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美国医疗保健系统为何引发众怒

 （加美财经，12/13/2024）

原载“美国华人杂谈”网站Justicepatch.org

       按：美国的医疗系统为五大精英集团（医生、医院、制药、医保和律师）所绑架。美国应该学习台湾、日本等地的成功经验

       最近联合健康保险首席执行官布莱恩·汤普森(Brian Thompson)被枪杀的事件在网上引起热议，据报道，嫌疑人路易吉·曼吉奥内(Luigi Mangione)的主要动机很可能是美国医疗体系的不公正。他本人患有严重的背痛，而管理着逾5000万美国人的联合健康保险以拒绝理赔而著称。

        在社交媒体上，一些人为枪手辩护甚至欢呼，许多人开始倾诉对医疗保险费用居高不下的不满，跟医疗保险公司扯皮的沮丧和愤怒。汤普森的讣闻帖子收获了几万个“哈哈”就是证明。

        在我看来，这种关注来得太晚：今年6月，《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文章《美国人为了各种物价感到愤怒，但他们愤怒的对象完全搞错了》引起了我的共鸣，文章指出，美国人最应该关心的不是鸡蛋和麦当劳的价格，而是大额固定成本，即我们常说的“三座大山”：住房、医疗和儿童保育。在中文社交媒体上，这些固定支出也常被戏称作是“呼吸费”。

        遗憾的是，在这两个选举周期里，这些巨额支出经常被两党政客忽视，选民因此也不再将它们列为首要任务，但事实上，这些成本不断侵蚀中产阶层的储蓄，蚕食民众的幸福感。

        曼吉奥内在被捕后传出的宣言部分反映了许多美国人的愤怒情绪。他写道，随着联合健康保险公司市值的增长，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却没有增长。他的宣言还谴责那些“继续滥用我们的国家以牟取暴利的公司，因为美国公众允许他们逍遥法外”。

        一个可以感知的现状是，所有人都觉得已经花了不菲的医疗费，但获得的医疗服务和支出不成正比。我自己跟联合健康保险的交道也绝对谈不上愉快，我因为腰痛需要接受MRI检查，但保险公司拒绝了我的理赔要求，我和客服打了十几个小时的电话，但最终为了尽快获得治疗而决定自费检查。

        我相信在美国，有数百万人有过类似的经历，而且再怎么不爽也很难找到更好的选项，美国最主流的医疗保险就是联合健康、Elevance（Anthem BCBS的母公司）、凯泽永久(Kaiser Permanente)、Centene和信诺(Cigna)这几家，它们作为营利性公司，主要是向华尔街、而不是患者负责。

       统计数字支持这种情绪：医疗保健在美国是个5万亿的产业，美国在医疗服务上的花费占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7%，医疗自付负担逐年增加，根据通货膨胀率调整后，目前为每人每年1400美元。

        这里的保险费用更高。这里的处方药价格更高。这里的手术费用更高。这里的急诊费用更高。这里的行政成本很高。这些成本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是经合组织平均水平的两倍，但在预期寿命、可预防住院率、自杀率和产妇死亡率这些关键指标上表现非常差，可以说，美国人总体来说很不健康。

 

        与此同时，美国人对医疗保健系统也非常不满。盖洛普12月6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对美国医疗保健质量的正面评价现在处于2001年以来的最低点”。健康政策机构KFF总结称，在2023年民意调查中，58%的成年人在过去12个月内遇到过医疗保险问题，其中有一半人无法解决问题。

        此外，受访者表示，光是支付保险费对他们来说也非常困难。

        这些障碍不仅仅只是给病人和家属带来不便，它们会对患者的健康产生真正的影响，对家庭带来巨大的痛苦。根据两党非营利性医疗保健研究基金会联邦基金(Commonwealth Fund)8月份的一项研究，高额的免赔额和共付额导致近四成工作年龄成年人推迟看医生和开处方。   

        该研究称，那些接受治疗的人可能会背上医疗或牙科债务，近三分之一的工作年龄成年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这种体系甚至做到了在一定程度上连富人都会深感委屈。民调专家迈克尔·佩里(Michael Perry)对《纽约时报》说，几年前，他会听到消费者对医疗保险的看法不一，一般来说，较富裕的人对他们的保险计划评价较高。他说：“我再也听不到这种说法了。再多的钱也买不到好保险。”

        美国的医疗保健昂贵、复杂、效率低下、濒临崩溃，问题千头万绪，恐怕几十本书也难以穷尽。

        我们先说一点：也许你厌恶医疗保险公司，对年薪1000万的公司CEO被枪杀也很难生出同情，但这是集体的失败，很难找出一个行业能对美国医疗的失败负责。

                                                让人分心的指责游戏

        在现代美国医疗保健体系的初期，构成医疗部门大部分的私营企业是盟友。

        美国健康保险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与就业挂钩，事实上，美国是唯一一个拥有雇主提供的健康保险的发达国家。大部分非老年人是通过雇主获得的医保。这就有可能导致越弱势的群体越难获得医保，他们可能没有全职工作，也更有可能遇到不提供医疗保险的雇主。失业也可能会危及人们获得医疗保险的机会。现在，大约2500万美国人仍未参保。

        这是历史造成的。二战期间，由于工人减少，雇主发现提供医疗保险是吸引员工的一种方式。此外，战时征收的税款非常高，旨在阻止战时牟取暴利。

        但是，1943年美国国税局税务法庭做出了一项裁决，规定医疗保险福利不征税。这项裁决在1954年编入法律，确认公司可以免税向员工提供医疗保险福利。结果是，对工人来说，一美元的医疗福利比一美元的工资更有价值，因为一美元的医疗福利是免税的，而一美元的工资要纳税。

 

        在20世纪中期，医生们也强烈地捍卫着私人保险。美国医学协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和它的同僚们，非常希望国家通过私人雇主赞助的保险来覆盖大多数人，而不是由政府计划，并大力游说将后者扼杀在摇篮里。

        1965年，他们容忍了联邦医疗保险计划(Medicare)和联邦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的创立，以覆盖原本无法投保的人群，但在20世纪90年代，他们再次联合起来，阻止了克林顿的医疗改革努力。

        参与其中的每个人都致力于维护一个自由的市场体系。医院和制药公司可以提高价格，保险计划可以将涨价转嫁给雇主，反正雇主的健康福利免税，这使得涨价更容易接受。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计划限制了他们的支出，但市场的私人部分创造了增加利润的机会，他们可以为了这部分利润而暂时团结。

        但是众所周知，美国的婴儿潮一代迈入老年，而医药研究在取得重要而昂贵的进步，这就导致价格继续上升。如今，即使对有保险的人来说，美国的医疗保健费用也高得令人望而却步。

        奥巴马医改法案不顾行业反对而获得通过，是私营部门政治势力松动的第一个迹象，保险公司、医院跟制药行业不再是铁板一块。最近拜登政府的《通货膨胀削减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包含了一项允许医疗保险与制药商协商价格的条款，在20年前，当大型制药公司游说国会禁止此类政策时，这是不可想象的。

        这种政治重组使保险公司、制药公司和医院行业相互对立。在这段时间里，战线变得更加清晰，每个部门都把病人对医疗系统的失望归咎于其他部门：

        医院指责制药公司（收取高昂的价格）和保险公司（限制福利和理赔范围）。

        制药公司指责保险公司（向患者收取高昂的自付药费）和医院（利用340B等技术项目人为地提高利润）；他们还指责在药品制造商、计划和药店之间进行协调的药品福利管理机构（PBMs）

        保险公司指责医院和制药公司（对他们的服务和产品收取过高的费用，而患者则需要承担更高的保费和自付费用）。

        病人指责所有人（因为他们面临的高昂费用，也因为这个复杂的系统让他们痛苦不堪）。

                              美国医疗保健的集体失败

        需要明确的是，医疗保险公司已经饱受诟病。在《平价医疗法案》之前，他们直接拒绝为有严重既往病史的人承保。《平价医疗法案》出台后，他们受到的约束更大了，但关于保险计划拒绝理赔的报道层出不穷。他们甚至用人工智能来做这件事。联合健康就一直被指该公司利用算法拒绝理赔。

        这个算法是怎么回事呢？

 

        比如一位老人中风后接受治疗，出院后需要接受进一步的康复。算法会根据同龄人的病史和康复情况推算出此人在康复医院里住院的时长，比如说，14天。在超过14天后，即使这位病人仍然无法生活自理，但保险公司将拒绝承担后续的住院、康复和理疗费用。

        我们也许可以公允地说，大数据可以确保70%的病例都能得到高效管理，确保检查和治疗不被滥用，但是用这个不成熟的系统来处理个体化的病例，就很有可能导致无数的错误和悲剧。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制药商身上，他们暂时处在观望状态。他们对医疗保险公司、药品福利管理公司和医院的批评，以及这些实体如何在药品报销过程中窃取资金，有一定的道理。但制药公司也夸大了他们收取的高昂价格对资助新疗法研发的必要性。

        想想看，当美国人迫于成本压力，必须去墨西哥买胰岛素和EpiPen（过敏急救药）这种专利早就过期的药物，这怎么能证明大型药厂定价的合理性？

        保险和制药行业指出，医院和医生是美国医疗保健成本的最大驱动因素，这一点没错。大多数医生的报酬都非常丰厚，而且这一行的门槛很高，这就减少了医生的数量，使得获得医疗服务更加困难，每个病人的医疗费用也更高。

        然而，医疗服务提供者对于医疗保险公司的抱怨也不无道理。比如，医生和医院必须先从保险公司那里获得事先授权，克服其他官僚障碍，才能为病人提供进一步的治疗。美国医生可能挣得更多，但与其他国家的同行相比，他们在行政事务上花费的时间和金钱也更多。

        这就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医疗服务机器，和一个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

        人们受够了。在疫情期间，医疗保健行业的人气一度飙升，但盖洛普民调显示，他们的支持率已回落至31%，51%的人表示不满意。只有18%的美国公众对制药行业持好感；60%的人持否定意见。

        医护人员享有最高的支持率，但是，尽管美国公众对护士的喜爱程度仍然很高，但对医生和医院的好感度却在下降：对医生的好感度从2003年的81%降至2023年的69%，对医院的好感度同期从70%降至58%。

        美国医疗体系的失败是一个集体问题，这是几十年来整个体系杂乱无章地拼凑在一起的结果。即使是公众也常常有相互矛盾的愿望，比方说，大量民众既喜欢全民医保这个想法，但又希望这个市场不要有政府来参与。这两种冲动之间的冲突，有助于解释美国医疗改革的艰难斗争。

        需要肯定的是，这些年来美国医疗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未参保率仍然过高，但在平价医疗法案实施十年后，这一比例已经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水平。医疗保险可以协商药品价格，老年人的自付药费现在首次有了价格封顶。

        没有人应该为美国所有的医疗保健问题负责，即使是医保公司CEO。早在我们大多数人出生前，这些问题就在不断恶化。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这将需要切断行业的相互指责：每个行业都需要某种改革。但也许，首先需要做的是问责，在选举时，我们需要多问问候选人，他们是否想为美国人的健康状况做出贡献，他们对预防、初级保健和公共卫生有何看法。

高善文在国投证券演讲：中国GDP增长三年高估了10%

 （加美财经，12/ 7, 2024）

                       一、转型、周期性压力

       2018年前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逐步摆脱依靠债务基建和房地产驱动的增长形式，转向依靠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经济转型过程中有些行业兴起，有些行业衰落，总量层面经济增速放慢可以理解，可以想象，属于转型过程中的成长的烦恼。

       更多来自于周期的扰动而不是转型的代价。

       我们以全部上市公司为基础（A股、港股，中概股），把这些公司分为三类：1）支持类2500家，政府支持鼓励，支持经济转型引导方向；2）限制类500家，政府试图加以规范管理和限制，行业自身也在走向衰落；3）中性类2600家，商贸零售社会服务，和转型过程没有很紧密的联系，整体属于中性，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占2024年GDP总量50%以上，具有一定代表性。

       2016年至今，中性类行业的营业收入/总市值占比总体稳定。2018-2020年之间，限制类行业占比明显收缩，支持类行业占比明显扩张，政府试图限制的行业在收缩，政府试图支持的行业在扩张，营业收入和总市值维度都是如此。这说明经济转型在确定性地发生。无论经济增速如何波动，中性行业的占比一直保持不变，不受到限制性和支持性政策的影响。

       2018年以来，支持类板块的股价上升，限制类板块的股价大幅下跌，二者之间的裂口是过去十几年没有看到的，这说明政府引导经济转型的努力在金融市场的定价中得到了反映。2010-2018年，股价表现则完全相反，进一步确认了政府引导经济转型的转折点。

       我们通过观察中性行业的表现，去剥离转型和政策的影响。2017年以来，中性行业的营业收入大幅下滑，从这个指标来看，中性行业营业收入的下滑不是转型的影响，而是周期的力量；从雇佣员工数据来看也是如此。

       至此我们完成了第一部分的讨论，经济的转型取得了一定成绩，同时，经济增速趋势性下滑，这一下滑和转型没有很大关系，更多反映周期的趋势性力量。

                                  二、消费、收入

       根据中国30多个省级行政区的数据。疫情前：年轻人占比与消费不相关。疫情后：年轻人占比越高的省份消费越差。

       一个省人口越年轻，消费增长越慢；一个省人口越老，消费增长越快。

        这个结论有些反直觉，被市场参与者归纳为三句话：生机勃勃的老年人，死气沉沉的年轻人和生无可恋的中年人。

       对老年人而言，未来可预期的退休金是可以按时发放，每年稳定增长，并高于通胀水平，收入预期没有任何影响，可以继续搞夕阳红，跳广场舞。

       对年轻人而言，收入预期大幅下修，收入增长确定性大幅下修，找不到工作，找到的工作与预期有显著落差，年轻人纷纷节衣缩食关灯吃面。

        我们看另一个数据：省级行政区的消费情况，和省会城市二手房价的涨幅。

        疫情前，消费和房价几乎不相关。疫情后，房价下跌严重的地区消费更差。我们倾向于认为，疫情后，买房人总体是年轻人，一个地区的年轻人对未来越没有信心，他们的消费越弱，买房的意愿也会越弱。没有收入预期，没有消费能力，也不敢买房。

       这一模式所得到的结果，和我们观察地区人口老化的结果，指向了类似的结论：年轻人收入预期下滑，消费信心和购房意愿都被显著抑制；但老年群体的收入预期没有被限制，生活幸福感强。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

                            三、就业

       我们观察失业率，2022年两轮封城失业率脉冲式上升，失业率稳中有降，2024年失业率和2022年、2023年差不多，整体就业压力并不大。

       观察体制内也就是非私营单位的平均工资增速，疫情后工资增速有一定下滑，但远没有消费者信心下滑显示的那么显著。

       观察城镇就业人口增速，疫情爆发后出现了极速下滑，疫情结束后出现了反弹，但仍低于长期趋势水平。

       观察就业人员总量，实线（实际找到工作）和虚线（趋势线）累计岔口4700万人口。

       换句话说，累计有4700万劳动力无法正常找到工作。这些人去了哪里？

       我们观察城镇和乡村就业人员数据，乡村就业人员累计增加了4100万人，与城镇就业人员的减少数量相当接近。

        一个可能的解释：疫情后城镇创造就业能力的显著恶化，大量就业人口返回或者滞留在乡村，回老家之后，城镇失业率数据不显示，但在总就业人口中反映出来。

       另一部分可能离开了劳动力队伍，四十多岁，工作没有了，公司破产了，开滴滴，在家炒股，或者在家呆着，在就业和失业数据上都看不到。

       这些数据在经济产出上的表现是什么呢？

       总量数据上，城市吸收就业的主要是第三产业，由于技术进步资本积累，制造业吸收就业在过去十多年一直是负增长。我们观察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疫情后第三产业占比与趋势线也出现了很大的裂口，对应的就是城镇就业人口的缺失。

       我们观察全国存量就业质量衡量指标，不仅是就业数据下降，就业质量也出现了恶化，不仅仅是金融行业由于羞耻感出现了就业质量的恶化。

       我们观察五险一金的缴纳比，与历史趋势相比也出现了显著的恶化。这和前面的上市公司数据、消费数据都是呼应的，不能反映为转型的烦恼，而是周期的力量。

                                    四、总量数据

       我们通过产出缺口与核心CPI观察物价数据，纵轴核心CPI是CPI扣除食品和能源等高波动成分，横轴是中国经济增长和潜在增长能力的差，叫做产出能力。

      一般经济理论认为二者存在非常紧密的联系，我们倾向于认为中国在2013年前后经过了刘易斯第二拐点，产出缺口与物价之间的关系确实变得很紧密。

       但是有两个异常点，都超过了两倍或三倍方差的水平。这两个异常点就是2023年和2024年。

       在中国总量数据中，最可信的是价格，抽样就可以，各种力量很难操纵，另外一些数据的可靠性就弱一些，容易受到非统计因素的扰动。

       我们看城镇就业人员增速和GDP实际同比的关系，经济增长大概率会创造更多的工作，产出的扩张会伴随就业的增加。

       如果我们认为就业数据，那么经济增速就……

       如果我们认为经济增速数据，那么就业数据就……

       就业和增长的关系在过去两年，2020年疫情以来的四年作为一个时间段，2019年取同样的时间段，前后比较物商品消费。

        疫情之前，消费增长与经济增长差不多，消费增长还要略快一些。

       疫情之后，消费增长比经济增长低得多得多。

       疫情之前，经济增长和投资增长差不多。

       疫情之后，经济增长比投资增长快多了。

       合并所有数据，消费和投资的增长和经济增长有某种关系，在疫情后这种关系变得显著的反常。

       我们以疫情前的数据为基础，疫情后，要么是消费增速低估了，要么是经济增速高估了，在其他科目中没有看到这种吸收关系。

       最后一个层面的问题，我们知道中国房地产是在2020年8月后进入大幅下滑的过程，到现在已经超过了三年的时间，是造成当前经济困难最主要的原因之一，这是大家广泛接受的事实。

       很多人认为，中国在2021年之后经历了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从开工销售等数据上，这个结论说得通。

       我们比较了中国和发生房地产危机国家的前三年和后三年的经济增速。经济增速发生了大幅下滑，三年平均增速-7%，中位数-3%到-4%，最少也有-2%。中国的经济增速只下滑了0.2%，几乎没有下滑。在政府财政没有逆向扩张的情况下，经济增速没有显著下滑。

       把这一对比和物价就业和GDP细分对比合并，房地产泡沫一来，GDP增速每一年高估了3个百分点，累计高估了10个百分点，这与城镇就业人口流失的4700万对应上了。

       下修了这3个百分点，所有的数据都对得上了。

       好消息是什么呢？

       926的会议开始正视问题，正视经济增长层面存在的问题，并准备采取强有力措施解决问题。

       当前面对的问题不是成长的烦恼而是周期的压力，接下来就是采取措施去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如何来评估这些措施？

       1、泡沫破灭后，经济增速要回到正常水平，平均需要9年。

       2、泡沫破灭后，经济萎缩，政府救助，产出的绝对水平恢复到泡沫破灭前，也需要3-4年。

       以这样的模式为基础，中国的经济增长要恢复到泡沫破灭前，还需要比较长时间的等待。积极状态下也需要3-4年的时间，我们对泡沫破灭后的干预是否积极，不同人会有不同的看法，即便非常积极，要快速完全恢复，也不是很现实。

       我们要面对后泡沫时代相对比较弱的增长，我们要从危机阶段转入相对较弱的正常增长，是后泡沫时代泡沫管理时期的重要挑战。

       一般性的干预措施包括大规模降息，稳定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政府部门资产负债表扩张，是否规模够大，是否足够及时，是否足够有力。

       我们的政府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降息层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除了金融机构还应该包括影子类金融机构，政府部门也需要更大力度的扩张。

       经济从国际经验来看也会转入相对温和的增长，维持较长时间的温和增长后才能恢复到一个比较正常的水平。

       综上，2025年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2023年、2024年的数据异常点，向保持温和增长的转折时期，泡沫带来的失衡得到了修正，政府的政策也更为积极有力，也意味着股票市场的运行有了稳定可预期的宏观环境。

新加坡学者郑永年：中国即将步入"全民弱智"时代

 （知明在成长， 2024年11月29日）

按：短视频犹如当年的鸦片烟。

       这个时代，人们似乎正在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自我消费。

       短视频，这个看似无害的娱乐方式，正悄无声息地吞噬着我们的智力。

       仿佛一场无声的革命，正在悄然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认知边界。

       这不是耸人听闻，而是赤裸裸的现实。每一个低头刷短视频的人，都像是在为这个预言默默作证。

       为什么我们无法抗拒这些短短几秒钟的视频？

       因为它们就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每一个推荐算法都像一个犀利的心理学家，精准地读懂你的每一个小癖好。

       喜欢美食？给你推美食。

       迷恋游戏？立即为你呈现。

       这些算法比你更了解自己，将你的兴趣解剖、定位，然后用最诱人的方式喂食给你。

       想象一下，你的每一次点击、每一次停留，都被精密地记录和分析。

       算法就像一个无形的傀儡师，操纵着你的注意力，精准地投放能让你停留的内容。

       这不是娱乐，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智力掠夺！

       你可能没想到，这些看似美好的"私人定制"，实际上是一个可怕的陷阱：

       1. 信息茧房：你只会看到自己喜欢的内容，丧失接触不同观点的机会。就像生活在一个被刻意设置的信息墙中，外面的世界对你来说变得越来越陌生。

       2. 知识的肤浅：误以为"看过"就等于"懂了"。这就像是吃了一口食物就说自己已经品尝了整桌美味。我们获取信息的速度越来越快，但理解的深度却在急剧下降。

       3. 耐心的消逝：习惯了快速刺激，深度思考变成了奢侈品。三分钟一个视频，让我们习惯了碎片化的信息摄入，也逐渐丧失了耐心去梳理复杂的思想。

       4. 情绪的极端：群体行为如同一剂致幻剂，让理性逐渐退场。短视频的推荐机制往往会强化情绪的极端性，将人们推向更加激进和非理性的方向。

       正如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所言，群体会极大地降低个体的理性水平。当千万人沉浸在同一种娱乐方式中，智力的集体下滑是必然的。

       想象一下，如果所有人都只追求快速、肤浅的内容，我们的思维会变成什么样？就像一潭被污染的死水，再也没有深度和活力。群体智商的下降并非危言耸听，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

       娱乐本身无可厚非，关键在于如何娱乐。

       我们需要的不是逃避，而是有意识的休息；不是麻痹，而是滋养。要警惕这些看似无害的短视频，它们可能正在悄悄偷走你的注意力、思考能力和独立判断。

       选择权在你手中：是继续成为算法的"奴隶"，还是重拾思考的主动权？生活的意义，从来不在于消遣的多与少，而在于保持清醒与独立思考的能力。

       毕竟，在这个信息爆炸的年代，能保持独立思考，本身就是一种稀缺能力。不要让算法决定你的思维边界，不要被娱乐方式所奴役。偶尔放下手机，抬头看看窗外的世界，或许会是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

       记住，你的大脑是用来思考的，不是用来消遣的。

       祝好。

 

王笛：我们对历史的理解通常是违反常识的，站在统治者的立场对大一统的迷信，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例子

 （钝角网，2024年11月26日）

按：王笛先生对中国历史的许多看法颇有见地，非学术根基浅薄、浅尝则止的金观涛等人所能望其项背。

合众声摘要：

       这些历史学家对历史事实却视而不见：在专制集权的统治下，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治水和戍边两方面都是失败的。反反复复的黄河水患，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断入侵，就是活生生的历史教训。表面上看来，一个政权如果能够调动一切资源，就可以有效地解决国家面临的危机，但历史证明恰恰是相反的。中国历史反复证明了大帝国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幸福和稳定。人民生活相对安定和稳定的时期，如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开元盛世”等本来应该是常态，但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却是少之又少。如果一个社会只存在两个极端，一个是官（或政府），一个是民（或个人），中间缺乏社会的缓冲地带，失去中间社会的支撑，那这个社会就是最缺乏稳定的。本文转自王笛著《碌碌有为》。

                               中国社会的演变

       仔细观察中国社会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从时间线上来看，中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那就是许多历史学家曾经认为的，中国的历史是停滞不前、周期性循环的。朝代循环论不仅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历史时得出的结论，其实中国古代也有相同的说法，例如孟子的一治一乱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等等，这些说法都在强调朝代循环论。

       所谓的“朝代循环论”，狭义上是指朝代兴亡相继，广义上则是指与朝代兴亡有关的其他类似的循环现象。

       朝代循环论是我们探究传统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对这个问题的追索可以回答中国社会的演变——中国的历史是循环往复的吗？明确的回答：显然不是。

       朝代循环论逐渐被进化史观所取代。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的历史是不断发展的，而非黑格尔所称的“无历史的文明”。

       他这里所谓“无历史的文明”，就是说没有进步，只是在王朝更迭中循环。虽然是王朝更迭，但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是在不断发展的，只是与西方走的是不同的道路。

       第一，中国的文化是不断发展的。

       汉代，佛教东来是一个重要的变化。从佛教进入中国，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知识分子吸收印度佛教，加之庄子、老子的思想，形成魏晋玄学之风，对当时以及后代的文人学者产生了巨大影响。

       此后，唐朝统治者对佛教的支持，使佛教愈加兴盛。融合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的佛教，既有悲天悯人的宗教精神，又兼具中国传统人文的理智清明，造就了中国文化前所未有的新典型。

       唐宋时期，对于中国文化和文学来说，平民文学和艺术诞生了。在唐朝之前，文学和艺术都是贵族化的，文学和艺术的创作者也大多来自贵族阶层。唐以后，平民出身的文学家、艺术家越来越多。

       他们创作了很多反映平民生活的艺术作品，很多平民家里也会挂几幅字画，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艺术和文学都已经平民化。

       尤其是宋代以后，养鱼、喝茶、赏花不再是贵族专属的休闲活动，也成为普通人的生活日常。

       除此之外，唐宋也是重要的对外文化交往时期。通过中亚的丝绸之路，中国的纸张、印刷术、瓷器传入欧洲，欧洲的基督教、犹太教，西域服饰、农作物也传入中国，还形成了流行的“胡风”。

       与西方的文化交流到明朝初期又形成一个新的局面，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带着宗教、几何、西方艺术、西方武器等进入了中国。

       第二，中国经济从来没有停止过演变。

       在经济发展历史上，宋代是一个不可忽略的时代。纸钞在宋代开始使用，经济活动非常频繁，有研究者称有宋一代是中国经济的大发展时期，甚至可以称之为中国的“商业革命”。

       这里的商业革命首先是指技术的进步。一年两熟占城稻的引入，使得粮食产量大大提高，丝织品、陶制品的技术进步使得宋代瓷器的品质臻于完美，印刷术的普遍应用使书籍的传播空前地广泛，这些技术进步带给宋以后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

       宋朝以后的米、茶、纸、瓷器，明朝以后的棉花、番薯、玉米等作物，生产和消费总量一直在增加，人均消费也是增加的。

       贸易的发展使当时的中国城市不再以行政为主导，而是以贸易活动为主要动力。海上贸易的规模日益扩大，关税也成为宋代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广州、泉州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贸易城市。

       明朝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另一重要阶段。国内商业的发展促使地区的行会、会馆大量出现。这种官商结合性质的组织为商人之间互相交往和互相帮助提供了便利。

       国内的长途贸易兴起，官方修建的运河水系和长江水系成为主要的贸易路线，这也促使经济市场不断扩大，不同规模的贸易城市逐渐产生。

       16世纪，从南美洲引进农业作物也是对中国经济和社会产生最大影响的事件之一。正是玉米、番薯等农作物的引入，才部分地解决了人口快速增长引起的温饱问题。这些作物不仅解决了当时的社会问题，直到今天还对中国社会产生着影响。

       此外，对中国社会影响最深的经济变化来自清中叶以后。西方全方位进入中国，其带来的商业制度、工厂制度、银行制度、税收制度等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最直接的刺激是促进了近代中国工商阶层的诞生。沟通中国市场和外国商人的买办是晚清新兴的商人类型。传统的士绅也进入工商界，公开地经营近代企业，产生了商、绅结合的社会现象。工人阶级也在新式工商业中诞生，他们在力量积累和意识觉醒的过程中，登上历史舞台，并且成为下一个时代的变革者。

       第三，朝代循环论无法全面概括历史。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朝代，这些朝代有长有短，统治者有汉族有少数民族，有的统治中国的全境，有的只统治一小部分。“朝代循环论”所说的朝代，指的是那些主要朝代，而像战国时期、五代十国这些特殊历史时期的小朝代则被忽略掉了。最典型的是魏、蜀、吴三个国家并存的三国时期。西晋时期，魏被当作正统，因为它从汉朝皇帝手中接过皇位，其后又将政权转移给晋朝，这种上下承续的关系符合“朝代循环”的特征。而到了东晋，前朝的观点受到质疑，重新以血统关系来衡量一个朝代是否是正统，偏安东南的东晋王朝与偏安西南的西蜀有着“同病之怜”，于是东晋将西蜀作为三国政权的正统。而到了宋代，朱熹重新评定历史，也将正统归于蜀，因为他觉得西蜀是汉王朝的继承者。

       由此可见，单是对“王朝”的定义便如此复杂，人们的依据也各不相同。所以，我们不能只看到朝代循环这种看似规律的普遍性，更应该洞察其中的特殊性。

       谈“朝代循环论”，其实就是将皇帝当作朝代兴亡的中心。皇帝对一个王朝的兴亡固然有着重要影响，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人口、土地、士绅、农民、赋税、经济、气候、灾难等综合因素。过分强调皇帝角色的重要性，很容易丧失对历史全局的考虑，因为即使是精力最旺盛的皇帝，也无法独自统治中国这样庞大的帝国。

       只有综合多方面的因素，我们才有可能找到中国历史的特征。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指出在多大的意义上，一个朝代接续上一个朝代是一种循环，或是一种发展。

       朝代的兴衰就像人的生死一样，都是在所难免的，重要的是从朝代的兴衰历程中学到有益的东西。

       王朝更迭往往是民族的大灾难。

       纵观中国历史，大一统集权体制带给中国的灾难多于稳定，几乎每个朝代都有波及全国的大动乱。当权力和资源过分集中的时候，一旦帝国的某一点被突破、某一个链条断裂，混乱和崩溃就是全国性的，死亡动辄数以百万或千万计。根据维基百科世界战争列表，世界历史上10个死亡千万人以上的战争，中国就独占了5个，任何一个民族都没有中华民族所遭受的战争苦难那么多、那么惨烈。

       本来地大物博应该给中华民族提供更多的幸福保障，但事实却恰恰相反。究其终极原因，正是我们经常引以为傲的集权和庞大的王朝。

       庞大的王朝，无非满足了帝王的野心。他们开疆拓土，其成就建立在累累白骨之上，百姓是最大的代价。我们今天对他们歌功颂德，不过是站在帝王的立场上。我们如果换一个位置，站在一个遭受苦难的百姓的立场，会怎样思考？

       有时候，哪怕是星星之火，也可能燎遍整个国家。从秦末带领一个村庄的劳役去戍守渔阳的陈涉，到元末修黄河水利的民工韩山童，再到近代拜上帝的书生洪秀全……

       最新的记忆就是太平天国运动，造成几千万人死亡。而且每次一个大帝国走向崩溃，给中华民族和文化带来的几乎都是灭顶之灾。

       对一个只想好好过日子的老百姓来说，如果他有选择，强大无比的集权体制可能是最坏的选项了。因此，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我们一定要跳出帝王史观，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到社会、放到民众、放到日常生活上来。

                              中国社会的结构

       金观涛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了一本非常有影响的书——《在历史表象背后：对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的探索》。他认为中国有着绵延两千多年、停滞的、周期性的超稳定结构。

       但是我认为中国社会并没有停滞，而且是一个不稳定的结构。其实本书中也涉及对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特征的分析，下面我们就中国社会结构中比较重要的方面进行简要的总结。

       对社会结构影响最深刻的是中国的政治体制。

       从秦汉到明清时期，郡县制行政区划让中央政府逐步集权专政。郡县制度的基本原则就是地方政府长官都是中央政府的代理人，有利于君主作为最高统治者掌握独断的权力。不过，郡县制允许有志之士进取入仕，不是完全仰赖世袭，这也为社会中阶层的流动提供了机会。

       在官员选拔制度上，隋唐以后，科举制度逐渐兴起，平民百姓出身的知识分子通过科举升迁至重要官员的例子比比皆是。宋明两代的宰相，不少是贫寒人家出身的。世袭贵族和门第的势力逐渐被平民知识分子所取代，社会阶层之间的鸿沟逐步消融。

       唐以后的中国社会，我们也可以称之为科举社会。由代表学术理想的知识分子来主持政治，再由政府来领导社会，政府的行政力量不断新陈代谢，形成了领导社会的中心力量。

       不过，传统中国的政治制度也有自身的弊端，那就是往往历经多年不变。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再制定一个制度来仿制它。久而久之，病上加病，制度也越来越繁复，在其中的人受到更多的束缚。这也导致了传统中国社会的人治传统。中央集权太甚，导致地方力量薄弱。

       传统中国社会以小农经济为主，重农抑商是历代政府的政策。农业被奉为“本业”，从理论上讲，农民的社会地位远高于工匠和商人。他们不仅是赋税的主要来源，也是社会安定的主要因素。

       由于土地、租佃和赋税制度，大部分农民无法依靠土地养活家人，家庭手工业成为人们积极赚取额外收入的产业。对于农民来说，旱灾、洪灾、蝗灾等自然灾害的威胁是巨大的，经历灾难的农民很容易成为起义的参与者。

       虽然在儒家重农主义者眼中，商人的社会地位是最低的，但这正与社会现实相矛盾。商人之所以地位低下，是因为统治者不想让农民偏离本业。从唐宋时期商业逐渐发展到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商业和商人在中国社会中产生的影响逐步加深。

       明清时期，中国的集贸中心数量大大增加，无论是在大城市还是小城镇，甚至是乡村的市集，贸易和商品流通激增，进入商业领域的物流运输人员、劳动力、小商贩、牙商、店铺业主也逐渐增多，对外贸易让中国成为数以百万计白银的净流入地。

       不过，商业贸易的不确定性非常大。政府没有为商人带来社会保证，商人也没有建立起拥有自治权的商业组织。虽然在清朝的各大商业城市中会馆林立，但它们的存在对商人来说更多是为了结交达官显贵，不是为了拥有组织自治的权力。这也是中国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的重要原因。

       在传统中国社会的结构中，家族制度也是不可忽略的一部分。家族是单系亲属所组成的社群，在结构上包括了家庭，但在功能上超出了家庭的范畴。家族既包括生育的功能，也可以被看作一个事业单位，具有政治、经济、宗教、道德等复杂的功能。在维护乡土社会秩序上，家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家族强调礼治，推崇道德楷模的行为可以让乡村社会更趋于“管教”。在邻里之间的协调上，家族也经常起到中介的作用。

       家族还承担了孤寡族人的教养职责，以及子弟的教育职责。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便是这种制度的推行者之一。他将此制度推行于士族之中，同族孤儿寡母的教养之责均由义庄公田负责。

       由士族承担本门孤寡的福利职责从北宋开始，历经元、明、清三朝而日盛，该制度成为民间公领域承担社会责任的代表。

       在小农社会中，家庭手工业和商业对经济的影响越来越重要，家族作为地方社会的基本结构单位，在维护地方秩序和负责地方公益方面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四民社会，是以士人和士绅为主的中坚阶层。

       战国时期已经明确提出了“士农工商”四阶层，在两千余年的历史中，四民社会逐渐演化，到明清时期，成为传统中国社会重要的组织架构。

       士农工商，以士为首，士人进取入仕可以从政，进而影响政府和社会，退一步可以主持教育，鼓舞民间学术风气，可以说是社会结构的中坚力量。士人阶层的存在使传统中国社会的政治领导、教育成为一套完整的系统，孔孟儒家思想成为其共通的内在精神。

       到了帝制晚期，中国社会发展出士绅群体，它是处于地方官员和农民之间的地方精英群体。“绅”是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的体现，它展示了这个群体的官僚特质；而“士”则是指具有孔孟儒家精神内涵的知识分子。作为“士”的“士绅”基于财富、教育、权力和影响力，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立地位。

       本书在讲士绅的时候指出，士绅在传统中国社会具有众多特权，包括经济特权、司法特权等等。另外，士绅也是地方公共事业的倡导者，努力协调本地农民与地方官府利益之间的平衡。士绅的性质非常复杂，反映了帝制晚期中国社会阶层的多样性。

       在现代国家政权建立之前，中国是一个士绅社会。

       由于科举制度的发展，每年各地有大量学子通过各级科举考试。但是清代实行的是小政府的政策，正式职位非常少，大部分有功名的士人并没有机会加入到官僚体制当中，甚至一辈子都没有机会获得任何实职。不过，他们却有另外一条出路，即积极参与到地方事务中，成为地方事务的领导者，也享有一定的特权。如他们可以免于劳役，陷入官司也不会被上刑。

       清政府的正式权力机构实际上在县衙门一级就结束了，虽然近些年有学者对“皇权不到县”的说法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但其本质和我们对清代县级政权的认识并不矛盾，仍然是费孝通等前辈学者已经研究过的士绅社会，即由地方精英所主导的地方社会。

       士绅（或者地方精英）是清朝统治的基石，是国家稳定的基础，是传统社会的领导者。一旦士绅自治和统治者与士绅所达成的妥协（即地方社会由士绅和精英自己管理）遭到了破坏，整个王朝便失去了社会的稳定性。清末新政对社会组织的摧毁，打破了过去社会所建立的稳定性，对清朝改革抱有希望的士绅对清王朝彻底失望。

       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指出，政治革命是由社会决定的，也就是说，短时段的政治波澜是由中时段的社会潜流所决定的。

       这里我要强调的是，不要迷信所谓的“大一统”。我们应该从多种角度观察历史，归纳起来，无非两种史观：一是帝王史观（或者英雄史观），二是民众史观（或者日常史观）。

       不少历史学家其实秉持的是帝王史观，在他们的眼中，只有开疆拓土、大国声威、万方来朝、皇恩浩荡、宫廷谋略、严刑峻法……

       在他们的历史书写中，这些帝王的基业带给那个时代普通老百姓的是什么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他们看不到也不关心那些血淋淋的历史：横尸遍野，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生灵涂炭……西方历史学家也给这种集权神话的流行做出了贡献。如卡尔·魏特夫（Karl Wittfogel）在其《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一书中，便证明要实现大规模水利工程的建设和管理，必须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以统治那片广袤的大地，因此君主专制便是必然选择了。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认为北方和中亚的“蛮族”对中原的入侵，也是建立强大专制政权的推动力。

       这些历史学家对历史事实却视而不见：在专制集权的统治下，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治水和戍边两方面都是失败的。反反复复的黄河水患，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断入侵，就是活生生的历史教训。

       表面上看来，一个政权如果能够调动一切资源，就可以有效地解决国家面临的危机，但历史证明恰恰是相反的。

       中国历史反复证明了大帝国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幸福和稳定。人民生活相对安定和稳定的时期，如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开元盛世”等本来应该是常态，但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却是少之又少。

       如果一个社会只存在两个极端，一个是官（或政府），一个是民（或个人），中间缺乏社会的缓冲地带，失去中间社会的支撑，那这个社会就是最缺乏稳定的。

       托克维尔指出，由于资源都在政府手中，那么政府将要对发生的一切不幸事情负责，人民对现状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都会“指责政府”，即使是“那些最无法避免的灾祸也归咎于政府，连季节气候异常也责怪政府”。因此，社会中没有其他途径可以吸收和消化负面因素，一切错误和不幸都要由政府来承担。

       权力高度集中，掌权者得到了满足，最后却发现正是高度的权力集中，把自己推向了绝境。所以，托克维尔说：“想到这种几乎无止境的划分，我便明白，既然法国公民比任何地方的公民更缺乏在危机中共同行动、相互支持的精神准备，所以，一场伟大的革命就能在一瞬间彻底推翻这样的社会。”

       地方缺乏多样性，社会变得死板，没有自我修复和调节的能力。托克维尔总结道：“各省特有的生活已经消失，这就促使一切法国人彼此极为相似。透过依然存在的各种差异，国家的统一已经明显可见；立法的一致性是国家统一的表现。”

       一个健康和繁荣的社会，一定是自由的、自治的、多元的，而且民间社会是充分发展的。

       这本书所呈现的历史和故事，反反复复为这个观点提供了依据。其实，这不过是阐明了常识，我们对历史的理解通常是违反常识的。站在统治者的立场对大一统的迷信，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例子。

                                      中国社会的动力

       在本书的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在专制集权下，不能建立一个稳定的政权。塞缪尔·亨廷顿在其《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完全仰仗某一个人的政治体制是最简单的政治体制。同时，这种体制也是最不稳定的。”

       就是说，金字塔式的统治结构似乎能达到令行禁止，看起来很有效率，然而正如亨廷顿指出的：“着眼于研究稳定问题的经典政治理论家们”的结论是，“形式简单的政府最易衰败，而‘混合的’政府形式则稳定得多”。

       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表述，就是高度集权的政府反而是不稳定的，让社会和个人充分介入和发挥作用的体制才是最持久、最坚固的。我想，懂得中国社会的历史、强调社会的作用，也是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需要。

       我以清王朝的灭亡为例来阐述这一点。

       当时，西方记者就看到了清王朝这个政治结构的致命弱点。辛亥革命爆发后，英国人埃德温·丁格尔（Edwin J.Dingle）作为上海《大陆报》的记者前往汉口进行报道，便觉察到清朝体制存在的严重问题：“中国特有的行政机构既是清朝的中流砥柱，也是清王朝最薄弱的地方。这个机构需要完全听命于一个严格、正直而又不缺乏机敏的皇帝。”

       皇帝本人也知道这个体制的弱点，“不止一次考虑去寻找有效的补救方法。但是，当问题被提出来时，就连皇帝最能干、最忠实的大臣也坚持说，没有补救的方法”。

       也就是说，无论这个皇帝多么英明或者有才干，这种金字塔结构本身，即皇帝大权独揽，就是一个致命的弱点。更可怕的是，哪怕皇帝意识到这个问题，仍然是无法补救的，“皇帝本人也无能为力，弊端无处不在”。

       为什么会这样呢？丁格尔认为，“由于皇帝具有无上的权威，因此所有官员都对他隐瞒事情的真相”。因此，皇帝看不到出现的问题，从上到下都敷衍，都回避现实问题，无人愿意承担责任。皇帝本人也被蒙蔽。

       “毫无疑问，皇上看不到骚乱和民怨沸腾的场面，而这更导致所有官员更肆无忌惮地搜刮民脂民膏。下层的地方官吏为了保住职位，也会向上司行贿。而皇帝却被告知一切都很好，即使每件事都很糟糕，穷人们正在饱受压迫。”

       通过正常的官僚机构，皇帝难以得到真实的信息，几乎不得不完全依靠他的“耳目”。如果皇帝能“亲自做和考察每一件事情，好倒是好，但是，在一个像他的帝国那样大的国家里，事实上这是办不到的”。因此，严酷的事实就是，就算皇帝精力充沛、非常勤勉、绝顶聪明，还关爱百姓、做出许多努力，他的属下也忠实并恪守他们的职责，也是无济于事的。如果是一个智力、能力和人品都有问题的皇帝，那情况会变得更加糟糕。

       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只依靠一个大脑做出决策，犯大的错误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因此，我们发现了帝国危机的深层原因。

       因为在这种体制下，下面人的所作所为都是做给皇帝一个人看，让皇帝一个人高兴，任何事情的出发点都不是考虑是否合乎百姓（或者民族）的利益，而是考虑是否能得到皇帝的首肯，受到皇帝的青睐，而非选择于国于民最有利的方案。

       此类的错误选择如果只是偶尔发生，还无伤大雅，但如果长时期都在做出错误的抉择，那一个王朝衰落甚至覆没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晚清士绅

       清末的权力体系是最不稳固的。士绅被剥夺了对地方社会的领导权，也是他们反对清王朝的原因之一。传统社会所形成的社会中间阶层是一个王朝稳定的基石，当这个中间阶层被抽出以后，底层社会与官僚集团之间缺乏了缓冲地带，社会就变得很不稳定。

       对统治阶级来讲，最关心的是权力是否都掌握在自己手中，以为手中的权力越大就越能巩固其政权，但事实却相反，权力分散才能产生稳定。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应该是清王朝最虚弱的时候，却因为分权拯救了清王朝。当时八旗和绿营不能有效地镇压起义，曾国藩、李鸿章通过编练湘军、淮军而掌握了军权，使中央集权大大削弱。

       这种权力的下移是清统治者不得已而为之，地方督抚不仅控制了地方的经济，而且还掌握了军队，军事权力被转移到地方，并主导了洋务运动，中国从而开始了生机勃勃的所谓“同治中兴”。但是，晚清新政是中央收权的一个过程，这个努力不但没有强化清王朝，反而削弱了清廷的统治。

       清末新政虽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在其后期，清王朝却试图收回曾经下放的权力，川汉铁路收归国有就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各阶层普遍不满，清朝也失去了政权稳定的社会支柱。

       最后我要指出的是，即使再大的政府，也不可能无所不能。由于秦以后的中国古代史，总是有强大的中央集权存在，因此给人们造成了一种理解的误区，认为既然国家权力无所不在，那么一个强大的政府就可以无所不能。这就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既然要依靠强大的政府管理一切事务，首先这个政府就需要掌握越来越大的权力，控制越来越多的资源，干预人们生活和社会的方方面面。

       那么，为了执行这些权力，运用这些资源，就需要雇用越来越多的官员，设置越来越多的机构，结果造成机构臃肿、权力寻租、腐败滋生、人民负担加重、办事效率低下。这其实就是政治权力的内卷化，也就是说国家掌握的资源越多，参与的事务也越多，但社会管理的效能反而降低了。

       因此，要治理好中国，就必须调动社会的能动性。从一定程度来讲，特别是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方面，政府克制自己的权力，给人民更多的自主权，反而是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最有利的。所以我们说，有的时候，权力不作为，反而是最好的作为。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农民，勤劳、聪明、肯吃苦、善于经营。往往他们有更多自由的时候、权力退出的时候，也就是中国历史文献上经常说的“与民休息”的时候，就是他们好日子到来的时候。其实，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和思考就会发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实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总而言之，中国要长期稳定地发展，必须要让社会充分发挥活力，要蓄富于民，要让每一个公民有义务、有责任、有权利参与国家和社会的管理，而不是一切由国家来包办。只有一个充分发展的社会和全民参与的社会，才是正常的、能够持续发展的社会。我想，这就是这本中国社会史能够给我们的最大启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