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包罗万象的理论，安息吧——评德里达去世
(原载纽约时报2004年10月17日)
作者﹕埃米莉・伊金（Emily Eakin）
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于10月8日逝世，静静地为大理论的时代划下了句点。
德里达先生是一代思想家中的最后一人。这些思想家以男性为主而且清一色是法国人。他们关於语言、存在与真实的本质的概括性主张，从1960年代起在数十年内支配了大西洋两岸的学者，使人文学系产生了许多著作，引起激烈的争论。
德里达先生比阿尔都塞、巴特、布尔迪厄、福柯、拉康、德吕兹等理论家同伴都活得久。但多年以来，在他周围，理论影响力衰退的迹象日益明显。1990年代初以后，与这些思想家有明显关系的宏大知识范式－－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和结构主义，追随者日渐稀少，地位不断下降。
世界已经变了，但未必按照某些大理论的狂热拥护者所希望的方式变。一度被视为革命催化剂的思想，似乎开始变为陈腐的、与实现社会变革毫不相干或完全不适合的东西。
德里达先生的主要遗产----解构主义也不例外。它原先只是一种严格的文本分析方法，企图显示任何文本并不完全等同于它表面显现的东西，而蕴含着模糊不定与矛盾的意义。解构主义在人文学科以及其他学科找到了追随者，包括许多不仅决心解构文本还要解构政治制度与社会的人。今日，解构主义这个名词已变成没有多少意义的大众文化产品，《时尚》杂志（Vogue）以之描述一件不合身套装的机会远远大于研究生以之讨论乔伊斯。
但解构主义理论本身，或至少其特有的词汇，已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有些学者对此表示谴责。杜克大学英语教授冷崔恰（Frank Lentricchia）1996年在《交际语》杂志（Lingua Franca）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说，解构主义理论几乎取代了英语系的文学，文学作品被简约为有关政治与社会问题的冗长乏味的连祷文，“一个关于种族主义、贫困、性别主义、同性恋厌恶和帝国主义的粪坑”。其他学者则悄悄抛弃了以最普遍和和最抽象形式写作的大理论，而从事更个人化的写作，撰写回忆录甚至小说。
2003年，学术刊物《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的编辑主办的未来理论讨论会，显现了这种冷酷的情绪。一位学生听众向二十多位知名学者提问，什么理论持久站得住脚。这些正在为布什政府和伊拉克战争感到绝望的学者们回答说：几乎没有。
同年，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特里.格尔顿（Terry Eagleton）教授，在其新著《理论之后》中宣称：“我们现在生活在人们可能称为高理论之后的时代。这个时代产生了阿尔都塞、巴特、德里达等思想家的丰富卓识，也在某些方面超越了他们。”
为何大理论一度兴旺，现在却走向衰落？最可能的解释与政治有关。按照这种看法，大理论的兴衰与左派的命运起落同步。伊格尔顿先生说：“大理论的命运与某一政治时代紧密相连。大理论的英雄时代是1960至1980年代，那也是左派地位上升的年代。”大理论不仅是分析文学或哲学文本的工具，还被视为一种挑战现状的政治武器。正如英语教授斯坦利.希（Stanley Fish）所说：“当时普遍欲望理论的系统阐述会获得政治上的报答，希望发生世界革命。”
解构主义认为，透过对文本的仔细研读可以发现其中隐藏的权力等级制和论题，这种观点具有巨大的政治号召力。1987年。哈佛大学社会学家米歇尔.蒙特（Michelle Lamont）的文章《如何成为一位统治地位的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案例》分析了德里达先生变成明星的过程。她说：“在他提供的事物中，只有理论满足和配合了政治气候的需要。”
现在，政治气候变了，大理论就落得尘封的下场。柏林墙倒塌了。苏联崩溃了。神经科学的进展推翻了弗洛伊德关于人脑的假说。影响精神的药物取代了精神分析疗法。在相当大程度上，大理论预言的社会革命并未发生。
今日，人文学系的局面比德里达的思想刚刚走红时要平静得多。他的一些洞见卓识，特别是关于语言并非表达真实的透明中介，而是一种塑造我们价值与信念的文化系统的很有说服力的观点，仍将保存下去。但这些日子，学者们很少产生跨学科的打破范式的新著作。学者研究的重点，已转移到拉蒙特女士在采访中所说的“精细雕琢的经验性研究，那里没有多少高理论可以派上用场”。
也许这并非一件坏事。费希先生说，回头去看，相信理论可以改变世界，这是一个错误。他说：“一旦理论问题不再成为哲学领域内的问题，而变为关于我们如何生活的问题，理论就背上沉重的负担。没有哪个理论可以承受这种重负。这是对理论可以提出的合理要求与也许不该提出的要求之间的差别。一方面，作为一个理论家，你可以说：‘跟着我，我将为你提供关于一个重要的长期问题的答案。’另一方面，你也可以说：‘跟着我，我可以带领你们到达希望之乡。’当然，第一种说法是学者和理论家提出的合适、必要的主张。第二种说法是先知乃至上帝的语言。幸好，理论家既非先知也不是上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