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思之： 谷开来未必是杀害海伍德的凶手

戴按：中国著名律师张思之对谷开来案审理的质疑颇有分量，但我个人认为，张的质疑似乎有点小题大做，过于纠缠细节。谷案的有些重要细节确实没有弄清，如谷开来毒杀海伍德的真正动机，但海伍德已死，死无对证，当局似乎无法查清，或担心时间拖得太久，或担心节外生枝。但这一细节并不影响对谷开来杀人事实的判定。谷案审理过程也存在其他问题，如当局不准谷自己聘请律师，而强行为她指定律师；又如严格挑选和限定旁听者，严格限制媒体自由报道等等，也许当局这些动作是担心审判出乱子，或企图尽快了解此案，但给人留下当局似乎在掩盖真相的印象。

我认为，谷案的审理使执政党错过了一个恢复民众对法治的信心的大好机会。

（来源：德国之声中文网 采访：张平）

●张思之认为谷开来案审理得稀里糊涂，法律上没有证据支持谷开来是杀人凶手。他还认为，呼吁全国人大批准人权公约，最重要的不是阐释公约的重要性，而是对权力部门进行问责。

3月21日，应伯尔基金会邀请，中国知名律师、德国佩特拉ㆍ凯利奖得主张思之出席了在柏林举办的"中国和谐社会梦想"研讨会。会后，张思之先生接受了德国之声的专访。这是访谈的下半部分。

德国之声：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对中国的法治建设释放出什么样的信息？

张思之：从表面上看，中国梦是有可能从依法治国的方向上推进的，至少在逻辑上不是没有可能。但是我们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看他怎么做。从目前的情况看，形势并不见好。
德国之声：近年来中国维权律师备受关注，人们普遍认为他们为中国的法治和人权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您对律师也有一些批评意见？

“很多律师只满足于如何生存和个人发展，如何能够出名获利”

张思之：中国律师状况，情况稍稍复杂一点。按照我的看法，从整体上说，形势并不是很乐观。基于中国的现实，在中国做律师，一定要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的基本任务是什么，主要职责是什么？我们不是一般的律师，我们是中国律师。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历史使命是一个应该首先考虑的问题。但是，很多律师只满足于如何生存和个人发展，如何能够出名获利。我不是说，这上面不允许考虑，基于中国现实不应该放在突出位置，应该耐得住寂寞，忍受屈辱，才可以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有一批年轻的律师，在这方面是有所作为的。给他们一些时间，应该有所改变。

德国之声：您曾经做过江青的律师，很多人拿谷开来和江青作比较，拿薄熙来案和"四人帮"案作比较，您觉得它们有可比性吗？有什么不一样？

张思之：没有可比性。江青的案子，尽管也是一次政治审判，但它是从毛泽东的无法无天转向依法治国的关键点。那次审判本身并没有精彩之处，不值得大书特书，但它毕竟是一个重要的转变。历史性地看，那一次的审判，具有积极意义。

谷开来这个事情发生在二十一世纪，中国法治建设已经提到宪政高度。在这个背景下，出现这样的审判，是一种堕落，或者说是一种退步。这不是一个政治审判，更不是一个法律审判，是一个假审判。在很多重要的环节上，司法部门基本上没有搞清楚。
德国之声：谷开来不是杀害英国商人海伍德的凶手吗？

张思之：从庭审来看，谷开来是不是直接实施杀人的凶手，并不清楚。直接实施杀人者，我认为另有其人。案子中有很多奇怪的事情，比如说，谷开来用一个小小的酱油瓶，把毒药放在酱油瓶里，亲手灌进海伍德的嘴里。这个情节非常重要，那么酱油瓶在哪里？再说，海伍德就算喝了酒，喝醉了，但他并没有因醉昏迷，他是一米八几的大汉，谷开来是一米六几的女子，灌药怎么进行？说谷开来进入房间、卫生间如何如何，她怎么进去、怎么出来的（没有公布监控录像）？

还有一个问题，海伍德去世之后，家属为什么能够同意重庆官方的结论，认为他是猝死？一个不喝酒的人，你说喝了酒；就算了喝了酒，喝了什么酒，醉到什么程度，家属为什么不追问？在法庭上家属一言不发，为什么？这其中必然有文章。

这个案件中唯一真实的东西，是海伍德的死亡。对于这么重要的一个杀人案件，由谁策划，怎样策划，有哪些人参与，如何实施，都审理得稀里糊涂。

德国之声：中国很多知识分子最近做了一些联署，呼吁中国进行宪政改革，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您认为这些行动能推动中国的法治建设和人权改善吗？

张思之：我不能说这些行动没有意义，没有价值。中国知识层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什么样的时机，用什么样的方式，促使问题解决非常重要。不是说"两会"要开了，咱们就赶快拿出去吧。公约文件本身的重要性，并不需要你长篇大论来说明。问题的关键在于问责：签署公约十几年了，中国政府为什么不批准？

严家其讲脑筋急转弯：师生对话

作者: 公刘 2013-03-25  （来源：独立评论）

 

据说这是幼小入学考试

老师问：“树上有10只鸟，猎人开枪打死了1只，还剩几只？”

学生：“是无声手枪，还是其它没有声音的枪？”
老师：“不是无声手枪，也不是其它没有声音的枪。”

学生：“枪声有多大？”
老师：“80-100分贝。”

学生：“那就是说，会震得耳朵疼？”
老师：“是的。”

学生：“在那个地方，打鸟难道不犯法？”
老师：“不犯法。”

学生：“您确定那只鸟真的被打死啦？”
老师：“确定。”
（此时，老师已经有些不耐烦了：“拜托，你只需要告诉我还剩几只鸟就行了，OK？”）

学生：“OK！鸟里有没有聋子？”
老师：“没有。”

学生：“有没有鸟智力有问题？呆傻到听到枪响不知道飞的？”
老师：“没有，智商都在200以上！”

学生：“有没有关在笼子里的？”
老师：“没有。”

学生：“边上还有没有其它的树？树上还有没有其它鸟？”
老师：“没有。”

学生：“方圆10公里呢？”
老师：“就这么一棵树。”

学生：“有没有残疾或饿得飞不动的鸟？”
老师：“没有，身体都倍棒！”

学生：“算不算怀孕肚子里的小鸟？”
老师：“都是公的。”

学生：“都不可能怀孕？”
老师：“我晕！绝对不可能”

学生：“打鸟的人有没有可能看花？保证是10只？”
老师：“肯定没有！10只。”

（此时，下课铃声响起，老师脑门上的汗已经流下来了，但学生仍继续追问：“有没有傻得不怕死的？”）
老师：“都怕死。”

学生：“有没有因为情侣被打中，自己主动留下来殉情的？”
老师：“笨蛋！之前不是告诉你都是公的吗！”

学生：“同性恋有没有可能啊？”
老师：“…10只鸟的性取向都很正常”

学生：“会不会一枪打死两只？”
老师：“不会。”

学生：“一枪打死3只呢？”
老师：“不会。”

学生：“4只呢？”
老师：“更不会！”

学生：“5只呢？”
老师：“绝对不会！”

学生：“那6只总有可能吧？”
老师：“除非他妈的是猪生的才有可能！再说一遍：一枪只能打死1只！”

学生：“……好吧，那么所有的鸟都可以自由活动么？”
老师：“完全可以。”

学生：“它们受到惊吓起飞时，会不会惊慌失措而互相撞上？”
老师：“不会，每只鸟都可以自由飞行。”

学生：“嗯，最后一个问题：猎人是不是参加海外民运组织？
老师：“有关系吗？”

学生：“有啊！如果是，猎人可能是在作秀，没有枪，没有子弹，当然也没有枪响，只是竖起拇指和食指，嘴巴里‘啪’的一声。”

老师：“我不是说：猎人开枪打死了1只。”
学生：“海外民运常常这样自我安慰。”

老师：“（开始口吃）确，确，确实打死了一只。”
学生：“哦！那么就剩下一个答案：猎人在做梦。”
老师问：你是五毛吗？

薄粉们又兴奋了。

戴按：薄粉们最近又在风传一则消息，非常兴奋，他们以为薄熙来未被查出严重问题，很快就会获得平反，实在可笑。

细观这则传闻，如果属实，只说明薄案即将开庭，因为上面允许他会见律师。

薄乱搞女人，只是违反党纪，不属刑事犯罪，上头不会以此起诉他。网传薄一波在世时，为保护薄熙来政治前途，要求其他子女亲属经商捞钱不得与薄熙来发生关联。因此薄熙来自己名下很可能没有房产，其在外国的房产也极可能登记在谷开来或薄瓜瓜的名下。但只要抓住薄熙来包庇谷开来杀人这一条，即可把薄钉上犯罪的十字架。

可怜的薄粉，弱智的薄粉！


野火：号外！薄熙来会见律师，案情令人震惊
(博讯2013年03月25日)
（博讯编者按：这是博讯来稿，纯属作者个人观点，未经博讯核实。博讯对涉及对个人的批评做了适当修改）

    号外！号外！！律师已经看过中纪委整理的博案卷宗，近日和薄本人见了面，并且当面和薄对话沟通了解过了薄对指控的看法。

     现简单说一下，让关心案情的诸位有个大概了解，中纪委对薄指控的案件卷宗里【没有涉案现金，没有利益往来，没有N个女性，没有之前港媒盛传的 2000+600万，没有来源不清的不合法收入，甚至没有一套房产（国内国外都没有）】，你很失望吗？不要急，我昨天听到确定消息的时候也很失望，比你还失望。不仅失望，甚至还有点震惊，好像是一鼓作气准备好要战斗了，却猛然发现对手已经四散不见了。

怎么可能什么都没有啊？怎么可能什么都没有就拿下他！没有房产，这可能吗？！那他今后住哪呀？……等等、等等一连串的问号就自然冒出来！

我要说就会说到最细最细，也算给大家普及一下中共高层的生活常识，就是因为要写的细节太多，每件事都不是三两句话能说清的。这两天我也是俗事缠身，今天来不及写了。都别急。下星期一或者星期二，我整理细节会再发事件详情。

还是先写一下房产的事吧，大家可以先参考一下外媒前不久热传的一份7常财产明细单，在他们曾经履任过的地方就都有房产记录。话归原处，难道薄就没有 吗？还真就没有！！！他履任大连、辽宁时的住处，当时都只是使用权，按照中央90年代中后期执行的公房转私房政策，他当时的使用权是完全可以购买成产权 的。国内的朋友应该很清楚，特别是当时的公房转私房政策，要折算工龄，更要折算职务级别，职务越高付钱越少，折算面积时都是往少了算，是不是这样啊？所以 说，如果薄当时用低价买下来是完全合法也合乎中央政策的。按照现在的房价，假如当时买了，现在哪套的市值估计都在一千万以上。但是他就是没有买 啊！！！！！【并且这些房产的使用权在他调离当地后，也全部都上缴了】。重庆住过的3号楼当然也一样，只有使用权，没有产权【准确些说，薄根本就没有利用 职权将这些房子揩油搞猫腻打擦边球潜规则为自己或亲属的产权！！！！】。北京的房子再详细写点，和另外三地的房子还有点不同，假如不出后来的事，他余生应该是住在那套房子里养老的，也是要付房租的，他可以一直住，住到过世，然后他的夫人还能住，在他夫人过世后，房子必须上缴回中央，孩子没有继承权。大家都看明白了吗？就这一件房子的事，如果扩展了写，一大篇都写不完，改天再说吧。

差点忘记讲最重要的事了。都别吵了！！！本来就是倒薄的网站博讯首发说他抗拒审查，到最后你们左右手互击啊，又说他认罪了。姜还绘声绘色地说他靠在沙发边求饶不要杀他。牛泪更是拍着胸脯说薄的检查传达到副厅级，还问你们不信要不要我牛泪将复印件贴出来啊？

中纪委【费时一年，挖地三尺，动用数千骨干，从大连金州-大连-辽宁-商务部-重庆】，最后拿出手的案件卷宗里【没有涉案现金， 没有利益往来，没有N个女性，没有之前港媒盛传的2000+600万，没有来源不清的不合法收入，甚至没有一套房产（国内国外都没有）】，你别气，我也觉得马文太没用了，建议撤换。最后涉及贪腐的指控【仅仅涉及两个“行贿”者，没有受贿款项，没有受贿名贵奢侈品，涉案金额现在只能用折价来单方面强行估算， 而且这折算对象还根本就不是贵重物品】，注意：【律师和薄见面沟通过了，他现就是对这仅有两项估算的非贵重品“行贿”指控，也一概不认，根本不认，也从来就没认过！！！！】

上一篇博文的评论里我看见有人说：“博粉替博耍赖，宝宝既然贪腐27亿都没有事，那博只贪了一亿更没有事。只要没有贪够27亿更没有事”。请注意 了，【我本人不介意任何人用新加坡、美国的官员清廉指标衡量他，用晚晴政府的官员清廉指标衡量中共别的官员】，如果薄贪腐一亿了，你们可以写信给中央申请 把他枪毙了；如果薄贪腐到一千万了，你们还可以写信给中央说不杀不足以警示后人；如果薄贪腐到一百万了，您还是可以写信恳请中央对他严惩；如果薄连10万 也没有，那您还是可以跪求中央千万不要放过他，……。哈哈，我对这些都没有任何意见！

怎么可能是这样？？！！港媒不是说……吗？日媒体不是说……吗？

对不起就这些了，我也很失望。

欲知更详细情况，请看下一篇博文。谢谢，再见！

补遗：

对不起各位读者了，以下内容刚才一时激动，忘了写进去。现又不好才刚刚发一篇又发另一篇，就只好加在后面作过补遗了。

主要是压抑得太久了！自从去年9月后具体消息就完全断了，没法子也只能用去年9月前自己所知道的具体信息，加上最近的公开新闻，来给大家做逻辑推理，驳斥那三块料。前三篇博文就都是这样写出来的。

但从昨天起，就彻底畅快了！！！哈哈哈……

前面漏掉了两个必须简单交代的重要情况：

本来就是因为涉及谷案抓的他，现在怎么样？？？他们调查的结果，谷案，案前、案中、案后，薄都全然不知！！！这个结论和我去年4月了解的情况一模一样。前面写了3.15-4.10他还在家里，亲人还能自由和他见面，当然也就会谈论这件事。这就是我当时还能了解到的情况。这事不信的别来和我吵，这是中纪委调查的结论，目前已经铁板钉钉没有任何争议了。还要倒薄的，可以去看南方系的大作起底王立军，如果你不信南方系的，不信中纪委的，那就该去找他们吵。

谷案有没有冤情？为什么现在都不准谷妈妈探视？出庭的是不是真谷？什么时候能知道真相？我这篇文章就不讨论了。

政治上定的错误也就只一件事，恐怕还是会令大家失望！就是说他违规撤了王立军公安局局长的职务。对于这个指责，薄有自己的解释。他的解释至少看上去也符合组织程序，组织程序里很多东西本来就定得自相矛盾。

我的看法是仅就王被撤局长这件事，撑破了天也就是个党内纪律处分。本来就是党内的家务事。现在就是对此，他也根本不认有错不说，你们对他的处理手段又何曾符合哪门子组织程序过？！最关键是已经把他弄成这样了，早就双开了。你们也不会发善心给他平反。再为了这事吵，也是浪费时间。党内纪律处分是赏给听话的奴才的，比如因三氯氰胺下台的某省长，过阵子就给异地复职务了。

现在律师看到的卷宗就这些，和薄沟通过，一是他从来对哪一项指控也没认过，二是中纪委的人这一年来见他，就是和他掰扯这些事，想要薄配合给他们台阶下。无聊吗？不够刺激吧？还是姜维平编的【甄嬛传】好看！不过我真要编，也会比姜写的好，姜编剧的文笔太差，语言模式还停留在文革。将来薄的事情结束了，平静了，香港地摊媒体也对他不感兴趣了，姜编剧失业是一定的。

详细的信息以后会陆续补充，谢谢大家来看博。88

[博讯来稿] (Modified on 2013/3/25)

金钟：試論知青治國

戴按：这是金钟去年年底写的文章，感觉有过分注重学历的倾向，对习近平等知青出身的中共领导人，还要慢慢看看。习虽然属于太子党，但其父并非中共最资深元老，又在八九事件中支持胡耀邦，习没有显著“政绩”，却能在众多太子党中登上最高位，想来此人至少在熟悉中共官场游戏规则方面，必有过人之处。

 （香港《开放》杂志主编金鐘  更新於︰2012-12-04）

        【習近平在墨西哥訓斥西方傳媒「吃飽飯沒事幹」的一番話，是剛從陝北窯洞出來的知青語言，香港特首哪怕是土共梁振英也不會土到這種地步。中共第五代文化背景的缺失，必將有形無形地影響未來的政策。】

 

        知青治國，是中共十八大的觀察點之一。 

        所謂知青，乃指文革1968年12月底，毛澤東發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發動的中學生下鄉上山運動。當時，全國大學關閉，高考停止，中學停課鬧革命。1966年夏天開始的文革，利用中學生組成紅衛兵破四舊打碎舊世界，橫掃牛鬼神蛇，已告段落，千百萬受到無法無天革命造反訓練的失學青年留在城市，是一個不安定因素，不如趕到「廣闊天地」化整為零，讓農村的艱苦環境進一步馴化這一代青年。

        知青下鄉是毛發動文革大亂天下的戰略的一部份。知青運動延續十年之久，滋生許多問題，其後果迄今尚有遺留者。不容置疑的是這項災難性決策，毀了一代青少年的青春和前途，讓貧窮狹隘的小農生態束縛他們自由的心靈。破壞社會正常的教育制度，世界歷史上除了戰爭，沒有發生過這樣的倒行逆施。林彪稱之為「變相勞改」，並不過分。

        以時間計，這代知青大約在15至25歲。即1946至1956年間出生的戰後十年一代。中共接班體制於鄧小平時代以「年輕化」即年齡劃線，尤其到江澤民時期已刻板到政治局委員「七上八下」的慣例（67歲以下可以入局，68歲以上出局），十五大已經成型（除江澤民及兩軍頭外，皆是七上八下）。十八大就輪到1945年以後出生的一代上位接班。

              政治局九成員下鄉當知青務農

        查官方履歷，十八大政治局委員25人，六○後2人，五○後12人，四○後11人。在上述知青年齡段之外的只有4人（俞正聲、劉延東與孫政才、胡春華），其餘21人皆是知青年齡。其中接受工農兵再教育的共11人。他們中有兩人當工人，9人皆是下鄉務農：

習近平15歲到陝西延川縣梁家河大隊務農7年（1969-1975）；

李克強19歲到安徽鳳陽縣大廟公社務農4年（1974-1978）；

張德江22歲到吉林汪清縣務農兩年（1968-1970）；

王岐山21歲到陝西延安務農3年（1969-1971）；

李源潮18歲到江蘇大豐農場務農4年（1968-1972）；

劉奇葆15歲到安徽宿松縣宿松大隊務農4年（1968-1972）；

李建國24歲到天津寧海縣務農2年（1970-1972）；

孟建柱21歲到上海前衛農場勞動5年（1968-1973）；

趙樂際插隊務農一年（1974)。

 

當工人的是：

汪洋17歲在安徽宿縣食品廠當工人4年；

孫春蘭19歲在遼寧鞍山鐘表廠當工人5年。

 

此外，沒有當知青下鄉的有10人：

韓正21歲在上海當倉庫管理員兩年；

馬凱1965至1970在北京四中當老師（薄熙來是四中學生）；

王滬寧因體弱留在上海家中，未下鄉當知青，1974年進華東師大學法語；

劉雲山1964到1969年在內蒙古讀師範和教書；

張高麗1965年至1970年在廈門大學經濟系讀書（六六文革中斷），1970年到1977年在茂名石油公司工作；

張春賢先在武漢當兵，後在河南禹縣公社當大隊幹部；

栗戰書沒有下鄉留在石家莊財貿學校；

郭金龍知青下鄉時他已是南京大學物理系畢業班，去四川忠縣當技術員。

 

還有兩位是軍人許其亮、范長龍。

 

        從以上政治局25人的知青背景，可以看到：佔重要地位的6人——習近平、李克強、王岐山、李源潮、張德江、劉奇葆都是正牌的下鄉插隊知青。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出任總書記的習近平。他下鄉年齡最小，只有15歲（劉奇葆同歲），在鄉下待的時間最長，達7年之久，對學業損失最大。

        據報導，習近平因為揹着父親「反黨」的家庭出身包袱，決心用下鄉的苦幹去尋求出路。他曾經從陝北逃回北京，被扣押數月，經長輩的勸導「你還年輕，怕甚麼？」終於發憤圖強和陝北鄉親打成一片，入了黨，做了大隊支書，1975年被保送入清華大學做工農兵學員。然後步入仕途——這個臥薪嚐膽的現代版故事，其實是當年很多不滿現實的知青的人生記憶，今天在中國和海外許多傑出人物都有相似的五○後背景。

         筆者2008年7月在習近平訪問香港後，曾有一篇《近距離觀察習近平》的評述，展望習接班的前景，文章回顧習的從政之路，他的風格、接班四大天王（習、李與李源潮、薄熙來）和他與劉源的比較，最後談到他教育的缺陷。轉眼間，習近平從1982年下正定縣起步，歷30年之功，今天已經爬到金字塔的頂峰。他的兩位同道薄熙來、劉源業已在十八大敗陣失勢，他十年當權的機會已經展開，舊話不必重提，「知青治國」成真，卻是值得探討的話題。

 

           習近平一代是空前絕後的一代

         中共權力序列，從一大到十二大都是「職業革命家」專政，從毛到鄧，70年沒有一點現代氣息。以「外行領導內行」自居。十三大趙紫陽上台，才開啟技術官僚治國新階段，李鵬、胡啟立、李鐵映出任要職，雖經1989年六四事件權力大翻盤，江澤民、朱鎔基體制延續到胡錦濤、溫家寶執政十年（從留蘇生到六十年代的清華幫），工程師治國的政權特質沒有因權力鬥爭而改變，領導班子的專業化、年輕化，要求具有當代高等教育學歷，是和中國經濟走向市場化、全球化及信息產業的急遽發展同步的趨勢。

        但是，來到習近平這一代遇到一個巨大的斷層，那就是文革斬斷正規教育，造就的知青一代接班。可以想見：習近平之後的一代接班人，即六○年代出生的一代，如現晉身政治局的胡春華、孫政才，都有完整的學歷和學位，甚至是高校的優秀畢業生。跟着七○後、八○後進入留學生時代，更不在話下。

         所以，習近平這一代，是空前絕後的一代，無論權力鬥爭，改朝換代，即使中共倒台，中國政治體制的官僚架構都不會接受一個只有小學程度的領導人。習近平下鄉是1969年1月，他出生1953年6月，下鄉時僅15歲半，而文革開始時，他剛剛小學畢業，到下鄉，正是文革初期三年大亂，荒廢了他的初中學業。到1975年10月上清華大學已是大學畢業的年紀：22歲。如果學文科，有自學基礎，無大礙，但竟是讀化學工程系。中斷整個中學教育而入大學理工科，可見他三年大學的日子將是何等痛苦！

         可幸，習近平1979年清華畢業時，他父親習仲勳已經復出，時任廣東省長，1981年更升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1982年成為政治局委員，負責書記處。1979到1982這三年對習近平是決定性的，他可以繼續讀書深造，也可以進入產經界、軍界，前途光明。但是，這三年他在國務院辦公廳、軍委辦公廳待過，給軍委秘書長耿飊當秘書，最後選擇近水樓台的「接班人之路」。八二年下河北正定從縣委副書記幹起，他說「只有我和劉源」走這條路—— 一路走來，直到今天的總書記，沒有曲折，一帆風順。

         在提倡領導幹年輕化、知識化潮流中，習近平和許多官員一樣，進行了學歷補課：他在1998年至2002年期間取得清華大學「在職研究生班」的法學博士學位，他當時任福建省委副書記、省長。這種學歷價值如何？一位大陸資深新聞人告訴筆者，這種事不用「打假」，十分普遍，就像買官賣官一般。

           中共傳統：痞子流氓壓倒書生

        不必盲目崇拜學位制，但是現代教育制度畢竟是人類文明積累的最重要的成就和基礎，是社會與個人發展的規範。當今歐美港台從政的起碼條件，是有良好的學歷（如台灣和中共第五代相對應的藍營綠營政客，都有正式的法學或政治學學位）。只有毛澤東這樣的瘋子才會摧毀教育。二十世紀的大惡希特勒，史家有說，如果當年維也納美術學院錄取他，歷史上可能就沒有「希特勒」，而只會多一名畫家。

        毛澤東為甚麼上台後那樣仇視知識份子，敢於發動毀滅文化的「大革命」，置國計民生於不顧？不少研究者指出和他在北大當圖書管理員的經歷有關，那些學貫中西的教授們不願和這個南方口音的青年搭訕，令他一生耿耿於懷。毛後來跟了共產黨，搞農運，拿俄國人的錢，發動痞子鬥地主，寫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陳獨秀極為反感，把他趕出中央。到江西蘇區與匪為伍，殺人放火，畢其一生，都是一個不認規矩，崇尚有槍便是草頭王的「社會邊緣人」，現代文明的叛逆，最後成為無法無天的暴君。

         和鄙視教育的毛相反，中共早期領袖陳獨秀，從秀才到留學日本，回國倡導科學民主救國，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和北大教授。他參與創建中共並連任五屆總書記，他的學者本質導致與中共分道揚鑣，特立獨行，最後回歸自由主義，尤對斯大林主義有深刻批判。中共除陳獨秀外，還有瞿秋白、張聞天、王明、博古等領導人，都是受過較好教育的知識份子，無論風雲變幻，他們始終都沒有主張過大規模的殺戮，在和國民黨的鬥爭中不放棄妥協，西安事變張聞天和毛對放蔣殺蔣的分歧是為一例，張得到共產國際的支持。但書生終究鬥不過流氓，毛的粗鄙蠻橫之風代代相傳，動輒張牙舞爪，鬥倒鬥臭、洩憤攻擊、醜態百出。江澤民辱罵女記者、朱鎔基矯情反台獨，都不例外。

              蘇共還政於民是光榮的失敗

        追溯國際共運的歷史，整個十九世紀從共產黨宣言到恩格斯去世，共產運動在歐洲都帶有濃厚的理想主義人文色彩和學院派的批判實質，第二國際最後的主流是社會民主主義，他們從來沒有規劃過大規模階級奴役與暴力，最後認同和平的議會道路，主張全人類的解放，因而認為社會主義不可能在一國實現。從馬克思到考茨基都是有深厚學養的理論家與思想家。到了列寧，才開始將共運變為恐怖政治和血腥的專政，一場戰時共產主義的失敗，使他承認「在小農經濟的國度搞共產主義是不能成功的錯誤」，轉向「新經濟政策」，才挽救了蘇維埃政權。斯大林接班，用鐵腕推行工業化、集體化、大清洗、抵抗納粹入侵，三十年獨裁統治讓人民付出極大代價，死後才給蘇共以自我修正的機會，終於一九九一年還政於民，蘇共改旗易幟，聯邦解體。

        這分明是國際共運光榮的失敗，是二百年來人類歷史進程的一個偉大進步，卻被中共視為惡夢，直到十八大還貫穿着對此惡夢的恐懼，「亡黨亡國」的濫調一唱再唱。其實，從江澤民到習近平應該心知肚明，三十多年紅旗不倒，經濟上升，並不是甚麼「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何時偉大過？復興到何處？又是假大空口號），而是靠國際資本的輸血與合作，是「走資」的結果，就像四十年代奪取政權靠蘇聯援助一樣。剖開來看，所謂「中國特色」，也就是保留政治上特有的一黨專政，拒絕普世價值，封殺民主自由而已。

               習近平權力來源的歷史局限

        習近平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上取得中國的統治大權，他沒有靠發動內戰和殘酷的權力鬥爭上台，而是在一項精心預製的權力繼承模式中黃袍加身。這個模式不僅沒有公平的競爭（中共十五大習在差額選舉中落選，臨時加一名後補中委，才讓他掛上車尾。和十八大李小鵬相似），還處處與人民為敵，故步自封。請看，既然已是空前「盛世」，為甚麼十八大還如臨大敵，動員一百四十萬人保安，居民連菜刀也不讓買？

        習近平有沒有看到個人的權力來源的歷史局限性？從而看到自己的根本性弱勢？他明白，按本文所述，接班人應該是條件比他更好的李克強、王岐山或是其他六○後、七○後如奧巴馬式的人物？如果只看到下鄉幾年、學歷問題，未免還是就事論事。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居世界經濟第二的大國的權力性質，一個權力高度集中的體制改革的可能性。

         香港人和中國人一樣，處於和共產黨漸行漸遠的狀態，他們幸運地可以洞察天下，知往鑑來，不願意將一位剛上台的、和顏善目的領導人想得太為不堪和低能。但他們記得習近平在香港要求三權合作的講話，那不應是一個擁有法學博士學位的人對一國兩制的理解。更記得他在墨西哥訓斥西方傳媒「吃飽飯沒事幹」的一番話，那是剛從陝北窯洞出來的知青語言，香港特首哪怕是土共梁振英也不會土到這種地步。

        有道是，青春故事將影響一生。習近平的知青故事也將影響他的一生，未來十年如無意外，還將影響中國和世界。

    （2012年11月28日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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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宁：“重庆道路”及其群众基础

（发布时间:2013-03-11 12:55）

（共识网受权转载） 　　“重庆道路”是毛左派给予薄熙来赞誉时的称谓，本文接受这一称谓，但却持相反的价值趋向。所谓“重庆道路”，是指2008年以来发生在重庆的、由时任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主导的一系列事件及其所代表的方向。这些事件包括意识形态和司法方面的“唱红打黑”与经济方面的“重庆模式”（笔者根据需要有时也在行文中称之为“重庆事件”）。尽管人们通常拿文革来比附“重庆道路”或“重庆事件”，但仔细观察，发生在雾都的这一系列事件，大多并不具有文革历史的典型特征。 　　比如最受人诟病的“打黑”（打击黑社会行动），其中“黑打”民营资本家，就没收资本而言，更像发生在1956年的“公私合营”，但又不具备公私合营的方向明确性和政策公开性；“黑打”的对象也只限于重庆当地的资本家，主要是薄熙来、王立军不喜欢者，而并非所有民营资本，也全无公私合营时的细腻柔和政策宣导。就打击方式而言，又很像1950年代初的“镇反”，无需很明确的法律和程序，只要沾点边儿，就列为打击对象，但又毕竟发生在一个普遍讲究法律和程序的时代，只好以刑讯逼供和伪造证据来满足形式上的法律和程序之需要。事实上，相比1950至1970年代的历史，重庆的“黑打”在国家统治方面已经贡献出了新的内容。 　　“黑打”起初只是相对“打黑”而言，即以“黑社会”罪名入罪，不顾法律和程序的司法行为。但在薄熙来和王立军倒台之前就已显露端倪、在其倒台之后更是被大面积揭露出来的，还有针对普通市民在互联网上发表批评之言的“黑打”。一段微博，一句跟帖，几篇转发的帖子，都会招致一至二年的劳教，或刑事／行政拘留。就形成的社会恐怖而言，倒是有些文革的影子，但文革是群众监督和群众专政，重庆的恐怖则完全来自专政机关。 　　这种恐怖更弥漫于司法部门，主要是公安机关。近期公布官方资料称，“截至目前，一共接到了1,123名民警的申诉，涉及需要复核的民警为2,202名”1，其中大多是根据主宰者的好恶，以莫须有的罪名而形成的冤假错案。而系狱期间，这些警界高官和普通警察，很多遭遇了“战友”的非人刑讯逼供，以至“一些人放出来后，‘世界观被改变了，工作不积极，也不想再当官，说话走路做事还是小心翼翼、噤若寒蝉’”2。这种内部的大面积迫害，在文革中是常见的，但却不是文革的典型特征，从1949年前的战争年代的内部清洗到1950年代的各种运动莫不如此。而且自1949年以降，这种内部的成规模的清洗，并不以施酷刑为惯例；文革中虽有大量暴力殴打，但基本上来自群众专政（虽亦有少量专案组曾对审查对象暴力相向的事件发生）。 　　真正具有文革特征的，是重庆的“唱红”，以及伴随“唱红”而来的各种极端化和迷信化，如“唱红”能治不育症、精神病等奇特疗效3，令公众想起文革期间《人民日报》的那篇著名社论〈靠毛泽东思想治好精神病〉（1971年8月10日）。“唱红”作为一种国家行为，以“运动”而不是“常态”的形式向整个管制范围强力推行，这是文革时期才有的方式。 　　至于经济方面的“重庆模式”，则是“计划政治”之下的“市场经济”的变种，压根儿与文革无关。 　　一　“唱红”风潮：“文革历史形态”与“文革逻辑”之辨 　　如上所述，“重庆事件”大多不具备文革典型特征，然而，人们仍然愿意从文革的视角去审视和省思“重庆事件”，包括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在薄熙来下台前的两会记者会上，暗示出“重庆事件”与文革的内在关联。显然，人们的文革视角，其实并不仅仅着眼于“文革历史形态”，毋宁说更着眼于“文革逻辑”。而“文革逻辑”也并非只在文革时期发生，而是早已内在于所有被称为“极左”的历史形态之中，只是在文革时期才以集大成的形式全面爆发。 　　尽管相比文革前的其他“极左”历史形态，文革也贡献出了新的内容，如由国家领袖发起全国性群众运动，以一种令人匪夷所思的方式动员人民造反，让民众在“奉旨造反”中获得了一个喘息和爆发的机会，也为1968年西方大学生的造反运动（法国“五月风暴”）提供了形式方面的启示，并为今天国内被称为“新左派”、“毛左派”的人们所津津乐道；但从历史上一直继承下来的“极左”逻辑（“文革逻辑”），则注定了这场特殊“运动”和特殊“内战”的失败结局。对于反思“重庆事件”的人们，如果不能区分其中“消灭社会”的“文革逻辑”和全面动员社会参与这一“消灭社会”过程的“文革历史形态”，如果仅仅以“文革历史形态”去想象和比附发生在重庆的一切，尽管可起到一时痛批之效，却会狭窄化对这个大事件的认知，包括本文着重探讨的“重庆道路”的群众基础。 　　事实上，正是2008年下半年开始的、正式名称为“唱读讲传”（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的“唱红”，让人们第一次把“重庆”和“文革”联系起来，而且是意识形态截然不同的两个思想派别──自由派和毛左派的共同解读。但如果不是接下来以“打黑”为标榜的“黑打”，在重庆肆无忌惮地全力推进，以至公然陷害行使正当权利的律师、劳教仅仅发了个恶搞微博的网友，那么自由派网友和知识份子尚无公开批判的着力点。因为“唱红”所内涵的传播“红色文化”，正是官方意识形态的题中应有之义，只不过在原有的“主旋律+多样性”结构里，“红色文化”只是“主旋律”的一种，是被始终肯定、乃至倡导以维护执政党合法性的文化因素，而非“主旋律”的全部。自由派网友和知识份子对此只能在非正式媒体（如网络上）有限度地加以批判和嘲讽，并无形成公开论战的平台。所以，在重庆“唱红打黑”业已声名狼藉的今天，仍然无法在正式出版物中看到对于“红色文化”的任何批评，与此同时，宣传和褒奖重庆“唱红”的文章依旧赫然陈列着。自由派网友和知识份子只有启动“文革”的历史想象，才能曲折地达到部分批判的目的。 　　然而，对于毛左派而言，重庆的“唱红”却是一次绝好的历史契机。毛左派是一个最初借壳于1990年代后半期崛起的“新左派”、到新世纪最初几年才通过互联网，进而通过地面的广泛联络而登台亮相的思想派别。毛左派的意识形态非常清晰，那就是全面肯定毛泽东和文革的价值。正是这种“全面肯定”，使其在政治路线和经济主张上走向与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全面对抗。这一在1980年代常常被认为是“明日黄花”，或至少不会再被公开言说的意识形态，却因中国市场经济道路的日益权贵化而绝处逢生，成为对当下的影响仅次于自由派的思想派别。他们简单却也成功地解释了现实，认为当下所发生的一切，正是毛泽东晚年所预言的资本主义复辟（最常引用的毛语录是“我死后，右派一定会翻案，但右派翻案是不得人心的，是迟早短命的！”），其祸首正是“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资产阶级右派”（自由派知识份子）则是其帮凶，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已沦为殖民经济…… 　　许多自由派网友轻蔑地将毛左派及其主张视为智力问题，并以“脑残”、“痴心妄想”、“几个揣着明白装糊涂的聪明人，领着一群揣着糊涂装明白的傻子”等来形容之。但事实上，如果仔细考查，就会发现其中并无多少人真心地相信历史还可以再回到文革那种社会形态。毛左派更多像是在现实中争夺一种话语权，或争夺参与未来的权力。但其思维所带有的强烈的独断性特征，往往使他们以“文革大民主”来想象自己占据主导地位的未来社会，而忘记了自己在清醒时刻的理性认知──“肯定毛时代，并不是要回到毛时代”4，从而让公众更加坐实了其要倒退回文革的努力。 　　二　寻找新“克里斯玛”：毛左派的内在特质 　　正是从重庆的“唱红”开始，毛左派给予薄熙来以充分的想象，也给予他及王立军以最强有力的民间支持。在重庆“唱红打黑”风生水起的日子里，也是毛左派网站“乌有之乡”最为活跃兴奋的时刻，网站不仅全面配合重庆“唱红打黑”及经济方面的各种政策措施，全力讴歌“重庆模式”，而且直接呼吁让薄担任国务院下一任总理，并通过薄想象毛左派未来的政治命运。如武汉前红卫兵领袖李干在一篇文章中记述有毛左派领袖张宏良在场的一个座谈会上，有人告诫直率的发言者：“老同志，不要牺牲在黎明前，再忍耐一下，要不了半年，中国就要大变的。”5而毛左派网站也曾在一段时间里，不断放风说张宏良将成为中共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为此，以“乌有之乡”为主阵地的毛左派，开始改变策略，由一味批判坚持邓小平路线的中国当局，转为“一打一拉”──打击所谓“普世派”领导人（如温家宝），肯定和等待他们想象中的“回归毛主义”的领导人，并将毛左派的主张用八个字定义下来，即“保党，救国，反帝〔美国〕，锄奸〔自由派〕”；而薄则被认为是最能体现这一纲领的党内领导人。 　　在“乌有之乡”将毛左派的主张固定为“八字方针”之前，发生了“重庆10．15事件”。2009年10月15日，来自全国二十几个省市区的三十四名“毛主义信仰者”，被指在红都重庆集会，涉及组党事宜，被重庆警方悉数拘捕，其中四名活动家分别被判处十年或五年徒刑6。这个事件虽然在毛左派内部引发部分人对薄熙来的质疑，但这种质疑也很快被“不得已”的“理解”所替代。两年后的2011年8月，四川省、重庆市文革时期的部分官员（革委会常委等）给薄熙来发公开信，赞扬他自从2008年到达重庆后，搞“唱红打黑”等，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发扬，希望薄能关注一下他们“三十五年来生活无着落，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无住房，无医疗甚至现在还有人住岩洞”的苦难，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7，但是申诉无果。接连的受挫看起来并没有降低毛左派对薄的热情和想象。笔者曾在2010年当面询问过几位毛左派活动人士：“你们真的相信薄熙来会像你们一样，真心热爱毛主席，肯定文革吗？”几位老人均摇头，但却回答说：他既然打出毛主席的旗号，我们就要利用他这一点。另外，一位论者则直截了当地指出，“以薄为焦点团结群众”是“我们”的“现实需要”8。

在重庆“唱红打黑”热火朝天的鼎盛时期，拥护薄熙来已经成为毛左派内部的“政治正确”行为，即使对薄本身有疑虑者，即使不满于张宏良等人的“保党，救国，反帝，锄奸”主张者，也不敢在所谓“重庆道路”上说三道四。事实上，在2011年上半年，毛左派内部就已经在意识形态、进而在组织上发生了分裂。其中被认为是“原教旨派”（他们自称“革命派”）的论者公开挑战张宏良等人，认为后者是向“走资派”缴械投降，一时形成了以“红旗网”、“解放区的天”等为一方和以“乌有之乡”为另一方的大论战。但在互指对方为“敌人”的激烈争论中，也鲜有涉及薄和其他主张“重庆道路”者。 　　直到薄熙来、王立军落马，才有“革命派”人士发文指出王的“打黑”不过是“严打”的继续，而非毛的“群众路线”；薄的“肃贪”，则刑不上“副部级”，只是政治洗牌式的选择性肃贪，藉此说服毛左派群众从对薄、王的迷信中走出来9。但这种声音远低于“乌有之乡”的高声吶喊，在薄于2012年3、4月间被宣布立案调查后不久，“乌有之乡”就发表了〈关于薄熙来事件的声明〉，坚持认为薄“所开辟的‘重庆道路’，是恢复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性，挽救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是全体中国人民共享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革命、建设和发展成果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乌有之乡都毫不动摇地支持‘重庆道路’”10。而在半年后的“9．18”反日游行中，“钓鱼岛是中国的，薄熙来是人民的”的横幅和标语，更是充斥着游行队伍。大概近二十年来也没有一个被罢黜的高官获得过如此坚定的民意支持，禁中的薄本人若得知这一情形也会倍感安慰。 　　然而，考查薄熙来与“乌有之乡”和毛左派的历史关系却又发现，尽管薄和重庆方面亟需舆论的炒作和由此唤起的民意支持，而“乌有之乡”又是如此一马当先、高调、直接，但薄本人却一直小心翼翼地与毛左派领袖保持距离。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邀请了新左派学者出任研究员，也邀请了意识形态接近“乌有之乡”的媒体活跃人士（如司马南）11，但却尚未见邀请毛左派的任何活动人士。种种迹象，包括一些未经证实、却符合薄的性格逻辑的传言显示，薄既视毛左派为正资产，也视其为负资产。这种矛盾的情形，不仅取决于薄作为党内大员仍然受党内规则和潜规则的约束，还因为毛左派意识形态的清晰性和内部联络的相对密切。对于薄这种企图“创造历史”的政治家而言，他既愿意得到这个思想派别的强有力的舆论支持，又不愿其成为自己未来大展手脚的约束者。这反映了毛左派在历史中的某种尴尬的悲剧性，即它在孕育时刻就不具有独立性，而是依附于一个政治领袖，尤其是依附于一个具有“克里斯玛”人格的强大人物，后者的方向往往决定前者的方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毛左派的成型也依然携带着这种特质，结果便是，要么它向社会民主主义靠拢，要么它本身创造出一个，或在别处寻找来一个领导人物，而薄正是他们在别处寻找出的一位“克里斯玛”。这也说明了为甚么毛左派需要薄与薄需要毛左派之间的不成比例，从而形成“剃头挑子一头热”的原因。 　　正如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中国再回到“文革历史形态”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然而，“文革逻辑”却依然可能在大行其道。薄熙来一方面依据“文革逻辑”在重庆展开轰轰烈烈的“唱红打黑”，另一方面又愤怒于知识界及党内同事对其要重返文革的批评和暗示。笔者认为后一个方面的愤怒是真诚的，薄的确不想回到文革那种历史模式──靠领袖的威望和威权抛开庞大的官僚机构，直接指挥更庞大壮阔的民众队伍。他能够做的仅仅是利用非法治化的官僚机构以达到其政治目的。也因为如此，薄才远离毛左派，因为后者根本不是他所设想的最佳群众基础。对此，毛左派的一些领袖人物也心知肚明，所以才在重庆“唱红打黑”日趋鼎盛之际，调整自己的“原教旨”路线，提出以“保党”为核心的新路线，不仅向薄，也向其他不谈“普世价值”的领导人频频示好，并准备跻身于执政党的组织结构中去。毛左派自身的内在逻辑，决定了其必须把自身体制化，才能够找到明确的历史方向，从而适得其所。 　　三　“人民”的“部分”：“重庆道路”的民粹主义基础 　　既然“一头热”的毛左派并非薄熙来及其“重庆道路”的理想群众基础，那么甚么样的人才是这样的群众基础？笔者以为是：与毛左派具有同构的文化心理，而意识形态不清晰、面容也模糊不清的“路人甲”、“路人乙”……这些“甲”和“乙”不仅走在重庆街头，也行走在珠江两岸和华北平原，行走在中国大大小小的角落里。这里当然不是指全体“人民”，但他们却是“人民”──民众的一部分。 　　在薄熙来、王立军戏剧性地退出历史舞台之际，自由派网友曾以“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世界潮流，浩浩荡荡”的历史必然性心态接受这件事，但很快发现，对薄的怀念并未被“世界潮流”涤荡而去。最初的怀念、唱颂之声自然是来自毛左派──即使表面上是以一个重庆普通市民的身份出现，不涉毛左派的关键词，但其洋洋洒洒的内容和清晰的意识形态逻辑脉络也分明昭示了这一点。但很快，从重庆的亲友，从去重庆出差的同道那里，这些网友得到了一个个令人不快的消息：薄、王虽以刑事犯罪的性质被处置，但重庆不少市民却真心怀念和称颂他们：“治安好了！”“有安全感。”“薄熙来还是干了不少好事的。”“政治斗争罢了，我们草民不管这个，谁对我们好我们就对他好。”笔者的一位同道朋友，在重庆的出租车上就这个问题与司机争执起来，竟差一点被赶下出租车。境内媒体在采访或播出节目时，受制于宣传纪律的约束，自然会自动进行意识形态筛选，但来自境外的媒体却可以播发出不同的声音。由凤凰网策划的一个名为《重庆．2012》的电视节目，便留下了不同声音的记载12： 　　邓先生（国企退休工人）：“文化大革命到现在，能够为人民带来利益，给人民带来好处，看得见摸得着的，除了薄熙来没得第二个。” 　　贾先生（西南政法大学退休职工）：“搞形式主义，浪费很多钱，到处去其他地方去演出……。薄熙来这个人有野心，突出个人，另搞一套，他就是搞独立王国……〔以下批薄者略〕” 　　张树森（重庆红歌会会长）：“他〔薄熙来〕在我们要唱，他不在我们也要唱啊。” 　　卢小姐（十八梯子店家、三峡移民）：“薄熙来在这里啊，治安要比以前好一点，这是我的老实话。” 　　民心佳园公租房住户（男）：“当薄熙来那个时候，没有甚么偷啊抢啊捡啊摸啊都没得。” 　　大学一年级学生：“我个人认为啊，薄熙来同志的确是个很优秀的人。” 　　西南政法大学女生：“我觉得他〔薄熙来〕原来人还可以啊，但他妻子犯罪啊！” 　　民心佳园公租房住户（女）：“（你觉得唱红歌这事儿好吗？）好啊，共产党来了嘛都好嘛！唱红歌儿思想开放嘛，身体也健康了嘛。” 　　七公里村原住民：“老歌曲就是红歌，不忘革命不忘本。……交巡警平台，任何地方出点事儿，两三分钟、四五分钟之内就要赶到，一般地说那些犯罪份子就都不敢动了。” 　　对此，通过片中人之口，也分析了这种怀念和称好的原因。例如，曾是刑辩律师、在重庆打黑案中被判入狱的李庄指出，“他们确实是把20%人的财富，给了一部分用在了民众身上〔建交巡警平台〕。”“黑打”受害者亲属罗皓质疑：“重庆的普通百姓觉得警察多了，平台多了，安全感就来了。那么我反问一下，那最好是不是应该我们每一个家庭，都给你派一到两个警察来？……那是用钱堆起来。”重庆律师协会会长韩德云分析：“〔薄、王〕做了一些事，但是他人为地、夸张地、极端地放大这个事。他放大背后的基础，是把阶层的矛盾有意地煽动起来，让他们分化和对立，再走向对抗。这说明中国社会已经开始分化了，薄熙来、王立军式的人物，有他的社会基础，有他所代表的社会阶层的支撑和支持。”13 　　我们还可以沿着这个思路，像惯常那样继续分析，诸如薄熙来、王立军如何以政治手段饰演大众明星，“以野蛮对抗野蛮，用犯罪的方式打击犯罪，以牺牲法治为代价来净化治安”，从而迎合多数人，煽动民粹主义，对少数人为所欲为，将中国引向准法西斯道路14。这样的分析固然正确，也不乏深刻，但仍没有进入那个被命名为“中国民粹主义”之概念的内核，批判起来也像隔靴搔痒。也许只有借助第三者的眼睛，才会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更深入的思考──笔者取日本历史学家、思想家沟口雄三的“中国近代与前近代的关联说”。 　　四　“大公”─“大私”─“大公”：“中国民粹主义”的“前近代”根源 　　沟口雄三认为，“中国的近代原先就是以自身的前近代为母体的”，因此“从一开始走的就是一条和欧洲、日本不同的独自的历史道路，一直到今天”。这种被沟口概括为孙中山所谓“王道”的思想渊源──“大同理想”，正如同盟会宣言中所言：“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大同”一词虽早自先秦就有，但作为中国“近代”之“母体”的大同思想，却产生于明末清初，为黄宗羲、王船山，乃至更早的吕坤所提出。其所配合的，也正是从体现“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的一君万民之专制体制，向“富民”分治型之专制体制过度的时代，即反对皇帝的“大私的独占”，走向士绅自治和“万民之私”，甚至主张彼此“各得其所”。“到了十八、十九世纪，随着乡村地主制结构的进一步发展，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主要矛盾，……万人得其所的思想内涵得到了大胆切实的展开”。戴震把农民的生存权也纳入“得其所”中，龚自珍更提出“平均”的思想，“经过太平天国‘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的乌托邦式的幻想下引起的大动乱，直至晚清共和式大同思想，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条漫长的、多层结构的道路”15。 在沟口雄三看来，这正是中国的“近代”（包括中国的共和式革命）的“母体”。所以孙中山才把革命的主要目标设定为“要四万万人都是丰衣足食”（《三民主义》），革命家陈天华在批判专制政体时也透露出对共和的想象：“现政府之所为，无一不为个人专制、强横专制者，其干涉也，非以为总体之自由，而但以为私人之自利。”（〈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这种“大公”和“大私”、“总体之自由”和“私人之自利”的对立，一直充斥着中国现代时期的共和思想，并延续到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尽管其间也吸收了欧洲的民权、平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这与欧洲共和思想的主要内容是“确立私有制为基础的政治权力上的自由和平等”，适成鲜明对比16。沟口对中国独特的共和思想和独特的“近代”及“近代的母体”并未采取批判的态度，他只是指出了其中固有的矛盾、悖论和“扭曲”17，暗示出当这种隐含在历史和风俗中的“近代”逻辑，能够“各得其所”地顺利展开时，中国就可能走向健康、光明之路；而当其把“个人”等同于“私利”而加以排斥，从而走入极端之时，就可能出现历史悲剧。 　　对沟口雄三的中国历史观的评论不是本文的任务，我们只是从他的问题意识里生发出自己的问题：中国“现代”（即沟口所言的“近代”）历程的曲折，真的如许多评论认为的那样，仅仅是政治精英乃至领袖选择了错误的道路？还是他们本身内在于、也受制于中国独特的历史结构？在制约中国“现代”道路的这种历史结构中，民众究竟占有怎样的地位，并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在经过以西方自由民主理念长期、持续地批判现实和历史之后，笔者也不免狐疑起来──倒不是疑心自己所信奉的理念，而是怀疑自己基于理念所建立起的批判对象，只是一个自己拿尺子度量出的主观对象，历史并没有被客观化，现实也没有呈现出它应有的质感，自己的批判仅仅是一种外部的批判。正是在这一怀疑和自觉之中，笔者发现政治精英乃至领袖并不像表面看上去的那样，可以完全地、随心所欲地主导历史，他只能在历史结构的矛盾、悖论之处把握契机，使之不至于走向其固有的“扭曲”。当一个领袖看起来真的犹如变魔法般可随心所欲地主导历史时，那正是历史结构敞开其“扭曲”的大门之际，包括民众也从中获得了极大的安慰。文革中“大公无私”、“斗私批修”，以及“对待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般无情”能够蔚然成风，不独是领袖的号召使然，也正是这种历史结构的极端表现。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观察“中国民粹主义”这个命题，就会发现中国“前现代”（即沟口所言的“前近代”）的大同思想，本身就带有“民粹化”特征。它直接制约、规定了中国的共和道路，并塑造了国体和政体的性格。某种程度上说，中国走向“现代”的过程，正是安抚、驯化、满足、改造这种“民粹化”的过程。1949年前国共两党的“国是之争”的最终结局，便预示于这个过程之中。此后，中国大陆的大起大落和台湾的稳步发展，也隐含在这一历史逻辑中。而从1990年代确立了市场经济之后，并未继承1980年代寻找历史契机时的全面考量和小心翼翼，而是带着一种权力的傲慢，直奔权贵资本主义，从一种病态的“大公”快速走向一种病态的“大私”，让伴随这一过程的经济高速发展也相形失色。它带来的直观后果，便是文革意识形态的重新复活和高声吶喊；其非直观的后果，则是人们在破碎的心灵和无奈的现实之中模糊地渴望着一个强人的出现──只要能扫清眼下的障碍，哪怕是一点点，都会献上自己的爱戴。 　　薄熙来及其“重庆道路”真正需要的正是这一种群众──他们未被“权利意识”侵染，内心的底色仍然是变相的“大同”，现实的渴求仅仅是“有衣有食有屋”。他们是权贵资本大行其道的间接受害者，心灵破碎，面孔模糊，并未形成清晰的意识形态，因而也不会提出任何冒险的政治主张，像毛左派所做的那样。但他们也同时是历史的英雄，是上述中国现代历史结构的能动的因子。在中国式市场经济强力推行的过程中，其他的政治精英对群众基础与历史结构的关系并非一无所知，只是官僚机构的惰性和权力的傲慢，使他们大多无视这一点；反而出于信条般的“发展主义”逻辑和所属利益集团的私利，其中的不少人由间接受害者转化为直接受害者，适得其反地逼迫其走向“权利意识”的觉醒。但薄熙来却洞悉这一切，明白在自己问鼎权力──我们至今不知道他仅仅是出于临时的权力角逐，还是另有“创造历史”的勃勃野心──的过程中，上述群众会是他精彩演出的忠实观众。 　　而对于与“重庆道路”格格不入的自由派而言，如果不能了解薄熙来的“群众基础”与历史结构的内在关系，而仅仅以外部批判的惯常方式和高高在上的启蒙姿态对待之，恐怕也将失去真切体认现实的机会，失去更有力的介入历史的契机。 　　注释 　　1　褚朝新：〈重庆公安局高层谈王立军时期：谁敢说治安不好就可能被收拾〉，《南方周末》，2012年12月20日。 　　2　刘洁、倪志刚：〈“打黑基地”铁山坪里的回忆〉，《潇湘晨报》，2012年12月10日。 　　3　〈重庆不育夫妇唱红歌喜得贵子〉，《晶报》，2011年6月28日；〈重庆三峡中心医院用红色革命文化和健康教育为精神病患者治病〉，据称为新华社发，目前仍散见于内地网络；〈重庆癌症患者称靠唱红歌挺过化疗：一听就忘了痛〉，《重庆日报》，2011年6月22日。 　　4　躬云山：〈我的“老左”朋友〉，《白纸黑字》（兰州），2010年总第1期，页36-44。 　　5　〈李干有话说〉（2012年3月22日），凯迪社区，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id=8205513&boardid=1。 　　6　〈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义）关于10.15重庆反革命事件的声明〉，http://hi.baidu.com/nhk007/item/6071c213fb8cad9999ce33b6；灭灯：〈再忆两年前的今日，兼议“救党保国”〉（2011年10月15日），原刊于解放区的天网站。 　　7　参见〈重庆“造反派”向薄熙来喊冤　民众嘲笑〉（2011年8月31日），大纪元，www.epochtimes.com/b5/11/8/31/n3359788.htm。 　　8　位卑未敢忘忧国：〈我们该怎样对待薄？〉，修改版参见红石头论坛，www.hst1949.net/showtopic-12104.aspx。 　　9　袁庾华：〈对重庆事变的解读〉（2012年3月19日），天涯论坛，http://bbs.tianya.cn/post-no01-452266-1.shtml。 　　10　〈乌有之乡关于薄熙来事件的声明〉（2012年5月21日），原始森林，www.jys.ykedu.net/supesite/html/5/5-5997.html。 　　11　〈2011年7月21日，王立军会见司马南等人〉（2012年12月15日），中华论坛，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52/31/34/1_1.html。 　　12、13　《重庆．2012》，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chung king/。 　　14　〈重庆政界人士：民粹主义是中国未来最大的威胁〉（2012年12月25日），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chungking/content-2/detail_2012_12/24/20481807_0.shtml；《重庆．2012》。 　　15、16、17　沟口雄三着，孙军悦译：《作为方法的中国》（北京：三联书店，2011），页12-15；15-16；19。 　　张　宁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教授 来源: 《二十一世纪》双月刊| 来源日期：2013年2月号

太子党与平民派(续)

        与平民派相比，太子党人数居绝对少数，因此，他们必须依靠平民派，才能掌握权力。但在他们内心之中，自己乃是根红苗正的天璜贵胄，天然的掌权者；而平民派只是为自己所利用的奴才和走狗，至于已进入中共权力最高层的胡温等，也不过是为自己暂时看管家财的管家而已。

        薄熙来对王立军的骄横跋扈，对胡锦涛、温家宝等的咄咄逼人，根源就在于此。

        东西方国家，皆存在太子党，但没有哪个国家的太子党，气焰有薄熙来那么嚣张。

        气焰嚣张还不要紧，问题是薄熙来自己并不干净，经济上严重贪腐，私生活一塌糊涂，老婆亲自杀人，逼王立军逃往美领馆，出了这么多严重问题，谁能保得了你？

        薄粉说，如果搞西方国家的民主竞选，薄熙来一定会高票当选。这是皮相之见。薄的上述问题，只要有一个被媒体曝光，薄在第一轮选举中就必定出局。

       

       

“太子党”与“平民派”

        如果以家庭出身分类，中共的干部可大致分为“太子党”和“平民派”两类。

        太子党出身于中共高干家庭，他们在家庭的特殊氛围中成长，受父母言传身教的影响，对中共高层政治运作的内幕比较熟悉。而且，在父母关系的帮助下，他们在政界或军界的晋升速度，远远快于平民家庭出身的干部。

        有人把“平民派”称为“团派”，其实团派只是平民派的一部分，许多平民派的上升并未通过共青团的渠道。

        平民派既没有家庭氛围的熏陶，也得不到父母关系的奥援，全靠自己的本事在中共官场里打拼，最终能够出人头地，进入中共高层。除了运气或机会，导致他们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乃是他们非常熟悉中共官场运作的潜规则。

        我有两个中学同学，一个的父母是没有文化的城市平民，另一个是农家子弟，后来一个当厅长，另一个也当正厅级高官。两人念中学时就很会“来人事”，一个当上学生会主席，另一个给教导主任送礼（当时中学生会搞这一手的不到1%）。

        大致可以说，同等级别的高官，平民派的智商和混迹官场的能力，一般要高于太子党。

        然而，与太子党相比，平民派有一个弱点，就是其说话、办事或为人，往往小心谨慎有余，胆量和魄力不足。薄熙来是前者的代表，胡锦涛、温家宝是后者的代表。

        属于平民派的王立军，之所以能快速晋升，除了他任职警界期间“对敌斗争”特别凶狠之外，另外则全靠薄熙来的赏识和提拔。

        王立军家庭出身贫寒，文化程度不高，但此人颇不寻常。在重庆的唱红打黑运动中，他搞出一个接一个的新花样，成为在薄熙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铁腕人物，可见其智商不是一般，至少不在薄熙来、谷开来之下。

        谷开来想干掉海伍德，找王立军出谋划策。王最初设计的方案是栽赃海伍德藏毒或贩毒，然后在追捕过程中开枪击毙之。然而此一方案实施起来难度很大，后遗症颇多，尤其是（一）王立军本人必须出手，一旦事情败露，王要承担首要罪责；（二）参与行动和知道内情的公安干警过多，容易泄密。

        因此，王说服谷接受的方案是，由谷自己动手毒杀，王利用职权掩盖。这样做的好处是，（一）即使事情败露，王也只承担次要罪责；（二）知道内情的干警人数较少，从而降低了泄密的可能性。王很可能还想到：只有他掌握谷开来杀人的秘密，以后他可以以此要挟谷开来、薄熙来，谋取仕途的更大利益。

        王还暗中保留海伍德心血样本，以备万一将来事发，这是谷开来杀人的钢鞭证据。

        哪知道谷开来这个弱智女人，宴请参与此案调查的市公安局其他高官，使知情者人数增多，令王立军做出愤怒反应。而谷开来获知王保留证据，怀疑王立军别有企图，派人搜查王的办公室，导致两人矛盾激化和反目。

        王立军向薄熙来汇报谷开来杀海伍德案，其实希望薄为了大局，制止谷开来的乱来。起初薄熙来的反应相当理性，表扬了王。哪知当晚他跟谷上床睡觉之后，第二天完全站在老婆一边，打了王一耳光，跟王彻底翻脸，随即撤销其公安局长职务。

        这一方面说明薄熙来的头脑当时已经失去冷静，另一方面，在薄谷看来，王立军这类平民派只是被自己利用的一件工具而已，随时可以抛弃。他不知道，这个工具乃是毒蛇，被逼急了，会反过来咬死他。

        王觉察到薄、谷已经决定灭掉他，他于是周密策划，铤而走险，投奔美领馆，把底牌交给美国，最后导致太子党薄王垮台。

        (未完待续)       

薄粉思维的三大误区(续)

        官员的政绩也许可以“补过”，但绝不能顶替其犯下的刑事罪。中国古代尚有“王子犯法，与民同罪”之说，在现代法治社会，任何人或官员触犯法律，必须得到相应的惩罚。在这里，法律的地位高于政绩。

        薄粉的第三个思维误区是闭目不看事实真相，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说法。

        现代心理学已经发现，人类思维的一种偏差（bias）就是容易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说法，但薄粉的这种思维偏差尤其明显。

        谷开来在合肥受审时，面容和身材较过去的照片稍胖，薄粉们铁口直断，出庭者不是谷开来本人，乃是当局找的替身。更有薄粉“人肉搜索”出这个替身其实是河北石家庄的某某，使薄粉们兴奋不已。

        其实，只要仔细想想，当局如要以替身代替谷开来真人，需要收买司法系统的多少人，才能保证不穿帮，而且还得确保这些人以后也不会透露真相，就可明白，在技术上用替身出庭，乃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局再蠢也不会这样做。可惜的是至今仍有许多薄粉相信“替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