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August 6, 2025

以色列名将之子:从犹太复国主义者变成巴勒斯坦捍卫者的旅程

 以色列名将之子:从犹太复国主义者变成巴勒斯坦捍卫者的旅程

(信息正义,August 3, 2025)

         如果有一个种族灭绝的种族隔离政权在制造所有这些暴力和混乱,和平与稳定就不可能实现。

        利用信仰这种恐怖继续下去是完全不可解释和不可原谅的。但,这不是第一次有人利用信仰做出可怕的事情。

——米科·佩莱德

■前言

         信息正义今日刊发的是播客《本真神学》(Theology in the Raw)2025年7月21日节目的文字纪录翻译。 《本真神学》是由神学家普雷斯顿·斯普林克尔(Preston Sprinkle)主持的播客节目,致力于以开放、诚实、本真的方式探讨当代神学与文化议题。节目邀请来自不同背景的嘉宾,就性别、性取向、种族、公义、圣经诠释等棘手话题展开深度对话,强调既忠于圣经真理,又勇于直面复杂现实,是一档挑战传统思维、追求信仰真诚的神学播客。

         斯普林克尔是圣经学者、演说家,以及《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著有十多部著作,包括《圣经支持同性婚姻吗》 (Does the Bible Support Same-Sex Marriage) 以及最新著作《流亡:帝国阴影下的教会》(Exiles: The Church in the Shadow of Empire)。 他还是信仰、性与性别中心(The Center for Faith, Sexuality & Gender)的联合创始人兼总裁。该组织致力于帮助基督徒以对神学的忠诚和勇敢的爱来探讨信仰、性与性别相关的问题。

        本期节目的嘉宾米科·佩莱德(Miko Peled)被许多人认为是支持巴勒斯坦的最清晰的声音之一,他致力于倡导建立一个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享有平等权利的民主国家,创办了“巴勒斯坦自由之家”(Palestine House of Freedom)。

         米科·佩莱德的身份比较特殊,是以色列名将马蒂·佩莱德(Matti Peled)之子。他在自传体作品《将军的儿子:一个以色列人在巴勒斯坦的旅程》(The General’s Son, Journey of an Israeli in Palestine)中,讲述了自己成为巴勒斯坦权利捍卫者的历程。

         米科定期前往巴勒斯坦,曾多次因其活动被以色列当局逮捕。他的第二本书《不义:圣地基金会五人的故事》(Injustice: The Story of the Holy Land Foundation Five)讲述了美国最大的穆斯林慈善组织圣地基金会只因向居住在贫困社区和肮脏难民营的其他巴勒斯坦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被不公正地定罪。(By 新约客)

             以色列将军之子成为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活动家

     译:溪边愚人    编:新约客,溪边愚人

         斯普林克尔:嘿,朋友们,欢迎回到新一期的《本真神学》。我今天的嘉宾是米科·佩莱德(Miko Peled),他是一名美籍以色列人,他父亲马蒂·佩莱德(Matti Peled)是一位著名的将军,曾参加过 1948 年和 1967 年的以色列国防军战争。米科也曾在以色列国防军服役三年,但他现在是一名活动家,倡导结束占领,解放巴勒斯坦人。

         米科是华盛顿特区“巴勒斯坦自由之家”的创始人和主席,他还写了几本书,包括我最近读的这本《将军的儿子,一个以色列人在巴勒斯坦的旅程》,这绝对是一本出色的读物。我爱不释手,从头到尾、一字不漏地读了,这也是我很高兴能在播客中与米科交谈的原因。请欢迎第一次来到节目的独一无二的米科·佩莱德。

        米科,非常感谢你做客《本真神学》。正如我刚才所说,我把你的书从头到尾、一字不漏地读了一遍,这本书让我爱不释手。所以我很高兴能与你当面交流。我们从你的父亲开始吧?马蒂·佩莱德是谁? 

                                将军的忠告

         佩莱德:首先,感谢你的邀请。很高兴和你聊天。有趣的是,你从我父亲开始,我的书出版时,苏珊·阿布哈瓦(Susan Abouhawa)的书评写他写得很有意思。阿布哈瓦是一位伟大的巴勒斯坦作家,住在美国。她写道:“他是一个让巴勒斯坦人不知该爱还是恨的人。”

         他毕生致力于建立以色列国,一个犹太复国主义国家,我们今天知道这是一个种族隔离国家。他年轻时还在高中时期就加入了地下组织,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名为“帕拉玛赫”(Palmach)[注]的恐怖组织,然后在 1948 年的战争中服役,之后一直作为职业军官,致力于建立军队。他属于以色列人喜欢称为“1948 年一代”或“银盘一代”的那代人,国家就是在这个银盘上交给人民、交给犹太人的。他们是 1948 年的军官,当然,他们征服了所谓的以色列土地,也就是巴勒斯坦。

        [注]Palmach(希伯来文:פלמ”ח)是以色列建国前夕犹太地下军事组织哈加纳(Haganah)的一支精英突击部队,成立于1941年,最初协助英军对抗纳粹,后转向反抗英国殖民统治,并秘密护送犹太移民入境。它在1948年以色列独立战争中发挥关键作用,成员包括伊扎克·拉宾、摩西·达扬等,后并入以色列国防军,成为现代以军的核心力量之一,精神影响深远。他是以色列最高指挥部的指挥官之一,也是计划和执行 1967 年进攻的成员之一,在那次进攻中,以色列国完成了对巴勒斯坦的征服,基本上将整个巴勒斯坦变成了以色列。

         一年后,他退休了。但他所做的独特之处在于,1967 年的战争一结束,依然身着军装的他站了出来,在以色列最高指挥部的第一次会议上说,既然我们已经征服了所有这些土地,我们已经打败了所有这些军队,我们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站稳脚跟,是时候实现和平了。我们应该从巴勒斯坦人开始,把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作为一个巴勒斯坦小国提供给他们,与他们和平相处,这将也会带给我们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和平相处,然后我们就可以做自己的事情了。

         在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战争刚刚结束,大炮还在冒烟。我再说一遍,我说的战争,实际上是以色列对其邻国的野蛮攻击。但以色列政府所做的是,继续摧毁巴勒斯坦的城镇和村庄,并在这些地方大规模兴建仅供犹太人居住的社区。我们谈论的是战争结束几天后,仅仅从西岸和加沙地带地区就强行驱逐了约 50 万巴勒斯坦人。

         换句话说,扩张不是后来才发生的,而是立即发生的。因此,在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的同伴们渐渐开始对他说,听着,现在不是谈论这种事情的时候。一年后,他退休了,开始了学术生涯,并成为一名政治评论员。

         他毕生致力于我们今天所知的“两国解决方案”,这实际上是犹太复国主义的一种构想,即 1948 年对巴勒斯坦的征服是合法的,但继续征服,或他们所谓的“把任务完成”部分——占领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等地——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合法的,应该妥协。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应该得到尊重,巴勒斯坦人在这些地区的自决权应该得到尊重。

         从那时起,他与建制派分道扬镳。作为一个希望与巴勒斯坦人实现和平的人,他的余生成为了他的第二份遗产。因为他有关系,也因为后来他是以色列议会(以色列众议院)的议员,他会帮助巴勒斯坦人。人们会去找他,他会说阿拉伯语,他与 1948 年以内的巴勒斯坦人(即以色列国和约旦河西岸的公民)都有联系,他们会去找他寻求帮助。

         对土地被没收,他们的儿子被驱逐出境,诸如此类的事情,他都会利用他所拥有的一切关系来帮助他们,他还会定期撰写评论文章,指出有必要阻止从最初的以色列国继续扩张。当然,我们知道这并没有发生。那是他后半段生命的故事。

        今天,我们当然知道,即使(两国方案的)机会曾经确实存在,也已经完全消失了,以色列国在整个历史上的巴勒斯坦建立了一个单一的种族隔离国家,像我这样的人享有专属权利,而巴勒斯坦人则是牺牲品。

                                    被美化的战争

         斯普林克尔:你用了很多可能会让人瞠目结舌的词语。不如我们就从你对 67 年战争的描述开始。我是听着战争的故事长大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听到了更多关于这场战争的事情,人们对这场战争的普遍理解是,所有这些阿拉伯国家都要摧毁以色列,而以色列进行了英勇的自卫反击,实际上——

         佩莱德:呃,奇迹这个词经常出现。他们把这场战争命名为“六日战争”。战争在五天内就结束了。犹太经文中经常出现“六天”一词,是指创世的奇迹,因为上帝用六天创造了世界,对吗?所以说六天是为了让人们将其视为奇迹。即使是世俗的犹太人,甚至是世俗的以色列人,都喜欢称其为神话,将其视为奇迹。

         但我所做的是去查阅以色列军队的档案,因为我从我父亲那里听到了不同的说法,他是当事人,他说当时并不存在威胁。存在威胁的说法来自两个原因。首先,为了让公众舆论支持战争。然后是事后说,当然,这是一个生存的威胁,因为所有这些军队都集结起来要攻击我们。

         在档案中,我发现这些早期的军队档案都是会议记录,我在《将军的儿子》一书中逐字逐句地引用了这些会议记录,其中将军们,特别是我父亲,都在谈论,那个时刻是进攻并摧毁阿拉伯军队的机会,因为他们还没有为战争做好准备。他们离做好战争准备还有很多年,因此,这是进攻的时机。

         威胁这个词根本就没有出现,只是说应该这样向公众解释。我记得,当我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我害怕阿拉伯人会来杀了我们所有人,因为就是那样一种说法。但在他们的内部谈话中,他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这样说就不会有挑战。

         他们知道阿拉伯国家、阿拉伯军队准备不足,不存在威胁,但在他们的讨论中,用了“机会”这个词,这是在 1967 年 5 月底、6 月初,非常接近这次攻击的开始(六日战争开始于 6 月 5 日——译者注)。因此,从根本上说,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进攻,这个新成立的国家对邻国的一次进攻,目的是在周边地区宣称自己是最凶狠的恶霸,并获得土地和军事上的霸权,声称我们是最凶狠的,我们是最强大的,没人能惹得起我们。而且这不是第一次。他们想完成 1948 年的任务。

         1948 年,出于内部政治决策的考虑,他们决定在历史上是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划出两个地区,将其排除在犹太国家之外。西岸,这是个没有任何历史或地理意义的区域,只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划分的。而我们所知道的加沙地带,它是为数十万被赶出巴勒斯坦南部家园的巴勒斯坦难民而建的集中营。

         1967 年,这些年轻的将军们不喜欢国家的这些部分被划分出去,所以这是一个机会,他们做到了。我的意思是,他们很快就做到了。就像我说的,在五天内,所有这些阿拉伯军队都被摧毁了,大约有——这也是一个有趣的数字——大约有 18000 名阿拉伯士兵在这五天内被杀,有六七百名以色列士兵被打死。

         我想说的是,这不是奇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些事情中没有奇迹。以色列军方为这次袭击准备了多年。他们计划它,准备它,当机会来临时,他们抓住了它,就这样,它完成了。这就是 1967 年战争的真正目的。

         当然,为了美化战争并为战争辩解,他们说所有这些阿拉伯军队都想摧毁我们,想把我们扔进大海,这成为一种普遍的说法。

         斯普林克尔:哇!所以围绕着 67 年的战争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你所描述的说法有多流行,有多广为人知?你有深层内部信息。你的父亲真的就参与了整个事情的规划,知道所有内幕。当人们听到你所说的时候,他们震惊吗?他们会震惊吗?我的意思是,对住在以色列的人,更普遍的说法是什么?

         佩莱德:但关注此事的人知道,我父亲和他许多战友都说了同样的话,没有威胁,阿里埃勒·沙龙(Ariel Sharon)和其他几位将军都是这么说的。认为存在任何威胁都是荒谬的。但他们仍然为战争和进攻辩护,因为他们相信战争的目标。

         当然,你描述的这种说法流传很广,除非有人真正阅读和研究过它,或者听过其中一些人所说的话,或者像我一样,我真的去以色列军队档案馆阅读了会议记录。实际上,这些会议记录都在那里,可以随时查阅。我并没有做什么特别的努力,只是坐在那里读了读。

         所以相信哪种说法取决于具体情况。当然,广泛流传的说法就是你所描述的,而真实的情况是我所说的。1948 年的情况也是如此,被描述的是所有这些阿拉伯军队试图摧毁小小的犹太国家,而事实上,在整个 1948 年,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大规模种族灭绝和种族清洗运动。这是由新成立的以色列国对巴勒斯坦人实施的一场恐怖表演,当时的巴勒斯坦人没有武装,也没有做好准备,等等。因此,这两个故事都有两个版本。

         斯普林克尔:这样的话,你选择相信哪个版本,会对你如何看待今天的现状产生巨大影响,因为这些都是基本的、并不久远的大灾难事件,它们塑造了一个人对今天所发生的事情的看法,至少关系到过去的几十年。我记得我读过伊兰·帕佩(Ilan Pappe)的《巴勒斯坦的种族清洗》,现在是第二遍读了。他大量引用了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的日记。就像你说的,他去了他们的档案馆,看到了幕后发生的一切。

                               种族隔离国家

         佩莱德:我要告诉你,有意思的是,巴勒斯坦人从一开始就这么说,但没人听。然而,当一个有德国血统的以色列历史学家,比如伊兰·帕佩说出来,或者像我这样的人说出来时,人们就开始关注了。

        当巴勒斯坦人说这些话时,就被认为是在撒谎。当白人、欧洲人说这些话的时候,好吧,现在也许值得关注一下了。这就是问题的一部分。

         但是,如果你看看发生了什么,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如果你把这件事和你自己拉回到 77 年前,你可以看到,在该地区的一个不稳定因素,一个导致暴力,攻击,种族清洗,巴勒斯坦人民的种族灭绝的因素都是同样的东西。 问题一直是,破坏稳定的因素始终是种族隔离国家,或他们所说的以色列国。

         或许出于一些难以理解的原因,或许有些人能够理解,世界对和平与稳定的障碍做了巨大投资。换句话说,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是可能的,但如果有一个种族灭绝的种族隔离政权在制造所有这些暴力和混乱,和平与稳定就不可能实现。

         我的意思是,对伊朗的袭击无论用什么手段、用什么借口都是站不住脚的,你明白吗?但这就是以色列国的本质。这是一种斯巴达。这就是他们一直在做的,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在以色列建国几年后,他们就已经在不定期地、持续地、几乎年复一年地攻击他们的邻居。这就是暴力的根源,也是几十年来该地区一直没有和平的原因。

         斯普林克尔:我可能会回到伊朗问题上来,因为现在大家显然对伊朗问题记忆犹新。但我想问问你一直在用的另一个词,种族隔离国家。当有人把以色列描述为种族隔离国家时,人们会非常愤怒,像失去理智一样愤怒。你来自那里,你在那里生活过,你是以色列人,你怎么会说它真的是种族隔离国家呢?那是怎样的?

         佩莱德:有两种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种族隔离是一项定义明确的罪行。这不是一种观点。国际法对种族隔离罪有明确的定义。因此,你可以去查找种族隔离罪,看看种族隔离罪的定义。大赦国际大约三年前发布了一份报告,概述了为什么这是一个种族隔离国家。

         这是一份非常非常详尽的报告,他们花了几年时间才完成。它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所以,如果你看看犯罪的定义,再看看当地的实际情况,答案就出来了。这不是一个观点问题。有定义,也有现实。

         我在耶路撒冷长大。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从来没有接触过巴勒斯坦人。我们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社区。我们的社区灯火通明,街道宽阔,有漂亮的学校、操场、人行道、充足的水和电。在用水或用电这类事情上,我从来不需要想一想。

         但即使只是孤立地看耶路撒冷这个城市,巴勒斯坦居民区的现实情况完全不同。那里没有人行道。没有水。没有我们所拥有的资源。我们上不同的学校,说不同的语言。

         当你开车在全国各地行驶时,情况也是一样。你会看到巴勒斯坦城镇,我甚至不是在谈论约旦河西岸,我说的是 1948 年的巴勒斯坦城镇,或者有些人称之为以色列本土的巴勒斯坦城镇。你看看这些城镇,看看它们的区别,它们没有任何发展。同样,水、资源、人行道等基本设施都不存在。即使是现在,也是如此。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别:他们没有防空洞。

         而在他们周围,在曾经属于他们的土地上,正在兴建美丽的以色列新定居点、以色列城镇和城市,巴勒斯坦人却与这些都无缘。

         再回到伊朗问题,因为它非常重要,这些火箭弹正在落下,这些导弹正在落下,以色列人正在跑向防空洞。而住在街对面的巴勒斯坦人,他们没有避难所,也不被允许进入这些避难所。再说一遍,这些美丽的以色列城镇大多建在他们的土地上。他们是完全不同的。这是显而易见的。

         也许最能让人真切意识到不平等现实的,是水资源的分配。

         当你开车穿过这个国家时,你可能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以色列的定居点,以色列的城镇都很漂亮,绿树成荫,道路宽阔,应有尽有。而巴勒斯坦人的地方看起来有点落后,尘土飞扬,发展不足。我从小到大所学到的,我相信你也听说过,人们经常听到的是,犹太人来了,他们开发了这片土地,而阿拉伯人,看看他们,他们是如此落后,因为他们是阿拉伯人,是吧?

         斯普林克尔:这正是我 1999 年住在那里时得到的印象。每当我们去一个阿拉伯城市,我不记得确切的说法,但我可以告诉你我当时形象的想法就是,哦,是的,看,他们有点脏。他们不在意自己的东西。看看犹太人,他们管理得很好,爱惜自己的财产和一切。但那个肮脏的城市,那些人……嗯,就是这样的想法。

         佩莱德:但人们不知道的是,所有的水都被以色列的一个叫 Mekorot 的机构控制着。顺便说一下,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巴勒斯坦人只分配到 3% 的水。

         因此,如果你仔细想想,有时两个镇就隔着一条街,有时只是两个不同的社区,甚至不是两个不同的镇。一方可以获得他们所需的全部水源甚至更多,而另一方每周只能获得七八个或十个小时的自来水。

         想想你要把水用来做什么?你要做饭,你要喝水,你要洗衣服。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你有一些土地,你需要浇灌庄稼等等。所以,这事本身…… 这可能是最糟糕的事情。这就是你看到差异的原因。如果巴勒斯坦人能够获得同样的资源,比如水,那么情况就会大不一样。但这并没有被告知。这不是对话的一部分。

                                没有道德的军队

         斯普林克尔:哇!所以,你明显是在军人家庭长大的,而且还在以色列国防军服役。是这样吗?

         佩莱德:是的,我服过三年义务兵役。

         斯普林克尔:那是什么感觉?你知道,我们听说以色列国防军是世界上最有道德的军队…… 你觉得这话有道理吗?

         佩莱德:不,没有,当然没有。没有所谓的道德军队,以色列国防军就更不是了。以色列国防军是建立在 1948 年种族清洗的残暴基础上的,对巴勒斯坦的种族清洗,以及对巴勒斯坦人的骇人听闻的屠杀,数不胜数的屠杀。这些屠杀最初是由民兵进行的,后来在 1948 年成为正式军队,成为以色列国防军。这就是以色列国防军成立的时刻。然后,他们在这些年里一直在进行屠杀。

        当我去服役时,当然,我相信这是一支有道德的军队。我相信我们必须有一支军队,以及所有诸如此类的东西。所以我去了,那是 1980 年底。

         我在我的书中描述了这一点和最初的几次行动。我从来没有参加过战斗或类似战斗的事情,但我们必须去巴勒斯坦城镇巡逻,或者类似的事情。我记得,我在书中提到过,我们是年轻的士兵,我们去巡逻一个巴勒斯坦城市。

         指挥官告诉说,我们应该在街上来回走动。如果有人敢看我们一眼,我们就打断他们的每一根骨头,他们给我们警棍和手铐。我在想,我们是一支步兵部队,为什么要带警棍和手铐?如果我们穿得像全副武装的士兵一样穿过城市,每个人都会看着我们,你怎么可能不看呢,这就是个奇怪的场景,对吧?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在我服役的最后一年,以色列入侵了黎巴嫩。这一事件让一切都变得清晰了……

        起初这应该只是一次 40 公里的短暂入侵,但我们马上就知道,当以色列政府说这是一次 40 公里的入侵时,他们已经在贝鲁特的郊区了,那里有萨布拉和夏蒂拉难民营,有屠杀[注]……

       [注]贝鲁特难民营大屠杀,又名萨布拉-夏蒂拉大屠杀(Sabra and Shatila massacre),是 1982 年 9 月 16 日至 9 月 18 日的一场政治性大屠杀,由天主教马龙派的黎巴嫩长枪党屠杀其政敌,包括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的什叶派穆斯林,遇难人数大约在 762 人至 3500 人之间。事发地点是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萨布拉街区和邻近的夏蒂拉难民营。当时正值黎巴嫩内战和第五次中东战争。

        1983 年,由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助理和联合国大会主席的肖恩·麦克布赖德(Seán MacBride)担任主席的调查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以色列作为此地区的占领者,阻止此地区发生屠杀本应是其责任,需对此次事件负责,并认定这是一起反人道的种族灭绝事件。被委托调查这起事件的以色列贝鲁特难民营屠杀事件委员会发现,以色列军队清楚地意识到这场大屠杀正在进行,不仅没有阻止,还参予其中帮助屠杀平民。因此,以色列对大屠杀负有直接责任,而以色列国防部长阿里埃勒·沙龙(Ariel Sharon)需对“忽视大屠杀和复仇事件的存在可能性”负有个人责任,这迫使其引咎辞职。

         因此,整个所谓道德军队的理念,被彻底抹杀了。甚至当时我的父亲也站出来,告诉士兵们拒绝进入黎巴嫩,拒绝在黎巴嫩服役,并以同样理由拒绝在约旦河西岸服役。这就是当时的气氛。

         从那时起,我就知道这一切都是谎言。

         斯普林克尔:你在书中讲述了一个故事,我读这个故事把这部分书都翻毛了。这是一个关于其他一些以色列国防军成员,他们喜欢在没有任何独立威胁的情况下,攻击巴勒斯坦渔船。你能谈谈吗?我读了一遍又一遍,只是想,这不可能是真的。我就想,米科,你一定是在编故事,不可能。我不能相信这真的发生了,因为我的心这样告诉我。但后来你从军队里几位互不关联的独立消息来源那里听到同样的说法。你能说说这个事吗?

         佩莱德:哦,你说的是那个故事。有个人是以色列海军突击队的军官,海军突击队被认为是最精锐的部队。我们围坐在一起,他讲述了在加沙海岸巡逻的情景。他们遇到一艘渔船。他们叫渔民跳入水中,炸毁了渔船,然后看着在水里的他们,让他们数到 100,然后再数一遍,再数一遍,直到他们全部淹死。

         他满不在乎地讲着这个故事。我的意思是,他不是从内疚、羞愧或震惊的角度来讲述的。他只是说,哈哈哈,我们就是这样对待这些阿拉伯人的。当然,现在我们都知道,在加沙发生种族灭绝已经快两年了,但那是发生在那个时候。查尔斯·格拉斯(Charles Glass)是个非常著名的出色的记者,他在我的书出版之后写信给我,他说他记得在黎巴嫩也看到过这样的场景。

                                种族主义的主线

         佩莱德:他记得以色列突击队也对黎巴嫩渔民做过类似这样的事情。但是,我认为重要的是要了解这种行为的来源。它来自一种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即所谓的犹太复国主义,这是一种至上主义意识形态。

         这是一种种族主义的、暴力的、至上主义的意识形态。一开始我很难说出这样的话,因为对我来说,犹太复国主义是我们一生都在讨论、谈论和钦佩的东西。我的意思是,每天晚上在餐桌上,我们都在谈论犹太复国主义和国家,以及对国家的贡献,还有犹太复国主义对犹太人的重要性。

         所以,我不是从教科书上了解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发生在我每天的生活中,在每一个家庭聚会中。我有一个当过总统的舅舅,还有另外一个也是显赫人物的舅舅。我的意思是,大家庭的聚会就像开国元勋的名人录。

         但后来,我认识了巴勒斯坦人,参与并理解了他们,真正走出了压迫者和至上主义所处的非常安全和干净的现实环境,进入了巴勒斯坦人实际生活的地方。这才意识到,还有一个我们不知道的现实存在。

         显然,我们被告知的是,巴勒斯坦人是危险的、肮脏的,他们是骗子,他们想要杀死我们所有人。但是我有不同的经历,我在书中也描述过,开车进入拿撒勒或乌马尔-法希姆这样的巴勒斯坦城镇,这些城镇里的人都是以色列公民,但我很害怕。然而,没有人想杀我,人们都很和善,如果我问路,他们会不厌其烦、超出我期待地帮助我,如果我们去餐馆,一切都很好,我在那里遇到了很多人。

        后来,我第一次独自前往约旦河西岸的一个小镇,我吓坏了。我独自一人,在一辆挂着以色列牌照的车里。任何人都能看出我是以色列人。我不可能活着出来。然后我到了那里,却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对他人的恐惧、对他人的优越感并不是新鲜事物。我的意思是,这不是新发明出来的什么设计,但它非常强大,我们每天,或者说在巴勒斯坦过去的近 80 年里,都能看到它的表现,这就是巴勒斯坦人被杀害的原因。这也是我认为西方世界并不关心的原因,因为当白人杀害棕色人种时,人们通常并不关心。世界并没有真正关注。

         斯普林克尔:所以,你确实可以看到在整个事件中交织着一条强烈的种族主义主线。

         佩莱德:绝对是,毫无疑问。如果没有种族主义,你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也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没有种族主义,这一切就不可能发生。除非存在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否则一群定居者不可能来到一个属于别人的国家,并犯下这些骇人听闻的罪行长达近百年。绝对是因为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

         斯普林克尔:在以色列长大的你是否经历过以色列同胞明确的种族主义言论?是直白的,还是暗示性的,有所掩藏?

         佩莱德:哦,不,它一直都很明显。今天,它是官方政策。以前,在官方的那种国家领域,它是比较低调的。但在朋友间和私人之间的对话中,它是明确的,完全直白的。

         阿拉伯人是肮脏的。有一个词叫“阿拉伯劳工”,非常有意思。阿拉伯劳工被认为是贫穷、蹩脚的劳工。巴勒斯坦最漂亮的房子,现在很多都被以色列人占了,以色列人就住在里面。最美丽的家园被称为阿拉伯家园或巴勒斯坦家园,尤其是在西耶路撒冷。最美丽的家园是巴勒斯坦人建造的,但是却有这样的说法。是的,种族主义无所不在。它存在于课本中,存在于言论中,存在于一切之中。

         斯普林克尔:你在另一边看到了同样情况吗?因为我经常被告知,如果你在加沙或约旦河西岸长大,你从小就被训练成反犹太人,对犹太人有一种内在的仇恨。你在两边都看到这种情况了吗?我的意思是,你可能只能主要谈谈你作为以色列人的经历。

         佩莱德:不,不,我两者都看到,因为对这类内容我读过,研究过,我了解它。以色列竭尽所能让巴勒斯坦人憎恨以色列人——不是犹太人,是以色列人占领者。

         每一个孩子,任何一个孩子,从 4 岁到 94 岁的老人,都会有同样的故事,有同样的口头禅,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我们一直与犹太人和平共处。我们与犹太人关系融洽。我们的邻居都是犹太人。

         我们与犹太人没有问题,这是被历史证实了的。但我们怎么能不恨以色列人呢?我们怎能不憎恨这种占领?我们怎能不憎恨以色列国?看看他们对我们做了什么。

         即使我们试图与他们和平共处,看看发生了什么。这行不通。所以这是两码事。

         这与反犹主义无关。它与憎恨占领者、憎恨压迫者有关,这是完全自然的。

         说到课本。我有个姐姐是教育工作者,她写了一本书,介绍以色列的教科书,以色列的学校课本,以及它们是如何将种族主义色彩系统化的。这是一篇学术文章,我的意思是,她是学术界的。她还与其他人一起研究了巴勒斯坦的教科书。

         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教科书等,必须得到以色列当局、欧洲人以及一大堆不同团体的批准,才能交给巴勒斯坦人使用。

         在耶路撒冷城的学校里,甚至还有另一层审查制度。如果你打开一本教科书,比如学校的课本,有时你会看到上面都涂黑了,因为有些术语、某些叙述、某些诗歌是不允许他们学习的。以色列的教科书没有经过任何形式的审查,而巴勒斯坦人的教科书却要经过大量的审查。

         但这已经超出了教科书。如果你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你会憎恨另一方。我是说,谁不会呢?

         今天有些人,有些犹太人,他们不会去德国。有些美国人也有憎恨的东西。我是说,事情就是这样。你怎么能不恨他们呢?这与反犹主义无关,因为从历史上看,犹太人在巴勒斯坦、伊拉克和其他国家生活了几千年,生活得非常非常好。

                                         从一个悲剧走向另一个悲剧

         斯普林克尔:我们漏掉了你故事的一个关键部分:你的侄女被自杀式炸弹袭击者炸死了。那是在我搬到以色列短期居住的两年前,我记得我听说本耶胡达街发生了一起爆炸,我想那可能就是她,你的侄女。因为我记得我去本耶胡达街的时候,人们都有点胆怯,爆炸就发生在那里。可能是同一个人,你能告诉我们吗?

         佩莱德:1997 年 9 月 4 日,三名巴勒斯坦人自爆,炸死了一群以色列人,炸伤了很多人。我 13 岁的侄女被炸死。当时我已经住在美国。这是个大事件。

         这是个大新闻,当时我父亲已经去世了,但她是一位著名将军的孙女,同时也是一位一直呼吁与巴勒斯坦人和平的人的孙女,现在看看发生了什么!我立即飞了过去。葬礼在几天后举行,上了所有报纸的头版。

         我姐姐的公寓挤满了从世界各地赶来报道此事的记者。有人问她复仇、报复之类的问题,这也是人们常问的问题。我姐姐说的第一句话是,没有一个真正的母亲会愿意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其他母亲身上。所以别跟我说孩子被杀了,还要杀更多的人。不该是这样回应的。

         第二,她说,我们认为以色列政府要对此负责,因为当你压迫人民,当你杀害人民,当你杀害他们的孩子,当你逮捕他们的父母,当你像我们对待巴勒斯坦人那样对待巴勒斯坦人时,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就是结果。我们可以喜欢它,也可以不喜欢它,可以谴责它,也可以不谴责它,但这是我们以色列一手造成的现实。有趣的是,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当时也是总理。那是他第一次担任总理。他和我姐姐曾经是朋友,一起上学,所以彼此非常了解。我们与他和他的家人很熟悉。

         他要求前来吊唁,我姐姐告诉他不要来。我们不想在那里看到他。对我来说,这就是我开始写这本书的动力,就像这本书的副标题“一个以色列人在巴勒斯坦的旅程”,因为我们做得不够的是,停下来,消化信息。

         我们从一个悲剧走向另一个悲剧。这里的悲剧是,三个年轻人自杀了,还杀了一大堆人。等一下,是什么样的现实造就了如此可怕的事情发生?当然,从那时起,还有更多的死亡和悲剧发生。但是,如果我们只抓住这一件事,停一停,想一想,会如何?

         因此,当我回到美国后——那时我已经住在美国——我开始探索与巴勒斯坦人会面的可能性。我从未见过巴勒斯坦人。就像我说的,我在耶路撒冷长大,但你只是从框架中看到巴勒斯坦人。他们在你的画面中进进出出,但你从未遇见过巴勒斯坦人。我开始参加各种会议和对话等等。最终,这成了是我踏上旅程的第一步。

                                   一个以色列人在巴勒斯坦的旅程

         斯普林克尔:那是你在圣地亚哥的时候,对吗?你在一本书里提到过,你去圣地亚哥参加了一个以巴联合集会。你不得不搬到圣地亚哥去见巴勒斯坦人。我听其他以色列人也说过这样的事情,你可以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几十年,却从未真正与巴勒斯坦人交谈过。我只是不明白这怎么可能。

         佩莱德:那就是种族隔离。尽管国家很小,种族分割而居。但正如你所知,隔离是非常完全的。我们不在一起,孩子们没有任何一起的活动。他们从不一起上学。他们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中。我们的城市很漂亮,灯火通明,很现代化。而他们的城市,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我们的隔离是 100% 的。

         斯普林克尔:你刚开始的时候是怎样的?我的问题的切入点是,考虑到你的犹太复国主义背景,你的成长经历,你能带我们回到你生命中的那个时刻吗? 比如你的情绪,你的想法,你是在慢慢反思自己的立场吗?是否有一些阻力?比如说在圣地亚哥的集会上,第一次从巴勒斯坦人那里听到了什么的时候,你有没有反驳?

         佩莱德:我用两种方式来形容。第一种感觉就像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用锯子把自己的手锯下来一样。因为这不仅仅是因为我是以色列人,我来自这样一个家庭,其中很多重要人物,我们为自己的身份感到自豪。所以这是第一个感觉。

         第二个感觉是,我必须把这归功于巴勒斯坦人的慷慨,多年后,他们现在仍然是我的好朋友。巴勒斯坦社区允许我经历这个非常痛苦的过程。这就像一个婴儿放开一个扶手,然后在抓住下一个扶手前,迈出最初的几步。

        你必须非常耐心。正是他们的耐心、慷慨和热情,让我完成了这个过程。

        没有人指责我。从来没有人对我指指点点。没有人因为我的背景、我的犹太复国主义根源等而让我感到不舒服或不好受。这就是巴勒斯坦人的慷慨和热情。

         不仅是我在圣地亚哥的巴勒斯坦朋友。在巴勒斯坦的经历也是如此,在我无数次的访问和接触中,在参加抗议活动和一切活动中,我都感受到了这一点。这让我迈出了几小步。我不得不放下一些我知道或我以为我知道的东西,不仅仅是放下,而是拒绝它,寻找其他东西,因为,等等,我是谁?

         我的身份突然变得模糊不清了,对吗?我的意思是,我得弄清楚我是谁,我的信仰是什么。这一切意味着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

         我该怎么做,这不是救赎的问题,而是我该怎么做才能弥补这些发生的可怕事情?我该如何补救?我该如何参与?

         我的书出版后,我了解到,因为我的背景,我的声音有作用。于是,我开始演讲和写作,因为我的背景,人们倾听,我有了听众。所以我用我的声音和我的写作来发挥作用。

                                  世界上最愚蠢的事情

         斯普林克尔:是啊,你对自己的观点毫不隐晦。这可能很危险,对吧?我是说,你的观点是如何被接受的?在这个时代,如果你说了任何关于以色列的负面言论,你就会被指责为哈马斯的支持者,或者反犹主义者,或者就你的情况而言,我猜,是一个自我仇恨的犹太人,或者其他的什么。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你的活动进行得如何?

         佩莱德:好吧,也许我失去了一些朋友。我的家庭内部会有一些严重的矛盾,但我得到的朋友比失去的要多,这是肯定的。我要说,这个社区,全世界声援巴勒斯坦的社区,都是一些最亲切、最棒的人。

         我有朋友,有巴勒斯坦的兄弟姐妹,在整个巴勒斯坦都有巴勒斯坦人朋友,我了解他们,爱戴他们,尊重他们,我愿意跟随他们赴汤蹈火。我们的合作非常密切。事实上,我们可以谈谈我现在在华盛顿特区管理的这个组织。

         我是说,没有他们的声音,没有他们的支持,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因此,老实说,当人们说这些话的时候,我真的不会被困扰。

         如果有人想进行严肃的对话,我当然很乐意。如果有人想说我自我憎恨这个,自我憎恨那个,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我的意思是,我不恨我自己。

         说说犹太人,我有很多朋友和活动家朋友都是犹太人或以色列人。比如,伊兰·帕佩,仅举一例。那些恶毒的批评确实很疯狂,但这是荒谬的。仇恨和压制理性声音(我认为是理性的声音)的欲望是如此强烈。而且情况越来越糟。毫无疑问,现在什么都被说成是反犹太的。

         说自由巴勒斯坦是反犹太的,说正义是反犹太的,说从河到海是反犹太的。哇,哇,哇,哇,哇!反犹主义过去是指针对犹太人的种族主义。但这不是更高级的种族主义。都是同样货色,种族主义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并不是说犹太人有种族主义就比一般人有种族主义更糟糕。大多数人都有种族主义倾向。但现在你反对的是以色列国的犹太复国主义,就像我之前说的,犹太复国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种族主义至上的意识形态,它建立了一个种族灭绝的种族隔离国家。我知道这些话会让人发疯,但我不是随便说说的。 

         如果你看看这些罪行的定义,并将它们与正在发生的事情进行比较,你就会发现它们是吻合的。因此,如果说批评犹太复国主义这样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就是反犹太,那一定是疯了,因为这完全说不通。

         种族主义就是种族主义。我们应该拒绝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它们都是一样的,都应该被摒弃。对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都应该零容忍,没有商量余地。但他们却制造了这样的无稽之谈,你知道,你可能会因为采访我而被指责为种族主义或反犹太主义。这太荒谬了。绝对荒谬。

         斯普林克尔:是啊,这真的是世界上最愚蠢的事情了。这就像如果我批评美国政府,而我的确批评,那会让我怎么样?对所有美国人都怀有仇恨?这根本说不通。我们批评各地政府,我们应该批评。我的意思是,我认为在有证据的情况下,我们绝对应该批评政府,但这与政府高层某些人的种族构成无关,也与那些支持某种有问题的意识形态的人无关。

         你在演讲时经常会受到哪些批评?人们会不会认为你相信了哈马斯的宣传?或者这样、那样?当你分享你的观点时,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反复回应的一些常见问题是什么?

                               种族灭绝的意图

         佩莱德:一般是,哈马斯怎么办?或者说,他们输掉了战争,活该!通常涉及的边缘问题都很荒谬。我是说,哈马斯怎么办?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这是一个由许多巴勒斯坦人投票支持的世界组织。它是一个抵抗组织,它的成立只是因为巴勒斯坦人民被占领,巴勒斯坦人民被杀戮和压迫。如果这样的现实不存在,就不会有哈马斯。

         为什么会出现抵抗组织?就是为了反抗压迫,反抗对人民的杀戮。因此,如果我们不喜欢哈马斯,不喜欢抵抗组织,不喜欢武装抵抗,不喜欢这样那样,那就让我们来解决问题。

         让我们结束占领。让我们在历史悠久的巴勒斯坦全境建立一个权利平等的真正民主国家。让难民重返家园,这样就不会有问题了。 

         问题不在于对问题的反应,问题在于存在着一个占领了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政权。这才是问题所在,也是你们遭遇抵抗的原因。

         这就是为什么有哈马斯、这个组织、那个组织和所有其他组织。

         这不是信不信的问题。种族灭绝是二战后由拉斐尔·莱姆金(Raphael Lemkin)定义的一种罪行,它被接受了,对吗?我相信是在 1949 年。

         它被接受为一种罪行。种族灭绝罪的定义非常明确。你所要做的就是把这个定义与过去 77 年在巴勒斯坦发生的事情,特别是过去近两年在加沙发生的事情进行比较,你可以自己看。事实上,加沙现在发生的事情超出了我认为的种族灭绝罪和反人类罪的范围。

         这些罪行是在二战后、大屠杀后被定义的,当时全世界都觉得我们需要做很多,我们需要发现这些罪行,我们需要让政府为如此可怕的罪行负责。我不认为他们预见到像现在发生在加沙这样可怕的事情,饥饿,人们死于脱水,人们、儿童仅仅因感染而死亡,因为没有肥皂。肥皂不被允许进入。

         然而,离这个被称为加沙地带的死亡集中营仅一分钟车距的地方就有丰富的资源。巴勒斯坦是一个富饶的国家。有水,有食物,有药品,有医院。

         但集中营里的巴勒斯坦人却被禁止使用这些资源。因此,人们谈论,是啊,他们应该允许更多的卡车进入。他们不允许卡车通行。

        他们不需要卡车。二战结束后,集中营里的犹太人和集中营里的其他人并不需要援助。我的意思是,他们也需要援助,但他们需要解放,对不对?

         巴勒斯坦人需要解放。加沙集中营必须解放,这样那里的人们才能去国家的其他地方,获得那里的丰富资源。但毫无疑问,如果你看一下种族灭绝罪的定义,再说一遍,这些词不应该不假思索地抛出。

         你应该读一读拉斐尔·莱姆金,读一读罪行,他们自己的法规,读懂罪行,罪行的定义,看看那里发生了什么,毫无疑问,那里正在发生种族灭绝,毫无疑问,也有种族灭绝的意图,因为要定种族灭绝罪,你必须证明意图,这是非常棘手的。好吧,你炸了一次大楼,杀了几个公民,也许并没有意图。如果你一而再、再而三、三番五次、长年累月地这样做,我认为意图非常明显。另外,如果你听听那些言论,我读希伯来新闻,我听电视节目,我听政治家和街头民众的访谈,还有那些话题人物等等。种族灭绝的意图昭然若揭。

         他们甚至没有试图掩饰。因此,有种族屠杀是毫无疑问的。有种族灭绝的意图也是毫无疑问的。

         斯普林克尔:我记得大概是 2024 年 1 月,那是 10 月 7 日之后的几个月,我读了南非提交的报告。这份报告长达 90 页。我当时真的很紧张。那时人们把种族灭绝挂在嘴边。我不确定。我想,这是不好的,这是可怕的。这可能是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可是,它是种族灭绝吗?

         但读了那份报告后,正如你说的,我发现这是广泛的行为,有 10 页纸的内容记录了以色列领导人或其他方面明显的种族灭绝的声明,所以有很好的意图记录,然后显然也有很好的结果记录。

        我认为人们所纠结的是,他们认为种族灭绝意味着一个国家、政府或军队会使用尽可能多的权力来杀死尽可能多的人。所以,他们可能会说,嗯,他们没有……当然,有 8 万死亡人数,这很糟糕。但他们可能会说,那里有 200 万人。以色列有能力杀光他们吗?有可能,他们有核武器,对吧?他们还没有使尽全力,他们杀的人没有他们能够杀的那么多,因此,这不是种族灭绝。

         我想很多人都是这么认为的。但这不是种族灭绝的定义。它不是用尽可能大的力量尽快杀死尽可能多的人。不是这样的。事实上,我认为他们很有策略。如果他们走得太远,比他们已经走的更远,那么你会有更多的国际压力。

        佩莱德:那个估计,你说有 8 万人,被统计的数字通常是被枪杀的人数。人们死于脱水,儿童死于脱水,儿童奄奄一息,反对种族灭绝的医生和其他去过那里的团体都提供了证词,其中很多人我都见过面。

        首先,他们没有设备。他们不被允许携带任何设备。他们甚至连洗手液都不能带进去。

         想象一下一个医生在没有洗手液的情况下做手术。这会造成感染。所以,你可以处理伤口,但病人会因感染而死,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很多儿童仅仅因为感染而死亡。有一位出色的护士拉娜,她去了(加沙的)很多地方。她描述了自己第一次去医院的情景,她治疗了一个病人,在病人出院时,她对病人关照:回家后多喝水,清洗伤口,换创可贴。然后当她说这些的时候,她意识到那里没有家,没有水,没有肥皂,没有创可贴,什么都没有。

         她刚刚治疗过的这个病人很可能会死于脱水或感染,因为没有办法治疗感染。就是这样,每天都有数以万计的人死于这种情况,仅仅是简单的感染,而更糟糕的是,在五分钟车距的集中营的另一边,在栅栏的另一边,什么都有。那里物资丰富。

         打开栅栏,让人们获得资源。但是,让人们死于感染,让人们死于脱水或饥饿,比直接枪毙他们代价小多了。因此,这是战略性的。这残忍得令人发指,但却很有策略。

          他们不停地轰炸、杀戮、轰炸、杀戮。现在他们在食物领取区杀人,就像缸里的鱼,一天杀 100 或 150 人,但它非常非常策略。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计算”出来的。这还不算在约旦河西岸被杀的人。巴勒斯坦人在 1948 年被杀害——我的意思是,巴勒斯坦人每天的死亡人数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现在你把这个数字乘以这么多年的时间,这简直是疯狂的。

         毫无疑问,这是一场种族屠杀。这非常可怕。就像我说的,我不知道那些定义种族灭绝罪的人是否想象过如此可怕的残酷,尽管他们是根据大屠杀的经历写的。

         斯普林克尔:你认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国际上继续施压,情况会怎样?如果你去看看美国之外的一些国家,比如英国,在一定程度上那里的情况更复杂,或者看看德国。我的意思是,国际社会对发生的一切感到震惊。你认为在六个月后,或两年后的某一时刻,总该有个结局吧?不是说整个国家发生的所有事情,至少对加沙来说,总得有个交代。你认为会对战争罪进行审判吗?你认为内塔尼亚胡会对他的行为负责吗?或者你有什么想法?

         佩莱德:我认为世界还不够震惊,因为没有行动,没有制裁。直到严厉的制裁,武器禁运,直到以色列受到抵制,以色列外交使馆被关闭,大使们被遣送回国,直到特拉维夫的使馆被关闭,所有国家的人民把他们的大使召回国。在这些发生之前,一切都不会改变。

         只要世界还纠缠于种族隔离或以色列国这个问题中,就不会有任何改变。只要人们还说“我相信以色列有生存的权利”,那么他们就是在说“我允许这一切继续下去”,这种可怕的种族灭绝,这种残忍的行为,是不会停止的。不会有一个不同的以色列。

        没有其他选择。我们这个非营利机构“巴勒斯坦自由之家”的立场,或者说我们所传播的信息是,我们所寻求的和平、稳定、民主和人权正闪亮地照耀着我们,它就在我们眼前,但它与种族隔离国家势不两立。

         种族隔离国家必须解体。必须严厉制裁。必须抵制以色列。

         他们必须被踢出奥运会和国际足联,就像当年对待种族隔离的南非一样。他们必须屈膝投降,种族隔离的国家必须被一个自由民主的巴勒斯坦所取代——所有历史上的巴勒斯坦国都享有平等的权利。这不是什么魔术。

         全世界都必须站起来这样做,除非我们作为选民要求我们的政府这样做,否则这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不是自上而下的,而是自下而上的,而我们还没有做到这一点。其实我们离那一步还很远。

         尽管有数百万人走上街头,人们在抗议,写文章反对,称这是种族灭绝,但我们离成功还远着呢。除非我们站出来,我再强调一次,我们不仅要以选民的身份站出来,还要以消费者的身份站出来。除非我们要求媒体诚实,除非我们要求我们的政府采取行动,立即实施最严厉的制裁、最严厉的抵制、武器禁运、在加沙上空设立禁飞区——只有这样的行动才能结束这一切。然后才是从种族隔离国家和平过渡到权利平等的真正民主国家。

        必须释放所有巴勒斯坦囚犯。90% 的巴勒斯坦囚犯是政治犯,这是巴勒斯坦社会精英中的精英。

         他们是领袖。这些人才能领导未来的享有平等权利的民主。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这一点。没有什么魔术。没有其他解决办法。要么让种族隔离国家继续存在下去,直到它以某种方式内爆,因为种族隔离国家本身就处于混乱状态。要么我们与巴勒斯坦人民一起斗争,争取他们应得的权利,保障巴勒斯坦人的安全。

         巴勒斯坦人的安全没有保障。巴勒斯坦人可能被枪杀、被杀害、被饿死、脱水而死,而且不会有任何后果。没有追索权。

         巴勒斯坦人无处可去。没有人倾听巴勒斯坦人的心声,没有人会来保护他们。他们没有保护。没有法律。没有国家。

         没有任何实体保护他们。就像我之前说的,除非种族隔离国家崩溃,取而代之的是真正的民主和平等权利,否则变化不会发生。

                            以色列的控制

         斯普林克尔:你在华盛顿,你能解释一下吗,为什么美国精英会如此广泛地支持以色列国?我认为除了一个共和党议员外,其他共和党人都无条件地支持以色列。民主党这边有些人对以色列采取批评态度,托马斯·马西(Thomas Massie)是唯一一位直言不讳的共和党人。但为什么会有这种对美国精英的控制?

        佩莱德:我想,有几个问题。首先,美国的教育体系就是犹太复国主义的教育体系。所以你在街上随便问一个人关于巴勒斯坦的事情,大多数时候,他们都会把它和巴基斯坦混为一谈。他们从未听说过巴勒斯坦。即使听说过,也是在新闻中偶然听到的,可能是关于恐怖主义或战争之类的。你不会在学校里了解巴勒斯坦。

         你在学校了解以色列。你在学校学习《圣经》故事,好像它们就是历史。你在学校了解大屠杀。你在学校了解以色列国。我的孩子上的是公立学校。那里没有巴勒斯坦。

         他们从未听说过巴勒斯坦。以色列是我们的盟友。他们知道以色列人是伟大的希伯来人的后裔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

         这些说法在历史上都是有问题的,但美国人就是这么学的。这已经造成美国人亲以色列了。除此之外,从文化、媒体、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来看,以色列的存在感都非常、非常、非常强。

         再看看慈善事业及一些最慷慨的学校捐助者。我在圣地亚哥时,雅各布斯(Jacobs)家族拯救了圣地亚哥交响乐团。这些人都是慷慨的好人,他们都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如果他们支持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而且如此慷慨,谁会告诉他们以色列是一个种族隔离国家呢?

         现在,人们知道了这些,会问,等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而这些还只是个地基。

         在此基础之上,以色列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游说团体,犹太复国主义游说团体,遍布整个美国。

         每个州都有一个组织,比如弗吉尼亚州以色列什么什么委员会,德克萨斯州以色列什么什么委员会。他们审查教科书,审查社会研究(social study)这个课程的教科书。他们是真的审查教科书,并为教授社会研究的教师提供课程材料,以教授“正确的东西”。他们无处不在。

         还有华盛顿特区的 AIPAC,AIPAC不是唯一的一家。还有一大堆犹太复国主义游说团体,几乎就住在国会山。(他们应该支付租金。)他们多如牛毛,就像家具一样,他们确保一切都按照他们的计划进行。

         他们非常引人注目。他们也有能力影响选举。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点。

         我们已经看到,一些人在竞选公职时,没有遵循犹太复国主义的路线,结果丢了饭碗。这就是他们如此强大的原因。100 多年来,他们一直做得很好。

        你知道,我的祖父就是这批外交官中的一员,在他们那个年代,他们就已经全世界跑,传播犹太复国主义。在以色列建国之前,他曾作为联合国代表团成员在纽约生活过,等等。这些人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在计划和战略上,在筹集资金以表达他们的观点上,他们非常成功。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得到如此大规模的支持。

                                    信仰的畸变

         斯普林克尔:前不久,我读了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的《以色列游说团》(The Israel Lobby)一书。这是过去五年里我读过的最令人不安的书之一。我认为它记录得非常详实。当然,他也因为写这本书而遭到猛烈抨击。米科,感谢你抽出宝贵的时间,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不是教徒吧?至少你不是基督徒?

         佩莱德:我不是。

         斯普林克尔:大规模的福音派基督教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我很想知道你局外人的观点。你对此有何感想?

         佩莱德:我认为这很糟糕。我认为这是基督教的畸变。这是信仰的畸变。

         我无法理解,我不可能理解。当有人对我说,在加沙发生的一切,在某种程度上,上帝认为是可以的,支持种族隔离和种族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的,上帝向人们许诺了土地,这就是建立种族隔离国家的理由,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没有意义的。

         我甚至不知道这对有信仰的人有什么意义。我认识一些对宗教信仰十分认真的人,各种信仰的都有,犹太人、基督徒、穆斯林和其他人,他们认为这令人憎恶,他们认为利用信仰来让这种恐怖继续下去是完全不可解释和不可原谅的。但我也要说,这不是第一次有人利用信仰做出可怕的事情。

         所以我无法理解,无法解释。我认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谎言之上的。我认为很多说法都是宗教人士,包括犹太复国主义者编出来的。

         如果有人认为这是可以的,因为上帝在某种程度上认可它,我甚至不知道该说什么。如果你相信有上帝在支持,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争辩。

         斯普林克尔:这是我大半辈子呼吸的空气。在我接受神学教育后,我开始意识到神学上是行不通的,你不能从上帝对亚伯拉罕的承诺直接联系到第一世纪的以色列,这在神学上行不通。但在我的福音派犹太复国主义的广义教养中,我认为有三种形式的神学论证,第一,有一种复杂的似乎有逻辑的神学论点,我认为它是错误的,但至少他们试图在神学上做出解释。还有一种是比较被动的,比如人们只是在读,我在《圣经》中看到了以色列,上帝的子民。他们看着地图,哦,以色列就在那里。他们只是把这些联系起来,并没有深入思考。还有一些基督徒可能根本不懂神学。这几乎更像是一种政治行为,他们甚至不关心也不争论神学。他们只是想,也许这是同一个以色列,也许不是,我不知道。我只是知道这是我们在中东唯一的民主盟友。如果我们不支持以色列,整个世界的恐怖主义都会冲着美国而来。

         所有这些说法都不是真的。但我认为有三种形式。无论哪种方式,它是引人注目的。这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如果你反对它,你会得到很多反弹,包括我们这一集节目播出后也会有。

         佩莱德:以色列人当然乐在其中。他们享受这种好处,但也取笑他们。他们像取笑一群傻瓜一样取笑他们。

         斯普林克尔:是吗?

         佩莱德:当然。他们来做志愿者,在军事基地工作,还寄了这么多钱。但以色列人认为这些人是傻瓜。

         而且,当基督徒去圣地的时候,他们会被唾弃,他们会受到可怕的对待。那还是圣地吗?更别说巴勒斯坦基督徒了。许多福音派教徒认为,巴勒斯坦基督徒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因此,他们试图向他们传福音,让他们改宗。

         总的来说,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其他人、穆斯林和基督徒充满蔑视。如果你懂他们的语言,你听到内部对话,你就知道,他们甚至不尊重这种支持。他们会接受,但不会尊重。

                            高调地写出巴勒斯坦

         斯普林克尔:米科,非常感谢你抽出时间。我对你有很多祝福。你能简单介绍一下你的组织吗?

         佩莱德:一年前 我们在华盛顿特区建立了“巴勒斯坦自由之家”。我们在国会山的宾夕法尼亚大道上。我们想在华盛顿特区高调地建立这个组织,高调地挂上巴勒斯坦的旗帜,高调地写出巴勒斯坦的名字。

         我们的使命是教育,我们即将推出一个非常雄心勃勃的课程,帮助人们理解我所说的观点,即和平、稳定和人权在该地区是绝对可能的,只要我们停止投资于问题,停止投资于障碍,即种族隔离国家。巴勒斯坦一百多年来的经历蕴含着大量的知识,但这些知识从未浮出水面。我们正在挖掘它。

         在阿拉伯语中,我们称之为“塔拉库姆”(tarakum),意思是积累,是几十年来写作、政治表达、艺术表达等方面的积累,只是从未浮出水面而已。我们正在挖掘这些东西,并将其转化为课程,向人们展示巴勒斯坦的过去和未来,以及我们都非常希望看到的和平与稳定的障碍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我们一直在这里做播客。Palestinehouseoffreedom.org 是我们的网站。我们也在社交媒体上。请关注我们。如果你在华盛顿,请来参观。非常感谢!


 


Sunday, August 3, 2025

他曾预言了美国民主崩溃,现在他说有一个“好消息”……

(信 义,2025/8/2)

        奥巴马的幕僚长曾经说过一句名言,们不应浪费任何一场危机”。奥巴马确实浪费了那场危机。

        我们其实被困在个长达45的失败实验之中。决方案就是这个实验中挣脱出来,认它的失败。

        在这个非常黑暗的时刻,一个“好消息”是:普正在让大家看到,权民粹主义可能对任何人不是一个好答案。

——瑟夫·蒂格利茨

者前言

        信息正义今日刊发的是播客《下游》(Downstream)2025615节目的文字纪录翻译。“Downstream”个名字意为:从边缘性观点出发,批判主流话语结构,并提升“下游声音”,即普通人被政治与资本结构压制的视角。

        本期节目的主持人亚伦·斯塔尼(Aaron Bastani)英国政治评论员、记者和作家。他于2011与人共同创立了左翼媒体“诺瓦拉媒体”(Novara Media)并定期主持和参与该组织在油管上播出的“Novara Live”播新闻节目。巴斯塔尼曾提出“完全自动化奢侈共产主义”这一概念,描述了一种后资本主义社会,其中自动化大幅减少了人类所需的劳动量。

        受访者约瑟夫·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美国经济学家、公共政策分析师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他是2001诺贝尔经济学奖及1979约翰··拉克奖的得主。他是世界银行前高级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也是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前成员和主席。

        长期以来,他对“涓滴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所提出的质疑和批评有目共睹,他所提出的预言回头看来更为真切。

        自2008起,针对华尔街的房地产泡沫,斯蒂格利茨提出了金融改革的建议,对资本主义自由化造成的社会不公现象提出严厉的批评。

        2012,斯蒂格利茨就宣称,统计资料显示,美国社会的收入结构越来越不平等,中产阶级的收入原地踏步,“美国梦是个神话”,而“贫富不均的问题终将对高收入富人造成伤害”。

        这场访问是身在英国的巴斯塔尼对身在美国的斯蒂格利茨所进行的视频访谈。们讨论了美国民主的崩溃、斯蒂格利茨对新自由主义的推手芝加哥大学的米尔顿·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授的看法,等等。

        2008经济危机期间,奥巴马政府本有机会推行广泛的市场改革。然而,他们选择救助银行,并为大规模不平等和一种政治文化奠定了基础。斯蒂格利茨曾预言,这种文化最终将导致一个威权政府的出现。

        他们的对话开放而坦诚,从对历史的回顾到对当下的对比,这在川普2.0时代更具有实质上的意义。斯蒂格利茨对问题的针砭经常一针见血。不但如此,谈话中洋溢着先知性的智慧和淡定,它所提出的挑战非常值得我们深思。(By 风)

译者:临风编者:新约客,溪边愚人,Brandi

·斯塔尼:这些年来,我们在“Downstream”目中邀请了很多出色的嘉宾,但今天是我第一次与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对话。约瑟夫·蒂格利茨于2001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然而,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数学家和经济学家,我认为他还是过去三四十年来,用英语讨论这些议题最具表达力的沟通者之一。

        《全球化及其不满》(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书让他在全球化话题上成为了体制内的吹哨人,针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提出了批评。斯蒂格利茨先生可能比任何其他人都更让这些缩略词(IMF世行)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也成为全球不平等加剧的代名词。更近的是在2008,他身处核心决策圈,参与了应对1929以来最大金融危机时美国所采取的救助方案的重大决策。

        所以我们有很多内容可以讨论——过去30,过去15,甚至是最近,尤其是唐纳德·普去年当选之后所发生的一切。希望你喜欢这次访谈。

斯塔尼:约瑟夫·蒂格利茨教授,欢迎做客“Downstream”

蒂格利茨:很高兴来到这里。

斯塔尼:我们在诺瓦拉媒体喜欢保持一点形式感。很荣幸邀请你来做客,你是我们节目的首位诺贝尔奖得主。

蒂格利茨:噢,谢谢你。

                                      异类的警告

斯塔尼:这是个非凡的荣誉。显然你最出名的书是那本出版已有些年头的《全球化及其不满》(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不过我们今天要谈的是这本新书——《通往自由之路:经济与美好社会》(The Road to Freedom, Economics and the Good Society)

        当然,我也会想谈谈你以前的一些著作。事实上,我想从那本书开始谈起。你曾是那个时代最突出的全球化批评者,那个时期是全球化的巅峰——1990代末和2000代初。

        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刻,你是否会以一种近乎怀旧的眼光回望那时?你看,当前的世界经济还不错,全球经济增长,西方的生活水平在上升。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当时对全球化的批评有点太苛刻了?

蒂格利茨:不,我不喜欢说“我早就说过了”这种话,但我认为我当时所说的,其实预示了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一些政治和经济问题。

        我是在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之后写的那本书,我是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来看待问题的。我写作时指出,那些全球化安排对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是不公平的,对美国的工人也不公平。那些协议基本上是建立在发达国家的企业利益和金融利益之上的,特别是美国的。

        我当时就担心,全球化背后的很多经济分析其实站不住脚。比如说“涓滴经济学”这种理念——只要把蛋糕做大,大家都会过得更好。这背后根本没有理论支持。

        事实上,经济理论表明,开放贸易实际上可能会导致发达国家工人收入下降。那些理论假设自由流动的投机资本会让全球经济更稳定。但如果你看看历史,资本的流动方式是非常不稳定的。

        他们还认为开放自由贸易虽然会导致部分工作岗位流失,但会创造出新的工作岗位。这是对就业创造的一种过于简化的看法,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的背景下。但我们现在也知道,即使在发达国家,创造就业也远比想象中困难得多

        我经常看到的情形是:工人从低生产力、与进口竞争的行业被转移到了“零生产力”的失业状态。这显然不是创造财富、改善人们生活的方式。所以,那时正在发生的许多事情其实都预示了后来出现的种种问题。

        而这些问题不仅出现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也出现在发达国家。

斯塔尼:听起来你认为,你在世纪之交对全球化的诊断,与2016之后美国以及本国发生的政治事件之间,有一条清晰的因果线。那么,二十年前、二十五年前,你是否认为美国会出现像川普这样的政治人物?还是说,像你提到的那样,你当时更关注的是全球南方的发展中国家?

        如果你在25前并没有这种想法,那么是什么时候让你意识到,美国政治可能会因为这种全球经济格局而产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动荡,甚至在你一生中都未曾见过?

蒂格利茨:我开始意识到我们正处于一个“民主脆弱期”,是在2008金融危机爆发时。当我观察我们是如何应对这场危机时,非常清楚,美国当时所采取的做法,完全是在服务金融市场的利益,却疏远了社会中的其他所有人。我当时参与了很多政治层面的讨论。

        比如说,在奥巴马还没有当选之前,也就是竞选的最后阶段,我曾参与一个电话会议,讨论的问题是,民主党应该如何应对20089爆发的金融危机。话会议中有许多来自大银行和金融市场的人。而我是少数几个“异类”声音之一,我说:“你们也应该关注美国工人和即将失去房屋的美国房主。如果我们只是关注银行,那么经济复苏不会理想,政治后果也会非常糟糕。”

        他们嘲笑了我。他们说,“哦,拜托,认真点吧。我们现在必须拯救银行。”

        不幸的是,奥巴马确实执行了那样的策略。到了稍晚一些的时候,在2011,我在《名利场》(Vanityfair)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1%有、1%治、1%享的政府》(Of the 1%, For the 1%, and By the 1%)这是在对应林肯在盖茨堡演说中那句著名的话——“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我当时感觉,我们的政府已经变成了服务于顶层1%益的工具。

        这也促使我写了《不平等的代价》(The Price of Inequality)本书。而当我在2012完成那本书的时候,我已经非常清楚:我们正在培养民粹主义者崛起的肥沃土壤。在书中,我就写到了,有可能会出现像川普这样的煽动型人物。

        那时候,我还没有清晰地想象出像川普这样危险的人物——他的出现完全超出我们原有的认知。但我当时已经非常肯定,我们面临着一个高度风险:会出现一个民粹主义的煽动者。

                           奥巴马的失

斯塔尼:所以在2008,我们遭遇了一场资本主义的危机,这是自1929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尤其是对美国来说。后你看到政府的反应——这真的非常惊人。你当时参与的那个电话会议,应该是和像蒂姆·特纳(Tim Geithner)鲍勃·(Bob Rubin)些人一起,对吧?所有那些金融圈的大佬。当然了,盖特纳后来成了奥巴马政府的财政部长,我记得扎克·德曼(Zach Goldman)像也在那一圈。以你亲耳听到这些人是怎么说的,而他们完全没有兴趣考虑他们决策背后的溢出效应、政治风险。他们根本不担心那些选择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我的问题是:因为你见证了几十年的政治风云、各种人物和性格。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在这个国家里,曾经历过二战的一代政治家和欧洲政治家们,都非常害怕重蹈覆辙。他们有一种共同的认知:政治一旦失控,会迅速堕入极端与暴力,所以我们必须避免那样的动荡、那样的崩溃。

        但现在,在大西洋两岸的社会中,我们已经失去了那种“历史遗产”、那种集体记忆。现在的商界和政治精英,根本不再思考政治混乱、政权崩塌、煽动者崛起的可能性。这是否就是我们今天的问题所在?

蒂格利茨: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你说得对。我们经历了太长时间的政治稳定,尤其是在二战之后,我们有几十年的共同繁荣——社会各阶层的收入都在增长,而且底层增长得更多。因此,那一时期几乎孕育出一种对“美国中产阶级”的信念。

        这是我成长的时代。但我认为,我们没有充分意识到1970代中期开始所发生的变化,特别是在1980里根上台之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这确实标志着一个重大转折,背离了战后那25年“社会团结、高税收”的模式——富人缴纳高税,整个社会维持某种程度的团结。

        而新自由主义则压低了高收入者的税收,放松监管,可以说是“让市场自由奔跑”。而它确实“跑”了起来,其结果就是不断扩大的不平等,一场接一场的金融危机。

        这与他们当初承诺的美好图景完全相反,经济增长变得更缓慢,经济系统更加不稳定,社会更加不平等。但我们当时没有意识到。大家就像喝了“毒鸡尾酒”一样深信不疑,即便数据摆在眼前,表明这个实验正在失败

        就像任何宗教邪教一样,他们说,“再给点时间,再等等”。而时间过去,我们迎来了2008的又一场危机,经济鸿沟继续扩大,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开始下降。最终,我曾预见的情景变成了现实——一个煽动者从这片绝望的肥沃土壤中崛起。

斯塔尼:那你是不是认为,川普的出现要归咎于奥巴马政府?听起来是他们在关键时刻做出的某些选择,让这几乎变得不可避免。

蒂格利茨:我认为问题其实早在奥巴马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我必须说,从某种意义上讲,问题在卡特政府时期就已开始,那时候开始了去监管化。克林顿延续了这一趋势,进行了大规模金融领域的放松监管,并降低了资本利得税——这是超级富豪的主要收入来源。

        所以,加剧不平等的税收政策,实际上是克林顿议程的一部分。而到了奥巴马执政时期,事态的走向已经非常明确,不能再有借口。以,是的,最终我确实在某些方面把责任归于奥巴马。

        首先,他有一个成就,那就是“奥巴马医保”(Obamacare)为大量原本没有医保的美国人提供了医疗保障。这确实是一个成就。

        当然,在设计中也存在一些错误。我当时就主张设置一个“公共选项”(public option)就是说,如果私人保险公司不能提供人们想要和需要的服务,就应该有一个公共医疗保险选项。但这个提议最终在保险公司游说下被否决了——他们不希望面对竞争。他们不愿意面对竞争这一事实,其实应该已经说明了问题。他们害怕公共选项。管如此,这仍然是奥巴马政府的一项重要成功。

       他对银行救助的处理方式、未能有效帮助抵押贷款者、经济复苏计划力度不足、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无所作为——这些都是失败。在政治层面上,他也没能……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州一级和地方一级发生的事情其实非常关键。他没有去加强民主党的州级和地方组织此同时,共和党却在大力经营州与地方势力。所以,最终我们的政治体系变得更加脆弱,我们的经济体系也更加容易受冲击。

斯塔尼:是啊,对在英国观看和收听这个节目的朋友来说,就我了解的情况而言,到2012,尽管奥巴马成功连任,但在“下级选举”(down-ballot races这里指低于总统职位的选举或地方选举-者注)中,民主党却表现很差,选民投票率明显下降。而这15来最大的讽刺之一就是:右翼反而从激进左翼、甚至20纪的左翼组织手段中吸取了更多经验,比如如何建党、如何组织群众,而中间派和中左翼却没有。

我们转向讨论你这本书的核心内容前,最后一个与历史相关的问题。我记得你在书里提到,你多年前曾见过米尔顿·里德曼。他这个人是什么样子?

                             米尔顿·里德曼的虚伪

蒂格利茨:其实,多年来我和他有很多很多次接触。我曾是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的一名“当摆设”的自由派成员。这个研究所,不知道你是否了解,它是位于斯坦福大学校园内的一个智库,是所有右翼人士接受训练、灌输的地方之一。每位美国总统通常都会有一个图书馆,而图书馆往往还会附带一个智库。赫伯特·佛是典型的右翼总统代表,他当年在经济大萧条爆发时说,“让市场自己解决”,结果就酿成了灾难。

        19299股市崩盘时,他什么都没做,结果我们迎来了真正的大萧条。所以他成为了“典范右派经济政策”的象征,而在胡佛研究所,他们还以此为荣。他们当时想象征性地引进少数几个自由派人物。

        我当时在斯坦福教书,于是他们把我找去了,还有其他几位,比如肯尼斯·(Kenneth Arrow)我也很乐意借此机会了解整个政治光谱。我们确实进行了很多次交流。

        我给你讲一个具体的例子。在1960代末到1970代初,我写了一篇论文,阐述为什么企业追求最大化股东价值,并不会带来整个社会的福祉。我是用数学模型来说明这个观点。

        而差不多在同一时间,米尔顿·里德曼正在写一篇后来证明非常有影响力的文章,发表在《纽约时报》杂志上,主张企业就应该最大化股票市值。我后来受邀去芝加哥大学做报告,介绍我的论文。我做完研讨会之后,我们站在研讨教室外面,他对我说:“乔,你错了。”

        我说:“米尔顿,那你告诉我,我在哪个假设上错了?还是我的分析逻辑哪里有问题?”

        他说:“乔,你错了。我就是知道最大化股东利益对社会是最好的。”

        我说:“请你看看这篇文章。我花了很多功夫推导证明你不对,你能不能指出我的分析中到底哪里有错?”

        他说:“乔,你错了。”那一刻非常清楚,他已经变成一个意识形态至上的人。他有非常坚定的信念,但他无法参与真正的分析性讨论。他非常聪明,也很友好,是个很随和的人,但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意识形态中。

        我一直觉得他身上有点虚伪(我不知道该用哪个词更准确)。因为在他那本《资本主义与自由》中,他有一个论点是:经济自由对于政治自由非常重要。我确实认为两者之间存在一种重要的关系。

        而他谈论这点时的语气让人觉得,他真正关心的是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只是通向政治自由的一种手段。但令人震惊的是,他却很坦然地跑去智利,成为皮诺切特的顾问——那可是一个刚刚“清洗”了几万人、强权统治的政权——并利用这种政治专制,把他的经济意识形态强加在智利人民身上。也就是说,他是在用政治独裁来强推他所谓的“经济自由”。

斯塔尼:我经常在YouTube看到弗里德曼的视频片段。我总在想,天哪,我们真的该庆幸他没活在TikTokInstagram时代,因为他有一种极其吸引人的“短视频传播能力”,非常适合吸引点击率和制造爆点。他的话题简洁、抓人。虽然那时候还没有“网红经济学”这个词,但他本质上已经不是经济学家了。像你说的,他后来成了一个“思想网红”。

蒂格利茨:当然,他早期确实做出了一些重要的学术贡献,也正是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认为所有人都尊重他那些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但他也是一个了不起的辩论家、修辞大师。你不得不佩服他的那些“视频爆点”有多么精彩。

                       被歪曲的亚当·

斯塔尼:是的,是的,他确实非常有说服力,非常有魅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提出的观点就特别有说服力。在你的书中你提到了亚当·(Adam Smith)。这个人生活在250年前,几乎和美国共和国建立是同一个时代。我们谈的是18纪中期,对吧?

蒂格利茨:1776是《国富论》发表的年份。

斯塔尼:对,就是那一年。

蒂格利茨:对你的听众来说,如果他们记不清,那也是我们《独立宣言》发表的年份。

斯塔尼:这是个重要的年份。那你怎么看待那些自由市场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借用亚当·密的名号来为自己喜欢的政策辩护?

蒂格利茨:哦,他要是在天有知,恐怕早就气得在坟墓里翻身了。如果你完整地读亚当·密的著作,他确实谈到了“看不见的手”——个人追求自身利益,好像能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带来社会福祉。但那只是他众多思想中的一个。

        你可以这样理解:他只是把“看不见的手”当作一种力量在描述而已。他在其他地方也说过,比如:“商人们凑在一起——无论是为了消遣还是别的什么——几乎从不会不密谋一些有害公众利益的事情。”所以他并不认为商人天生是为了提升人民福祉而存在的,他其实非常担心我们今天所说的“反竞争行为”。

        他还在另一个地方写道,当一项法规是为了工人的利益时,它几乎总是有益的;但当法规是为了企业的利益,那就未必了。他非常清楚企业如何控制国家机器,通过制定有利于自身的法规来谋取利益——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寻租”。

        他同样也意识到,国家为工人利益进行监管,对整个社会福祉来说是多么重要。

        他还指出,企业之间几乎总是在秘密中联手,试图压低工人工资。我经常引用他这段话,来批评200后在好莱坞和硅谷发生的一些密谋行为——这些超级赚钱的公司居然联合起来压低那些为他们创造利润的工人的工资。是完全难以置信的。但他有一种远见,也许是对人性本质和对利润贪婪的深刻理解。但显然,他并不支持毫无约束的资本主义。

斯塔尼:是的,他实际上也提出了一些早期类似“工会权利”的观点,他谈到雇主结成联盟。而那时,工会是非法的。比如几十年后,英国南部发生“托尔普德尔烈士”(Tolpuddle Martyrs)件,他们因为团结起来争取工资而被控罪。

        所以,亚当·密的思想被如此严重地误用、滥用,真是令人震惊。这是为什么?他一开始就是被误解的吗?不是某种政治企图,想要把亚当·密塑造成某种“特定类型”的人物?这种扭曲从哪里来的?因为如果你花十分钟去读《国富论》或《道德情操论》,你会很快发现这些事根本不是秘密。

蒂格利茨:是的,我认为,要理解这种误读是怎么发生的,就得意识到,自工业革命以来,人们一直在争论“不平等的起源”。

        回顾工业革命初期,有些人确实富了起来,但很多人的生活水平却下降了——尤其是那些迁入城市后饱受环境恶化之苦的人。

        如果你读狄更斯的小说,就能看到那个时代有多么严酷。所以,很明显,那些你可以称之为“资本家”的人正在受益,他们也需要一个理论来为当时的现实辩护,一整套理论应运而生,我把它们总结为所谓的“应得说”(just deserts)富人之所以富,是因为他们配得上。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更努力,更有创新精神。牛津大学一位首席政治经济学讲席教授纳索·西尼尔(Nassau Senior)——200后也占据过那个席位——曾说资本家的高收入源自于“节制”(abstinence)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词。意思是说他们不消费,所以储蓄有功,收入是对他们节制的奖励。

        于是,这套理论就这么发展起来了:不平等并不可怕,因为它“在道德上是正当的”。这是所谓“边际生产力理论”(marginal productivity theory)予不平等的“道德合理性”。

        另一套理论,当然就是卡尔·克思的观点。他认为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剥削之上的,是利用工人获取利润。是你看到,两种世界观在较量:一方认为资本主义系统高效而且正当,另一方认为它是剥削性制度,最终将面临系统性崩溃。

        而在这样的思想斗争中,亚当·密就被当作“好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但如果站在21纪的经济学角度来看,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亚当·密才是那个“屋子里最理性的人”。

        看到了市场激励机制的好处,也看到了市场可能造成的剥削,因此他主张要有政府监管。他还强调政府干预的重要性,比如提供教育。还支持政府进行公共投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亚当·密其实非常像一个现代经济学家。他并不是那种单纯激进的剥削论者,而是一个试图平衡地看待市场经济优劣的人。

斯塔尼:是的。如果真正读一读亚当·密的话,我觉得现代人会发现他其实更接近中左派。而马克思呢,公平地说,他自称是实证主义者(empiricist)但他同时也是个辩论者、煽动者,对吧?是在一个历史关键时刻试图写出一部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檄文。而斯密并不是做这样的事。但你说得很对。

        你读托马斯·尔萨斯(Thomas Malthus人口论的发明者——译者注)和亚当·密时就会发现,他们说的几乎是完全相反的东西。马尔萨斯的意思几乎就是:如果孩子因为吃不饱而饿死,那就是自然规律,就该那样。

蒂格利茨:就是认为这是系统的“均衡”部分。

                                  美国需要FDR2.

斯塔尼:是啊。然后这些思想家们在所有事情上都达成了一致,在马克思的对立面,这件事情很有意思。

        美国现在需要另一个小罗斯福总统(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FDR)

蒂格利茨:是的。你看,FDR对“大萧条”作出回应的领导人。但他当时的回应不仅是像我们今天所说的“刺激经济”,他还指出我们社会中存在深层次的问题,比如我们缺乏社会保障体系是他提出了“社会保障制度”(Social Security)他还说,工人的议价能力太弱,他们被抛弃了。因此,我们通过了后来被称为“瓦格纳法案”(Wagner Act)法律,赋予工人集体谈判的权利。

        这些都是具有变革性的举措。他还强调政府在投资中也应发挥作用。虽然美国当时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但国内有很大一部分地区还没有电力供应。他指出,市场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政府就要来做这件事,为全国提供电力。

        他还说,人们不应该生活在恐惧之中。他强调我们拥有公民自由,比如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等等,但我们也应该有经济权利,比如免于饥饿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因此,他对国家角色进行了全新的构想。

        他也知道这不是件容易的事。他说,会有些人主张小政府,有些人希望维持不平等,他们会反对我。但他有一种不同的社会愿景,他坚持不懈,推动这个愿景,最终取得了巨大成就。

        如今,几乎一百年过去了,我们再次需要那种有远见的政治人物——既有宏观愿景,也有能力将其落实到现实之中。

巴马的幕僚长曾经说过:“不要浪费一场危机。”但奥巴马确实浪费了。他所做的是拼拼凑凑,主要是挽救银行体系,并没有从根本上改革我们的社会。他错失了那个时刻。

        而现在,我们又处在另一个关键时刻——但这次,我们面临的问题更为严重。因为川普践踏了我们的民主制度和法治,我们现在才真正意识到我们的政治制度和民主机制是多么脆弱。

        我们意识到,我们所谓的“制衡机制”,也许还能撑住,我们希望它能撑住,但它们太脆弱了。此时此刻,我们本不该靠祈祷维持秩序,但事实上我们现在就只能靠祈祷了。

斯塔尼:你觉得为什么进步党派就这么难再造出像FDR样的政治人物?这不仅是美国的问题,在英国也是如此,而且并不是最近才开始的现象。就像你说的,奥巴马掌握了一个危机的契机,他赢得了压倒性的选票支持——那是一个极具魅力的总统候选人,我会说是自肯尼迪以来最有魅力的美国政治家(当然你也可以说是里根,但肯定属于那个级别)——然而他却没有兑现一个整体性的政治项目。现在在英国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施凯尔·塔默(Keir Starmer)是这样。

刚才用了“拼拼凑凑”这个词,说得太准确了。那么为什么在英语世界的国家中,进步党派都没有真正推动你所说的FDR议程?到底是什么在阻碍他们?

蒂格利茨:我想可以从1980代和1990代说起,那时我们经历了一个大缓和时期。你可以说,那是一个“温和”的年代,人们试图达成共识。也可以说,我不想用反弹这个词,但认为FDR过尖锐了。

        人们当时说:“我们现在都是中产阶级了,别再提‘阶级斗争’这种东西,那是过去的事,是旧的共产主义语言,我们把那些留在过去吧。我们是一大家子,过得挺好。”

        事实当然不是这样。我们并不是“一大家子”,美国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处于极度不满之中,在其他发达国家也是一样。但那种信念、那种意识形态、那种对“我们是一家人”的希望,限制了政治家们敢于采取的行动。他们不愿意显得太激进。

        而FDR时面对现实,说:“我别无选择。如果我不激进,我们就无法走出大萧条。”他看清了这一点,于是他必须做出抉择。

        这需要一种胆识。不过我们还是有一些有魄力的领导人的,比如美国的AOC亚历山大·卡西奥-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伯尼·德斯(Bernie Sanders)还有一些州长,我认为他们有能力提出一套新的、进步的议程。这与过去的做法不同,因为我们已经进入21纪,正经历着数字化与绿色转型,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所以我们不需要复制19纪的斗争,而是需要一种新的策略。这需要一种明确而坚定的立场,要认识到我们正处于剧烈变革的时刻,这需要强有力的集体行动。很不幸,我们现在的现实是,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接受这样的变革。

斯塔尼:是啊,这是政客不能轻易说出口的,对吧?那我接下来就带着点怀疑主义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虽然我基本上同意你刚才说的所有观点。

        但对那些看福克斯新闻(Fox News)者在英国看GB News观众来说,他们可能会说:斯蒂格利茨先生,斯蒂格利茨教授,你对FDR分析是合理的,其实我也同意你说的,但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已经不一样了。个人债务比过去高得多,主权债务也比以前高得多。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真正的增长了,只是靠债务驱动的杠杆式增长——基本上从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就是这样。

        美国和英国都没有一个真正的增长模式。人们谈论川普时期的经济增长,但你看看财政赤字,那也不是靠私营部门带动的真正繁荣。

        在英国也是这样,尤其是如果你把大科技企业排除在外的话。所以,这和1930代的情况完全不同。面对如今的高债务、零增长,甚至是人口结构的变化,比如我们是老龄化更严重的社会,老年护理和医疗成本都更高了,你会怎么回应这些质疑?

蒂格利茨:我首先会说,我们现在是一个更具创新力的社会。科学领域取得了巨大进步。我们今天的生活水平为什么比250前高这么多?根本原因是科学进步,以及我们学会了如何更好地集体合作。

        我们创造了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比如大型企业,还有更广义上的社会制度,比如制衡机制、法治制度、如何让民主运作起来。而且我们也从失败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们知道了什么是良治(good governance)原则,什么是劣治(bad governance)表现。所以从基本面来看,我们实际上比100前处于更好的位置。关键是我们如何运用这些知识,并引导这些知识,为社会大多数人(而不仅是少数人)创造一个更加繁荣的未来。

        我认为,我们其实被困在一个长达45的失败实验之中。对我来说,解决方案就是从这个实验中挣脱出来,承认它的失败。这个实验当然指的是新自由主义实验,也就是“自由市场会带来更高的增长”,“通过涓滴效应让所有人受益”,以及“市场本身是稳定的”。

        我们已经对这些假设做了充分的尝试,而且不只是一个国家,而是一国接一国地失败了。所以对我来说,有了这些知识储备,我们其实站在一个更有利的位置,可以开始构建一种替代性的经济体系。我并不认为这会容易,因为在民主制度下,你必须说服大量民众。

        虽然我不太喜欢这个词,但我不得不说,很多人其实几十年来都被“洗脑”了。他们被灌输了这样一种信念:只要再多给它一点时间,这个制度——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终将奏效。但最终,他们开始失望了。

         而这种失望正在把他们推向威权民粹主义。你甚至可以说,在这个非常黑暗的时刻,有一个“好消息”是:川普正在让大家看到,威权民粹主义可能对任何人都不是一个好答案。

斯塔尼:是啊,很有意思的是,新自由主义的崩溃,以及新自由主义“自我”的崩溃,甚至在社交媒体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你可能会指出一个市场失灵的例子,或者是一个负外部性的问题——这些都是像你这样的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在讨论的问题。而人们的反应却是:“这是社会主义”,或者“这是因为移民”。为当然不可能是我们所处的经济制度本身的问题嘛——这个制度是会自我纠正的,是会自然达到均衡的。这就是我们这个文化长期以来一直呼吸的“新鲜空气”。

        我觉得你说得对。这正是为什么对很多人来说,最终的答案却变成了右翼威权主义。我还是继续站在怀疑者的立场说话。别是在英国语境下,比如GB News观众可能会说:好吧,斯蒂格利茨先生,斯蒂格利茨教授,我们确实想建立一个新的体系。但我们现在债务与GDP比率已经接近100%。我的个人税负也很高。孩子上大学就背了5英镑的债。我们去年财政赤字是1200亿英镑,利息支出高达1000亿英镑,这在英国是非常高的。你说我们要加大投资,比如搞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请问这笔钱要从哪来?是主张加税吗?还是你会削减其他领域的开支?

蒂格利茨:首先,我想把这个问题放到一个历史背景中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的债务与GDP率比现在还要高,远远高于现在。但我们并没有因此止步不前。

        接下来的几十年,是美国增长最快的时期,那个债务占GDP比重从130%上降到了45%下。只要经济增长,债务与GDP比率就会下降,因为GDP增长。英国的债务与GDP率当时甚至更高,但后来也降下来了。

        你们的情况更困难一些,战争对你们打击更大,破坏更严重。我们只是推迟了一些投资,而你们遭受了很多实际的损失。但这证明,即使在高债务的情况下,也可以制定出增长战略。现在你进一步追问我具体措施,我认为,增加税收有很大的空间。

        我在美国对此研究得很深入。我知道我们在十年期内(我们通常以十年为窗口衡量)确实有能力提高税收,数以万亿计的美元。部分原因是我们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差距——我们设定的税率与我们实际征收的税收之间有巨大鸿沟。其是企业,逃税避税现象非常严重。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之一,就是它为通过避税天堂和保密制度进行逃税和避税提供了“绝佳平台”。但我们也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实施环境税,通过减少污染来改善社会。

        还有其他负外部性问题。例如,金融交易,尤其是短期交易,会造成巨大波动,扰乱经济。所以,在金融交易税方面,我们也有很大空间。

        美国,资本所有者的税率比一名水管工的工薪税率还要低。如果我们仅仅对资本进行公平征税,就可以筹集几万亿美元。而如果我们实施累进税制、资本利得税的合理实现,以及诸如此类的很多细节性改革,我们将再次能够筹集数以万亿计的资金。

        所以在美国,我们毫无疑问地拥有充分的机会来增加公共财政收入,用于对研发、人力资本、基础设施、技术的公共投资。这些投资将带来一项增长议程,从需求端和供给端同时发力,引领我们迈入一个新的时代。

                            西方可以向中国取经吗?

斯塔尼:你在书中谈到中国。我想把两个问题合并成一个:中国是社会主义经济还是资本主义经济?35来,中国是如何管理其经济的?西方能从中学到什么?

蒂格利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sui generis)它自我定义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把这些词连起来的意思就是:中国跟任何其他经济体都不一样些人称其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但它也有一个非常活跃的小企业部门。政府在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比任何西方国家都要深远得多。因此它确实在经济中扮演了非常大的角色。

        我认为,从中国作为经济体取得的成功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里我们不谈民主等其他方面,仅仅谈经济上的成功。

        首先,中国有一个愿景。它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没有任何理由我们的生活水平要低于最先进的国家。”们怎样才能实现这一目标?”——这是大多数国家从未认真自问过的问题。而中国人有一种自豪感,他们说:“没有理由我们不能拥有与任何国家同等的生活水平。”

        这就为他们打开了一扇门,让他们开始思考:经济成功的关键因素是什么?他们与各方面的人交流,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我第一次与中国方面会面是在1980第一次访问是在1981,从那之后就一直持续进行对话。他们希望从一切可能的来源学习。们听取不同的观点,然后将其整合到自身的框架中。由此产生了很多新的、创新性的理念。我现在没时间一一讲述。

        其次,有一点很明显:他们重视对人的投资,也就是人力资本。他们派出数十万人前往美国、欧洲、澳大利亚,去接受高等教育,成为工程师。现在你已经看到了这些投资的成果。周前我还在中国,参观了他们的一家新汽车工厂,机器人在组装汽车,几乎没有人类操作。非常惊人。厂里大多数员工并不是生产线工人,而是工程师。他们已经从一个依赖低技能劳动力的国家,转变为拥有工程与高技能劳动力优势的国家。这是过去45来的惊人变化。

        第三,他们进行了规划,做了前瞻性的思考:如何实现这个愿景?这就涉及到产业政策。

        如今美国终于也开始接受某种形式的产业政策。在《芯片法案》(CHIPS Act),美国承认我们缺乏生产现代经济核心组件——芯片——的能力。有《通胀削减法案》(IRA)也承认我们尚未为绿色转型做好准备。

        但我们并没有一个广泛的产业政策。川普正在做的,是将贸易作为产业政策的工具。他想把工作机会带回美国。这实际上就是产业政策在做的事。他执行的方式非常鲁莽、无知,并且具有破坏性,不仅对美国,对全球经济秩序都是如此。这使人质疑他是否真能取得什么成果。其代价对全球经济来说是巨大的。美国经济本身来说,也是巨大的。

        所以我认为,至少有三点,是任何国家都可以从中国身上学习和研究的。当然,中国拥有一些其他国家没有的优势,比如规模——如果你有13亿人口,你的国内市场就是一个大市场。个没有边界的大市场带来了很多优势。

        以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衡量,也就是经济学家在比较不同价格结构的国家时所使用的方法,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这使得他们有了巨大的机会,继续推进他们的发展战略。

斯塔尼:约瑟夫·蒂格利茨,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对话。感谢你参加“Downstream”目。

蒂格利茨:谢谢你。

*标题为编者所加。

Tuesday, July 22, 2025

贺卫方转贴:关于“白左”

       【那些白种人MAGA党骂“白左”可以理解,一些黄种人也跟着满嘴唾沫星子地骂“白左”就真是梦里不知身是客。看到一则评论,转发如下】

         没有“白左”,就没有第13、14、15、19、24、26宪法修正案,也就没有奴隶制的废除,有色族裔和妇女就没有投票权,18-20岁的年轻人就会被征兵服役为国而战但是没有投票权。

         没有“白左”,就没有1943年废除排华法和1965年的移民国籍法,今天在美华人的99.9%根本不可能在美国。

         没有“白左”,就没有1964年的民权法和1965年的投票权法,美国南部各州的种族隔离Jim Crow州法就会延续至今。

         没有“白左”,就没有国家公园,环保署和各项环保法律。没有“白左”,就没有各项保护劳工权益法,就没有残翼人平等权益法,就没有social security,就没有Medicare和Medicaid,和Obamacare。

         归根到底,没有“白左”,就没有1776年独立宣言树立的普世价值。

        今天的共和党完全堕落为川普的个人崇拜狂热嘛噶,完全走向了林肯、老罗斯福、艾森豪威尔和老布什的反面,因此Trump、MAGA根本就不愿意提及这些共和党总统。



Tuesday, July 15, 2025

美国政治中的偏执狂风格(节选)

(原载万维博客,高伐林博客)

 美国政治中的偏执狂风格(节选)

  (美)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译者:陶小路
  上海三联书店 2025年7月4日出版


  作者介绍:理查德·霍夫施塔特(1916—1970)
  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史教授,美国著名历史学家,20世纪中期美国最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1956年、1964年两次获得普利策奖非虚构作品奖。主要研究美国政治史和思想史。主要作品有《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1948)、《改革年代》(1955)、《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 (1963)及《美国政治中的偏执狂风格》(1964)等。

  译者介绍:陶小路
  社科译者,自由撰稿人,曾任《东方历史评论》编辑。译著有《事实改变之后》《日瓦戈的孩子》。


  1. 

  虽然美国的政治生活很少受到极其尖锐的阶级斗争的影响,但那种异常——愤怒的群体却反复出现。今天,这一点在极右翼群体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尤其是在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1909—1998,1964年美国大选共和党候选人)运动中,我们看到了少数人的仇恨和激情可以产生多么大的政治影响力。此类运动的背后是一种有着悠久且纷繁历史的思想风格——不一定都与右翼联系在一起——我称它为“偏执狂风格”(paranoid style)。我之所以用这个词,是因为没有其他词能充分传达出我想表达的含义:那种有着极端夸张、多疑和阴谋论幻想的特点的思想风格。我并非在临床意义上使用“偏执狂风格”这个词,而是为其他目的借用了这个临床术语。我既没有能力,也不想把过去或现在的任何人物诊断为精神病人。事实上,如果将偏执狂风格这个概念仅仅用在心智严重紊乱者身上,那这个概念也就没有什么现实意义或历史价值。正是由于精神基本上正常的人会去使用偏执狂式的表达,这一现象才有了重要意义。
  我在谈到偏执狂风格这个术语的时候,和一个艺术史家谈到巴洛克或矫饰主义风格时并无多少差异。它首先是一种看待世界和表达自我的方式。韦氏词典将作为一种临床表现的偏执狂(paranoia)定义为一种慢性精神障碍,其特点是对受迫害和自身崇高的系统性妄想。以我之见,受迫害感是偏执狂风格的核心,它借助宏大的阴谋论得到系统性的表达。但是,政治上的偏执狂代言人和临床上的偏执狂之间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别:尽管他们都好用狂热、多疑、极有攻击性、宏大以及末日妄想式的表达,但临床上的偏执狂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充满敌意和阴谋的世界,自己是唯一的受害者;而政治上的偏狂执代言人则认为阴谋所针对的是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方式,随之受到影响的不是他自己一个人,而是还有千百万人。他通常不把自己看作是某个阴谋唯一的受害者 ,就此意义而言,他更理性、更无私。他认为自己的政治激情是无私的,是爱国的,这种意识极大地强化了他的正义感和道德义愤。
  当然,“偏执狂风格”这个词是贬义的,它也应该是贬义色彩;这种风格更多地出现在人们鼓吹某些糟糕的主张之时。但是,没什么能防止人们以偏执狂风格去支持一个合理的方案或议题,不能因为我们觉得在一个论点的表述中听到了典型的偏执狂论调,便直接判断此论点的优劣。风格与人们相信和鼓吹某些观念的方式有关,与其真假无关。
  来看几个简单、相对没有争议的例子,便可弄清楚区别在哪里。肯尼迪总统遇刺后不久,一项主要由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参议员托马斯·E.多德提出的法案受到了广泛关注,该法案的目的在于让联邦收紧对邮购枪支的控制。在随后就该法案举行的若干场听证会期间,有三个人从亚利桑那州的巴格达驱车2500英里到华盛顿表达自己的反对立场。不管人们觉得反对多德法案的论点多么没有说服力,它们都还属于传统政治论说的范围,但其中一人所发表的反对观点则可能被视作典型的偏执狂风格表达。他坚持认为该法案的提出是“颠覆势力又一次企图将我们变成世界社会主义政府的一部分”,它可能会“制造混乱”,帮助“我们的敌人”夺取政权。
  同样,众所周知,反对城市供水氟化的运动吸引了各类怪人,特别是那些对中毒有强烈恐惧的人。科学家们可能会在未来某个时候发现确凿的证据,证明饮用水氟化总的来说是有害的,这个发现也意味着反氟化主义者的主张是正确的。但同时,很难证实他们中的一些人提出的带有典型偏执狂风格的论点:他们指控城市供水氟化是打着公共卫生的幌子推进社会主义,或者通过在供水中添加化学物质搞坏民众大脑,以便人们更容易受到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阴谋的影响。
  因此,扭曲的风格可能是一个信号,它提醒我们,判断可能是扭曲的,就像在艺术中,丑陋的风格提醒人们,品位存在根本缺陷。我感兴趣的是通过政治修辞来了解政治病理的可能性。在这方面,关于偏执狂风格的一个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事实是,它代表着我们公共生活中一种古老且反复出现的表达方式,经常与某些可疑的不满情绪催生的运动联系在一起,即使被目的截然不同的人采用,其表达的内容却大致相同。我们的经验也表明,虽然它是以不同强度一波接着一波出现,但几乎无法消除它的存在。
  在美国历史上,人们可以在诸如反共济会运动、本土主义和反天主教运动中发现这种思想风格。另外,还可以在某些认为美国受奴隶主阴谋左右的废奴主义代言人身上,在许多对摩门教感到忧心忡忡的作家身上,在炮制出“国际银行家大阴谋”的绿背党和平民党作者身上,在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军火制造商阴谋的揭露中,在流行的左翼报刊中,在当代美国右翼,在当下围绕种族问题进行争论的双方——白人公民委员会(White Citizen Councils)和黑人穆斯林——身上,都可以发现这种思想风格。
  我选择美国历史来说明这种偏执狂风格,只是因为我恰好是美国人,于我很是便利。但这种现象并不限于美国经验,也不限于我们的同时代人。在整个现代史上,许多国家都流传过某个群体制造惊天大阴谋的故事,可能是耶稣会士或共济会、国际资本家、国际犹太人或共产主义者,因时因地而异。只要想想肯尼迪总统被暗杀在欧洲引发的反应,就知道并非只有美国人才有偏执狂风格即兴创作的天赋。更重要的是,在现代历史上,偏执狂风格大获全胜的一次不是在美国,而是在德国。它是法西斯主义和受挫的民族主义的常见成分,尽管它也吸引了许多不是法西斯主义者的人,而且左翼报刊经常能看到偏执狂风格的表达。斯大林时期著名的“大清洗”审判据说以司法形式进行,其审判过程则是偏执狂式的。在美国,它一直是少数派运动更偏爱的风格。当然,我们历史的某些特点使偏执狂风格在美国比许多西方国家有更大的影响范围和影响力。不过,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做这样的比较,而只是要证实这种风格的存在,对其在历史上的反复出现做出说明。

  2. 

  总结一下偏执狂风格的基本要素。其中心意象是一个巨大而险恶的阴谋,它有庞大而又精巧的影响机制,目的是要破坏、摧毁一种生活方式。也许有人会反对说,历史上的确发生过一些阴谋行动,注意到这些阴谋并不是偏执狂的表现。这说得没错。所有的政治行动都需要策略,许多策略性行动的效果都取决于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不为人所知,而任何秘密行动都可能会被描述为阴谋行动——虽然这样的描述有些夸张。
  偏执狂风格的差异之处在于,它的拥护者并非发现了历史上这里或者那里发生的阴谋,而是把一个“巨大的”或者“庞大的”阴谋视为历史事件的推动力。历史本身就是一个阴谋,由几乎具有超凡力量的恶势力发动,因而要击败它,不能靠政治上寻求折中妥协的通常方法,而是要依靠一场毫不妥协的十字军式的征战。偏执狂风格的代言人用末世论的语言描述这个阴谋的最终结果——他动不动就要谈到整个世界、整个政治秩序、整个人类价值体系的诞生和死亡。他总是在守卫文明。他总是活在某个转折点:要即刻组织起来抗击阴谋,否则就太晚了。时间永远是刚好快要不够了。偏执狂风格的末世论非常接近那种绝望的悲观主义,但通常也就只是接近,并不会成为悲观主义。末日警告能唤起激情,号召人们去战斗,人们产生的是在受到基督教类似主题影响时的反应。如果表达得当,这种警告能发挥的作用,会与复兴派布道中对罪的可怕后果所做的描述的作用相同:虽然描绘了即将发生的事情,但许多事情仍然可以避免。这些警告是一种世俗、恶魔版本的再临宗。
  作为先驱者的偏执狂人士是一位斗志旺盛的领导者,他能在阴谋还没有被公众完全察觉之前就察觉到其存在。他并不像职业政治家那样,面对社会冲突时,认为需要做的是进行调解以及做出妥协。既然一直是绝对的善与绝对的恶之间的冲突,那么,需要的品质不是愿意做出妥协,而是将斗争进行到底的意志。除了彻底的胜利,其他都不能接受。既然敌人被认为是完全邪恶、完全不能和解的,那么就必须将之彻底消灭——即使不能从世界上消灭,至少也要在偏执狂人士重视的作战区域将敌人消灭。这种对无条件胜利的要求,导致极其苛刻和不切实际的目标被制定出来,因为这些目标无法实现,失败就会不断加剧偏执狂人士的挫败感。即使目标部分得到实现,也会让他产生与起始相同的无力感,而这反过来只会让他更强烈地意识到敌人的强大和可怕。
  敌人的形象被清晰地勾画出来:他是恶的完美化身,是没有道德的超人——阴险、无处不在、强大、残忍、追求情欲、热爱奢华。这个敌人不像我们其他人那样,困在历史规律之中疲于奔命,能够限制他的只是他的过去、他的欲望和他的缺陷。他是自由、主动、邪恶的行动者。他用其意志改变、乃至创造自己的历史规律,或者让历史进程偏离正常轨道,令其走向歧途。他挑起危机,引发银行挤兑,造成经济萧条,制造灾难,然后享受他制造的痛苦,并从中获利。偏执狂人士对历史的解释在这个意义上显然是从个人角度出发的:决定性事件不被看作历史潮流的一部分,而是某个人的意志导致的后果。很多时候,这个敌人被认为掌握着一些特别强大的获取权力的工具:他控制着新闻界;他通过“操纵新闻”来引导公众的思想;他拥有无穷无尽的资金;他有影响人们观念的新秘诀(洗脑);他有一种特殊的引诱技术(天主教的忏悔);他对教育系统施加着愈发强大的压制力。
  ……
  偏执狂风格反复出现的另外一个特点是:敌对势力的叛变者被赋予特殊意义。反共济会运动有时似乎是前共济会成员创造的产物;他们所揭露的事情无疑被赋予了最高的重视和最无条件的信任。同样,反天主教运动利用出走的修女和叛教的神父;反摩门教者找来曾经在一夫多妻制中生活的女性;在我们这个时代,反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们则是利用前共产党员。从某种程度上看,叛变者之所以会被赋予特殊权威,其源头是这些运动特有的对秘密的痴迷:叛变者是进入到敌人秘密世界的男人或女人,他或她揭露的真相可以彻底打消世人存在的疑虑,否则这个多疑的世界始终不会相信这些运动的主张。但我认为,叛变者还被赋予了更深的末世论意义:在善与恶的精神角力中——这也是偏执狂人士脑中世界斗争的原型——叛变者的存在证明了,不是只有从善倒向恶的情况。叛变者带来了救赎和胜利的承诺。
  在当代的右翼运动中,前共产党人扮演了一个特别重要的角色,他们从偏执狂左派迅速地转到偏执狂右派,虽然这个转变不无苦恼。同时,他们执着于摩尼教式二元论,而这种心理正是偏执狂左派和偏执狂右派的基础。这些共产主义权威让人想起古代那些从异教皈依基督教的人,据说他们皈依后并不会完全不信旧神,而是将这些旧神变作恶魔。

  偏执狂风格的最后一个特点与我之前提到的那种迂腐有关。偏执狂人士写就的文本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之一,恰恰是它几乎无一例外地表现出对呈现方式的精心关注。不能因为这种政治风格所特有的幻想性结论,就认为它一定不是通过枚举事实来进行论证的。它极其具有幻想色彩的结论让它不懈地追寻“证据”,从而证明那不可思议的事情是唯一可以相信的。当然,偏执狂人士也有高、中、低段位之分,如同任何政治立场一样,从中世纪开始的偏执狂运动就对业余知识分子有吸引力。但是,比较体面的偏执狂文本不仅从某些在非偏执狂人士看来合理的道德承诺出发,而且还小心翼翼、近乎痴狂地积累“证据”。
  高段位偏执狂风格作品的典型程序是,从一些合乎情理的假定出发,精心积累事实(至少是看起来是事实),然后将这些事实编列成不容置疑的“证据”,证明某个阴谋的真实性。论证过程确保连贯——事实上,偏执狂人士的思考方式比真实世界要连贯得多,因为错误、失败或模棱两可是不容许存在的。这种思考方式如果不是完全理性的,至少可以说是有着强烈的理性主义色彩;它相信自己面对的是具有无懈可击的理性以及彻底邪恶的敌人,试图让自己与据说是全知全能的敌人并驾齐驱,构架出一个解释所有事物、理解一切现实的理论。它在写作技术上务求“学院风格”。麦卡锡的96页的小册子《麦卡锡主义》 包含了不少于313个脚注,韦尔奇先生在他的《政客》里对艾森豪威尔发起了荒诞不经的攻击,书目和注释达到100页。我们这个时代的整个右翼运动就是连绵不断的专家、研究小组、专著、脚注和书目。有时,右翼人士对学术深度和包容世界观的追求会产生惊人的结果:例如,韦尔奇先生指控说,阿诺德·汤因比的历史著作之所以流行,是费边主义者、“英国工党头目”和英美“自由主义机构”阴谋造成的结果,目的是要遮蔽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更真实、更有启发性的作品。
  偏执狂风格的与众不同之处,并不在于缺乏可证实的事实(尽管出于对事实的狂热追求,偏执狂人士偶尔也会制造事实),而是在叙述事件的某个关键点上,总是会出现想象力的奇特飞跃。约翰·罗比森写的关于光明会的小册子遵循了一个半世纪以来一直重复的模式。他一页又一页地耐心记录着他所能搜集到的有关光明会历史的细节。然后,突然间,法国大革命发生了,光明会是幕后主使。他的小册子里缺少的不是关于该组织的确凿信息,少的是关于什么能引起革命的理智判断。对于那些认为偏执狂风格可信的人来说,其合理性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偏执狂人士以极其仔细、认真并且看似连贯的方式对待细节,在于他们为了那些无比荒诞不经的结论,费尽心思地积累足以令人信服的证据的材料,还有他们为从不可否认的事实飞跃到不可置信的结论所做的精心准备。这些繁重工作有个奇特之处,那就是这种对事实证据的热情并没有像大多数学术交流那样,让偏执狂风格的发言人与他的群体之外的世界——尤其是那些怀疑他的观点的人——进行有效的双向交流。他对用自己的证据说服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几乎不抱希望。他为积累证据所做的努力,颇像是一种防御行为:他关闭了自己的“接收系统”,不去关注那些不能强化他的想法的干扰因素。他拥有他所需要的一切证据;他不需要接收信息,只需要向外传递信息。
  考虑到我引用了大量美国的例子,我想再次强调,偏执狂风格是一种国际现象。它也不限于现代。诺曼·科恩(Norman Cohn)在他那本杰出的作品《追寻千年至福》(The Pursuit of the Millennium)中研究11世纪到16世纪欧洲一些信奉千年至福的派别,他发现的这种持久存在的情结与我在本文关注的主题非常相似——沉溺于某些事物、好幻想的风格。“自大狂地认为自己是上帝选民,是至善的,自己受到了严重迫害,但又确信自己将获得最终胜利;认为对手拥有巨大的、恶魔般的力量;拒绝接受人类生活不可避免的局限和不完美,比如无常、分歧、冲突、出错——无论是智力上还是道德上的。痴迷于永不会出错的预言……系统化的、粗暴且怪诞的曲解……以及决绝地要朝着一个目标进发,而这个目标本质上无法实现——一个无法在任何实际的时间或具体情况实现的、彻底和最终的解决方案,只能在永恒和自闭的幻觉中实现。”
  偏执狂风格在漫长时段、不同地方反复出现,表明人口中有着相当数量的少数群体可能始终会抱着这样的心态,以偏执狂的眼光看待世界。但是,采用偏执狂风格的运动并非持续存在,而是不定期地一波一波出现,这个事实表明,偏执狂风格会被调用,往往是在涉及终极价值体系的社会冲突中;这种社会冲突带入政治行动中的是恐惧和仇恨,而非可以进行谈判的利益之争。灾难或对灾难的恐惧最容易催生偏执狂言辞。
  在美国的经验中,种族和宗教冲突往往会危及整个价值体系,显然是好斗和多疑者集中发力的领域,但在其他地方,阶级冲突也会调动这种能量。偏执狂倾向由相互冲突的利益之间的对抗所激发,而两边的利益是(或被认为是)完全不可调和的,因而,不能容许讨价还价、妥协退让这类正常的政治活动存在。如果某一特定政治利益的代表——也许是由于他们的要求从本性上就非常不现实且无法实现——无法在政治活动中获得存在感,情况就会变得更糟。因为他们感到自己没有机会参与政治中的讨价还价或决策过程,发现自己原来对权力世界的理解——无所不能、阴险邪恶和居心叵测——完全被证实了。他们只看到了权力的结果,而且视角还是扭曲的,几乎没有机会观察到权力的实际机制。L. B.内米尔曾经说过:“历史研究的最高造诣是对能直观认识到事情如何没有发生。”(这句话我没看懂,也未查到原文,疑有文字错漏。——老高注)偏执狂人士恰恰未能形成这种认识。当然,他自身会抗拒这种意识,但环境往往让他没有机会去了解可以对他有启迪的事件。
  我们都受困于历史,但偏执狂人士的受困却是双重意义上的,因为他不仅和我们其他人一样受到现实世界的折磨,而且还被他的幻想折磨。

Monday, July 14, 2025

张博树:重回丛林时代?——川普上任后世界格局的可能演变

 (议报,2017-03-03

   提要:从川普竞选过程中发表的大量言论看,他所领导的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有可能导致整个人类的倒退,从仍在艰难建设中的彰显民主、人权、和平、国际责任等普世价值的文明社会倒退回自私、势利、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站在中国人角度,这种倒退对中国民主转型尤其不利。美国放弃自由世界的领导责任将造成全球政治力量的重新分布和再整合,逻辑上讲,这种再整合只会有利于极权主义政权和各类独裁者。文章分析了美中俄三国关系的可能演变、中美冲突的前景和川普新政府的可能应对,批评了基辛格一类“现实主义者”的主张,强调21世纪的新霍布斯世界对人类并非福音,而是灾难。

         川普当选下任美国总统是过去几个月发生的全球最重大事件,它可能深深影响未来的人类历史。问题不在于川普作为个人其品性、人格、能力、偏好等等引起的高度争议,而在于美国总统这个川普即将荣任的新角色在全球具有的独一无二性,恰恰是后者使前者变得如此不同寻常,而成为影响世界走向的一个重大要素。诚然,川普胜选首先是美国国内政治的产物,无论它是“美国体制中的民主部分战胜了自由部分”,还是长期被忽视的体制外“政治不正确”战胜了体制内的“政治正确”,它都体现着成为合法结果的那部分选民的意志。但他们选出的总统不仅和美国相关,而且和世界相关,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指责美国选民的短视,因为他们选出的新总统——从他竞选过程中发表的大量言论看——有可能导致整个人类的倒退,从仍在艰难建设中的彰显民主、人权、和平、国际责任等普世价值的文明社会倒退回自私、势利、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

         从中国人的立场出发,我们尤其担忧这种倒退对中国民主转型的不利影响。美国放弃自由世界的领导责任将造成全球政治力量的重新分布和再整合,逻辑上讲,这种再整合只会有利于极权主义政权和各类独裁者。

         当然,川普还没有正式上任;上任了,他也还有机会学习。美国优良的价值观传统和宪政体制亦可能部分矫正新任总统的弱点。但本文宁愿把事情想象得冷峻些。我们不希望以下各节对经验事实的归纳、分析和基于其上的逻辑推理真的成为现实。恰恰为了这一点,我们必须秉笔直书,直面未来的所有挑战。

                           川普可能改变美国外交的原则和方向

         什么是美国外交的立足点和基本原则?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之类党国媒体最常用的词是“霸权主义”,似乎美国外交无非是基于这个国家垄断财团的需要而在世界上横行霸道而已。这当然是出于党国意识形态需要而故意做出的歪曲。人类确曾很长时间内生活在丛林世界,但美国恰恰有幸成为这个世界的例外。

         这当然有个过程。美国曾经是“帝国主义”的,北美大陆早期的扩张史充斥着对原住民印第安人的驱赶和杀戮,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也曾效仿大英帝国贪婪地追逐海外利益,波多黎各、夏威夷、菲律宾都曾是此类追逐的踏板。但美国还有另外一个传统,那就是对自由、共和制度的推崇。部分基于北美13个殖民地自治的经历,部分和他们的基督信仰有关,美国人不但反对奴役,且很早就有一种“天定命运”的概念,认为自己具有推动人类进步的使命。1796年,华盛顿总统就曾这样表示:他“只要看到一个被压迫民族举起自由大旗,不管在何时,也不问在哪个国家,都会抑制不住地心潮澎湃。”[1] 进入20世纪以来,美国外交政策中的理想主义为改变人类以往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丛林世界作出了实质性贡献。这个理想的核心是:文明人类不应该再靠武力决定国与国的争端,不应该再靠一己强势去迫使弱者称臣,也不应该仅仅依靠强者间的均衡维持世界的稳定。从一战结束威尔逊总统提出的“十四点和平倡议”到二战期间美英等国家签署的《大西洋宪章》,和平原则、人类平等原则、反对倚强凌弱原则、民主与自治原则、无论战胜国还是战败国都有权参与和平建设的原则以及全人类各民族都享有免于恐惧和匮乏的自由原则等均成为衡量文明人类的最新尺度,成为判断国家间行为是否合理的全新标准。1942年,罗斯福总统在会见来访的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时还建议,战后美英苏中四大国应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以确保全球安全,这个似乎仍带有强权政治色彩的设计并未违背威尔逊主义的初衷,而是对当时仍在猖獗中的德意日法西斯保留前瞻性的警惕。1945年成立的联合国(尤其是它的安理会)体现的正是这个精神,虽然后来真正成为“世界警察”的只有美国一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的创立亦开辟了国际经济合作、富国帮助穷国的新时代,而这两个机构的启动资金主要是由美国提供的,美国固然在战争中发了财,但它是在用这笔巨大的资源、用行动倡导经济国际主义而非经济民族主义。

         在价值观方面,战后的美国坚持其建国理想,它改造了德国和日本,使其重建民主体制;它还全力抵御苏维埃共产极权主义的扩张。19473月,杜鲁门总统向国会要求拨款援助希腊和土耳其,根据是“除非我们愿意帮助自由的民族维持他们的自由制度与国家的完整,以抵制企图将极权体制强加于他们的各种侵略行动,我们就不能实现有关联合国所有成员的自由与独立的目标”。[2] 为了抵御苏联的扩张,美国甚至不得不支持一些独裁者,如韩国的李承晚和南越的吴庭艳,而引发自由世界内部的批评。长期深陷越南战争几乎拖垮了美国,这是尼克松、基辛格向共产中国伸出橄榄枝的重要背景。但20年后,以美国为首的世界民主力量最终还是赢得了冷战。1987612日里根总统在柏林墙下发表的讲演,成为民主终究战胜极权的时代定格。 

  诚然,进入本世纪以来,美国面临诸多新挑战。9.11事件凸显恐怖主义之类非传统威胁;美国支持中东地区民主革命、推翻萨达姆等独裁政府却引发当地长期动荡,证明美国人低估了穆斯林地区宗教和社会构成的复杂性。但,推进民主进程本身并没有错。同样,正是因为同情、支持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自由运动,美国人和普京的俄罗斯发生对抗。

   可以说,从华盛顿、林肯、罗斯福、杜鲁门、里根等前任美国总统到目前仍在“站好最后一班岗”的奥巴马总统,都是美国理想和价值的守护者,而这种理想和价值是与当代人类的文明准则及最高福祉相一致的。 

   那么,川普如何?至少就其竞选中发表的大量言论而言,这位当选总统足以令人不安。2016427日,作为共和党总统参选人的川普在华盛顿发表演讲,他一方面承认“回顾过去,我们有很多值得骄傲的地方。上世纪四十年代,我们拯救了世界;接着,我们再次从极权的共产主义手中拯救了世界,冷战持续了几十年,但我们赢了”,另一方面,他又指责“冷战结束后,我们的外交政策严重偏离方向。我们未能在新世纪制定新政策。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外交政策越来越没用。愚蠢和无知代替了原有的理智,这带来一个又一个的外交政策灾难。我们屡屡犯错,从伊拉克、埃及、利比亚再到叙利亚。所有这些行动都将区域置于混乱中,给‘伊斯兰国’的成长及繁荣提供了空间”。那么,根源何在?“这一切都始于一个危险的想法,即我们可以在这些国家中推行民主,即使这些国家从未经历过民主或根本对民主不感兴趣。”川普明确宣称:“我将和盟友一起合作,重振西方价值观和制度,但我不会试图去传播‘普世价值’,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认同这种价值观”。在川普看来,“使美国重新恢复强大”才是最为重要的,“奥巴马使经济不景气,连带着削弱军事力量,浪费性支出、巨额债务、低增长、巨额赤字以及开放性边界,这一切都已经将我们拖垮。现在,每年我们的生产贸易赤字已经接近约1万亿美元。我们在不断重建其他国家,而自己却在下滑。非法移民抢走了我们的工作机会。必须结束这一局面,以便集中我们的资源来重 建军事,恢复经济独立与强大”。[3] 

   不少评论家把这种立场归结为战略收缩与重回孤立主义,美国国力的下降和力不从心则是其重要背景。但在热爱民主的人士看来,川普关于不再传播普世价值的说法更令人震惊,因为这意味着抛弃美国建国理想与进步人类的共同价值观。事实上,川普的演讲似乎证明,他对“意识形态”的确兴味索然,而“美国人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所有繁荣的国家首先都是将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我们的朋友和敌人也将他们的利益置于我们之上。为了公平起见,我们也要如此。我们将不再把这个国家或人民交给全球化的虚假赞歌。民族国家仍然是幸福、和谐的基础。”[4] 

  这些话听起来已经和普京的强国主义、习近平的新国家主义中国梦无异。

   从逻辑上说,淡化乃至放弃普世价值、重新强调民族国家利益至上意味着战后人类文明新准则的根本颠覆,人类有可能重新回到弱肉强食的丛林时代。即便是“有幸成为历史例外”的美国,如果它不再高举人类正义的大旗,而只是单纯强调美国自家利益,也难免使自身野蛮化,从而跌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陷阱,这反倒坐实了中国官媒关于美国“霸权主义”的指控。

       川普出身商人。商人一般更“实际”,更愿意通过交易解决问题,也往往更崇拜强者而未必讲原则。而所有这些恰恰是丛林世界的特征。对六四镇压,川普没有指责邓小平的血腥,而更看重邓的强硬;对普京,川普欣赏的似乎是同样东西,难怪他甚至表示可以接受俄国吞并克里米亚。川普商人式的语言几乎无所不在。就在他当选后不久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知名时事节目《60分钟》专访时,这位侯任总统脱口而出:“每当我看到世界上许多国家占我们的便宜,我就会骄傲地说,我们要把美国摆到第一位”。[5] 大概正是不愿意让其他国家“占便宜”,川普才提出让日本、韩国和北约分摊更多的军费,否则,美国人凭什么花自己的钱去保卫其他国家的边境?——这里,已经看不到和平、国际责任之类理念,而只是赤裸裸的利益考量。甚至,这个利益考量都是很短视的,因为美国海外驻军除履行价值观职能和国际义务外,对美国本土安全同样至关重要。

        那么,川普真的会一意孤行,根据丛林规则重构美国外交吗?有人说,美国国会、政府、大学和民间机构蕴含的价值传统会限制未来川普总统的作为。我也希望如此。在这个意义上,未来的美国政治将充满张力。但我们还是要考虑,假如川普大体按照他的设想推进其外交布局(毕竟美国宪制和多年的政府运行实践赋予总统相当的自由裁量权,尤其在外交领域),这个世界将向哪个方向发展?它的结果又将是什么?

             美中俄重新洗牌

   这几乎是一个必然走向。美中俄三大国构成当今世界的三角,原先的基本态势是:中俄准联盟与美日欧同盟大体构成对抗态势,东欧、中东是美俄较力之所在,西太、东亚和东南亚是美中较力之所在。这个局面的形成首先是俄中两国过去20年国力变化和国内政治演变的结果。

        俄国民主转型的半途而废,是本世纪以来日渐明显的事实,也是全球民主化事业的重大挫折。本来,叶利钦挑选普京是希望他继续俄罗斯的改革事业,刚上台时的普京也曾一度表现出开放和面向西方的胸襟。但控制、驾驭这个超大型国家的需要使普京迅速走上重新集权之路,权力的诱惑又促使他无视乃至戏弄俄罗斯联邦宪法,用政权党把戏实现总统的三进宫,现任总理麦德维杰夫则成了普-麦二人转中的配角。这种做法自然遭到俄国内知识界和西方世界的批评。普京原来的至少不敌视西方的立场日益转向敌视、对抗西方的立场,不能说与此无关。更深刻地讲,普京血管中流淌的乃是传统俄罗斯人的血液,他似乎更在意地缘政治意义上俄罗斯的安全,而把一切实际的或想象的对这种安全的挑衅均视为威胁。当国内经济状况恶化时,寻找外部敌人以重新凝聚国人信心就更成为普京主义的应备之义。在乌克兰问题上普京与美欧的全面对抗既有反对“颜色革命”的成分(这恰恰是半民主的俄罗斯已经倒退为专制的俄罗斯的标志),也有俄罗斯传统地缘政治学的深刻含义——历史上俄国与西方的对抗一直需要有这样一片缓冲区,波兰曾经是这样的缓冲区,乌克兰也是。而普京在叙利亚和美国的博弈,则体现着另一块俄国传统的利益,它涉及俄罗斯对黑海、地中海和中东地区的掌控能力。

        中国的变化同样耐人寻味。在美国人眼中,即便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也不同于苏联,它未必是标准列宁主义的,而可能更带有民族主义的特征;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又被西方人理解为商业精神和共产党体制的某种混合。西方政客和研究转型问题的学者都相信随着经济的成长和中产阶级的壮大,中国也将和许多国家一样拥抱民主,这大概是美欧接纳中国进入WTO、鼓励中国“融入世界”的考量之一。但事实证明西方错了。借助市场魔力、中国经济长期压抑后的巨大反弹力以及美国人创建的国际经济框架,中国的确实现了经济起飞,但日益增长的经济力量非但没有促进民主,反而巩固了邓后时代共产党的威权统治。今天,习近平的新极权一方面在完善中共一党专政体制和统治方式的精致化,另方面在外交领域一改邓氏留下的“韬光养晦,绝不出头”遗训,而展现出更为积极的作为。党国在东海、台海、南海和东南亚的咄咄逼人,迫使奥巴马政府作出“重返亚太”的战略反应。而红色帝国在非洲、拉美、西欧、中东欧的全面布局,更是明摆着要和美国长期较量、以便最终战而胜之。

        在上述背景下,中俄走到一起、形成某种准同盟关系一点都不奇怪。站在中共角度,为东面对抗来自美国的压力,党国必须扩展西部战略纵深,保障西北、西南民族地区稳定和边境安全,获得来自中亚地区和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这一切都需要和俄国搞好关系。更重要的是迄今为止,俄罗斯军工产品(尤其是军用航空发动机)仍是中国军队现代化的主要支撑之一,中国的航母、潜艇、导弹、中远程轰炸机和现役三代或四代战斗机几乎都是在俄式装备基础上发展起来的。[6] 同样,俄国也有结盟中国的需要。叶利钦时代的俄中关系大体不出“正常国家关系”范围,既非结盟,也不敌对,普京本来也是如此。但最近10年来俄与西方关系的日益紧张迫使普京与北京联手。这个进程在20143月克里米亚危机后大大加速,双方签署了为期30年、总额超过4000亿美元的天然气供销合作协定,俄中的准军事同盟关系也进一步形成。20166月,普京旋风式访华,与习近平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关于加强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该声明称:“当前,影响全球战略稳定的消极因素正在世界各地增加,我们对此感到担忧”。“个别国家和军事-政治同盟谋求在军事和军技领域获得决定性优势,以便在国际事务中毫无阻碍地通过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来实现自身利益。他们公然无视各国安全不受减损的安全基本原则,企图以牺牲他国安全换取自身安全。这一政策导致军力增长失控,动摇了全球战略稳定体系”。[7] 声明剑锋所指显然是美国,且毫不含糊。中俄如此高调地发表这样的联合声明是冷战结束以来的第一次。两国的大外宣战略也极其相似。中国官媒正在积极执行“走出去”的战略,把中央电视台办到了美国首都华盛顿。同样,俄罗斯的“公共外交”也办得有声有色,《今日俄罗斯》国际通讯社(RT)已成为俄官方最大的对外宣传媒体。[8]

        从性质上讲,中俄联手与美国的对立是两个专制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对立,美国本来占有道义上的优势。但现实是美国陷入与中俄的两线对峙,在战略上处于不利位置。更何况过去20年,美国深陷中东、阿富汗乱局不能自拔,这给了俄国在欧洲、中国在东亚崛起的好机会。客观地讲,川普的战略收缩主张也和这个大背景有关,甚至是这个大背景的产物。

        那么,川普会如何动作?

        首先,与俄罗斯改善关系几乎是川普必选。这倒不在于川普个人对普京有好感,而在于川普的美国本土第一逻辑必然要求走向和俄罗斯合作。在川普看来,当今美国的最大威胁是恐怖主义,是“伊斯兰国”(ISIS),川普对奥巴马的批评之一就是处理中东问题不力,反倒造成ISIS的疯长。而ISIS问题又和叙利亚问题直接相关,奥巴马政府由于支持叙利亚反政府武装、要求独裁者阿萨德下台而和支持阿萨德政权的普京长期对峙、反复较力,在这个过程中,ISIS借机发展起来也是事实。川普上任后势必改变奥巴马时期的政策,他大概不会太在意阿萨德独裁还是不独裁,肃清、剿灭ISIS才是最重要的。为此,川普会寻求和普京联手,哪怕这种联手是有限的。在乌克兰问题上,川普也可能和普京妥协,他的承认克里米亚被吞并事实的非正式表态已经是个征候。反过来,普京的俄罗斯也对川普当选欣喜异常。[9] 普京当然希望结束西方因克里米亚问题对俄国实施的制裁,川普当选会大大增加这样的机会。国际媒体早就报道俄罗斯黑客攻击美国民主党总部、有选择地公布不利于希拉里团队消息以支持川普竞选。还未卸任的奥巴马总统下令对此事彻查,普京、川普则双双指责此类报道的荒谬。但川普并未掩饰俄方对其当选的示好。1223日,川普过渡团队对外公布一周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写给川普的圣诞贺信,该信称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仍是确保当代世界稳定与和平的重要因素。普京在信里写道:“我希望你就任美国总统后,能够以务实和建设性的方式,采取具体措施,重建两国在各领域的双边合作框架,并将两国在国际事务上的合作层次,提升到一个有质量的新水平”。[10] 写这封信的普京和半年前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共同签署联合声明的普京,已经判若两人。川普也明确表示“这是一封非常好的信”,“他的想法是对的,我们不需要另谋他途”。[11]

        美俄走向缓和似乎已成定局。川普选定爱克森美孚石油公司总裁雷克斯·蒂勒森作为国务卿提名人选,加重了人们的这一印象,因为这位石油大亨和俄罗斯关系不错。最近又传出,川普过渡团队已经从未来川普政府的“敌人”名单中去掉俄罗斯,而在前不久,美国不少智库还把普京的俄罗斯列为对美威胁的头号国家。

   其次,美中关系。与美俄关系相比,未来川普政府的对华政策似乎引发更多的猜测乃至争议。川普竞选和当选后言及的美中关系涉及两大议题:经济问题和南海、台海问题。先来看经济。不错,川普在竞选过程中对北京发了不少狠话,批评中国政府操纵汇率,和美国进行不公平贸易;指责中国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抱怨中国抢走了太多美国人的工作机会。面对中美贸易间美方的巨大贸易逆差,川普扬言要对中国产品施加45%的进口关税。最近(1221日),川普任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保罗·梅拉吉商学院的经济学教授彼得·纳瓦罗担任新成立的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White House National Trade Council)主任一职。纳瓦罗写过几部关于中国经济和军事扩张的著作,被认为是中国问题的强硬派。美国之音报道纳瓦罗被任命的消息用了这样的标题:纳瓦罗来了,美中会有贸易战吗?[12] 很多人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一些中国民运人士为此欢欣鼓舞,认为这样一场贸易战势必重创中共,加快中国民主转型的进程。

        然而,情况未必如此。有关数据显示,中美两国如今在经济上已经高度相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和第一大国债债权国;美国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五大进口来源地。20072014年,中美贸易额从3021亿美元增至5551亿美元,年均增长9.1%,相当于同期全球贸易年均增长率(约4.5%)的2倍。[13] 诚然,中美贸易,美方呈现巨大逆差,2015年的纪录是:双方交易总额5981亿美元,其中,中国向美国出口达4819亿美元,美国向中国出口1162亿美元,美方贸易逆差为3657亿美元。[14] 但这个数字掩盖了一个事实,就是中国对美出口商品中有相当部分的价值由来自其他国家的进口商品所组成,比如iPhone手机的生产,芯片来自韩国和台湾,显示屏来自日本和韩国,设计来自美国,最后这些零部件在中国组装,再把成品销往美国。从商品附加值的角度看,一部从中国运往美国的iPhone,实际上是韩国、台湾、日本、中国和美国自己在向美国出口。据德国银行的一个专业团队计算,这部分商品附加值在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总值中约占37%[15] 这意味着,如果川普决定和中国打一场贸易战,用提高关税或减少进口的办法缓解逆差问题,将打乱全球的生产贸易链条,而不是仅仅惩罚中国。此外,川普提出的重振美国经济的办法包括大规模减税以刺激投资以及扩大基础设施建设以增加就业等,但这些办法势必导致赤字财政,而赤字财政又是和贸易保护主义相矛盾的。加拿大菲莎河谷大学经济学教授陆丁就曾撰文指出,“特朗普(川普)的经济顾问纳瓦罗认为,只要消除美国年复一年的贸易逆差,实现贸易平衡甚至贸易顺差,就可以使每年的GDP增长加快一个百分点,创造更多就业。问题在于,根据宏观经济学基本原理,在赤字财政扩张、国内储蓄不足的情形下,用贸易保护来实现贸易和经常项目平衡,只是舍本逐末,难以奏效。因为财政赤字攀升意味着国债增加、推高长期利率,必然吸引资本流入来填补国内资金缺口,使美元升值,从而鼓励进口减少出口,增大贸易赤字,导致财政和贸易出现‘双赤字’。美国的经常项目正是在八十年代初里根经济扩张时期出现庞大逆差,美国从此成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从供给侧来看,以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实现贸易平衡,必然搞乱美国产业的国际供应链,提高其生产经营成本,即使没有招致贸易对手的报复导致两败俱伤的贸易战,也会得不偿失,阻碍生产力的提升。”[16]

        另一方面,川普若发动贸易战,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经济?也不可简单回答。来自美国的报复当然有杀伤力,但说动摇中国经济根本则言过其实。经济学常把投资、消费、净出口比喻为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这的确是对经济增长原理的生动表述。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当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676708亿元人民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62000亿元人民币,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00931亿元人民币,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245741亿元人民币,其中,出口141255亿元人民币,进口104485亿元人民币,货物进出口差额(出口减进口,或曰净出口)为36770亿元人民币。[17] 显然,净出口这一项对整个经济盘子的贡献占比并不大(就算北京官方统计数字有水分,其大致比例也不会太离谱)。当然,如果真的贸易战开打,某些出口商品的被阻会连带影响国内投资和消费,这笔账的实际计算要复杂得多。但鉴于中国经济的巨大规模,东方不亮西方亮,局部发生的贸易战不会伤及中国经济的整体。更何况在中国对外贸易构成中,美国只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虽然是第一大出口市场。

        当然,川普对中国的某些批评是合理的,比如他要求中国遵守国际知识产权法律,终结非法出口补贴,更改过低的劳工和环境标准等等。但这些问题与其说是经济的,不如说是政治的。中国的“低人权优势”只有在一党垄断权力的政治体制下才能成为事实,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也恰恰乃党国自身命脉之所系,既关乎党国安全,也是党国对外扩张的有力工具。奥巴马力倡的“跨太平洋关系伙伴协定”(TPP)本来是为了应对中国“国家资本主义”而发起的,它企图设定更高的门槛,捍卫真正的自由贸易原则,保护人权,同时反对中共利用国有企业、国有银行,以及政治上可靠的大型私营机构来达到政治目的。但川普却要废掉这个协定,生怕此类多国协定让美国吃亏,殊不知在战略上乃是极其短视之举。

        总之,像中美两个如此庞大、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体,真的爆发贸易战,势必“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商人出身的川普总统究竟会在这个问题上下多大决心?走多远?

        再来看军事。面对烫手的中国,真正让川普焦灼的还不是即将爆发、或大或小的经济战,而是围绕台海、南海(部分意义上包含东海乃至西太)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

        最近的“川蔡通话”激起众多猜测,川普称蔡英文“总统”也被一些人解读为要打破“一中原则”,川普内阁中一系列军人面孔的出现则被视为未来川普外交将更加强硬的明确表征。但,川普真的会为台湾而和中国一战吗?

                         台海上空的战云

   台湾问题的确是中美两国外交的重要节点。20世纪40年代中国内战的结果产生了两个均号称代表中国的政权,一个是内战中取胜的共产党政权,一个是战败后不得不退守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美国本来已对腐败的国民党心生倦意,但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出于对抗共产主义的需要而再次向蒋介石伸出援手。1954年美台签署《中美共同防御条约 Mutual Defense Treaty between the USA and ROC)》,条约称“各缔约国认为在西太平洋地区对任何一方缔约国领域的武力攻击,即危害自国的和平及安全”,这里对缔约国“领土”及“领域”的定义是:“中华民国”指台湾及澎湖诸岛,“北美合众国”指其管辖下的西太平洋诸岛。条约还规定:“关于在台湾与澎湖诸岛及其周围,为了防御所必要的美国陆军、空军及海军,基于互相同意所决定,中华民国政府许诺其配备的权利,美国政府予以接受。”[18] 美军在台海地区的存在,其法理即由此来。1972年尼克松访华,双方签署联合公报,中方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美方则表示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美国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美方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19] 1979年北京与华盛顿正式建交,但美国国会同时通过《与台湾关系法》,强调这一建交之举“是基于台湾的前途将以和平方式决定这一期望”,“任何企图以非和平方式来决定台湾的前途之举,包括使用经济抵制及禁运手段在内,将被视为对西太平洋地区和平及安定的威胁,而为美国所严重关切”。为此,该法律规定继续“提供防御性武器给台湾人民”,同时“维持美国的能力,以抵抗任何诉诸武力、或使用其他方式和高压手段,而危及台湾人民安全及社会经济制度的行动。”[20] 站在北京立场,这个《与台湾关系法》只是美国的国内法,不具国际法效力,而且是对中国内政的肆意干涉;而在华盛顿看来,通过这个法至关重要,它关乎美国的立国原则,那就是对民主体制和人权的捍卫;它同时也是威尔逊精神的体现,就便我与一个强大国家建交,也不能允许它通过非和平的强力手段让弱者臣服。这就是1996年台海危机时美国出动两个航母作战群威慑北京、保卫台湾岛的美方逻辑,也是至今美军在西太保持强大存在的根本理由。当然,更广泛地说,美军在东亚、东南亚、西太的存在还和维持这个地区的海上安全相关,毕竟这里是重要的国际水道,全世界四分之一以上的石油运输要通过马六甲海峡,这里需要国际警察,而美国曾长期担当这个角色。

        再来看北京。今天的中共当然远非1996年可比,它已经逐渐成长为一个军事巨人。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的周边外交和全球外交极其活跃。按中国官媒的说法,习的雄心是要实现“两个一百年”设想,在中共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中共建政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此即所谓“中国梦”。其实,习的真正的梦是党国中兴、红色帝国崛起的“强国梦”,目标是扫平周边,扩展外围,在价值观和国家实力两方面与美国争雄,最终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的引领者。

        “扫平周边”本身就是一个艰巨任务,也是习氏全球战略的第一步。中国的北面、西面和俄罗斯、蒙古、中亚国家接壤,借助和俄罗斯的准联盟关系及“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框架,这个方向大体无虞。西南方向和印度有领土争议,是潜在的战略竞争对手,所以必须保留巴基斯坦这个战略盟友。中国周边的敏感区域主要在南面和东面,包括南海、台海、东海、朝鲜半岛。北朝鲜政权对北京来说是一块“鸡肋”,既不能丢弃,又麻烦不断。以金正恩如此挑事、用不断升级的核武试验威胁美韩来看,他被美韩收拾是早晚的事。习近平若真的勇武,先行出手搞定朝鲜才是大手笔,但习显然不会这么干,这不但在于它会涉嫌“干涉内政”,北京不好向世人解释,更在于有更重要的战略目标必须先行考虑。那么,这个目标是钓鱼岛?也不是。中日恢复邦交后的很长时间里,关于钓鱼岛的主权争议一直被北京淡化处理,民间保钓人士常常被政府压制,以免“影响中日关系大局”。钓鱼岛问题的突然升温发生在习近平接掌政权前后,中国官媒大肆炒作日方把钓鱼岛“国有化”是改变现状,中国军方则宣布建立“东海识别区”,中国的海警船也加强了对钓鱼岛临近海域的巡逻。这一切固然有向日方示威的味道,但更多的是做给国内看的。刚上台的习近平需要凝聚人心,提高威望,需要军队的支持,对外示强的民族主义和新国家主义是最得手的工具。对谁示强?日本最合适,它有过侵略中国的历史,是天然的好靶子。偏偏赶上日本也是强人上台,安倍晋三主政,两国的紧张关系已经持续数年。但这种紧张不意味着真的会开打,日方提高防卫水平本来就是被动之举,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主动开火,中方示强则带有作秀成分,真的开打岂不弄巧成拙?再来看南海。在这片充满火药味和主权争议的海域,中国本来是后来者。虽然早在上个世纪30~40年代,中华民国政府就宣称对南海U型线以内巨大海域拥有主权,但限于海空军能力不逮,此话也就说说而已,1946年国军占领太平岛还是借助美国人赠送的军舰才上去的。在后来的30年里,越南(包括统一前的南越)、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纷纷下手,抢占南海岛礁,到中国上个世纪80年代末参与这场竞赛时,越南已经占有南沙地势最好的20多个岛礁,成为名副其实的大户。但中国军人在南沙问题上表现出更长远的战略眼光。被称为“中国马汉”的海军司令员刘华清不但提出“近海防御”的新概念,把“近海”范围扩大到整个第一岛链范围内的海域,而且提出到2020年,中国海军要突破第二岛链,走向远洋。[21] 南沙显然是必争之地。其战略价值在于:西有助于控制马六甲海峡(中国进口石油的85%要路经此地);东乃突破第二岛链的支撑;北则形成对台湾岛的合围;此外南海还是中国战略核潜艇的理想藏身之地,这里水深,可以保证中国的第二次核打击能力。这就是北京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起大力抢占剩余不多的南沙岛礁,并在最近数年加快填海造岛、扩建岛上军事设施的原因所在。

        最后看台海。经略南海的战略意图之一是解决台湾问题已如上述。据笔者看,彻底结束两岸分治、“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才是习近平最可能认定、也最需要达成的战略目标。首先,既然“中国梦”乃“强国梦”,两岸统一自然是“中国崛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标志,习本人亦可就此奠定与毛邓等同甚至高于毛邓的历史地位,这种诱惑对任何独裁者都不可小觑;其次,从内政角度看,拿下台湾有助于提升中共在大陆的执政合法性,而使大陆经济的、政治的、人权的种种丑陋退隐其后,也彻底断掉藏独、疆独、港独之念;再次(这一点其实更具现实紧迫性),台湾岛内民意的发展正在越来越远离“统一”而趋近“独立”,多年来中共通过经济统战收买台湾政商高层和普通民众的办法收效甚微,民进党上台更令两岸统合的前景逆转,用一些鹰派军人的话讲“和平统一”已经无望;[22] 最后,收回台湾乃习氏南海大战略乃至全球战略的需要。鉴于川普当选后美俄关系改善给中俄关系带来的不确定性,习很可能加快对台湾问题的部署。当然,这个大动作对习风险不小,虽然理论上说拿下台湾有多种选择,最佳选择自然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但武力解决毕竟是一切选择的最终基础,稍有差池就可能满盘皆输。习敢不敢赌这一把?也还有待观察。

        总之,台海、南海是中美较量的第一线,是未来真正的火药桶,双方都有充分理由拿下这一局。那么,如果发生冲突,从纯军事角度看前景又将如何?美国兰德公司729日发表研究报告,对此进行了沙盘推演。这份题为《与中国开战,想不敢想之事》(War with ChinaThinking Through the Unthinkable)的报告假设战争将在20152025年期间发生,可能有四种战争场景:迅速高强度战争、长期高强度战争、短期中等强度战争、长期中等强度战争。战争的强烈程度取决于双方领导人是否下令各自军队对敌方力量予以毫不犹豫的打击。考虑到两国有足够的资源打一场长期战争,战争持续的时间将取决于哪一方先失去战争的意愿或是意识到打下去将招致适得其反的结果。报告总的结论是:随着中国军事能力的提高,一旦美中开战,美军并不能确保战争按自己预料的方向发展,也不一定能取得决定性胜利。但一旦开战,尤其是两国陷入长期的高强度战争,中国的损失会更大,带给美国的是国民生产总值5%10%的下降,而中国的下降幅度可能高达25%35%[23]

        中国军力的迅速增长的确是事实。如果说1996年北京面对台湾海峡耀武扬威的美国航母只能望洋兴叹,那么今天中共军方已经有了可以对付航母的有效手段,那就是东风21-D反舰弹道导弹。据报道,这种导弹威力大,射程远,发射平台机动化,导弹飞行达到高超音速,且末端高速机动突防,又可采用多枚、多型号导弹齐射、饱和攻击战术,令航母编队防不胜防。美国《空中力量》杂志称之为“冷战后第一种有潜力阻止美军海上力量投射能力的武器”。[24] 该导弹1500公里射程可有效覆盖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在台海战事发生时,可有效阻遏美航母舰队进入第一岛链驰援。美军机从本土飞越太平洋路途遥远,而若日本冲绳嘉手纳空军基地或澳大利亚加尔文空军基地的美军机奉命起飞驰援台湾,北京即刻就可以视日本或澳大利亚为参战方而予以打击,战争规模将进一步扩大。美军若想阻遏中共军队进占台湾或消灭东风21-D对航母舰队的威胁,除非直接攻击位于中国大陆沿海各省的陆基导弹发射平台及战略指挥中心,这意味着战火将烧向中国大陆本土。这种情况下,北京势必采取更激烈的反击行动,把关岛甚至夏威夷均视为打击目标。有人不相信解放军真有什么战斗力,理由是中共军队早已腐败得一塌糊涂。在笔者看来,腐败是事实,中共军队在军力上已有长足的进步也是事实。现代战争是高科技战争,并不需要“200米内硬功夫”。纳瓦罗在他的新书《卧虎:中国军国主义对世界意味着什么》(Crouching Tiger: What Chinas Militarism Means for the World)中甚至预言可能爆发核战争。据纳瓦罗看,“核战争的可能性在于中国人民和他们的独裁政权之间存在着一种分裂状态。中国政府的最终目标不是要增进中国人民的福祉,而是要永远地掌握统治权力。因此当中国领导人发觉在中美战争中他们可能会失败的时候,就会使用核武器来保住手中的政权。”[25]

        总之,这将是一场巨大的赌博,是真正的意志较量,无论对习近平,还是对川普。问题在于,习有参与这场赌博的足够理由和动力,川普有么?未必。川普的重心是美国本土,不是遥远的台湾;纵令川普是个逞强好胜的总统,商人本性也会让他在重大决策之前仔细计算利害得失。他真的会为美国基于价值观对台湾作出的承诺而去拼死一战,甚至要冒自身严重经济衰退和核战争的风险?按照我们的假设和既有经验事实,这不符合逻辑。当然,丛林规则也可能促使川普铤而走险,他的“让美国重新强大”也可以这样解读,但这样的话,美国的战争行为将失去道义的力量,无论输赢都已经是另外一种含义。

        还有第三种可能,那就是川普以台湾为筹码,迫使中国在贸易问题上让步。川普的不按常理出牌,打破几十年惯例而和“台湾总统”通话,也可能包含这样的心机。但如果是这样的话,北京恰恰是精于此道的老手。北京会一方面高调宣布台湾问题事关根本原则,不容任何人做“筹码”,打“算盘”,另一方面则在适当时机以适当方式给川普些面子或好处,而达成在台湾问题上的根本战略目标。中国人早就流行一句话:能拿钱摆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

        在笔者看来,这样的可能反倒更大些。

                   多级世界:福音还是噩梦?

        如果事情真的沿这个方向发展,将是北京的巨大成功。美国退出台海、甚至退出西太,中美实现亚太“共治”。另一方面,美俄关系改善,美国承认俄国的部分地缘战略利益,中东、乌克兰不再成为美俄较劲之所。这样,美中俄分别鼎立,一个多级世界形成。

        事实上,早在20164月,川普就表达过要和俄罗斯、中国“友好相处”的意愿,并强调除中东外,这将是未来川普政府的外交工作重点——

        我们渴望和平地生活,并与俄罗斯和中国建立友谊。我们与这两个国家有严重分歧,所以必须擦亮眼睛对待他们。但我们不一定非要成为对手。我们应该基于共同利益,求同存异。像俄罗斯就已经看到了伊斯兰恐怖主义令人恐惧之处。

        我相信缓和与俄罗斯的紧张局势,并改善关系是可能的。常识告诉我们必须结束这种敌意的循环。有人说俄罗斯人不讲理。我会试着看看。如果我们不能为美国谈成一笔好生意,我们会立刻撤出谈判席。

        要进入一个繁荣的新世纪,修复与中国的关系是另一重要步骤。中国尊重强国,让他们在经济上占据优势,我们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尊重。我们和中国有庞大的贸易赤字,我们必须尽快找到方法来平衡这种赤字。强大、聪慧的美国一定是能和中国结交好友的美国。我们可以彼此获益,而互不干涉。[26]

        甚至,这个设想完全符合“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假设,也确实有人对此做过论证。在哈佛任教的英国历史学者尼尔·弗格森前不久撰文《特朗普(川普)的新世界秩序》,该文试图解读老资格的美国外交家基辛格近期的言论,认为基辛格给当选总统川普的建议是“无论在贸易还是南海问题上,不要与中国陷入全面冲突,而要寻求‘全面协商’,力求实现对话机制、推行《世界秩序》一书中主张的‘共同发展’政策。”另一方面,“鉴于当前的俄罗斯是一个实力削弱的遭受重创的后帝国时期大国,普京渴望俄罗斯成为一个强大的、与美国旗鼓相当的力量,而不是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下的屈从者”,在这种情况下,达成目的不仅需要交易技巧,还需要理解对方。“基辛格认为交易的核心是要让乌克兰成为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桥梁,而不是任一方的前哨”。弗格森甚至推测基辛格在暗示川普,在寻求地缘战略均衡方面,一战前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堪为榜样。“罗斯福的战略出发点是:美国和其他国家一样都是一种强权,而不是道德性的非凡化身。如果美国的利益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发生冲突,美国有义务凭借其实力占得优势。” 正因为如此,西奥多·罗斯福不赞成多边裁军和集体安全等自由主义设计,也对伍德罗·威尔逊的主张不以为然。那么,“追随着老罗斯福的步伐,特朗普(川普)会有怎样的战略构想呢?有一点似乎是毋庸置疑的,就像老罗斯福一样,特朗普(川普)跳出了威尔逊提倡的所谓保障“集体安全”的思维桎梏,也不会再愿意让美国为国际合作支付昂贵的账单。与此相反,他会极力促成由地区间大国共同支配的国际新秩序。”弗格森甚至用了个吓人的名称来称呼这个“新秩序”,那就是“中美俄威权主义联盟”。[27]

        中美俄之间当然不可能达成什么“联盟”。如果真的实现中美俄的三足鼎立,这将是一个新的丛林世界的诞生。然而,与19世纪以前的丛林世界不同,新的角逐者除了民族国家利益以外,还有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层面的深刻冲突,这自然主要指美国和中共所代表的中国。基辛格之所以在中国自由主义知识界广受批评,恰恰是因为他自认为了解中国,又和中共几代领导人有着长期交往,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中共等同于中国,有时还要从“文化”上去找根据。据美国之音报道,基辛格建议川普“把一个了解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人放在他的个人班子里,作为美国与中国政府之间的联络人”,同时“美国领导人应该认清这个国家根本的国家利益是什么,而不是被双方之间目前存在的一些纷争挡住视线”。[28] 然而,在中国自由主义者看来,从文化角度解读中国和解读中共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有些美国学者或政界人士往往把“文化”搞得十分神秘,结果反倒误读了自己的对象。今日中国的许多问题固然和文化有关,但首先是政治的、哲学人类学的。至于“这个国家根本的国家利益是什么”?基辛格提问的方式本身就是错的,因为“这个国家”可以是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也可以是作为中共党国的中国,而这两者是有重大区别的,其“根本利益”并非一回事。党国向来把政权的安全视为高于一切,为此它可以从根本上伤害中国民族国家利益,比如,它可以向北朝鲜这样一个荒唐的血缘共产政权长期输血,说穿了是因为平壤和北京在意识形态和政权类型上属于同类;它也一定要视美国为它的根本对手和敌人,说到底是因为美国代表着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和政治体制,对中共政权有“颠覆”之虞——至少在中共领导人自己眼里是如此。所谓中美两个大国“不冲突”、“不对抗”,不过党国领导人公开的外交辞令而已,“无声的较量”之类内部语言才更真实地反映中南海独裁者的认知。这正是从长远看中美之间不可能达成“战略均衡”、也不可能有什么“共治”的理由。前不久基辛格在一个对话场合称“如果中美两国进行对抗,整个世界都将分裂”。[29] 但这位资深外交家不愿意承认或不愿意说出的另一个逻辑前景是:今天美国为避免分裂而寻求和中共的无原则妥协,明天就会有美中之间更大的分裂。作为民族国家的大国可以彼此形成“均势”而长期共存,但性质上根本对立的大国政权之间却永远存在对抗,因为至少在专制政权一方,它将永远把民主体制视为对自己的威胁。[30]

        在这个意义上,所谓中美俄“多级世界”绝非福音,而是噩梦,因为中美之间(更严格地说是中共党国体制和以美国为代表的宪政民主制度之间)的决战势不可免,这场根子上由政权性质不同引起的国家争斗将具有你死我活的性质,没有任何妥协可能。看不到这一点或故意模糊这一点,是基辛格一类政客的根本错误。他长期被中共党国政府奉为座上宾,不是没有理由的。

        那么,怎么办?

        到此为止,本文基于经验事实和逻辑推理得出的推断,均指向川普可能接受基辛格此类建言,因为它与川普本人的认知和行为取向相吻合,也符合现实主义理论家眼中的“美国利益”;但本文的逻辑同时证明,这样一个21世纪的新霍布斯世界对人类并非福音,而是灾难,因为它在看似合理的大国妥协和“合作”过程中,给一个红色帝国的崛起创造了条件和机会。这个红色帝国虽非要重新举起列宁主义的世界革命大旗,却势必要用一套包装完美的“中国模式”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说辞挑战文明人类今天拥有的一切。[31] 根本扭转这种前景的唯一可能,是美国坚定其民主、人权的建国理想,继续担任自由世界的领导者角色,向当年抵御苏联扩张一样抵御当今红色帝国的扩展、渗透。在这里,美国总统的职责尤其重大。川普不能只是商人眼光的美国总统,而必须在美国历史和价值观方面补课。美国民主体制也面临考验,在必要时以高瞻远瞩和有力的权力制衡来弥补总统可能的过失,纠正其可能的战略错误。美国的重新强大是必要的、应该的,仅就此点而言,川普并没有错,但这个强大一定要以普世价值为前提。美国当然也应该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只要这个利益不与人类的整体利益相矛盾,而是在促进人类的整体利益。过去一个世纪美国就是这样做的,所以才赢得进步人类的广泛尊敬。

        更详细地讨论未来美国的国家战略不是本文的任务,但面对咄咄逼人的中共红色帝国的崛起,笔者以为美国应该做的事情起码包括:

        与亚洲、欧洲、澳洲和北美的盟友建立更紧密的战略联盟,共同抵御红色帝国的扩张,而不是战略收缩,重回孤立主义,若如此,将铸成历史大错。

        与俄罗斯缓和关系,但这个缓和将基于和中共党国全球博弈的立场,而非传统的民族国家地缘战略立场。普京不是习近平,他没有在意识形态上和西方一争高下的想法,他想要的只是西方对俄罗斯大国地位的承认。这种承认或部分牺牲乌克兰等东欧国家的利益,但在全球战略天平中,这种牺牲可能是必要的,因为它有助于集中力量解决全球最大的威胁。美国亦将就此摆脱两线作战的重负。

        与俄缓和关系还有助于中东问题的解决或部分解决,同时缓解欧洲的移民压力。英国“脱欧”,法、德、意等国民粹主义和排外势力的抬头均与此有关。解决移民危机对于整个欧洲的稳定是重要的,其代价则是中东地区民主化进程的推迟。

        东亚方面,坚定地遵循美国基于价值观立场对台湾作出的承诺,台湾是华人地区民主转型的典范,我们当然不能低估2300万台湾人民捍卫自身安全的意志,但两岸军力毕竟相差悬殊,战局一开,结果不难预料。而阻止战争的根本保证是加强美军在台海、南海和整个西太平洋的存在。目前美军尚有能力这样做,再过10年就很难说了。

        坚持自由贸易原则,贸易保护主义解决不了美国国内经济问题。就知识产权、公平贸易等问题和中国政府进行严肃谈判,为此不惜做好“壮士断腕”的准备。同时,应重新回到贸易与人权挂钩的政策,哪怕这会让美国消费者付出代价。中国经济和西方经济的高度捆绑已经成了西方政治决策的负资产,一直在限制民主世界的手脚,欧洲的衰落加剧了这个问题。美国需要和欧洲协商如何化解这一难题。对中国人民来说,可能发生的贸易战将影响他们的收入和日常生活,他们将要付出的是为中共党国和民族国家捆绑而产生的代价,因为当西方通过制裁或其他手段遏制中国政府的不公平交易时,中国的普通民众也会被殃及。

        以上战略举措,或许可以减缓红色帝国的崛起势头,并反过来促进中国国内的政治变化。中国能否实现民主化,是21世纪最大的政治悬念。只有中国实现了民主,世界才能真正迎来和平。然而,现实是习近平的新极权主义高压统治已经造成中国万马齐喑的可怕状态,中国的奴性文化正在新一轮个人崇拜中沉渣泛起,中共的新国家主义正在腐蚀、同化新一代“愤青”,中国的经济虽然问题重重,但并非全无转圜之地,中共对社会的控制手段仍在不断地推陈出新。总之,中共惊人的学习能力和近乎完美的独裁统治是近代以来人类历史上从未见过的现象。当然,另一方面,这个国家毕竟经历了30多年改革开放历程,民主化潜能已有巨大积累,体制内和民间仍在积蓄能量,蓄势待发,但它需要必要的条件。中国民主化首先有赖于中国人自己的努力,但它同时又是文明人类的共同任务。正因为红色帝国影响所及已经是整个世界,中国民主化的意义就不仅仅是13亿中国人民摆脱专制、获得解放的问题,而且是整个人类告别谎言、摆脱战争威胁的保证。

                           简短的结论 

   当今世界需要的不是霍布斯,而是康德。尽管多级世界符合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逻辑假设,却早已不合时宜。我们必须面对民主与专制的长期缠斗,虽然这种缠斗打着民族国家的旗号,并把二者搅在一起。根本问题是,人类倒退回丛林时代,不但是文明的耻辱,这个地球也承受不起。

        从长远看,民主必须战胜专制,这是人类在更高水平上建构共同家园的前提。无论这一天还有多远,我们必须为此努力。这里的“我们”,包括中国人,包括美国人,包括所有进步人类。10多年前,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如果一个超越国家主权的‘世界政府’或某种形式的‘全球公共权力’(这个‘全球公共权力’肯定比今天的联合国拥有更多的实质性权威)是可以想象的,那么它的第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专制主义国家彻底退出人类历史舞台”。[32]

        今天,我仍然秉持这样的理念。

(张博树: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客座教授,本刊共同主编)

[1] 见孔华润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页13 

[2] 孔华润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页258 

[3]这篇演讲的中文全文见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119974 

[4] 同上。 

[5] 专访中文全文见http://www.guancha.cn/DonaldTrump/2016_11_15_380588.shtml 

[6] 中国的第一艘航母“辽宁号”前身是苏联海军库兹涅佐夫元帅级航空母舰瓦良格号,正在建造的中国第一艘国产航母仍然采用此类航母的形制。过去20年间,俄罗斯专家参与了中国歼-10JF-17(枭龙战机)和高级教练机L-15的研发。除了以俄罗斯军工产品为基础进行再研发以外,中国也从俄国直接进口军事装备。20151月,中国空军飞行员抵达俄罗斯学习驾驶苏-35战机,中国已和俄国签订合同成批订购这种战机。中国还将购买俄罗斯的S-400导弹系统,以加强对东海、台海地区的威慑。(参见胡逢英、吴非著《俄罗斯公共外交与地缘政治》,台北,独立作家出版社2016年版,页122~125 

[7] 声明全文见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06/26/c_1119111895.htm 

[8] 关于俄罗斯大外宣和RT的情况,胡逢英、吴非的前引书有详细介绍。 

[9] 据说,川普当选的消息传到莫斯科时,正在开会的俄议会竟然全体起立鼓掌。 

[10] 见财新网20161225日报道《普京致信特朗普(川普)圣诞 俄美关系困局待解》。

[11] 同上。 

[12] http://www.voachinese.com/a/peter-navarro-US-China-Trade-2016-12-22/3647246.html

[13] 见甄炳禧《中美经贸合作竞争新态势及前景》,载《国际问题研究》2016年第1期,链接见http://www.ciis.org.cn/gyzz/2016-01/15/content_8536715.htm 

[14] 澎湃新闻:30秒看中美贸易30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65302 

[15] 华尔街见闻:“如果中美贸易战真的爆发”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76840 

[16] 陆丁《“特朗普经济学”离主流经济学究竟有多远?》,载FT中文网2016127日。 

[17] 有关链接见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602/t20160229_1323991.html 

[18] http://baike.baidu.com/view/486576.htm 

[19] http://www.china-embassy.org/chn/zmgx/zywj/lhgb/t705065.htm 

[20] https://www.ait.org.tw/zh/taiwan-relations-act.html 

[21] 见詹姆斯·霍姆斯著《红星照耀太平洋:中国崛起与美国海上战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页34~35,及李黎明、刘文祥著《新战略论》中“刘华清关于突破第二岛链的设想”,电子版链接见https://books.google.com/books?id=uGDnh6YAwR8C&pg=PA490&lpg=PA490&dq

[22] 例如,解放军退役中将、前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洪光在20161217日环球时报年会上就说:“台独”现在是岛内主流民意,而且越来越独,不可回头,2020年前发生军事冲突是肯定的,而一旦爆发台海战争,解放军很可能一举夺取台湾。见环球网有关报道《王洪光:2020年前后会爆发台海战争》http://taiwan.huanqiu.com/article/2016-12/9823878.html

[23] 有关报道见http://mt.sohu.com/20160801/n461934073.shtml 

[24] 有关报道见http://mil.news.sina.com.cn/2014-01-15/1018760176.html

[25] 见美国之音20161125日报道:简介纳瓦罗的新书《卧虎:中国军国主义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26] 同注3

[27] 见凤凰国际智库20161211日《基辛格忠告特朗普(川普):组建中美俄威权主义联盟》http://pit.ifeng.com/a/20161211/50398376_0.shtml 

[28] 美国之音20161118日《基辛格在美中关系上给新总统的建言》http://www.voachinese.com/a/trump-us-china-kissinger-20161117/3601545.html 

[29] 人民网20161216日《基辛格:中美如果对抗,世界将分裂》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6/1215/c1002-28953249.html 

[30] 有些现实主义国家关系理论家不承认政权性质对理解这个问题的重要,比如以主张“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著称的美国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就认为“无论中国实行民主并深深融入全球经济体系还是成为专制和自给自足的国家,这都无碍于它的行为表现,因为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一样在乎安全,况且霸权是任何国家确保自己生存的最佳手段”。(见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4年版,页3)这位美国学者大概没有意识到,专制统治者会为他的这类观点鼓掌。而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看,米尔斯海默的观点必须严肃批判。 

[31]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近来习近平在阐述中国外交政策时越来越多使用的一个新概念。中国外长王毅曾专门撰文鼓吹这个概念,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植根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和波澜壮阔的中国外交实践,契合各国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要进步的真诚愿望和崇高追求,有着深刻丰富的理论内涵”,“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外交高举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奋力开拓、阔步前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谱写着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新的辉煌篇章。”见中国外交部网站2016531日《携手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http://www.fmprc.gov.cn/web/wjbzhd/t1368155.shtml

[32] 这篇写于2004年的文章标题是《全球治理与民主——兼论中国民族国家战略的价值重构》,该文收入拙著《解构与建设:中国民主转型纵横谈》,香港,晨钟书局2009年版,页277~336

本文首发于《中国战略分析》季刊2017年第1期,链接见http://zhanlve.org/?p=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