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拉利：特朗普主义的过去与未来

（万维博客-老高的博客，2025-04-21 10）                    

　　对于拥抱或同情特朗普主义的人来说，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在一个没有普世价值、缺乏有效国际法约束的世界里，相互对立、实力不均的国家，究竟如何才能和平地解决它们之间必然会出现的经济、领土和权力争端？历史的答案，似乎并不乐观

　　老高按：今天与各位博友和读者分享两位历史学家对特朗普主义的分析。第一位，昆恩•斯洛博迪安，我完全不熟悉，此前从没有读过他的作品；第二位，尤瓦尔·赫拉利，我读过他的《简史》三部曲和近年出版的《智人之上》（当然都是中文译本），相对熟悉。

　　赫拉利剖析了特朗普所奉行的世界观，简明扼要，一针见血；而斯洛博迪安揭示了特朗普背后一股“不太可能联盟”的思想渊源，更为深刻。

　　当然，我“不懂历史，稀里糊涂”（这是博友读者对我的中肯评价），说得对不对，各位尽可得出自己的结论。

　特朗普主义的过去与未来：赫拉利“如果还有人对他感到惊讶，就是自欺欺人了”

　　不懂经也叔的Rust，公众号“不懂经” 2025年4月18日

　　经过多年的困惑和不确定，一个“后自由主义全球混乱”的轮廓正逐渐清晰。

　　自特朗普踏入美国政治核心舞台以来，“特朗普现象”便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和时局中的最大变量。他到底是咋回事，他到底要干什么，他到底想要什么？

　　特朗普的崛起、执政风格乃至卸任期间的持续影响力，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与困惑。这位“非典型”政治人物，其言行背后究竟蕴藏着怎样的逻辑？他的支持者又被何种力量所吸引？

　　要理解这一复杂现象，我们需要深入探究特朗普现象背后的意识形态根源，以及他本人独特的世界观。

　　最近看到两份资料。一是《哈耶克的私生子》的作者、波士顿大学历史学教授昆恩•斯洛博迪安（Quinn Slobodian），在《名利场》的访谈中，揭示特朗普背后一股“不太可能联盟”的思想渊源。

　　二是《人类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刚刚发表的一篇文章，精辟地剖析了特朗普所奉行的世界观。在赫拉利看来，特朗普的政策高度一致，世界观又如此清晰，如果至今仍有人惊讶，恐怕只能归咎于故意自欺。

　　下面我们结合这两位学者的洞见，试着勾勒出“特朗普现象”的前世今生、前因后果，它的逻辑演绎以及对未来的冲击。

 

　　一、“新融合主义”：特朗普背后“不太可能的联盟”

　　许多人认为，冷战的结束标志着资本主义的最终胜利，新自由主义的火焰从此熊熊燃烧。然而，斯洛博迪安教授指出，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他发现，并非所有新自由主义者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

　　恰恰相反，一些颇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如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默里•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与汉斯-赫尔曼•霍普（Hans-Hermann Hoppe）等人，反而深感忧虑。

　　1. 冷战后的焦虑：当“敌人”成为变色龙

　　斯洛博迪安在其研究中惊讶地发现，在这些新自由主义者看来，尽管传统意义上的“红色敌人”看似消失了，但他们所警惕的“利维坦”（leviathan，即庞大的国家机器）依然存在。社会福利国家规模庞大，各种福利项目照常运行。

　　更令他们警惕的是，一股新的“威胁”浪潮正在涌现——女权主义、环保主义、民权运动、政治正确、平权行动等等。在他们眼中，这些新兴的社会和文化运动，无非是旧敌人的新伪装，是对资本主义和经济自由构成的新挑战。斯洛博迪安写道，对他们来说，“共产主义就像变色龙”。

　　正如斯洛博迪安所观察到的，右翼人士后来常用的“文化马克思主义”、“性别意识形态”乃至近期的“觉醒”等标签，实际上都是他们用来描述这些“新敌人”的术语。

　　这种认知催生了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联盟，形成了特朗普现在背后的深层力量。

　　2. “新融合主义”的诞生与“三大硬要素”

　　面对新的“威胁”，这批思想家迫切需要新的理论武器。他们将目光投向了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及其著作《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在该书中论证了政府干预市场与个人自由的内在矛盾。

　　然而，斯洛博迪安认为，默里、罗斯巴德、霍普等人对哈耶克的思想进行了“致命的曲解”。他们不仅继承了哈耶克对国家干预的警惕，更极端地认为，只有某些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在心智上天生适合资本主义。

　　斯洛博迪安将这群人称为“新融合主义者”（new fusionists）。他指出，他们的政治主张植根于所谓的“三大硬要素”：

　　硬（天生）人性(Hard-wired human nature)：他们相信人性中存在着固有的、难以改变的等级或差异，这种差异决定了人们在市场竞争中的不同表现。

　　硬边界(Hard borders)：他们主张严格的边界控制，反对宽松的移民政策，认为外来文化和人口会稀释本国文化的纯粹性，甚至拉低整体智力水平，从而威胁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

　　硬通货(Hard currency)：他们推崇金本位或类似的“硬通货”，认为只有黄金等实体货币才能对抗政府滥发货币（他们称之为“货币社会主义”）所带来的通货膨胀和经济灾难。

　　为了支撑这些主张，他们不惜与生物学家、进化心理学家甚至种族民族主义者结成“肮脏同盟”，积极推广将种族与智商（IQ）挂钩的伪科学理论。

　　1994年出版并引发巨大争议的畅销书《智商钟》（The Bell Curve），便是他们推崇的代表作之一。这本书由查尔斯•默里和心理学家理查德•J•赫恩斯坦合著，暗示不同种族之间存在智力差异，并对社会政策产生影响。

　　3. “新融合主义”与特朗普的连接

　　这种“新融合主义”思想，虽然在主流学界备受质疑，却为后来特朗普的崛起以及他所凝聚的“本土主义右翼”（nativist right）打下了某种思想基础。

　　斯洛博迪安指出，特朗普的第一届政府内部，就充满了试图利用他来实现各自目标的、意识形态各异的人物。其中，新自由主义智库的宠儿亚瑟•拉弗（以“拉弗曲线”闻名）和史蒂芬•摩尔（曾直言资本主义比民主更重要）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是特朗普任内唯一重大立法成就——2017年大规模减税的主要推手。

　　然而，特朗普政府中也有像贸易代表罗伯特•莱蒂泽这样的人物，他们推行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如加征关税），实际上与传统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原则背道而驰。这种矛盾在特朗普可能的第二任期中或许会更加凸显。

　　更有趣的是，斯洛博迪安认为，“新融合主义”有助于理解一个看似奇怪的现象：为什么硅谷的部分科技精英会愿意与特朗普站在一起？他解释道：“这表明他们拥抱了一种——坦率地说——按智力与IQ来排名人类能力的意识形态。”

　　4. 硅谷的“智商迷恋”与“生物化信用评分”

　　硅谷精英们谈论IQ的方式，可能不像默里等人那样赤裸裸地与种族挂钩，但斯洛博迪安认为，这种对智力或能力的排序思想，依然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观念。

　　IQ作为话题：在硅谷的社群和网络论战中，IQ仍然是一个不时出现的话题，有时甚至会牵扯到种族与IQ的关联讨论。

　　代理指标：更常见的是，这种“排名”思想通过对“能力”、“效率”、“贡献”的强调，体现在具体的政策辩论中。例如，关于H1B工作签证的争论。一方（如特朗普阵营的史蒂夫•班农）可能更强调公民身份所带来的“族群归属权”；而另一方（包括一些科技领袖如马斯克）则更倾向于从经济效用出发，主张让有能力为经济做出贡献的人（无论其出身）获准入境。

　　“黄金卡”设想：特朗普提出的“黄金卡”（gold card）制度就是上述理念的一个自然延伸。按照该设想，顶尖大学（如哈佛、耶鲁）的外国毕业生，可以通过支付高额费用（例如一百万美元）留在美国，这就是是将基于能力（或学历）的筛选与经济价值直接挂钩。

　　斯洛博迪安认为，这种“移民定制”策略，实际上是用一种关于能力差异的“暗号”，来暗示其背后的等级观念，将人按某种标准（教育背景、智力、财富）划分并“标价”。

　　斯洛博迪安将这种趋势称为潜在的“生物化信用评分”，即试图用某种看似客观的、甚至与生物特征相关的标准来衡量人的价值和资格。

　　5. “硬通货”的回响：从黄金到加密货币

　　“新融合主义”的第三个硬要素——硬通货，也在当代找到了新的回响。斯洛博迪安观察到，“金本位主义者”（goldbugs）与“加密货币兄弟”（crypto bros）之间存在着令人不安的相似之处。

　　共同的动机：两者都对由国家控制的法定货币体系深感不信任，将其视为政府“无能”或“干预”的表现。他们都渴望一种独立于政府控制的价值储存和交易媒介，无论是古老的黄金还是新兴的加密货币，都被视为对抗通胀、甚至防范某种“市场末日”的终极保障。

　　乌托邦式的幻想：斯洛博迪安指出，无论是回归100％黄金储备的金本位，还是实现一个完全由加密货币驱动的经济体系，在现实中都是几乎不可能的神话。

　　这样的体系会极大地限制信贷扩张，可能导致严重的通货紧缩，扼杀经济活力。黄金和加密货币，在现实中更多是作为法定货币系统的对冲资产或投机工具存在。

　　极端的逻辑：但有趣的是，这种对“硬通货”的极端忠诚，有时会让他们拥抱可能毁灭资本主义本身的方案。斯洛博迪安形容这类似于一种“准红卫兵”倾向：意识形态的纯粹性压倒了经济理性。

　　在他们描绘的“末日景象”中，当现有金融体系崩溃后，人们可以用随身携带的金块，或者数字钱包里的加密货币，进行原始的易货交易。这是一种将人类生活简化到极致的“阴暗乌托邦”。持有这种想法的人，往往相信自己能在混乱中“事先得到证实”，并有机会廉价收购他人的资产。

　　尽管这些硬通货主义者对高度金融化、虚拟化的现代经济有着敏锐的批判（他们准确地看到了其中的荒谬之处），但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只会让问题变得更糟，无论是回归金本位还是全面拥抱加密货币。

　　6. “直接经济学”的诱惑

　　斯洛博迪安还提出了一个“直接经济学”（direct economics）的概念，来解释特朗普某些政策和行为的吸引力。他认为，“三大硬要素”——硬人性、硬边界、硬通货，都是对现代生活中过度抽象化、去物质化的反扑，试图恢复一种人们感觉正在失去的“直接感”。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人们会本能地寻求“安全避风港”。这可以是真的黄金，也可以是象征性的身份认同（如白人特权、国民身份）带来的安全感。史蒂夫•班农提出的从“股东价值”转向“公民价值”的口号，恰恰迎合了这种对“直接感”和补偿失落感的渴望。

　　特朗普深谙此道。他通过一系列“把戏”或“策略”，让支持者感受到一种“政治收益感”和直接的权力体验：

　　行政权力的运用：总统利用行政命令调整贸易政策（如加征关税），似乎只需“一挥手”就能改变国家乃至全球经济的航向。对于那些将总统视为自身意志延伸的支持者来说，这带来了巨大的赋权感。

　　直接现金补贴：疫情期间发放的、印有特朗普名字的纾困支票（被戏称为“特朗普元” Trump Bucks），让民众直接感受到来自最高领导人的“恩惠”。

　　象征性经济参与：购买与特朗普相关的meme模因币（如“特朗普币” TrumpCoin 或 “MELANIA”币），也被视为一种绕过华尔街精英、银行家、经济学家等传统权威，直接参与“经济”的方式。

　　斯洛博迪安认为，当有人提供这些“直接经济学”的途径时，人们会感到满足，觉得权力回到了自己手中，变得真切而具体。

　　二、赫拉利的警示：特朗普的“对立堡垒”世界观

　　如果说斯洛博迪安侧重于挖掘特朗普现象背后的意识形态暗流，那么尤瓦尔•赫拉利则着重分析了特朗普所展现和奉行的独特世界观。赫拉利认为，人们之所以对特朗普的政策感到惊讶，往往是因为未能理解其内在的高度一致性和清晰逻辑，甚至可以说是“故意自欺”。

　　1. 自由主义秩序 vs. 特朗普主义零和博弈

　　赫拉利首先对比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

　　自由主义世界观：将世界视为一个潜在的“双赢”合作网络。它相信人类拥有共通的体验、利益和价值，这些可以构成普世价值、全球机构和国际法的基础。合作（如全球抗疫、自由贸易）能够让所有参与方受益，冲突并非必然。思想、商品和人员的跨国流动，被视为潜在的互利机会。

　　特朗普主义世界观：将世界视为一场残酷的“零和游戏”，每一次互动、每一笔交易都必然有赢家和输家。因此，思想、商品和人员的流动本质上是可疑的，可能被用来剥削或削弱己方。国际协议、组织和法律，在他们看来，要么是某些国家用来算计另一些国家的工具，要么是一个削弱所有国家、让少数跨国精英受益的阴谋。

　　2. “堡垒世界”的蓝图与致命缺陷

　　基于这种零和博弈的认知，特朗普所青睐的替代方案是什么？赫拉利将其描绘为一幅“对立堡垒”的图景：

　　理想世界：地球被分割成一个个独立的国家堡垒，彼此之间由高耸的墙隔开——不仅是物理的墙，也包括金融壁垒、军事壁垒、文化壁垒。虽然放弃了互利合作的可能性，但特朗普和与他类似的民粹主义者声称，这将给各国带来更多的稳定与和平。

　　被忽略的历史教训：然而，这个蓝图遗漏了一个关键问题：数千年的历史反复证明，孤立的堡垒并不会安于现状。每个堡垒都会为了追求自身的安全、繁荣和权力（领土、资源），而与邻近的堡垒发生冲突。

         那么，在一个没有普世价值、没有全球机构、没有国际法约束的“堡垒世界”里，这些对立的堡垒该如何解决彼此的纷争呢？

　　3. 冲突解决方案：“弱者必须屈服于强者”

　　赫拉利指出，特朗普对此的“答案”简单而粗暴：弱者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强者的要求。依照这个逻辑，冲突之所以会爆发，完全是因为弱者拒绝接受现实、拒绝低头；因此，战争的责任永远在弱者一方。

　　解读特朗普的“怪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特朗普会将俄乌事件咎于乌克兰自身。许多人对此感到费解，甚至以为他被俄方宣传蒙蔽。

　　但赫拉利认为，更简单的解释是：在特朗普的世界观里，正义、道德、国际法都无关紧要，唯一重要的是权力对比。既然乌比俄弱，它就应该投降。既然乌拒绝投降（拒绝“和平”，在特朗普的定义里，“和平”即“投降”），那么战争的责任自然就在乌克兰。

　　格陵兰的例子：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特朗普考虑“购买”甚至“吞并”格陵兰的想法。在他看来，如果丹麦（相对弱小）拒绝将格陵兰割让给美国（相对强大），而美国随后动武，那么由此产生的一切暴力和流血，责任都在丹麦一方。

　　4. “弱肉强食”逻辑的三大弊端

　　赫拉利强调，这种“弱者屈从”的逻辑存在至少三个严重的弊端：

　　谎言被揭穿：它彻底戳破了“堡垒世界能让所有国家更安全、安心发展”的谎言。现实是，弱小的堡垒很快就会被强大的邻居吞并。世界不会变成马赛克式的独立堡垒，而是会重新组合成少数几个帝国。

　　特朗普本人也从不掩饰其帝国野心。他在国内筑墙的同时，却觊觎他国（包括盟友）的领土和资源。他对丹麦的态度就是明证——丹麦作为美国几十年的忠实盟友，在阿富汗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牺牲（按人均计算，丹麦士兵的阵亡率甚至高于美军），但特朗普不仅毫无感谢，反而希望丹麦屈从于他的意愿。

　　赫拉利直言：“他要的不是盟友，而是附庸。”

　　无休止的军备竞赛：既然没有哪个国家愿意被视为“弱者”而任人宰割，那么所有国家（无论大小）都将面临巨大的军事压力，被迫将大量资源从经济发展、社会福利等领域转移到国防上。结果是，军备竞赛不断升级，蚕食各国的繁荣，却让所有人都感觉更不安全。

　　判断强弱的困境：特朗普主义要求弱者向强者投降，但从未说明该如何准确判断谁强谁弱。历史上，国家对自己和对手实力的误判屡见不鲜，并往往导致灾难性后果。

　　* 1965年，美国坚信自己远强于北越，足以迫使对方屈服，结果却陷入战争泥潭并最终失败。如果美国当初知道自己是“弱势”一方，是否应该提前投降？

　　* 1914年，德国和俄国都自信能在短期内获胜，结果却陷入了残酷的世界大战。沙皇俄国最终崩溃，德国也因未能预见到美国的干预而战败。那么，当初究竟是德国该向俄国让步，还是沙皇该向德国投降？

　　* 在当前的东西竞争中，谁又该是那个“识时务”先行投降的一方？

　　赫拉利指出，与其陷入这种危险的零和思维，更好的选择是共同努力，寻求互利共赢。但一旦你这么想，就已经否定了特朗普主义的基本前提。

　　5. 回归旧秩序与面向新挑战的无力

　　赫拉利最后警告说，特朗普主义并非什么新鲜事物。它本质上是人类在自由主义秩序兴起之前的数千年里一直奉行的世界观——一种充满了帝国扩张、弱肉强食和无休止战争的模式。人类已经无数次尝试过这种模式，历史早已证明其最终结局。

　　更糟糕的是，在21世纪，这种“对立堡垒”的世界观不仅要面对传统的战争威胁，还要应对气候变化、失控的人工智能等全新的全球性挑战。这些挑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单独解决，它们迫切需要强有力的国际合作。

　　然而，特朗普主义的世界观，恰恰否定了这种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对于气候变化和人工智能的潜在风险，特朗普及其追随者往往采取否认或忽视的态度。

　　结语：看清轮廓，预备未来

　　自特朗普当选以来，人们对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稳定性充满了忧虑。经过多年的困惑和不确定，一个“后自由主义全球混乱”的轮廓似乎正逐渐清晰：自由主义者眼中的“合作网络”正在被特朗普式的“对立堡垒”所取代；世界各地纷纷筑起高墙、升起吊桥。

　　从斯洛博迪安对“新融合主义”意识形态根源的挖掘——那种对“硬人性”、“硬边界”、“硬通货”的执念，对智力/能力排序的迷恋，以及对“直接经济学”的运用，到赫拉利对“对立堡垒”零和世界观及其危险后果的剖析，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特朗普现象”的复杂性及其潜在破坏力。

　　如果这条路线继续下去，短期内可能带来更多的贸易战、军备竞赛和地缘政治冲突；从长远来看，其最终结局可能是全球性的冲突、生态的崩溃以及技术的失控。

　　正如赫拉利所言，我们可以为此感到悲伤和愤怒，并努力扭转这一趋势，但我们或许再也没有理由对此感到惊讶了。

　　对于那些拥抱或同情特朗普主义的人来说，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在一个没有普世价值、缺乏有效国际法约束的世界里，相互对立、实力不均的国家堡垒，究竟如何才能和平地解决它们之间必然会出现的经济、领土和权力争端？

　　历史的答案，似乎并不乐观。

 

娜奥米·克莱因等:末世法西斯主义的崛起

 （微信， 2025年04月18日，原载2025年4月13日 英国《卫报》，作者娜奥米·克莱因（Naomi Klein）、阿斯特拉·泰勒（Astra Taylor）

                    极右翼的主导意识形态，已经演化为一种怪物般的生存至上主义。

                         我们的任务，是建立起足以阻止它的反击运动。

       多年来，企业城邦运动一直在推动一个极端的理念：富有而厌恶纳税的人应该干脆脱离国家，去建立自己的高科技封地——无论是在国际水域上的人工岛上建立新国家（即“海上定居”计划），还是像“普罗斯佩拉”（Próspera）那样的“自由城市”，一个结合了封闭社区和狂野西部风格医疗SPA的地方，位于洪都拉斯的一座小岛上。

       尽管得到了风投巨头彼得·蒂尔（Peter Thiel）和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的支持，这些极端自由意志主义的梦想却一直难以推进：事实证明，即使可以少交税，大多数有自尊的富人其实也不想住在漂浮的石油平台上；而“普罗斯佩拉”虽然适合度假和做些身体“升级”，其“超国家地位”目前也正在被法庭审查。

       然而，就在这场企业分裂主义运动还属边缘不久，它突然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了全球权力核心的门口，且门扉大开。

       这种转机的第一个信号出现在2023年——当时正在竞选的唐纳德·特朗普毫无征兆地提出，要通过一场竞赛，在联邦土地上建立10个“自由城市”。这一试探性提议在当时几乎没引起什么注意，被淹没在每日不断爆出的离奇言论中。但自从新一届政府上任以来，梦想建立“私人国家”的人们便开始了密集的游说攻势，誓要把特朗普的承诺变为现实。

       “华盛顿现在的能量简直令人振奋，”普罗斯佩拉的幕僚长特雷·戈夫（Trey Goff）在一次国会山之行后兴奋地表示。他声称，一整套为企业城邦铺路的立法，将在年底前准备就绪。

       受到政治哲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的理论扭曲解读的启发，戈夫、蒂尔和投资人兼作家巴拉吉·斯里尼瓦桑（Balaji Srinivasan）等人一直在倡导所谓的“退出”（exit）理念——即认为有能力的人有权利脱离公民义务，特别是税收和管制。他们重塑并重新包装了帝国时代的特权幻想，梦想将国家肢解，把世界划分为超级资本主义、无民主约束的避风港，由超级富豪独裁统治、由私人雇佣兵保卫、人工智能机器人服务、加密货币融资。

       有人可能会认为，特朗普作为一个打着“美国优先”旗号当选的民族主义者，竟然对由亿万富翁统治的主权飞地表示支持，这本身是自相矛盾的。尤其是当“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派代言人、民族主义者史蒂夫·班农与这些亿万富翁爆发激烈争执，称他们是“技术封建主义者”，根本“毫不在乎人类，更别说国家”时，这种矛盾显得尤为突出。而特朗普阵营这个勉强拼凑的联盟内部的确存在裂痕，最近在关税政策上的争吵已近沸点。但即便如此，这些表面上看似矛盾的愿景，实则并非完全不可调和。

       “创业国家”这派人显然预见了一个充满冲击、匮乏与崩溃的未来。他们构建的高科技私人领域，本质上是加固的逃生舱，为少数人提供奢侈的资源与“人类优化”的机会，让他们自己和子女在日益野蛮的未来中占据优势。直白地说：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正在为世界的终结做准备——而且，他们自己正是疯狂加速这个终结的那批人。

       这与当前横扫全球极右翼势力的另一种大众化愿景——“堡垒国家”——其实也并无本质不同。无论是在意大利、以色列、澳大利亚还是美国，这些公开鼓吹种族主义的政治运动，正将本国定位为财富相对优越的“武装碉堡”。这些堡垒国家在驱逐和监禁“无用人口”方面冷酷无情（哪怕这意味着无限期地将人关押在马努斯岛或关塔那摩这样的“超国家”惩戒殖民地），在掠夺土地和关键资源（如水源、能源、重要矿产）以迎接未来冲击方面，同样毫不手软。

       尽管这种趋势延续了右翼政治中的长期倾向……我们却从未见过如此强烈、如此根植于政府之中的末世意识形态。

       有趣的是，恰逢一度世俗化的硅谷精英们突然集体“归信基督”，这些看似技术驱动或民族主义的幻想——无论是为少数精英开通的“优先登机通道”式企业国家，还是大众化的“末日堡垒国家”——都与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所信奉的《圣经》末世论惊人相似：信徒升入天堂黄金城，罪人留在地球面对末日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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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回应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我们必须正视一个现实：我们面对的对手，已不再是以往熟悉的那些敌人。我们正在面对的是末世法西斯主义。

       小说家、哲学家翁贝托·埃科（Umberto Eco）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回忆起他在墨索里尼统治下的童年时光时指出，法西斯主义通常拥有一种“世界末日情结”——执着于在一场终极之战中彻底消灭敌人。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欧洲法西斯主义依然有一个“彼岸”：在血雨腥风之后，为其“内群体”描绘的是一个和平、田园、净化后的黄金时代。而如今，这种幻想已经不复存在。

       面对我们这个真正充满生存危机的时代——从气候崩溃到核战争，从飙升的社会不平等到失控的人工智能——当代极右翼运动虽然在经济和意识形态上都在加剧这些威胁，却完全没有提供一个值得期待的未来图景。它们唯一能向普通选民提供的，是一个个对过往幻象的粗糙翻炒，以及对一个日益扩大的“非人化他者”群体进行统治与羞辱所带来的施虐快感。

       于是我们看到，特朗普政府持续不断地输出真假难辨的宣传内容，这些内容的唯一目的，就是满足这种政治色情的欲望。比如，那段将被镣铐束缚的移民押送上驱逐航班的视频，配上锁链碰撞与手铐上锁的声音，被白宫官方X（前推特）账号贴上“ASMR”的标签，仿佛这是用来舒缓神经系统的音频；又如，白宫账号发布一则消息，说哥伦比亚大学亲巴勒斯坦营地的一名美国永久居民马哈茂德·哈利勒被拘捕，并附上幸灾乐祸的标题：“SHALOM, MAHMOUD”；又如，国土安全部长克里斯蒂·诺姆（Kristi Noem）不断制造出“施虐时尚”风格的媒体镜头：骑在马背上巡视美墨边境、站在萨尔瓦多拥挤的牢房前、或手持冲锋枪在亚利桑那逮捕移民……

       在这个灾难不断升级的时代，极右翼的主导意识形态已经演化为一种怪物般的生存至上主义。

       诚然，它的邪恶令人恐惧。但它同时也为反抗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在如此规模上押注末日、投资自己的“避难所”，本质上是对我们彼此之间最基本的责任的背叛——对我们所爱之子女的背叛，对我们与地球上所有生命共享家园的背叛。这种信仰体系核心是种族灭绝，是对这个世界的奇迹与美丽的背叛。我们相信，越多人认清右翼如何沉溺于末日情结，就越多人愿意奋起反抗——因为如今，一切都岌岌可危。

       对手深知紧急时代已至，却选择拥抱致命的自私幻想。他们已经信奉了各种“种族隔离式”的堡垒安全幻象，选择让地球燃烧。

       我们的任务，是建立一场广泛而深厚的运动——它必须既是政治的，也是精神的，必须强大到足以阻止这些已经疯狂的叛徒。这场运动必须植根于我们彼此之间坚定的承诺、跨越诸多差异与分歧的团结，以及对地球家园的忠诚。

       不久之前，主要是宗教原教旨主义者才会以兴奋和狂喜迎接世界末日的迹象，把这视为期盼已久的“末世被提”（Rapture）的到来。而如今，特朗普却把关键职位交给了那些信奉这种火与硫磺教义的人，其中不少是基督教锡安主义者。他们把以色列为扩张领土而动用毁灭性暴力的行为，并非视作非法暴行，而是视为“喜兆”——说明圣地已越来越接近弥赛亚重返人间的“末世条件”，而信徒也将因此迎来他们的“天国”。

       新任命的驻以色列大使迈克·赫卡比（Mike Huckabee）与基督教锡安主义关系密切；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亦然。克里斯蒂·诺姆和现任预算管理办公室主任、Project 2025 计划设计者拉塞尔·沃特（Russell Vought），则都是基督教民族主义的坚定鼓吹者。甚至连彼得·蒂尔（Peter Thiel）——这位以同性恋、纸醉金迷派对闻名的科技大佬——最近也被听到在谈论“敌基督”的降临（剧透一下：他觉得是格蕾塔·通贝里，后面会讲到）。

       但要成为一个“末世法西斯主义者”，并不需要你是圣经原教旨主义者，甚至不需要你是宗教人士。如今，许多世俗的权势人物也接受了这样一种未来剧本：世界将因自身重负而崩塌，而一小撮“天选之人”则将在方舟、地堡和“自由之城”等各类堡垒中存活并繁荣。

       在2019年一篇题为《被抛下的世界：未来狂热者、末日准备者与地球的抛弃》（Left Behind: Future Fetishists, Prepping and the Abandonment of Earth）的论文中，传播学者莎拉·T·罗伯茨（Sarah T. Roberts）与梅尔·霍根（Mél Hogan）描述了这种“世俗版被提”的渴望：“在加速主义者的想象中，未来不是关于减灾、节制或修复，而是一场奔向终局的政治。”

       埃隆·马斯克，就是这种“内爆式未来观”的典型代表。他与蒂尔在PayPal期间共同暴富，如今却将目光投向浩瀚星空，似乎只看到用自己的太空垃圾填充那黑暗太空的机会。尽管他曾因警示气候危机与AI风险而获声誉，但如今，他与他那被称为“政府效率部”（Doge）的亲信们，不仅削减环境监管，还整个裁撤监管机构，目的显然是用聊天机器人取代联邦公务员。

       对马斯克而言，谁还需要一个正常运转的国家？只要外太空——如今据称是他唯一的执念——在召唤？火星，已经成了他眼中的世俗方舟。他声称，这颗红色星球是人类文明生存的关键，也许要通过将人类意识上传给“通用人工智能”来实现。

       曾部分启发马斯克的科幻小说《火星三部曲》作者金·斯坦利·罗宾逊（Kim Stanley Robinson）毫不留情地批判了这种幻想：这“不过是一种道德灾难，制造了我们可以摧毁地球但自己依然可以幸存的错觉。完全不成立。”

       就像那些渴望脱离肉体存在的宗教末世论者一样，马斯克要让人类成为“多星球物种”的冲动，根源是他对这个星球多物种生命奇观的根本漠视。他显然对眼前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缺乏兴趣，也无意保障地球的多样性持续繁盛。于是，他把巨额财富投入到一个未来图景中：一小部分人类和机器人将在两个荒凉星球上勉强求生——一个是资源枯竭的地球，另一个是人工改造的火星。

       实际上，这是一种对《旧约圣经》诺亚方舟故事的怪异翻版：马斯克和他的科技亿万富翁同伴，已将自己奉为上帝，不仅要建造方舟，似乎还在尽力引发洪水。

       今天的右翼领导人与他们富有的盟友，不只是像“灾难资本主义”那样利用危机、推行休克主义政策，而是一边制造灾难，一边为灾难做好准备。

       那么，MAGA基层群众怎么办？并非所有人都有足够的信仰真诚相信“被提”，而且大多数人显然没有足够的钱买一个“自由城市”的位置，更不用说登上火箭了。但是别担心。末日法西斯主义提供了许多更实惠的方舟和堡垒，这些对低级别步兵来说触手可及。

       听一听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的每日播客——号称MAGA阵营的头号媒体平台——你将被单一的信息狂轰滥炸：世界正在下坠，异教徒正在冲破防线，最后的大战即将来临。准备好吧。

       当班农切换到为广告商推销产品时，这种“末日准备者”信息就变得格外强烈。他告诉听众：买入Birch Gold吧，因为过度举债的美国经济即将崩溃，银行靠不住。囤积“My Patriot Supply”的即食食品。用居家激光制导系统练习射击。最不该做的事，就是在灾难来临时指望政府——他提醒听众（没明说的是：尤其在“Doge男孩们”正把政府拆分拍卖的当下）。

       “末世法西斯主义”是一种黑暗而狂欢的宿命论，它是那些宁愿欢庆毁灭、也无法想象没有至上地位的人们的最后避难所。

       当然，班农并不只是鼓动听众自建地堡。他还描绘了一幅美国自身就是一个地堡的图景：移民执法局（ICE）特工在街头、工作场所、大学校园巡逻，将那些被认定为“美国政策和利益敌人”的人秘密逮捕并消失。这个“地堡化国家”正是MAGA议程的核心，也是“末世法西斯主义”的逻辑核心。在这种思路中，首要任务就是强化国家边界，清除一切内外敌人。 

       这项丑陋的工作如今正在进行中。在最高法院的默许下，特朗普政府已援引《外国敌人法》（Alien Enemies Act），将数百名委内瑞拉移民驱逐至萨尔瓦多臭名昭著的超级监狱Cecot。这座监狱会剃光囚犯的头发，把多达100人关进一间简陋牢房，只有赤裸裸的铁床，且运作在三年前由该国“加密信徒”兼基督教锡安主义者总统纳伊布·布克尔（Nayib Bukele）宣布的“紧急状态”之下——一个剥夺公民自由的例外状态。

       布克尔提议为美国提供类似的“按件计费”服务——也就是说，美国政府可以把公民塞进一个“司法黑洞”。特朗普被问及这一提案时说：“我太喜欢这个了。”这也难怪：Cecot其实正是“自由之城”幻想的病态逻辑终点——一个一切皆可售卖、法治完全失效的地带。

       我们应该预期，这样的虐政场景还会越来越多。在一场令人不寒而栗的公开演讲中，代理ICE局局长托德·莱昂斯（Todd Lyons）在2025年边境安全博览会上宣称，他希望驱逐行动能采取更具“商业导向”的方式，“就像亚马ghg那样，但运输的是人类”。

       如果说，守卫“地堡国家”的边界是“末世法西斯主义”的首要任务，那么第二项同等重要的任务就是：让美国政府主张对未来所需资源的控制权，以保障‘受保护公民’能在危机中活下来。可能是巴拿马的运河，也可能是格陵兰快速融化的航线、乌克兰的关键矿产，或加拿大的淡水资源。与其说这是传统的帝国主义，不如说是国家层面的超级末日准备行动。

       那些曾经为殖民主义遮羞的“传播民主”或“传扬上帝之道”的借口如今不复存在。当特朗普用贪婪的目光扫视全球，他在干的就是——为文明崩溃做囤货。

       这种“地堡思维”也有助于解释JD·万斯（JD Vance）对天主教神学的那些争议性引用。这位副总统候选人，在某种程度上靠着最大末日准备者蒂尔的金钱支持而扶摇直上。他在福克斯新闻上解释道，根据中世纪基督教的“爱之秩序”（ordo amoris）理论，爱是有先后顺序的：“你先爱你的家人，然后是邻居，然后是你的社区，然后是你国家的同胞。只有在那之后，你才可以考虑世界其他人。”（当然，也可以不考虑，正如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所展现的那样。）

       换句话说，我们不欠地堡之外的任何人任何东西。                                        

       虽然“末世法西斯主义”继承了右翼一贯的排外倾向——为仇恨性的排斥辩护早已不是新鲜事，尤其在种族民族主义语境下——但我们此前从未在政府中见过如此强大、系统性的“末日主义”思潮。冷战后那个自鸣得意的“历史终结”时代，正迅速被另一种信念所取代：我们正身处真正的末日时刻。

       “Doge”团队也许打着“经济效率”的旗号，马斯克的手下则让人联想到曾为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制定经济休克疗法的“芝加哥男孩”。但眼下的局势早已不再是旧时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的联姻。这是一场崇拜金钱的千禧年式混合体，声称要彻底摧毁官僚系统、用聊天机器人取代人类，以“减少浪费、欺诈与滥用”——同时也因为官僚体系被视作特朗普的“敌魔”藏身之地。这就是技术宅男（tech bros）与神权兄弟（TheoBros）的交汇点：后者是一群极端父权主义的基督教至上主义者，与特朗普政府中的皮特·赫格塞斯（Hegseth）等人关系密切。

       和所有形式的法西斯主义一样，当下的“末世综合症”也跨越了阶级界限，把亿万富翁与MAGA基本盘捆绑在一起。几十年来，经济压力不断加剧，再加上精密且持续的宣传攻势，成功挑动工人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导致大量民众产生一种合理的恐惧感：无论你囤积多少月的即食粮食，仍无力抵挡四周世界的崩解。但“末世法西斯主义”提供了情感补偿：你可以为平权法案和DEI（多样性、公平与包容）政策的终结喝彩，为大规模驱逐移民叫好，享受变性者失去性别肯认医疗的过程，将教育工作者和医护人员妖魔化（因为他们“自以为懂得比你多”），并为环保和经济监管的消亡欢呼——只因为这些事能“气死自由派”。

       末世法西斯主义是一种黑暗而盛大的宿命论狂欢——是那些宁愿庆祝毁灭、也不愿设想没有至上地位的生活的人的最后避难所。

       这也是一个自我强化的下行螺旋：特朗普对所有原本旨在保护公众免受疾病、不安全食品和自然灾害的体制展开疯狂攻击——甚至连提醒公众灾难来临的机制也遭破坏——进一步强化了高端与草根阶层对“末日准备主义”的信仰，同时也为支持这种高速“社会—监管国家解体”的寡头们创造了更多私有化与牟利的机会。

       早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伊始，《纽约客》就调查过一个被称为“超级富豪的末日准备”现象。那时就已经明显，在硅谷和华尔街，越来越多的生存至上主义者为应对气候灾难和社会崩塌，开始购买专门建造的地下地堡，或在夏威夷等高地建造“逃生住宅”。（扎克伯格在夏威夷的5000平方英尺地下室就被他轻描淡写地称为“一个小避难所”）蒂尔则在新西兰购入近500英亩土地，计划建造豪华生存主义基地，但因“破坏景观”在2022年被当地政府否决。

       这种“千禧年末日主义”与硅谷的一整套知识潮流密切相关——它们共同构建出一种“世界即将毁灭、必须开始做出艰难选择”的末日逻辑，决定哪些人类群体可以被“拯救”。“超人类主义”是其中一种思想，涵盖从人机“微增强”到“将人类智能上传至人工通用智能”的幻想。还有“有效利他主义”和“长远主义”，这两者都跳过了现实的再分配方案，而采用“成本-效益”逻辑，声称要“在更长时间尺度上尽最大善”。

       这些理念虽然表面看似良善，实则充斥着对哪些人类“值得拯救与增强”以及哪些人群“可以牺牲”的种族主义、能力歧视与性别歧视偏见。而它们的共同点还在于对当下危机根源的解决毫无兴趣——这本应是一个理性且负责任的目标，但如今却被越来越多“精英”主动抛弃。

       例如，马阿拉歌常客安德森·霍洛维茨以及其他人，放弃了“有效利他主义”，转而拥抱所谓的“有效加速主义”：即不设防地推进科技发展，任其狂奔。

       与此同时，一些更加黑暗的哲学也在扩张其受众，比如程序员柯蒂斯·亚尔文（Curtis Yarvin）提出的新反动主义（neoreaction）与支持君主制的言论（他是蒂尔的又一位智识偶像），或“生育主义”运动对“西方婴儿数量激增”的执着（这是马斯克的又一痴迷），还有巴拉吉·斯里尼瓦桑（Balaji Srinivasan）鼓吹的“科技锡安主义”式旧金山——一个由企业忠诚者与警察联合建立、政治上清洗自由派、最终走向“联网种族隔离国家”的梦想。

       正如AI学者蒂姆尼特·盖布鲁与埃米尔·P·托雷斯指出的：这些貌似新奇的意识形态“实则是第一波优生学的直系后代”，那时也是一小撮人类自认为有权决定哪些部分应当延续，哪些应被淘汰、清除或终结。直到最近，外界几乎无人关注。正如在普罗斯佩拉（Próspera）自由城，那里的成员已经可以试验诸如将特斯拉车钥匙植入手掌的人机融合概念一样——这些曾被视作硅谷富人业余爱好的边缘思想，如今已不再边缘。

       推动“末世法西斯主义”魅力迅速增长的，还有三大现实事件：

       1.气候危机。虽然仍有名人公开否认或淡化威胁，但全球精英——他们的滨海地产与数据中心正面临高温和海平面上升的威胁——早已深知这个日益恶化的世界的复杂危机。

       2.疫情。流行病模型早已预测，全球高度互联的社会终将迎来毁灭性大流行，而疫情的真正到来，使得许多有权有势者相信，我们确实已进入美国军方称之为“后果时代”（Age of Consequences）的阶段——不再是预言，而是现实。

       3.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与部署。这组技术早已与“AI 反噬人类”的科幻恐惧绑定在一起，而最担忧这些风险的，正是开发这些技术的人。

       所有这些生存危机，都叠加在核武国家间日益紧张的局势之上。

       这并非什么妄想症。我们很多人都强烈感受到系统崩解的临近，以至于只能靠幻想末日地堡中的生存版本来自我安慰，沉浸在Apple的《锡楼》（Silo）或Hulu的《天堂》（Paradise）中。

       正如英国学者、编辑理查德·西摩在新书《灾难民族主义》中提醒我们的那样：“末日并非幻想，我们已经身处其中：从致命病毒到土壤流失，从经济危机到地缘政治混乱。”

       我们所面对的势力，已经与大规模死亡达成了和解。对这个世界及其人类和非人类的居民而言，他们已构成背叛。

       特朗普2.0时代的经济计划，是一个由驱动这些威胁的产业拼接而成的“弗兰肯斯坦怪物”——化石燃料、武器、对资源贪得无厌的加密货币和人工智能。这些领域的所有参与者都心知肚明：要建造出AI所承诺的那个人工镜像世界，必须以牺牲现实世界为代价——因为这些技术消耗的能源、关键矿物和水资源过于庞大，两者不可能和平共存。

       本月，谷歌前高管埃里克·施密特向国会承认，AI“深远的”能源需求将在未来几年翻三倍，其中大部分将来自化石燃料，因为核能的扩展速度根本赶不上。他解释说，这种焚烧地球的消费水平，是为了实现一种“高于”人类的智能——一个从我们放弃的世界灰烬中升起的数字神明。

       但他们的担忧，并非针对他们所引发的那些真实威胁。让这些紧密勾连的行业领袖夜不能寐的，是文明突然觉醒的可能——是各国政府采取严肃而协调一致的行动，在为时已晚之前，约束这些“失控行业”。在他们那不断膨胀的利润视角中，末日并不是崩溃，而是监管。 

       他们的利润依赖于对地球的毁灭，这也解释了为何那些本来还披着“慈善”外衣的高层话语，正在转变为对“人类之间彼此有所义务”这一观念的公开蔑视。硅谷已不再信仰利他主义，不管“有效”与否。Meta的扎克伯格怀念一个“庆祝侵略”的文化；帕兰提尔科技（Palantir）联合创始人、与彼得·蒂尔关系密切的亚历克斯·卡普则指责那些质疑美国优越性和自动化武器系统（以及与之相关的军火合同）的批评者是在“失败地自我鞭挞”；而马斯克在与乔·罗根的对谈中更直言：“同理心是西方文明的根本弱点。”在未能通过收购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选举后，他抱怨说：“越来越明显，人类只是数字超级智能的生物引导程序。”也就是说，我们人类不过是他所拥有的AI产品Grok的燃料而已。（他确实曾宣称自己是“黑暗MAGA”，而他也并不是唯一的一个。）

       在干旱而饱受气候压力的西班牙，一个呼吁暂停新数据中心的组织名为“Tu Nube Seca Mi Río”（你的云干涸了我的河）。这个名字十分贴切，不只是对西班牙而言。

       一种难以言喻的悲惨抉择正在我们的眼前悄然完成，且并未征得我们的同意：机器胜于人类，无生命胜于生命，利润高于一切。令人震惊的是，大科技公司的超级巨头们已经迅速撤回了他们的“零排放”承诺，并纷纷站到特朗普一边，誓要将这个世界真实而宝贵的资源与创造力，献祭于一个吸血的虚拟世界的祭坛之上。这是最后一场世纪大劫，他们正在为自己召唤出的风暴做好准备——并会极力抹黑、毁灭任何阻挡他们的人。

       看看副总统万斯最近的欧洲之行，他在那儿训斥各国领导人因担忧AI导致的大规模失业而“优柔寡断”，同时又要求纳粹和法西斯言论在网上不受限制地传播。有一次他顺口开了个玩笑，想博得一笑，却无人响应：“如果美国民主能经受住格蕾塔·通贝里的十年训斥，你们也能熬过马斯克的几个月。”

       他这番话，呼应了他的同样缺乏幽默感的恩主蒂尔。在最近几场访谈中，蒂尔多次把那位不屈不挠的年轻气候行动者比作“敌基督”——他警告说，对方带来了一个关于“和平与安全”的虚假信息，正如圣经中对敌基督的预言那样。“如果格蕾塔让地球上每个人都骑自行车，也许这能解决气候变化，”蒂尔阴沉地说，“但这不过是从油锅跳进火坑罢了。”

       为什么是格蕾塔？为什么是现在？部分原因显然是对监管蚕食他们超级利润的末日恐惧：在蒂尔看来，通贝里及其盟友呼吁的基于科学的气候行动，只能由"极权国家"来执行，而这比气候崩溃更可怕（他最痛苦的想象是：那样的国家税太高了）。但也许，还有其他东西让他们害怕：她对这个星球的坚定承诺，对所有生命形式的守护——不是对AI生成的世界模拟，也不是对“哪些生命值得存在”的优先排序，更不是对那些末日法西斯们推销的太空逃逸幻想的迷恋。她选择留下，而末日法西斯们，至少在他们的幻想中，早已离开了这个世界——要么藏身于奢华掩体，要么升华到数字以太空间，要么直奔火星。

       在特朗普连任不久后，我们中的一位曾采访过歌手Anohni，她是少数尝试用艺术回应这个世界的死亡冲动的音乐人之一。当被问及，是何种联系将那些掌权者对焚毁地球的容忍，与对女性和像她这样的跨性别者身体自主权的剥夺结合在一起时，她借用了自己的爱尔兰天主教成长背景作答：“我们正在上演并具象化的是一个极其古老的神话。这是他们的‘末日显现’（Rapture）的顶点。他们正通过这一切逃离生命的丰盈循环。他们正在逃离‘母亲’。”

       我们该如何打破这场末日狂热？

       第一步，我们必须彼此搀扶，共同直面这股极右力量所陷入的堕落深渊。在继续前行之前，我们必须看清一个简单而残酷的事实：我们所对抗的，不仅是一种已经放弃自由民主承诺的意识形态，更是一种放弃了我们共同世界宜居性的意识形态——它已对这个世界的美、人类、孩子以及其他物种失去信念。我们面对的力量，已经与大规模死亡达成了和解。他们背叛了这个世界，以及居于其中的一切生命。

       第二步，我们要用一个更好的故事反击他们的末日叙事——一个关于如何在未来艰难时刻中共存、不落下任何一个人的故事。一个足以抽干末日法西斯哥特式魅力、并动员起为集体生存愿意付出一切的运动的故事。一个不是关于“末日”的故事，而是关于“更好时光”的故事；不是关于“分裂与优越”的故事，而是关于“互依与归属”的故事；不是关于“逃离”，而是关于“留下”、关于对我们所处的动荡现实保持忠诚的故事。

       这种基本情感，其实并不新。它在原住民宇宙观中居于核心，在泛灵信仰中也占据中心地位。只要追溯得足够久远，几乎每一个文化与信仰体系中，都有尊重“此地神圣性”的传统，而非追逐某个虚无缥缈的“应许之地”。在东欧，在法西斯和史达林主义的双重毁灭降临之前，犹太社会主义工人联盟（Bund）就曾围绕“此地性”（Doikayt）这一意第绪词汇组织运动。作家莫莉·克拉布艾波（Molly Crabapple）即将出版一本关于这段被遗忘的历史的书，她将Doikayt定义为“在他们生活的地方争取自由与安全的权利，藐视那些想要他们灭绝的人”——而不是被迫逃往巴勒斯坦或美国。也许我们今天需要的，是对这一理念的现代普遍化：坚定维护对这个病重星球“此地性”的权利，对脆弱肉体的权利，对无论身在地球何处都应有尊严地生存的权利——即便未来的震荡迫使我们迁徙。“此地性”可以是流动的，不依附于民族主义，根植于团结，尊重原住民权利，并超越国界。

       这样的未来，也需要属于它自己的“末日”——但那将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终结与启示。正如警察制度研究者罗宾·梅纳德（Robyn Maynard）所说：“为了让地球性星球生存成为可能，这个世界的某些版本必须终结。”

       我们已经抵达一个选择点：不是选择我们是否将面临末日，而是选择这场末日将采取何种形态。行动姐妹阿德里安娜·玛丽与奥图姆·布朗在她们命名得恰如其分的播客《如何在世界末日中幸存》中，最近谈及这一点。在这个时刻，当末日法西斯正全方位发动战争，我们需要建立新的联盟。但阿德里安娜呼吁我们不要问：“我们是否拥有相同的世界观？”而是问：“你的心是否还在跳动？你是否打算活下去？那就跟我们一起走，其余的我们之后再说。”

       若我们真想与这些末日法西斯抗衡，必须建立起一个多元却赤诚的、爱地球的信仰者共同体：对这个星球、对其人民与生物、对我们所有人仍可能拥有的可居未来，充满忠诚。忠于此地。如同Anohni那句关于她如今所信仰的女神的话语：“你是否停下过脚步，想过——这或许正是她最棒的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