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已过去一个多月，习近平和中共给外界的印象，是危机感非常强烈。我觉得这可能与2018年中国面对的内外环境有关，也是今年有几个特殊的时间点。
中国2018年走得很不顺，与美国贸易战以及华为孟晚舟事件，导致中国同美加和整个西方国家的关係处于某种准敌对状况。而外部环境倒逼国内，不仅使经济形势恶化，更让官方担心的是，人心思变，民间尤其是以知识阶层和资本阶层为代表的精英阶层，都不再同统治者玩了，一些人甚至对中共有点“蠢蠢欲动”。另外，今年有几大纪念事件——中共建政70周年、六四屠杀30周年、达赖出走60周年，无论对官方是喜是忧，尤其后两起事件，都必须严防死守，不能出意外。
中美贸易谈判能否达成让双方都满意的协议，贸易战能否休兵，也是一大变数。从目前的信息看，要麽中国以一种不体面的方式和美国达成协议结束贸易战，要麽贸易战继续打下去，后者无疑使中国经济雪上加霜，前者也会让中国政府难堪，对习近平的强人形象会有很大杀伤力。而台湾问题是否会在今年进一步激化，也不好说。
当然，核心问题还是经济。就算中国能以不伤体面的方式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中国经济因自身因素也将在未来两三年内陷入严峻境地，几乎成了包括官方在内的共识。经济不论以何种形式出问题，一旦出问题，都可能不是小问题，特别是经济如果减速或失速，肯定会酿成大问题。
因为中共把自己的合法性信誉，全部押在经济增长的条件下，任何经济减速和失速都会导致众多人失业，从而在政府保障不到位、贫富分化加剧、生活成本居高等情况下，失业问题容易被转化成社会问题，催生和加剧普罗大众对中共的不满，埋下社会运动的导火索。这是中国政府为何必保年经济增长在6%以上的原因。
上述种种，都使中国今年的形势异常严峻。官方从各方面的信息收集看，已意识到这点。所以习近平前不久的省部级研讨班讲话中提出，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複杂敏感的周边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这裡的“黑天鹅”和“灰犀牛”，不但指经济领域，也包括社会甚至政治领域。
中共作为一个整体，尽管垄断信息传播，有发达的情治系统，但基本丧失了对事物的敏感反应能力，所以每每都是在事情已酝酿发生甚至出现严重后果，才反应过来，在许多群体和个体事件上得到验证。此中原因，在官方这套体系和制度，从上到下已经脱节，运转已失灵。中共高层由于关注对象是全局和政权安全，向来危机感强，但高层以下，特别是贴近民众的基层政权，则更关心自己一隅的事情，自身仕途以及权力回报。
他们并不在乎百姓对自己的评价，因此在权力的使用上不懂节制，任意蛮横，一方面製造问题，另一方面在问题出现后不理不睬，互相推诿，欺上瞒下，使问题扩大。多数情况是引起民愤，在上级督促下，下面才重视。一旦上级或社会的关注时效一过，事情又回到不闻不问状态。许多群体事件都是这样酿成。
换言之，中国官方中下层级，不关心政权和意识形态安全，关心的只是自己政绩、仕途和利益。虽然习近平不断向官员发出“党面临的长期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具有长期性和複杂杂性，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具有尖锐性和严峻性”，但对他们来说，所谓“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与他们无关，那是习近平要关心的问题，不是他们这个层级应该和必须关注的东西。对部分官员来说，政权遭遇的麻烦，甚至还有幸灾乐祸的感觉。
所以习近平的治党和反腐，无法触动中下级官员麻木的神经，无论中共怎麽号召激发他们的斗争精神和斗争意志，都注定靠他们防范和化解对政权安全的威胁，是无用的。这是中共和习近平宿命般的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