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教授是享誉海内外的知名华人社会学家，他兼具自然科学（1990年获麦基尔大学昆虫学博士学位）和社会科学（1995年获麦基尔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的学术背景常为人所称道，而他对宏观历史脉络的整体把握，并在此基础上独立提出有创见的学术见解，也常令学界叹服。
2017年11月25日，赵鼎新教授做客第72期群学书院永慕庐论坛，发表了题为《时间性、历史与智慧》的讲演，语多直言不讳，每每发人深省。本文根据讲演整理，未经讲演者本人审阅。整理：张霁雯
时间性、历史与智慧
01
历史不一定总是进步 实际上常常在倒退
这世界上，每个人都存在于时间之中，但是个人对时间的感知、研究者对时间的把握存在不同，看上去，时间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实际上，人对时间的感受和时间对人的意义，完全是社会意义上的，由社会形成的。
比如，女孩子有生理期，这种周期性的时间感，是男性根本无法体会的。女性为什么比男性更加恐惧衰老，这与远古女性绝经期与生育压力有密切关系，男性虽然也会衰老，但很难有一个直接的时间点（像女性的绝经那样），让人忧虑。
再比如，我们都说社会在进步，实际上呢，完全不是这样，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总觉得一代不如一代，这不仅仅是小说家的文学笔法，时间有时候证明，历史恰恰就是在“倒退”，或者说，我们的主观感受是“现在不如以前”。
两周前我在北大讲演，遇到邓小南教授，邓教授的父亲就是大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我和邓老师散步，她很有感慨跟我说：鼎新，我觉得有时候历史真是在“倒退”，你看我爸爸他们那一代学者，三十岁时写的文章是何等气魄，何等功力，我们这一代人到了四十多岁可能才勉强够得上；到了现在三四十岁的人，还跟小孩儿似得，那么“不成熟”！这就是一种“退步时间”。
再比如，还有“主导时间”，两个同学，一个在准备考研，同时另一个人在谈恋爱，时间对他们的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世界范围内也是这样，八九十年代，全球主导所谓“第三次民主浪潮”，现在特朗普上台后全球走向保守主义和宗教复兴，实际都是美国作为超级大国推行他的意识形态的结果。
从这个角度说，时间是对人类社会研究中的重要变量。时间逻辑与结构逻辑，作为人类存在的两大基本逻辑，需要在历史社会学的视野下形成两者的统一。
02
“民国没有好学者”
人之所以为人，很重要的一点，他会用自己的方式感受时间、把握时间、叙述时间，我称之为，“人是一种讲故事的动物”，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都在讲故事。
人类对时间叙事有两种元逻辑，一种是寻求结构的叙事，另一种给自己的人生经历列一个时间表，在其中寻找关键“转折点”（turning
point），这种叙事就是时间叙事。
比方说，一个考上名牌大学博士，总结求学生涯，有人说，他爸妈都是知识分子，从小家庭教育熏陶就好，资源也多，龙生龙，凤生凤嘛，这就是因果关系的结构叙事。另一个人说，这个孩子以前成绩可差了，多亏了初二时碰到的班主任是好老师！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在时间表上寻找“turning
point”的常识。这两种叙述方式，分别成为社会科学中两门最基础的学科：社会学（注重结构）和历史学（注重时间延续与转折点）的逻辑基础。
这两种叙事，其实是应该互补的，但是学科专业化了以后，两者分家，把每个学科搞得壁垒森严，觉得自己的逻辑才是最正确的，结构叙事和时间叙事被“割裂”了，看上去知识增加了，其实智慧退化了。
这两年，历史社会学很热，社会学家们企图“找回时间”，但是，把时间“找回来”是为了干什么，却很少有人发问。今天国内很多人倡导历史社会学，其实不是寻找时间叙事逻辑和结构叙事逻辑的结合点，而是出于对“统计”“定量”“现代化”的不满。
比如，很多人出于对“现代化”的不满，专捧民国学者，把陈寅恪先生捧上天。在我看来，民国没有好学者。这不是说他们的基本功和学养不行，而是说他们作为学者，独创性很差。为什么呢？他们带着“进步史观”这幅有色眼镜，把西方看得太高了。包括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在我看来，都说明费先生不太懂西方。西方社会以前也是“差序格局”，工业革命以后，中产阶级以后逐步出现“等序格局”，他当时作为一个在西方的学生，觉得中国和西方不一样，造了一个概念出来，这个概念解释的只是表面。陈寅恪也一样，像他提出来“关中利益集团”，不过是西方老掉牙的“利益集团理论”的翻版。
03
四种西方时间观及其弊端
在我看来，倡导历史社会学，“把时间找回来”，最重要的是要重新把时间叙事和历史叙事结合起来。那我们就先来看看西方人是怎么进行时间叙事的，这些做法有没有毛病，能不能克服。在我看来，西方社会科学盛行的，或者曾经盛行的时间观（历史观）有四种：
（1）没有时间的横向历史比较
（2）固定时间的纵向历史研究
（3）进步（终极）时间下的历史研究
（4）无规律性时间下庆祝多样性的历史研究
（一）没有时间的横向历史比较
西方人研究历史，特别喜欢做的是比较，比方说，他们会问“为什么在现代化过程中日本走向了法西斯，而中国发生了革命？”、“为什么英国产生了工业资本主义但是中国却没有，而直到18世纪中叶英国与中国江南的经济发展和生活质量等指标仍然处在同一水平上？”等等等等，从巴林顿·摩尔，到斯考切波、彭慕兰都是这样。
对于大多数采取这类研究方法的学者来说，历史的重要性仅仅在于它能为我们揭示某些社会结构和相应的社会机制的作用。历史的作用在于提供案例，证明“结构”是最重要的要素，时间和偶然性并不在其中发挥任何作用。
这类研究因为在方法上不能克服以下两个问题而饱受诟病：
（1）社会学比较与自然科学的控制实验很不相同。自然科学家能做到控制样本之间任何不想看到的差异，结论因此比较可靠。社会科学的案例之间往往存在着大量的作者不愿看到却不能控制的差别。这样，一个学者提出的用于解释案例之间某些差异的结构因素和机制不见的就是造成那些差异产生的真正原因。
（2）这类研究因为太注重结构因素，而忽略了历史是充满了偶然性的，行动者的一个策略或者一个误判，历史情境中的一个机缘巧合，一个重大转折点性事件，都会对历史的走向产生根本影响，这些在“横向历史比较”中，是被有意无意忽视的。
（二）固定时间的纵向历史研究
有时也被称为文化研究，其目的往往是为了指出某些历史上的文化和制度在今天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或者说是为了指出时间过程中“不变”的一面。典型例子就是以西方中国研究的泰斗白鲁恂、裴宜理等，他们的基本观点就是中国传统中的某些文化基因，一直影响到今天的政治格局。海外像周雪光教授，论证中国官僚制度基因对今日政治结构的影响，八十年代，中国的“封建文化论”，还有《河殇》提出来的“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的对立等等。
以上视角对错尚且不论，上述这些论述的问题在于：
其一，文化“剧目”很多，上述学者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一种文化，而不是那一种文化能够流传下来，影响今天？
其二，古代与今天当然在许多地方有相似，但是这些相似，究竟是来自某种文化独特的传承，还是由于人类处理此类问题的方法和手段本来就那么几种，彼此大同小异？这是上述学者解释不了的。
其三，退一步说，如果某种相似的确是来自于文化传承，那我们必须要问这一文化是怎么传承下来的？毕竟，文化不是基因，文化必须要靠某种权力所维持的制度才能延续，否则，所谓“文化”说忘就忘。对于我来说，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也许是为什么当代的某些做法与古代十分相似，而某些做法却有了根本的改变？
因此，我们做纵向比较研究时千万不要把鞭挞现代留恋古代，或者推崇现代鞭挞古代作为目的，这往往会把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引向各种误区，要记得，历史不是为研究者的研究所造的。以前郭沫若为了证明春秋战国是奴隶社会，找了大量例子，最后被证明都是错的，这是典型的为了证明价值观而“误解”历史的典型错误。
（三）进步（终极）时间下的历史研究
进步史观，根本上来说，原型是旧约；更直接的是工业革命后，欧洲人强大起来，对外征战大了很多胜仗，觉得自己了不起，开始有了一个盲目的自信，自我感觉极其良好，觉得“赢了”就是“对的”，这样开始出现了很多类型的进步史观。包括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科学主义的等等。
这类学者做研究前都会直接的或者隐蔽的对时间有一个进步主义的道德假设，即认为历史进程会把我们带入一个美好的未来，而他们研究的目的就是论证某一美好世界的理论在经验上的正确性。
在各种进步史观中，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就是黑格尔的历史发展辩证法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
进步史观的重要危害在于：
（1）给强者在蹂躏和欺负弱者时一种道德优越感而不是良心负担，“落后就该挨打”让他们在对外侵略时毫无道德压力。
（2）是各种文化和种族歧视，偏见以及对其它群体不尊重行为的借口。
（3） 进步史观指导下的政治常常会带来灾害。如果说，“第三次民主浪潮”给世界所带来的包括恐怖主义和难民潮在内的各种乱象是自由主义进步史观给人类带来的灾难的话，那么前苏联的肃反、红色高棉的大屠杀等等则是所谓的“唯物史观”给人类带来的灾害。
（四）多元史观（无规律性时间）下的历史研究
多元史观的核心观点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历史不存在进步也没有目的，每一个历史都是它自身的历史。这是当前在西方占据主流的史观。
持有这类史观的学者往往会强调历史人物、历史转折点、分水岭事件、历史意外等等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它在解构西方中心主义和各种进步史观方面产生了十分积极的意义，同时引导着历史学家去研究各式各样的历史，为我们积累了大量的知识。
但多元史观也依旧存在问题：
（1）随着历史知识的日益丰富，我们对时间的理解也变的日益破碎。造成了一个只长知识不长智慧，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年代。
当前西方历史学被分割为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思想史、科技史、宗教史、文化史、性别史、法律史、艺术史、人口史、移民史、等等，并且每个领域的内部又有很多更细的分割。历史学的研究议题在变小，议题覆盖的时间段也在变短。在这一趋势下，绝大多数的历史学家不再有全局观，并且因为偏狭的强调自己领域的特有材料和视角对于理解历史发展的重要性而经常展开摸象的瞎子之间的论战。
（2）这类研究也很难回答这样的诘难：既然历史没有规律，我们研究它还有什么意义？正如美国著名历史学理论家苏威尔所言：当历史学家“愉快的把结构决定论扔到一边的时候，这个世界已经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结构的改变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毕竟，历史虽然没有终极目标，但是却还是有规律的。
04
四种新的时间观
那这规律到底是什么？我自己做学问的过程中发现了下面这四种新的时间观：
（一）积累型发展时间
人是竞争性的动物。就像猴子一样，通过竞争猴王来获得地盘和生存的权力。人是高级动物，我们的竞争包含经济和军事两方面。经济竞争和军事竞争有两个基本的共同点：第一，输赢准则清晰；第二，能促进社会积累性发展。历史并不是禁锢的，而是积累性发展的，这是一个客观事实。而竞争有三个形塑作用：
（1）历史是积累发展，或者说是有方向的；
（2）历史积累发展的速度取决于经济竞争和军事竞争在社会中的重要性；
（3）经济竞争和军事竞争促进工具理性的发展。
（二）意识形态性质造就的多样时间
意识形态没有好坏之分，它是在人们生活经验和价值观的基础上形成的。这种时间观有四个特点：
（1）理想状态的意识形态竞争与效率驱动生产无关，因此并不会促进历史的积累性发展。
（2）理想状态的意识形态竞争是不同价值观之间的竞争，因此并没有清楚的输赢准则。
（3）其实意识形态本身并不具有强制性。纯粹的意识形态竞争可以说只是辩论和耍嘴皮子。
（4）人们对于意识形态的理解总是基于自己独特的生活经历，因此意识形态权力天生就是多元的。
（三）作为中国本体的道家时间和历史智慧
道家以贵柔、谦下、知足、见微、宽容为准则，其时间的关键在于转化和否定，而不是螺旋式发展的“否定之否定”。既然没有“否定之否定”，历史也就没有终极目标和意义。道家时间就像是一幅太极图，它没有终极目标和意义、但却是有规律的和不断转化的。
在对西方科学很熟悉的今天，我们可以把道家的时间观看作是一个对社会机制在时间过程中作用方式变化规律的具有高度智慧的总结。道家的时间本体论很容易与社会机制结合而发展为社会科学理论，因为它背后是如下的一个涵盖性法则（covering
law）：任何性质的社会组织和思想，随着它变的强大，削弱它的力量的社会机制也会变的越来越重要。
例如，在农业社会中，国家的持续强盛会加快人口增加。这时，人多地少现象就会越发严重，国家税收能力和对社会的控制力就会不断减小。再例如，在现代社会中，一个国家的持续强盛在社会上会引发人口老年化，社会福利比重加大，利益集团固化和民众的吃苦耐劳精神的下降。
在分析社会科学范式交替变化的原因时，我认为：社会科学范式的背后不仅仅是一些客观事实，而且是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人的看问题的方法，并且每一看法都是误区和事实的混合。因此，一旦一种观念在社会上或者在学术圈盛行时，它都会引发两个导致事物走向反面的机制：
（1）在社会上，一种观念一旦在社会上取得优势，无论是真诚信徒还是机会主义分子都会不遗余力地把这一观念在思想和实践层面做大。其结果就是不断显露和放大这一观念的误区，所带来的负面（甚至是灾害性的）后果反到“证明”了其它观念的“正确”。
（2）在学术圈内，某一观念一旦占领了学术市场，无论是它的真诚信徒还是跟风者也都会不遗余力地把围绕着这一观念的研究做到极致。学术与经验事实的关系越来越不切合，从而为其它观念和理论的兴起铺平了道路。
最为可悲的，但是却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场合就是主流社会观念和主流学术观念的合流，学术在这时就会降为权力的附庸和帮凶。在历史上，这种场合带来的总是灾难，古今中外，无不如此。但是，由于以上的两个机制的约束，人类几乎是不可能从中真正吸取教训。
（四）复合时间
经济竞争和军事竞争推动时间不断通过积累向前发展；意识形态性质的竞争天生多元多样。所谓复合时间就是积累性发展的线性时间、意识形态竞争的无序无规律时间、政治强化时间以及道家时间的复合。
总结来看，西方缺乏强大的史学传统，也很少有专门关于时间的哲学。黑格尔时间观很可能受到道家哲学的影响。但是，对黑格尔影响更大的显然是基督教的目的论时间。黑格尔的“发展的螺旋形式”既体现了欧洲人在面对其它文明时越来越大的自信，也体现了基督教时间观对近代西方哲学的影响。黑格尔的历史发展辩证法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可以说是消解了东方智慧的辩证时间哲学。
西方哲学缺乏时间智慧的这一面深深影响了西方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当前主导美国的实用主义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基本就没有什么时间观。就是在西方世界专门针对历史议题的研究中，就像笔者先前总结的四种对时间的态度一样，要么是没有时间，要么是凝固的时间，要么是有终极目标的时间、要么是毫无规律的历史。它们有一个共性，那就是缺乏智慧。
近代以来，西方的时间观已经深入中国人的思维。从历史唯物主义到原教旨自由主义的各种线性进步史观长期以来一直主宰着我们的思维，以至于我们在经济落后时就鞭挞中国文化，经济发展刚刚取得了初步成功就开始庆祝“中国模式”。因此，道家的时间除了学术意义外还有更多的智慧意义。它可以促使我们以更加平和的、非零和的心态来看待这个世界，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