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呼唤马克思的在场!
来源：马克思主义评论网（2009-06-9）
这两年国内讨论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产生了一定反响。至于说科学社会主义是否被边缘化，这样的问题已经无法提出来了。作为学科建制，实事求是地说，科学社会主义差不多处于临终状态。在马克思主义三大学科中，唯有哲学似乎还比较景气、繁荣。然而，丢失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中的挺立是彰显了马克思思想的生命力呢，还是相反，它是以某种特殊形式自觉或不自觉地消解着其生命力？更加严重地说，这种挺立如果只是徒有其表的“孤立”，甚至只是脱离实践的“唯灵论”存在，它是否迟早会轰然倒塌？如果问题是从这样的高度提出来的，那么，如何看待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这一状况，就不是一个形式的、随便的问题，也不单纯是学科建设本身合理与否的问题。
即便不讨论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边缘化的实践基础本身，也不讨论学科建制中三大板块的划分在方便教育普及的同时，实际上是否导致了马克思主义总体性的分化，仍然可以追问的是：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体制内的景气，是否得益于它作为哲学远离了实践，并且得益于这种板块划分使它作为较抽象的学科能够保持这种远离而免遭打击？
实践不能停留于观念
这样的提问似乎毫无道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这些年的进展不正在于强调实践，并且以实践标志马克思哲学的基本性质吗？然而，问题在于何种实践性：有人认为马克思哲学的基本意义在以实践观点终结了陷入困境的形而上学；有人认为马克思哲学的特征在于针对现实提问，让现实成为理论密切关注的对象。概而言之，就是实践成为原则，或者成为内容，两者之一或兼而有之，这就是所谓马克思哲学之当代性的基本内涵。不论哪一种情况，马克思哲学的意义都指向了思想史内部的革命性变革，被阐释为当代思想的一种本质形态。这样一来，马克思如何批判现代，历史之变迁如何对马克思思想构成挑战，就不再是根本性的东西了，即便在衰败乃至在卑污的实践中，马克思哲学也仍然能因其密闭而保持常新，高高在上，远离在实践中被击落的部分。
且不说马克思曾经激烈地批判观念论内部的自我旋转，就算以理论的方式切中了现实之本质，亦即是正确地解释了世界，难道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实践性吗？当哲学家们用《费尔巴哈提纲》第十一条指证马克思开启实践哲学的时候，他们没有看到这至多落在该条提纲的前半部分，即解释世界的层面，因此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层面。这些年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繁荣”，就在于找到了这个层面，并且待在这个层面上。如果说传统解释是把哲学都做成了马哲，把马哲做成了政治，那么，这些年的进展则是把马哲做成哲学，把哲学做成学术！这样的进展当然也算得上是进展，至少在纠正对马克思思想之粗疏的理解方面是重要的，具有思想史的意义，因此，这种“回到马克思”的工作不可或缺。但问题是，这样回到的马克思只是思想史硬壳中的马克思，而不是那个真正立足于历史存在基础之上，并且力图去改造这一基础的马克思。在这种视角中，我们至多能看到，马克思在观念斗争中一次又一次地打了胜仗，成为一个伟大的思想英雄。然而，这不正是马克思要不断告别的形象吗？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只是一个哲学家、理论家。对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的阐释，始终面临着马克思终结哲学的困扰。
按照马克思的问题逻辑，真正说来，研究马克思思想的意义，不在于为马克思在思想史中争得并捍卫一个地盘，这一点当然重要，但进而更为重要的是，在马克思思想与历史的变迁之间进行双重对话，让马克思的思想批判性地走进现实。这里的批判性是指，马克思的思想不可能原封不动、不加修正地移入现实，同时也是指，现实的直接性不能非批判地成为剪裁和评判马克思思想的标准。按青年马克思的正确提法，光是思想竭力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在这种思想与实现辩证关系的意义上，因而在真正实践的意义上，“回到马克思”之后本质重要的是“迎候马克思”，让马克思以一种鲜活的形象走进“历史的此在”。不难想象，如果没有列宁在现实与理论的交汇点上所作的贡献，没有由其引发的马克思思想的第二次降生，不管它是哪样一种性质的降生，哪有今天这个形象的马克思，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呢？看看科尔施列举的西方哲学史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轻描淡写的提及，这一点就显而易见了。
马克思岂能是饭碗
研究的意义绝不只在于还马克思思想的本来面目，让它如其所是，而在于“迎候马克思”，让马克思走向我们，让这个世界精神骑到马背上！统治者们历来不怕把马克思作为思想大师，不怕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伟大的思想，不怕迂腐的专家们拿着放大镜或显微镜寄生在马克思思想的躯体上考古，他们才不在乎这个躯体本身的死活呢，大不了，最后一哄而散！
在这样的热闹中，高度强调实践的理论没有了实践，因为实践只是被做成了的理论，做成了终结传统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范畴！那个在哲学上，从而在观念上被高度颂扬的马克思雄踞在思想的高峰，成为一个观念的神。曾经打破观念拜物教的马克思再度成为拜物教的观念。问题还在于，如今这种观念的拜物教只剩下了拜物教的外表，“先知先觉”的教士们早就解除了思想武装，他们只是徒有其表地“拜”一个自知并不在场的上帝，因为这样有肉吃。这就像西方宗教改革的前夜，不少教士已经率先在内部开始腐烂，因而并不是真正的教士一样！一个看似强大的形式可能因此瞬间轰然坍塌！
那么，这种状况，比如说苏东剧变等等，是否意味着马克思思想生命力的衰竭呢？不是，我们没有权利“把这些巡回传教士的学说”同马克思思想混淆起来。也许恰恰相反，只有解除了各种观念拜物教的魔法和话语泛滥之后，在外在的形式爆裂之后，我们才能发现真理的瑰宝，再一次迎候马克思思想的降生。
时代呼唤马克思
马克思思想的效果历史不会是一次完成的，它提供的是一种观察社会历史的方法。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马克思如何分析和批判现实，如何以马克思的方式，或者说立足于马克思思想的基础剖析现实，并且不把这种剖析仅仅看成是理论对现实的直观，而是改变现实的内在环节。以这样的方法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本身，它就不是一个给定了的静止的思想实体，而是当代历史变迁中最为内在的流动因素。发达资本主义的自我改良和东方社会主义实践已经分别从两个不同的方向展示了这一点。因此，真正的问题在于秉承马克思将理论实践化、历史化的思路，在历史的演进中考察马克思思想的存在论意义及其变迁，让他如其所愿地走出阿门塞斯冥国，来到我们当中，参与造就一种历史的生成状态。
今天，这种可能性因为历史的因素更加朗若白昼般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了。这倒不只是说如今日益蔓延的经济危机印证了马克思穿透历史的洞察力，因此马克思思想是科学，而是说，马克思思想的担当意识及其以各种方式造成的历史状态使我们不可能在没有马克思的情况下走向未来。当然，经济危机对马克思思想的佐证是显著的。在西方国家，我们看到了《资本论》在经济危机中畅销，这至少表明，想象中的马克思思想的死亡并不是所谓铁板钉钉的事情，对于那些自称在马克思的棺材上钉上了最后一颗钉子的人，也许还不值得我们以圣人之言回敬：“小人无知无畏，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中国发展需要超越现代性
就当今中国来说，经济危机对世界的冲击至少让那些急速奔赴资本的步伐慢了下来，市场原教旨主义开始龟缩了。在持剑经商的资本逻辑中，以美国的方式成为美国，以及“彼可取而代之”的那种黑社会意识也许也会因此有所收敛。因为显而易见的是，这种取代只是模仿，没有真正的未来，况且老大今天的日子也不好过呀！当然，在现实的残酷面前，在诱惑面前，翻身做主的欲望总是异常强烈，激动人心。中国的发展已经被称为威胁，难道它真的将不可避免地重走西方资本霸权崛起之路吗？
在我们看来，中国实践的“大目标”和“大方向”不该是“成为现代”，不应该仅仅是在现代霸权结构中实现一次身份的倒转，模仿马克思的说法，它应该是力图达到现代尚未达到的人的解放的水平，由此开启一种超越现代的人类存在方式和文明形态。人从来不是通过在狼群中成为狼而与狼共舞，即便可能，它也不是人的方式。人类实践具有超越之可能性。从当前的经济危机中——本质上说，这是一种人类文明形态的危机，中国看到的不应该是成为“美国”或超过美国的诱惑，而应该珍视自己的历史和现实，以一种超越视角检视资本文明的限度和困境，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牢固地建立在扬弃现代原则的目标指向上，并将此提升和强化为坚定的实践意志。在理论上，需要直接明确它与马克思思想的内在差异和关联，由此形成和展示能够标志当今时代精神的思想成果。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的实践才是有理念的，我们才有可能抓住历史机遇，通过民族的伟大复兴，担当开创未来的使命，而不是以复古的民族主义拒斥现代文明，或者仅仅力图在资本的角逐中争得一个有利的、甚至是霸主的席位。真正说来，这样的席位不是太高，而是太低了。
因此，所谓“迎候马克思”，就不是停留于观念上为其优越性证明，而是让它从单纯观念的操作中解放出来，在实践中为他准备一个名副其实的位置，于历史的呼唤中真正历史地在场，与我们一道面对存在的困境，伴随并促成未来的降临。
当代中国实践需要建构性政治
中国的建设实践蕴含着一种建构性政治理念，它需要自觉地明确并且突出此一理念，以重塑启蒙以来的政治形象，在自由主义的消极政治和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治之后，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政治实践。这种建构性政治不仅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和民族复兴之需要，也是人类面临困境、政治职能日益强化不可避免的趋势。
当代中国建设实践需要什么样的政治理念，由于两方面的事实，这个问题的分量日益加重了：其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社会变革从经济领域拓展到所有方面，包括政治方面，对政治性质、功能和意义的不同理解正在消解传统政治共识；其二，随着全球性问题的凸显，尤其是当下世界经济危机的不断蔓延，政治的形象和责任面临重大调整，政治将在人类事务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并且如何发挥作用，极大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这样的处境中，明确中国当代政治的基本理念事关重大，它是中国发展模式最为内在的因素之一。在我看来，中国的建设实践蕴含着一种建构性政治理念，它需要自觉地明确并且突出此一理念，以重塑启蒙以来的政治形象，在自由主义的消极政治和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治之后，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政治实践。这种建构性政治不仅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和民族复兴之需要，也是人类面临困境、政治职能日益强化不可避免的趋势。
中国不可与消极政治调情
何为消极政治？简单地说，就是以最大限度地削弱政治职能和责任为核心理念的自由主义政治。政治的职能被限定为维持秩序、保护现场、当守夜人，政治权力只是作为“必要的恶”加以限制。大体可以说，近代以来的这种西方政治在告别中世纪神学政治的同时，也告别了古典政治的德性，政治成了中性的、技术性的公共管理。现代政治的世俗性严重地消解了其超越性，人类社会最具有推动性和创造性的领域封闭在对现成事物的服务上。
消极政治最初对黑暗和专制具有强烈冲击力，但这种冲击力恰恰是来自于限制政治职能和制约公共权力，政治可能释放的创造历史的意义在这种消极政治中隐没了。因为：首先，这种政治蕴含着一种自发性的社会历史观，认为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社会能够自发地实现发展与和谐，因此，它将政治国家看成是补充性的结构。其次，这种政治以个人主义为前提，确立了个体权利的优先地位，为了防止政治干预个人生活和市民社会而主张削弱政治职能。再次，这种政治蕴含着“性恶论”的伦理假定，认为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制约和规范政治权力成为主要内容。最后，此种政治不是将走向未来，而是将维持现在作为基本目标，启蒙最初的解放诉求变成了一种保守主义的立场，拒绝通过政治变革社会历史，消解了政治的创造性。
近代以来，这种消极政治概念曾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甚至成为一个国家是否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标准。今天，这种消极政治已经不能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存在论困局了。不论在国际还是在国内的生活中，政治都日益发挥着重要职能，政治活动再也不能看成是售后服务和垃圾清理，必须重新突出强调政治的德性价值和担当意识，告别消极政治，强化政治在处理各种当代问题和开创理想文明形态中的建构性作用是当代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
对致力于民族伟大复兴和开创新的社会发展道路的当代中国来说，削减政治职能和放弃政治担当，含混地与消极政治调情，将消磨我们坚强的政治意志。消极政治明显与当代政治职能的强化趋势背道而驰。然而，在中国却有不少人还将这种已经被理论和实践击败了的消极政治作为追求目标，将倒退视为进步。这不仅包括了代表市场和经济的力量向政治要权，而且也包括政治力量“减担子”和“扔包袱”的强烈愿望，当然，权力的腐败等消极现象也在民间激起了对这种诉求的呼应。
如果这种削弱政治的消极政治在中国实践中得到实现，我们必将失去创造历史的机遇，失去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驱动力。中国实践的开创性意义和优势应该在于克服这种消极政治，在规范权力运行的同时，突出政治在超越现代困境中的强劲作用，而不是作茧自缚、裹足不前，将自残当成自救。因为，中国当代政治实践在没有达到现代政治发展水平时，已经目睹了现代政治的困境，如果只是以自由主义的消极政治作为自己的最高追求，只能是一种拙劣的重复和模仿。
中国应完成革命政治遗嘱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治是在洞察了近代消极政治限度的基础上走向历史舞台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现代自由主义政治以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二元论为前提，虽然在政治层面上实现了自由平等，但在私人生活领域，尤其是经济领域，却存在以剥削为核心的普遍异化，因此本质上只是一种抽象的、形式上的自由平等。马克思的革命理论越出政治解放和思想解放，认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必须变革社会经济基础、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解放话语由此被激进化为一种与消极政治相对的革命政治。
我们今天仍然生活在马克思主义革命政治造成的社会历史后果之中，对于当代中国建设实践来说尤其如此。在由革命、建设向改革的社会变迁中，如何对待革命政治是当代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有人认为，改革建设已经逐渐背离了革命方向和革命精神，进而以革命理想批评现实的妥协和退让；而另一些人则以所谓理性的精神批判“非理性”的革命意识，要求告别暴力。这种对立和紧张，恰好是真正缺乏历史理性的粗陋表现，革命好像是一种可以呼来唤去的东西，而不是根源于社会历史的存在状况。正因为如此，他们也都没有真正理解中国今天的实践道路以及政治在其中的作用，好像它只是几个政治领导人拍脑门决定的事情，而不是由历史和现实的处境决定的。
十月革命开始的社会主义实践，包括中国的革命实践，虽然吸取并极大地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但其面临的条件、任务都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理论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给创造性实践留下空间，也带来难题：在没有达到现代水平的情况下如何实现对现代的超越？面临着既“苦于资本主义之不发展”也“苦于资本主义之发展”的双重局面，对现代原则的抽象批判或肯定都不可能抓住实践的根本。这种双重困境，决定了建设实践必然具有“不彻底性”。建构性政治表现了一种辩证的历史智慧，是连接理想和现实的本质力量。一方面，它必须面对资本主义之不发展这一实情，有限度地接纳商品资本原则，并通过政治强有力的组织尽快推动社会全面发展；但另一方面，这只能是一种有原则的“退让”，不仅是革命的历史渊源，就是现实状况也不再容许对资本采取盲目崇拜的姿态，而必须是凭“远见卓识”将超越资本现代性作为内在的目标。
因此，中国建设实践的理性立场在于：以渐进过程完成革命的政治遗嘱，既不是以所谓历史理性的名誉粗暴地否定革命的历史，忽视社会的结构性矛盾与对抗始终是革命的基础和原因，从而麻木地陷入虚幻的“团结”；也不应该以夸张的激情重复革命高调，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缺乏渐进解决的耐心和宽容，从而陷入缺乏建设性意见的抽象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否定革命，是数典忘祖、自毁长城；同样，忽视历史发展的渐进性和现实条件，用抽象理想剪裁现实，看不到实现理想的曲折性和过程性，同样会带来实践的灾难。一种积极的建构性政治才是中国当代实践之真正需要。
中国需要建构性政治
在冲突和动荡的当今世界，政治不仅是人类的自我解放、自我完善，而且是人类维系自身存在的必要力量。对政治的这一理解要求回归古典政治至高的德性层面，而且赋予政治庄严的历史使命。自从经济自由主义的自发性概念理论上被击破并且在实践中式微以后，政治已经被迫承担了调节社会存在基础的职能，但它并没有将这种承担升华为自觉意识，而只是在策略性的意义上延伸其职能。建构性政治在对消极政治和革命政治双重反思的基础之上，将革命政治指向未来的超越性熔铸到建构性实践过程之中，有理由成为开创人类新型文明形态和人类自我解放与自我救赎的本质路向。
首先，在建构性政治概念中，政治不只是存在的一个方面，而是存在诸方面的构成性维度。因此，这一概念反对独立于道德和经济等等理解政治的职能及本性，将政治限制在话语商谈的层面，而是从人类存在论的总体性高度领会政治的性质及其意义。
其次，面临当代的存在困境——不仅是以剥削为核心的异化的加深，而且是人类自我毁灭的切实可能性，建构性政治在秉承革命政治解放话语的同时，将人类“自救”突出为政治的又一使命，因为更好地存在必须建立在能够存在的基础之上。不论从解放还是救赎的意义来看，建构性政治都要求强化政治的职能和担当意识。因此，如果今天中国政治改革的取向仅仅是“服务政治”、“大社会、小政府”等等，必然成为一种致命的耽搁，把戏仿当成创新。
再次，在革命后的建设实践中，政治只能通过权力的介入改造社会存在基础，将社会导向和谐发展的方向，趋向革命的价值目标，而不能无限制地夸大革命的作用，将非常态的革命不恰当地强调为解决常态问题的手段，导致自我折腾，或者自我毁灭。建构性政治不只是强调历史的断裂，尤其强调跳跃之后的常态进展。
又次，由于强化了政治的超越职能和德性担当，建构性政治并不抽象地否定任何规范权力的要求，将权力假定得绝对纯洁，恰恰相反，它把权力的规范运行看成是政治完成其存在论使命的必要环节，消极政治制约和规范权力的要求不是被放弃了，而是在更基本的意义上被着重强调。
最后，建构性政治蕴含着过程意识，这种意识并不预设历史的透明终点，当然也不寻找绝对根基，而是以可能性概念为实践提供依据。在对历史的理解中，自发性和决定论都没有给政治的创造性留下空间，而可能性乃是实践主体性的内在依据，它将存在的历史理解为建构性的动态过程，由此才有人为的存在世界，才有创造性的生成，才有政治的建构！
总之，对于当代中国的建设实践来说，问题只在于，在复杂的处境中能够以一种坚定的意志将现实推向未来。这就是实践中历史的生成。这一实践所蕴含的建构性姿态，继承革命政治超越现代的遗产，展现了连接理想与现实的真正历史理性，预示着人类历史可能告别自发性发展和暴力驱动的恶性轮回。就像朝阳初生，我们已经感受到了此一实践所带来的敞亮与光辉。也许，高卢雄鸡将因此移居我们这片日久弥新的东方大地。果真如此，我们就可以高兴地呼喊，中华文明复兴之伟大意义，不在于它是金鸡孤鸣、国家发展，而是人类文明新纪元的报晓，就像文艺复兴乃是现代之孕育和发端一样，五千年文明古国的涅槃不会是对过去、也不会是对现代的简单模仿，而是新原则的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