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美国宪法该如何修改？

2026-07-04

我们邀请了五位横跨不同政治光谱的专家，共同探讨一个核心问题：如果可以，你会对美国宪法做出怎样的修改？

美国宪法是全世界现存最古老的成文国家宪章，以区区4,543个单词构成的框架，为延续了238年的美利坚合众国的民主制度实验提供了底层的基础。然而，尽管美国宪法在序言中宣称其宗旨在于“确保自由之赐福”(secure the Blessings of Liberty)，但这部鲜活的文本，在对条文的修订上却表现出极大的抗拒性。自其批准生效后的两个世纪里，美国宪法仅经历了27次修订，其中10次还是在《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中一次性通过的。

这完全是设计使然：美国宪法修正案的通过需要达成极高的共识，先要在参众两院均获得三分之二的赞成票，还要获得四分之三州的批准。在当今的政治格局下，这几乎是一道跨不过去的门槛。正如鲁斯·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大法官在2019年所言的，上一次通过宪法修正案还是在1992年，而那一次也仅仅是为了将1789年被遗忘的一项法律正式编纂入典。

虽然修改宪法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我们还是向五位横跨不同政治光谱的代表性人物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有一根魔棒，可以让他们修改宪法，他们最想修正哪一项条款？最出人意料的是，他们给出的答案竟呈现出高度共识。大多数受访者都提到，必须以某种方式彻底改革选举人团制度，并以某种形式将性别平等写入宪法。看来，即使在美国这样一个现在高度分裂的国家，我们依然可以在某些重大问题上找到共同点。

以下是经过编辑的受访者回答节选：

立法权属于国会

普林斯顿大学法学教授罗伯特·乔治(Robert George)认为：整部宪法中最被忽视、或许也是最被遗忘的一个词，就是第一条第一句的第一个词。这个词是“所有”：“本宪法所授予的所有立法权均属于美国国会。”它说的不是“部分”或“大部分”权力，而是“所有”。宪法起草者和批准者选择了这个词，并赋予实际效力。立法本该是国会的专属权力。也就是说，行政部门无权立法，司法部门亦无权立法。

但我们看到，两党总统都在以发布行政命令或签署声明的方式进行立法活动。我们也看到，法官以忠实解释宪法为借口继续实际的立法行为。总统和法官要明白，立法不是他们的工作。当他们篡夺赋予国会的权力时，就违反了自己宣誓捍卫的宪法。而当国会放弃自己的职权时，也成了这种违宪行为的共谋。

这也许带点戏谑的意味，但我倒认为，“我们人民”应该在第一条中加上一句简单的话：“我们是认真的。”当我们说“所有”的时候，我们绝对是认真的。我们必须将立法权恢复成国会的专属领地，因为一切立法权都属于国会。现在，是时候认真对待宪法开篇的第一个词了。

实行全面的任期限制

尼斯卡宁中心(Niskanen Center)总裁RJ·莱曼(RJ Lyman)认为：只要宪法修正案服务于以下三项核心宪法功能之一，我都会支持：约束联邦政府，捍卫人民自由，确保我们的民主制度有效运转。

首先是任期限制：既然我们给总统设置了任期限制，为何不将参议员的任期限制为两届，将众议员限制为六届？

有人认为，任期限制具有反民主的色彩，因为它限制了选民的选择权。我的回应是，早在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时代以前，就没有哪个负责任的人会相信搞大规模纯粹的民主是个好主意。民主制度对于确保公权力对民意做出回应至关重要。但如果不加制约，就会走向混乱。许多制度看似反民主，其实却服务于人民。

对于最高法院，我提议实行18年任期制。期满后，大法官将转为“资深状态”，仅在需要时协助审理案件。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假设情境来剖析这套机制是如何运作的。假设有一起案件，被告人被指控在试图冲击国会大厦时袭击联邦官员。我们再假设，某位任职未满18年的现任大法官，其配偶曾向集会组织者写过鼓励的话。这位大法官应该审理这个案件吗？有些人会说，不应该。那么根据我的计划，此时不需要组成一个由八人组成的合议庭（这会冒平局投票的风险），而是由一名任职超过18年的资深法官介入补位。如此一来，法院运作将更加流畅，也更容易让法官回避案件，这完全是好事一桩。司法任期限制还能释放法院的审案压力，对于缓解目前最高法院对“影子案卷”的过度依赖至关重要。

在约束联邦政府权力方面，几乎没什么比任期限制更有效了。如果再辅以合理的公务员制度改革，华盛顿的许多功能失调问题或许都能得到修复。

废除选举人团制度

The Third Way联合创始人兼公共事务执行副总裁马特·本内特(Matt Bennett)认为：应该废除选举人团制度。应该有一项新的修正案，让总统大选的胜负完全由普选结果决定。

        如果我们坚信民主的基石在于公众的选票，那么就很难为选举人团制度找到任何自圆其说的逻辑支撑。建国先贤们当年试图在公众与国家重大决策之间设立中间层。例如，在最初的宪法文本中，参议员就并非由选民直选产生。同理，选举人团制度设立的初衷，也是试图给精英们构筑一层滤网，将选民与核心选举决策隔离开来。

从历史上看，这些中间层的存在也与当年的交通状况以及将选举结果送达华盛顿的现实困难有关。但我们现在已经发展成一个包容的现代社会，投票不再局限于拥有土地的白人男性。我们根本不再需要这些中间层了。往好了说，选举人团如今只是一个走过场的橡皮图章。但如果逾越了这一边界，如果再次出现2020年否定大选结果的那群人所图谋的那样，那就只能求上帝保佑了。

选举人团制度带来的危险是真实存在的。总统职位绝不应该退回到由众议院按州代表团投票决定，就像1800年和1824年那样，这在现代政治中毫无意义。我们必须消除这种残存的制度疏漏，确保选举结果不会被肆无忌惮的党派所窃取。

选举人团的另一个问题在于，它将总统选举局限在大约七个摇摆州。如果你住在其他43个州之一，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和得克萨斯州这样的大州，候选人根本不会积极争取你的选票。他们不会访问你的州，也不会在那里投放资源。虽然有人认为，普选会使拥有广告资金的大州获得不公平的优势，但这种论点在现代已经立不住脚，因为政治广告正在转战互联网和联网电视，这意味着，选民们正通过像Facebook的母公司Meta Platforms这样的全国性公司成为投放目标。

归根结底，除了候选人的线下造势和当地新闻的报道力度外，废除选举人团制度不会产生太大实际影响。候选人会去洛杉矶和纽约等选民众多的地方，减少对威斯康星州阿普尔顿等摇摆州城镇的走访。但地理位置根本不再那么重要，所谓选举人团能保护州利益的观点早已沦为伪命题。是时候让总统宝座真实反映全体公众的选票意志了。

重新思考第一修正案

布伦南司法中心(Brennan Center for Justice)高级研究员杰伊·斯旺森(Jay Swanson)认为：如果我能修改宪法，我最想改变的是法官在解读宪法时所秉持的僵化的逻辑。

以竞选资金为例。在“联合公民案”(Citizens United)中，法院将第一修正案解释为：政府无权实质性地限制富人通过资本输出来影响选举。但我认为，这完全把第一修正案的本意颠倒了。乔治·梅森(George Mason)和《权利法案》的其他倡导者的初衷，是要通过第一修正案防止贵族阶层出现，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防止寡头政治出现。如果你告诉梅森，250年后，法院竟然拿他用来对抗寡头垄断的修正案，去捍卫富豪们无限度砸钱控制政府的特权，他一定会愤怒的。

我们以前也见过这种情况。在“德雷德·斯科特案”(Dred Scott)和洛克纳时代(Lochner era)，法院秉持僵化的形式主义的宪法理念，这与其内在的民主目的格格不入。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一个跨世代的工程来扭转这种解释哲学。

我从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那里汲取了灵感。当法律界确信宪法支持奴隶制时，道格拉斯利用法律解释的常规工具，论证了它实际上是一部支持自由的文件。他和其他废奴立宪主义者发起了一场运动，最终使他们的观点取得胜利。我们必须回归到一种承认宪法基本民主承诺的解读方式。一旦你开始以这种眼光解读宪法，你就会开始明白，像“联合公民案”及其他类似案件的判决根本不可能是正确的。

平等的性别权利

纽约大学宪法学教授、“Strict Scrutiny”播客联合主持人梅丽莎·默里(Melissa Murray)表示：我会将性别平等写入宪法，明确澄清《平等权利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是我们建国文件的一部分。

尽管关于其批准程序仍存在争议，但我们现在迫切需要一项《平等权利修正案》，特别是在有人正在积极讨论废除第19条修正案的背景下，该修正案禁止联邦和各州因性别而剥夺公民选举权。明确承诺平等的性别权利，既有象征意义，也有现实原因。

在《独立宣言》的语境下审视这种对平等的诉求，显得尤为耐人寻味，因为这部如此明确地谈论平等的文本，显然并没有考虑所有人的平等。阿比盖尔·亚当斯(Abigail Adams)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种矛盾，她曾写信给丈夫，要求“别忘了女士们”，并警告说，“只要有可能，所有男人都会成为暴君”。意思再明确不过了。但直到1920年通过第19条修正案，我们才真正将性别概念引入宪法文本。

在南北战争后的重建时期，第一波女权主义者开始四处奔走，呼吁通过第14条修正案，这不仅是为了消除奴隶制的污点，也是为了消除所有形式的不平等。有趣的是，她们将婚姻比作奴隶制，因为当时法律上存在被称为“家事关系”的范畴。这个范畴由基于身份的关系构成：父母与子女、主人与奴隶、监护人与被监护人、丈夫与妻子。这些关系全部存在于私人领域，由不同程度的支配和服从所定义。

当年的女性拒绝向这种依附关系妥协，她们要求获得平等地位。虽然第19条修正案解决了选举权问题，但女性实现平等公民身份的诉求远比获得投票权广泛得多。最终，在20世纪70年代，我们通过诉讼让金斯伯格将女性权益纳入了对第14条修正案的解读中，但我们仍缺乏明确的规定。我们需要一项专门针对性别的条款，确保女性被视为完全平等的公民，从而最终在法典上将这场跨越一个多世纪的平等追求盖印定论。

《纽约时报》观点 ｜“人人生而平等”？并非所有人都认同

         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硅谷及其周边一些领军人物开始对当代平等主义观念表示怀疑，甚至流露出对平等本身的轻蔑。

        科技投资人彼得·蒂尔（Peter Thiel）曾参与推动从 PayPal（贝宝）到 Palantir（帕兰蒂尔）等公司的崛起。他在2014年出版的《从0到1》（Zero to One）一书中，描绘了这样一个经济世界：“极少数人会远远超越所有竞争者”，而这种权力动态是“宇宙法则”。

         去年，埃隆·马斯克在社交平台 X 上发帖称，“人类似乎越来越像是数字超级智能的生物引导程序”。这一表述似乎暗示，我们所有人都不过是创造财富的企业系统中的输入项。

         奥斯汀大学是一所得到蒂尔和其他科技巨头支持的机构。该校校长卡洛斯·卡瓦略（Carlos Carvalho）去年发表了一场题为《为不平等辩护》的开学典礼演讲。

         人们很容易以为，这些对不平等的颂歌代表了美国政治中一种新的、非正统的思想脉络。毕竟，美国人往往喜欢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深信所有人平等、并且普遍认同这一原则的国家。我们也倾向于说，是的，“人人生而平等”这一理想在《独立宣言》中首次写下时确实具有激进意义，但随着时间推移，它已经稳步变成了一项不言自明的共识。

         事实并非完全如此。

         美国长期滋养着一股反平等主义思想，尤其是在经济问题上。卡瓦略博士在演讲中承认，我们在“被创造”时是平等的。但纵观美国历史，一直有人主张，尽管政治民主与资本主义力量之间存在持久张力，我们仍应学会把不平等视为一种自然现象，甚至视为好事。

         这种对平等的怀疑，至少可以追溯到建国者时代。1814年，约翰·亚当斯写道，教导人们相信“所有人生来拥有平等的能力与禀赋，在社会中拥有平等的影响力，一生享有平等的财产和优势”，是一种“欺骗”。

         反对平等的立场，有时带有明确的种族主义性质。1854年，支持奴隶制的作家乔治·菲茨休写道，《独立宣言》序言由一系列谎言构成，在“废奴运动兴起”之前，这些谎言并未造成问题。他坚称，人们“无论在身体、道德还是智力上，都并非生而平等”，因此，“他们天然的不平等会产生权利上的不平等”。

         到了19世纪后期，随着工业资本主义催生出惊人的财富高度集中，关于不平等不可避免的新论点开始流传。耶鲁大学政治经济学家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认为，资本主义竞争导致财富集中是无法避免的。他主张，“人人平等这一断言，也许是人类语言曾经表达过的教条中最纯粹的谎言”。

         与他同时代的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对经济分层的态度更加矛盾。但在《财富福音》中，这位钢铁大亨阐明了自己的看法，即“商业、工业和贸易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符合所有人的最大利益，因为富人由此可以作为社会利益的受托人行事，投资于图书馆、音乐厅等宏大的文化机构，而这些机构是工人阶级靠自身无法获得的。

         到了20世纪20年代，煽情作家兼优生主义者西奥多·洛思罗普·斯托达德（Theodore Lothrop Stoddard）声称，“天然平等是曾经折磨人类的最有害幻觉之一”。在斯托达德看来，经济等级和种族等级相互关联：他理想中的社会秩序，是所谓“北欧人种”相对于所谓“下等人”处于权威位置；他还把布尔什维主义视为对种族秩序的威胁。

         亨利·福特（Henry Ford）在自传中声称，对他来说，在流水线上工作将是一个“可怕的前景”；但他又暗示，对于那些更适合流水线工作的人来说，创造性思考同样会令人恐惧。他写道：“毫无疑问，所有人并不平等，任何试图使人们平等的民主观念，都只是阻碍进步的一种努力。”

         今天一些科技大亨所宣讲的福音，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是在为亿万富豪阶层的存在提供正当化理由。它与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罗斯·弗里德曼（Rose Friedman）在自由意志主义著作《自由选择》（Free to Choose）中提出的哲学相契合。那种哲学拥抱机会平等，却对优先追求结果平等持负面看法。他们主张，只要经济竞争向所有人开放，物质不平等就是正当的。

         这种思想也与对进步派理念的挑战并行出现。进步派理念试图同时培育公民平等和经济平等。马斯克经常猛烈抨击所谓“觉醒主义”。卡瓦略博士则赞扬社会分层是社会的基础构件，他说：“民主靠平等运转；自由和卓越靠不平等运转。”

         今天围绕财富不平等和可负担性的辩论，部分源于一个问题：在一个财富以及对人工智能等强大技术的控制日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社会里，机会平等是否还能真正存在。那些试图安抚我们、声称不平等不可避免且有益的人，往往回避一个问题：在我们这个时代，财富极端集中会给民主生活造成怎样的难题。

         不平等所谓美德不断被重新唤起、重新发现，这恰恰表明，在《独立宣言》签署250年后，平等主义理想仍然保有激进潜能。如此多人试图反驳美国建国的核心准则，提醒我们：平等这一理念至今仍然强大，也依然具有挑战性。

作者：菲利普斯-费因博士（Dr. Phillips-Fein）是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研究方向为20世纪美国政治史与政治经济史，尤其关注政治制度与思想、劳工与资本主义史，以及纽约市历史。她著有《看不见的手：商人反对新政的十字军运动》（Invisible Hands: The Businessmen’s Crusade Against the New Deal）和《恐惧之城：纽约财政危机与紧缩政治的兴起》（Fear City: New York’s Fiscal Crisis and the Rise of Austerity Politics）。哥伦比亚大学官网列明，她现任罗伯特·加德纳－肯尼斯·T·杰克逊历史学教授。

对华川粉的心理结构分析

 （ 同时代的不同时代 美的旋律

 2026年4月6日 00:24）

        他们的心理结构是这样的，他们心理必须稳定下来，必须有一个让思想落地之后稳定的基础，这基础也叫做“锚点”、政治标准、纯粹性、第一原因、原点——这些家族相似的词的重要作用，在于他们在看待眼下世界的一切现象的时候，都用这些词汇加以对照，他们的锚点，就相当于一面镜子，一切现象都在这个镜子面前，现出原形。他们身上总是随身携带着这面镜子，遇到一切事情的时候，就把这面镜子拿出来，照一照，然后他们就觉得自己懂了。他们的心思，也就是爱恨情仇，是高度恒定的，他们是以盼着的方式生活的。

        现在这面镜子就是美国，注意，他们的羡慕、爱、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国家，是美国，而不是欧洲。他们轻视欧洲，认为欧洲属于第二等级。他们忘记了，追溯起源，美国其实就是欧洲的殖民地，最初的美国人建立美国的时候，并不是建立一个印第安部落的新主人邦国，而是把欧洲的制度、宗教、教堂与学校、墓地、法律移植到美洲新大陆，美国是欧洲的“复制品”，这就是“殖民地”的准确解释。作为外人的华川粉，他们轻视或者不知道美国灵感的欧洲来源，华川粉说欧洲“左”，而忘记了正是“左”或者权力制衡机制成就了美国，他们拥戴的美式制度，对于古代封建等级特权制度来说，就是“左”的。所谓“左”，其实就是对于欺负人的人表示不服，而去设计出来更合乎人性的自由平等制度。你们反对“左”，其实就是反对你们拥护的东西。

        在华川粉看来，美国是第一等级，欧洲是第二等级，其他国家，一概属于第三等级。也就是说，他们心目中，国家是有等级划分的，但是华川粉声称自己主张平等，也就是他们认为自己拥护民主制度。他们没有想到，当他们实际上这样想的时候，他们的精神已经处于“自毁”状态。也就是说，他们觉得自己拥护平等自由，拥护普遍价值，但他们实际上瞧不起第二和第三等级。他们尤其认为第三等级的国家和民众需要美国拯救，而美国只要“出手”，就是天然合理的，无论使用任何手段，哪怕是绑架与斩首、发动对他国的侵略战争，都是“师出有名”，都是正义的，都是为了解救第三等级的国家和人民。美国的士兵，在从事这些很危险的工作的情形，那叫做勇敢，而别国对于狂轰烂炸自己领土的侵略做军事抵抗，那叫做“垂死挣扎”。

        所以，他们现在盼着美以将伊朗踏平，以至于就像特朗普说的，把伊朗打回到石器时代——这个形象，就是你们心目中的可敬可爱的“川总”，但你们不是拥护自由平等吗？你们是想说不自由的国家理应遭这样的罪，就像萨特在小说《恶心》中，对于相信自己是“人道主义者”的自学者的讽刺：“他们现在恨人，是为了将来爱人，他们是靠对立面活着的。” 为了爱将来的伊朗，就必须恨现在的伊朗，为了伊朗的新生，伊朗就得承受现在被毁灭。但这里有个问题，对于所有第三等级的国家与民众都成立，也就是为了相信“外人”能拯救我们，我们必须相信外人果真能对待我们就像对待他们自己的国民一样，在具体实施的时候，无论在法律上还是政治态度、心理层面，都取消对我们的歧视。“华川粉”把希望，寄托在根本不靠谱的前提上了。如果我此处写“就像特朗普一样不靠谱”，我会觉得自己的造句水平不够高，因为“华川粉”中有高级知识分子，我觉得就像下棋一样，应该找那些有水平的棋手，那么我来考察一下高级华川粉：

        高级华川粉认为，虽然特朗普有些极端，但矫枉过正一点是可以接受的，他们认可的是美国，而美国现在是特朗普领导的，这是美式民主的极端显露。那么，支持和宽容特朗普，就是支持和宽容美国，这里有两个潜台词：第一，就是不相信欧洲，认为欧洲是“白左”、搞什么多元价值观，后现代主义、身份多元，把事情搞得不确定、未完成，使得判断丧失了锚点，使得普遍价值观无处安放，心神不宁、焦虑不安、欧洲将自己搞得就要成为“斯坦”和“黑人”国，透着对非西方文明传统的蔑视，默认人和文化有固定不变的优秀的与不优秀的，而高级华川粉很少提及自己被西方某些种族主义者视为“不优秀”的或者对自己存在着事实上的种族主义目光，而反过来“自己瞧不起自己的文化传统”，这个逻辑的荒谬性，就在于他们在瞧不起“第三等级”的时候，其实就是瞧不起自己，他们绝不会去想自己其实就是第三等级，但却有一颗第一等级的心，觉得自己正在从事解放自己的伟大事业。但他们从来就不反思一下，自己这样的思维心理结构，哪里出了差错，这就是第二：他们支持特朗普，是认为自己支持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我以上已经说过了，所以我这里将其“贴过来”：

        “他们的心理结构是这样的，他们心理必须稳定下来，必须有一个让思想落地之后稳定的基础，这基础也叫做‘锚点’、政治标准、纯粹性、第一原因、原点”。也就是说，高级华川粉的心理结构中，首先有一个立场、一个预判、一个先验原则，一个镜子，那就是美国永远都是灯塔，美国永远正确——对此，我很生气，因为这简直就是势利眼，是打着很高尚的政治口号的势利眼，你这个右派的东西原本就是来自左派的东西，右派是左派派生出来的，左派生出来的东西现在反对左派，而右派目前的严重问题，在于跟又跟不上趟，因为高级川粉的心理结构，其实是一种“递归思维结构”，也就是认为现在发生的一切新鲜事，都应该从过去被认定的规则中，寻找其合理性的基础。如果过去的政治原则手册上没有规定，那么现在发生的新鲜事，就没有法理依据，这就像说“如果从前康德这样说过，那就太好了，可是康德不曾这样讲过，那这个新鲜事就是不合理的”。尽管作为这个新鲜事的当事人，你感到很舒服，但这是一个很不应该有的”很舒服“——这就是高级华川粉的逻辑，是其心理结构。

        但他们自己，并不是美国人，而是第三等级国家的人，他们一辈子都盼着自己成为第一等级的人。虽然自己属于第三等级之人，但他们想第一等级之所想，急第一等级之所急。但他们忘记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第一等级的国家和人，尤其是他们现任总统特朗普，是不是果真知道有如此大量的“华川粉”的存在，或者果真知道一点，但并不果真在乎这些人，并没有把这些人当成自己人看待，一个强有力的根据就是，如果美国认为应该将你们视为非法移民的话，或者觉得你们在美国已经妨碍了美国人的幸福生活的话，就会通过不利于你们的法律，同样会将你们和墨西哥等“外国人”驱逐。也就是说，你认为他们是你们的自己人，但他们不认为你是他们的人，为什么呢？因为特朗普本人主张“让美国再次伟大”、“美国优先”，而不是“普世价值”优先，不是国际准则优先，他把自己看成“太阳”，所以，你们想多了，他并不在乎你们所在乎的事情，说出这一点，对于你们来说，是残酷的，但这是事实，而不是你们觉得的“应当”。

        无论普通的还是高级的“华川粉”，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从不怀疑自己已经相信的事情，他们需要一个永恒的信念供自己崇拜，而且坚定不移，这其实是一种“教徒心理”，就像宗教具有人性的合理性一样，但是如果只有宗教没有科学，我们现在还在使用蜡烛读书呢，但这对蜡烛也是一种不尊重了，因为蜡烛也是发明，也属于广义上的科学。

        换句话说，科学与宗教并不是一条道，有国内学者试图将两者“合并”，这是不对的。宗教，讲究的是“不讲道理”或者“没有现实证明作为依据”的相信，因为这样的相信使得自己的内心有所寄托、感到安稳，这是人的一种天性，也就是宁可信其有，不愿意信其无。在这个意义上，宗教显示了人的内心脆弱、非冒险精神、不愿意尝试新事物。但人类现有的物质与精神文明，并不是宗教的功劳，并不是信教的结果，因为一切科学原理，宗教经典都没有记载，实际上正是在与“绝对永恒的相信”的搏斗中，才有了哥白尼、伽利略，牛顿与爱因斯坦，他们的科学发现与发明那一刻，所依据的是现实根据而非宗教经典，并不是因为他们先信了教，然后才有科学发现，两者之间并不具有必然联系。从笛卡尔到康德的哲学反思，都不是信教的思想成果。

        我之所以以上提到宗教，是由于宗教思维明显是从过去的永恒信念原则找答案的“递归思维”，华川粉最大的问题，也在于和信徒一样是“递归思维”，这就使得他们不愿意承认，当下世界局势正在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原则已经无法解释的巨大变化，而华川粉仍旧用旧的格局，解释这样的变化。总的来说，这个变化，就在于世界不再有一个中心、不再有绝对正确的、永远可以依赖的道德规范、政治制度、法律规定，虽然它们仍旧存在，但是其存在的作用，就像人们见面时，彼此说“你好”的文明礼貌。现在的问题是，人们见面时不一定非得说“你好”。“你好”可能已经是一个空壳子了，就像春节微信群里发的表情包，已经是心情愉快的一个空壳子了，表情包并不代表此刻发表情包的人心情很愉快！

        我们必须承认的事实是，共识就是这个“你好”，“你好”是必要的，但已经与我们的生活质量无关了，这就像现在学界的一个重大危机，在于学者们仍旧在写当代“八股文”，但严重的问题，在于这样的文章正在丧失对于现实世界的解释力，从而引不出人们的关注了。实际情况是，写八股文的人，可以继续写下去，而不关注的人，当然继续不关注，那么我们现在的人，其实就像这样：彼此处于平行的世界。在物理层面上，我们活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世界，但在人生兴趣、方向、取向等方面，彼此可以完全不发生关联。

      欧洲是“白左”、搞什么多元价值观，后现代主义、身份多元，把事情搞得不确定、未完成，使得判断丧失了锚点，普遍价值观无处安放，心神不宁、焦虑不安、什么欧洲就要成为“斯坦”和“黑人”国——这是华川粉最反对的。我暂时不表，我问华川粉几个问题：今年底的美国中期选举，特朗普命运如何？欧洲为什么不参与这次美以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欧美的裂痕为什么越来越大？俄乌战争何时会结束？俄乌战争和这次中东战争结束之后，世界格局还会回到从前吗？你准备好了在新的世界格局中生活吗？你在中国生活其实就是在新的世界格局中生活的一部分，所有不确定的联动，你都不可能置身事外。你还会有稳定的工作吗？中国人口老龄化、年轻人生育欲望降低，以及种种最近三年才出现的房子、票子的使人焦虑的局面，有稳妥的解决方案吗？中国20年前各个领域的名人还有复辟或者像从前一样大的一呼百应的名声的可能性吗？现在夕阳的行业有可能未来朝阳的一天吗？

      以上问题，与你持什么立场、价值观、方法论、与你读了多少遍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与这些因素，是没有关系的，因为这些因素所解决的，只不过是你的思想状态，但我以上的问号，是现实生存状态，我们就活在其中，就像我这篇文章是敲键盘敲出来的，我当然可以用钢笔写在稿纸上，但我写完之后，怎么可能让读者读到呢？也就是说，无论我写得多好，思维状态或者质量有多好，但我的文章按照旧的模式无法让读者看见，我必须用互联网，键盘，它们所解决的，是可操作性的问题。我以上一连串的问题，问的就是可操作性，它们不可能靠任何先验的认定加以解决，因为在现在的世界中，每个人都是一个单子，每一个国家都是一个局部，单子与单子无限远又彼此互动，局部与局部，任何一个局部的改变都影响全世界，而问题在于，单子与单子之间，局部与局部之间，是不对称的关系，用传统的因果必然性，推论不出来，这种不确定性、未完成性，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事实，你们所批评的“左派”，只不过是把这个事实说出来而已，如果你们不认可这些事实，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但这些事实仍旧会在你身上继续发挥作用，你是不可能脱身事外的。

      没有任何单独的个人，哪怕是大国强国的政治领导人，有可能独立靠自己的英明领导、所谓远见卓识，一揽子解决我以上的一连串问号。这就是特朗普的“死穴”，他的思维与行事逻辑是：利用哄骗、高压、威胁、迫使他国服从。但当下世界的逻辑是，你怎么想，是你自己的事，那些人和那些国家听你的，是那些人和那些国家自己的事，但除了“那些人”和“那些国家”之外，世上还有别的人的别的人的别的人，还有别的国家的别的国家的别的国家。其中有的“以特朗普之道，还治特朗普之身”，这叫做“对称”，比如现在伊朗和美国，玩的是“胆小鬼游戏”，这就像两辆大卡车迎面而来，两个司机谁先打方向盘躲开，谁就是输家，我不知道伊朗和美国谁是最后的胆小鬼，但这是疯子，或者一个疯子把另一个隐蔽的疯子逼成真正的疯子，然后全世界一起承担后果，其他国家当然不可能就看着这样的局面发生，但温和的方式对于疯子根本就不起作用，这种“蝴蝶效应”，又是“华川粉”不愿意看见的“不确定性”，但他们的失望是可以预期的，因为无论多么好的初衷，别人不愿意参加，初衷者只剩下自己玩而已——这就不是“以特朗普之道，还治特朗普之身”了，而是不合作，你不再有号召力。

      最后，从哲学上看，华川粉的关键词，是“统一”，但现在世界的真实状况是“分立”，“分立”的人之间，国家之间，是不可以强行统一的，否则就会出乱子。

远观庄主：美国的政治癌变：从“哥德尔漏洞”到“非自由传统”基因

（2025-4-25，微信）

        库尔特·哥德尔，是出生于奥匈帝国的数学家、逻辑学家和哲学家。他以证明数学逻辑定理和论证数学猜想等杰出贡献而闻名。1918年奥匈帝国解体，哥德尔出生的城市成为独立的捷克的一部分，他也就成为捷克的公民。然而，由于他从小在奥地利德语文化圈中长大，对奥地利的文化和身份更有认同感，于是在23岁时正式申请恢复并获得了奥地利国籍。

        1930年代，欧洲局势恶化。纳粹势力的崛起和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使哥德尔深感不安。奥地利在1938年被纳粹德国吞并后，有犹太背景的哥德尔感到自己在欧洲的处境越来越危险。1940年，他通过苏联横跨西伯利亚到达日本，然后辗转最终抵达美国，定居在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并任职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由于对纳粹政权深感恐惧，哥德尔希望获得一个更为稳定和自由的国家的保护，因此决定申请美国国籍。在他准备入籍面试时，哥德尔深入研究了美国宪法，发现了其中一个可以让美国制度合法地转向独裁的“逻辑漏洞”。他把这个发现分享给了在普林斯顿的朋友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和经济学家奥斯卡·摩根斯特恩。

        1947年12月5日，哥德尔应约参加入籍面试。陪同他的爱因斯坦和摩根斯特恩告诫他，不要跟移民法官太“认真”，不要讨论他发现的“漏洞”，担心他的公民申请会被拒绝。根据摩根斯特恩的回忆，在面试中，移民法官开始和蔼地跟哥德尔闲聊，随后基于哥德尔的欧洲背景和纳粹经历对他说：“先生，您肯定很高兴能成为这个伟大国家的一部分。这个国家永远不会成为独裁国家。”

        然而，这句话正好触发了哥德尔。他立即认真地回应说：“不，这不是真的。我知道如何让这个国家变成独裁国家 —— 而且是以合法的方式！”

        当哥德尔要开始解释他在宪法中发现的“漏洞”时，在场的爱因斯坦和摩根斯特恩赶紧插话，努力转移话题，试图轻松化解气氛。好在法官没有追问太多，也许觉得这只是一个古怪天才的奇想。哥德尔最终顺利通过面试，成为美国公民。

        从那之后，他没有公开发表过任何关于“漏洞”的言论。至今也没有人公布过哥德尔发现的“漏洞”到底是什么。哥德尔在美国宪法中的发现被后人称为“哥德尔漏洞”，成为一个历史之谜。他虽然在1987年就已经去世，试图破解这个宪法之谜的努力却一直在学者中继续。

        一些学者基于对政治现实和制度缺陷的观察猜测哥德尔的发现。

        有学者认为美国总统拥有广泛的行政命令权和国家紧急状态下的权力。根据现行法律，如《国家紧急状态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等，总统可以在宣布国家危机后临时掌握巨大的行政权力。如果这种紧急状态被滥用或无限期延续，就可能造成事实上的独裁统治，而法律体系缺乏及时有效的制衡机制。

        另有学者认为，美国制度高度依赖规范与传统而非纯粹的法律明文，如法院的自制、总统的遵法意愿等。如果总统选择系统性地打破惯例，而法院和国会不进行有效的约束，就会导致权力在行政部门集中，最终动摇宪政基础。哥德尔可能注意到，如果宪法默认总统的“善意执行”却没有强制性的制约机制，系统就可能被总统在逻辑上反向应用。

        还有学者认为，美国的选举制度并未明确禁止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反民主政权，即没有对候选人设置“忠于宪法”的实质门槛。虽然总统要宣誓“忠于宪法”，但难以强制。如果一个政党通过选票合法当选后就能够修改法律、废除宪法、取消议会制，虽然政治上令人震惊，但并非违反宪法。哥德尔可能看出，在“制度允许破坏制度”的情形下，美国宪法缺乏“自我保护机制”。

        最贴切的猜测也许是从逻辑学的角度判断哥德尔的想法。哥德尔以发现“系统内部无法自证一致性”著称。他在1931年提出“不完备性定理”，核心结论是：在任何足够复杂、能够表达基本算术的公理系统中，必然存在一些无法在系统内部被证明为真或假的命题。他的“第二不完备性定理”指出，系统无法在不借助外部工具的情况下证明自身的一致性。

        宪法作为一个自洽的规则系统，表面上具备自我约束和调整能力，如司法解释、修宪程序等。但从逻辑上讲，它可能无法从自身出发完全保障制度的本质不被颠覆。也就是说，宪法在形式上可能是完整的，但实质上可能存在“自毁机制” —— 正如哥德尔在数学中揭示的那样，任何系统都无法通过内部规则来证明自己的绝对安全。

        从逻辑学角度出发的观点认为，哥德尔在审查美国宪法时，可能意识到其内部逻辑存在一个合法路径通向非法统治的可能性。比如，通过民主选举上台后，动用宪法规定的修宪程序，合法地取消总统任期限制、解散国会或压制司法独立，从而建立一个形式上“合法”但实质上“专制”的政体。“哥德尔漏洞”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更是一个制度自我约束能力的哲学悖论。正是这种悖论，使得哥德尔在入籍美国时，对宪法表现出不寻常的严肃与警觉。

       从逻辑学角度对“哥德尔漏洞”做出了最为具体的论述的是佛罗里达州中部大学的法律学者和教授费尔南多·格拉-普霍尔。他的猜测的核心是：美国宪法内部的修宪机制本身可以被用来摧毁宪政民主制度。具体而言，美国宪法第五条允许通过适当的程序进行修宪，而这个程序本身没有实质性限制修宪的内容。因此，只要有足够的政治力量支持，总统或国会就可以推动一系列宪法修正案，合法地将民主政体转变为独裁体制，而不违反宪法的形式要求。

        美国宪法修正案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启动：第一种是由国会提出修正案，得到众议院和参议院各自三分之二多数通过；第二种是由三分之二的州议会要求召开一个全国制宪会议，由该会议提出修正案。无论哪种方式启动，最终的修正案都必须经过四分之三的州（即38个州）批准，方可生效。

        这一机制看似保障了广泛共识下的宪法变更，但问题出于宪法第五条并未对修正案的“内容”设定任何实质性限制。也就是说，只要形式程序符合，即使提出废除总统任期限制、解除国会权力、限制言论自由，甚至彻底改变政体结构的修正案，在法理上都是可能合法通过的。相比之下，德国基本法明文禁止对“基本权利”、“民主制度”等条款进行修改，被称为“永恒条款”。美国宪法没有类似的内在保护。

        格拉-普霍尔看到了美国宪法对形式程序的绝对依赖是“哥德尔式的制度不完备”的体现：一个系统可能在逻辑上允许自身的解构，而无内部机制阻止这种自我否定。在极端情况下，如果一个强势政权或领导人通过操控国会和州议会，利用合法程序推动一套违背民主原则的修正案，就有可能通过宪法“自毁”宪法本身。

        哥德尔的发现和所有这些对宪法“漏洞”的研究，都是把“自由民主是美国政治的本质”作为前提。也就是说，宪法中导致自由民主自行消亡的“漏洞”，是构筑“自由民主”制度的美国先驱们的疏忽。然而，更为根本的问题是，“自由民主”是不是美国建国的前提？所谓“漏洞”是设计的疏忽，还是精心的设计？美国历史学家史蒂文·哈恩在他最近出版的颇具影响的《非自由的美国》一书中，对这个问题做了深刻的揭示。

        基于详尽的史料和严密的逻辑，哈恩认为美国的制度是建立在为男性白人精英的利益服务的基础之上的。美国的建国思想、《独立宣言》、《宪法》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制度，是欧洲封建传统、宗教信仰、种族观念、等级意识、启蒙思想、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等的混合产物。这个产物反映了当时的历史局限，也揭示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

        哈恩指出，美国独立战争和建国过程中虽然高举“自由”、“平等”的旗帜，但这些理念在实践中极其有限。《独立宣言》和《宪法》在言辞上宣扬”人人生而平等”，保障人民权利，但当时的“人民”事实上排除了绝大多数人：女性、黑奴、印第安人以及没有财产的白人男性。

        建国精英麦迪逊、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担忧民众在政治上拥有太多权力而威胁到新兴共和国的稳定和维护私有财产的秩序，视直接民主为“多数暴政”，因此构建了一个以自由为名但实质上排斥广泛民主参与的政治架构，在宪法中刻意设计了与"人民主权"保持距离的政治制度。选举团制度、参议院的设立、总统的强大权力，以及对联邦法院的终审权授予，都是为了限制直接民主。

        这种建国时的政治设计为日后的“非自由传统”奠定了基础：国家可以在形式上维持宪政民主的外壳，却在实质上通过制度性安排压制反对声音，限制多数群体在政治上发挥作用。这种“非自由传统”如同遗传密码，深植在美国的政治基因之中，在后来的历史中反复衍变显现，主要表现在种族压迫、排斥异己、限制民主参与、强化国家控制等方面。直到今天，美国政治和制度的这种基因又在新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中衍化出目前的政治格局和社会冲突。

        特朗普的出现，就是美国政治中“非自由传统”基因的再次显现。这种基因让特朗普的政治权力得以横向和纵向的扩充。

        在纵向上，特朗普广泛援引和实践“单一行政理论”，扩大总统权力。这个理论主张，美国宪法第二条赋予总统“全部的行政权力”，因此总统不仅是行政部门的最高负责人，而且拥有完全的权力指挥行政机构和解雇行政官员。特朗普将这一理论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极端，强化对联邦官僚体系的直接控制、限制独立机构的独立性、削弱司法与国会的制衡作用，以及强化总统个人对法律解释的最终权威。

        在纵向的具体措施上，特朗普强调总统对行政机关的绝对领导，试图解雇或边缘化那些在政策或法律解读上不彻底顺从总统意志的联邦官员，特别是司法部、联邦调查局等关键部门的领导人。他还提出“F类职位”行政命令，试图重新划分联邦公务员职位的类别，以便总统可以自由地解雇原本受到公务员保护制度保障的人员，从而将原本较为独立和专业的行政体系转变为忠诚于总统本人的政治机器。

        在横向层面，特朗普则表现出对其他权力机关的不信任和敌意。他频繁攻击国会的调查权，限制国会的监督作用，以“行政特权”为由拒绝配合多项国会传票。同时，他对司法系统表现出高度的不尊重，公开批评法官，质疑法院裁决的正当性，肆意要求司法机构“敬让”和停止审查总统的决定。

        特朗普甚至直接挑战法律本身的边界。他在执行移民政策中援引1798年的《外国敌人法》驱逐外国人，认为总统完全掌控解释与执行法律的权力。在行政命令的起草与执行中，他绕过传统的法律审查程序，由白宫法律团队直接解释法律条文的含义，将“总统意志”等同于“法律解释”本身，极大削弱了司法部与传统法律机构的独立作用。

        美国共和党控制下的国会已经对特朗普没有任何制约作用。作为司法机构的法院，即使做出对特朗普不利的判决，也难以执行。特朗普最乐于引用第七任美国总统安德鲁·杰克逊的话：“约翰·马歇尔作出了判决，那就让他来执行吧。” 意思是：法院虽然有权裁决，但没有执行权；总统可以选择无视。

        在特朗普时代，美国政治中“非自由传统”基因的衍变已经呈现出癌的症状。如果内部没有“自由民主”基因相应的抗衡，而外部又没有足以有效的治疗，“非自由传统”的癌变将给美国的政治机体带来致命的后果。

        “哥德尔漏洞”之谜也许永远无法真正破解。然而，如果“非自由传统”就在美国的政治和制度的基因之中，而美国的宪法和制度就是这种基因的结果，那么所谓的“漏洞”就根本不存在。不管哥德尔发现的是什么，都不是“疏忽”造成的“漏洞”，而是政治制度上的精心设计。

相关英文信息：

库尔特·哥德尔（Kurt Friedrich Gödel）

奥斯卡·摩根斯特恩（Oskar Morgenstern）

“哥德尔漏洞”（Gödel's Loophole）

“不完备性定理”（Incompleteness Theorems）

费尔南多·格拉-普霍尔（F. E. Guerra-Pujol）

全国制宪会议（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史蒂文·哈恩（Steven Hahn）

《非自由的美国》（Illiberal America）

单一行政理论（Unitary Executive Theory）

“F类职位”（Schedule F）

《外国敌人法》（Alien Enemies Act）

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

“约翰·马歇尔作出了判决，那就让他来执行吧。” ("John Marshall has made his decision; now let him enforce it.") 

张雪忠谈华川粉

微信，2026-03-08 

       以前，虽然读过一些研究著作，我仍一直难以理解，为什么曾有那么多普通的德国人会服从命令，心安理得地把成群成群的人送进毒气室。最近，目睹了许多川普的华人崇拜者的表现，我不再像以前那样不解了。不久前，古德女士和普雷蒂先生被ICE当街枪杀后，这些华人根本就没有认真研究过美国的相关法律和判例，便宣称“在美国警察让你停车你不停，就可以击毙你”，“带枪靠近警察，警察就可以击毙你”云云。

        在165名伊朗女性小学生被炸死后，这些华人又斩钉截铁地说是伊朗当局干的，尽管各方面的证据和信息，包括美国军方调查的初步结论，都表明是美军干的（清不要误会，我一直都认为伊朗的神权统治很邪恶，蛋这并不意味着，在涉及具体事件时，我们可以无视事实和真相）。在被记者问道此事时，川普非但毫无歉意，而且满口谎言。这也完全无法引发他的华人崇拜者的义愤。在这些人眼里，既然川普干掉了哈梅内伊，死掉一两百伊朗小学生又算什么。

        现在，我越发佩服阿伦特对“恶之平庸”的研究，以及她天才的洞见：（1）人一旦陷入对政治偶像的狂热崇拜，就不再会在意事实和真相；（2）这种崇拜，加上对自身立场之正义的确信，会让人好不怜惜无辜者的生命与尊严。

英国《卫报》：特朗普的愚蠢之战

 2026-03-01

作者：英国《卫报》西蒙·蒂斯德尔 (Simon Tisdall)

        我们无法预知这场愚蠢、鲁莽的袭击将如何收场——但新的仇恨将被播种，恐怖主义的世仇将被埋下，而最终，几乎达不到任何目标。 

   他们永远吸取不了教训。又一次，一位好战的美国总统释放了压倒性的军事火力，企图迫使一个主权国家屈服。又一次，公然的谎言和夸大的指控被用来为袭击辩护。虚伪的美国外交成了预谋侵略的遮羞布。盟友的告诫被唾弃，联合国、国际法和公众舆论被无视。这背后缺乏民主的授权。而且，一如既往，几乎没有可以衡量成功的明确目标，更没有长期的计划。

   现在，正如过去一样，这场今天发生的、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的、可预见的、且显然是无限期的再次扩张侵略，其结果将是即刻蔓延的混乱。平民将被杀害，儿童将沦为孤儿，家庭将支离破碎。地区动荡和国际油价恐慌将紧随伊朗已经开始的报复行动而至，而德黑兰的盟友——真主党和胡塞武装——也可能参与其中。新的仇恨将被播种，恐怖主义的世仇将被埋下。西方的敌人将欢呼雀跃。而几乎没有任何具有持久价值的东西能被实现。这曾是美国领导的阿富汗和伊拉克干预行动失败后的苦果。今天，轮到德黑兰来承受这一场腥风血雨了。

  是多么令人沮丧——又是多么不可原谅！过去的教训竟然没有被吸取。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一位在21世纪当选的美国总统，仍然相信通过枪杆子来对世界颐指气使是有效的、被允许的，更遑论是否合乎道德。美国究竟凭什么认为自己有权这样做？

  虽然存在某些差异，但唐纳德·特朗普对伊朗的围攻与小布什2003年灾难性的入侵伊拉克之间的相似之处令人震惊。这两场危机都符合一个更大的模式，即可以追溯到越南战争——以及1953年中央情报局（CIA）领导的伊朗政变——的那些最终失败且代价高昂的美国干预主义。特朗普曾承诺避免海外冒险。惊喜吧！他撒了谎。任何相信他已经彻底改变了美国与世界交往方式的人，都应该回顾一下这段1945年后帝国主义傲慢的肮脏传奇。在这方面，他与前任并无二致。

   特朗普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的自私自利表现得如此露骨。尽管他今天声称希望伊朗人民获得“自由”，希望伊朗成为一个“安全”的地方，但他绝非伍德罗·威尔逊——威尔逊在1917年为美国投身一战辩护时曾说“必须让世界对民主安全”。（后来证明，威尔逊指的是欧洲的民主，而非非洲、中东和亚洲殖民帝国里的民主。）在今年1月袭击委内瑞拉后，特朗普直截了当地承认他只是想要石油。然而在其他方面，现在发生的一切感觉非常熟悉。

   像小布什一样，特朗普制造了一场建立在谎言之上的危机，并实际上将自己逼入死角。他成了自己强加的期望的人质，因为他推翻了自己去年关于“抹除”伊朗核能力的虚假主张。像小布什和他的共犯托尼·布莱尔一样，特朗普刻意夸大威胁。他在国情咨文中未经证实的说法——称德黑兰的弹道导弹“很快”就能到达美国领土——让人想起美英关于萨达姆·侯赛因传闻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那些臭名昭著的谎言。以色列声称发起了“先发制人”的打击，这同样具有误导性。没有任何明确证据表明伊朗当时正准备发动攻击。相反，在去年6月遭受美以破坏性的猛攻后，伊朗一直拼命希望维持和平。

  特朗普在Truth Social上宣称伊朗一再拒绝放弃核武器。这并非事实。从最高领袖到下层，伊朗政权在20年间一再做出这一承诺。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齐上周再次表示，伊朗“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会开发核武器”。各方说法不一，但事实是，无论是美国、联合国核查人员，还是以色列极度敌对的领导人本雅明·内塔尼亚胡，都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伊朗计划或想要制造核弹。

  在袭击发生前，尽管阿拉伯和欧洲盟友担心地区战火蔓延，特朗普仍拒绝界定其目标。现在，他提出的要求几近妄想。他说他正寻求（再次）“抹除”伊朗的核设施，摧毁其弹道导弹，摧毁伊斯兰革命卫队（或接受其无条件投降以换取“完全豁免权”），并以某种方式摧毁伊朗在该地区的盟友代理人力量。

  特朗普还在公开鼓励伊朗人民起义推翻政府，他此前曾宣称政权更迭是“可能发生的最好的事情”，并承诺“援助即将到来”。但他没有说明如何在不部署地面部队的情况下实现这种变革——就像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那样，占领该国数年，并对抗无休止的叛乱——而美国并没有提供这样的部署。当老布什（即乔治·H·W·布什）在1991年海湾战争后向伊拉克人发出类似的呼吁时，随后发生的是萨达姆未被击败的政权对什叶派穆斯林民众的大规模屠杀。  

      “这可能是你们几代人中唯一的机会，”特朗普在呼吁全国起义时说，“多年来，你们一直请求美国的帮助，但从未得到。没有哪位总统愿意做我今晚愿意做的事。现在你们有了一位给予你们所想的总统，让我们看看你们如何回应。”然而，之前的总统之所以没有在伊朗做出如此鲁莽的事，是有充分且理智的原因的。这绝非什么“礼物”，而是对无政府状态和混乱的极不负责任的邀请。它可能引发伊朗国家分裂成众多的民族和宗教组成部分，并引发一场将地区国家卷入其中的灾难性内战。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责任在于特朗普。这是愚蠢到了极点。

  “特朗普给美国人和世界带来了呈几何倍数增长的危险——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历史反常现象，而是因为他反映了美国过去最糟糕的冲动，”巴拉克·奥巴马的前副国家安全顾问本·罗兹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警告说。特朗普代表了虚荣的“美国例外论”这一根深蒂固的问题。“是什么样对自己特殊性格的先天自信，引导美国政府试图控制一个既不想屈服于我们的意志、也不相信我们的霸权的世界？”罗兹质疑道，“我们现在正进入另一场被包装成‘必要性’的侵略痉挛。”

       特朗普第二次在显然计划袭击的同时向伊朗提出谈判。现在很明显，本周在日内瓦的谈判只是一场虚伪的表演。也没有迹象表明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在设定了最高目标后会很快停止攻击。这样做将暗示失败。特朗普想成为那位最终洗雪1979年伊朗革命期间美国屈辱、并将伊朗带回西方阵营的总统。他还想要一场“胜利”来给11月中期选举的选民留下深刻印象——一场能重振其低迷支持率的胜利。至于痴迷于伊朗的内塔尼亚胡，他想要的是不可能实现的东西：以以色列新殖民主义条件为基础的永久安全保障。

   目前尚不清楚这场危险、欠考虑的干预将如何结束。尽管据报道“领导层目标”（指最高领袖大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及其亲信）正遭到攻击，但在目前，政府突然崩溃的可能性仍然很小。由此可以预见，该政权虽然受伤且实力削弱，但仍将继续构成严重的、甚至可能更大的国内和国际挑战。伊朗无法通过轰炸变成运转良好的民主国家。它所代表的对西方的蔑视，也无法通过社交媒体上的帖子来消除。只要哈梅内伊或指定的宗教继任者掌权，残酷的镇压和地区挑衅就会持续存在。

   尽管如此，共识依然存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也可以建立。民主自决、政治自治、个人权利和坚持道德原则的概念，对于像特朗普和哈梅内伊这样控制欲极强的威权主义者来说是眼中钉，但对他们国家的子民来说却并非如此。就像波斯皇帝一样，“国王”唐纳德真正想从伊朗人那里得到的是屈服、贡品和顶礼膜拜。他也要求国内公民表现出同样充满恐惧的忠诚。

  尽管存在所有的仇恨煽动、相互无知和虚假信息，绝大多数美国人和伊朗人其实站在同一战线。他们共同的敌人是暴政。他们的领导人才是问题所在。这场战斗本没有必要。

米歇尔·戈德堡：自由派比中间派看得准，特朗普不是法西斯的各种论点都开始崩溃了

 纽约时报  2026-01- 13

        在过去十年中，不喜欢特朗普的人始终在争论：他是不是法西斯主义者。

        认为他不是的人通常有两个主要论点。第一，特朗普刚上台时，并没有像贝尼托·墨索里尼的黑衫军那样的街头暴力部队，尽管他在2021年1月6日动员了一群暴力的暴民。

        “特朗普并没有动用一支准军事支持者的军队，在美国制造出类似水晶之夜的暴行，或采取激烈行动以按他的形象重塑美国国家机器，”左翼学者丹尼尔·贝斯纳与本·伯吉斯，在2024年关于“特朗普是否是法西斯主义者”的文集中写道。

        第二，特朗普并没有推行对外扩张的计划，而这被一些学者视为法西斯主义的核心特征之一。

        历史学家理查德·J·埃文斯在2021年的文章《为什么特朗普不是法西斯》中写道：“尽管特朗普对他视为美国敌人的国家（特别是伊朗）充满敌意，但并无迹象显示他曾寻求与任何外国开战，更不用说他痴迷于海外征服或建立美利坚帝国。”

        然而讽刺的是，仅仅进入2026年的头几天，这些否定特朗普为法西斯的理由就迅速崩塌，我们国家也跌入了新的疯狂深渊。

        如今，美国已将委内瑞拉独裁者马杜罗拉下台，并宣布将“自取”这个国家的石油，其他国家开始适应一个新的现实：美国更像掠夺者，而非盟友。

        欧洲一些国家正在考虑在格陵兰加强军事存在，以防美国入侵。《经济学人》的头条甚至写道：“加拿大军方正为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准备。”

        在中西部，特朗普的准军事部队在明尼阿波利斯杀害了一位公民，如今似乎正在借她的死亡恐吓其他活动人士，对一位目击者咆哮：“你还没从刚刚发生的事里学到教训？”

        城市里的视频显示，全副武装、蒙面迷彩男子要求人们出示公民身份证明，用催泪瓦斯攻击街头人群，甚至殴打拍摄者。

        与此同时，一则新的ICE招募广告打出口号，“我们终将重获家园”。这正是一首白人民族主义歌曲中的副歌。

        无论是ICE对明尼阿波利斯的占领，还是特朗普威胁吞并格陵兰，都是同一个故事的组成部分：一个日益不得人心的政权，正在迅速激进化，测试自己能走多远，离专制有多近。

        如果早在2024年，就有人准确预言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的局面，我想他们一定会被嘲讽为患有“特朗普妄想综合征”。但事实证明，那些最尖锐的“反抗派自由派”，比那些自诩理性冷静的中间派更了解特朗普。

        正如异议作家莱顿·伍德豪斯在X上写道：“那些‘歇斯底里的粉红帽（2017 年特朗普就任后举行的“女性大游行”后，粉红帽被用来指自由派、女性主义者、反特朗普抗议者）说得对”。

        他们确实说对了。从他踏下金色扶梯那一刻起，特朗普的核心信息和运动情绪就是教科书式的法西斯主义。历史学家罗伯特·O·帕克斯顿在2004年的名著《法西斯主义的剖析》中，总结了构成法西斯主义基础的“动员性激情”。其中包括：

        一种“压倒性的危机感”，让传统解决方案显得无能为力；

        一种“本族群体受害”的意识，使得任何报复手段都变得正当；

        对群体衰落的恐惧，认为“个人主义自由主义、阶级冲突和外来影响”正在腐蚀自身文化；

        渴望一个“强有力的男性领导人”，其本能凌驾于“抽象的普遍理性”之上。

        帕克斯顿的洞察并不止于此。他指出，法西斯主义对现代性持矛盾态度：既仇视城市化和个人化生活，又迷恋技术力量。法西斯运动“利用了被快速工业化和全球化伤害的群体的不满”，但一旦掌权，却加剧了工业垄断。

        而且，法西斯主义“需要一个被妖魔化的敌人来动员追随者”。

        如果说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并未完全贯彻其法西斯倾向，那是因为他身边有建制派官员加以制约。前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曾说，特朗普多次提出轰炸墨西哥的想法。2019年，因丹麦首相梅特·弗雷德里克森拒绝出售格陵兰，特朗普愤怒地取消了会面。

        他对政敌动用暴力的欲望，从来就不掩饰，而这在1月6日体现得最为清楚。正是这一天，使得原本持保留态度的帕克斯顿最终认定，“法西斯”一词适用于特朗普。

        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注定会彻底变成一个法西斯国家。至少目前，我们仍卡在“多数美国人熟悉的自由民主”与“政府正试图强加的黑暗极权体制”之间。关键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该使用“法西斯”这个词，而是我们是否能清晰看清眼前所发生的事，并理智判断将通向何处。

       在《法西斯主义的剖析》最后一页，帕克斯顿留下警示：“从其发展轨迹来看，法西斯主义并不需要一场壮观的‘进军首都’才能扎根。只要人们选择容忍对所谓国家的‘敌人’被非法对待，就已经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