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援：在2018军工榜颁奖典礼与创新峰会上的演讲

（新浪博客，2018年12月23日） 

    尊敬的各位专家、总工、企业家们，下午好！首先，代表主办方之一的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向获奖的各位企业家、军民融合团队表示衷心的祝贺！

    感谢大会组织者给了我二十分钟的时间做一个主旨发言，但这个时间很尴尬，讲一些祝贺、祝福的套话，时间太富裕；讲一些政策解读的大话，时间又不够。这样，我选择一个大家都关注的中美贸易战的问题，从另外一个角度谈谈一名军方学者的真话。

    我不是经贸问题的专家，不敢在各位专家学者面前班门弄斧。我不去谈中美贸易战的细节和发展动向，我只谈一下中美贸易战带给我们什么战略思考？今天的演讲，我就从国家战略角度进行分析，用形式逻辑的方法来回答这三个问题。

    第一，是什么？我们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现在每年发布一个《美国军力评估报告》。因为美国自从苏联解体后，就每年发布一个《中国军力评估报告》。美国一发表《中国军力评估报告》，我们的国防部发言人、外交部发言人就会出来谴责和抗议。我们在想，我们为什么不发布一个《美国军力评估报告》呢？把美国军力发展的真实情况公诸于众？最终要把话语权拿过来。所以，作为民间智库，我们连续第七年发布《美国军力评估报告》。今年发布的《美国军力评估报告》，和以前相比，我们发现美国战略发生了6大变化：

    第一大变化，现在美国把“美国优先”正式写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大家知道，“美国优先”是特朗普的一个竞选口号，但现在美国已经白纸黑字把它写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所以现在你看，美国所有的战略行为都可以找到这四个字：美国优先。这已经是美国的一个战略行动指南啦，从美国与中国打贸易战，从美国退出国际契约组织，从美国从海外撤军，都可以看到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我们提倡“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国主张“美国第一”；我们主张“互利共赢”，美国强调“美国优先”。这就产生了战略理念上的对撞。这是第一大变化。

    第二大变化，现在美国已经把中国作为首要安全威胁，作为主要竞争对手。在上一版美国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评估》中，美国还把中国放在第五位威胁。第一是伊朗，第二是朝鲜，第三是俄罗斯，第四是跨国犯罪，第五才是中国。但在这一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明确地写着，中国是首要安全威胁，是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副总统彭斯公开说，中国对美国的威胁远远大于俄罗斯。这是第二大变化。

    第三大变化，就是美国特朗普政府现在用“竞争战略”取代奥巴马时代的“接触战略”。奥巴马时期认为中国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要通过和中国的接触改变中国的发展道路。特朗普认为，奥巴马的“接触战略”已经失败，他在《国家安全战略》中明确提出要实施“竞争战略”，这是第三大变化。

    第四大变化，用“印太战略”取代“亚太再平衡战略”。奥巴马时期，美国和中国竞争的角逐场所主要在亚太地区，奥巴马提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但是特朗普试图把中美角逐的场所由太平洋扩大到印度洋，他提出了一个 “印太战略”和“ 南亚中亚战略”，就是把印度洋也划进来了。这是第四大变化。

    第五大变化，特朗普已经用“重塑美国军力”取代“自动减支计划”。奥巴马时期，对美国的军费增长还是有所节制的，他提出了一个“自动减支计划”，也就是军费增长一旦超过预算的某一个节点就会自动裁减。现在特朗普政府的军费已经从奥巴马时期的5827亿美元暴涨至2018财年的7000亿美元，刚刚通过的《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还将使军费增至7160亿美元。前几天我看了咱们的新闻报道，特朗普还想把军费再增加到7500亿美元。我们中国的军费才1748亿美元，美国就说中国威胁论，美国的军费即将增加到7500亿美元，你说到底是谁威胁谁？习主席宣布我们裁减军队员额30万，而特朗普要在奥巴马时期军队员额的基础上再增加2万。我们在裁军他们在扩军。这是第五大变化。

    第六大变化，更值得我们警惕，就是核战略上的变化。奥巴马时期，他提出了一个“无核世界”，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值得讽刺的是，特朗普要用“美国核力量和核基础设施现代化”取代 “无核武器世界”。他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就是要发展低当量核武器。什么是低当量核武器？特朗普认为以前的核武器是“中看不中用”，只能作为威慑手段。他现在要把核武器小型化、战术化、可用化。美国对核武器的投入已经从以前的平均占国防预算的4%增加到现在的6.4%，这是冷战后最高的。

    这六大变化，我解答了第一个问题“是什么”。这次中美贸易战绝对不是单纯的经贸摩擦，而是一个重要的战略问题，是因为美国的国家战略发生了变化。为什么这次基辛格到中国来访问，他提出要见一些中国外交界的老朋友，他非常伤感地说了一句话：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来中国，现在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毛泽东、周恩来时期。也就是说，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是我回答的第一个问题，现在再来回答第二个问题。

    第二，为什么？为什么特朗普2017年11月10日刚刚结束对中国的访问，2018年3月16日就签署了《对台交往法》？3月23日凌晨美国打响了对华贸易战第一枪？为什么12月1日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刚刚与习主席举行会晤，当天就责成加拿大把华为财务总监孟晚舟给抓了？这些都是独立的事件吗？绝对不是，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本质是什么？

    我和很多研究美国问题的专家进行过多次研讨，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美国从上到下都有一种战略焦虑。现在，在美国国内，两党之间、两院之间、白宫与国防部、国务院之间存在许多分歧，唯有在一点上他们形成共识，就是中国问题。现在，在美国国内，几乎所有“亲华派”、“知华派”都失音或者转向，只有彭斯、博尔顿、纳瓦罗这些“反华派”的言论甚嚣尘上。为什么？现在我们中国国内总有些人在那里“做自我批评”，一会“反思”这个，一会“检讨”那个。但，问题确实不是在我们身上！

    因为，中国已经发展到世界老二了，这自然引起老大的焦虑。“发展”有什么问题！问题是美国为什么焦虑呢？凭什么不让中国发展，凭什么不让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呢？奥巴马说，“如果中国人过上美国人的生活，那将对世界是一个灾难。”特朗普说，“中国的好日子已经过到头了。”什么叫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这就叫霸权主义，强权政治！

    美国为什么要战略焦虑呢？有两点：

    第一，认为中国要超过他们。美国各界的争论只是中国超过美国时间早晚的问题。在美国国内有一个潜规则，任何国家的GDP达到美国的60%，他就会打压你。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的GDP达到了美国GDP的60%，就遭到了美国的打压。而现在我们中国的GDP已经达到美国GDP的63%，所以美国要打压中国。我们现在说，我们要建成世界一流国家、一流军队。而美国是依据冷战思维的“零和游戏规则”在思考问题，它认为，中国变成了一流国家、一流军队，那美国不就成为二流国家、二流军队，所以一定要打压中国。这是第一点的战略焦虑。

    第二，他们认为我们中国超过美国的模式，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模式超过美国，而不是按西方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竞争的模式超过美国。这是他们不能允许的。首先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他们认为中国现在还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我们在隆重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我们现在在很多非国有企业都设立了党的组织。他们认为这些都是在强化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在他们的眼里就像异端邪教。这是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其次，是规则或者是制度上的考虑，他们认为我们还有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在他们的眼里就是有政府支持，在吃政府补贴，和他们不平等了，因此他们一定要打压中国。

    这我就回答了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会发生中美贸易战。在中美贸易战表象的背后，其实是国家利益之争，是制度之争、规则之争，也是意识形态之争。

    第三个问题，怎么办？有两种选择：

    第一种是，有些人认为，我们应该继续韬光养晦，我们应该妥协退让。我想问一句话，韬光养晦，我们现在还“养”得起吗？我们现在的经济总量已经是世界第二了，你再夹着尾巴做人，但你的“尾巴”已经露出来了。

    前一段，我与美国海军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冯德威有一次交流，他直接问我，你们中国“韬光养晦”以后，你们想干什么？这不是还在说中国威胁论吗？不是还在认为我们的“韬光养晦”是“障眼法”吗？

    更重要的是，你现在想妥协还妥协得了吗？美国试图让我们全面开放。比如：

    第一让我们粮食市场全部开放。我们粮食有四大项目绝对不能对外开放：大米、小麦、玉米、棉花。

    我们宁肯政府补贴，也不能把生产、购买和销售权让给国外，否则，人家一旦卡住我们的粮食命脉，将危及我们的民计民生。而且现在他们还要求让我们的种子也要开放，一旦种子对外开放，像孟山都这类种子公司到中国来销售转基因种子，将造成种子的变异。

    我不是生物专家，转基因有害还是无害，留待专家研究。但是对转基因的食品和种子，我们还是要保持高度警惕！因为，这毕竟关乎我们中华民族的生存质量和世代延续的问题。

    第二个是要让我们的网络开放。美国认为我们的网络有限制，要求解禁。但是如果网络全面开放了，我们的网络安全、我们的意识形态安全怎么保障？

    第三个是金融开放。我们的金融公司规定外资最多只能参股49%，如果全面开放，允许外资控股超过51%，我们的金融安全怎么保障？

    第四是让我们的军工企业开放，包括武器弹药。另外，他们还要求我们的测绘也对外开放。如果让国外的测绘公司在中国境内获取兵要地志，地理坐标等信息。以后，一旦国家有需，这个仗还怎么打？

    由此看来，我们不可能以牺牲国家的核心利益来换取妥协。

    所以，我们只能采取第二种选择：针锋相对，迎接挑战。

    就是中央说的，我们不主张打贸易战，但我们也不怕打贸易战。若美国要打，我们奉陪到底。

    但奉陪到底，也有两种选择。

    第一种选择是“对称反击”。你惩罚我们500亿美元，我们也惩罚你500亿美元；你对我们的出口商品征收25%的关税，我们也对你的出口商品征收25%的关税。这叫“对称反击”。

    有什么好处？抢占了道德的制高点。但这样打不痛美国。就像毛泽东所讲的，这叫做“叫花子与龙王比宝”，你是比不过的。

    特朗普是一个奸商，他经过计算，我们出口美国的商品总价值是5000亿美元，我们从美国进口的商品是1300亿美元。特朗普先投石问路，惩罚我们500亿美元，结果，我们也回敬他500亿美元。
    特朗普掐指一算，美国还剩4500亿美元的存量；我们只剩800亿美元。所以，他马上来第二招，对我们2000亿美元商品再加税，我们只剩下800亿美元的存量，所以，我们第二轮只能惩罚美国160亿美元，剩下的到世界贸易组织起诉他们。

    但是对于特朗普这个老无赖来说，他根本不尿你。他说，你敢到WTO起诉我，我就退出WTO。所以“对称反击”效果有限。

    第二种选择是“不对称反击”。而我主张，我们要进行“不对称反击”。就像我们军人打仗，以我之长，击敌之短。敌人怕什么，我们就打什么！敌人什么地方软，我们就发展什么！那么，美国到底怕什么？

    今天我就想问一下在座的总工和专家们，美国究竟怕什么？我觉得我们对这个问题没有引起认真的思考和研究。我们搞军工的，一定要知己知彼，在了解对手强项的同时，也要知道他的短项。你不能总是高比高，强比强，这样会被敌人拖垮。我觉得你们饭后茶余，可以研究研究这个问题，美国怕什么？大家可能提问，你罗援认为美国怕什么？坦率地讲，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也不能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记得毛泽东有一名言：帝国主义就是纸老虎。纸老虎的特点是什么？外强中干，色厉内荏。我们不知道他们的软肋在哪里，但是我们知道他们的强项在哪里。如果你把他的强项捅破了，就像捅破窗户纸一样，它的软肋也就露出来了。

    美国的强项是什么？我认为美国有五大立国之本：

    一是美国靠军事立国，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美国不可能成为强国。所以我们必须加强国防实力建设，强国必须强军，否则，只能成为一个富国，而不能成为一个强国。我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在适当时机宣布，增加国防费。以前，我们一增加国防费，西方社会就指责中国威胁论，现在我们要向国际社会表明，不是“中国威胁论”，而是“中国被威胁论”。美国频频在中国的台海、南海和可持续发展利益上挑衅，我们必须要增加自卫的资本。美国的军费已经达到7500亿美元，我们才1748亿美元，增加点国防费何罪之有？另外，就是要大力发展杀手锏装备。我很兴奋，今天在这个颁奖典礼与创新峰会上，来了很多研制国之重器的国之巨匠，他们当中有许多年青人，这就让我们看到了希望。许多获奖项目，已经达到或者在某些技术指标上超过了世界先进水品，让我们从内心里呼唤，“厉害了，我的国！”但我个人认为，我们不能光直线超赶，还要弯道超车。就是我们的对手怕什么我们就发展什么。现在美国有11艘航空母舰，我们是不是要发展12艘航母，才能跟美国抗衡呢？我觉得这种思路错了，我们不能搞军备竞赛。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美国最怕死人。我们现在有东风21D、东风26导弹，这是航母杀手锏，我们击沉它一艘航母，让它伤亡5000人，击沉两艘，伤亡一万人，你看美国怕不怕？所以，我们军工总师也要考虑从美国的软肋去发展。

    二是美国靠美元立国。别的国家打仗是在烧钱，美国打仗是在赚钱。为什么？因为美国掌握了印钞机。所以我们要使国际金融体系多元化，要使人民币国际化，最近我们把原油、铁矿石期货人民币结算，已经有9个国家加入人民币结算体系，虽然规模不大，交易量不大，但这是一个发展方向。

    三是美国靠人才立国。我认为美国发动贸易战既不是中兴违约的问题，也不是什么中美贸易顺差问题，更不是我们放了一个电影《厉害了！我的国》的问题。如果不放《厉害了！我的国》这部电影，美国就不与我们打贸易战了？这也太幼稚了吧！没有中兴违约，它就要抓你华为违约，没有华为违约，它就要抓你三一重工违约。总之，他一定要千方百计把你的领头羊企业全部打掉。这次贸易战的核心是什么呀？我看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近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的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量占全球总量的42.8%，美国仅占19.4%，日本和韩国各占10.2%，欧洲和其他国家占5.1%和15.8%。我认为这才是关键所在。为什么特朗普一上台就骂中国是小偷，骂中国是窃贼，因为他认为中国偷了他们的知识产权，偷了他们的人才，现在甚至管我们的留学生都叫做间谍，我担心，美国下一步将拿我们的留学生下手。所以，我认为这次贸易战实质上是科技之争，是人才之争。所以，这次贸易战一打响，习主席很快就采取了三大措施：第一召开全国科技大会，第二召开两院院士大会，第三视察高科技产业。这就是抓住了要害。我认为这次贸易战，我们一定要像当年打“两弹一星”那场硬仗一样，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发展核武器。现在，我们也要勒紧裤腰带，同仇敌忾，发展我们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产业。这次2018军工榜颁奖典礼与创新峰会，我见到了这么多获奖产品，见到了这么多军工总师，我很高兴，我们大家都来支持他们！

    四是美国靠选票立国。美国的政客要是没有选票，就无法执政。特朗普的大票仓在哪儿？在农业州、制造业和工商业。因此，我们第一打大豆，美国的大豆对中国的出口占出口大豆的出62%。占中国整个进口的34.39%，对美国大豆的惩罚将特别伤害艾奥瓦州，该州在2016年大选中是特朗普的支持者。第二打汽车，美国如果没有在中国市场的发展，它的通用、福特、克莱斯勒三大汽车公司将沦为二流公司！第三打飞机，美国每三架波音制造的737就有一架交付给了中国。因此，美国也有软肋掌握在我们手里，起码这三项是我们可以与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

    五是美国靠树敌立国。美国把威胁当作发展的动力，美国没有威胁它也要寻找威胁、制造威胁。苏联解体以后，美国“一超独霸”，谁对美国构成威胁了？但是，美国就是把中国和俄罗斯当作主要威胁，你再怎么对它示好，说好话，都没用。他就是要把你当做主要威胁，即便躺着也要中枪。没办法，这是中华民族在崛起过程中绕不过去的坎，不幸中的大幸，它可激励我们丢掉幻想，奋发图强。你不是要把我当做敌人吗？那我就厉炼成你打不垮拖不烂的“敌人”。那我们就结交更多的朋友，使你的敌人越来越多，使你的朋友越来越少。

    金一南将军说得好，我们打赢中美贸易战的信心来自于我们有刻苦耐劳的中国人民，我们经历了许多惊涛骇浪，但没有过不去的坎。我还想再加上一句，我们坚信能够打赢中美贸易战的优势在于我们有共产党的领导，我们以举国之力，难道还有战胜不了的困难吗？我们坚信的“四个自信”必定在中美战略博弈中得到充分体现。我们一定能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创造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我们非常怀念改革开放的倡导者和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邓小平同志有一句至理名言，至今让我铭记在心，今天让我们大家一起重温共勉，并以此作为我今天演讲的结束语：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把中国发展起来，就会立于不败之地，谁也奈何我们不得。

    谢谢大家！

吴菊生：美国正在走下“神坛”

 （新浪博客，2017-06-02）

  果不其然，川普如“约”于昨日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对此，国际社会反应异常激烈，我最欣赏的是德国总理默克尔的一句话：目空一切者必遭孤立！这句话堪称经典，是对美国保守右翼势力倒行逆施、为所欲为的终极判决！

  美国的新能源产业三百万人就业，是煤炭产业就业人口的十多倍，做出退出决定的川普小学算术都不及格。川普他这么做是为了兑现所谓竞选承诺，同时也是为了维持那些共和党传统支持者的产业基础。这个混蛋心里很清楚，面对“弹劾”险境，只能剑走偏锋，以此呼唤他的铁杆支持者，这也是某种“狗哨”语言。他的支持者心领神会，外人一般听不出来，包括川普女儿女婿都未必真懂川普的政治算计。

  美国的制度安排有着明显的缺陷，少数人的并不总是合理的利益被不恰当地夸张显现了，成了某种政治筹码，给了某些寡廉鲜耻政客以长袖善舞的政治舞台。美国的问题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们看清楚，美国二十一世纪的国际地位肯定不保。我在写《美国时代的落幕？》时，就已经讲到这个趋势。有朋友建议我写一写美国的问题，其实我不太愿意多说美国的“坏话”，我本来是一枚坚定的“看好美国”分子，否定自己总是一件让人不愉快的事。然而，川普代表的“半个美国”呈现出的那一种愚昧、反动和荒唐很难不让人反感！今天的美国其实就是一半➕另一半，糟糕的是“另一半”如今当道，社会“反智主义”盛行。本以为小布什的反智主义达到顶点（小布什政府退出了“京都议定书”），谁知又出现更极端的川普式反智主义，将来不知道还会出现什么样的货色！这种现象的一再出现，昭示了美国社会的体制性困境。为什么欧洲即使经济状况不如美国也很难出现极端势力上台？为什么美国总是出现一些不伦不类的“奇葩”政治人物？这些都值得深思。

  美国人的妄自尊大已经到了莫名其妙的地步，他们不知道世界较之以往，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美国一言九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不要说你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哪怕你就是退出北约、退出所有的国际组织，世界一样正常运转，该干什么干什么。大不了联合国搬个家，还能在其他地方创造出大批新的就业。

  世界领导力的中心正在转移，由单一中心向泛中心时代过渡。当今美国之所以处处感到不适，正是对这种趋势变化的一种不满和条件反射。这反过来也说明美国的国内体制已经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国际社会时移势易。美国正在走向自我孤立，这种孤立是其国内体制的某种自然演变结果。需要改变的是美国自身的体制，而不是当今的国际社会。然而美国体制的变化谈何容易，哪怕一个小小的变动都难如登天！这一点稍稍了解美国的朋友都知道。一个人改变自己很难，一个国家更难，我们有理由不看好美国的未来。美国二十世纪的繁荣是建立在世界混乱、“风景这边独好”的基础上，现在这种世界性的混乱已经不可能再现。哪怕就是你美国刻意“营造”某种混乱，也极难得手和如意，制造“热点”也是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的。在核武时代，霸权的真正基础是道义及基于价值观的广泛的联盟，而不是单纯的武力。一个小小的朝鲜可以让一众大国毫无办法，就是明证，具备超强武力的前苏联的垮台更是一个最好的注脚。如今的美国可以弃道义和盟友于不顾，它的霸权靠什么维系呢？这是用脚趾头都可以想明白的。美国开始走下“神坛”！

    美国的现有体制安排更适合大规模工业文明时代的需要。美国社会的上层（政治精英和宗教领袖）“合谋”对中下层社会民众进行“统一洗脑”，培养、塑造出了一大批愚蠢、懒得动脑的“傻瓜”。美国社会孩子的启蒙，在很多地方是由教会承担的。在那里，人不需要有自己的思想，需要的就一个“信”字，不需要质疑，不需要思辨。大批的傻瓜就是这么被批量生产出来，成为资本的“奴隶”。资本只需要向这一大群“奴隶”提供住房、食物以及其他生命必需品就够了，这一大群傻瓜就在那儿高呼“中产阶级万岁”，其他根本不需要动脑子。碰上社会矛盾冲突尖锐时，资本集团会适时“找出”几个敌人，领着这群傻瓜宣泄一通，然后获得某种精神的胜利。每当社会遇到麻烦，上层保守右翼集团总是利用某些话题（比如宗教和移民），转移社会对真正问题的关注。久而久之，社会的惰性越来越大，美国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其自我更新的能力。

    我在《马克龙冲击波！》一文中曾经写道：美国人民以“傻”著称，所谓“一头狮子领着一大群羊”。这群不动脑子的“羊”来自于美国教会的长期洗脑，神性压倒了人性，教会领袖成了神的代言人。以至于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二十一世纪，在美国的很多地区还残存着很多中世纪的痕迹，童婚现象、妇女地位卑贱甚至“奴隶主意识”等等（旅游者们和普通移民看到的大都是沿海民主党“统治地区”的“光鲜靓丽”），这些在中国的沿海地区都已经没有市场的社会现象，在美国的落后地区可以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美其名曰“保守主义”。偏偏这些“类中世纪因子”可以被某些保守右翼政治势力和乖张人物所利用，成就他们的所谓“让美国再次伟大”之类忽悠美国“傻子”的迷梦！美国的普通中小学生跟欧洲甚至跟俄罗斯都是远远不能比的。这跟美国社会的教育理念有关，他们只需要培养一大批机器一般的劳动力，来应付大工业生产所需就够了。如今大工业时代结束了，这样的劳动力再也跟不上时代需要。那一大批支持川普的“红脖”——垃圾白人，就是这么被生产出来的，现在这一大批人成了社会进步的巨大阻碍。

     岁月是一把“杀猪刀”。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必须经历时间的反复摔打，几经磨难、屹立不倒才可以说是经历了一个完整的成熟过程。从这一点来看，中国、印度、欧洲诸国乃至俄罗斯都可以算是经历了这一过程，无论将来如何，它们都将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整体。美国这一方面还不能说已经经历了历史的考验，它从登上历史舞台以来，一直处于上升通道，没有出现真正的逆境检验，缺乏在下降通道运行的历史经验。所以就全球范围来看，美国的未来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

    今天的美国事实上处于一个“撕裂”的状态，城市乡村撕裂、文化层次高低撕裂、内地和沿海地区撕裂、民主党共和党的理念撕裂、资本与劳动的撕裂、上层下层的撕裂、宗教化世俗化的撕裂、欧裔白人和非欧裔少数族裔的撕裂……整个社会呈现出显而易见的尖锐冲突。这些撕裂埋下了美国社会未来的巨大隐患，一旦社会经济或政治层面出现大的问题，很难不引起社会巨幅震荡。

     得州的独立、加州的独立等等（虽然它们很难真正实现独立），都是一个个危险的信号。对这些信号并不能掉以轻心，它说明美国内在的矛盾很难克服。一个未经检验的年轻国家对自己的未来多一分警醒是完全必要的！

    美国社会亟需补上“理性主义启蒙”这重要的一课，同时降低社会的“宗教化程度”。美国社会的欧洲白人移民主要来自欧洲社会下层边缘人群，大都属于“经济难民”一类，文化基因传承本就不佳（川普欧洲行那一副“粗鲁相”就是明证）。美国历史上的成功更多地得益于其地大物博、资源丰富（这个跟今天的中东石油地区有相像之处），加之二十世纪其他地区的动荡、战乱，还有美国国内广阔的统一市场这几条。如今这些条件已经不再归美国一家独享。二战以后，美国的“屡战屡败”已经昭示问题所在。先败于西欧，再败于日本，三败于中国……面对这些失败，美国的某些势力喜欢归咎于他人他国，其实真正的原因在其自身——社会成员不合理的畸高收入。这种困境在可见的未来并不能得到真正的扭转，寻找“替罪羊”成了一个非理性社会的唯一选择。可以断言：一旦川普美国真正回归孤立主义，美国社会成员收入将塌方式暴跌……谓予不信，川普美国不妨一试。

    我们可以批评中国式的东方专制独裁，可以批评普京式的俄罗斯威权主义，可以批评伊斯兰的宗教极端主义……我们当然也可以批评川普为代表的美国保守右翼政治势力对人类未来的挑战。

    人类可以没有美国，人类不可以没有地球！

安玛丽•斯劳特：新资本主义更应以人为本

  在人工智能日益发展的今天，我们更应该关注资本主义自身的进化。我们应该设想几种不同的未来。 
     （2017年2月27日英国《金融时报》）

  人工智能正来到我们身边，即便看起来人类智慧或许正在弃我们而去。大型科技公司正任命伦理学家指引机器学习的发展；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的发展前景催生了大量有关“工作的未来”的书籍和研究。有多少工作岗位会被留下，这些将是什么样的工作？

  但我们最好关注一个大得多的问题：资本主义自身的进化。即便干草叉已被投票箱取代（但愿），我们仍生活在革命时代。为什么不在未来压顶之前设想几种不同的未来？

  例如，全食(Whole Foods)首席执行官约翰•麦基(John Mackey)及其合作者已经接受了“自觉资本主义”。他们信奉自由企业体制，但坚称“我们能够做得更多”，创建不仅以利润为目的的企业。自觉的企业关注的是向员工赋权，并创造一种关怀和信任的文化。

  自觉资本主义仍将企业视为基本经济单位。与此相反，纽约大学商学教授阿伦•孙达拉拉詹(Arun Sundararajan)聚焦的是大众。他在《共享经济》(The Sharing Economy)一书中指出，以大众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是乡村生活的21世纪版本，人们在其中相互进行商业交易，这种交易由相互交织的社会网络产生的信任支撑。数字平台使乡村扩大至包含城市；区块链技术大规模地创造信任；个人依靠成为小创业者养活自己，就像过去的手工艺人和商人。

  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给出了不同看法，称“资本主义正在被‘人才主义’(talentism)取代”。在他看来，工业化使得资本取代熟练手工劳动成为价值的主要来源。但是，“资本如今正在让位于人才”，特别是“创造力和创新能力”。他由此得出结论，完善的经济制度应更多地聚焦于对人的投资，而非对商品和服务。

  然而，人才主义如何才能取代工业资本主义创造的大量工作？创造者和创新者只是劳动大军中的一小部分。而人才必须由拥有各种技能的不同的人们经过多年培养和投资才能形成。

  想想奥运冠军，他们无一例外地都会感谢自己的“团队”——包括教练、治疗师、训练师、顾问、经理、经纪人和公关。他们背后是自己的父母、老师、教练以及发现他们并使之走上这条道路的“伯乐”。一个希望最大限度利用尽可能多成员的才能的社会，将拥有一个非常高的“前线士兵与后备力量”比率——军事术语，即每个战斗中的士兵需要多少支持人员。

  然而，资本主义的另一种未来可能是“关怀资本主义”(care capitalism)，这里的关怀被定义为投资于他人的才华和潜力。伴随终生学习时代的到来，对各类教师的需求将呈现爆炸式增长。认可教练价值（运动员、歌手早已认识到）的人正迅速增加，高管教练、职业教练和生活教练的数量将激增。

  身体与精神方面的治疗方法都已被划为专业类别。医生和护士都有一群专职助手，就像从事特殊教育的教师一样。此外，依靠大数据在前所未有的细致水平上帮助我们评估行为模式，教育机构及职场的顾问们将解释并运用评估结果来帮助每一个学生和雇员。

  最后，承认早期教育对人才培养的深刻影响，将大大增加对专业化的护理人员的需求。美国的社会服务系统正在开始培训并补偿职业的寄养父母，因为他们对于受托儿童的成长会带来特定影响。在养老方面，有经验的陪护和照顾（重体力活由机器人协助）将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在这种人类经济中，关键的生产要素是人类将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分享给他人、并在赋予他人能力和权力的过程中感到自豪和满足的欲望。这种分享当然不是免费，但报酬的形式除了金钱，还有意义感。

  在多个国家面临巨大的民粹主义怒火和社会政治动荡之际，上述任何一种未来似乎都过分乐观。但每一种未来的种子早已发芽，设想合理的未来能够帮助我们塑造并实现它们。

（本文作者是智库新美国(New America)的总裁）

译者/隆祥

菲利普•斯蒂芬斯 ：奥威尔会怎么看特朗普？

（2017年2月27日 07:34 英国《金融时报》）

  过去，西方领导人在慕尼黑安全会议(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上一般谈论世界其他地区发生的糟糕、危险的事情。今年会议上谈论的全是危及西方民主的糟糕、危险的事情。唐纳德•特朗普排在所有人的威胁清单上的首位。欧洲人对特朗普上任头几周的表现感到不安；美国人承诺尽力控制住他。

  有些事情没有改变。资深的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Sergei Lavrov)出席了会议，例行公事地指责北约背信弃义。然而，有亲俄倾向的迈克尔•弗林被迫辞去总统国家安全顾问一职以后，克林姆林宫就有些底气不足。叙利亚的可怕冲突让西方领导人不由得摇头，他们知道自己对此无能为力。许多人警告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抱有复仇主义野心。

  关于特朗普，人们谈论的全是无法正常运转的政府、古怪的工作习惯以及核心圈子里的理论家与更为正统的内阁人选之间的权力争斗。所有人都对真相与谎言之间的界限日趋消亡感到绝望。

  以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为首的共和党人预计未来会有激烈交锋。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刚干了件了不起的事，他在抛弃特朗普外交政策的同时，听上去还在对特朗普大表忠诚。

  然而，真正令人沮丧的谈话，更多是关于选民把他选上台的事实，而不是关于特朗普其人其事。与历史上的煽动家一样，他抓住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带来的机会。

  政治阶层仍未就这个问题的诊断达成一致，更别提开出解决问题的处方了。当然，共和党建制派的“遏制战略”可能削弱特朗普最糟糕的本能，但是他的“运动”呢？如今，赤贫者带着自动武器而非干草叉。

  不管怎样，反叛不只发生在美国。它在英国退欧公投中也有一定影响。它正在助长欧洲各地的极右翼民族主义。如果形势严重恶化，它还可能让法国仇外的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的领导人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入主爱丽舍宫。法国总统大选可能会成为2017年最重要的政治事件。特朗普鄙视大西洋共同体的战后框架令人担忧。勒庞将会撕毁这一框架。

  现在的情况是，大批民众不再赞同民主秩序。过去70年来，自由民主体制中的政治争论基本上与“方式”有关。右翼和左翼对权力分配、政府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改革步伐存在分歧，往往还对此感到愤怒，但他们一致同意基本上一样的多元化框架。

  民粹主义者颠覆了这场辩论：现在它与“目的”有关。在白宫战略顾问斯蒂芬•班农(Stephen Bannon)的鼓动下，特朗普设想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秩序——一种坚决奉行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捍卫本土白人基督徒这些“多数人”的利益的秩序。旧秩序的价值观——人类尊严、多元化、法律的作用和保护少数群体——在这种身份政治中没有任何位置。民主的各项制度同样如此。法官、媒体以及其他机构是“人民的敌人”。

  “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是相同架构的一部分。激发特朗普冲动的理论家班农预感会与伊斯兰爆发文明冲突、与中国开战。与普京亲密互动为的是在信仰和文化上抱团，以防范想象中的野蛮人威胁。

  为何是现在？为何特朗普和勒庞之流能成功利用这么多人的愤怒和担忧情绪，而其他人却失败？对于其中原因，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解释。收入停滞、精英傲慢、危机后的紧缩政策、技术和全球化造成的不安全感，以及移民带来的文化冲击——这些都有一定的影响。我不确定它们能否解释反叛者那种引人注目的声势。

  这不只与生活水平停滞和移民人数增加有关。前几天，一位德国朋友回忆起上世纪30年代，并向我提起了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对希特勒所写的《我的奋斗》(Mein Kampf)一书的评论。奥威尔在这篇写于1940年的书评中反思了那个时代的进步分子的自满情绪。当时主流的想法是，物质福利（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将保障主要秩序。

  但用奥威尔的话来说，“人类不仅仅想要舒适、安全、工作时间短、卫生、生育控制以及总体的共识……他们也想要战斗和自我牺牲，至少是时断时续的战斗和自我牺牲，更不用说战鼓、战旗和表现忠诚的列队了”。他或许还可以加上一句，如果承诺的战斗源于身份，“其他人”——不管是犹太人还是穆斯林——是敌人，那就更好了。

  奥威尔当时表示，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抓住了人们的心理潜流。情感挤掉了经济方面的考量。如今正在发生类似的事情，不过谢天谢地的是，邪恶妄想的程度不一样。

  对奥威尔那代人来说，唯一的答案是为他们的价值观而战。过去几十年来那些轻率地认定如今已足以宣告历史终结的自由主义者，或许也可以从中领会到什么。

紐約時報﹕社會科學界的偏見

紐約時報2011年2月8日科學版的這篇報導，描繪了在自由派居絕對統治地位的美國社會人文科學界存在的政治偏見，尤其是對保守派學者、學術觀點的偏見，值得一讀。

人人皆有偏見，要克服偏見，就要仔細傾聽不同的意見尤其是針鋒相對的意見。索羅斯說得很對。

此文要點如下﹕

弗吉尼亞大學社會心理學家Jonathan Haidt在今年美國個性與社會心理協會年會上，調查發現1000名心理學家中，自由派占80%，中間派與自由主義派（libertarian）只有30多人，保守派只有3人。但美國整個社會中保守派占40%，自由派占20%。這就導致社會人文科學界對保守派及其學術觀點構成某種歧視。

作者說﹕任何一個以某種價值觀為中心的團體，會演變成一個減持某種部落道德觀的社群，對有利于其價值觀的學術觀點就支持，排斥相反的學術觀點。

最後作者舉出1965年Daniel Patrick Moynihan 研究黑人未婚家庭問題遭到學術界排斥，和前哈佛大學校長桑莫斯因為對自然科學界女科學家較少現象的解釋而被迫辭職為例子。


New York Times，Feb. 7, 2011
Social Scientist Sees Bias Within
By JOHN TIERNEY

SAN ANTONIO — Some of the world’s pre-eminent experts on bias discovered an unexpected form of it at their annual meeting.

Discrimination is always high on the agenda at the Society for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s conference, where psychologists discuss their research on racial prejudice, homophobia, sexism, stereotype threat and unconscious bias against minorities. But the most talked-about speech at this year’s meeting, which ended Jan. 30, involved a new “outgroup.”

It was identified by Jonathan Haidt, a social psychologist at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who studies the intuitive foundations of morality and ideology. He polled his audience at the San Antonio Convention Center, starting by asking how many considered themselves politically liberal. A sea of hands appeared, and Dr. Haidt estimated that liberals made up 80 percent of the 1,000 psychologists in the ballroom. When he asked for centrists and libertarians, he spotted fewer than three dozen hands. And then, when he asked for conservatives, he counted a grand total of three.

“This is a statistically impossible lack of diversity,” Dr. Haidt concluded, noting polls showing that 40 percent of Americans are conservative and 20 percent are liberal. In his speech and in an interview, Dr. Haidt argued that social psychologists are a “tribal-moral community” united by “sacred values” that hinder research and damage their credibility — and blind them to the hostile climate they’ve created for non-liberals.

“Anywhere in the world that social psychologists see women or minorities underrepresented by a factor of two or three, our minds jump to discrimination as the explanation,” said Dr. Haidt, who called himself a longtime liberal turned centrist. “But when we find out that conservatives are underrepresented among us by a factor of more than 100, suddenly everyone finds it quite easy to generate alternate explanations.”

Dr. Haidt (pronounced height) told the audience that he had been corresponding with a couple of non-liberal graduate students in social psychology whose experiences reminded him of closeted gay students in the 1980s. He quoted — anonymously — from their e-mails describing how they hid their feelings when colleagues made political small talk and jokes predicat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everyone was a liberal.

“I consider myself very middle-of-the-road politically: a social liberal but fiscal conservative. Nonetheless, I avoid the topic of politics around work,” one student wrote. “Given what I’ve read of the literature, I am certain any research I conducted in political psychology would provide contrary findings and, therefore, go unpublished. Although I think I could make a substantial contribution to the knowledge base, and would be excited to do so, I will not.”

The politics of the professoriate has been studied by the economists Christopher Cardiff and Daniel Klein and the sociologists Neil Gross and Solon Simmons. They’ve independently found that Democrats typically outnumber Republicans at elite universities by at least six to one among the general faculty, and by higher ratios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a 2007 study of both elite and non-elite universities, Dr. Gross and Dr. Simmons reported that nearly 80 percent of psychology professors are Democrats, outnumbering Republicans by nearly 12 to 1.

The fields of psychology,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have long attracted liberals, but they became more exclusive after the 1960s, according to Dr. Haidt. “The fight for civil rights and against racism became the sacred cause unifying the left throughout American society, and within the academy,” he said, arguing that this shared morality both “binds and blinds.”

“If a group circles around sacred values, they will evolve into a tribal-moral community,” he said. “They’ll embrace science whenever it supports their sacred values, but they’ll ditch it or distort it as soon as it threatens a sacred value.” It’s easy for social scientists to observe this process in other communities, like the fundamentalist Christians who embrace “intelligent design” while rejecting Darwinism. But academics can be selective, too, as found in 1965 when he warned about the rise of unmarried parenthood and welfare dependency among blacks — violating the taboo against criticizing victims of racism.

“Moynihan was shunned by many of his colleagues at Harvard as racist,” Dr. Haidt said. “Open-minded inquiry into the problems of the black family was shut down for decades, precisely the decades in which it was most urgently needed. Only in the last few years have liberal sociologists begun to acknowledge that Moynihan was right all along.”

Similarly, Larry Summers, then president of Harvard, was ostracized in 2005 for wondering publicly whether the preponderance of male professors in some top math and science departments might be due partly to the larger variance in I.Q. scores among men (meaning there are more men at the very high and very low ends). “This was not a permissible hypothesis,” Dr. Haidt said. “It blamed the victims rather than the powerful. The outrage ultimately led to his resignation. We psychologists should have been outraged by the outrage. We should have defended his right to think freely.”

Instead, the taboo against discussing sex differences was reinforced, so universities and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went on spending tens of millions of dollars on research and programs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female scientists faced discrimination and various forms of unconscious bias. But that assumption has been repeatedly contradicted, most recently in a study published Monday in th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by two Cornell psychologists, Stephen J. Ceci and Wendy M. Williams. After reviewing two decades of research, they report that a woman in academic science typically fares as well as, if not better than, a comparable man when it comes to being interviewed, hired, promoted, financed and published.

“Thus,” they conclude, “the ongoing focus on sex discrimination in reviewing, interviewing and hiring represents costly, misplaced effort. Society is engaged in the present in solving problems of the past.” Instead of presuming discrimination in science or expecting the sexes to show equal interest in every discipline, the Cornell researchers say, universities should make it easier for women in any field to combine scholarship with family responsibilities.

Can social scientists open up to outsiders’ ideas? Dr. Haidt was optimistic enough to title his speech “The Bright Future of Post-Partisan Social Psychology,” urging his colleagues to focus on shared science rather than shared moral values. To overcome taboos, he advised them to subscribe to National Review and to read Thomas Sowell’s “A Conflict of Visions.”

For a tribal-moral community, the social psychologists in Dr. Haidt’s audience seemed refreshingly receptive to his argument. Some said he overstated how liberal the field is, but many agreed it should welcome more ideological diversity. A few even endorsed his call for a new affirmative-action goal: a membership that’s 10 percent conservative by 2020. The society’s executive committee didn’t endorse Dr. Haidt’s numerical goal, but it did vote to put a statement on the group’s home page welcoming psychologists with “diverse perspectives.” It also made a change on the “Diversity Initiatives” page — a two-letter correction of what it called a grammatical glitch, although others might see it as more of a Freudian slip.

In the old version, the society announced that special funds to pay for travel to the annual meeting were available to students belonging to “underrepresented groups (i.e., ethnic or racial minorities, first-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s, individuals with a physical disability, and/or lesbian, gay, bisexual, or transgendered students).”

As Dr. Haidt noted in his speech, the “i.e.” implied that this was the exclusive, sacred list of “underrepresented groups.” The society took his suggestion to substitute “e.g.” — a change that leaves it open to other groups, too. Maybe, someday, even to conservativ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