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印象，2021-03-01）
刚刚过去的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在华人社会特别是在自由派与知识分子群体中，引起了巨大争议与撕裂。其中一个典型现象，就是大量自由派人士狂热挺川（川普，特朗普），极力反对甚至攻击不支持特朗普、或者只表示支持美国民主体制及其选举结果的自由派公知大咖，特别是“一贺三张”-贺卫方、张千帆、张雪忠、张鸣，其中前三者是法学家与宪政专家，张鸣教授则是历史学家。这些极端挺川派人士不仅嘲讽这些专家“集体翻车”、“形右实左”，甚至将嘲弄对象扩大到整个知识分子群体（尽管他们很多人自身也是知识分子）。
然而，事实证明：在此次美国大选争端中，“一贺三张”（贺卫方、张千帆、张雪忠、张鸣）这几位专家的表现堪称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优秀典范，包括对特朗普民粹特性的精准预判、对大选“舞弊”争端的冷静分析、对美国制度根基的清醒认识、对美国左右之争的中性认知、对民主宪政原则的牢固坚守，以及对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改革现实的清醒认知。其中，张千帆教授做出的贡献尤为突出。他们不畏极端挺川派的攻击与嘲弄，坚守自己的理性认知与价值取向，在此次美国大选争端中为中国自由派群体挽回了一丝颜面，使其避免了集体沦为世界与历史笑柄的尴尬风险，也为极端挺川派的反思提供了良好参照系，对推动中国的思想进步与民主转型具有极其重要的标杆意义。
一、对特朗普民粹特性的精准预判
此次美国大选争端集中暴露了特朗普操弄民粹主义、破坏美国民主宪政的巨大风险。笔者在《美国是否发生了严重的体制危机或宪政危机？》、《特朗普是否操弄民粹主义并有独裁倾向？》两篇文章中，对此做了详细分析。在后一篇文章中，笔者从两个方面区分了民主与民粹，并认为特朗普符合民粹特征：他宣称代表“人民”整体与“正义”力量、“妖魔化”政治对手及其代表的利益群体，而且不尊重甚至试图破坏民主体制与规则在解决民意争端中的地位与作用。对于特朗普的民粹特性，笔者与很多人一样，是通过此次美国大选争端才看出来的。
然而，贺卫方教授与张鸣教授两人，则在特朗普2016年当选总统时就对此做出了精准预判，并在此次美国大选亲身见证了它的应验。贺卫方教授当时曾批评特朗普的就职演说表现，并明确指出他的演说充斥着“民粹动员”。这一评论在此次大选中还被极端挺川派翻出来作为“罪证”。无独有偶，张鸣教授针对特朗普在那次就职演说中宣称自己的当选代表“华盛顿又回到了人民手中”，一针见血地反问：“以前的美国政府就不是人民选的吗？”认为特朗普的这种说法是民粹主义者的惯用手法。两人所见略同。
事实的确如此。笔者在《特朗普是否操弄民粹主义并有独裁倾向？》一文中曾指出：民粹主义政治人物的典型特征，就是无视民主社会中“人民”在观念与利益诉求方面的客观差异，即“人民”自身的分裂性，将自己视为一个抽象“人民”群体的整体利益代表，妖魔化政治对手，断言其不代表“人民”。而特朗普符合这一特征（以下两段直接引自该文）：
特朗普的政治鼓动与宣传中，一直采取了这种方法。他实际上主要代表美国中西部“铁锈带”地区的中低收入选民（即“红脖子”白人）的利益。这些群体受经济全球化额负面冲击较大，其利益当然应该得到重视。但他一直宣称自己是全体“人民”的代表。在2016年的总统竞选中，他宣称“人民”被国家遗忘了-实际上是将他所代表的上述部分利益群体，扩展为“人民”整体，界定为“正义”力量。
特朗普当时还宣称国家权力不在“人民”手中，而是被华尔街“资本大鳄”与所谓的“华盛顿沼泽”（立法、行政、司法机构精英）所“窃取”
-实际上就是将这些群体“妖魔化”，将他们排除在“人民”之外。界定为“非正义”力量。在2017年的总统就职典礼中，他则宣称自己的当选代表“华盛顿又回到了人民手中”。
这种典型的民粹主义宣传，被贺卫方教授、张鸣教授准确识别，不能不说是他们的先见之明。而这次美国大选争端，特朗普的上述民粹宣传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试图破坏民主体制与规则在解决大选纷争中的地位与作用，从而对美国民主宪政造成了直接危害，进一步印证了他们的预判。
二、对大选“舞弊”争端的冷静分析
在本次美国总统大选争端产生之后，面对铺天盖地的大选“舞弊”质疑，“一贺三张”都选择不相信关于大选“舞弊”的有关传言。极端挺川派攻击他们无视关于“舞弊”的海量“证据”与“爆料”。但实际上，他们的选择既有坚实的事实与严谨的逻辑、更有正确的方法论作为基础。
首先，他们选择相信美国主流媒体而非自媒体的事实报道，这是正确的方法论选择。笔者在《美国主流媒体是否背离了客观独立与言论自由原则？》一文中，指出美国主流媒体在新闻报道方面的客观性是由是依靠媒体的自由竞争体制来保障的，比非主流自媒体与自媒体更加可靠，它们也没有背离价值观独立原则（与价值观倾向性不矛盾，且不同媒体的倾向性不同）与言论自由原则，澄清了这些方面的种种认识误区。贺卫方教授在《答王浛旭问》中明确指出：美国主流媒体并非在价值倾向上都全部反对特朗普，媒体的党派倾向通常体现在言论而非事实报道上。这一认知符合客观事实，也为其选择相信主流媒体的事实报道、不相信各种自媒体的网络谣言做了注脚。
其次，他们选择相信美国与国际主流社会对此问题的判断，这也是正确的方法论选择。贺卫方教授曾谈到：投票支持特朗普的民众并非都相信大选“舞弊”，美国主流社会是不相信“舞弊”的；西方国家在大选结束后，在明知美国已经有“舞弊”传言的情况下，仍然向拜登表达祝贺，应该也是基于其情报系统对大选是否存在舞弊的评估后做出的决定。对于一个局外人而言，相信美国与国际主流社会的判断，无疑是正确的方法论选择。
再次，他们反对“阴谋论”思维方式，选择相信美国司法体系的公正性，这也是正确的方法论选择。他们普遍认为在美国两党势均力敌、互相监督以及新闻媒体完全自由的体制下，大规模“舞弊”难以发生、发生后也很容易发现，并明确选择相信美国司法体系对选举“舞弊”案件的独立裁决结果。张雪忠教授在很多微信发言中，都表达了这些观点。这些既符合美国政治现实，也符合正常逻辑。张千帆教授在大选后发表了《决定美国大选的120场诉讼》，系统总结了围绕大选争端的相关诉讼情况，为大选“舞弊”说扫清了疑云。
对于围绕美国大选是否存在“舞弊”的纷争，也可参考笔者在《2020美国大选是否存在大规模舞弊？》一文中的系统分析与总结。笔者在该文中指出：相信美国大选舞弊的几个理由（美国自媒体中关于选举舞弊的大量“爆料”、双方竞选过程中的人气差异、选举结果揭晓过程中的“拜登曲线”）都不充分，其它相关逻辑（“阴谋论”）与事实（美国与国际主流社会的看法）也不支持大选舞弊之说。
三、对美国制度根基的清醒认识
前几年，部分中国自由派学者在特朗普执政后，宣扬美国民主制度的根基是基督教信仰甚至福音派基督教信仰。贺卫方、张千帆、张雪忠三位法学专家坚定否认了这种错误认知。
张千帆教授在大选前发表的《什么是美国的宗教立场？》与《美国宪法上的宗教关系》两篇文章中，从宗教改革的历史、美国宪法的规定上，论证了美国制度根基是政教分离、宗教信仰自由，而非基督教信仰。他从多个角度论述了这一制度基础对保证世俗国家长治久安的意义：如果美国背离这一制度根基，就会背离宗教改革以来人类文明的进步成果，回归以一元化宗教为国教、甚至政教合一的中世纪状态，导致无穷的信仰纷争、仇恨甚至分裂与战争。
贺卫方教授在大选后发布的反思文章《中国语境下的大撕裂》（将由台湾《思想》杂志发表）一文中，支持了张千帆教授的有关论述，并将政教分离的源头追溯到“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欧洲社会传统。他也指出了美国宪政体制的渊源不仅仅包括基督教，还包括前基督教时代的希腊政治哲学、罗马法以及英国法律传统等，且美国继承的英国法律中仍然以世俗成分为主导。他也指出了现代美国社会中族裔与宗教信仰的多元特征以及民主宪政体制在非基督教主导地区（日本与台湾等）的成功范例，进一步证明了民主宪政并非以基督教为根基。
张雪忠教授在诸多微信评论中，也表达了与张千帆与贺卫方两位教授类似的观点。他还特别批评了部分基督教教徒在大选中因自己的宗教信仰而认为自己对世俗政治问题的认知也高人一等、甚至高于相关专家（包括“一贺三张”）的傲慢心态，并认为这种心态其实也是一种懒惰心态（因信教而认为自己不需要再在其它方面加强学习）。
坦率而言，关于美国制度根基是基督教信仰还是政教分离这个问题，在特朗普上台之前根本不是问题。美国主流社会与了解美国基本情况的中国学界都很清楚这一点。特朗普2017年上台后，部分中国学者试图将其背后的基督教福音派的一时获胜永久化与神圣化，才导致了有关美国制度根基问题的争论。“一贺二张”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坚守了宪政学者的理性认知。
关于这一问题，读者还可参阅笔者的《如何看待美国制度与基督教、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一文。在该文中，笔者支持了张千帆、贺卫方教授关于美国制度根基在于政教分离、宗教自由，以及美国民主体制适用于非基督教主导地区的观点，还指出：美国制度根基的政教分离、宗教信仰自由并不否定基督教的传播推广；即使认为美国的制度根基是基督教信仰，此次美国大选也不是关于美国制度存亡的纷争；基督徒应保持态度与认知谦虚。
四、对美国左右之争的中性认知
前几年，部分中国自由派学者在特朗普执政后，宣扬右派的保守主义思潮是“正确”思潮，认为美国的未来之路是弘扬右派保守主义思想，回归美国传统价值观。为此，他们将与之对应的左派即自由主义/进步主义思想定位为“错误”甚至“邪恶”思想，将持有相关理念的左派污名化为“白左”甚至“圣母婊”，进而将美国“左右之争”定位为“正邪之争”。这不仅是在美国的“左右之争”中站队、表态，而且严重扭曲了民主社会左右之争的正常属性。而“一贺三张”等温和自由派都反对这种极端观念，坚持以中性态度看待美国左右之争。
张千帆教授在《“保守主义”保守什么，如何保守？》一文中，对此作了精彩分析：首先，他从保守主义的多维性（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地域性（国家）、时代性（时期）三个方面，论述了这一概念的复杂性与歧义性，在每个维度、国家、时代，其内涵都不相同；其次，他论述了保守主义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好的，保守过度就会成为社会进步的绊脚石，并会激发激进变革，造成巨大破坏；保守主义与自由/进步主义、右派与左派，作为西方国家相对的两种思潮，都有其各自合理性与不足之处。张千帆教授对保守主义与自由/进步主义的分析与评判是全面、温和而理性的。
张千帆教授在论述保守主义历史局限性的同时，正确地指出美国历史上是一直发展进步的，无论是经济方面从完全放任到宏观调控，社会方面从缺乏基本社会保障到提供基本社会保障，还是政治方面从歧视少数族裔、少数群体到逐步赋予他们平等权利。在《种族平等
-美国宪政的原罪、救赎与短板》一文中，他则系统论述了美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历史原罪、进步历程以及仍然存在的短板，使读者深刻理解了进步主义（而非保守主义）的历史意义。
贺卫方教授在《中国语境下的大撕裂》一文中，从美国两党政治的角度阐述了左右之争的正常而非“正邪”属性。他从党派的起源以及美国两党政治的形成历史出发，揭示了两党在诸如税收倾向、政府角色、平权运动、堕胎权利、移民政策等问题上的分歧由来已久，属于正常政策之争。他因此严厉批评了极端挺川派将两党之争视为“正邪之争”、污蔑民主党、神化共和党、甚至将特朗普视为“天选之子”的错误认知。他形象地形容，“保守派和自由派形成了相互平衡的两翼”，共和党民主党“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
此外，张千帆教授与贺卫方教授在他们的文章中，都客观指出了美国的民主党与左派的主流政策主张是温和偏左，并非极端挺川派所声称的“极左”，与马克思主义左派完全不同，更不可能走向列宁式的社会主义。贺卫方教授还进一步则指出，美国过去半个多世纪中，两党实力基本平衡，没有出现一党独大的情况，因而两党之间可以形成有效制约。
关于如何看待美国的左右之争，读者还可参阅笔者的《美国的“左右之争”是“正邪之争”吗？》一文。该文通过对美国左右之争四个问题（非法移民与移民归化问题、种族平等与民权运动问题、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问题、大麻与同性恋婚姻合法化问题）的详细辨析，进一步深入论述了美国左右之争并非“正邪之争”的核心观点。而在《如何认识“利益集团”、“深层政府”与“华盛顿沼泽”？》一文中，笔者则驳斥了极端挺川派在美国左右之争中，对美国民主党乃至共和党主流政治势力的种种错误认知以及攻击污蔑。
五、对民主宪政原则的牢固坚守
部分极端挺川派由于将美国左右之争视为“正邪之争”，对不利于自己的支持对象的选举结果拒不接受，在穷尽了体制内所有的司法途径而不能达到其目标之后，转而呼吁民众的街头运动甚至“暴力革命”（最终酿成特朗普支持者冲击国会事件），或者呼吁特朗普动用军事与情治力量改变选举结果。这就已经远远超出了民主宪政所允许的范畴。
但“一贺三张”这些专家始终将美国左右之争视为正常争论，支持在民主宪政的框架下解决左右纷争包括选举纷争。张千帆教授在《“保守主义”保守什么，如何保守？》一文中，明确主张通过社会契约即自由、民主、法治、平等的宪政原则，解决左右分歧，保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贺卫方教授在《中国语境下的大撕裂》一文中指出，美国两党在分歧之外，在新闻自由、民主政治、司法独立等基本价值观方面有这深刻而广泛的共识。这些民主宪政的基本原则，也就是解决两党分歧的共同基础。
在大选纷争产生后，“一贺三张”更是支持依靠宪政与法治原则解决纷争。张雪忠教授在这方面有大量的微信发言，非常到位。张千帆教授在大选后的反思文章《美国契约的破裂与重建》一文中，指出了此次美国大选过程中特朗普及其极端支持者对美国契约即民主宪政的巨大破坏，并提出从三个方面重建美国契约、维护民主宪政：一是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政教分离、宗教自由、言论自由）；二是美国宪法的第十四修正案（平等保护）；三是总统选举制度的改革。这一反思具有非常强烈的针对性。
笔者在《美国是否发生了严重的体制危机或宪政危机？》一文中，则分析了此次美国大选纷争中，美国主流社会（包括共和党与挺川派主流、司法体系与军队）坚持依靠民主法治原则解决纷争、维护美国宪政体制的努力，并分析了特朗普本人与极端挺川派对民主宪政的破坏与威胁。
六、对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改革现实的清醒认知
部分华人自由派人士在此次大选中狂热挺川，一个重要原因是特朗普过去几年的对华强硬政策使他们相信：特朗普能够以强硬手段倒逼中国的改革开放，并逆转中国最近一些年的内政外交转向；而民主党与拜登只能打打“口炮”而已，甚至会与中国有关方面进行“勾兑”，从而“绥靖”中国近年来的内政外交转向。他们基于对特朗普的强烈感情偏好，不仅坚信网络自媒体关于大选存在严重“舞弊”、特朗普最终会翻盘等诸多传言，也不分好坏地狂热支持特朗普的几乎所有的内政、外交政策及其背后的价值观，并对拜登百般诋毁。
贺卫方教授在《中国语境下的大撕裂》一文中指出了部分华人自由派的上述认知，并针锋相对指出了以下三点：第一，特朗普的对华极限施压并未导致中国自由派期待的政治结果，而相反的政治现实却在中国不断上演，尽管这是中国内在逻辑的一种展示而非美国施压的结果；第二，导致美国对华政策逆转的，实际上不是美国政府，而是中国方面，美国的大棒外交是“怀柔羁縻”政策失效之后的必然选择；第三，拜登政府会延续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施压政策，并更注重与西方盟国的协调以及应对中国的策略手段的效果。
贺卫方教授更进一步指出了中国自身转型的困难所在：当一国内部没有形成一种足以制衡威权的体制性与社会化力量的时候，外来压力所带来的经常是一种反向的效果，尤其是对象国体量很大的情况下，指望外部压力就能引发国内变革更是一厢情愿，推动中国变革主要看中国人自己。
贺卫方教授对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改革现实的上述认知，与笔者在以下三篇相关文章中表达的相关观点高度吻合。
笔者在《美国过去的对华接触战略失败了吗？》一文中指出：“特朗普执政之前美国两党都曾执行的对华接触战略，无论是在经济、政治还是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都取得了显著成效，不能视为失败；中国前些年的内政外交转变主要是内部因素作用的结果，不能归因于美国对华接触战略的所谓“绥靖”。”
同时，笔者在《如何看待所谓的中美“勾兑”问题？》一文中指出：“关于美国民主党与中国“勾兑”的指控带有强烈“阴谋论”色彩；其中双方公开或秘密管道的合法沟通，两党都有，属于国际上的外交惯例与维护本国利益，无可厚非；而关于美国部分政治人物或其亲属与中方进行非法交易、危害美国国家利益的传言，在有确凿的司法起诉与判决之前，不应采信；中美双方的相互“渗透”不必否定，但有关非法指控还是应尊重司法系统裁决。”
而在《如何全面评判特朗普的对华遏制战略？》一文中，笔者进一步指出：“部分华人自由派挺川人士对特朗普对华遏制战略的偏好，过于简单化了；应该全面评判这一战略的产生背景、多重影响、历史延续性及其与中国发展进步的关系。”具体而言（以下四段直接引自该文）：
第一，特朗普的对华战略转向，在经贸方面具有主动性，但在政治方面具有被动性。这与其“美国优先”的“孤立主义”理念有关。华人自由派挺川人士对他的过高政治期望可能是“所托非人”。
第二，特朗普的对华遏制战略，存在方向不同的多重影响：既在较大程度上遏制了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扩展、在某些方面“倒逼”了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开放，也在某些方面导致了中国经济的“自力更生”与“内循环”、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对内管控的强化、在较大程度上刺激了中美两国的民族敌对情绪。这一战略对中国发展进步的总体影响是正是负，很难准确评估。而它对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负面影响，则主要是由普通民众而非既得利益阶层承担的。
第三，特朗普的对华遏制战略，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从总体上看会被拜登政府延续，但部分策略可能会有所改变：两国政治对抗会延续、经贸对抗会缓和，实质对抗会延续、口头对抗会缓和，双边对抗会延续、多边对抗会增强。
第四，中国这样的大国的发展进步，应该主要依靠本国民众的自身努力，而不能过分寄希望于外部压力与帮助，特别是某个国家、政党或政治人物，尤其是那些缺乏“普世主义”理念的外国政党与政治人物。
贺卫方教授前述观点，与笔者在上述三篇文章特别是第三篇文章中详细论述的相关观点高度吻合，澄清了极端挺川派对于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改革现实的偏激认知。
七、“‘一贺三张’形右实左”的说法混淆了中西方的左右概念
部分极端挺川派人士批评“一贺三张”等温和自由派人士“形右实左”。这种指责毫无依据，本质上是混淆了美、中两国的左右概念，即“白左”与“红左”的概念。
张千帆教授本人在《中西左右：一场跨洋误会》一文中，分析了西方左右概念的缘起与演变、中西方左右概念的差异；指出西左不一定是极左、有很多可取之处，“白左”的“政治正确”不能一概否定；认为评价左右的坐标系应该是宪政民主体制，而不应该是任何人的特定立场；指出部分华人极端挺川派之所以逢“左”必反，在于混淆了中西方的左右概念，将西方的左当成中国的左了。贺卫方教授在《中国语境下的大撕裂》一文中则指出，中国缺乏西方意义上的左派与右派。张鸣教授也指出，中国与西方的左右概念完全不是一回事。
笔者则在《美国的“左右之争”是“正邪之争”吗？》一文中第七部分的延伸讨论中，指出了极端挺川派混淆中西方的左右概念、将“一贺三张”等温和自由派人士视为“形右实左”的错误所在（以下四段直接引自该文）：
在中国的政治光谱中，“左派”（“红左”）是指偏向传统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倾向，“右派”（“红右”）是指偏向西方普世价值观的思想倾向。而在美国的政治光谱中，几乎没有中国“左派”即“红左”的空间，只有中国的“右派”即“红右”。
美国的“左派”（“白左”）与“右派”（“白右”）都是赞同西方普世价值观的。只是“左派”更加重视利用政府力量克服市场选择的缺陷与不足，照顾少数族裔、弱势群体，更注重保护个人在行为方式上的自由选择，而“右派”更加强调尊重市场与自然选择的结果、主张弱化政府的外在干预，并更多强调传统价值观对个人自由行为的约束作用。
中国的“右派”（“红右”），既有支持西方“左派”（“白左”）、也有支持西方“右派”（“白右”）的。极端挺川派批评为“形右实左”的中国温和自由派人士，实际上是中国的“温和红右”：他们要么支持美国民主党（“白左”），要么在两党之间不持明确立场或者摇摆不定。
“形右实左”批评的错误在于：如果这里的“左”是指“红左”，则这种批评完全张冠李戴，因为这些中国温和自由派人士属于“温和红右”，与“红左”截然不同；如果这里的“左”是指“白左”，则这种批评可能以偏概全，因为“温和红右”既可能支持“白左”、也可能在两党之间不持明确立场或者摇摆不定；如果这一批评的对象仅限于支持“白左”的“温和红右”，“形右实左”的说法也属于标准不一，将中国“红右”与美国“白左”直接对立。
八、“一贺三张”理性坚守的重要意义
张千帆教授在《中西左右：一场跨洋误会》一文中，总结了中国自由派中的部分极端挺川派认知错误的产生原因：一是思维极简，对极权体制下的长期洗脑极度反感，找不到合适的理性辩论对象，也无从培养自己的理性辩论习惯，因而反极权的思辨模式也变得极其简化，养成了与“阶级斗争”类似的简单善恶观，敌友界线划分非常鲜明但过于简单；二是过度自信，由于长期生活在极权体制下，养成了极权的习性，对自己的立场的正确性过于自信，将自己理解为一贯正确的代表，而将意见不同者视为“邪恶”，缺乏宽容心态；三是极端思维，矫枉过正，从反一个极端（极左）走向另一个极端（极右）。上述这些问题，可以概括为“理性思辨的缺乏”。而“一贺三张”则克服了这些缺点，坚守了理性思辨。
笔者在《华人社会为何对美国大选存在诸多认知误区？》一文中，分析了华人极端挺川派对美国大选产生诸多认知误区的七个原因：第一，感情好恶过于浓烈，影响事实判断与价值取向；第二，知识结构搭配错乱，基础不牢而追求空中楼阁；第三，价值观不正，民主法治与进步理念欠缺；第四，判断力不足，常识与逻辑思辨能力欠缺；第五，方法论错误，不信主流媒体而信小道消息；第六，理性温和不足，狂热极端过剩；第七，自负心态过浓，敬畏反思缺乏。
其中，第七个方面指的是：批评乃至嘲讽“一贺三张”的极端挺川派们其实极其自负。“正如张鸣教授所言，他们以前之所以相信这些公知大咖，只是由于后者的言论刚好与自己内心想法吻合。但当这些专家集体（！）与自己的想法不一致时，他们不是敬畏专家集体，不是反思自己的认知，却反过来认为专家集体出错，自己才是对的，甚至为自己“不迷信专家”而洋洋自得。他们始终相信的是自己的执念，对自身认知极度自负。至于部分人将嘲讽对象扩大到知识分子群体，则更是对知识缺乏敬畏的“反智”表现。”
“一贺三张”之所以在这次美国大选中能够坚持正确的认知，原因就在于在各个方面与他们的批评者即极端挺川派们相反：他们对美国大选态度超然，因而能够以冷静态度做出事实判断与价值选择；知识结构扎实全面，理论基础牢固深厚；价值观端正，民主法治意识浓厚，并深具进步理念；判断力敏锐，既具有对美国社会的常识认知，又具有强大的逻辑思辨能力；方法论正确，相信主流媒体而非小道消息；始终理性温和，避免极端思维；谦虚谨慎，对美国与西方主流社会认知保持敬畏之心。
总而言之，“一贺三张”在此次美国大选争端中的坚守，体现了中国温和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理性风范，为几乎集体沉沦的中国自由派挽回了声誉，他们是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其中，张千帆教授的数篇雄文，其视野之广博，见解之深刻，价值观之端正与中道，态度之理性与温和，论述之严谨与周密，堪称典范。“一贺三张”不应该是极端挺川派的批评与嘲讽目标，而应该是后者切实学习的对象！
笔者在《如何看待中美民众在美国大选问题上的分裂？》一文中指出：“此次围绕美国大选产生的激烈纷争，实际上主要不是产生在中国的左右两派之间，而是产生在中国的右派即自由派内部。很多自由派担心，这种激烈纷争是否会导致中国自由派从此成为一盘散沙？是否会削弱中国自由派对于左派的集体力量？笔者认为，这种担心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必过虑。第一，中国自由派区别于左派的一个特点，就在于倡导尊重个人思想自由，尊重思想的独立性与多样性，不强求一致。……思想自由才符合人的本性，思想独立与多元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创造性，而创造性才是生命力的源泉。……第二，中国自由派在美国大选问题上的分裂，不影响他们在追求共同目标上的团结一致。”
但是，中国自由派内部对于在美国大选争端中的认知误区，需要进行认真反思。如何任由这些错误认知泛滥，那将既不利于自由派的内部团结，也不利于他们在推动中国民主进步过程中彰显道义力量；即使有朝一日中国步入了民主法治社会，那样的错误认知与非理性思维也会对社会的民主法治造成严重危害，如同此次美国大选一样。这次中国自由派的内部分裂，将这些问题提前暴露出来，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可以促进自由派的及时反省。
“一贺三张”的理性坚守，则为这种反省提供了良好的参照系。这也是“一贺三张”理性坚守的重要标杆意义。如果中国自由派能向“一贺三张”等温和、理性知识分子学习,认真反思其在美国大选中产生的各种认知问题，改进对于民主政治的基本认识，就能适度弥合此次美国大选造成的极度分裂，缩小内部分歧，更好地推动中国的思想进步与民主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