就是替天行道、名正言顺的神圣使命。他们推行的“大中东民主计划”只是这项“伟大”事业的第一步。
结果怎么样呢？美军已灰溜溜地离开了伊拉克。那里现在虽然有了一个民主的形式，但内部的纷争、分裂与恐怖爆炸给老百姓带来了难言的苦难。
阿富汗更是美国人捧着的一个烫手山芋。曾在阿富汗工作几十年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员安东尼奥·朱斯托2010年编撰了一本书，题为《解密新塔利班：阿富汗实地考察》。书中批评了强行推行民主的人，认为这种试图用武力自上而下强加“民主”的“善意”的支持者们，至少是受理想主义影响太久了。美国兰德公司阿富汗问题专家塞思·琼斯，在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2010年5/6月号上对此书评论说：“如果听从朱斯托的建议，谋求阿富汗稳定的西方官员们一定会大有收获。一开始，他们必须承认：没有最理想的国家组织形式，在解决公众管理问题方面向来都没有轮廓鲜明的‘最佳做法’。”朱斯托的建议是西方必须正视阿富汗的现实。
他说，阿富汗社会结构的现实是：人们根据共同男性祖先的血脉分为部落、次部落、宗族和其他小分部。他们有荣誉感，好客，乐为避难者提供保护和坚守血族复仇的传统。他们有自己的“支尔格大会”和“舒拉”协商会议。在这样一个结构中要马上强加一个“一人一票”的多党西方议会民主，无异于天方夜谭。
美国实际上已放弃了在那里建立民主的幻想。琼斯在文末这样写道：“阿富汗旧有的君主制模式对如今的阿富汗有用。它将中央政府在农村地区自上而下的努力，与让农村地区的部落和其他社区参与进来的自下而上的努力结合起来。”兰德公司的智库精英忽然觉得在阿富汗还得借用旧日的君主制，真令人不胜感慨。
动用武力推行民主已在美国和它的盟友中引起强烈反感。人们批评说，声称美国有权将民主强加于其他国家，而不管它们的境况和选择如何，是傲慢自大的表现。从罗马帝国到大英帝国，用刺刀带来的文明从未博得过持久的感激。他们也认识到，实现民主“既不能输入，也不能外包”，而要靠所在国人民自己探索和逐渐适应。同时，民主离不开经济的发展。美国《华盛顿观察》周刊(网络版)2006年11月8日的文章说：“在国民生产总值没有达到一定水平的国家和地区，民主是无法生存的，即使强行推行，也只会换来适得其反的结果。”美国确有不少具有救世情怀的人，他们错误地相信民主是治愈世界上一切弊病(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法宝，而且美国有责任在世界上任何缺乏民主的地方推动民主制度的发展。其实，只要看看美国家门口的海地就会明白这是一种幻想。海地曾是法国殖民地，又被美国统治了近20年，过去20年又实行了美式“民主化”，但却成了个一贫如洗的“失败国家”。这样的例子在非洲比比皆是。如果美国真的悲天悯人，为什么不先把海地改造好，何必大老远地跑到中东去动刀动枪呢？原因很简单，海地没有石油。
还有人指出了美国的虚伪和双重标准。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2008年1/2月号文章说，哈佛大学国际事务学院教务长若热·多明格斯指出：“美国《独立宣言》的开篇几句话就提到，美国不应该把自己的看法强加给别国。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意味着允许别人走不同的道路。但是今天的美国越来越反其道而行之。许多国际准则，无论是在人权、贸易还是环境方面，有些甚至是美国一手主导创建的国际法律，美国期望别国遵守，自己却背而行之。”
伊朗核问题是当今的热点，在西方舆论的渲染下，人们似乎相信伊朗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图一己之私利。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阿巴斯·阿马纳特年5月25日在《纽约时报》网站发表文章说：“每个伊朗学童都知道，中央情报局1953年发动的政变推翻了穆罕默德·摩萨台首相的政府。……摩萨台在1951年至1953年期间领导的石油国有化运动遭到了英国的反对，后来也遭到了英国利益伙伴美国的反对。英美当时那种自以为是的态度与目前它们对伊朗核问题的看法一模一样。”“这些痛苦的集体记忆使伊朗对核能的追求成了民族反抗精神的象征，而不仅仅是现在这个伊斯兰政权的目的。”
政变与民选是两个绝然不同的概念，美国岂能不懂？但只要美国觉得哪个好用，就会毫不犹豫地去用那一个。美国推翻了伊朗、智利、危地马拉等国家的民选政府。近来所谓的“颜色革命”，则是披着民主外衣、动用巧实力的政变而已。正如美国学者乔姆斯基指出的：美国确实支持海外的民主-----“假如或者只有在符合其自身战略和经济利益的情况下”。
三、西方看不懂中国的民主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就一直受至西方的封锁、遏制、攻击和漫骂。改革开放之后，西方也一直是“遏制加接触”、“两边下注”。他们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中国，不知多少次宣扬中国“即将崩溃”。可是中国不仅没有崩溃，反而成了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西方人就是弄不明白，“民主加市场”是唯一成功的模式这条金科玉律，为什么不适用于中国？如果中国成功了，西方的民主模式岂不是从神坛上跌落下来？
民主是个漫长的过程
西方这方面的言论很多，这里引用比较典型的一条略加说明。德国《南德意志报》2010年4月6日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很吓人-----《铁丝网后的富裕》，原文提要写道：“冷战中，自由国家保持着对专制政体的优势。但中国的崛起表明：经济没有民主保障也能增长。”
他写道：“今天人们知道，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宣告的‘历史的终结’其实是一个难以一览全貌的新格局的开始。今天有中国在，这个国家根本达不到公民权的标准，却不仅积累了世界最多的外汇储备，而且也蓄积了巨大的经济力量，令中国的需求足以左右全球市场活动。偏偏是一种如此古老的政治制度实现了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并成功适应了意识形态敌人的经济制度……作为与民主的市场经济国家截然相反的模式，中国的意义已无法抹杀。对发展中国家的那些半专制或完全专制政体而言，中国是个诱人的选项。”
他提到了福山教授的历史终结论。回想当时，西方是何等的得意，大有“看今日之寰宇，竟是谁家之天下”的神色。
可是，事不遂人愿，世界的潮流并没有按照“新保守主义”派的愿望行进。在他们看来本应崩溃的中国兴旺起来了，而本应江山永昌的西方却陷入了危机。这使西方难以接受，更难以理解。于是，民主就成了他们仍可自居道德高地、居高临下讥嘲中国的最好说词。
处境尴尬的福山先生出来澄清说，不，不，你们不要误解了我。他在2007年月就在文章中说：“所谓自由社会，就是一种以个人自由和法治为特点的政治秩序。想要生活在自由社会的欲望是日积月累形成的，这经常是实现现代化后的副产品。……民主转型需要民主的社会来驱动，而执政者要求一定的机制，因此这通常是一个漫长的进程。”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西方有两种观点：一种坚持认为只有实现了民主才能发展经济；另一种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某些具备一定条件的社会的民主制度会逐步成熟起来。民主是一个过程。民主虽是共同的追求，但追求的起点和道路各不相同，实现的形式也各有特点。如果非把西方的鞋作为标准，强使各国削足适履，那不是无知就是用心不良。
“中国的制度更具适应性”
明白这个道理的人日渐增多。德国外交政策协会研究中心主任桑德施奈德教授2007年4月在一个集会上说：“按照我们的想法去改造中国是不可能的。我们无法把西方的标准强加给中国，不得不改变的是我们自己。”那年他写了一本书，题为《全球的竞争者：中国不祥的腾飞和西方的昏厥》。他认为中国是“不民主的制度取得了非常好的经济成就”，“向西方提出了特殊的挑战”。
中国真的没有民主吗？西方也有不少人不这么看。德国汉诺威的社会哲学家奥斯卡·内格特在2008年也出版了一本书，书名是《以龙作为形象标志的中国现代化与欧洲的现代神话》。他认为中国正在进行当代最伟大的社会实验，“中国定将实现一种特殊的民主，这种民主将考虑到这个大国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特点。这种亚洲‘社会主义民主’所涉及的是史无前例地继续思考‘孔子的公共伦理’，而不是抽象地复制西方资产阶级民主。”
胜于雄辩。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各国政府都好像面临一场“大考”。福山在2011年1月17日写了篇题为《美国没有什么可教给中国的》文章，认为中国妥然应对经济危机，是因为中国能“迅速做出复杂的重大决定，而且……使决定得到较好的落实。”美国《时代》周刊1月20日一期刊登署名文章评论说，福山说得对，“中国能很快适应新形势，作出艰难的决定，然后贯彻落实。而美国人的宪法制衡原则虽然保障了个人自由，使私营部门充满活力，但现在已变得对立、分化和僵化。”文章还说：“在美国政治体系中，金钱已经成为选举的王牌，最高法院认可企业有权利用雄厚的经济实力来支持有利于它经营的候选人和政策……。中国恰恰相反，中国的制度不可能牺牲整个体系的需要，让企业参与政府的决策，从而满足它们的底线。……福山似乎在警告，按达尔文的说法，中国的制度可能比自由国家更具适应性。”
说到适应性，美国《外交》杂志网站2010年10月14日的文章也有论述。它写道：“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变化，其政党政权也在发生变化。为了稳固权力，共产党变得适应性更强了。而且它也进行了一些重要的改革。这些措施并未使中国走上西方的道路。但它确实反映了一种进化的政权与社会之间的博弈------给予国家权力更多限制，个人获得了更多自由，社会行动有了更多空间。”
西方人能有这样的认识，实属不易，也还不普遍。这可以给我们一个启示，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你做好了，别人再有偏见，也难全盘抹杀。最近有一条新闻在西方引起了一阵轰动，说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今年5月问了70名企业首席执行官一个问题：你认为世界上哪些组织最称职可信？他们把“跨国公司”排在第一位。把 “中央银行”排在第二位。把中国共产党排在第三位，占总票数的64%。而美国总统仅获33%，美国国会只获5%。
这些数字可以引起我们很多思考。
当西方攻击我们不民主时，我们当然要理直气壮地反驳。但我们同时也清楚，我们的民主制度仍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
有时制度是好的，却执行得不理想，甚至走样，这都得不断完善。中国100多年前才没有了皇帝。被皇帝统治了几千年的中国怎么样真正做到“人民当家作主”，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走过曲折的道路，付出过巨大的代价，从历史长河看，这种探索只能说刚刚开始。路正长，但我们充满信心，只要从实际出发，融合中西之长，一定能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
四、民主没有标准答案
什么叫民主？世界上是否存在一种尽善尽美的民主？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黄金时代，他们在本土实行的民主制度，曾被奉为圭臬，被说成是人类的楷模。然而，这些自认生活在“山巅光辉之城”里的高贵公民，羞谈被他们统治的殖民地人民的生活真相，也不肯说说与他们住在一起的印第安人和黑人的生活真相。
今天来衡量西方多党议会民主，不能简单地用“好”与“坏”来评价。它是历史的产物，也必将随历史潮流前进。从历史长河看，争取独立的一批美国资产阶级和农场主精英，继承了他们的故乡-----欧洲-----的民主传统，在1776年写出了美国《独立宣言》。那里表达的理念是对人类的杰出贡献，是推动历史车轮向前的壮举。
可是，当代表们在宣言上签字的时候，他们的农场里仍有大量的黑奴。美国到1920年给予妇女选举权，1965年黑人才真正拥有投票权。理念的高尚并不能代表实践的正当。当年在美国，有多少财富是能不能成为选民的重要标准。美国的选举权逐步放开，是为了防止穷人真正的代表进入议会，从而通过法律来剥夺富人的财产权。
从美国二百多年的历史来看，开国元勋们崇高的理念并不是在逐步变为现实，而是逐步丧失。到了现代，这些理念更是被明目张胆地违背了。在最初的理想设计中，议员是人民的代表，他们一定会为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言；而三权分立，是为了权力监督和制衡，防止权力独揽。但是一到实践中，问题接踵而来。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08年月25日刊登署名文章说：“如今，我们的公共话题更加粗俗，标准更加低下，我们容忍一个政党公然将美国人分成敌对的阵营，因为它相信这种战略将在选举中给它带来微弱的优势。在这种环境下，几乎不可能就重要问题开展成熟、稳重、理性的全国辩论。”作者颇为沉重地自问： “美国是否能确保民主持续下去？我们时代的一个标志在于，我们无法确定这些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
英国社会科学家柯林·克劳奇在2007年的一篇文章中分析了民主在当今西方面临的社会环境：“社会仍然没有变成‘无阶级’。后工业社会的广大普通就业人员也许没有找到其本身、以及他们切身利益的明确定义。但是，与此相反，企业管理人员和大金融机构越来越明确地把自己视作统一的阶级。……因此，一方是强大、但没有组织起来的群众：另一方是强大、但善于表达的经济精英，新的冲突线在他们之间伸展。……我把这种情况描绘成‘后民主’。”如果看一看“占领华尔街”的运动，这种冲突就不难理解。精英们不但可以用金钱影响议会，而且可以用别人难以读懂的文字和图表来蒙骗民众。
在这样一种社会状况下要实现真正的民主，实现开国元勋们的理想，真是难上加难。所以法里德·扎卡里亚2009年月22日在《新闻周刊》上撰文分析当前的经济危机时说：“这是一场金融危机、民主危机、全球化危机，从根本上说是道德危机。”
大家已经看到，今天西方多党议会民主至少有三个致命伤：一是金钱对政治的操控；二是议员为了自己当选讨好选民而缺乏长远政治眼光；三是政党恶斗而使政治机器几近瘫痪。在这三者后面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致命伤，那就是个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的伦理基础就是个人主义。美国《独立评论》2007年秋季号刊登哈佛大学政治学和法学双博士丹尼尔·崔的文章说：“个人主义之所以出现，是因为个人养成了对自力更生的‘傲慢的自信心’，不再设想自己怎么‘还可能重新需要彼此的帮助’。这预示着公民社会中协作的所有形式的终结。……个人主义如果肆虐，显然会产生十分严重的后果。它会扼杀经济繁荣，阻碍知识的进步，把文明重新推向野蛮，使人民准备遭受奴役。”
西方民主制度的内在矛盾是明摆着的，现在的问题是他们是否有能力和办法来克服它们？如若做不到，那只能在这种困顿中迎来更大的社会风暴。德国《时代》周报2008年1月3日一期刊登该报编辑、政治分析家特奥·佐默的一篇文章，“今后50年将带来什么：西方的影响力减弱，亚洲崛起，恐怖活动减少。如果资本主义不能很好地解决不平等问题，它有可能走向灭亡。”“关于人类前途的重要讨论将围绕这一点：……资本主义是否已学会将竞争力与社会团结联系起来？”
现在的西方民主制度能做到这一点吗？很难。作为地球村的一员，非西方的社会并不想看西方的笑话，全球化已使各国的利益交合在一起，为人类长远利益计，还是希望西方能继续探索，开辟新的天地。
前进的第一步是自省，而不是自傲。民主不要挂在嘴上，而要付诸行动。大家疏忽了一个诡异的现象：大约从20世纪中叶起，人们忽然发现，西方几乎不再称自己是“资本主义”，而是自称“民主国家”。渐渐地，他们便登上“民主神坛”来指点芸芸众生，发号施令了。“资本主义”一词同“剥削”、“殖民主义”、 “贪婪”、“奴役”脱不了干系，而用“民主”一词，则闪耀着迷人的光彩。现在是西方卸下光环赶紧自救的时候了。
人类对于民主的探索，大约有2500年的历史了。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研究过雅典工商奴隶主民主和斯巴达大土地奴隶主寡头政治。他是倾向民主的，却被那个民主政体判处了死刑。他的学生柏拉图苦苦思索，主张建立超越民主政治和寡头政治的新体制，写了著名的《理想国》，幻想让“哲学王”来治理国家，结果只留下了一些理念。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特别是推翻了皇帝和国王后，如何真正做到“人民当家作主”，有过许许多多的尝试。丘吉尔说西方议会民主是“最坏的，除了已经尝试过的以外”，其实他的意思足说，西方议会民主是在试了各种办法之后不得不接受的最不差的一个。既然并不令人满意，那就还得继续探索。这里有两个根本问题：一是当选的执政者是否真正以人为本？二是如何把握好民主与集中的度？如果集中是众口诺诺，一人专断；如果民主是众口嚣嚣，莫衷一是。两者都会带来灾难。民主现在没有标准答案，也永远不会有标准答案。它要求人类不倦地探索.
侥胜易生轻狂，挫折催人反思。回顾20世纪最后10年到21世纪头10多年的历史，人们目睹了西方，特别是美国，从欣喜若狂到受挫沮丧的戏剧性变化。现在他们不得不思考两个沉重的问题：一是为什么会打大伤元气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二是为什么经济危机会如此严重？在这两大问题后面的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既然他们认为西方民主体制是如此完美，为什么不能防止这些灾难发生？
民主光环下充斥着政治骗局
在出兵伊拉克前，美国媒体众口一词地喊打，几乎听不到反对的声音。在国会里呢？美国《时代》周刊年5月28日一期文章说：“美国入侵伊拉克前不久，任职时间最长的参议员、来自西弗吉尼亚州的罗伯特·伯德在议员席上说：“这个议院大多数时候都沉默着，这是一种不祥的、可怕的沉默。没有争辩，没有讨论，没人打算为这个国家列出这场特殊战争的利弊，什么也没有。我们在美国参议院保持着被动的沉默！”…对此，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他的著作《戈尔的最后诱惑》中写道：“伯德提出的问题背后是我们无数人一直在问的大问题——今天，在美国人要做出重要决定的时候，理智、逻辑和真相所起的作用为什么会急剧减少？”他忧心忡忡地说：“美国民主正处于危险之中……我知道，不只我一个人觉得什么东西从根子上出了毛病。”
现在知道，当时处于癫狂状态的新保守主义权势集团，早就决定要打伊拉克了。不管萨达姆有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管他与“基地”组织有没有联系，这个仗是非打不可的。因为这是他们控制中东从而独霸世界战略的一部分。
媒体喧嚣，参院沉默，老百姓上当，这一切都在民主的光环下发生。
民主成为富人的金钱游戏
再说说经济吧。德国《南德意志报》 2010年4月6日的文章说：“人们曾经这样认为：自由的民主政权与市场经济制度相结合是西方工业国的成功模式。这种结合当时不仅比计划经济和专制更有贯彻力，而且是唯一选项。”可是，今天美国、欧洲的现实却不能不使人另有想法。
人们在分析美国发生次贷危机的原因时，都看到华尔街游说集团的魔力和蛮横。他们可以威胁利诱议会通过有利于自己的法律，以便放开手脚在虚拟市场上兴风作浪。金钱可以操纵政治，这是西方议会民主的癌症。
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2007年9/10月一期刊登了美国前劳工部长、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赖克写的《资本主义是怎样扼杀民主的》一文，他写道：“说得明白一点吧，民主的目的是要实现我们以个人之力所无法实现的目标。但是，假如公司利用政洽来加强或维护它们的竞争地位，或者貌似肩负起它们实际上没有能力或权力去履行的社会责任，那么民主就不可能完成这一任务。这样一来，社会就无法兼顾促进经济增长和消除社会难题这两者。”
“占领华尔街”的运动就是对这种金钱霸权的抗议。但是这种霸权太强大又太隐蔽了，所以，看似每人手中都握有一张选票，却无法用它来改变现实。
英国2010年发生了这么件事。媒体记者假装企业老总去试探议员能否帮企业疏通官场以影响政策的制定。工党前内阁大臣、议员斯蒂芬·拜尔斯满口答应，并称自己像“一辆出租车”一样为人帮忙，不过车费可不低，要每天5000英镑。这约等于一般人三个月的收入。还有一位前大臣暗示，只要肯掏钱，他就有机会见到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在这场丑剧中一共有三名前大臣中招。
美国前总统卡特2007年5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感慨地说：“乔治·华盛顿和托马斯·杰斐逊要是活到今天，还能当上美国总统吗？！我们永远也不知道，有多少具备优秀总统潜质的人，就因为不愿意或者不能够采取一种能够募集到大量竞选经费的政策，而永远与总统宝座无缘。”
政党恶斗影响决策效果
今天的美国政坛呈现两大怪象：一是难以做出正确的政治决定；二是因政党恶斗干脆做不出决定。美国《新闻周刊》2009年6月22日刊登法里德·扎卡里亚的文章说：“现代民主制度的弊病是：它不能为了长远利益而将短期痛苦强加于人。20年来，最严肃的结构性问题——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移民—直没有解决。”议员最关心的问题是自己下届还能不能当选。一味讨好选民、作出过高的许诺是他们的职业特点，其结果是政府债台高筑，市场竞争力大降，人民的长远利益被放在—边。
与此同时，人们批评说：“两党恶斗几乎让政府瘫痪。这个国家的领袖已经脱离人民。”曾因提出“历史的终结”的弗朗西斯·福山教授，最近也对民主政体提出了质疑。《纽约时报》2012年4月22日文章说：“他(福山)的研究引导他针对美国当今的政治秩序提出了一个非常激进的问题，即美国是否已从一个民主政体变成了一个‘否决政体’——从一种旨在防止当政者集中过多权力的制度，变成了一个谁都无法集中足够权力从而作出重要决定的制度？”
遥想1630年，第一批欧洲清教徒乘船在茫茫大西洋中向新大陆驶去时，基督教领袖约翰·温斯罗普以上帝的名义在船上与全体移民庄严约定：“我们处世行事有两条规则——公义和慈悲……公共的利益，必须高于私人的利益。”美国的今天，还是当年那些胸怀壮志的理想主义者心目中的美国吗？
二、替天行道还是霸迷心窍？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权势集团得意忘形，霸迷心窍，很快就把自己装扮成替天行道的天使，要在全世界强力推行“民主”。他们不但把这个主张写进《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而且急不可待地付诸行动。9·11则给他们带来了一个绝妙的借口和机会。
美国《外交》杂志2003年11/12月一期刊登了华盛顿和平与自由中心主任迪米特里·西梅斯的一篇文章。他写道：“苏联的分崩离析，消除了美国的国际行为受到的最主要的外在约束。在这种环境下，出现了一种新的乌托邦理想，即认为美国既有资格，也有义务在它认为适当的地方促进民主------必要时不惜运用武力。”
这就是当时的时代背景。他们认为美国的军力无与伦比，经济首屈一指，而价值观又是世界上唯一的真理。所以，打着“民主”的旗号来独霸世界就是替天行道、名正言顺的神圣使命。他们推行的“大中东民主计划”只是这项“伟大”事业的第一步。
结果怎么样呢？美军已灰溜溜地离开了伊拉克。那里现在虽然有了一个民主的形式，但内部的纷争、分裂与恐怖爆炸给老百姓带来了难言的苦难。
阿富汗更是美国人捧着的一个烫手山芋。曾在阿富汗工作几十年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员安东尼奥·朱斯托2010年编撰了一本书，题为《解密新塔利班：阿富汗实地考察》。书中批评了强行推行民主的人，认为这种试图用武力自上而下强加“民主”的“善意”的支持者们，至少是受理想主义影响太久了。美国兰德公司阿富汗问题专家塞思·琼斯，在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2010年5/6月号上对此书评论说：“如果听从朱斯托的建议，谋求阿富汗稳定的西方官员们一定会大有收获。一开始，他们必须承认：没有最理想的国家组织形式，在解决公众管理问题方面向来都没有轮廓鲜明的‘最佳做法’。”朱斯托的建议是西方必须正视阿富汗的现实。
他说，阿富汗社会结构的现实是：人们根据共同男性祖先的血脉分为部落、次部落、宗族和其他小分部。他们有荣誉感，好客，乐为避难者提供保护和坚守血族复仇的传统。他们有自己的“支尔格大会”和“舒拉”协商会议。在这样一个结构中要马上强加一个“一人一票”的多党西方议会民主，无异于天方夜谭。
美国实际上已放弃了在那里建立民主的幻想。琼斯在文末这样写道：“阿富汗旧有的君主制模式对如今的阿富汗有用。它将中央政府在农村地区自上而下的努力，与让农村地区的部落和其他社区参与进来的自下而上的努力结合起来。”兰德公司的智库精英忽然觉得在阿富汗还得借用旧日的君主制，真令人不胜感慨。
动用武力推行民主已在美国和它的盟友中引起强烈反感。人们批评说，声称美国有权将民主强加于其他国家，而不管它们的境况和选择如何，是傲慢自大的表现。从罗马帝国到大英帝国，用刺刀带来的文明从未博得过持久的感激。他们也认识到，实现民主“既不能输入，也不能外包”，而要靠所在国人民自己探索和逐渐适应。同时，民主离不开经济的发展。美国《华盛顿观察》周刊(网络版)2006年11月8日的文章说：“在国民生产总值没有达到一定水平的国家和地区，民主是无法生存的，即使强行推行，也只会换来适得其反的结果。”美国确有不少具有救世情怀的人，他们错误地相信民主是治愈世界上一切弊病(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法宝，而且美国有责任在世界上任何缺乏民主的地方推动民主制度的发展。其实，只要看看美国家门口的海地就会明白这是一种幻想。海地曾是法国殖民地，又被美国统治了近20年，过去20年又实行了美式“民主化”，但却成了个一贫如洗的“失败国家”。这样的例子在非洲比比皆是。如果美国真的悲天悯人，为什么不先把海地改造好，何必大老远地跑到中东去动刀动枪呢？原因很简单，海地没有石油。
还有人指出了美国的虚伪和双重标准。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2008年1/2月号文章说，哈佛大学国际事务学院教务长若热·多明格斯指出：“美国《独立宣言》的开篇几句话就提到，美国不应该把自己的看法强加给别国。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意味着允许别人走不同的道路。但是今天的美国越来越反其道而行之。许多国际准则，无论是在人权、贸易还是环境方面，有些甚至是美国一手主导创建的国际法律，美国期望别国遵守，自己却背而行之。”
伊朗核问题是当今的热点，在西方舆论的渲染下，人们似乎相信伊朗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图一己之私利。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阿巴斯·阿马纳特年5月25日在《纽约时报》网站发表文章说：“每个伊朗学童都知道，中央情报局1953年发动的政变推翻了穆罕默德·摩萨台首相的政府。……摩萨台在1951年至1953年期间领导的石油国有化运动遭到了英国的反对，后来也遭到了英国利益伙伴美国的反对。英美当时那种自以为是的态度与目前它们对伊朗核问题的看法一模一样。”“这些痛苦的集体记忆使伊朗对核能的追求成了民族反抗精神的象征，而不仅仅是现在这个伊斯兰政权的目的。”
政变与民选是两个绝然不同的概念，美国岂能不懂？但只要美国觉得哪个好用，就会毫不犹豫地去用那一个。美国推翻了伊朗、智利、危地马拉等国家的民选政府。近来所谓的“颜色革命”，则是披着民主外衣、动用巧实力的政变而已。正如美国学者乔姆斯基指出的：美国确实支持海外的民主-----“假如或者只有在符合其自身战略和经济利益的情况下”。
三、西方看不懂中国的民主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就一直受至西方的封锁、遏制、攻击和漫骂。改革开放之后，西方也一直是“遏制加接触”、“两边下注”。他们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中国，不知多少次宣扬中国“即将崩溃”。可是中国不仅没有崩溃，反而成了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西方人就是弄不明白，“民主加市场”是唯一成功的模式这条金科玉律，为什么不适用于中国？如果中国成功了，西方的民主模式岂不是从神坛上跌落下来？
民主是个漫长的过程
西方这方面的言论很多，这里引用比较典型的一条略加说明。德国《南德意志报》2010年4月6日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很吓人-----《铁丝网后的富裕》，原文提要写道：“冷战中，自由国家保持着对专制政体的优势。但中国的崛起表明：经济没有民主保障也能增长。”
他写道：“今天人们知道，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宣告的‘历史的终结’其实是一个难以一览全貌的新格局的开始。今天有中国在，这个国家根本达不到公民权的标准，却不仅积累了世界最多的外汇储备，而且也蓄积了巨大的经济力量，令中国的需求足以左右全球市场活动。偏偏是一种如此古老的政治制度实现了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并成功适应了意识形态敌人的经济制度……作为与民主的市场经济国家截然相反的模式，中国的意义已无法抹杀。对发展中国家的那些半专制或完全专制政体而言，中国是个诱人的选项。”
他提到了福山教授的历史终结论。回想当时，西方是何等的得意，大有“看今日之寰宇，竟是谁家之天下”的神色。
可是，事不遂人愿，世界的潮流并没有按照“新保守主义”派的愿望行进。在他们看来本应崩溃的中国兴旺起来了，而本应江山永昌的西方却陷入了危机。这使西方难以接受，更难以理解。于是，民主就成了他们仍可自居道德高地、居高临下讥嘲中国的最好说词。
处境尴尬的福山先生出来澄清说，不，不，你们不要误解了我。他在2007年月就在文章中说：“所谓自由社会，就是一种以个人自由和法治为特点的政治秩序。想要生活在自由社会的欲望是日积月累形成的，这经常是实现现代化后的副产品。……民主转型需要民主的社会来驱动，而执政者要求一定的机制，因此这通常是一个漫长的进程。”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西方有两种观点：一种坚持认为只有实现了民主才能发展经济；另一种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某些具备一定条件的社会的民主制度会逐步成熟起来。民主是一个过程。民主虽是共同的追求，但追求的起点和道路各不相同，实现的形式也各有特点。如果非把西方的鞋作为标准，强使各国削足适履，那不是无知就是用心不良。
“中国的制度更具适应性”
明白这个道理的人日渐增多。德国外交政策协会研究中心主任桑德施奈德教授2007年4月在一个集会上说：“按照我们的想法去改造中国是不可能的。我们无法把西方的标准强加给中国，不得不改变的是我们自己。”那年他写了一本书，题为《全球的竞争者：中国不祥的腾飞和西方的昏厥》。他认为中国是“不民主的制度取得了非常好的经济成就”，“向西方提出了特殊的挑战”。
中国真的没有民主吗？西方也有不少人不这么看。德国汉诺威的社会哲学家奥斯卡·内格特在2008年也出版了一本书，书名是《以龙作为形象标志的中国现代化与欧洲的现代神话》。他认为中国正在进行当代最伟大的社会实验，“中国定将实现一种特殊的民主，这种民主将考虑到这个大国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特点。这种亚洲‘社会主义民主’所涉及的是史无前例地继续思考‘孔子的公共伦理’，而不是抽象地复制西方资产阶级民主。”
胜于雄辩。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各国政府都好像面临一场“大考”。福山在2011年1月17日写了篇题为《美国没有什么可教给中国的》文章，认为中国妥然应对经济危机，是因为中国能“迅速做出复杂的重大决定，而且……使决定得到较好的落实。”美国《时代》周刊1月20日一期刊登署名文章评论说，福山说得对，“中国能很快适应新形势，作出艰难的决定，然后贯彻落实。而美国人的宪法制衡原则虽然保障了个人自由，使私营部门充满活力，但现在已变得对立、分化和僵化。”文章还说：“在美国政治体系中，金钱已经成为选举的王牌，最高法院认可企业有权利用雄厚的经济实力来支持有利于它经营的候选人和政策……。中国恰恰相反，中国的制度不可能牺牲整个体系的需要，让企业参与政府的决策，从而满足它们的底线。……福山似乎在警告，按达尔文的说法，中国的制度可能比自由国家更具适应性。”
说到适应性，美国《外交》杂志网站2010年10月14日的文章也有论述。它写道：“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变化，其政党政权也在发生变化。为了稳固权力，共产党变得适应性更强了。而且它也进行了一些重要的改革。这些措施并未使中国走上西方的道路。但它确实反映了一种进化的政权与社会之间的博弈------给予国家权力更多限制，个人获得了更多自由，社会行动有了更多空间。”
西方人能有这样的认识，实属不易，也还不普遍。这可以给我们一个启示，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你做好了，别人再有偏见，也难全盘抹杀。最近有一条新闻在西方引起了一阵轰动，说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今年5月问了70名企业首席执行官一个问题：你认为世界上哪些组织最称职可信？他们把“跨国公司”排在第一位。把 “中央银行”排在第二位。把中国共产党排在第三位，占总票数的64%。而美国总统仅获33%，美国国会只获5%。
这些数字可以引起我们很多思考。
当西方攻击我们不民主时，我们当然要理直气壮地反驳。但我们同时也清楚，我们的民主制度仍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
有时制度是好的，却执行得不理想，甚至走样，这都得不断完善。中国100多年前才没有了皇帝。被皇帝统治了几千年的中国怎么样真正做到“人民当家作主”，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走过曲折的道路，付出过巨大的代价，从历史长河看，这种探索只能说刚刚开始。路正长，但我们充满信心，只要从实际出发，融合中西之长，一定能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
四、民主没有标准答案
什么叫民主？世界上是否存在一种尽善尽美的民主？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黄金时代，他们在本土实行的民主制度，曾被奉为圭臬，被说成是人类的楷模。然而，这些自认生活在“山巅光辉之城”里的高贵公民，羞谈被他们统治的殖民地人民的生活真相，也不肯说说与他们住在一起的印第安人和黑人的生活真相。
今天来衡量西方多党议会民主，不能简单地用“好”与“坏”来评价。它是历史的产物，也必将随历史潮流前进。从历史长河看，争取独立的一批美国资产阶级和农场主精英，继承了他们的故乡-----欧洲-----的民主传统，在1776年写出了美国《独立宣言》。那里表达的理念是对人类的杰出贡献，是推动历史车轮向前的壮举。
可是，当代表们在宣言上签字的时候，他们的农场里仍有大量的黑奴。美国到1920年给予妇女选举权，1965年黑人才真正拥有投票权。理念的高尚并不能代表实践的正当。当年在美国，有多少财富是能不能成为选民的重要标准。美国的选举权逐步放开，是为了防止穷人真正的代表进入议会，从而通过法律来剥夺富人的财产权。
从美国二百多年的历史来看，开国元勋们崇高的理念并不是在逐步变为现实，而是逐步丧失。到了现代，这些理念更是被明目张胆地违背了。在最初的理想设计中，议员是人民的代表，他们一定会为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言；而三权分立，是为了权力监督和制衡，防止权力独揽。但是一到实践中，问题接踵而来。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08年月25日刊登署名文章说：“如今，我们的公共话题更加粗俗，标准更加低下，我们容忍一个政党公然将美国人分成敌对的阵营，因为它相信这种战略将在选举中给它带来微弱的优势。在这种环境下，几乎不可能就重要问题开展成熟、稳重、理性的全国辩论。”作者颇为沉重地自问： “美国是否能确保民主持续下去？我们时代的一个标志在于，我们无法确定这些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
英国社会科学家柯林·克劳奇在2007年的一篇文章中分析了民主在当今西方面临的社会环境：“社会仍然没有变成‘无阶级’。后工业社会的广大普通就业人员也许没有找到其本身、以及他们切身利益的明确定义。但是，与此相反，企业管理人员和大金融机构越来越明确地把自己视作统一的阶级。……因此，一方是强大、但没有组织起来的群众：另一方是强大、但善于表达的经济精英，新的冲突线在他们之间伸展。……我把这种情况描绘成‘后民主’。”如果看一看“占领华尔街”的运动，这种冲突就不难理解。精英们不但可以用金钱影响议会，而且可以用别人难以读懂的文字和图表来蒙骗民众。
在这样一种社会状况下要实现真正的民主，实现开国元勋们的理想，真是难上加难。所以法里德·扎卡里亚2009年月22日在《新闻周刊》上撰文分析当前的经济危机时说：“这是一场金融危机、民主危机、全球化危机，从根本上说是道德危机。”
大家已经看到，今天西方多党议会民主至少有三个致命伤：一是金钱对政治的操控；二是议员为了自己当选讨好选民而缺乏长远政治眼光；三是政党恶斗而使政治机器几近瘫痪。在这三者后面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致命伤，那就是个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的伦理基础就是个人主义。美国《独立评论》2007年秋季号刊登哈佛大学政治学和法学双博士丹尼尔·崔的文章说：“个人主义之所以出现，是因为个人养成了对自力更生的‘傲慢的自信心’，不再设想自己怎么‘还可能重新需要彼此的帮助’。这预示着公民社会中协作的所有形式的终结。……个人主义如果肆虐，显然会产生十分严重的后果。它会扼杀经济繁荣，阻碍知识的进步，把文明重新推向野蛮，使人民准备遭受奴役。”
西方民主制度的内在矛盾是明摆着的，现在的问题是他们是否有能力和办法来克服它们？如若做不到，那只能在这种困顿中迎来更大的社会风暴。德国《时代》周报2008年1月3日一期刊登该报编辑、政治分析家特奥·佐默的一篇文章，“今后50年将带来什么：西方的影响力减弱，亚洲崛起，恐怖活动减少。如果资本主义不能很好地解决不平等问题，它有可能走向灭亡。”“关于人类前途的重要讨论将围绕这一点：……资本主义是否已学会将竞争力与社会团结联系起来？”
现在的西方民主制度能做到这一点吗？很难。作为地球村的一员，非西方的社会并不想看西方的笑话，全球化已使各国的利益交合在一起，为人类长远利益计，还是希望西方能继续探索，开辟新的天地。
前进的第一步是自省，而不是自傲。民主不要挂在嘴上，而要付诸行动。大家疏忽了一个诡异的现象：大约从20世纪中叶起，人们忽然发现，西方几乎不再称自己是“资本主义”，而是自称“民主国家”。渐渐地，他们便登上“民主神坛”来指点芸芸众生，发号施令了。“资本主义”一词同“剥削”、“殖民主义”、 “贪婪”、“奴役”脱不了干系，而用“民主”一词，则闪耀着迷人的光彩。现在是西方卸下光环赶紧自救的时候了。
人类对于民主的探索，大约有2500年的历史了。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研究过雅典工商奴隶主民主和斯巴达大土地奴隶主寡头政治。他是倾向民主的，却被那个民主政体判处了死刑。他的学生柏拉图苦苦思索，主张建立超越民主政治和寡头政治的新体制，写了著名的《理想国》，幻想让“哲学王”来治理国家，结果只留下了一些理念。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特别是推翻了皇帝和国王后，如何真正做到“人民当家作主”，有过许许多多的尝试。丘吉尔说西方议会民主是“最坏的，除了已经尝试过的以外”，其实他的意思足说，西方议会民主是在试了各种办法之后不得不接受的最不差的一个。既然并不令人满意，那就还得继续探索。这里有两个根本问题：一是当选的执政者是否真正以人为本？二是如何把握好民主与集中的度？如果集中是众口诺诺，一人专断；如果民主是众口嚣嚣，莫衷一是。两者都会带来灾难。民主现在没有标准答案，也永远不会有标准答案。它要求人类不倦地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