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7月11日至31日，我来美国后第五次回中国，主要任务是参加在上海举行的原中国科技大学6532班首次同学会。
7月12日抵北京，14日飞重庆，16日坐巴士去江津，18日乘巴士去万州（原万县市），19日返回重庆，25日飞上海，29日飞北京，8月1日返回美国。
一，城市建设
中国的大中小城市，都在大兴土木，一座座高层住宅楼拔地而起，整个城市变成钢筋水泥森林。重庆的住宅楼盖得非常密集，五层以下的楼房几乎全部消失，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相对而言，上海市的市容管理和规划要稍好一些，保留许多五、六层楼房。
不像纽约地铁，北京、上海的地铁车站全部用玻璃包围，车厢也很漂亮。重庆、江津等地的交通信号灯大多有更变信号的时间显示（秒数），这些都是美国城市不及的。我想，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城市的“后发优势”，加上中国各级政府很有钱。
二，拜访茅老师
同学会一共持续三天（26-28日），27日安排参观世博会，我没有去，而去看望小学老师茅燕雯。我对它世博不感兴趣。有人说，不看世博会后悔三天，看了世博会后悔一辈子。我可不想后悔一辈子。汪同学参观世博之后说，你不看世博，太英明了。
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茅老师一直是我的班主任和语文、算术课老师，对我的培养、教育影响极大。四年级时，有一天上语文课，课文是一篇关于红军过草地的文章，茅老师要我们归纳课文中心思想，其他同学皆答不出，只有我能正确回答，茅老师当场赞许地说：“这才像一个四年级学生。”从此，她开始重点培养和重用我。她把自己订的《小朋友》、《儿童时代》、《少年文学》借给我看，培养我阅读课外书的兴趣和习惯。四年级时，她提我当少先队的中队学习委员，五、六年级，又提我当大队学习委员，手臂上三条杠。
1958年大跃进，学校师生到长江对岸的两路口挑煤炭到河边上船运走，一趟来回10里，每天任务是走10趟，一个月不到，我肩膀肿痛，身体疲乏不堪。回家休整一周以后，我就再也不去了。但茅老师并未批评我逃避劳动，可见她并不支持这种强制劳动。
1959年我们参加升学考试后，茅老师邀请同学们到东门公园聚会。她挨个询问我们的理想，有的同学说，长大以后想当教师，军人，工人，只有我说想当宇宙飞行员，因为我已经阅读了不少关于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宇航员加加林的书刊。我记得当时茅老师的表情很惊讶。
茅老师是浙江人，1919年生，抗战时来四川，和江津被服厂的一位军医结婚，后来丈夫病死，一直未改嫁，带着女儿钱德君在江津四牌坊小学教书。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少不了挨整。1975年退休后，到上海与钱德君住在一起。
她现在住在上海西南地区的东华大学附近，视力、听力、智力、饮食皆属正常，只是行走不便，要用扶手。我们聊了一些往事，在她家里吃了一餐便饭。她保存着两张老照片，一张是1957年我们班出小毕业的全班照片，另一张是1956年全校“除四害”模范集体照，都有本人的玉照，非常珍贵。
三，同学会
科大6532班一共24人，全部健在，不像高中同班同学已经死亡五分之一。这次大学同学会，除了五个同学因为种种原因未来，其余全部出席。谢吉麟夫妇、王锡涛、陈德元、李世林等同学对同学会最积极热情。吃饭，介绍自己毕业后的经历，照相，总的来说，同学会办得差强人意，超过我的预期。
26日各自发言，一些同学介绍自己的成就，我主要讲同学会的意义。我说，我参加这次同学会，主要是为了满足一个心愿，看看老同学。人生只是一个过程，由各种各样的许多事件组成，同学会就是其中之一，虽然没有政治、经济意义，但有满足个人心愿的意义。
四，江津、重庆的同学聚会
16日，唐应清同学的儿子，在党校开了一家高档大型餐馆，邀请大学搓了一顿。24日，李玉康、李纯实夫妇邀请重庆的同学在餐馆聚餐。中风的李远明也来了，他讲起在台湾旅游的感受：
一是台湾看不到大陆四处可见的修建楼房用的塔吊，说明台湾的房屋修建已经足够；
二是台湾城乡所有房屋，全部通公路，大陆20年内做不到；
三，台湾的城市建设虽然没有大陆豪华，但清洁卫生，井井有条，人们彬彬有礼，比大陆好很多。
五，和网友熊逸会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