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新华社，2017年09月29日） 

　　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9日下午就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及其影响进行第四十三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我们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灵魂。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必须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保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锲而不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使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姜辉研究员就这个问题作了讲解，并谈了意见和建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同志认真听取了讲解。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他指出，在人类思想史上，就科学性、真理性、影响力、传播面而言，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也没有一种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世界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真理威力和强大生命力，表明马克思主义对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推动社会进步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学习研究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对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具有积极作用。

　　习近平强调，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依然是科学真理。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这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保持坚定信心、对社会主义保持必胜信念的科学根据。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参天大树之根本，就是我们党和人民不断奋进的万里长河之泉源。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

　　习近平指出，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有引领时代才能走向世界。要立足时代特点，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更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真正搞懂面临的时代课题，深刻把握世界历史的脉络和走向。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深刻变革，置身这一历史巨变之中的中国人更有资格、更有能力揭示这其中所蕴含的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中国的原创性贡献。要有这样的理论自觉，更要有这样的理论自信。要立足我国实际，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聆听人民心声，回应现实需要，深入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更好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时也要放宽视野，吸收人类文明一切有益成果，不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强调，世界格局正处在加快演变的历史进程之中，产生了大量深刻复杂的现实问题，提出了大量亟待回答的理论课题。这就需要我们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分析把握其出现的各种变化及其本质，深化对资本主义和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深刻复杂变化的规律性认识。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们中很多人对资本主义结构性矛盾以及生产方式矛盾、阶级矛盾、社会矛盾等进行了批判性揭示，对资本主义危机、资本主义演进过程、资本主义新形态及本质进行了深入分析。这些观点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和命运，准确把握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新特征，加深对当代资本主义变化趋势的理解。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新成果，我们要密切关注和研究，有分析、有鉴别，既不能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也不能搞全盘照搬。同时，我们要坚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壮大我国综合国力，充分展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习近平指出，回顾党的奋斗历程可以发现，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历经艰难困苦创造新的辉煌，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党始终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坚持用科学理论武装广大党员、干部的头脑，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强大的战斗力。我们要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各样的拦路虎、绊脚石，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看家本领，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把握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断提高全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断提高运用科学理论指导我们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的能力。要坚持不懈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凝心聚魂，坚定全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不断提高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理论思维能力和思想政治水平。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带头学习，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学习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要深入学、持久学、刻苦学，带着问题学、联系实际学，把科学思想理论转化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以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埃里克·里德：为什么我们在奏国歌时下跪抗议

（纽时，2017年9月27日）

         2016年初，我开始关注关于大量手无寸铁的黑人被警察杀害的报道。社交媒体上的帖子令我非常不安，尤其有一则更是让我流下了眼泪，也就是我的故乡路易斯安那州巴吞鲁日发生的奥尔顿·斯特灵（Alton Sterling）被害案。我依然有家人住在那一带，这样的事有可能发生在他们任何一个人身上。我感到愤怒、伤心、绝望。我想做些什么，但不知道该做什么，或者说该怎么做。我只是确定地知道，我希望自己的做法尽可能地存有敬意。

    几周后，在季前赛中，我的队友柯林·卡佩尼克（Colin Kaepernick）决定在奏国歌时坐在长凳上，抗议警察的暴行。坦白地说，当时我没有注意到，新闻媒体也没有注意到。直到2016年8月26日的第三场季前赛时，他的抗议才引起全国关注，开始出现对他的强烈批评。 

    这时，我的信仰驱使我采取行动。我想到了《雅各书》第二章第17节：“如果没有行为，这信仰就是死的。”我知道我需要为正确的事情挺身而出。

    星期六，在再次比赛前，我去找柯林，讨论我如何加入这项事业，以及我们怎么做才能对这项社会正义运动产生更强大而正面的影响。我们详谈了我们这个群体面临的许多问题，包括对有色人种的体制压迫；警察的残暴；以及刑事司法制度。我们还讨论了如何利用我们身为国家橄榄球联盟的职业运动员所拥有的平台，为那些没有话语权的人发声。

    在仔细考虑了几个小时后——中间甚至还有已退役的“绿色贝雷帽”、前NFL球员纳特·博耶（Nate Boyer）到访——我们决定，第二天奏国歌时，我们应该下跪，而非坐着，进行和平抗议。我们决定下跪，因为那是一种表示尊敬的姿势。我记得当时我们认为，我们的姿势就像是为悼念灾难而降下一半的旗帜。

    令我不解的是，我们的抗议依然被误认为是对国家、国旗以及军人的不尊重。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正好相反。我一直认为，那些勇敢的男男女女的战斗与牺牲，是为了确保我们能在公平、自由的社会中生活，有通过抗议表达自己心声的权利。

    我爱我的祖国，我为自己身为美国人感到骄傲，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用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的话说，“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坚决保留永远批评她的权利。”

    我无法用言语表达，当我看到对柯林的无休止诬蔑时，我是多么难过，他帮助启动这项运动时满怀善意。这可是一个曾经包了一家商用飞机，向遭受饥荒的索马里运送食物和补给品的人。他还把自己的时间和金钱投入到了国内那些需要帮助的社区里。我很自豪地称他是我的兄弟，我们应该赞扬他努力在重大问题上寻求改变的勇气。然而，直至今日，他仍处于失业状态，被描绘成是意图分裂这个国家的反美激进分子。

    任何一个大致了解橄榄球的人都知道，他的失业与他在球场上的表现没有任何关系。联盟背弃一个表现优异的人真是令人遗憾。我知道，我参与这项运动意味着我的事业也可能面临和柯林相同的后果。但引用牧师小马丁·路德·金博士的话说，“当沉默被打破时，一个新时代就到来了。”我选择不背叛那些被压迫的人。

    我经常看到我们的努力被某些评论贬低，比如，在看到一名手无寸铁的黑人被枪杀后说，“他应该听警察的”，或者“没有白人特权这回事”，“种族歧视很多年前已经消失了”。我们知道，种族歧视和白人特权至今依然十分常见。

    令人沮丧而愤怒的是，特朗普总统说我们是信口雌黄的人，而把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的新纳粹主义者称为“很好的人”。他的言论显然是为了加深我们在努力弥补的裂痕。

    不过，我深受鼓舞地看到，我的同事和其他公众人物跟我们团结起来，回应总统的言论。最重要的是，我们掌控着我们运动的宗旨，那就是，为所有美国人——不管什么种族和性别——追求平等。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数量。有些人承认，我们面临的问题依然是那些沉默的旁观者。我们不仅需要更多的黑人和有色人种和我们站在一起，也需要其他种族的人。

    我拒绝成为那种对不公正袖手旁观的人。我想成为令我的孩子以及子孙后代感到骄傲的人，成为那种面对逆境、努力对世界产生正面影响的人，那种50年后被人认为曾为正义事业挺身而出的人——尽管这不是一个受欢迎或轻松的选择。

        埃里克·里德（Eric Reid）是旧金山49人队的游卫。

佚名：川粉看班农

（墙外楼，2017年9月17日）
        按：此川粉不懂文革。毛是发动和领导文革的唯一最高领袖。张、姚尤其是张看出毛需要从理论上建立文革的合法性，于是竭力迎合，故获毛的欢心。

         Steve Bannon——Trump总统选举时的CEO、白宫的首席战略官、Trump的政治政策灵魂和大脑——在去职白宫后接受Charlie Rose的访谈。这是他第一次单独接受媒体采访。

    访谈中，Bannon评价了许多事件和人。包括选举、医改方案、俄国干预选举事件、移民问题、和中国的关系、近期的Charlottesville事件、Trump对twitter的使用等等。特别评价了共和党establishment，评价了一些人。

    无论是对于共和党establishment/华盛顿两党政治精英，到主流左翼媒体，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hold them in contempt，完全蔑视。对于共和党的国家安全专家，他直接说他们是“idiots”。对于主流媒体，说他根本在乎他们对他的肯定或否定。他根本不care。他只关心是否和美国广大群众走在一起。（呵呵，班农简直是个人民领袖了）

    这个人思路非常清晰，反应很快，非常坚定，自信。说话有逻辑，直接到点上，没有废话。他知道自己要说什么，政治目标要达到什么，这不是一个政客。他是有political conviction的。同时他也不是一个做办公室的技术官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一个street fighter。这个用语,也直接让人联想到1920年代魏玛德国的街头政治，即纳粹。这里不是说他是纳粹，而是说他代表的这种自下而上社会运动和政治变革的形式。

    这绝对是一个应该让对手尊重的人。

    他认为Trump是一个有时代重要性的人物。他自始至终都以比较得体的方式在维护Trump。

    我认为Bannon确实代表着一股美国中低层（白人）蓝领的巨大的社会力量，希望通过几十年时间推动华盛顿的革命。他内心深处到底有多认可Trump这个具体的人？我不知道。其实Bannon才是代表这场运动的大脑。他和Trump算是一个战略联盟。他可以利用Trump达到自己的宏大目标。所以，他才是“革命”中的思想家。Trump自己更多是一个strretwise但有机会主义的台前政客，但是是各种资源整合的集中。是charisma的，这些人在“革命”中是缺一不可的。

    然后Bannon去职白宫的首席战略官，重回Breitbart。他在访谈中提到自己作为联邦政府的雇员有很多的限制，很多的事情不能做。其实意思就是说，到体制之外去发挥力量作用更大。（到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

    他并重申，他对Trump的影响力从一开始到现在从来没有发生变化。这点我现在完全相信。

    我觉得Trump和他商量后，还是决定让Bannon回到体制之外做工作。他担任智囊和战略顾问这个角色其实不需要通过联邦政府雇员这样的形式上的职务来绑定。还不如给他更大自由度。请Bannon回到社会，对反对党、对共和党精英、对Trump内阁中不顺从的人发动攻击。他和Trump保持的沟通可以和原来一样。

    现在看得挺清楚的，这个人真的是Trump的政治大脑或政治灵魂，或者说是Trump的政治大脑或政治灵魂中的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组成要素。他所代表的社会力量就是要发动一场自下而上对华盛顿纪念碑的革命。

    如果说要把他和Bannon的组合在中国当代找一个什么类比，我觉得就是文化革命时期毛和张、姚的组合——当然这是一个比较泛泛的类比。这两个组合是有相似之处的。1、民粹、代表相当一部分的群众声音（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2、跨越行政官僚体系直接联系广大人民群众（文化革命时期主要通过发表文章、动员学生、接见红卫兵等方法进行，Trump-Bannon就是Trump发twitter，Bannon控制Breitbart；3、挑战传统政治精英。文化革命时期就是针对老干部；Trump-Bannon是针对两党的华盛顿精英。而且特别是共和党精英，以及特别是内阁里面不一条心的人。另外一些形式上的东西就不具体说了，比如1）Trump的特别的语言风格；2）有意识地打破社会政治常规的一些做法（并以此建立charisma及政治资源），3）有意识地把内部（白宫）的一些矛盾泄露泄露到外面去，制造冲突，从外向内施压。

    原来认为Trumpj水平不高，现在听完Bannon，还是刮目相看。这哥们儿真的有能力发动一场长期的运动甚至革命。Trump也只是他（Bannon）的运动中可以运用的一个力量而已。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们（Trump-Bannon）投放到华盛顿的可能只是一个火种，作用在长期。

高雨莘：毛泽东时代，妇女真的“能顶半边天”吗？

（纽时，2017年9月26日）

    北京——我姥姥喜欢讲自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前几十年担任记者的故事。她回忆说，他们在喇叭里听到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时，会匆忙地记下来；在刚刚进行集体化改造的农村与愉快的农民交谈。她事业的亮点是把一名默默无闻的糖果销售员打造成了国家劳动英雄，热情洋溢地赞美他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她在中部省份湖南省长大，父亲是地主。她说自己的母亲是一名忧郁的家庭主妇，怨恨丈夫在她没有生下男孩后娶了一个小老婆。

    “共产党做了不少坏事，”姥姥在回忆结束时总会说，“但他们确实改善了妇女的生活。”

    这句口头禅总结了人们对毛泽东在中国女性事业方面留下的遗产的普遍观点。每个中国学童在历史课上都曾学到，共产党将农民的女儿从城里的妓院救出来，把大门不出的妻子送进工厂，让她们从儒家父权制度的压迫和帝国主义威胁中得到解放。

    但是，关于毛泽东治下女性地位全面提升的描述包含着一些需要额外说明的关键之处。

    虽然共产党革命给女性带来了更多的工作机会，但也让她们的利益服从于集体目标。毛泽东的言论和政策止步于家门口，对减轻女性做家务和照看孩子等家庭负担几乎没有任何帮助。整个社会充斥着盲目颂扬革命成就的言论，女性失去了个性化语言，不能用之来理解和表达自己的个体感受。

    史学家们在研究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村的集体化时，发现情况很复杂。人们曾认为，该举措通过为农村女性提供就业机会，从而为她们赋权。虽然女性的确对集体农业生产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她们很少能升至可以做出决策的位置，在围绕丈夫的家庭和村庄关系建立的社区中，她们依然是外人。研究还发现，女性经常从事对体力有要求的劳动，但挣的比男性少，因为涉及大型动物或机械的劳动对体力要求较低、最有价值的任务通常留给了男性。

    城里的工作环境也不乐观。女性被派往集体社区作坊，薪水微薄，工作条件恶劣，而男性则更可能得到大企业和国有企业的舒适工作。党干部对此的解释反映出根深蒂固的性别偏见：女性体质更弱，脾气更温和，不太适合操作重型设备等繁重任务，或者去工厂工作。

    共产党有时口头上支持共同承担家务，但在实践中，它纵容女性在家中继续保持从属地位。在海报和讲话中，社会主义女性偶像被描述为“铁娘子”，她们在钢铁熔炉前英勇地劳作，同时维持家庭的和谐。但那是一种以偏概全的方式，只关注让女性加入劳动队伍，无视她们在其他领域的感受。

    去农村探访的人们看到农村妇女日夜不停地劳作：做饭、缝补衣服，以及在田里干完一天活后回家喂家畜。她们的处境令文革时期下放到农村的城市年轻人感到震惊，比如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Florida Atlantic University)的社会学教授张乃华（音）。文革时期，年轻的她在农村呆过一段时间，她认为农村婚姻完全抹杀了女性身份。

    研究者还发现，结婚后，工厂女性的事业发展往往比男性慢，因为她们受到家庭责任束缚，几乎没时间学习新技能，承担额外工作，而这两项都是获得晋升的前提条件。承诺减轻她们负担的国家服务，比如公共托儿所，实际上很少，未能实现全面覆盖。与发达国家的女性不同，中国女性没有节省体力的家用电器，因为毛泽东的经济政策倾向于发展重工业，而非洗衣机和洗碗机等消费品的生产。

    有些西方学者认为，这些现实相当于出现了“革命的延迟”。不过，学者们的结论与中国妇女们的看法恰恰相矛盾。

        20世纪70年代，艾奥瓦大学(University of Iowa)的人类学教授玛格丽·沃尔夫(Margery Wolf)在中国进行实地调查时惊讶地发现，中国女性虽然继续遭受压迫，却热情歌颂妇女解放的奇迹。

    “人们很容易将广泛宣传的性别平等理念当成现实，将问题视为旧制度和旧理念的残留，认为它们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社会学家张乃华教授说。

    国家进行政治宣传，不仅是为了招募女性加入劳动队伍，而且是为了塑造她们的自我观念。海报、教科书和报纸宣传的形象和故事缺乏独特的个人经历，在观点、价值和成就上将女性与男性相提并论。对工作场合的女性来说，遵循这种狭义的、可接受的女性形象就意味着她们不能看待、理解和谈论自己生活的本来面目，而是必须遵循党的理想中的面貌。

    共产党政治宣传成功的一个表现是，在毛泽东时代公开讲述自己经历的女性完全是沿用官方言辞的。专门研究中国女性的人类学家伊丽莎白·克罗尔(Elisabeth Croll)注意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几十年里，所有公开讲述中国女性生活的文章都遵循着相同的套路，那就是，她们从被欺压的妻子和女儿转变为独立的社会主义工作者——这几乎已成为所有女性的故事。

    在毛泽东去世40年后，人们依然通过他关于性别平等的著名口号“妇女能顶半边天”来理解他在这方面的遗产。姥姥说这句口号的语气跟她谈论毛主席的其他罪行和功绩并无二致。

    她没有提到在动荡的革命运动中操持家务、养育三个孩子的辛苦。她也没有抱怨自己因丈夫政治成分不好而不能入党的事。当她提起，上级党领导在她事业刚开始有起色时劝她结婚，也只是轻声笑了一下。

    尽管有这么多缺点，但共产主义革命让中国女性敢于胸怀宏大的梦想。在给我母亲提建议时，姥姥赞同女儿上研究生的决定，劝她找一个支持自己事业的丈夫。她似乎依然认为新的市场经济会最终让女性成为自己思想和行动的主人，因为市场经济是一种精英制度，鼓励自由选择。

    毕竟，她总是对我母亲说，“你有更多机会。”

华尔街日报：为何中国小学胜过美国小学？

（2017年09月25日，参考消息网）

　　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9月22日刊登题为《为什么中国小学胜过美国小学？》的文章，作者是一位名叫莱诺拉·朱（音）的美国母亲。这位美国母亲在把儿子送进上海一所公立名校学习后，发现中国教育体系有美国亟须学习的东西——给予老师尊重与权威。

　　        每个孩子都能培养出多种出色才能

　　朱女士一家是在上海旅居的一个美国家庭。众所周知，中国“制造”了一些全世界最出类拔萃的学生。当朱女士发现距离新家仅几个街区的地方就有上海精英们眼中最好的公立学校之一时，她决定送儿子去那里上学。然而，在儿子入读幼儿园的第一个星期，他的中国老师就强行往他嘴里塞了一口煎蛋（朱女士的儿子非常讨厌吃鸡蛋）。

第二天，朱女士冲到学校就塞鸡蛋事件和陈老师对质，劈头盖脸地陈述了自己关于个人选择的理念。“在美国我们不会采用这种强迫的方法，”朱女士用中文说道。

“哦？那你们怎么处理 ？”陈老师倒也表现得理直气壮。

　　“我们会向他们解释，吃鸡蛋对他们有好处，里面的营养成分能帮助他们强健骨骼和牙齿，对视力也有好处，”朱女士回应道。

　　“这有用吗？”陈老师反问道。

　　事实上，的确没用。朱女士称从来没成功地让儿子吃过鸡蛋。儿子很挑食。陈老师教育朱女士，“在孩子面前，你应该说，‘老师说得对，妈妈也会这么做’，好吗？”

　　朱女士点点头，自己感觉有些震惊。

　　文章称，截至目前，朱女士的儿子已在中国教育体系下成长了五个年头。在此期间，她的儿子已经变身为一个举止得体的小学生，每天早上真诚地和老师打招呼——“老师早！”，并且对教育的尊重已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根深蒂固。当朱女士看着6岁大的他每天早上自己准备好书包，把英语、语文和数学书，还有他自己削好的六支铅笔整整齐齐地放进包里，那一刻她有些呆住了。

　　当朱女士向美国的朋友们讲述儿子在中国上学的经历时，他们简直目瞪口呆。当他们和朱女士的儿子相处时，他们惊讶地发现朱女士的儿子并没有像拉布拉多犬一样躲在角落或者言听计从。朱女士的儿子画画的时候充满想象力，讲话风趣幽默，打网球时还会刁钻的正手击球。小孩子的特质都没有消失，朱女士如今也对中国人认为每个孩子都可以培养出多种出色才能的理念深信不疑。

　　        “老师最懂”理念

　　文章称，研究人员发现，6岁大的中国小孩在早期的数学技能，包括几何和逻辑方面都胜过美国同龄孩子。当中国孩子申请海外留学项目时，录取结果也令人震惊。他们正从全球顶尖学府获得越来越多的录取名额。根据美国国际教育协会公布的数据，和10年前相比，常春藤名校录取的中国大学生人数增长了八倍。与此同时，在助推硅谷创业大潮的杰出人才中，中国人占了很大比例。

　　朱女士一开始对中国式教育是持反对态度的。美国是一个尊重婴幼儿自主选择、自由玩耍和推崇个性化发展的国度。然而，当朱女士的孩子在中国教育体系里学习了五年，她本人也和各个教育阶段的中国老师、家长及学生进行了交流后，她发现，的确存在一些奏效的中国式教育“秘诀”值得美国人效仿。其中大多数都和对教育的态度有关。

　　“老师最懂”的理念的确有好处。朱女士开始发现，一旦家长和老师统一了战线，孩子也会照做。这种遵从赋予老师近乎绝对的课堂指挥权。朱女士的儿子变得特别害怕迟到、缺课或者让老师失望。

　　在课堂上赋予老师不容置疑的权威地位有助于诸如几何、计算机编程等科目的学习。根据发表在《心理科学》 期刊的一项研究结果，对这些科目而言，直接指导（相比由学生自主探索发掘）的教学方法更为有效。

　　相比之下，在西方，老师们花大量时间管理课堂纪律，以及平息由学生或者家长等发动的小规模反抗行为。一名20年前来到美国的中国老师称，她还记得自己第一年教美国孩子时深感震惊。“我一开始非常强势，但是这完全没有用。学生们会反驳我！”目前在明尼苏达州一所高中教授中文的张新义（音）回忆道。如果她布置的作业过多，家长有时候会抱怨。

　　        美国学校太过注重学生个人需求

　　文章称，中国人坚持集体需求高于个人需求的做法同样对教育很有帮助。原因很简单：如果每个人的前进步调一致，就能更好地实现课堂目标。没有特例，没有多元化。

　　不可否认的是，美国在相反的方向上做得太过，将学生的个人需求凌驾于集体需求之上。有些家长毫无顾忌地把未接种疫苗的孩子送去上学——无视公众健康——或者请求学校调整开学时间，避免与体育活动安排冲突。

　　中国人另一个非常励志的理念是：在学习方面，天才在于勤奋。语文老师知道，只要认真学习认字卡，加上不断地练习，朱女士的儿子一定能学会3500个常用汉字。他的小学数学老师不会在三位数计算上给任何孩子开绿灯，实际上还会在放学后留下来辅导落后的学生。中国的学校体系哺育出一种中国式坚韧，日复一日地传达着这样一个信条——坚持，而非智力或能力，才是成功的关键。

　　研究表明，这种态度让孩子在课堂上学到更多。根据2014年刊登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的一项针对逾5000名学生的纵向研究，亚洲年轻人之所以学习成绩更优，部分原因就是他们相信努力和成就之间的关联，而“美国白人则倾向于认为人的认知能力是……与生俱来的。”中国孩子习惯了以努力搞懂难度较高的内容，并且他们相信只要愿意付出，任何人都能成功。

　　而在美国，当政策制定者试图推进类似的措施时，往往遭到家长的反抗。

　　文章称，美国的教育进程被重视家长权利及不利于学习的态度所阻碍：美国父母要求在无助教育的各种方面赋予孩子优先权，并且当孩子成绩不佳时，希望老师在成绩单上手下留情。作为一个社会，人们希望从老师身上得到更多，但作为家长承担的责任却越来越少。

　　异国他乡多年的生活经验告诉朱女士，当人们学会尊重教育者，并给予教育者应得的自主权时，结果可能令人欣喜。

严家祺：访问余英时教授随感录

（纵览中国，2017年9月24日）
    一九八九年“六四”后，吾尔开希、李录和我最早到了法国，陈一咨、苏晓康等许多人相继到了法国。“爱丽丝”协会（A.L.I.C.E）是“与流亡的中国知识分子联系协会”的简称。协会的法国朋友对我们这些流亡者有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不久，我接到余英时教授的信，请我去普林斯顿做访问学者。在吾尔开希、李录、陈一咨、苏晓康等许多人离开法国到美国后，我向“爱丽丝”协会（A.L.I.C.E）表示，我希望去普林斯顿。协会的玛赫雅娜劝阻了我。她说，法国把你们从香港接到巴黎，这么多人都去了美国，你就不要去了。这样，我留在了法国。

          “对政治只有遥远的兴趣”

    刘宾雁、苏晓康、柴玲、陈一咨、孔捷生、陈奎德、阮铭、远志明、张郎郎、张伯笠、程晓农、白梦等很多人，在余英时帮助下，在普林斯顿定居下来，成立了“普林斯顿中国学社”，刘宾雁、陈奎德先后担任主席。

    冯胜平是余英时的学生，他一直住在普林斯顿。今年八月下旬，我与冯胜平谈起了余英时，他告诉我，一九八九年他放下学业，全力投入抗议“六四大屠杀”的运动，与余英时的推动分不开。冯胜平说，余英时反对共产党，但并不喜欢蒋介石。余英时在谈到民国军阀混战时曾引用胡适的一句诗：“冯来蒋去一窝猪”。这里“冯”和“蒋”指的是冯玉祥和蒋介石。

    我对冯胜平说，我从未到过普林斯顿，也没有与余英时有过一次坐下来、稍长时间的谈话，我总希望能够拜访他，感谢他一九八九年最早邀请我去普林斯顿。对我来说，普林斯顿与爱因斯坦联在一起，我学数学物理出身，五十多年前学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至今都能够一步步介绍相对论的基本原理。爱因斯坦是我心目中科学的象征。我也希望能够踏上这位科学巨人曾经生活过的土地。于是，冯胜平与余英时联系，约好九月份去他家。

    从我家到普林斯顿约两百英里。九月二日一早八时，余教授的友人夫妇就来到我家，由我开车，与我妻子高皋同乘一辆车前往普林斯顿。因为是星期六，九十五号高速公路畅行无阻，很多时间车速达七十五英里（相当于一百二十公里），三个半小时就到了普林斯顿。

    一九八八年，我从北京到美国访问，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邹谠请我吃晚餐，我们谈了许多话，三十年过去了，谈话内容几乎全部忘记了，但就记住邹谠太太一句话。她说，为了这顿晚餐，她从早到晚睡了一天，这样她才有精神在晚餐时聊天。当时邹谠七十岁，他太太大概还不到七十岁。余英时夫妇现在的年岁比当时邹谠夫妇大了许多，我想，与余先生的谈话时间不能长，否则会影响他和他夫人的休息。但事实上，八十七岁的余英时教授，不仅头脑清晰，而且身体比大多数人同龄人都好得多。余太太陈淑平对他的精心照顾陪伴，这大概是余英时身体保持健康最为重要的因素。

    余英时曾任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担任过香港新亚书院校长、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也是中央研究院院士。由于他杰出的成就，二〇〇六年获得有“人文学科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奖（Kluge Prize）。余英时兴趣广泛，研究范围纵横三千年中国思想史，是一位“追求纯粹的学人”。他的名言是“我对政治只有遥远的兴趣”。尽管我长期研究政治学，第一次拜访余教授，我们谈话的内容并不是政治。我们谈往事、经历，回忆共同的朋友。余教授谈到他对刘宾雁、陈一咨的看法，我则讲了我对在北京干面胡同同住一栋楼的金岳霖、钱钟书，以及我对胡绳、李泽厚等人的印象。

        天道和人情

    作为当代儒学思想家，余英时对孔子有精湛的研究。孔子的核心思想就是“天道”。余英时二〇一四年出版的《论天人之际》一书，是一本严谨的中外比较思想史著作。长期以来，由于受自然科学训练的影响，我一听“天道”二字，就退避三舍，因为它使我联想起中国古代哲学用日月星辰天体运行来推测人事政治的学说。只是在读余英时文章后，我才认识到，“天道”确实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观念。孔子强调任何人——无论是天子还是小民——都不能违反“天道”。中国历史三千年治乱循环、王朝更迭，皆是因为帝王有逆“天道”，而改朝换代的枭雄们之所以屡屡成功，也是因为他们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

    余英时的著作充满理性，但他的为人真挚热情。与余先生交谈，深感到人性的涌动和关怀。苏晓康一家出车祸后，余英时太太陈淑平不仅打电话问候，每周两次坐火车再叫计程车，到医院看望晓康的妻子傅莉。弗吉尼亚州有一家烤鸭店老板，也是夏威夷历史专家和政论家，由于敬仰余英时，请人把刚做好的烤鸭跨州送到普林斯顿余英时家里。余英时过去是不接受这种馈赠的，他现在年近九十，对这种“人情”欣然接受，而且余英时不仅讲“天道”，又谈“人情”对中国文化的重要。苏晓康对我说，西方文化讲“法治”而少“人情”，中国文化既讲“天道”又重“人情”，正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重要区别。中国的问题是，“人情”进入官场泛滥成灾，“法治”就没有立足之地了。

        现在什么思想都没有多少影响

    谈话时，我与余英时先生提到中国目前虽然舆论受到压制，但各种思潮如泉水涌现、汹涌澎湃，而且，全世界也新思潮到处出现。想不到余英时教授说，过去，一种思想的出现，会引起广泛关注，现在这个时代，什么思想都没有多少影响。

    二千五百年前，在世界的东方和西方出现过老子、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柏拉图等思想家。他们几乎在同一个时代出现，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称那个时代为轴心时代。余英时在《论天人之际》一书中，探讨了中国古代思想起源。余英时借用雅斯贝尔斯的“轴心突破”概念，对中国古代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了比较分析。孔子的出现就是中国轴心时代的突破。从普林斯顿回到家中后，我突然意识到，余英时所说的“现在这个时代，什么思想都没有多少影响”，也许就是表明，在马克思主义和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影响力式微的今天，我们又来到了一个“思想大混乱”时代。在此之后，人类将进入一个新的轴心时代？就像二千五百年前那样，将涌现出大批足以影响长远未来的伟大思想家。

    但丁在《神曲》中写道，我走过人生的一半旅程，却又迷失在一个黑暗的森林中。这正是当代人类的写照。环顾全球，每一种文明都面临着难以克服的问题。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名存实亡，资本的急速成长、两极分化的加剧，使传统儒家的“均贫富”思想不断抬头；在“与世界接轨”的幌子下，中国金融资本大肆扩张，国民财富不断转移国外。与此同时，帝制思想披上了新的外衣，在暗中滋生蔓延。在东正教的土地上，西方民主变成了俄罗斯“二人转”，普京也在做他的“沙皇梦”。在欧美，金融资本的发展正在改变着旧有的工业资本主义，金融成为财富掠夺和财富转移的合法工具，民主的Vetocracy 使国家行为陷入困境。在中东，伊斯兰教与犹太教、基督教之间的“文明冲突”不断加剧，恐怖主义盛行，至今看不到解决的途径。

    未来有没有新的轴心时代？没有人知道。返程中由余先生的友人开车。我们离开普林斯顿时，开始下起小雨。在费城迎来了暴风骤雨，车窗外白茫茫一片，只能看清快车道的黄线。这好比大变革时代的“思想大混乱”。穿越暴风雨，我们回到马里兰，天变晴朗了。

       新轴心时代

    回到家中，重读《机器人革命》并回忆余英时的讲话，我突发奇想：二十一世纪下半叶，人类社会将进入机器人时代。看起来机器人时代就是人类下一个“新轴心时代”。

    机器人的普及也将造成人类思想和观念的大革命，暴风雨过后，就是阳光灿烂的世界。在机器人时代，化石燃料以外的能源是无限的，太阳能和地幔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时，资本无需依靠人的体力劳动来创造，人类劳动主要是脑力劳动。由于经济活动中“消费环节”不能由机器人替代，而只有人类本身才能从事，到高度智能化和高度机器人时代，“设计创造”和“消费享受”成了全人类两个最伟大的经济目标。社会也随之按“人生目标”分化为三大阶级——创造阶级、享乐阶级和管理阶级。

    创造阶级创造各种精神产品——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新产品设计方案、新文化艺术产品、新的娱乐和享受方式的设计等，享乐阶级无须从事任何劳动，他们的存在就是从事学习、娱乐和享受，但每个人的收入受到当时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管理阶级从事企业管理以及行业、城市、社区、社会管理。介于这三大阶级之间还有一些持有其他人生目标的中间阶级和其他次要阶级。在“新轴心时代”，人口可以全球自由流动，崇山峻岭和江湖海洋都成为人类的“适居地”，社区的作用将远比国家更为重要。

FT：美国两党制已名存实亡

（2017年9月21日 专栏作家爱德华•卢斯） 

    政客来了又去，但有些政客就是无法离开舞台。“一些人希望我也消失，”希拉里•克林顿写道，“但我还在这。”希拉里为期3个月的全球签售之旅就是在试图东山再起。但她对2016年总统大选经历的“剖析之旅”，只会加深民主党的务实派和那些试图把民主党重新打造为欧洲式社会主义政党的人之间的分歧。希拉里对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我们不是已经看过这场戏了吗？

    没错，但这是第二季。共和党内战这场戏也已进入第二阶段——共和党本土主义民粹主义者对建制派，前者以特朗普前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StephenBannon)为首，后者的首要议程是减税。已经选边站的人们可能会问，特朗普站住哪一边。他们永远不会找到答案的。有时特朗普会赏另类右翼一块糖。有时他又会站在代表商界利益的共和党人立场上说话。事实上，特朗普自成一派。那些想知道特朗普的核心哲学的人，还不如先去研究百慕大三角(Bermuda Triangle)。

    曾几何时，美国有两个正常运转的政党。这种情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现在可以数出四个政党。由于特朗普不固定属于其中任何一个，这个数字已暂时升为五。在去年初选时，右翼民粹主义候选人特朗普和左翼民粹主义候选人桑德斯总共拿下了超过一半的选票。如果把选票转化为席位，美国两大传统政党会成为少数党派。情况会更像埃马纽埃尔•马克龙领导的法国——如今戴高乐主义派和社会党被撇在一边。

    但是美国政治注定要背着两党制的外壳蹒跚前行。唯一超过两党对彼此的蔑视的东西，就是两党内部不同派系的相互敌视。两党内部相互打仗的派系，没有一支能够收服全党。但它们有足够的力量来阻止对手派系收服全党。希拉里回归政治舞台，挑明了民主党内的分歧。“我没有放弃政治，因为我确实认为我们国家的未来危在旦夕。”她上周日表示。桑德斯反驳道：“我们现在真的不应该开倒车。”

    桑德斯本周提出了他的“全民医保”法案——和法国与瑞士的医保体系类似的单一付费者医保体系。在目前由共和党控制的国会，该法案通过的可能性为零。但有望当上总统的人可以完美利用该法案向党内基础选民表明，他们将朝哪个方向前进。

    其他四位有志于角逐2020年大选的人士——其中包括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也支持该法案。对于希拉里这样的民主党中间派来说，“全民医保法”是他们所鄙视的姿态政治的典型代表。桑德斯对这项改革的资金将来自哪里只字不提。经济学家表示这需要大幅增税。

    “干实事的进步派”（用希拉里话来说）与高谈阔论但一事无成者之间的分歧是全方位的。在外交政策上，桑德斯派民主党人的观点更贴近特朗普“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主义支持者，而非希拉里的主流全球主义。桑德斯派民主党人丝毫不愿掺和海外事务，以至于他们对外交政策几乎没有看法。同样，在把硅谷当作朋友还是敌人的问题上，民主党内部的分歧也日益加深。与桑德斯争夺民主党社会主义派领袖之位的沃伦，希望分拆Facebook、苹果、谷歌和亚马逊等大数据巨头。民主党中间派以恐惧的心态看待此类打破垄断的打算。毕竟，硅谷是他们最大的金主。

    金钱也在共和党内制造了裂痕。班农对共和党建制派的讨伐，由对冲基金亿万富翁罗伯特•默瑟(Robert Mercer)提供资金。班农一派认为，共和党领袖已使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议程变得“空洞无物”，这一派正忙于资助挑战在任共和党人的民粹主义者。实际上，两个派系都在争夺特朗普的心。他们都认同的一点是，特朗普不应该和民主党达成交易。在这一点上，他们与民主党桑德斯派的意见一致。任何让特朗普胜一局的民主党人，都可能会面临来自左翼的类似暴动。

    如果特朗普是另一个人，他或许能够让这场混乱为自己服务。再没有别的总统享有这样的绝好条件去再造美国政治了。但特朗普保持注意力的时间之短堪比金鱼。与此同时，希拉里的记性之好堪比大象。她推出了名为“一起前进”(Onward together)的筹资工具。这名字跟她去年的竞选口号“在一起更强大”(Stronger Together)极为相像，让人感觉不妙。保守地说，“一起”事业的前景不算光明。

FT：瑞士并购委员会要求海航澄清所有权结构

（唐•温兰 香港 , 拉尔夫•阿特金斯 苏黎世报道，2017-9-21）

    瑞士并购委员会致函海航，指出其在2016年收购佳美集团时披露的持股情况，与海航高层最近发表的声明有显著不同。

    瑞士收购监管机构要求海航(HNA)澄清其所有权结构，因为这家积极收购的中国企业集团在以14亿瑞士法郎收购航空配餐公司佳美集团(Gategroup)后，自己的股东基础发生了明显变化。

    近年海航成为中国最大的境外资产买家之一，但其所有权结构一直被笼罩在神秘面纱下。该公司近年在跨境交易上支出400亿美元，也因而受到相当大的关注。

    佳美集团交易招致问题之前，欧洲监管者对海航买入德国最大银行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 9.9%股权一事表示担忧。

    负责监管兼并和收购交易的瑞士并购委员会(Swiss Takeover Board)致函海航和佳美集团，指出海航在2016年收购佳美集团时出具的说明书中的股东名单，与海航最高领导层最近发表的声明有显著不同。

    该委员会援引英国《金融时报》的相关报道，要求海航澄清过去一年半期间该集团股票以什么价格易手。它还就一度由鲜为人知的中国公民贯君持有的29%股权提出问题。

    海航高管们在7月告诉英国《金融时报》，这一大笔股份只是放在贯君名下，实际上代表海航内部人士的利益。他们称，这笔股份从航空业高管、目前居住在纽约的巴拉特•拜斯(Bharat Bhise)手中转移到贯君名下，今年又被转移至纽约的一个基金会名下。

    瑞士并购委员会要求海航澄清贯君和拜斯代表谁持有这笔股份。它还向海航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该公司在2017年披露三位联合创始人拥有可观股权，而在2016年的收购文件中声称没有一个雇员拥有超过3%的股份？

    该委员会要求海航最迟在10月3日回答这些问题，但在信中没有说明其询问有什么潜在影响，如果该公司不回应的话会有什么后续措施。

    瑞士一名知情人士称，对于这类个案，瑞士并购委员会没有刑事权限。但此人表示，如果调查发现海航在交易说明书中虚报持股结构，根据瑞士法律可能构成欺诈。

    此人介绍说，在那种情况下，并购委员会可能将相关资料转交给刑事检察机关，而佳美集团的前股东可能有提起民事诉讼的依据。

    海航没有立即回应对瑞士并购委员会的行动发表评论的请求。

纽时：中国政治打压范围扩张至海外

（STEVEN LEE MYERS, CHRIS HORTON，2017年9月21日）

    北京——就在活动人士李明哲从澳门进入中国大陆，前去与民主倡导者会面的那天早晨，他失踪了。他重新出现在公众面前，是在177天后，上周他站在中国中部一个法庭的被告席上，承认自己在社交媒体上传播批评意见，阴谋颠覆共产党。

    目前仍不清楚李明哲是在什么情况下被羁押，但在中国政府对批评者的打压中，这个案子之所以尤其引人瞩目，是因为李明哲并非中国公民，他来自台湾，北京声称对这个自治的岛屿拥有主权。

    批评人士曾警告说，中国肆无忌惮地扩大其安全部门的活动范围，遏制它认为的海外势力威胁，针对李明哲的诉讼就是一个例子。预计李明哲一案将于本周宣判。

    仅最近几个月，中国不仅要求引渡在埃及留学的维吾尔族学生，还像电影一般从香港一家酒店抓走了一名亿万富翁，此举违反了允许这块前英国殖民地自行管理的协议。这位亿万富豪名叫肖建华，目前他似乎是针对大连万达集团所做具政治色彩调查的重要证人。

    另外还有一个名叫郭文贵的亿万富豪，一直在美国对共产党领导层进行轰动社会的指责，当他在美国寻求政治庇护之后，中国政府突然对其提出了强奸指控。特朗普政府与北京的关系因为朝鲜与贸易问题已经变得很紧张，郭文贵案可能会成为中美关系的一大考验。

    “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加大了打压民间团体的力度，通常是通过联合国或国际刑警组织等官方渠道进行的。”人权卫士紧急救援协会(Chinese Urgent Action Working Group)的联合创始人迈克尔·卡斯特(Michael Caster)说。“不幸的是，他们非常擅长于这样做。”

    人权卫士紧急救援协会为律师举办研讨会，在中国为被告提供法律援助，去年，中国强大的国家安全部逮捕了卡斯特的同事彼得·达林(Peter Dahlin)，并将这位瑞典公民关押了23天后，该机构陷入了停滞。

    卡斯特指出，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是中国国家安全机构的资深人士。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近日报道，中国正在阻挠联合国机构对人权问题的调查，并阻止批评人士在听证会上作证，其中一人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World Uyghur Congress)领导者多力坤·艾沙(Dolkun Isa)。

    中国的经济和外交影响力意味着很少有国家愿意或有能力对其治外法权行为提出挑战。有些国家甚至配合他们工作。亚美尼亚、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肯尼亚、西班牙和越南等国家也向中国引渡了数十名针对中国公民的电话诈骗嫌疑人，即便这些人像李明哲一样，都是台湾公民。

    陪同李明哲妻子从台湾到大陆出席审判的台湾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律师萧逸民说：“把李明哲视为大陆中国人标志着一个重大的分水岭。”

    自去年台湾选出新总统蔡英文以来，两岸关系出现恶化，李明哲一案又为此增添了新的压力。蔡英文拒绝对北京说的“九二共识”给予口头支持，中国也正式中断了与蔡英文政府的沟通。“九二共识”认同大陆和台湾都是一个中国，但是各自表述。

    对于李明哲一案，蔡英文政府相对沉默。总统府发言人黄重谚(Alex Huang)说：“我们对这个案件的一贯立场都是，我们将竭尽全力确保他安全返回，同时维护国家尊严。”

    中国和台湾近年来根据一个协议进行刑事调查，它要求各方在逮捕对方公民的时候通知对方。台湾官员说，中国政府最近放弃了这种外交做法。

    李明哲3月份在澳门附近被捕，10天之后，台湾政府和公众才被同时告知此事。澳门曾经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像香港一样，澳门也是中国特别行政区，拥有自己的法律体系。

    无论其法庭认罪的真实性如何，42岁的李明哲与中国境内维权人士接触都承担着巨大风险。李明哲是台湾首府台北市文山社区大学的管理人员，自愿参加了一个名为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Covenants Watch)的维权组织，经常前往大陆。

    政府任命的律师本月与李明哲的妻子李净瑜联系时，她才得知这个案子到了重要关头。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香港研究员潘嘉伟(Patrick Poon)说，她丈夫上个星期在南部省份湖南的岳阳市出庭的消息，她还是在律师跟她联系两天之后从新闻报道中得知的。

    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庭审记录显示，李明哲认了罪。他与大陆的共同被告彭玉华一起出庭，两人都被指控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微信、QQ以及在中国遭禁的Facebook组织抗议活动。

    李明哲告诉法庭，在被羁押的这段漫长日子里，他看了中国电视台的节目，发现自己被台湾的自由新闻媒体蒙骗，误解了中国的政治制度。“这些错误思想，也导致我触犯一些犯罪的行为，”他说。

    台湾律师萧逸民说，李明哲的熟人都没有听说过共同被告彭玉华。彭玉华作证说，他们一起在网上建立了聊天群组，组建了旨在煽动变革的掩护机构“梅花公司”。萧逸民则说没有这样的公司存在。“他是假冒的，”萧逸民提到彭玉华时说。“这个家伙并不真的存在，他是在扮演一个角色。”

    李净瑜也谴责丈夫的审判是场闹剧。她今天在岳阳的酒店说：“今天世界和我都一起见证了这一场政治大戏，也见证了台湾的核心信仰与价值和中国的差异性。”她还说，“台湾的论述习惯，在中国就是叛乱行为。”

    李明哲案件与香港五名书商的经历不无相似，他们在出版了关于中国政治阴谋的八卦书刊之后，有四人在2015年秋季在这个半自治城市被人抓走。这些书刊虽然在香港是合法的，在中国却不合法。

    其中一位书商李波是英国公民。另一人桂民海则已经入籍瑞典；他2015年10月在泰国芭堤雅的海边公寓消失，而他被弄回中国的方式至今尚未获得充分解释。2016年1月，他出现在中国国家电视台上，表示自己因为2003年的一起致人死亡的车祸而自愿返回接受处罚。目前他还在监狱里。

    “我父亲的遭遇是一个更大的问题，”桂民海的女儿安吉拉·桂(Angela Gui)在一封电邮中写道。她一直在为他的获释而奔走。“这表明外国公民在中国国界之外也是不安全的。我觉得奇怪的是，其他政府并不担心中国这个新的、自封的世界警察角色。”

纽时：分裂的互联网：Facebook和政府的权力之争

（孟宝勒, MARK SCOTT, MIKE ISAAC，2017年9月18日）

         如今，超过20亿人每个月要使用Facebook。互联网用户（不包括中国）每上网五分钟，就有一分钟是花在Facebook的世界里。扎克伯格希望这种统治地位继续增长。

        一个闷热的暮春夜晚，正在越南河内的家中睡觉的范俊（Tuan Pham，音）被破门而入的警察惊醒。他们把他带进警察局，要求他交出自己的Facebook密码。范俊是一位电脑工程师，前不久在这个社交网络上发表了一首诗，名为《母亲的摇篮曲》，诗中批判了这个共产主义国家的运作方式。其中一行写道：“一个世纪已经过去，我们依然饥饿贫穷，你可曾问过为什么？”

        范俊被捕前几周，Facebook刚刚做出向越南政府示好的重大举措。Facebook全球政策管理负责人莫妮卡·比克特(Monika Bickert)在四月会见了一位越南高级官员，承诺从该社交网络上删除违反该国法律的信息。

         与此同时，Facebook表示，它在越南的政策并没有改变，各国政府向Facebook举报违法内容的流程是一致的，但越南政府还是有特殊之处。他们称，Facebook已经同意协助创立一个新渠道，同越南政府之间进行沟通，以便优先考虑河内的要求，删除政权认为涉及其高级领导人的不准确内容。

         Facebook希望在越南这样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为公司发展下一个十亿用户——并加强公司的广告业务。越南政府曾呼吁本地公司不要在Facebook这样的外国网站上做广告，虽然该社交媒体巨头仍然是许多越南公司的主要营销渠道，Facebook对越南的承诺令它得以同政府取得和解。

         对于Facebook来说，在越南展开的这种外交游戏变得越来越司空见惯。互联网正在日益分裂为不同的敌对阵营，世界上最大的几家科技公司不得不派遣使节到处奔走，事实上是为了控制这种分裂所造成的损害，使其不致威胁到它们的野心。

         长久以来，互联网一直以“什么都有可能发生”著称，只有少数国家试图驯服它——尤其是中国。但是近年来，随着“阿拉伯之春”、法国选举以及印度尼西亚总统的宗教信仰在本国引发动荡等各种事件的发生，各国政府开始意识到，它们已经在自己的地盘上失去了对网络言论、商业与政治的一部分控制权。

        即使在美国，几大科技巨头也面临政府的密切关注。特别检察官罗伯特·S·穆勒三世(Robert S. Mueller III)正在调查俄罗斯对美国总统选举的干预，Facebook最近与他手下的调查人员展开了合作。最近几周以来，左翼与右翼的政治家都在谈论美国几家最大的科技公司拥有过多的权力。

         随着各国试图在网上夺回权力，各国政府与公司之间正酝酿着一场冲突。互联网世界一度是无政府状态的，如今，几家在全世界数一数二的企业——谷歌、苹果、Facebook、亚马逊和阿里巴巴等——都发现他们需要按照一套全新的规则在网上行事。

         这不仅仅是一套新规则而已。根据《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过去五年来，有50多个国家通过了法律，以便对其人民使用网络的方式进行更多控制。

         “最终，这是一场巨大的权力斗争，”互联网早期先驱及麻省理工学院(MIT)媒体实验室前教授戴维·里德(David Reed)说。“政府任何形式的传播权力一旦开始遭到公司的大举侵蚀，它就开始清醒过来。”

         Facebook身上集中体现了互联网之所以开始分裂的原因，并且可以愈来愈清晰地看到这种分裂引发的后果。

         该公司的影响已经如此深远，研究公司comScore称，如今，超过20亿人每个月要使用Facebook——约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互联网用户（不包括中国）每上网五分钟，就有一分钟是花在Facebook的世界里。Facebook的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希望这种统治地位继续增长。

         但是政治家们发起了反击。中国于2009年封锁了Facebook，此后一直在抵制扎克伯格重返该国的种种努力。在欧洲，Facebook试图从其讯息应用和第三方网站收集数据，但种种尝试都遭到官员们的拒绝。

        硅谷巨头与日益分化的互联网之间的搏斗目前呈现升级态势。除了中国，几乎所有能以任何形式接入互联网的人都可以接触到Facebook。该公司要想吸引最后的用户——包括越南这样的亚洲国家，以及肯尼亚这样的非洲国家——可能会遭遇更多的政府障碍。

        “我们的理想并不能成为所有人的想法，我们明白并且接受这一点，”。Facebook负责媒体和公共政策的副总裁埃利奥特·施拉格(Elliot Schrage)表示。“但是，如果你查看数据，并且真正听取世界各地依赖我们服务的人们的声音，就会发现我们显然是把人们聚集在一起，而不是在他们当中制造分化。”

                和中国交朋友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市场，Facebook为打入它而展开的持续一年的努力，到2016年中期似乎已经走向尾声。

         扎克伯格曾经设酒宴款待中国政界人士，公开展示他新学会的中文——这个瞬间在互联网上招致议论纷纷。知情人说，他还同一位潜在的中国合作伙伴交流，希望能将Facebook推向中国市场，由于讨论是保密的，该消息提供者不愿具名。

         在2015年的白宫晚宴上，扎克伯格甚至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他即将出生的第一个孩子起中文名字——这通常是年长亲属或算命师才享有的特权。据一位出席该活动的人士说，习近平拒绝了。

         但是所有这些努力没有取得任何成果，Facebook试图打入互联网上最孤立的区域之一的努力终以失败告终。

         2009年中期，中国西部地区爆发了一场民族骚乱，此后中国政府就一直对Facebook和Twitter实施屏蔽。近年来，谷歌的各种服务以及其他应用程序（如Line和Instagram）也遇到了类似的障碍。

         即使Facebook现在能够找到办法进入中国，也不能保证获得财务上的成功。如今，多数中国人使用奇虎360和新浪微博等本地网络服务。市场研究公司SAMPi表示，在中国最受欢迎的50个网络应用服务中，没有一个是由美国开发的。

        中国科技官员表示，政府中许多人并不反对Facebook在中国发布产品，但来自该国最高决策机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领导人对此有意见。

        纽约时报2016年报道，Facebook犹豫不决地采取了一些措施，试图接受中国的审查政策。那年夏天，Facebook开发了一款工具，可以屏蔽某些特定地理区域的帖子。他们觉得这个工具能帮助Facebook或当地合作伙伴根据北京的要求对内容进行审查，这将有助于公司进入中国。这一工具并未获得启用。

         去年扎克伯格又努力了一次，他来北京参加一次会议，这是同中国政府建立关系的标准做法。他利用自己特有的外交方式——Facebook状态更新——发布了一张自己在天安门广场上跑步的照片，当天是个危险的雾霾天。照片在Twitter上引起了嘲笑，中国人纷纷对扎克伯格的健康表示担忧。

         尽管有这么多的讨好行为，事情从未取得进展。

         “试探的双方都有兴趣，所以某种产品可能会被引入中国，”前谷歌中国负责人、目前在北京经营风险投资公司的李开复说。“但Facebook想要的东西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他们能得到的东西可能不会有什么意义。”

         今年春天，Facebook尝试了另一种策略：在没有告知任何人的情况下在中国试水。公司授权在中国发布一个不冠以Facebook之名的照片共享应用，并将其连接到一个名叫微信的中国社交网络进行实验。

         Facebook香港办事处的广告业务非常活跃，这可能也是推动扎克伯格的原因之一。在香港，Facebook帮助中国公司——还有中国政府的宣传机构——在网上传播信息。事实上，中国政府大量使用Facebook进行海外通联，这显然表明北京了解Facebook在引导舆论方面的力量。

        中国国有媒体采用购买广告的方式大肆宣传重要的外交活动。它的枯燥乏味的国有电视台与党的喉舌报纸在Facebook上获得的“赞”，远远超过CNN和福克斯新闻(Fox News)这样的西方新闻品牌，这可能是大举购买水军的结果。

    一位知情人士说，为了吸引更多的广告支出，Facebook设立了一个页面，向中国的国有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展示如何在该平台上推广自己。这个关于习近平出访情况的页面，至今仍由中央电视台定期更新，目前获得了270万个“赞”。2015年，习近平访美期间（就是同扎克伯格会面那一次），央视利用这个渠道传播正能量故事，刊登了一篇题为“习近平联合国演讲获得热烈掌声”的文章。

    扎克伯格的热情和中国的不情不愿都可以在Facebook上相应地追踪到。

    在2015年习近平的美国之行期间，扎克伯格发贴称，这让他第一次有了机会同一位世界领袖说外语。这个帖子获得了超过五十万个赞，点赞者包括中国的国有媒体（尽管Facebook在中国被禁止）。但是，在习近平的宣传页面上，扎克伯格只被提到一次——同许多与中国国家主席会面的科技公司高管并列在一起。

        欧洲的隐私阻力

    去年夏天，Facebook全球政策团队的成员频繁互发邮件。他们是在最终确定一个已经酝酿了两年的计划，让WhatsApp开始与新母公司分享自己十亿用户的数据——WhatsApp是Facebook于2014年收购的讯息应用。该公司计划用这些数据为Facebook的其他服务提供量身定制的广告，同时遏制WhatsApp上的垃圾信息。

    一个大问题是：如何赢得世界各地警惕的监管机构的信任。

    尽管做了很多计划，Facebook仍遭到了强烈抵制。2016年8月，仅在新的数据分享协议达成一个月后，德国隐私保护官员命令WhatsApp停止将3600万当地用户的数据发送给Facebook，并称人们在自己的数据会被如何使用方面没有获得足够的发言权。英国隐私监管机构很快效仿了这个做法。

    在去年10月底之前，欧洲国家数据保护当局的28个成员国联合呼吁Facebook停止这种做法。Facebook悄悄中止了在欧洲的计划，但继续在其他地区收集用户信息，包括在美国。

    “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用户数据正在被美国大公司控制，”法国隐私监管官员伊莎贝尔·法尔克-皮埃罗丹(Isabelle Falque-Pierrotin)说。“这些大公司现在知道，时代已经变了。”

        Facebook的撤退表明欧洲在有效执行自己的监管规定，包括严格的隐私规定，以控制互联网的某些部分的运转方式。

    官员们表示，欧洲监管机构的目标是让用户对自己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帖子以及在线搜索和购买的数据拥有更大的控制权——Facebook等科技巨头依靠这些数据监视我们在网上的习惯。

    作为科技公司，Facebook的广告业务要求它收集数字信息，但它往往低估了欧洲官员和公民对收集此类细节的强烈抵触情绪。这种情绪可以追溯到冷战时代，当时很多欧洲人经常被秘密警察监视。

    现在，从哥伦比亚到日本的监管机构经常效仿欧洲在数字隐私方面的立场。“欧洲的监管机构站在前沿是很自然的，”微软总裁兼首席法务官布拉德·史密斯(Brad Smith)说。“这反映出他们对隐私计划的看重。”

        Facebook在接受采访时否认自己草率处理用户的网上信息，声称不管它在哪里运营，都遵守当地的规定。它认为欧洲的立场在保护个人隐私方面没有效果，因为该地区目前在所有与数码技术有关的事情上都落后于美国和中国。

    不过，该公司表示它尊重欧洲在数据保护方面的立场，尤其是在德国，很多公民对遭到政府监视的过去记忆犹新。“毫无疑问，德国政府的立场在欧洲具有强大的影响力，”Facebook的欧洲公共政策主管理查德·艾伦(Richard Allan)说。“我们认为他们的直率很有帮助。”

    欧洲在全球隐私保护上发号施令是有法律支持的。Facebook的非北美用户大约有18亿，主要受到爱尔兰隐私监管机构的监管，因为该公司将国际总部设在了都柏林——这主要是出于税收考虑。2012年，爱尔兰的数据保护监管机构在审查该公司的运营时发现了问题，因此，该公司被迫修改了自己的全球隐私设定，包括在美国的设定。

    三年后，欧洲最高法院否决了欧洲和美国之间长达15年的数据分享协议，因为Facebook被指控在向大西洋彼岸传送欧洲人的数据时，没有进行充分保护。该公司否认自己有任何不当行为。

       9月12日，西班牙隐私监管机构指Facebook在从第三方网站收集数据时，没有给予用户足够的控制权，因此对其处以120万欧元罚款。德国和荷兰等地的监管机构也在进行类似的调查。Facebook正在对西班牙的裁决进行上诉。

    “Facebook不能在世界各地推出一模一样的产品，”奥地利律师马克斯·施雷姆斯(Max Schrems)说。他提起了这项诉讼，最终推翻了长达15年的数据协议，而后他成为Facebook的批评者。

    更令Facebook担忧的可能是欧洲的隐私观点正在向国外传播。巴西和马来西亚等国也将欧洲的许多严格的隐私保护规定纳入自己的法律体系，而这些国家对Facebook的增长十分关键。“我们认为欧洲的监管指令是最好的做法，”南非数据保护机构信息监管局(Information Regulator)局长潘茜·塔库拉(Pansy Tlakula)说。南非甚至几乎完全照抄了欧洲监管法律的那几个部分。

        押注肯尼亚

    由于在中国遭禁，在欧洲遭到监管机构责难，Facebook正在努力成为非洲的“互联网”。它帮助人们上网，补贴互联网接入费用，尝试发射卫星为它觊觎的市场提供信号，已经成为这个快速跨入互联网时代的大陆的一股主导力量。

    但这也让有些非洲人感到不舒服。

    有些国家封锁了Facebook；外部人士抱怨Facebook打压其他网络服务竞争者的计划。它与来自美国和中国的其他互联网公司的竞争让人想起了久远的殖民主义时代。

    在肯尼亚的内罗毕，33岁的创业者菲尔·切罗普(Phyl Cherop)表示，她的网上生活已经被该社交媒体网络主导。2015年，她放弃了自己位于内罗毕中产阶级区域的实体店，转而在Facebook和WhatsApp上销售。

    “我放弃是因为人们不再来了，”切罗普说。她销售名牌连衣裙和教科书等物品。她还说，单独的网站接触不到这么多用户。“我更喜欢通过Facebook销售，因为我的客户在那里。人们购买智能手机后的第一件事是开设一个Facebook账户。”

        Facebook在寻找新用户时，将期望转向了肯尼亚等新兴经济体。在非洲，只有不到50%的人能上网，所以那里往往只进行了一些初步的网络监管。

        Facebook约十年前进入非洲，现在已成为该地区的主要技术平台。根据Facebook的数据，约有1.7亿人使用该平台，占从南非到塞内加尔的所有互联网用户的三分之二以上。这个数字比2015年提高了40%。

    该公司与当地运营商合作，免费提供基本互联网服务，主要是Facebook提供的服务。此外他们还制作了一个简化的社交网络版本，以便在当地常见的那些廉价但性能不高的手机上运行。

        Facebook还投资上亿美元，与电信运营者合作，在乌干达农村地区修建500英里的光纤网络。它正与约30个地方政府合作开发数字项目。

    “我们想让全世界连接起来，”Facebook的工程副总裁杰伊·帕里克(Jay Parikh)说。他负责该公司利用无人机和卫星等技术连接发展中国家的计划。

    在21世纪的“非洲争夺战”中，Facebook正与谷歌以及中国的腾讯等竞争对手争夺有利位置。谷歌在乌干达和加纳建立了光纤互联网。腾讯在南非发布了自己的热门即时通讯和电子商务应用程序微信。

        Facebook在非洲的努力也遇到了一些挫折。乍得在选举或政治抗议期间封锁了Facebook等网站。乌干达还向爱尔兰法庭提起诉讼，要求该社交网络提供一名对政府很重要的匿名博主的名字。那些努力都失败了。

        Facebook在肯尼亚遭到的挫折较少。肯尼亚是非洲使用互联网最普遍的国家之一。

        2014年，Facebook加大了自己在这个拥有4800万人口的国家的投入。它与手机运营商Airtel Africa合作，推出了Facebook的Free Basics版，它是该社交网络的免费版，提供当地以及其他20多个国家的某些新闻、卫生项目和招聘等服务。在肯尼亚，人均每天的互联网消费只有30美分。

    现在，肯尼亚人可以通过Free Basics免费使用Facebook以及它的即时消息服务，还能阅读一份肯尼亚报纸上的新闻，浏览有关公共卫生项目的信息。肯尼亚的技术部长乔·穆切鲁(Joe Mucheru)表示，它至少能让农村地区的人在一定程度上使用互联网。

    不过，Facebook的计划并非总能成功。很多肯尼亚人只把Free Basics作为备用，在自己现有的智能手机额度用完之后才用它。

    “Free Basics？我不常用，”27岁的维克多·奥廷加(Victor Odinga)说。他是内罗毕市中心的一名会计。“没人想让别人看到自己没钱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