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不要以为对党的历史现状提出批评就是反党

（墙外楼，2016-2-28）

　　我不反党，我只对历史和现行政策提出一些表述与看法。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以景临之名，发表了（与任志强先生榷）的文章。心平气和的倒了一大堆脏水。赠送了我一顶＂郑重其事的反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大帽子。也许这个笔手根本就没认真看过我的长微博。或许团中央应该聘用个更明白些的枪手。

　　一、我不反对中国共产党。至少在目前还是优秀共产党员。我的文章中没有一句反对共产党的话。只有对历史与现行政策的一些表述和看法。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党的文件中有明确和肯定的结论的。

　　不要以为对党的历史和现状提出批评就是反党。中共历史上有过无数次党的领导人的变更，也有过无数次党内的路线斗争。对党提出反对意见和批评最多的是毛，多少次的路线斗争都围绕着毛的领导地位而产生的。请问党内的斗争是反党还是爱党？

　　当党内许多人在反对四人帮时，也曾被称为反党，但结果呢？所有的右派也曾被称为反党，文革中许多不同意见者同样被扣上反党，反革命的帽子，但结果呢？周总理去世后的清明事件也曾被列入反革命事件，结果呢？

　　党做为一个先进组织存在，不等于每个党员都先进，也有许多腐败分子。这个组织在不同历史时期，也都有过各种问题或错误。也许有些错误是因为个别领导人而产生的，但大多是以组织名义发布的信息。这种案例还少吗？为什么就不能批评呢？＂批评与自我批评＂可是党的三大法宝之一啊！因为批评就被扣上反党的帽子，请问是谁在反党？

　　一个党员按党的要求，使用党赋予的法宝难道是错的？

　　中国几乎所有的人都坚决拥护党中央改革开放的政策。反对的只是还没有充分改革的那些旧的体制留下来的，不符合党的目标的政策。连党中央都在提出加速改革，难道对那些尚未改革的问题或改革不到位的问题提出批评有错吗？

　　二、我更不反对共产主义理想。文章中我非常明确的提出的是我也希望实现共产主义！只是问应该走什么样的路径去实现这一目标。这么明确的话，居然成了“郑重其事的反对共产主义理想”？太有些“莫须有”了吧！

　　我反对的是急功近利的将“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口号放在今天空喊！这会误导大众，尤其是误导年轻的一代又一代。

　　别用什么其他的词来为“接班人”三个字做解释。中文的博大精深并不意味着“接班人”可以有很多种的升级。我只想说共产主义是人类文明探索中的一个理想。过去的路线实践都失败了，必须要再经过几十代人的努力，寻找一条真正能实现这一理想之梦的正确的路径。

　　也许是通过私有产权被充分保护的市场经济让物质极大丰富成为可能；也许是通过民主法治让社会有稳定的预期和激发活力；也许是融入世界经济的共同发展；也许不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而是共同富裕。

　　人类的社会发展中有无数的主义。但核心仍是如何在经济的快速增长中，缓解贫富差距太大的社会矛盾。共产主义不也是以此为基础吗？消灭阶级不正是因为贫富差距而产生的阶级吗？消灭阶级中难道不包括消灭无产阶级，或让无产阶级变成有产阶级吗？

　　问题在于用什么样的路径让无产阶级变成有产阶级。是用暴力革命剝夺有产者的财产分给无产者，还是承认有产者的合法权益，用开放并符合经济规律的制度，让所有的无产者都能通过劳动变成有产者！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大多数人都是无产者，但今天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从无产者变成了有产者。但制度改革中，还有许多人仍处于贫困之中。（也有非法利用权力贪污腐败的有产者）这恰恰是要靠改革解决的问题。对现行的制度提出批评，恰恰是为了推动改革！

　　不改革不但实现不了共产主义，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无法跨越。甚至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三、团中央的文章中极端错误的将共产主义的目标理解为“反映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的胸怀和远见，更是一种否认历史的无知！

　　“共产党宣言”从来就不是中国的。是来自西方，来自国际的。共产主义理想也不是来自于中国的。团中央不致于连这点基本常识都不知道吧？至少不能连自己立足的根都不承认了吧？没有了“共产党宣言”这个老祖宗岂不是忘本了？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是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与帮助之下成立的，是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一开始就不是代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的，而是融入于多个民族，多个国家，多个政党的。花的经费中也多数来自共产国际援助。连党徽都是外来的。

　　共产主义在有中国共产党的那天就不是只属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共产主义天生就是个国际的主义！能不能实现也决不是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事。

　　四、中华民族确实有“天下大同”的传统。但这个“天下”不是一个中华民族的天下，不是一个国家的天下，更不是一个地域或一个文化中的天下！

　　共产主义要的是世界的大同。但如何取得世界各国，世界各民族共同的价值观呢？这仍是个尚存在着巨大分歧的问题。

　　中国可以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结合，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这最多也只是“中国梦”，不是共产主义！

　　中国确实需要先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如果中国不能向世界各国证明制度的先进性，实现民富国强，人人享有充分自由的民主权利和财产权利，如何能让世界认同，又如何实现共产主义呢？

　　如果中国不通过改革先解决好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连中国的人民都无法信服，又哪来的为“更加广泛的人们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而努力”的基础？

　　五、当前要解决的问题中包括团中央文章中提到的“老有所养，少有所敎，病有所医，居有其所”。而这恰恰是民众反映最强烈的愿望。

　　“只生一个好，国家管养老”的口号曾是计划生育的一面旗帜。但如今几千万个失独家庭的出现，却没有兑现国家管养老的承诺。养老金的复盖率仍未达到预期。老有所养还是个仍未找到解决办法的问题。也许不是用共产主义能解决的。而是要现实的研究解决。

　　“少有所敎”在城市户籍人口中，不管敎学质量如何，基本解决了。但在广大农村的落后地区和城市中的非户籍人口中并没有解决。也是要通过改革找到办法的。

　　“病有所医”更是城乡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医改进行了多次，至今仍在医改的路途上，不但没有结论，更是矛盾重重。白衣天使被医患关系搞得成了弱势群体。学医人数的下降将为此后解决问题带来更多麻烦。

　　“居有其所”与居有其屋虽仅为一字之差，却是一个难以接受的事实。保障房只能解决租不起房的群体。但无法将他们变成有产阶级。更谈不上实现消灭阶级差别了。只是个过渡时期的措施。

　　根本的还是如何建立一个不是完全靠国家的二次分配为主调节贫富差别，而是靠一次分配为主和三次分配补充，调节贫富差别的制度。

　　建立一个以一次分配为主的经济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打通上升的通道。党的文件中已经明确了建立市场经济的体制，让市场决定资源的配置，让市场决定价格。但改革的滞后，还没有实现这一制度。而要实现这一制度就必须将权力关进笼子。如果权力在笼子之外就永远不会有市场决定的权利。

　　没有合理的经济制度又如何实现“老有所养……”的目标？也许只是一句空话！

　　十三亿中国人在盼着改革能建立新的制度，解决社会中现存的各种问题。而不是在未解决眼前存在的各种问题时，空谈接共产主义理想的班。全世界也都在紧盯着中国的改革。

　　十三亿中国人不需要空谈什么共产主义，更希望看到的是如何跨越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不是不要一个伟大的理想追求，而是要脚踏实地的走好当前的每一步。否则不但理想不能实现，连现在已有的成果也会丢失。

　　改革只能前行而不能后退，早已是十三亿中国人的共识。视目以待的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中国人建立一套良好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冲破中等收入陷阱，进入经济发达的国家行列。

　　仅以此回复团中央的榷文。千万别用愚昧来欺骗年轻的共青团员们了！

　　2016-02-25

中央党校教授蔡霞挺身为任志强鸣不平 遭官媒围殴

（作者:  蔡霞教授权三剑客发表；来源：消息树网站，2016-2-27）

   戴按：任志强事件引发的风波，不由得令人回想起1965年11月10日中国官媒发表姚文元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文章。姚文污蔑吴晗为彭德怀翻案，无人敢为吴晗辩护。现在蔡霞以及大陆的许多网民，却敢公开力挺任志强。这就显示时代的不同。姚文是毛为发动文革而发出的第一个信号。我不相信中国有人敢于再搞一次文革。

  【编者注】来自微信公号“三剑客”（ID: isanjianke）。原文已被和谐，以下内容来自网民转载：

   发扬党内民主，首先要允许党员发表不同的意见，对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真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三剑客章）。——《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

   最近几天，任志强成了争论的焦点人物，一些文章给任志强扣上 “反党”帽子，批任志强“用心险恶”、“利用微博反党”，还有的文章题目是“坚决打倒阴谋家、野心家、资本翻天派、‘中国特郎普’ 任志强 ”。不同观点争论本属于正常，但用满篇文革语言给任志强“上纲上线”，大有对任志强进行政治审判乃至要直接置其于死地的架势，这就不是正常的争论，而是带有政治诽谤乃至诬害性质了。

        并且，这些文章发布在一级党组织主办管理的党网《千龙网》、相当高层的党刊杂志《红旗文稿》、党的外围组织——团中央的《中青网》上，貌似“组织上”表态任志强“反党”。事态如此严重，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

        怎么看待这些情况？用什么来判断党员任志强究竟是“反党”还是表达不同意见乃至提出批评？笔者翻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一段话：“全党要牢固树立党章意识，真正把党章作为加强党性修养的根本标准……判断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表现，要以党章为基本标准。 ”

       重读党章、《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后面行文中简称《准则》） 和《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护条例》（后面行文中简称《党员权利保护条例》），与任志强发表意见一事的相关规定内容，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党员发表意见的权利问题

        党章总纲关于党的建设基本要求中明确提出：“必须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

        党章第三条规定了党员八项义务，其中“（六）切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勇于揭露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坚决同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

        党章第四条阐明了党员拥有八项权利，其中有三条涉及到党员发表意见权利的问题。即“（二）在党的会议上和党报党刊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问题的讨论。（三）对党的工作提出建议和倡议。（七）对党的决议和政策如有不同意见，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可以声明保留，并且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

        以党章为依据，《准则》明确规定：“党员有权在党的会议上和党的报刊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问题的讨论，有权在党的会议上对党的任何组织和个人提出批评。党员对党的方针、政策、决议有不同意见，可以在党的会议上提出，也可以向各级党组织直至中央作口头或书面的报告。党组织应当欢迎党员群众的批评和建议，并且鼓励党员为了推进社会主义事业提出创造性的见解和主张。”

        《党员权利保障条例》第二章专门明确党员权利，其中第七条是：“党员有权在党的会议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和理论问题的讨论，并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党员有权在党报党刊上参加党的中央和地方组织组织的关于党的政策和理论问题的讨论。”

        党章特别强调“党的任何一级组织直至中央都无权剥夺党员的上述权利。”《准则》据此明确：“各级党组织必须切实保障党员的各项权利。侵犯党员权利的行为，是严重违反党纪的。”《党员权利保护条例》第二条指出：“党员享有的党章规定的各项权利必须受到尊重和保护，党的任何一级组织、任何党员都无权剥夺。”

        党章、《准则》、《党员权利保护条例》的这些条文，首先清楚地表明了党员任志强有发言权有批评权，有声明保留意见权，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无权剥夺任志强发表意见的权利。

              2、关于正确对待党内不同意见

   在健康正常的党内政治生活中，党员提出不同意见乃至尖锐批评是很常见的，如何看待和处理之?《准则》的第六条集中阐述了这个问题。

       《准则》提出：“发扬党内民主，首先要允许党员发表不同的意见，对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真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对于任何党员提出的批评和意见，只要是正确的，都应该采纳和接受。如果确有错误，只能实事求是地指出来，不允许追查所谓动机和背景。”《准则》指出：“党内在思想上理论上有不同认识、有争论是正常的。对待思想上理论上的是非，只能采取摆事实、讲道理、民主讨论的办法求得解决，决不能采取压服的办法。”

       《准则》明确提出：“由于认识错误而讲错了话或者写了有错误的文章，不得认为是违反了党纪而给予处分。要严格实行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所谓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就是禁止任意夸大一个人的错误，罗织成为罪状，并给予政治上、组织上的打击甚至迫害。”

        《准则》特别强调：“必须注意区别：反对某个同志的某个意见，不等于反对这个同志，反对某个领导机关的某个同志，不等于反对这个组织，不等于反领导，更不等于反党。”

        《准则》特别要求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做实事求是的模范，“在工作中，各种不同意见都要听，成绩、缺点都要了解。要鼓励下级同志讲心里话，反映真实情况。要努力造成和保持让人当面提意见包括尖锐意见而进行从容讨论的气氛。”

        为防止重演文革中对党内不同意见同志残酷打击迫害的悲剧, 《准则》用严厉的词语警示：“领导干部利用职权对同志挟嫌报复、 打击陷害，用‘穿小鞋’、‘装材料’的办法和任意加上‘反党’、‘反领导’、‘恶毒攻击’、‘犯路线错误’等罪名整人，是违反党内民主制度和违反革命道德品质的行为。对敢于坚持真理的同志妄加反革命的罪名，乱用专政手段，进行残酷迫害，这是严重违法的罪行，必须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

        打压不同意见，将会给党带来严重的危害。《准则》这段话极为深刻极为精辟：“把思想认识问题任意扣上‘砍旗’、‘毒草’、‘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种种政治帽子，任意说成是敌我性质的政治问题，不仅破坏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造成思想僵化，而且易于为反党野心家所利用，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秩序。这种做法必须制止。”

          3、党员如何参与讨论发表意见？

   党员如何行使权利参与讨论、发表意见、提出批评，党章党规也都有明确的规定。

        《准则》规定：“对于关系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和全局的重大政治性的理论和政策问题，有不同看法，可以在党内适当的场合进行讨论。但是，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在报刊上进行讨论，应由中央决定。党的报刊必须无条件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政治观点。 对于中央已经作出决定的这种有重大政治性的理论和政策问题，党员如有意见，可以经过一定的组织程序提出，但是绝对不允许在报刊、 广播的公开宣传中发表同中央的决定相反的言论；也不得在群众中散布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相反的意见。这是党的纪律。”

       《党员权利保障条例》第七条也同样规定：“党员有权在党的会议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和理论问题的讨论，并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党员有权在党报党刊上参加党的中央和地方组织组织的关于党的政策和理论问题的讨论。党员在讨论党的政策和理论问题的过程中，应当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得公开发表与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相违背的观点和意见。”

       这里有两个关键语句：一是在党内讨论。恩格斯在 1890年指出: ［1］

       “党已经很大，在党内绝对自由地交换意见是必要的。” 列宁曾经说过：“讨论自由、行动一致。”在党的决定没有做出之前，党内要充分讨论，使党员充分发表各种意见，一旦形成决定，全党就必须行动一致。《党员权利保障条例》指出：“党组织作出重要决议、决定前，应当以适当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征询党员意见。对于多数党员有不同意见或者存在重大分歧的，暂缓作出决定，进一步调查研究，交换意见，提交下次会议表决。”

        讨论不能缺少发表意见的制度化平台，但中共迄今还未能健全党内讨论的制度化平台，党员如果有不同意见，最主要的表达渠道只是向上级党组织直至中央报告。向上报告不是讨论。即便如此，一些不同意见也很难上递到党的最高层。一方面，党内有些人或者扣政治帽子、或者以党的纪律为借口，限制党员发表不同的意见；另一方面, 战争年代的“保密”观念影响至深，党内越是重大问题越要严格保密，无论是起草文件还是酝酿决策都十分神秘，这就使党员事实上缺乏讨论机会，思想上的困惑难以解开。再加上有些人把“党的报刊必须无条件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政治观点”片面理解为只许说好话，不许提批评质疑，于是党刊党网或者只发赞扬肯定的文章，或者竭尽全力封删不同意见和批评声音。而这些对统一党内思想认识全无帮助，党员或者因不理解而在党内外进行各种争论，或带着疑惑执行决定，一遇干扰就彷徨摇摆，极大地损害党的集中统一和行动一致。

        也正是因为党内讨论的制度平台很不健全，发表意见渠道很不畅通，因此才有不同意见在党内没有消化，就外溢到党外场合发表、发 酵，引起复杂的社会反响。由此，推进党内民主建设，需要逐步建立起党内讨论的制度化平台，为实现党员权利切实创造条件。

        重大问题在党内进行广泛而充分的讨论，通过讨论促进上下沟通、 达到相互理解，不仅可以最大限度地凝聚全党智慧，减少决策失误，而且可以使全党通过讨论获得共识，为全党行动一致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故此，任志强仅仅是就公共媒体“姓党”提出疑问，却被扣上吓人的政治帽子，这种做法不仅违反党章，堵塞党内言路，而且损害党内团结，对党本身没有任何好处。

        有人认为，党员发表不同意见，就是“妄议”中央大政方针，必须要给予严厉处分。这样的理解很片面，甚至是歪曲党的纪律。中纪委专门就“妄议”作过解释，监察部副部长肖培说：“中国共产党闻过则喜，我们听得起批评，我们也欢迎批评，同时我们也征求各方面意见来推进党和国家事业。但有个界限，对中央大政方针，对大是大非，尤其是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党的基本方针、理论、路线定下来的，全党的干部必须统一执行。” 可见“妄议”的涵义是比较明确的，背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 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破坏党的集中统一的才是“妄议”，任志强仅仅是对媒体都“姓党”有疑惑，与“妄议”有本质区别，更扣不上“反党”帽子。

        习近平曾经指出：“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党外人士而言，要敢于讲真话，敢于讲逆耳之言，真实反映群众心声，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总之，对任志强的发表意见如何处置，不仅是任志强的事，更和8000多万党员的权利能否得到保护直接相连。

        学习党章党规，增强党章意识，是我们更好地履行党员义务、行使党员权利、发挥党员作用的基础和条件。营造8000多万党员都能大胆讲真话讲心里话的党内民主氛围，是真正的爱党护党，而扣帽子堵塞言路，对党则有百害而无一利。就此，我们的党网、党刊该怎么做，是否需要再想想了?

         注引：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7卷第435页。

    党校教授为任志强喊冤？多家媒体向“任大炮”“开炮”

国搜报道

   核心提示：任志强惹了大麻烦。近日来，多家媒体乃至党员个人，纷纷对“任大炮”猛烈“开炮”。

        任志强惹了大麻烦。近日来，多家媒体乃至党员个人，纷纷对“任大炮”猛烈“开炮”。评论指出，拥有3700多万微博粉丝的任志强经常通过网络、讲座、报告会、座谈会等方式，在公开场合发表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反对党的改革开放决策的言论，妄议中央大政方针，公开与中央唱反调，背离了党的根本宗旨，违背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有评论列举其“反党言论”说：比如，对于“八荣八耻”说“一条都不符合现代的价值”；对于“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一教育了几代人的信仰，他说被这口号骗了几十年；对于社会公认的英雄说“雷锋是一剂麻醉剂”；对于我国国体、政体在公开场合扬言“把我们面前的墙推到”。特别是2月19日习大大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后，任志强在当晚连续发表“人民政府啥时候改党政府了？花的是党费吗？”“彻底的分为对立的两个阵营了？当所有的媒体有了姓，并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时，人民被抛弃到被遗忘的角落了！”等言论，公然与党和人民对立。

       光明网2月27日刊文《党校教授为任志强喊冤叫屈，党性在哪里？》。文章指出，就在网民强烈谴责“优秀党员”任志强肆意攻击“党管媒体”原则之时，25日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却出人意料地为任志强“喊冤叫屈”。为公开发表反党言论的人进行辩护，党校教授蔡霞，你的党性在哪里？

        文章就蔡霞相关言论进行批驳：事实上，她这篇文章漏洞百出。比如，蔡霞搬出《准则》来为自己的狡辩打气。“党员有权在党的会议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和理论问题的讨论，并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党员有权在党报党刊上参加党的中央和地方组织组织的关于党的政策和理论问题的讨论。”任志强是在个人微博发声，这也算党报党刊？《准则》明文规定，对于中央已经作出决定的这种有重大政治性理论和政策问题，党员如有意见，可以经过一定的组织程序提出，但是绝对不允许在报刊、广播、网络等媒体公开发表同中央的决定相反的言论。党校教授蔡霞，难道就睁眼瞎？如此选择性解读，把网民当傻子？

        文章强调，身为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较之普通网民党性当更强，认识当更深入，面对任志强种种错误言论，应该比普通网民更有义务旗帜鲜明驳斥其错误言论。恰恰相反，她不但视任志强的错误言论而不见，反而煞有介事指斥网民“上纲上线”，如此“言之凿凿”，真不知她哪来的底气。

        2月27日，中国青年网发表评论员文章。文章指出，任志强的“媒体姓民论”其实是西方“媒体公器论”的变种，是以人民性为幌子，让媒体脱离党的领导，成为所谓“社会公器”，而这正是西方国家对外进行和平演变的途径。当今世界，没有哪个传媒可以超乎哪种社会制度而独立存在。西方“媒体公器论”看似正义，实则虚伪。这些年，西方国家利用新闻舆论特别是互联网在中国搞“微政治”、“微革命”，进行思想文化渗透，鼓吹私有化，鼓吹西方宪政，大搞历史虚无主义，甚至直接进行网络颠覆活动。西方利用媒体舆论打前站，搞颠覆活动，搞和平演变，搞颜色革命，并且在一些国家已经陆续得逞，埃及、叙利亚、利比亚就是前车之鉴，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观察者网27日刊文《“党媒姓党”踩到了任志强的尾巴》。文章认为，旗帜鲜明地坚持党媒姓党，是做好新闻舆论工作的根本指针。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苏联解体的经验教训一再启示我 们，党管媒体原则一旦被打破，事实上就等于抛弃了新闻舆论工作的党性原则，而脱离了党性的人民性是不存在的。当媒体被错误思潮绑架，热衷于丑化和抹黑苏共和社会主义制度，失控的舆论加剧国内矛盾激化，并最终导致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崩溃。

        2月22日，千龙网刊文质疑：谁给了任志强反党的底气？文章抨击：媒体不解决为谁服务的问题，就无法真正地体现其人民性，强调党媒的党性，就是强调媒体的人民性，习近平同志讲话的核心正是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这么简单直白的道理，怎么到了任志强的嘴里就成了媒体与人民的对立？任志强把党章里的“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条吃掉了？我们不禁要问，一个连党章都能无视的党员，公然反党的底气何来？一个半夜三更喜欢给领导打电话的任志强，究竟谁给了他跳出来推墙的“勇气”？

        评论指出，强调“党媒姓党”，任志强之流跳出来是必然的，因为破坏了他们的推墙步骤。舆论阵地的战斗，意识形态领域的硝烟，是时时刻刻的拼刺刀，面对没有一日不拱卒的公知推墙党，我们必须要用党性原则，用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扎紧篱笆修好围栏。我们的媒体，太久不敢提党性原则，仿佛一提就触摸了所谓新闻自由的逆鳞，但是如果坚持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又何惧“姓党”？至于任志强，我们已经无需对其进行党性教育，一个只为资本代言的任大炮，一个“优秀共产党员”却把自己跟人民割裂并踩在脚下的个体，哑火，是迟早的事。

        日前，一位年轻党员也发出“给任志强的公开信”。信中说，你（任志强）不仅不配“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你连一名普通党员都不如。我们党向来倡导言论自由，你作为一名党员，有意见完全可以通过党内渠道反映，但你口无遮拦，乱说、妄议，你是否想过，作为一个拥有3700万粉丝的大V，你不是一般的党员，更不是一般的网民，你却一次又一次地攻击、抹黑我党，你的党性哪里去了？你的先锋模范作用又体现在哪里？你不是在无节制的挑战我党的底线，挑战公众的底线，是什么？！

     中央党校传授替任志强辩护，网民为何看不下去

湖南频道

  摘要：对付蔡霞这种拙劣演出，很多平凡网民其实看不下去，@sunny北飞的雁叹息，“任志强的反党的‘底气’原本在这里”。

        用@书香满心的说明是，又有同一小我私人意志又有小我私人神色痛快、活跃生动，作为党员和党校传授的她，保障党员民主权力，蔡霞硬把任志强果真阻挡说成“迷惑”，反而更坐实了任志强违背了党章划定， “要造成一个又有齐集又有民主，再加一个也无济于事。

       “必需充实发扬党内民主，看似有理有据， 任志强因在小我私人微博颁发进攻“党管媒体”原则错误谈吐招致宽大网民非难。

        蔡霞在替任志强辩护之前，面临‘脚扎实地’这四个大字，她酡颜么？” 任志强违背党章划定是既定究竟，把恶毒进攻说成“善意品评”，“党员怎样利用权力参加接头、颁发意见、提出品评，党章党规也都有明晰的划定”“是在党内接头”，以是，照旧先反省反省本身，实则裂痕百出，施展各级党组织和宽大党员的起劲性缔造性”；一面又说，尊重党员主体职位，(王德华)，要知道任志强不通过党内接头的制度平台颁发意见，又有规律又有自由。

            大讲特讲《党内政治糊口多少准则》和《党员权力掩护条例》。

        蔡霞替任志强辩护，网民号令党组织依规处理赏罚没有错， “夹杂了党内民主、在党章划定的渠道内对党正常品评、颁发意见。

        中央党校传授蔡霞却火烧眉毛撰文替他辩护，很多平凡网民其实看不下去，与在全社会果真诬蔑、反党的界限”；难怪@老左识途质问，洗洗身上的泥，对付蔡霞这种拙劣演出，从蔡霞过往替薛蛮子、“秦火火”洗地来看，因此，真不知她这个传授是怎么当上的，既讲自由、又讲规律，她的“不警惕”引证，盘据党和人民的相关。

       “党校传授硬是把果真反党说成是党内民主，而是挟3000多万粉丝大放厥词向党施压，不是那么干净， 蔡霞在文章中一面说，党章党规从来是既讲权力、又教材务，错得离谱，别说是一个蔡霞，“任志强的反党的‘底气’原本在这里”，@sunny北飞的雁叹息，那样一个政治排场”。

梁京：习近平文革的外部条件和历史逻辑

（2016-02-23，自由亚洲电台）

      戴按：梁京此文的许多分析，总觉得不大靠谱。文革前夕，毛在全党、全国民众中的威信如日中天。这一方面是因为毛是中共创始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父，这一巨大的政治资本，连刘少奇、邓小平都无法望其项背，遑论习近平。另一方面是因为文革前林彪等人搞的造神运动。习当然也可以叫人搞一个类似的运动，但不容易。毛有毛选、毛语录，习没有习选、习语录。另外，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民众的思想，不像毛时代那么愚蠢和无知，那么容易忽悠。毛时代的中国，在经济上是独立自主，与外界隔绝的。现在的中国经济，与世界有密切的联系。中国当局决定国内外政策，不得不顾虑外国的反应和对本国经济的影响。梁京对美国和俄罗斯的看法，亦有很大的失真度。

       习近平上台前的资历有限，鉴于胡锦涛被架空的教训，他当然要清除党内军内对其权力的潜在威胁。但他不可能像毛那样，直接号召学生和民众起来造反，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大批官员。文革初，大多数官员被打倒，但很快就被“解放”，因为毛不可能依靠造反派统治国家。毛都做不到的事，习就能做到？我很怀疑。

   正如很多人都看到的，习近平春节前上井冈山，节后又视察中共三大媒体，提出媒体要“姓党”，传递了非常重要的政治信息。我以为有人用习近平的文革正式开场来概括这个信息并不为过。

       习近平的文革冲动有与毛泽东的文革相通的两个政治逻辑，这一点，我在2014年的一篇评论中就谈到了。第一个相通的逻辑，就是习近平像毛泽东那样感到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因此要主动出击，确保自己不容挑战的最高权力地位；第二个相通的逻辑，就是习也像毛那样，认为党内各级官僚的既得利益不支持自己的路线，而自己有机会通过操控群众，培植一代新生力量作为今后执政的政治基础。

       在那篇评论中我还指出，习的文革虽然会像毛的文革那样必然失败，但并非没有可能给中国带来一个不短的“冬天”。这个判断的一个依据，就是习的文革也像毛的文革那样，有国际环境的支持，或者说，没有当时的外部环境，毛泽东未必敢发动文革。

       那么，毛泽东当年发动文革的外部环境与今天有何相似之处呢？第一个相似之处，就是对中国和世界影响力巨大的美国和俄国（当时的苏联）内部都发生了深刻的危机，都在探寻出路。美国是民权运动方兴未艾，苏联则是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死后改革失败，活力大为下降。今天美俄两国自身的麻烦一点也不比当年差。俄国不用说了，美国内部的危机也很深重，当前大选中表现出来的民众对精英和既得利益的极大愤怒，就是明证。有人评论说，这是三十年来这一轮全球化的输者们在表达他们的不满。在这种不满背后的其实是更深层的挑战，美国正在寻找新一代的领导人和变革的方向。

       第二点，就是中国有力量牵制美国，毛泽东发动文革时，主要是通过越战牵制美国，今天，中国牵制美国的杠杆就更多了，从经济、外交，特别是北朝鲜核危机和南海争端。没有这两个重要的外部条件，我相信习近平是不敢发动他的文革的，而正因为有了这些外部因素，习近平的文革一旦发动起来，就有可能持续一段时间。

       我为什么要指出这一点，主要是读到不少分析中国百余年来变革的文章，都强调中国历史的惯性，强调今天与清末变革困境的相似。最近的一篇，就是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刊载的“110年前的中国宪政改革”。文章写的不错，给人不少启示，但仔细想来，还是感到作者夏白鸽把中国传统的逻辑强调过重了，低估了毛泽东的革命对中国演进的历史逻辑带来的深刻影响。

       回顾中共革命成功以来的变革史，可以说是走上了一条没有办法刹车的快速演变之路，用习近平喜欢的话语来说，就是一条非"大折腾、瞎折腾"不可的路子。因为中共革命建立的体制，是一种没有内生稳定机制的体制。这个体制，表面上看让中国有了很大的自主能力，但由于缺乏内省和反思能力，也缺乏内部制衡能力，对外部世界的潮流变化不仅极为"易感"，而且一定会反应过度。也就是说，毛泽东的革命已经把中国从一个"超稳定结构"变成了一个"超不稳定结构"。

       如果这个判断成立，就可以预言，这一轮世界大格局的演变，将会像过去半个世纪一样，非常剧烈地改变中国，当然也就会影响到习近平的文革进程。不过，与毛泽东时代不同的是，习近平时代向世界转嫁中国内部危机的能力，或者说以自伤来伤人的能力，已经空前强大。综合起来，我的结论就是，由于中共革命建立的超不稳定体制，中国实力再强大，也改变不了世界潮流将继续形塑中国未来这个基本的历史逻辑，但这个逻辑并不排除，在未来全球的大变局中，习近平的中国梦也有机会给所有人带来一场噩梦。

吴菊生：危机来了？

（共识网，2016-2-12）

  戴按：黄奇帆是个优秀的经济管理专家。但重庆模式之所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他省市被按兵不动。如果全国省市皆学重庆，重庆的优势就会几乎全部丧失。这就像赛跑时只准一名选手跑，他当然独占鳌头。但如所有选手同时跑，重庆就未必能居第一。因此，黄奇帆能否只手回天，难说。吴菊生此文字字击中中国模式的要害！

  摘要

  国民信用才是真正的大国硬币之锚，而不是什么美元英镑和黄金，我国最大的问题恰恰就出在此处。

　　前些天一则信息在微信群内疯传: 保监会主席项俊波接任肖刚，重庆市长黄奇帆赴京任国务院秘书长！已抵京！刚下飞机！若黄奇帆到北京的传闻能落实，股市必涨----重庆经济让黄玩成全国第一，黄奇帆任国务院秘书长，可主管“三会”(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山东省长郭树清去央行、项俊波去证监会。猴年第一站习大大赴重庆不是偶然。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大，需要高手玩转。目前重庆经济速度全国第一。

　　我读后不禁莞尔，这就叫“预期管理”。新年以来，中国最大经济政治事件不是别的，就是美元遭到国民哄抢，此轮不“理性”的群众行为对国民经济造成直接的巨大威胁。须知，外储才是统治集团的命根子，过去几年某人貌似风生水起，全球大撒币，就是仗着几万亿美元的外储。眼看当局玩不过升斗小民的群蚁战术，外储大厦笈笈可危！这种恐怖恐慌可以说是二十余年来仅见的，没有之一。从政治经济大局的安危考虑，确实需要有迫切的手段将国民注意力从货币贬值，抢购美元这方面转移出来。中国体制的动员组织能力此时不用，更待何时?

　　说起来国家的外储还有三万多亿美元，但其中能动用的实在有限。据御用学者李稻葵昨天说，三万亿美元外储就是底线，而央行的去年底报告才有三万三千多亿，一年之内减去了六千亿（还只是动过手脚的数据），可见形势危急。照年初一周居民哄抢规模来看，三个月就露出原形了，因为去年单单12月就减少外储一千多亿。很多外储实际上都已经用出去了，失去了流动性，还有不少其他币种外储一动就会形成巨额账面亏损，从而酿成巨大的政治风险。为今之计，只能软硬兼施，阻止居民换汇。一方面在柜台上网络上实施种种手段拖延，变相外汇管制，另一方面要采取各种手法（那怕是欺骗）将居民的注意力转移，鼓吹A股牛市不失为一条途径。可以预见，與论场上这类言论将源源不绝，那怕是造谣也无人追究。现在恨不得有人喊出:“今天我们都是某家人”的口号呢！

　　讲到这里，还要说一件大事，那就是SDR。现在看来这件大事操之过急了（说上了美帝国主义的当也行）。其实当初国内专业人士的意见就不统一，几乎有一半的人认为时机不成熟。但决策集团急于做大事，要和美元集团分庭抗礼，一带一路，亚投行，金砖行，丝路基金等等，都等着人民币早日国际化。还有那些个援巴援非援俄援南美所需大笔资金，都急等着人民币走出国门，成为硬通货呢。凡事“欲速则不达”，闯大祸了吧！联想到毛泽东时代，当年也是想大干快上，急于赶英超美，结果大家都看到了，现在的局势其实跟当年本质上是一样的。

　　一个主权国家货币的信用究竟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上，也就是所谓的“锚”上?这个问题不能正确地解答，那么所谓大国“硬币”就永远是空中楼阁。国民信用才是真正的大国硬币之锚，而不是什么美元英镑和黄金，鄙国最大的问题恰恰就出在此处。滥发货币这类老事就不去说它了，单拿两件最近的“小事”就可以看出来。其一，汽油价格，说好的根据国际市场石油价格上下浮动，这是国家跟国民达成的一份协议。然而说变就变，单方面撕毁协议，美其名曰“环保需要”。其二，退休人员的医疗保险开支，社会保险法上明文规定的条款，一个小小的部长就可以说变更。试问当今世界有哪个文明国家敢这么做的？国家信用败坏到如此地步，还指望什么大国“硬币”，无疑南辕北辙了！

　　当然了，这两件“小事”的背后极可能隐藏着惊天大事，或许还会有二十件（甚至更多）这样的“小事”在前面等着吾国吾民，或许危机离我们真的不远了！这是另一个话题，以后再说。

　　国家信用破产之时就是中国模式倾覆之日！

巴斯：中国银行业危机规模将是美国次贷危机5倍

 （博讯2016年2月12日）

    【博闻社编译综合】美国次贷危机是指发生在美国，因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引起的金融风暴。它致使全球主要金融市场出现流动性不足危机。美国“次贷危机”是从2006年春季开始逐步显现的，2007年8月开始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美国银行公布的研究报告显示, 美国次贷危机导致全球损失7.7万亿美元。

    Hayman Capital Management创始人、著名对冲基金经理巴斯（Kyle Bass）曾经准确预言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并因此做空次贷获利。他还成功预测了日本的银行业问题及此后日本央行大胆的货币宽松。巴斯本周三在致投资者的信中警告，中国将爆发银行业危机，就陷入危机的资产规模而言，规模将是美国次贷危机5倍，“类似于美国银行体系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方法，中国的银行体系已越来越多地追求过度杠杆化、监管套利和不负责任的冒险行为。”

    巴斯指出，过去10多年来，中国的银行体系资产已增至34.5万亿美元，从之前的3万亿美元大幅增长。如果中国的银行体系失去10%的资产，中国的银行将失去大约3.5万亿美元的股权。从历史上看，在不良贷款周期中中国银行失去的资产远远超过10%，因此中国银行将迎来巨额的股权损失。

    在2007-09年的整个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美国银行损失了大约6500亿美元的股本。而国际清算银行估计，中国银行业在1998年-2001年不良贷款周期系统损失的资产超过GDP的30%。此次金融危机中中国银行业的损失将超过上个周期。因此，巴斯警告称，按照现在的中国GDP计算，30%就将超过3.6万亿美元，这是美国银行业损失的五倍之多。

    巴斯预期，中国银行业一旦再度遭遇巨大损失，人民币兑美元可能会失去三分之一的价值, 将迫使中国政府和央行通过增发人民币来进行对冲，为此中国将有可能不得不加印价值10万亿美元的人民币。由此导致的后果便是严重的通货膨胀和人民币贬值一同来袭的风险。

    巴斯的信中称：“我们正在见证的是世界上最大的宏观经济失衡的重置。中国面临的问题没有先例···他们是如此巨大, 以至于中国政府需拼尽全力来纠正失衡。”

    巴斯还宣称, 中国的外汇储备比显示的要少很多。这是因为中国3.2万亿美元的外汇的一大部分是绑在其他产品或已借出, 这意味着它不是可以立即使用。最终, 中央银行可支配的大约只有2.2万亿美元。这点很重要，因为中央银行最近一直以每月约1000亿美元的速度支出其外汇储备，很大程度是为了支撑人民币的价值。假如人民币贬值，企业预计将把现金退出中国, 反过来进一步使人民币贬值, 造成一个恶性的自由落体。

    即使有3.2万亿美元的资金, 这样的支出不能永远持续下去。但因三分之一的外汇储备被占用或遥不可及, 巴斯认为, 央行不能再以这种方式支持经济的时间将更早到来。

刘仲敬：一带一路与亚投行

   （《墙外楼》网站，2016-1-26）

  戴按：对民国史了解极深的刘仲敬，在此文中以民国的历史教训推测“一带一路”战略的风险，准确度如何，有待观察。

亚投行是一个异常冒险的东西。冒险的意思是——它比较像法国在印度的经营（1642年法国成立东印度公司，并于1668起在印度的苏拉特、默苏利珀德姆、圣多马、金德讷格尔建立多个贸易点，但始终与英国、荷兰及印度本土势力争斗不断，后逐渐失去），而且还要不如一些。因为它投资的那些地方，从传统上讲是过去的金融家忽略的地方。而过去的金融家之所以忽略它绝对不是无意的，他们没有理由跟自己的业务过不去。他们经过审核以后，觉得这些地方还债的把握是基本没有，属于“道旁苦李”（出自《世说新语·雅量第六》，王戎和他的同伴，经过某地看见路边有一棵树上结满李子，大家争相去摘，只有王戎一个人不去。别人问他何故，他说，树既然长在路边，路过的行人一定很多。经过了这么多人，树上居然还有李子，那些李子一定不好吃。摘的人一尝李子果然是苦的）。

亚投行就是这个问题，它为什么要投到巴基斯或者阿富汗去呢，直截了当说就是：因为以前的资本家在这些地方不大肯投资，因为这些地方的投资是没有保障的。顺便说一句，中国之所以这么做可能也是因为，中国在这以前已经做了一定这方面的投资，这跟中国过去几年矿产饥渴有点关系。中国在非洲、拉丁美洲，还有在阿富汗这些地方，都买了不少的矿材，用来保证中国的原材料进口。阿富汗这些矿山，论铜矿的品质来说是非常好的。如果只看铜矿的品质，它应该卖得很贵。中国那些可能是几个百分点的矿山都在拼命开采，人家那有百分之二十的矿好像还没有开采。但为什么那些地方没有开采？因为阿富汗政局不稳定，你也不知道新政府会不会承认你的产权。

地图：阿富汗地形（略）

地图：内亚宗教分布（略）

在这方面我可以举一个例子，中国编了很多材料，控诉大日本帝国对中国的战争罪行，其中有一个材料就是说，日本从山东掠夺走了多少多少黄金，但是我老实说，这完全是诬告日本，日本在山东不是掠夺了很多黄金。而是在战争爆发以前，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中日两国还是和平友好相处的情况下，日本的资本家，不是日本政府，组织了投资公司在山东开矿，开金矿的公司赚了不少钱。然后在中国历史学家笔下，这些赚了的钱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掠夺的证据，如同战场上直接抢劫战利品一样。在战争爆发以前，日本那些投资的项目，性质跟英美公司在上海开公司赚钱的性质是一模一样的，也跟中国公司在坦桑尼亚赚钱方式是一模一样的。你不能说是，中国公司在坦桑尼亚赚了两百万美元，坦桑尼亚的历史学家就愤怒谴责，中国帝国主义从坦桑尼亚掠夺走了两百万美元，这行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英美公司在深圳赚的那些钱，外资运走的钱，我们现在就要编历史书，来愤怒控诉他们从中国掠夺走了多少多少钱。那些钱，那些金矿，不是日本军部抢你的东西，而是日本资本家花钱买下来的东西，然后他赚了钱。就是这么简单。

最后战争结束的时候，中国人还是把日本人赶走了，尽管这个金矿的经营本身跟战争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日本战败了，这个金矿就是完全没有了，而且还在历史书上黑别人一笔。当然，历史书上黑不黑别人，那完全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谁也不会相信这个。但是关键在于，英美资本家或者俄罗斯的财团都不去要的那些铜矿，你中国人要那些铜矿是什么意思。如果美国军队撤走了以后，塔利班进了城，他尊重你的那些铜矿的产权么？这个可能性应该是非常微小的。就算塔利班不进城，在联军撤走以后，阿富汗的任何政府，有能力在喀布尔（阿富汗首都）之外发号施令么？显然没有能力。他跟你签署的任何条约，都不会比黎元洪跟日本人或者是跟美国人签订的条约更有效吧。张宗昌（1881-1932，早年闯荡东北，依附张作霖起家，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立下大功，得到山东地盘。张在党军北伐时奋勇抵抗，失败后一度旅居日本，最后被韩复榘、冯玉祥设计谋杀）会不会遵守黎元洪签署的条约，或者孙文执行不执行段祺瑞签署的条约，答案应该是一目了然的。

你买下来的东西，你将来要面临两种选择，要么你再当一次冤大头，这笔钱就算是我的我也不要了；要么你像日本或者德国一战以前的商人一样，游说本国政府，派一支关东军到当地去，把塔里班给我赶出去，把那个地方给我夺回来。九一八事变根本的动机就是这样，你袭击了我们日本公司投资的关东铁路（柳条湖事件），妨碍了我们正常经营，我们关东军是去维持秩序，把你赶出去，把地方夺回来。

如果你不想做冤大头，你就要准备一支军队，必要的时候去维护你的产权和利益，如果没有这方面的准备的话，当冤大头的可能性是非常之大的。

照片：日本展示南满铁物证路被蓄意破坏的（略）

但是准备一支军队，牵涉的危险是非常之大的。你要到吉尔吉斯去维护什么产权？顺便说一句，2010年4月吉尔吉斯发生了严重的排华骚乱，中国在那里的投资商人损失惨重，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派一支军队去干涉的话，俄罗斯人会不会把你赶出来？会不会像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军队进了中国，然后英美、苏联都很想把你赶出去，最后弄得日本搞到国破家亡的地步？如果你不去的话，那你就全部亏本了，你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这些地方搞投资，将来你早晚，不是早晚，而是在很近的未来，就会面临着这样的情况。

谢里夫（1949-，1990-1993、1997-1999、2013至今三次担任巴基斯坦总理）是什么样的人呢，他连段祺瑞都不如，他就是黎元洪那种人，巴基斯坦的军队已经赶走他好几次了。赶走以后，下一次，第一次法统重光以后还有第二次法统重光，袁世凯死了以后，黎元洪还可以和他的国会一起回来，段祺瑞滚蛋以后，黎元洪还可以跟他的国会一起回来，因为是合法当选的、民主选举出来的共和国总统。尽管军阀可以发动政变把你赶走，但是军阀自己也要下台，他下台以后你还可以回来了。谢里夫已经是这个样子了，一次军阀把他赶走了，他回来了，又一次军阀把他赶走了，他又回来了。现在他跟你签署了这个合同，第三次把他赶走的时间还会远么？他能够当到五到十年以上么？等他被赶走以后，下一任军阀肯不肯承认他跟你签署的合约？或者巴基斯坦整个国家，会不会被他自己长期培养起来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武装推翻？

你这个投资，用来修一条铁路，从喀喇昆仑山一直通向大海，横跨了俾路支和普什图的广大地区（这两个省份自印巴分治以来都多次发生暴乱，要求完全自治或成为独立国家）。普什图地区是塔利班的外省，而俾路支地区是横跨伊朗和巴基斯坦两国的俾路支独立游击队的一个外省。修这一条铁路，你就像是在1942年维持津浦铁路（天津—南京浦口）的运行一样，你要在苏北跟韩德勤（1892-1988，国民党陆军中将，抗战期间任江苏省主席、鲁苏战区副总司令）打仗，要在华北跟林彪打仗，从浦口到天津的火车，必须配上大批的皇军做警卫。一路上的各式各样的强盗都会说自己是铁道游击队，是奉国民党的命令和ＴＧ的命令来抵抗日本。你如果不派一支安全部队去驻守沿线的话，你这条铁路是没法畅通的。这支安全部队如果驻守的话，比如说你去跟巴基斯坦签一个条约，很好，这个条约签出来的结果就跟南满铁路条约一样。这支军队将来的下场，就跟签署了南满铁路条约的关东军一样。哪一天巴基斯坦的民族主义上升的时候，这就是中华帝国主义侵略我们的象征，我们一定要把关东军赶出去，接下来就是九一八事变。

地图：普什图人分布区域，跨越阿富汗、巴基斯坦（略）

地图：塔利班势力分布（略）

地图：中巴铁路模拟路线（略）

如果你不派出这一支军队，信任巴基斯坦自己的安全部队的话，那么这支安全部队可能就会变成段祺瑞的参战军（1917年8月北洋政府对德宣战，段祺瑞与日本订立参战借款，由日本提供军火和教官，编练参战军。但这支军队并未投入一战，战后改称边防军，成为直皖战争中皖系的主力），他拿了你的钱，本来这笔钱应该是练兵来保护铁路的，但是他拿这笔钱去打别的军阀、部落武装或者去干别的事情了。然后那些部落武装被段祺瑞打了以后，就要对日本恨之入骨。被你中国武装起来的巴基斯坦安全部队打了以后，他一定对中国恨之入骨。下一步他一定会像是孙文依靠苏联来反对日本一样，依靠，比如说伊朗或者沙特阿拉伯的极端分子，捐款来打你中国。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像这种投资在外交上的主要结果，跟日本的西原借款（日本于1917年至1918年间８次借款给段祺瑞政府，共１．４５亿日元，帮助中华民国改善财政状况。这批借款由日本民间亲华人士西原龟三促成，是民国所借外债中条件最优厚的，日方以此对华释放善意。但段祺瑞一开始就没打算还。最后民国以赖账了事）很有相似之处，它肯定会在未来的一、二十年，为中国树立无数的敌人，这些敌人很容易渗入中国的西部边境，那不是你的银行团能够收拾的事情。所以如果你的投资范围，包括从巴基斯坦、吉尔吉斯，通向亚丁湾和叙利亚这条危险道路的话，那么收回成本的可能性是接近于零的，而制造出严重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则是极大的。当然如果你的路线是从福州到印尼和马来西亚，这条路线可能赚钱，但是赚到的钱能不能抵消掉这条路的巨大投入，是很成问题的。

所以我只能说，亚投行是一个四不像的组织。估计开始的时候，中国只是想唱独角戏，用中国的剩余资本去解决中国的产能问题，跟那些国家单打交道。能够请来一些西方国家捧场，长长面子是很好的，但是决定权要中国做主。可以用国内那种黑箱操作的手段，来维持这个银行表面上的信用。如果（出了问题）的话，也可以打落牙齿和血吞，不至于公开出丑。但是既然八国联军入了亚投行，这一套就玩儿不通了。尽管人家的股东不是主要的，但是人家在金融体系方面，经过长期经营，论规范论技术是超过你的。至少人家如果要挑漏洞，这是太容易了。人家都是股东，还有发言权。最后很可能搞成这个样子：出钱大部分是中国人出的，人家出小头，但是在经营的过程中间，观察员协会的那些经验丰富的外国金融家，足以把你搞得寸步难行，而投出去的资本多半是收不回来的。出现我刚才描绘的这种可能性，恐怕是占压倒多数的，比其他任何几种可能性加起来发生的可能性都还要大得多。

所以美国也没必要阻挡这些加入的国家，这东西对美国一点威胁也没有。

地图：一带一路（略）

地图：ＩＳ势力的扩散（略）

西安斯坦什么时候建成的问题，我想，国际武装分子大规模地入侵我朝西部，应该就是最近五年之内的事情，不大可能拖得更久了。因为伊斯兰国和塔利班，已经开始在阿富汗彼此宣布圣战了。面对着喷赤河（原中国、阿富汗、塔吉克斯坦的边界河，长1125公里，2001年中国与塔吉克斯坦签订了边界条约，宣布放弃帕米尔高原西部至喷赤河一带领土）和瓦罕走廊（又称阿富汗走廊、瓦罕帕米尔，是阿富汗巴达赫尚省至中国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境内呈东西向的狭长地带，位于帕米尔高原南端和兴都库什山脉北段之间的一个山谷）的那个边境，已经是门户洞开。他们不来是不大可能的。而我朝自我安慰的理论是，它已经收买了塔利班，塔利班的立场倾向于中国。但这是根本没用的事情。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吉尔吉斯那种部族和宗教政治派别极其复杂的地方，如果你收买了某一个派系，得到的结果就是，那个派系的所有敌人就会自动变成你的敌人，你不可能把所有人都收买的。如果你收买、资助段祺瑞的话，段祺瑞的敌人，肯定会找苏联或者找其他人，在反对段祺瑞的同时，也把你日本人当作替罪羊，附在一起反对。这就是中国在那些地方进行经营的所面临的必然下场。那些地方的武装团体，找海外支持者是不难的，它可以找亲俄罗斯的力量、亲美的力量，还可以找沙特阿拉伯和海湾国家那些有的是钱、长期以来不断资助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那些基金会，就是这些基金会，建立了伊拉克伊斯兰国。伊斯兰国成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对抗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它的背后是逊尼派长期以来在地下流动的巨额的石油美元。这笔钱中间抽出三、四十亿来，在中亚地区扶植武装团体，让它越过形同虚设的边境，技术困难是非常微小的。所以我相信，未来的中国西部，将是一个遍布胡志明小道的地方。

地图：瓦罕走廊（略）

这些地方，能不能够维持住，要取决于你在东线，是不是采取冒险性的政策。如果你像土耳其人一样，背靠着欧盟，镇压库尔德人的独立运动（库尔德人聚居区占土耳其领土的约四分之一，库尔德分离运动长期困扰着土耳其），那么你还有长期抵抗的资本。如果你两线作战，想要背靠西部作为靠山，在太平洋上发起新的冲突，你的完蛋会非常迅速。你会像蒋介石一样迅速完蛋。蒋介石抗日的时候，他的基本目的就是，拿苏联做中国的大后方，去抵抗日本。日本垮了以后，中国很快就通过ＴＧ落到苏联手里面。如果中国以伊斯兰教势力为大后方、以巴基斯坦为大后方，向美日开战的话，那么可以断言，必定会失败。在失败以后，也许沿海地带会落到亲美势力的手里面，但是贫瘠的、无利可图的内地，恐怕会被伊斯兰世界瓜分，正如它在1948年被亲苏的ＴＧ瓜分一样。这是一个简单的利益上的算法，因为对于美国和亲美的势力来说的话，内陆是无利可图的，是没有占领价值的，这就是它在１９４８年没有维护国民党的一个根本性原因。但是对于穷困的苏联来说，即使是内陆也是值得占领的，对于更加穷困的伊斯兰国来说，它渗透中国西部是有利可图的，但是美国和日本却绝对不会对除了沿海经济发达的地区以外的任何地方有任何兴趣。

余杰：作为斯大林的“儿皇帝”的毛泽东

 ------潘佐夫、梁思文《毛泽东：真实的故事》

（2016-02-09  自由亚洲电台)

      写作毛泽东的传记，对任何一个研究中国当代史的学者来说都是一个难以抵抗的诱惑。但是，在早已满坑满谷的毛泽东传记当中，在中共方面严密封锁毛泽东的档案材料而毛泽东从来不像蒋介石那样写日记的史料侷限之下，一部让人耳目一新的毛传的出现，可谓难于上青天。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梁思文（Steven I. Lenvine）所着的「毛泽东：真实的故事」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这本毛泽东传记的最大特色，是作者发掘了「俄罗斯社会暨政治史国家档案」这个宝库。这是全世界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苏联共产党党史文件最大的蒐藏所。有关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文件一直锁在档案室的最高机密部门，直到今天也仅仅向极少数专家开放，俄罗斯裔的潘佐夫即是其中之一。这些档案包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各种帐册及财务收据；共产国际和布尔什维克党给中国的指令；毛泽东和史达林、史达林和周恩来、毛泽东和赫鲁雪夫的会谈速记记录；由苏联医生彙整的毛泽东病历；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KGB）和共产国际特务的秘密报告……潘佐夫骄傲地宣称：“我们是首开记录可以利用所有这些材料的毛泽东传记作者。这些材料在重新评价毛泽东私人生活和政治生活时，乃是无价之宝。”

      正是这些第一手的史料证实了中国革命是俄国革命的克隆版，斯大林是毛泽东的导师。如果没有斯大林二十多年来一以贯之的支持与引导，毛泽东很难单单靠学习朱元璋创建一个属于自己的王朝，因为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迥异于元朝末期的中国社会，仅有朱元璋的那一套是不够的。国民党在北伐中打败军阀，共产党在内战中打败国民党，除了运用孙子兵法、合纵连横的传统谋略，更重要的是从苏俄获得武器、金钱以及更为重要的意识形态的援助。在夺取政权之前，中共一直掩盖与苏俄的亲密关係；在六十年代中苏关係破裂之后，中共更是抹煞当年从苏俄得到的帮助。于是，长期以来，人们误认为中国革命是一场自发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非典型性的革命。这本毛泽东的传记戳破了这个谬种流传的谎言，正如《华盛顿邮报》在书评中说指出的那样：“作者最重要的贡献或许在于他们对毛泽东的史达林主义的见解，以及认知到毛泽东各种运动中对苏联在经济上及意识型态上的仰赖。”而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米勒（Alice Miller）亦评论说：“作者深入之前无法接触的苏维埃档案，永久地淘汰了毛泽东的革命与苏联无关的政治神话。”

中共是苏共的分店，毛泽东是斯大林的学生

  没有苏共，就没有中共；没有斯大林，就没有毛泽东。毛夺取天下之后，仍然谦称中共在共产主义阵营中只是一家“分店”，既然是“分店”，就得由“总店”发放和验证“正宗秘方”。毛向斯大林效忠的表现之一是，毛请斯大林派遣一名意识形态专家到北京担任大使，其首要任务不是负责两国外交，而是对不久即将以俄文及中文出版的新版本《毛泽东选集》进行“正确、技术性的编辑工作”。换言之，毛泽东恳请斯大林担任其意识形态的检查官。

     中共从二十年代建立之初，就接受莫斯科的政策指导和经济援助。潘佐夫指出：“中共接受和莫斯科的不平等关係，在他们和共产国际的财务关系上亦非常积极求助。……中共一点也不觉得不好意思，不断向苏联及共产国际索讨金钱协助。”直到三十年代中期，中共必须仰赖克里姆林宫每月赞助三万美元才能运作。苏联的财务援助无所不包，细微到分角都供应。共产国际的代表达林将当时任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的毛泽东形容为苏联顾问马林的“爱将”，长期以来经济拮据的毛，从苏联那裡拿到优渥的经费，在上海过上中产阶级生活，还将妻子杨开慧和两个儿子从湖南接到上海团聚。

     潘佐夫从浩如烟海的档案文件中找到苏联给中共的经济援助的详细记录，这是迄今为止披露的最为详尽的数字。在一九二零年代末期和一九三零年代初期，经济支持的数字达到数十万、甚至数百万卢布或银元之多。仅一九三零年二月至七月，中共就从莫斯科得到了二十二万三千多银元。到了一九三一年，数额更是增长到超过一百万元。吃人最软，拿人手软，潘佐夫得出如下结论：“中共根本谈不上有任何的独立自主，财务上完全依赖莫斯科，使得共产运动的领导人瘫痪。”拿外国的钱，从事颠覆本国合法政府的地下活动，这不是卖国，什么才是卖国？

      就毛泽东个人的命运来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执掌党内最高权力之前，几度大起大落，沉浮不定，每一次的成败荣辱，都与是否得到斯大林的支持密切相关。每当斯大林及其派驻中国的代表支持毛泽东的观点，毛在党内的竞争对手便立即偃旗息鼓、对其俯首称臣；而每当斯大林及其代理人否定毛泽东的路线，毛立即被像卫生巾一样无情抛弃，并遭到火力密集的批判，甚至有生命之忧。

      一九三零年代初，中共分为三个部分，一是以毛泽东及其支持者为代表的本土的游击队干部，二是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莫斯科毕业生，三是以周恩来、张国焘、项英为代表的共产国际旧干部。三个势力集团彼此明争暗斗。斯大林虽然支持毛泽东，却还没有决断地出面挺他。潘佐夫评论说：“这个克里姆林宫主子以他马基维利式的锐利眼光，以这三批人马为基础建立起中国共产党的溷合领导团队。”毛泽东则以赌徒的耐心等候时机，“他不仅必须展现他是‘斯大林同志最忠实的学生’，还必须在众多竞争者当中出人头地，时机一旦成熟，就甩掉他们。他是个思虑异常细腻的阴谋大师。”一直到三十年代中期，斯大林才决定性地厚爱毛泽东。一九三四年一月，在莫斯科的坚持下，毛由政治局候补委员晋升为委员。

     为本书撰写长篇导读的学者丁学良敏锐地指出：虽然书中很多细节白纸黑字，比如某年某月某日莫斯科给中共祕密拨款几十万美元、几百万卢布；发出什么样的政策指示、人事安排命令、军事行动意见；频繁训导中共领袖不可轻举妄动、若不服从必有惩罚；苏联驻华领馆暗地裡又是共产国际的派出机构，具体指导中共活动等等。这些史料确凿地支持了本书的中心论点：“中共从诞生到发展到挫败到复兴到终于征服中国大陆，最关键之处都是仰仗苏联的扶持和莫斯科为首的国际共产党网路的有力配合。”那么，为什麽当时的中国民众乃至西方国家认可中共是“一个纯粹源自中国本土争土地改革、争平等自由、争多党民主制的开明进步组织”，而没有认识到“中共是苏共的走狗”的真相？这是丁学良感到困惑的问题。我对该问题的答桉之一是：共产党早在战场上打败国民党之前，就已在宣传战上打败了国民党。毛泽东和共产党掌握了五四之后新式的、风靡全球的左派话语系统，而蒋介石和国民党的笔杆子大都还停滞在旧式的儒家传统思维和话语之中。毛是颠倒黑白、“丧事当喜事办”的宣传大师，他虽然不像希特勒那样常常在公开场合面对大众发表激情澎湃的演讲，但他的文字有一种征服底层民众的心灵、甚至使之如醉如痴的魔力。

不是抵抗日本，而是拱卫苏联

   毛泽东和中共在抗战期间的作为，宛如斯大林在一手操纵的傀儡。毛的出发点，不是为了拯救中国的危亡，而是悉心扩张自身的地盘和拱卫苏联。毛泽东和红军抵达陝北、与莫斯科建立无线电联络之后，第一封电报就是拜託斯大林将对中共的援助增加到每月两百万元。斯大林立即拨出两百万卢布、五十万美元以及诸多燃料、军用补给和其他战略物资给中共。斯大林同时还命令中共停止与蒋介石的军队作战，并亲自否决张学良的入党申请。斯大林提出，红军由于缺乏重型武器，不得与日军展开正面作战，而要以游击战的方式，保存自身实力。在这个意义上，毛在抗战中根本没有独立的战略发明，而只是对斯大林的指导亦步亦趋。

  再比如，西安事变之后，毛一开始欣喜若狂，宣称要公审和处死“人民公敌”蒋介石。但当斯大林否定西安事变、认为这是日本人的阴谋，命令中共必须捍卫蒋的领袖地位、和平解决这一危机之后，毛立即转换立场，承认国民党的领导角色。当国共两党宣佈合作抗日之时，“斯大林龙心大悦，即使只是形式，中国现在已经团结抗日，这一来大大降低了日本侵犯苏联的可能性”。斯大林利用中国将日本拖住，苏联就不必在远东驻扎大量军队防备日本的进攻了。而中共和毛泽东只是他的一枚小小棋子而已。

      不过，这一部分是这本毛泽东传记中相对薄弱的章节。或许俄国方面的资料有限，更需要参考和挖掘其他国家特别是日本方面的资料。比如，日本筑波大学名誉教授远藤誉在其最新着作《毛泽东：与日军共谋的男人》中，提出史实论证，在国民党军队抗日时，毛泽东率领的中共，曾与日本驻上海的特务机关岩井公馆合作，谋求共同利益并打击国民党。书中指出，一九三七年日中全面开战后不久，毛泽东向上海和香港派遣中共特务，与日本外务省旗下的特务机构『岩井公馆』的岩井英一等接触。根据岩井的回忆录说，中共特务把国民党军队情报提供给日方，意图削弱国民党的实力。毛泽东没有任何的道德底线，为了权力他可以做任何伤天害理的坏事。

      远藤誉在其着作中指出，岩并认识了毛泽东麾下从事特务活动的特工头子潘汉年，此后潘汉年多次提供国民党政府和国军的情报，并以岩井公馆作据点，扩大中共在香港的间谍活动。岩井当时透过日本驻香港领事馆，每月向潘汉年支付两千港元作为收购情报费，加上由潘汉年筹办多种定期出版的刊物费等，每次另支付潘汉年一万港元。日本支付的费用大部分源自外务省机密费。岩井回忆说，支付的总额达三十多亿日元（超过两千五百万美元）。远藤誉认为，这笔经费成为中共壮大的理由之一。中共建政之后，潘汉年一度贵为上海市副市长，后来却被毛泽东亲自下令逮捕关押、迫害致死，这是赤裸裸的杀人灭口。可见，毛不仅拿俄国人的钱，还拿日本人的钱，他是“隐藏的汪精卫”。

两大暴君之间的欣赏与猜忌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底，毛泽东如愿以偿访问苏联，拜谒导师斯大林，庆贺斯大林七十大寿。两个独裁者的会面，既有欣赏，也有猜忌；既有檯面上的亲密，也有幕后的冷漠。两人都是天生的演员，斯大林是男一号，毛泽东是男二号。

      斯大林相当重视毛的来访，不断提升对毛的待遇，派遣国家安全部部长阿巴库莫夫负责毛的安全事务，甚至让阿巴库莫夫到边境处理沿途之膳食。在毛抵达的最后一刻，斯大林决定派遣副手莫洛托夫去火车站迎接毛，这是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领袖不曾享受的待遇。毛居住的莫斯科郊外的豪华别墅，早有工程人员将坐式马桶改成毛习惯的蹲式马桶。

     另一方面，斯大林也有意羞辱毛，将其“凉拌”在别墅长达三十天之久。毛向苏联方面抱怨说，“我再也受不了了”，毛很害怕此行到莫斯科一事无成，这会使他在中国人民眼中威望大损。“斯大林的不信任和贪婪，让毛不能释怀，他失眠、不舒服，变得紧张、动辄发脾气。”斯大林玩够了猫捉老鼠的游戏，才再度召见毛泽东，展开两国最高级别的会谈，并签署了一系列的协议。斯大林的译员费多连科回忆说：“两人会谈的房间其实是尔虞我诈的一个舞台。”毛泽东被迫签署多份卖国协议，苏联在中国东北和新疆享有若干特权，除苏联人外，所有外国人都必须退出这些地区，这比满清王朝跟西方列强签署的条约更加屈辱。

     斯大林欣赏毛身上跟自己相似的强悍、毒辣、冷酷无情的一面；但他从未真正相信毛泽东，他担心毛泽东成为“东方的铁托”，当面用他特有的幽默嘲讽毛泽东是民族主义者，而毛假装没有听见。在斯大林眼中，中国是他在东方的“总督领地”，有证据显示斯大林在一九三八年考虑公审周恩来、刘少奇、康生、陈云、李立三及其他人在内的中共高官，后来他放弃了这个计划。斯大林没把毛泽东列入「黑名单」，却不断地敲打毛，让毛对其俯首帖耳。

     斯大林在世的时候，毛始终生活在其阴影之下。以韩战为例，虽然苏联并未参战，但韩战的总导演是斯大林，而不是毛泽东、金日成或麦克阿瑟。斯大林并没有打算统一韩国，而是设法让美国不只和北韩交战，也和中国冲突，希望藉此削弱美国。毛泽东一头扎进斯大林铺设的陷阱，在斯大林答应给的资金和武器还未到位时，就派出数百万所谓的“志愿军”，此后几年在朝鲜的血腥鏖战，使得近百万官兵成为毫无价值的炮灰，包括他当作接班人培养的儿子毛岸英。其结果是扶植了一个比中国更残暴的金家独裁政权，以及中国与西方文明世界隔绝了近三十年之久。

      这本传记分为三大卷，分别以“学习者”、“革命者”和“独裁者”来命名。其实，前两部分是“独裁者前传”，正如本书作者所说，毛固然有多重身份、多个面向，但其本质是：“通过欺骗和暴力，把极权的社会主义强加在苦难已久的中国人民身上，逼迫他们坠入血腥的社会实验深渊。数亿人因此吃尽苦头，数千万人更因饥荒和镇压而死于非命。整个世代在孤绝于世界文化的状态下成长。”习近平就是一个在孤绝于世界文化的状态下长大的共产党的接班人，一个精神世界不知何谓文明的残障者。习近平对俄国“新沙皇”普京的崇拜和迷恋，就如同当年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谄媚和羡慕一样。

（潘佐夫、梁思文《毛泽东：真实的故事》，台湾联经出版）

康正果：对中国没有共产党的反事实的多重历史想象

——漫议陈冠中的解恨赋

（《民主中国》2016-2-6）

     一九四0年，纳粹德军攻占法国，美国和苏联尚未参战，欧洲各国处于危急存亡关头。身为德国犹太人的瓦尔特•本雅明亡命出逃，逃到法国和西班牙边境上一小城时走投无路，因绝望而自杀在那里。当时德军的进犯所向披靡，整个欧洲似乎已面临末日境地。本雅明在死前所写的绝笔文字《论历史观念》（On the Concept of History）中说： “讲述过去，未必要原原本本，全盘道出，关键在于抓住危险关头所闪现的记忆。……能将过去的希望之火重新点燃的历史书写者深信，敌人若大获全胜，连死者都难得安宁，此敌人一直在节节获胜。”此敌人就是妄图把胜仗打到底的法西斯势力，他们在全球扩大战线，接着把置身局外的美国和苏联也拖入战火。战局此后出现转机，最终以轴心国全面溃败而收场。

       就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来看，盟军的胜利并不意味着正义之师必然获胜，邪恶势力注定失败。自古以来，野蛮征服文明，强暴蹂躏弱小的亡国灭族惨剧遍及寰宇，充斥了史册。历史自有其不确定的本性，一如自然那测不准的混沌。战场上常会出现意外的变数，有时候某一微小的偶发事件即可导致意想不到的胜败结局。美军尽管打胜了二战，美国作家写二战的作品却绝非中共军旅作家那样爱唱炫耀战绩的高调，其中的某些作者反喜欢讲那种令人败兴的故事，偏要编排其另类历史的恶搞剧本。这种反事实的叙事文类特具西方启示录性（apocalyptic）的忧患意识，它们的作者总是不厌其烦地讲述轴心国如何打败苏联和美国，一时间称霸世界，威胁到整个人类的存在。据一位美国学者统计，此类反事实的二战故事书至今已出版上百种之多，其中尤以小说《高堡奇人》（The Man in the High Castle by Philip K. Dick）情节离奇，最为畅销。书中的二战结局是盟军失败，德军占领美国东部，日军占领美国西部，美国人臣服于法西斯暴政，两个占领国在北美大地上的对峙逐渐出现了摩擦。最近此书被改编成十集电视连续剧在亚马逊网站上热播，面对荧屏上观众眼熟的时报广场，平日悬挂大型广告的楼面令人惊恐地换上了纳粹黑色党徽的大旗。更有甚者，宣传该电视剧的海报还把那党徽画上美国国旗，贴入纽约地铁的车厢。

        打了胜仗的美国人就是有魄力和奇想对眼前的现实开此类诡谲的玩笑，制片人于是想方设法，把那“危险关头所闪现的记忆” 音像化为感官消费，让观众在此时此刻穿越历史雾霾，去感受那刺激得人喘不过气来的惊恐。但打了胜仗的中共集团及其“爱国贼”臣民却缺乏从容面对历史的气度，中华民国在台湾已延续六十多年，面对媒体上公开亮出的青天白日旗，他们至今仍歇斯底里地神经过敏。最近一位十六岁的台湾女歌手到韩国演唱，仅在电视综艺节目中亮了亮中华民国的国旗，此举一经台籍五毛网上举报，中共政府及其网上舆论立即对该女孩展开讨伐，硬逼她上电视做了道歉。必须指出，中共今日的“青天白日旗过敏症”已不只过敏在两个中国或台独的问题上了，他们另有其深层的戒惧：那就是台湾朝野间经多年的抗争与和解而一步步推进的民主制度对中共一党专政的挑战，是中华民国全体国民今日所享有的自由和人权在大陆民众心中可能引起的反事实历史想象，青天白日旗即此挑战与想象显灵性的体现。

        假若五星红旗从未升起，假若大陆上至今仍旧悬挂与台湾相同的国旗，这六十多年来会是怎样？用假设的因果关系来重新审视历史的“思想试验”（thought experiment）不只是上述美国二战演义小说惯用的叙事方式，同时也波及西方学院中的历史研究。英国史学家弗格森（Niall Ferguson）认为，“要理解过去的真实面目，我们就需要了解那些并没发生，但对当时的人来说则有可能发生的事件。” 他撇开“历史没有如果”的成见，专门召集学院同仁，多年前即编辑出版了一部题曰《虚拟历史》（Virtual History: Alternatives and Counterfactuals）的论文集。书中关于二战的讨论就有“假如希特勒在一九四0年入侵英国会怎样”，以及“假如纳粹德国打败了苏联会怎样”等议题。在弗格森看来，分析历史上某些有可能发生，最终却未发生的事件，不只可理清已经成为现实的历史为什么会发生，而且可重新找出那些被遗忘的可能性，从反面诠释和重塑历史，从而对历史决定论及其所谓的必然性做出必要的矫正。世界秩序并非由黑格尔的绝对理性或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等其他任何决定论的“法则”所主宰，上帝掷下的骰子随机翻滚，谁也决断不了哪一面会最后落定。正如该文集中的另一作者所说：“历史上任何一个特定时刻都的确存在着各种可能性……如果我们只看到已发生的事情而不考虑别的可能性，又怎么解释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发生……只有将我们自己送回到过去，去面对那些选择……只有当我们像当时的人们生活在不确定的环境且面对尚未解决的诸多问题时，只有当我们看到那么多问题一起袭来时……我们才能从历史中吸取真正的教训。”历史决定论的危害性在于，某些集团和阶层以此为据，自称掌握了历史进程的规律，从而在政治上窃据合法权。为实现他们所预定的神圣目标，民众的财产可强行剥夺，千百万生命可无辜牺牲，明明是实行独裁专制，却天授神权般宣布他们代表了社会发展进程中先进的力量。百年来祸及全球的共产主义运动之所以能蛊惑人心，特别是在贫穷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得逞其暴虐，就是靠决定论支撑起他们的意识形态霸道。所以波普尔把决定论的倡导者——从柏拉图到马克思——都视为开放社会的敌人。

        中共集团可谓开放社会的敌人阵营中最诡诈多变的一帮，属于本雅明所惊恐的那种节节获胜的敌人，事实现已证明，自他们大获全胜，窃据大陆以来，果然“连死者都难得安宁”。他们寄生抗日统一战线，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趁机壮大武力和扩大根据地，抗战胜利后又利用国际和国内有利于他们的局势挑起内战，在打败八年抗战中已焦头烂额的国军之后，摇身一变，从大搞暴力分田的共匪一跃而升级为“人民解放军”。他们说他们解放了受剥削被压迫的全中国人民，老百姓也就以为自己获得了解放。只是在“解放”后经历了从土改、反右、大跃进和大饥荒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及六四大屠杀等灾难，被告知获得解放的国人才逐渐有所醒悟，由不满现状到开始质疑党化教育灌输的决定论史观，至今已形成从党内到民间以各种形式还原历史真相的潮流。越来越多的民众识破所谓“解放”的神话，发现此类被告知的“事实”实际上只是一种社会建构，它所反映的完全是掌控话语权的统治者用以描述社会现实的观念，而非现实本身。你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也就是接受自古以来的成王败寇论。你认同暴力夺权者的胜利，就难免陷入他们对你的奴役。本雅明早已尖锐地指出：“当前的统治者就是前此所有胜利者的继承人，对胜利者持认同的态度自然有益于任何时代的统治者。……每一部文明史同时都杂有野蛮史，文明在其整个的传接过程中从没摆脱野蛮。”认清了这个道理，自然也有助于我们明白，中共之所以打胜内战，乃是当时的国内外局势阴差阳错所导致的偶然结果，并非他们的暴力革命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也非他们先赢得民心，然后才得了天下。不可否认，中共的获胜自有其可言之成理的因果关系，但因果关系并不等于必然性，不同的起因造成相同结果的现象，才可称其为必然。历史事件极其复杂，任何微小的起因都可能引发差别极大的结果。反事实的思想试验旨在探讨不同起因可能产生的不同结果，这种探讨纵改变不了既成的事实，至少可启发我们一窥过去的真相，发掘出被掩埋的可能性。

        你若有兴趣上英文的“quora”网站（www.quora.com），即可发现上面有不少反事实思想实验的提问皆针对中国的历史及现状而发，其中最有启示性的问题就是：假如国民党赢得内战，今日的中国会怎样？众多的回答虽有争论，但基本上都认为大陆的情况会类似今日的台湾。他们同时也就一些相关问题——如国民党会不会为增加资源和财富以维持其统治而实行改革和建立民主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冷战会怎样终结/没有毛泽东及其发动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国的情况会更坏，还是更好，抑或完全出乎我们的想象——展开讨论，提出各自的看法。

        与这类网上问答同声相应，陈冠中不久前出版了中文版反事实思想实验小说的首创之作——《建豊二年：新中国乌有史》（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该书的新中国叙事即从国民党打胜内战，中共的残余势力逃往苏联拉开帷幕。陈书所呈现的图景是：国军自清党分共以降，剿匪二十多年，终于在彻底清除赤祸之后全面执政，于四九年开始推行迥异于中共的土改政策。对这一体现民生主义精神的新政，书中有几段写得平实而中肯的文字，其追补性的反事实陈述正是当时极有可能实现的历史虚线，不幸在中共暴力夺权后横遭践踏，完全磨灭。对比后来那一系列灾难性的事实，重新思考这一可能性，至今仍显得意义深远。按照陈书的叙述，经过类似于国府在台湾实行的减租和土改，战后的大陆社会走上了和平建国的道路：

        农村的经济基础经过温和均富的现代政策洗礼，士绅阶层的积极性受到现代化与复兴中华号角的鼓动，传统文化里与现代相应的资源被发掘激活，民间社会对现代文明的冲击有了更深厚的缓冲适应力，避免了毁灭性的震荡。

        在全国范围，温饱很快已不成问题。礼乐教化、传统匠艺、民间的多元习俗与信仰也添补了生命力。固然，公权力对黑白两道恶势力一时半刻未能遏制；官商不法勾结，贪污舞弊，地方恶霸当道，强取豪夺，皆为国人诟病；地域主义、公害污染、性别歧视等社会阴暗面、国民劣根性也确实存在。不过，占人口大多数的务农阶层已经能够在中国大地上栖居乐业、安身立命。

        千百年来的精英流动生成模式也因而变相延续，民间读书种子学而优则从事现代仕商专业。至于农耕吸收不了的剩余劳动力，则到全国沿海新成立的外贸加工免税特区里中资外资合资工厂打工，个人赚钱，国家进外汇。

        自四九年开始，中国农村人口就不受管制的向城镇大量转移，城区人口猛涨，城镇大面积扩展，新旧建筑混杂，中小型工厂林立，新移民棚户贫民区见缝插针改变了所有城市景观。二十年后，中国农村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百分之三十七，意味农村再没有多少哪怕是隐性的剩余劳动力。

        中国能取得比别的发展中国家更出色的成就，是因为在四九年后发展的第一阶段，中国做对了三件事：一、土地改革包括地租管制造成农村财富均衡分配；二、政府持续扶持农业，缩短城乡差距；三、农村土地财富转成工商业资产。（页85、90、91）

      陈冠中在他的小说叙事框架内插入这么多论述性的文字，恐未必能引起一般小说读者的兴趣。我在此不惜篇幅，照抄这一大段原文，为的是对比性地强调，在没有共产党的新中国，正是由于私有制得以合理保存，民间社会未遭毁灭性摧残，共产党那种掠夺加计划的经济模式未能得逞，从传统向现代渐进转型的过程才有可能按哈耶克所谓自生自发的秩序平稳进行。我同时还要指出，陈冠中的反事实描述并没有一味美化国民党执政下的新中国。他特别罗列转型过程中旧社会残留的污泥浊水，并指明那一切不尽如人意的现象尚难以在短时间内一扫而空，显然是意在向读者申辩，老旧的中国要向现代的文明社会转型，既不可能一蹴而成，更不必将旧有的事物尽行破坏，在废墟上新造乌托邦社会。传统的民德民气其实一直都是在那种黑白混杂，正与邪互相磨砺消长的拉锯中延续下来的。所谓自生自发的秩序，乃是经“否定性正义标准”不断矫正而逐渐形成的制度、规则和习俗。随着不利于发展的劣性因素被淘汰或逐渐改善，良性的因素自然会得到优势发展。中共所主导的阶级斗争路线则与之相反，他们自始即划分敌我，界限分明，为造成其掌控的趋同局面，中共向来都不分良莠地消灭任何异己的势力。不可否认，中共政权在五十年代初期是做过一些革除陋习，打击旧社会恶势力的事情，但此类曾获好评的行动完全从属于树立其极权专制的总体建制，是在土改、镇反和三反、五反等清除敌对势力的屠杀镇压过程中进行的，其结果巩固了新政权，却破坏了几千年来形成的社会生态。近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中之所以弊政多端，振兴经济的过程中闹得社会沉渣大量泛起，反而激活了旧社会余孽和资本主义的消极因素，就是因为民德民气亏损已久，遭到严重破坏的社会生态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

        《建豊二年》是一部读来令人甚爽的解恨之作。“恨”是人们对未能实现之事、未能成就之业所怀有的遗憾和失意，古代文人往往因自身的不幸境遇而对某些历史人物的遭际怀抱同情，因而赋诗属文，咏叹他们“饮恨吞声”的悲剧，江淹的《恨赋》即此类诗文的代表作。此类作品仅止于抒发作者的“恨人”情怀，从未超出吊古伤今的老调。陈冠中这部反事实历史小说则另辟翻案圆场的新路，突破了传统旧作的“恨人”情怀，他反事实所反出来的很多可能性可谓以虚讽“实”，以至写出了虚中的真实，其中最为解恨的看点就是让我们认识到，假若没有共产党，国人至今仍引以为恨的很多憾事不只不会发生，而且时局演变中自会优化出很多更符合国人期望的和更有益于国家民族的结果。

        按照陈书的叙述，与中共的一边倒向苏联相反，赢得全面执政的国民政府虽受惠于战后丰厚的美援，率先发展了经济，却并未一味听从美国指点，没完全接受美国主导的世界贸易分工，而是以国家之全力扶持发展了大国应有的重工业和先进的国防工业，赶在日本经济起飞前成为亚洲的龙头老大。因而早在七十年代，中国的均贫富程度即创下了不次于英美等发达国家的优良记录。由于少了共匪作乱的干扰，作为二战的战胜国，中国从美国手中获得钓鱼台列屿和先岛群岛中离台湾最近的与那国岛。此外，书中还另有专章，详述了中国船王浩云对这两处岛屿的商业开发。

        陈冠中对西藏问题及藏人处境关注已久，他继小说《盛世》后发表的另一作品《裸命》讲述的就是一位藏族青年在中共“汉族强势政策”下的生存困境。《建豊二年》显然延续演绎了作者更为深沉的西藏关怀，其反事实的西藏剧本中摈除了共产党统治下的强权压迫，让我们看到了噶厦政府如何与南京政府周旋协商，争取藏人治藏的事件掠影。在没有共产党的新中国，西藏不只没有发生任何大规模的流血事件，也不会有流亡印度的西藏政府，更不会出现近年来接二连三藏人自焚抗议的惨剧。

        没有共产党，当然不会有从反右到文革一连串迫害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陈冠中身为作家，自然十分揪心当代中国作家耿耿于怀的诸多恨事，因此他的反实事叙事特辟一章，专门讲述内战结束后，中国作家的命运及其创作的繁荣景象。说是“民国初抵升平世，意识形态领域由你死我活的敌对转为众声喧哗的争艳，只要不替共党张目，不直接冲击国民党的统治，文学自然繁花似锦……”（页160）老舍没因遭红卫兵批斗而被迫自杀，一直活到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沈从文、施蛰存均无挨整受辱的经历，张爱玲也未流亡国外，他们都有杰作陆续问世，享誉国内海外，也都焕发出有可能荣获诺奖的創作势头。总的来说，陈书的叙事让我们看到，中国人生活在没有共产党的新中国，各方面都比生活在今日的共产党中国更幸福，享有更多的自由和尊严。

        为避免在突破决定论的起点上陷入无限可能性的混乱世界，可以明显地看出，陈冠中在谋篇构思上力求尽可能少地重写历史。他处处紧扣历史脉络，一心要取信读者，因而书中所描述的反事实情节大量挪用中华民国在台湾执政的史实，器官移植般装配到大陆背景的全新宏图中。他称蒋介石为“老总统”，让蒋在南京政府连任五届总统，直到一九七七年去世。而所谓的“建豊二年”，也就是一九七九年，是蒋经国（字建豊）接班其父，就任总统的第二年。通观全书，其中的政治背景构架和登场人物的姓名身份，大都过分地拷贝了现实中台湾的既有格局和人事安排，包括该书序幕与结局中被称为“叛乱滋事”的民运人士大聚会，都在时间上暗合了当年的美丽岛事件。

        需要强调的是，做反事实思想实验的文章，即使是假设，也须遵循假设上的逻辑一致，最好能避免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就国民政府迁台后的现实情况来看，蒋介石主政的条件及其面对的挑战与留在大陆的情况已完全不同，他原有的政治对手有的滞留大陆和香港，有的流亡国外，随他迁台的阎锡山、白崇禧等曾有实力的人物，也都失去各自原有的地盘和权势，不再具备挑战蒋介石的条件。再加上对岸的解放军一定要解放台湾，正是在那种为坚守反共复兴基地而长期实行戒严戡乱的危急形势下，蒋介石才得以独当一面，刚愎自用，一直连任到去世。但置身南京政府的政治格局中，蒋介石面临的挑战和继续执政的条件就大不相同了。仅就四六年五月召开制宪国大确立的宪法条款、四八年三月行宪国大期间闹出的竞选纠纷，以及紧接着蒋在年底被迫下野，美国政要一直推动联合政府的操作，促使国民党尽快实行民主改革等一系列事实来看，假若国民党获胜后全面执政，蒋介石继续独裁的可能性都是很小的，更不要说连任到死，也根本谈不到把总统的宝座传给他儿子。陈书反事实叙事的因果关系立足于国军打败共军，但却简化了建豊二年之前那三十年内更有写头的可能性剧情。美国作家的二战反事实小说至今已写了上百部，中国作家现在才仅有陈冠中这一部作品。期望中国作家有更多的高手介入国共斗争的反事实小说创作，最好能认真参照当时的人们对于未来的存世说法，从中推导出其他更富有前瞻性的剧情。

        《高堡奇人》是一本大书内套小书的小说，书名所说的那个“奇人”名叫Hawthorne Abendsen，他写了一本题曰《蚱蜢很重》（The Grasshopper Lies Heavy）的小说，与Dick的叙事主线相反，该书所插入的故事则讲述美国如何打胜了二战。也许是受到此书结构上的影响，陈书也特增添一偏离主线的插曲，安排了一个名叫（张）东荪的人物。这位对国共两党均不买账的老人在国民党获胜后避地香港，继续发表批评一党专政的言论。他孤高独行，始终拒绝国民党的拉拢，时时作折中两党政见的设想。陈冠中特别提到老人撰有一部书稿，说他在书中主张建立多党联合的政府。就阅读效果而言，这段插曲写得生硬拼凑，几无故事情节可言。但所扯出的另一条线头却颇有启示，耐人寻味。陈冠中若有兴趣继续写他的乌有史，拽住这条线头，也许可牵引出更有趣的剧本。对两党各自的优劣之处及其一旦执政的利弊得失，东荪老人一直在心中慎重对比，反复较量。他那些严加取舍的思考说明，在好与坏的历史选择之间，想划出黑白分明的界线，似乎是令人举笔踌躇的难事，而非要一刀切下去，就难免造成伤筋动骨的后果。只可惜东荪老人的中道探求最终成为他徒托纸上的空言，陈书给他安排了在流寓中饮恨而殁的结局。

        这样看来，以谁战胜谁的结局作为中国之命运走向的关键，就未必是反事实剧本构思的最佳起点了。回首往事，我们往往会发现，后来实际上发生的事件，在当时大多数的有识之士看来，并不是他们认为最有可能出现的动向，更不是他们愿意看到的结果。他们曾期待和力促的可能性那时候眼看着曙光在望，结果却在阴差阳错中落花流水，旋即错失。抗战胜利后，急于“摘桃子”的毛泽东既受迫于斯大林莫斯科来电的严厉指令，又面对美国方面的热心建议，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会谈前后，他从未放弃夺天下坐江山的阴暗谋算。双十协议以及后来政治协商会议的协议之所以成为一纸空文，没能阻止内战爆发，毛泽东的存在及其主导的“摘桃子”行动便是一个主要的因素。

        每一部另类历史都有其发生的关键，都发生在历史走向出现偏差的转捩时刻，而这个关键的转捩时刻常会涉及到一个关键人物是活着还是死去。《高堡奇人》设定的关键时刻是罗斯福总统在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五日遭到暗杀。罗斯福死后，美国没能走出大萧条的经济危机，直接导致了二战的失败。《蚱蜢很重》的剧本则与之相反，Abendsen笔下的罗斯福一直活到一九四五年病逝，在他的领导下，美军终于赢得二战。由此可见，一个关键人物的活下去还是活不下去，的确是一个重大问题，对他的暗杀是否成功，有时候就可能起到决定历史走向的作用。

        纳粹德国制造的种族灭绝大屠杀在西方留下的历史阴影如此深重，以致时至今日，针对希特勒的阴魂，人们仍一再口诛笔伐。去年十月，《纽约时报杂志》在推特网上等出一则奇怪的询问：“你能杀死小希特勒吗？”（Could You Kill a Baby Hitler?）据网上的统计，百分之四十二的回答者都自称他们能伺机杀死小希特勒。这个问题的提出以及能得到这么多肯定性的回应，明显地反映出美国公众对纳粹的恐惧心理和反战争恐怖的反事实想象：假使没有希特勒，世界会怎样？假使轴心国打胜二战，世界又会怎样？

        中国的不幸在于人妖颠倒的革命运动误导了大众，似是而非的舆论迷惑了视听。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破裂，中共打胜内战，中国的命运走向从此被导入歧途。举国担忧的噩梦居然成真，明明是野蛮的敌人，却作为胜利者高举起正义的五星红旗，让张东荪等有识之士徒唤奈何，後來都落了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这一历史走向转变的关键人物首推毛泽东其人。他就是现代中国的希特勒，正是他直接造成了“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的恶果。

        在本文的结尾，我要向陈冠中或其他作者指出一大有写头的故事线索，他们若有意继续撰写国共斗争的反事实小说，不妨去推演这个特富有戏剧性和刺激味的悬念：那就是除掉中共的党魁毛泽东，把如何消除他作梗历史进程的历险记作为改变中国命运走向的一个关键。             2016年元月30日新年试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