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关于“特朗普欢乐屋”——不好意思，我是说白宫——的书中，我最喜欢的故事就是特朗普总统请求中国领导人购买更多美国农产品，以便提升特朗普在农民中的选票和连任机会。
唐纳德，别再乞求了。习近平和弗拉基米尔·普京都决定投票给你。不用担心！
他们知道，只要你还是总统，美国就会动荡不安。对习近平来说，这意味着我们不再是那么强大的经济对手，对弗拉来说，这意味着我们的民主模式对他的人民不再那么有吸引力。他们也都知道，只要你还是总统，美国就永远无法鼓舞全球盟友联合起来对付他们，而这正是中国在贸易、人权和新冠病毒问题上，俄罗斯在乌克兰和叙利亚问题上最担心的事。
你可以不相信我说的。这是中国前贸易谈判代表、驻日内瓦副代表周小明告诉彭博社彼得·马丁(Peter
Martin)的话：“如果拜登当选，对中国而言可能更危险，因为他会联手盟友对付中国，而特朗普正在破坏美国的同盟。”
马丁的报道称，中国官员将美国及其盟友在贸易或人权问题上的统一战线视为“华盛顿制衡中国日益扩大的影响力的最大法宝”，而特朗普的行为确保这个目标永远不会实现。
然而，尽管中国可能认为特朗普战胜乔·拜登没什么好怕的，而且还有很多好处，但真正的美中故事还是应该引起北京的警惕。
真正的故事是，如今中国在美国的地位比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低。真正的故事是，就算中国从美国多买一些大豆和波音飞机，也解决不了北京在美国的问题。中国人真正应该问自己的问题，不是谁会成为美国的下一任总统，而是：“谁让中国失去了美国？”
因为真正的故事是，美国和中国准备离婚了。
离婚文件上只会写离婚理由是“不可调和的分歧”。但爸爸妈妈都知道，事实不只如此。经历了40年的“一对夫妻、两种制度”的生活后，他们要离婚，因为中国的表现太过火，而美国的表现太糟糕。
爱也罢，恨也罢，美中自1979年至2019年建立的伙伴关系为很多人带来了巨大的繁荣，也为世界带来了相对的和平——宝贝，当它消失之后，我们会怀念的。
那是一段无意中的经济婚姻时期。平稳过渡到这个时代，直至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突飞猛进，所有美国企业家一觉醒来都会说，“我想从这家中国企业购买商品，”或“我想把供应链移到中国”。所有美国大学都会说，“我想在中国开设分校”，所有美国科技公司也会说，“我想在中国开设研究实验室，或者雇一名中国科学家。”
而所有中国学生都会说，“我想去美国学习”，所有具备资质的中国企业也会说，“我想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或“我想投资或收购一家美国企业”。
40年无意中的婚姻伤害了一些工人，但也使很多人受益，特别是消费者；这段关系还缓和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与最重要的新兴大国之间的天然竞争，使它们能在全球问题上合作，比如应对气候变化和2008年后的经济危机。
这40年无意中的婚姻已经结束了。我们还会继续进行贸易，继续进行外交接触；游客们还会来来往往；美国企业还会继续经营庞大的中国市场，因为它们必须生存下去。
但是这段无意中的婚姻已经结束。今后，它将受到更多束缚，机会将受到更多限制，这段关系将充斥有意识的怀疑，以及对其随时可能破裂的担忧。
与过去40年相比，这感觉就像离婚一样。
“双方都在说，‘我们受够你们了’，”安可顾问公司(APCO
Worldwide)大中华区主席麦健陆(Jim McGregor)说。正如特朗普本周发推所说的那样，美国可以选择“与中国彻底脱钩”。
但是，双方不应受到同样程度的指责。在美中关系中，2012年开始的习近平时代使得两国关系逐步走向下坡。中国在一系列广泛的问题上走得太过火了。
先说商业。多年以来，美国公司一直认为自己在中国拥有足够的市场份额，可以容忍中国窃取知识产权和其他贸易侵权行为。但是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开始得寸进尺，中国美国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抱怨的声音越来越大。渐渐地，美国商界中许多人——他们是这段关系中的重要缓冲——开始认可唐纳德·特朗普的强硬态度（即使他们不喜欢付关税）。
自习近平掌权并使自己成为实质上终身任职的主席，并加强了共产党对所有事务的控制以来，美国驻华记者被大大削减了采访权限；中国更加咄咄逼人地将权力伸入南海；它越来越执着地补贴其高科技初创企业，以便在2025年以前能在主要行业中独占鳌头；它正在制定一项新国安法，以限制香港长期以来拥有的自由；它加强了对台湾的欺凌，对印度采取了非常激进的态度，并加强了对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的拘禁；它将两名无辜的加拿大人投入监狱，以换取一名被拘留的中国女商人；它甚至抨击那些敢于要求对武汉如何出现新冠病毒进行独立调查的国家。
在澳大利亚总理于4月要求进行此类调查之后，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蛮横地威胁要进行经济报复，几周后，中国以虚假的卫生和贸易违规行为为由，切断了从澳大利亚公司的牛肉和大麦进口。
正是这种粗暴的欺凌行为，实际上使中国失去了它在华盛顿曾经拥有的几乎所有盟友——盟友们支持的政策基本是：“虽然我们拥有不同的体制，但是让我们在可能的情况下与中国架起桥梁，在能够互惠互利的方面进行来往，并在必要时划出红线。”
这种平衡的政策方法总是不得不在各种议题上遏制严重的紧张局势、丑陋和分歧——但最终它提供了足以维持40年的互惠互利。现在，这种平衡对于许多美国人而言已经消失了。我就是其中一员。
正如这种平衡方式最明智的倡导者之一夏伟(Orville
Schell)几周前在TheWireChina.com上的一篇文章中所写：“如今，随着美国面对多年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为敌对的状态，一向脆弱的来往政策框架感觉已经支撑不住了……最近的一项皮尤民调(Pew
poll)显示，只有26％的美国人对中国持正面态度，这是自2005年该调查开始以来的最低比例。”
但是，如果说中国做得越来越过火，那么美国的表现则是越来越差。
不仅是因为，虽然新冠病毒从中国开始传播，但中国报告的该病毒死亡人数不到5000人，而美国则超过了12万。不仅是因为，从纽约到芝加哥乘坐美国国铁需要大约22个小时，而从北京到上海——比从纽约到芝加哥距离还要稍远一些——乘坐高铁仅需要4个半小时。不仅是因为，大流行病加速了中国向无现金数字化社会的转型。
是因为我们减少了对自身实力真正来源的投资——基础设施、教育、政府资助的科学研究、移民，以及激励生产性投资和防止过度冒险的正确规则。我们已经停止利用我们相对于中国的最大优势——我们拥有的是同我们共享价值观的盟友，而中国有的只是害怕其暴怒的客户。
如果我们与盟友团结起来，就可以对中国施加集体影响，令它接受关于贸易和新冠病毒以及一系列其他问题的新规则。但特朗普拒绝这样做，把一切都变成了双边交易或是与习近平的对抗。因此，现在中国正在向美国和其他外国公司提供进入或留在中国的诱人交易，而且中国的市场现在很大，几乎没有公司可以抗拒。
总结当今的关系，安可顾问公司的麦健陆指出：“我不知道中国人是否还会把美国当回事。他们乐意看到我们继续伤害自己。我们必须醒悟过来、成长起来”——并且还要团结一致，与盟友并肩。中国尊重的只有一个东西：影响力。今天，我们拥有的影响力太少，而中国则拥有太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