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剑峰：意识形态暴力下的知识之殇

 （来源：微信-我们杂志，2026-8-13）

  2023年冬天，我在网上淘到了一本卷边的《虚构的犹太民族》。扉页上有前主人用铅笔写的一行字：“在美国和以色列，读这种书需要勇气。”那时加沙的炮火已经持续了60多天，西方媒体的头条全是关于以色列“自卫权”的讨论，而这本书的作者施罗摩·桑德，这位在特拉维夫大学教了三十多年历史的终身教授，正躲在巴黎的一间公寓里，出门时还需要保镖护卫。

  这不是孤例。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有一群秉持学术良知的知识分子，他们出身于西方和以色列学术体系的核心，拿着最顶尖的文凭，做着最扎实的档案研究，却因为说出了不符合犹太复国主义叙事的真相，就被系统性地剥夺了学术身份，从知识话语生产的中心被放逐到边缘。按说他们的知识高度和学术水平都臻于一流，他们没有在学术辩论中输掉任何一场，却被权力用一套标准化的流程“处决”了。这不是学术之争，而是意识形态暴力。这种暴力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不需要反驳真理，只需要剥夺真理言说者的资格。

  桑德、佩普、芬克斯坦这三个人，恰好从三个最根本的维度，拆解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大厦。他们的批判之所以致命，不是因为言辞激烈，而是因为每一个字都有铁证支撑。

  桑德的笔锋如刀，径直插向犹太复国主义最深处的历史神话。在《虚构的犹太民族》出版之前，全世界几乎所有人都相信，犹太人是一个拥有共同祖先、从古代以色列流亡出来的民族，他们在世界各地流浪了两千年，最终回到了上帝应许的故土。桑德用了整整十年时间，翻遍了犹太教宗教文献、罗马帝国档案、阿拉伯史书和现代基因学研究，最后得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结论：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这些都是耶路撒冷学派杜撰的神话之一。

  桑德认为，世界上绝大多数犹太人，根本不是古代以色列人的后裔。德系犹太人主要来自中世纪中欧和东欧改信犹太教的斯拉夫人和日耳曼人，西班牙系犹太人则来自北非和伊比利亚半岛的原住民。所谓的“流亡两千年”，是19世纪犹太复国主义者为了给殖民巴勒斯坦找借口，凭空编造出来的神话。古代以色列国灭亡后，根本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人口流放，绝大多数当地的犹太人一直留在巴勒斯坦，后来逐渐改信了伊斯兰教，成了今天的巴勒斯坦人。而2010年《自然》杂志发表的一项基因研究也证实了桑德的观点：德系犹太人的基因与中欧和东欧人群的相似度，远高于与中东人群的相似度。

  这个结论的杀伤力怎么形容都不为过。如果犹太民族不是一个自古以来的自然民族，如果“流亡”是虚构的，那么犹太人对巴勒斯坦土地的“历史权利”就成了空中楼阁。以色列建国的整个合法性基础，瞬间就崩塌了。

  以色列的回应，不是拿出证据反驳桑德，而是直接封杀。教育部下令所有中小学和大学不得教授这本书，任何在课堂上引用其观点的教师都会被解雇。特拉维夫大学取消了桑德所有的研究生课程，议会甚至有人提出法案，要剥夺他的以色列国籍。桑德后来在一次采访中说：“我从来没有说过犹太教不好，也从来没有恨过以色列。我只是说出了历史的真相。如果我错了，为什么没有人能拿出证据来打我的脸？他们只会骂我是反犹主义者，是历史伪造者。”

  和桑德一样，艾兰·佩普的学术生涯也是被同样的逻辑摧毁的。佩普是牛津大学的现代史博士，以色列“新历史学家”学派的核心人物。他的研究全部基于以色列国防部1980年代解密的1948年战争档案——这些档案是以色列官方自己的记录，没有人能说它们是伪造的。

  在《现代巴勒斯坦史》和《种族清洗：巴勒斯坦的纳克巴》（电子版）里，佩普用一份份作战计划、会议记录、指挥官日记和电报，无可辩驳地证明：1948年发生在巴勒斯坦的，不是一场双方对等的战争，而是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种族清洗。以色列的开国领袖们早在建国之前就制定了“D计划”，目标是把巴勒斯坦境内尽可能多的阿拉伯人赶走，建立一个纯粹的犹太国家。整个过程中，大约有75万巴勒斯坦人被驱逐，数百个村庄被夷为平地，发生了数十起针对平民的大屠杀。

  在此之前，以色列的官方叙事一直是：巴勒斯坦人是自己主动逃离的，是阿拉伯国家号召他们离开的，等战争结束就可以回来。佩普的研究，把这个谎言撕得粉碎。

  海法大学的反应是：在佩普的终身教职评审全票通过的情况下，校长亲自出面，强行将他开除。系里的全体教授联名抗议，没有用。国际历史学会发表声明声援，也没有用。佩普被迫流亡爱尔兰，至今无法返回自己的祖国。以色列所有的出版社都拒绝出版他的著作，国家档案馆把他列入黑名单，禁止他查阅任何资料。佩普说：“我从来没有在学术辩论中输过一场。他们从来没有反驳过我的任何一个档案证据。他们只是说我是个反犹主义者，然后把我赶出了这个国家。”

  如果说桑德和佩普是从外部攻击犹太复国主义的叙事，那么诺曼·芬克斯坦的批判，则是从内部最痛的地方下手。芬克斯坦的父母都是华沙隔都的幸存者，祖父母全部死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他从小听着大屠杀的故事长大，对受害者有着最深切的同情。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无法容忍有人利用大屠杀的创伤来谋取政治和经济利益。

  在《大屠杀产业》和《加沙战火——以色列的侵略与巴勒斯坦无解的悲剧》里，芬克斯坦揭露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大屠杀已经变成了一门生意。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把大屠杀历史商业化、工具化，一方面用来为以色列的一切罪行辩护——只要有人批评以色列，就会被贴上“纳粹同情者”的标签；另一方面，他们打着“赔偿受害者”的旗号，向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敲诈了数百亿美元的巨额赔偿，而这些钱绝大多数都没有落到真正的受害者手里，而是进了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和少数精英的腰包。

  芬克斯坦的批判，让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团体恼羞成怒。2007年，德保罗大学的终身教职评审，从系里到学院再到大学评审委员会，全票通过了芬克斯坦的申请。但最后，校长迫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的巨大压力，拒绝授予他终身教职。此后，没有任何一所美国大学敢聘用他。芬克斯坦被迫靠街头演讲和写作为生，银行账户多次被冻结。2008年，他被以色列驱逐出境，并被禁止终身入境。一个父母和祖父母都死于纳粹大屠杀的犹太人，竟然被打成了“纳粹同情者”和“犹太人的耻辱”，这大概是这个时代最荒诞的讽刺。

  以色列及其西方盟友发明的这套打压异见的手段，被称之为“学术资格污名化”。它比直接的书报检查更隐蔽，也更有效。它不需要烧掉你的书，不需要把你关进监狱，只需要让你在学术界变得“不合法”，让你的声音没有人听，就等于把你从知识的世界里抹杀掉了。

  这套机制有一个完美的循环论证闭环：因为你批判犹太复国主义，所以你必然有偏见、不客观；因为你不客观，所以你没有学术资格；因为你没有学术资格，所以你的批判不值得一听；既然不值得一听，那自然就不需要进行任何学术辩论。

  整个过程分为三个标准化的步骤。第一步是身份降级。不管你有多高的学术成就，不管你的研究有多扎实，只要你批判以色列，立刻就会从“顶尖学者”变成“边缘学者”“业余爱好者”“宣传家”甚至“阴谋论者”。桑德是特拉维夫大学的终身教授，法国索邦大学的博士，他的早期著作是以色列大学历史系的标准教材，但就因为写了《虚构的犹太民族》，一夜之间就成了“历史伪造者”。芬克斯坦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他的博士论文得到了诺姆·乔姆斯基的高度评价，被认为是大屠杀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但最后也被打成了“学术骗子”。

  第二步是动机污名化。权力从来不会和你讨论事实和逻辑，它只会攻击你的动机。它会说，你之所以批判以色列，不是因为你追求真理，而是因为你有“反犹主义”倾向，是因为你“自我憎恨”，是因为你想出名，是因为你收了阿拉伯人的钱。这种污名化最恶毒的地方在于，它根本无法证伪。你说你不是反犹主义者，他们会说“反犹主义者从来不会承认自己是反犹主义者”；你说你没有收阿拉伯人的钱，他们会说“你肯定收了，只是我们没有找到证据”。

  第三步是系统性封杀。通过行政手段剥夺你的教职，让出版社不敢出版你的书，让学术期刊不敢发表你的文章，让学术会议不敢邀请你发言，让你拿不到任何研究经费。慢慢地，你就会从学术共同体中消失。年轻的学者看到你的下场，自然就会学会自我审查，不敢再碰敏感的话题。

  福柯说过：“权力不需要反驳真理，它只需要剥夺真理言说者的资格。”这句话在今天的西方学术界，得到了最淋漓尽致的体现。以色列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制造出了一个“所有严肃学者都支持以色列”的虚假共识。那些敢于说真话的学者，都被他们从“严肃学者”的队伍里开除了。

  这种意识形态暴力，最能暴露西方所谓“学术自由”“交往理性”的双重标准。

  哈贝马斯，这位被西方学术界捧为“道德权威”的哲学家，从来没有研究过巴以冲突的历史，从来没有去过加沙，从来没有看过一份巴勒斯坦的档案，甚至连一本佩普或者桑德的书都没有读过。但2023年加沙战争爆发后，他第一时间发表声明，无条件支持以色列的“自卫权”，指责所有批评以色列的人都是反犹主义者。就因为他是哈贝马斯，他的这些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言论，就被西方媒体和学术界奉为圭臬。

  而桑德、佩普、芬克斯坦，用了一辈子的时间研究巴以冲突，写出了基于严格档案和史料的学术著作，却被打成了“伪学者”，被整个西方学术共同体排斥。哈贝马斯随便说一句话就是“道德权威”，而那些真正做研究的学者，连说话的资格都没有。这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交往理性”？这就是西方引以为傲的“学术自由”？

  伊朗学者阿塞夫·巴亚特说得没错：“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和‘平等对话’，只适用于那些不批判以色列的人。只要你批判以色列，你连进入公共领域的资格都被剥夺了，根本没有什么平等对话可言。”

  更讽刺的是，西方学术界为乌克兰学者被俄罗斯制裁大声疾呼，却对巴勒斯坦学者被以色列屠杀、监禁、开除集体失语。2023年加沙战争以来，以色列已经杀害了超过200名巴勒斯坦的大学教授和学者，炸毁了加沙几乎所有的大学和图书馆。但西方的学术团体，没有一个站出来谴责。西方学术界为俄罗斯学者被剥夺教职感到愤怒，却对桑德、佩普、芬克斯坦被开除集体沉默。他们说学术无国界，说知识不应该被政治干预，但这些原则，显然不适用于批判以色列的人。

  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很简单。西方的学术共同体，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于政治和权力的象牙塔。它深深地嵌入在西方的霸权体系之中，服务于西方的地缘政治利益。犹太复国主义是西方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友，支持以色列是西方政治正确的核心。任何挑战这一政治正确的人，都会被整个体系排斥。

  美国的大学，每年都会从犹太复国主义团体那里获得数十亿美元的捐款。哈佛大学的最大捐款人之一谢尔登·阿德尔森，是以色列右翼政府的坚定支持者。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校长，就是因为没有足够强硬地打压校园里的亲巴勒斯坦运动，被迫辞职。在这样的环境下，怎么可能有真正的学术自由？

  以色列越是疯狂地打压这些批判者，就越是证明它的叙事在学术上是站不住脚的。如果“犹太民族流亡两千年”是真的，如果1948年没有发生种族清洗，如果大屠杀没有被工具化，那么以色列根本不需要害怕这些学者的声音。它完全可以拿出证据，在学术辩论中光明正大地击败他们。但它没有。它只能用暴力来维持自己的合法性。

  暴力是弱者的武器。当一种意识形态无法在事实和逻辑层面自证其合理性时，它就只能转向对言说者的迫害。

  但真相是压不住的。这些被西方学术共同体开除的学者，他们的著作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虚构的犹太民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销量超过100万册。《种族清洗：巴勒斯坦的纳克巴》成为全球大学中东史课程的必读书目。《大屠杀产业》改变了无数人对大屠杀历史的看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犹太复国主义的叙事，开始看清以色列的种族隔离本质。

  桑德曾经说过：“我知道我可能看不到巴勒斯坦解放的那一天了，但我相信，我的书会。”佩普也说过：“历史最终会站在真理这一边。今天他们把我赶出以色列，但总有一天，我的书会出现在以色列每一所大学的课堂上。”

  他们虽然被剥夺了学术身份，但他们赢得了历史的审判。而那些用意识形态暴力扼杀真理的人，终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知识的力量，从来不在于它被权力所认可。而在于它对真相的追求。只要还有人敢于说出真相，意识形态暴力就不可能永远得逞。这大概是这个黑暗的时代，我们能看到的唯一的光。

2026. 元月 10

参考文献

[1] 桑德 S. 虚构的犹太民族[M]. 王岽兴, 张蓉,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2.

[2] 佩普 I. 现代巴勒斯坦史[M]. 李娟,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2.

[3] 芬克斯坦 N G. 加沙战火[M]. 吴鸿谊, 译. 2019

[4] 萨义德 E W. 东方学[M]. 王宇根,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5] 福柯 M. 权力与知识[M]. 严锋,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6] 巴亚特 A. 世俗主义的救赎[M]. 王宇洁,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1.

[7] 齐泽克 S. 暴力：六个侧面的反思[M]. 唐健,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英国卫报：从杜鲁门到特朗普，亲以色列游说集团如何“驯服”美国中东政策近80年

2026-08-02 

      “我可以在美国犹太人面前发声。”——1977年，以色列外长摩西·达扬用这句话“勒索”吉米·卡特，迫使美国总统放弃巴勒斯坦家园方案。这只是近八十年来亲以色列游说集团“驯服”美国总统的一个缩影。 

        1948年，哈里·杜鲁门在选举压力下，违背国务卿马歇尔的强烈建议，下令承认以色列——马歇尔警告这将“严重损害总统职位的高度尊严”。1975年，AIPAC起草的76名参议员联名信摧毁了杰拉尔德·福特的“重新评估”中东政策。

        2011年，巴拉克·奥巴马在AIPAC压力下迅速退缩，甚至威胁巴勒斯坦领导人撤回联合国决议。           

        从杜鲁门到特朗普，美国总统们经常“屈从于以色列及其倡导者的要求”。 

        《以色列游说集团：美国被一个外国势力掌控》引用乔治·华盛顿告别演说中关于“对外国的狂热依附”的警告，呼吁美国人团结起来，阻止任何外国势力对美国政策施加如此大的影响。 

         ——本文编译摘录自《以色列游说集团：美国被一个外国势力掌控》（Israel’s Lobby: America in the Grip of a Foreign Power）。作者：伊莱·克利夫顿，昆西研究所“负责任治国之道”的联合创始人兼高级顾问。伊恩·勒斯蒂克，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学荣休教授，专攻阿以关系与美国外交政策。 

         新书《以色列游说集团：美国被一个外国势力掌控》追踪了近八十年来美国历史上最强大的外交政策游说集团的成长。 

        1948年，当巴勒斯坦战火纷飞时，哈里·杜鲁门陷入了困境。 

        一边是犹太复国主义游说者和总统的国内政治顾问，他们敦促他在尽可能多的巴勒斯坦土地上支持建立犹太国家。 

        另一边是他的最高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官员，由国务卿乔治·C·马歇尔领导。他们的一致建议是阻止建立犹太国家——他们认为这将引发中东战争，危及美国与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未来关系。 

        也许除了乔治·华盛顿之外，美国历史上没有任何外交或军事领袖在爱国美德和尽职尽责方面的声誉能与马歇尔相提并论。

         杜鲁门对这位国务卿充满敬畏，马歇尔作为美国武装部队参谋长，曾被温斯顿·丘吉尔誉为二战“真正的胜利组织者”。战后，正是马歇尔启动了以他命名的重建欧洲计划。 

        在1940年代中期，马歇尔悄悄但坚定地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的提议。

         他担心美国的支持将为苏联提供利用阿拉伯愤怒的机会，在苏美战争的情况下危及中东石油供应，并需要部署本已不足的美军来防止巴勒斯坦的流血和不稳定。这确实是杜鲁门几乎所有最重要的军事和外交政策顾问的坚定观点。 

         “利用大多数选民对此问题无知或漠不关心的事实，（以色列）游说集团利用巨大资源……奖励或惩罚政客” 

         杜鲁门个人深受纳粹“最终解决方案”犹太幸存者苦难的触动，但也对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及其他犹太代表团、朋友和政客为争取承认巴勒斯坦犹太国家而不断施压感到恼火，有时甚至愤怒。 

         尽管个人感到恼怒，但他无法忽视他们。正值选举年，他将对阵纽约州长托马斯·杜威，犹太复国主义游说集团的压力迫使他陷入一个痛苦而尴尬的境地。 

         随着巴勒斯坦陷入内战，阿拉伯国家威胁入侵，最后一批英国士兵即将离开，杜鲁门于1948年5月12日召开了他的高级顾问会议。根据马歇尔本人对会议的描述，他警告杜鲁门不要采纳其主要政治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强烈主张的在以色列建国前承认该国的政策。 

         马歇尔说，此举将是“为赢得几票的透明伎俩”，将使“总统职位的高度尊严……严重受损”。马歇尔宣布，如果杜鲁门在这个问题上屈服于政治压力，他个人将无法投票给他。震惊的杜鲁门以同意马歇尔的观点结束了会议。

         然而，在两天内，由于对自己总统宝座的脆弱性以及犹太复国主义同情者可能将纽约选举人票投给共和党人的敏感性，他下令美国承认以色列。 

         今天，被统称为“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团体影响力更加强大。杜鲁门的困境——在对国家利益的感知与违抗强大游说集团的政治代价之间的挣扎——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一任又一任总统都将经历。

         快进到当下：特朗普今年早些时候决定对伊朗开战，是在以色列持续游说美国加入这场灾难性行动之后做出的。 

         这一决定也违抗了他几位高级顾问以及45%对以色列持负面看法的共和党人的意见。这一决定或许可以最直接地被解释为特朗普两届总统任期中反复无常决策的又一个例子。但对几位前任总统经历的仔细审视表明，这一总统决策更多是常态而非例外。 

         事实是，从杜鲁门到特朗普，大多数美国总统都向以色列及其倡导者的要求低头。出于对国内政治失败的恐惧，总统们经常拒绝或放弃他们及其最高顾问都认为符合美国最佳利益的外交政策，代价是在和平解决以巴冲突方面无法取得有意义的进展。 

         我们的新书《以色列游说集团》追踪了数十年来美国历史上最强大的外交政策游说集团的成长。由一系列明确主张美国政策偏袒以色列利益的组织、团体和个人组成，该游说集团由以色列政府培育——并得到其鼓励和指导。 

         利用大多数选民对此问题无知或漠不关心的事实，游说集团利用巨大资源和集中注意力，根据政客是否愿意遵循游说集团指示来奖励或惩罚各级政客。 

         例如，在杜鲁门事件二十多年后，杰拉尔德·福特总统启动了他所谓的对其中东政策的“重新评估”。这一倡议由福特及其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提出，以摆脱两年来在推进全面阿以和平协议方面的尴尬失败。福特和基辛格都对以色列的阻挠深感不满。 

        重新评估由基辛格召集的“智者”委员会进行：曾担任战后美国外交政策体制支柱的前政府官员。委员会的一致建议是施压以色列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撤军，以便与苏联合作实现全面和平。 

         福特打算接受这一建议的明确迹象引发了以色列游说集团主要组织的强力动员，如主要犹太组织主席会议和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 

         游说集团的决定性成就是一份由AIPAC起草并递交福特总统的信，要求总统“明确……美国出于自身国家利益，在未来的谈判中坚定地与以色列站在一起”，该信由76位参议员签署。 

         福特对此“愤怒至极”，他认为是以色列利用游说集团阻挠外交的竞选活动。但他被震慑了。 

         为了保护自己来年选举的机会，福特拒绝了“智者”的一致建议，回到了那曾令他无比愤怒的循序渐进过程——实质上是不断增加援助从以色列手中购买1967年从埃及夺取的西奈半岛碎片，然后将它们归还给埃及。福特和基辛格还大幅扩大了美国对以色列支持的范围和规模。 

         这包括1975年9月1日签署的美以《谅解备忘录》中一套全面的美国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承诺，以及秘密附件。 

         基辛格的助手将谈判中对以色列做出的保证和让步描述为“令人震惊”和“简直难以置信”。福特在他的回忆录中痛苦地写道，由四分之三参议员签署的AIPAC信毁了他的外交计划，给他的竞选蒙上了阴影。 

         事实上，福特输给了吉米·卡特。游说集团希望赢得71%犹太选票的卡特能放弃全面中东和平的愿望，但他很快让他们失望了。 

         总统将目光投向了解决阿以冲突核心问题的和平条约。凭借高民调和似乎准备好迎接一位常识型、解决问题的总统的美国公众，卡特于1977年3月表达了他对“巴勒斯坦家园”作为他希望实现的中东和平关键特征的信念。 

         亲以色列游说集团立即动员反对卡特的和平倡议。在6月初为总统准备的一份严格保密的50页备忘录中，卡特的国内政治事务高级顾问警告他，由于游说集团反对他公开考虑巴勒斯坦家园，他将面临严重后果，包括可能无法获得党内再次提名的风险。 

         卡特没有气馁，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议上直接批评了总理伊扎克·拉宾日益僵化的立场。他与1977年5月成为以色列总理的梅纳赫姆·贝京的分歧更为尖锐。与此同时，卡特开始了与埃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领导人的密集沟通。 

         1977年10月，美国国务卿赛勒斯·万斯与苏联外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发表联合声明，承诺两个超级大国“尽快实现阿以冲突的公正持久解决”。 

         尽管完全预料到总统中东政策会遭到反对，政府还是对以色列政府和游说集团对美苏声明的近乎歇斯底里的反应感到震惊。卡特深切关注政治损害，在纽约请求会见以色列外长摩西·达扬。 

         据在场卡特的国安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称：“达扬实质上是在勒索总统，他说除非他能得到保证——我们将反对独立的约旦河西岸，并给予他们经济和军事援助——否则他将不得不在这里的美国公开声明中表明我们的不情愿……‘我可以去，’达扬说，‘去找美国犹太人。’”面对这一威胁，卡特投降了。 

         次日，万斯和达扬发布联合声明，总结了凌晨起草的美以“工作文件”。 

         声明确认谈判将大幅缩减，不会将巴勒斯坦家园作为核心议题。最终结果是著名的以色列-埃及“单独和平”，为卡特、贝京和萨达特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也导致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孤立和萨达特遇刺，并为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以及导致以色列事实上的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吞并的定居点项目铺平了道路。 

        13年后，乔治·H·W·布什总统很可能感受到了卡特当年的感受——面对以色列游说集团对其阿以和平倡议的激烈反对，他公开表达了对这种影响力的挫败感。               在为提高即将到来的马德里和平会议前景而暂停美国对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上住房支出的贷款担保的努力中，他面临了游说集团的激烈反对。在新闻发布会上，他表达了自己的恼怒。 

         “我们面对的是非常强大和有效的、有时是那些去（国会山）的团体，”布什说。“我今天听说有一千名左右游说者在国会山上为问题的另一方工作。我们这边只有孤独的一个小人物在做这件事。” 

         游说集团阻挠总统和平倡议的能力在奥巴马政府期间再次特别有力地展现。 

         在他之前，没有哪位总统带着如此详细的以巴争端知识、如此多的与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个人接触记录，以及如此持续的对美国与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更密切关系的承诺进入白宫。他完全接受了“两国方案”，发起了一项高调的和平倡议，以以色列全面冻结约旦河西岸定居点为启动条件。 

         但以色列和美国以色列游说集团领导人的愤怒风暴，以及巴拉克·奥巴马与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之间的公开争吵，对前者的伤害大于后者。 

         奥巴马迅速改变了方向，实际上用游说集团内部人士丹尼斯·罗斯取代了与被认为亲巴勒斯坦的和平特使乔治·米切尔，总统很快实施了罗斯完全放弃这一努力的建议。 

         奥巴马没有施压以色列停止定居点，而是亲自致电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马哈茂德·阿巴斯，威胁如果阿巴斯不撤回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的反定居点决议，将撤销4.5亿美元的美国对巴援助。在第二任期第一年的联合国大会演讲中，奥巴马与他之前在联合国演讲中的措辞大相径庭。 

         他没有批评以色列定居点和施压两国方案，而是将自己与巴勒斯坦恐怖主义的以色列受害者等同起来，反对任何违背以色列坚持双方直接谈判的联合国行动，并谴责挑战以色列作为犹太国家合法性的行为。 

         奥巴马戏剧性撤退的原因很容易从他的回忆录《应许之地》中推断出来，他在书中抱怨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通过唤起被标签为反犹主义的恐惧来威慑美国政客服从的能力，并强调他自己作为“一个住在路易斯·法拉罕同一社区的黑人穆斯林名字者”对这种威胁的特别脆弱性。 

        “在大屠杀之后，这个问题在美国的政治已发生变化，许多美国人对以色列的进攻做出热情反应” 

         最近，在乔·拜登身上，以色列游说集团找到了一位真正相信犹太国家值得美国“特殊关系”的总统。这一承诺的坚定性在以色列对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2023年10月7日袭击的回应中受到了考验。 

         在接受了游说集团“华盛顿与耶路撒冷之间的任何‘缝隙’都会鼓励阿拉伯的不妥协”的咒语，并铭记奥巴马因对以色列人展示“严厉的爱”而遭受的政治惩罚后，拜登压制了所有高级顾问关于采取有意义的行动阻止以色列对加沙巴勒斯坦人进攻的建议。 

         当他确实对过度平民伤亡提出有限抱怨并实施了美国对以色列军备补给的小幅延迟时，共和党犹太联盟回应抨击政府在美以关系中插入缝隙，而AIPAC向国会议员发送了一份详细备忘录，为以色列的行动辩护为有限、必要且旨在减少平民伤亡。 

        这些政府的经历证明了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智慧和非凡洞察力。在告别演说中，华盛顿警告美国的政府体制很容易被一个对外国有“狂热依附”的团体所利用。 

        在一个旨在依靠制衡力量动员来限制由自身利益或特定观点驱动的派系影响的体制中，华盛顿认为，由于任何致力于他国利益的派系不会自然地发现其影响被有效的国内反对所制衡，它将因此驱使美国在海外做出夸张和危险的承诺，并将其卷入违背国家利益的争吵和战争。 

         在大屠杀之后，这个问题在美国的政治中已发生变化，许多美国人对以色列在加沙、黎巴嫩和约旦河西岸的进攻做出热情反应。

         拜登和卡玛拉·哈里斯因屈从于以色列及其游说集团而付出了沉重代价。在2020年投票给拜登但2024年未投票给哈里斯的选民中，近三分之一表示结束以色列在加沙的暴力是影响他们投票决定的首要问题。 

         在两党中，对以色列的支持率急剧下降；60%的美国人对以色列持负面看法，创纪录数量的以色列批评者正在赢得国会初选。 

         但这些损失并未阻止以色列或其游说集团努力扭转特朗普2024年避免中东战争的竞选承诺，追求美以军队之间更密切的关系，并花费数百万美元阻止对该国的批评者的崛起。 

         当然，美国的以色列及其政府支持者完全有权表达意见并努力影响公共政策，游说集团绝不是扭曲美国民主的有钱利益集团的唯一工具。 

         此外，美国总统拥有自由意志：乔治·W·布什政府由许多与以色列右翼意识形态完全一致的人管理。一个无能且易受骗的特朗普显然应对屈服于以色列压力并将美国拖入最新战争负责。 

        但除非其他团体能够自由地以其他利益为出发点行动——且不受反犹主义指控的威胁——美国的中东政策将继续危险地扭曲。 

        既为了在国外保障和推进美国利益，也为了在国内保护美国自由，美国人必须团结起来，阻止任何外国势力像以色列那样，无论是直接还是通过代表其行事的派系，对美国的政策和公共辩论施加影响。

肖雪慧：《被西方文明驯服的一神教》下篇

——基督教在西方古代以来试验的制度及多种力量和观念演变发展博弈中被驯化

（微信，2026-07-30）

      二．西方社会在驯服世俗权力的同时，也成功驯服了基督教，使之找到合适位置

      三．基督教的极端保守势力并不安于这种位置，川普上台，相互利用，逆流汹涌

正文:

二．西方社会在驯服世俗权力的同时，也成功驯服了基督教，使之找到合适位置

         宗教是人们解释世界的一种早期尝试，它为信仰者提供心灵慰藉、道德支持，其产生和承续，有其合理性。

关于基督教，因为现在很多有基督教背景的人或受其影响者把一切进步归于基督教，似乎人类文明史都是从基督教开始的。所以，有个事实须得一提：教会本身就是希腊罗马文明的继承者。它的神学从被它视为异端的希腊罗马哲学中接受了许多东西，它的教会吸收了罗马政治组织和法律的几乎全部内容。罗马帝国灭亡后，基督教和教会作为帝国遗产保存了下来，担当起教化蛮族的任务。尽管教会从在罗马取胜之日起，精神上的专横就成了它自身的一个毒瘤。但由于它提供了有巨大感染力的救主形象，它倡导的同情心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普遍性，还有基督教传教士可敬的纯洁生活和不屈不挠的意志，它以惊人速度在西方传播。

         基督教是高度组织化的宗教。强大的教会组织对教众有很大控制力。历史上，教会作用复杂。当罗马帝国被蛮族摧毁后，教会是罗马时期创造的制度文明的保存者，而且在使德意志蛮族文明化方面作用不可小觑；教会实施精神控制，导致精神世界单调，并压制了科学，但教会的修院制度在文化保存上功不可没；天主教教会跟世俗政权并立争斗，本身也有意义，哪怕双方都是魔鬼。实际上，教会和世俗政权这两大权力互有越界和渗透，又互有牵制和约束，都有专横作恶的一面，但因为不是一元权力格局，在教权和世俗王权争斗的空隙中，不仅有市民社会的发育空间，还留下中世纪最伟大遗产之一：大学和大学制度。大学利用国王特许状抵制教会的控制，又利用教皇的特许状摆脱王权控制，大学在二权之争中获得自由空间和独立法权地位，成为知识“国土”的权威。

但一神教的排他性，决定了任何一神教本质上都是不宽容的甚至是专横、残酷的。历史上，基督教把这一面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且血腥程度超过同时期其他一神教。

无论新教旧教，历史上都贯穿了黑暗而无情的不宽容。不仅针对不同信仰，基督教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战争和杀戮，不比对付其他宗教手软。新旧教之间的敌视导致残酷迫害甚至战争。法国圣巴托罗缪之夜天主教对新教徒的大屠杀，在新教徒掌权的地方对天主教同样屠杀和迫害，比如英国；教派林立的新教内部彼此敌视，北美殖民时期就经常爆发新教徒内部战争……

历史上，仅仅因为教派之争引发的血腥屠杀和战争就不计其数。对科学的阻扰，也不是凭现在一些歪曲历史的人，无论思想极端的神职人员还是狂热信徒两片嘴就能抹杀的。如今，把经历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一系列冲击，回归到可以真正充当其信众灵魂居所的基督教，说成一开始就伟光正，似乎没了它，人类只配在黑暗中挣扎，这种话术，同样不能持久。

         基督教最终能适应现代社会，能在进入现代后在社会中起到一些独特作用，是因为西方社会一直存在多种力量，这些力量一直处于博弈中。当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出现，经历被迫害、排斥的艰苦过程最终成为国教，中世纪在整个欧洲通过对人们从生到死和几乎每个生活细节的渗透实现了对人精神的控制，但如前所述，在教权之外还有世俗权力的存在。

现在有些人为了把宪政民主说成源自基督教，不顾基本历史事实，直接删除掉民主宪政的古老来源，而且删除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甚至把现在的问题直接归咎于曾经在旧制度下同时反对教权和世俗专制王权的启蒙运动。

我认为，西方不是因为出现了基督教才有了宪政民主，相反，是西方古代以来试验的制度以及多种力量和观念的演变、发展、博弈……驯化了这种一神教，使之找到合适位置，对信仰它的人者来说，它成为安顿灵魂的居所。其中，文艺复兴“人的发现”，启蒙运动在伸张人的理性的同时对教权和世俗专制王权的批判，对于驯化这种一神教，至关重要。

也可以说：是西方文明自古典以来的多重因子跟基督教在博弈的同时也在交融、相互吸收和渗入，如前所说，基督教神学就直接吸收了古希腊哲学。更重要的是，文艺复兴以来、特别是启蒙运动的批判以及这期间社会变革中产生的新的政治原则、法律规范（如美国建国时期确立的政教分离原则）等多种因素规制和驯服了这种一神教，最终把它约束在作为信众心灵居所的位置。

三．基督教的极端保守势力并不安于这种位置，川普上台，相互利用，逆流汹涌

基督教中不安于这种位置的极端保守派别，企图重新用宗教捆绑政治、突破约束，重新回到社会政治舞台中心成为支配力量。2016川普胜选，机会来了。对基督教并无信仰的川普跟这股宗教极端保守力量相互利用，使其从隐性力量成为显性力量，走向前台，直接冲击和挑战政教分离原则。基督教保守派在某国信徒众多，一众头面人物一头扎进这股逆流，推波助澜，宣示《逾越百年启蒙走向启示元年》、声称《从“清明节”到“复活节”》，更多人动辄用“只有”、“才能”这种逻辑上的必要条件假言命题，通过虚构逻辑关系的话术，把并无逻辑关系的两件事（信教与社会转型）捆绑在一起，透出把他们信奉的教当成世界唯一真理教的妄念。对政教分离原则的另类解释甚至攻击，无疑是这批人特别热衷的。

川普2024角逐总统大位，公开向基督徒许诺要让信仰回归中心。二进宫后，上任之初就签署行政令，在白宫建立了信仰办公室，声称要打击反基督教“偏见”，甚至插手学校教育，砍进化论，要求圣经进课堂……背离政教分离的趋势更为明显，且显现出正在朝向政教合一。

         宗教本身，如果没有随着社会发展进行改进的能力，又跟政权苟合，这些地区或国家的前景是不乐观的。而在既存在多元力量又经历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社会科学文化政治经济思想等各领域发生巨大进展的地方，人的观念也会发生改变，达尔文进化论的出现就引发思想、精神风暴，推动很多人改变了观念。这些条件会推着宗教本身发生变化——无论是主动顺应时代变化趋势还是在抗拒中改变。这正是欧美各国的基督教已经发生的。

         但川普以来美国发生的变化表明，这样的进步并不是一劳永逸的。

（2026年3月15日）

哈佛法学院教授：美国建国 250 周年：是时候向权力重申法治原则了

作者：Alexandra Natapoff 和 Guy-Uriel Charles

来源：微信；日期：2026 年 7 月 20 日

250 年来，美国人一直在探讨法治民主的问题。如今，这一探讨陷入了困境。在我们各自的专业领域——选举权与刑法——这种困境的后果已显露无遗，令人触目惊心。

不受制约的权力正日益造成严重破坏。正如最高法院在竞选和选举权相关裁决中所表现出的那样，该法院对经济与政治权力的不平等分配漠不关心。结果，我们的选举进程被高度集中的财富和私人影响力所主导。

刑事司法体系那令人畏惧的权力，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仅受到法律微弱的制约。如今，随着行政部门肆意炫耀其起诉和赦免的权力，这种权力已公然侵入政治领域。正如我们多年来一直指出的那样，最终为这种治理失败买单的是普通民众——他们失去了政治话语权、自主权、财产、安全，甚至最终失去了自由。

在美国，权力不受制约的问题正全面加剧。从行政部门到国会，再到金融、媒体和科技领域，集中的权力正日益摆脱民主的束缚。公共部门的决策者无视数百万美国人的利益；私人利益集团左右着具有国家意义的公共决策；而普通民众则沦为政治博弈的牺牲品。

法治民主本应是遏制此类权力滥用的良方，因为法律并非权势者的专属。所谓“法治”，简而言之，就是一种承诺：即通过公开的法律探讨与程序来化解分歧与争端，而非依靠赤裸裸的权力宣示、强制手段或暴力。

民主决策需要全社会范围内具有包容性的公开对话，探讨法律的内涵以及我们究竟希望如何共同治理国家。当这种对话陷入困境时，也就意味着民主本身陷入了危机。

呼吁加强探讨或改善对话，在应对权力滥用时听起来似乎有些软弱无力。然而，法律正是言辞与理念发挥关键作用的领域之一。在选举领域，正是那些法律条文界定了各项权利，使普通民众能够发挥出非同寻常的影响力。在刑事司法体系中，我们仅凭言辞就能助人重获自由，无需动用撬棍。无论是有宗教信仰还是无信仰的人，大家都在意我们如何解读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宗教自由。

“公民”一词的定义关乎数百万个家庭。聚在一起探讨这些议题绝非无力的举措，而是在共同寻求处理这些问题的良方。

谈论公共对话、法律和民主价值观，听起来或许有些老派，甚至带有一种近乎天真的理想主义色彩。我们身处的时代很容易滋生愤世嫉俗的心态。但我们坚信，我们的法律理想主义与今年所弘扬的价值观是相契合的。民主最理想的状态，是一种包容性的公共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众多背景各异、观点相左的人们能够和平地就那些影响深远、充满争议的公共事务做出决策。

《独立宣言》本身就是对公开法律辩论与舆论所蕴含之价值的有力肯定。它的起草（由律师执笔绝非巧合）旨在捍卫个人权利，抵御君主不受制约的权力，并建立一个“其正当权力源于被统治者同意”的政府。对于任何渴望自由、平等与人的尊严的政治共同体而言，制宪者们显然将此类法律话语视为不可或缺的工具。

我们并未对建国者们的缺陷与虚伪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毕竟，在他们当时的体制下，我们两人都不具备投票权。然而，法律与民主本质上都是未竟的对话，在代代相传中不断修订与演进。为了让这场对话能更公平地惠及普通民众，法律必须挺身对抗不受制约的权力——无论是国家权威、私人财富还是暴力。正因如此，我们视建国 250 周年这一契机为动力，旨在与学生、同事、法律界同仁以及所有关心美国法律与治理未来的人士，共同开启新的探讨。

（本文作者亚历山德拉·纳塔波夫（Alexandra Natapoff）和盖伊-尤里尔·E·查尔斯（Guy-Uriel E. Charles）皆为哈佛法学院讲座教授）

专访江学勤：预测美伊战争这样地面入侵，2028川普迂回当上总统

来源：“陆家嘴分析员”公号 ，微信2026-7-21

加拿大籍华裔地缘政治学者江学勤接受《与赛勒斯・詹森对话》专访，深度剖析美伊战争来龙去脉与未来走向。江学勤以其标志性的 "异常事件分析法"，2020 年苏莱曼尼遇刺后曾预判川普上台必对伊开战。美伊战争前瞻，江学勤拆解美国意欲推翻伊朗现政权三大战略支柱 —— 摧毁经济、代理人地面入侵、控制霍尔木兹海峡。

访谈直击要害：美伊那个停火协议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政治分裂阴谋？伊朗会永远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吗？ 2028 川普要连任，宪法哪个漏洞可以钻？日元套利交易终结多大可能引爆全球经济崩溃？

以下全文翻译：

主持人：教授，我关注你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一直是你的忠实粉丝。最令人惊叹的是你在油管上的迅速崛起。你现在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火的地缘政治博主了。我认为这很大程度上因为你几个重大预测——预测川普会赢得2024大选，预测他会对伊朗发动战争。都算得极其准。今天的采访我想请您先回顾一下这些预测吧

江学勤：我看新闻时会寻找那些异常的、突出的、不太合理的事情。引起我注意的事件是2020年1月，川普下令暗杀卡西姆·苏莱曼尼将军。

他是伊朗的中东特使，负责协调伊朗与真主党、伊拉克什叶派民兵、胡塞武装以及叙利亚等代理人的关系。他在协调伊朗在中东的整体外交政策。而且他已经做了20年，他是在与美国人的合作下做这件事的——因为通常你做外交政策，需要一个对等的对手来协调。所以卡西姆·苏莱曼尼将军从不觉得自己受到美国的威胁，可，美国为什么要杀他呢？如果他们杀了他，美国人不就失去在中东协调政策的支点了吗。所以我认为暗杀卡西姆·苏莱曼尼是一个异常动作，异常事件：这很不合理。要记住，在那种背景下，如果你杀了一名外交官，伊朗就一定向你宣战。所以那时候，我认为我接收到川普决意对伊发动战争的最大信号。后来呢，仅仅因为他输掉了2020大选，战争才被推迟了。

主持人：但你可以推测，如果他重新上台，他就会对伊朗宣战，对吧？

江学勤：没错，这两件事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川普能在2024年获胜，那么他肯定会对伊朗宣战。

       美伊战争，美国会地面入侵吗？

主持人：美伊战争已经进入第五个月。有趣的是，我们有过一次停火，60天的停火，但我们已经看到了大量问题，对吧？以色列继续入侵和占领黎巴嫩部分地区。这对伊朗人来说似乎是一条红线。我们还看到，有一个很大的说法，说美国在补充石油储备。他们在为第二阶段做准备，可能是地面入侵。

江学勤：没错。

主持人：你对此有什么看法？我想，你过去预测得如此准确，那么在战争的下一阶段，现在会发生什么？

江学勤：我认为两个月的停火，和这份谅解备忘录都是拖延战术，因为最终美国想要伊朗政权更迭。要做到这一点，他们需要实现三个主要目标。第一是摧毁伊朗经济，通过限制他们向中国等出口石油的能力来做到这一点。目标是制造尽可能多的民众不满。

第二是对伊发动地面入侵。目前在那个地区有大约6万美国士兵。6万人还不足以真正入侵伊朗。所以得辅以伊朗内部出现问题，比如触发西北部库尔德起义。我认为很快就会发生——库尔德人在美国空中力量、美国特种部队的支持下入侵伊朗西北部，其余部队将用于后勤、补给和组织目的。这与我们在乌克兰看到的非常相似——本质上是一场代理人战争。乌克兰士兵在前线，但北约提供武器、情报、特种部队、指挥控制以及资金。所以这就是他们所构想的地面入侵的方式。他们不想投入那么多美国士兵，因为每次有美国士兵伤亡，在美国都是大新闻，对这场战争在美国国内已经有挺大抱怨。好的，这就是计划的第二部分，地面入侵。

第三是把伊朗从霍尔木兹海峡赶出去。因为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石油就可以自由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全球经济的压力就会减小。对吧？这就是美国对伊战争战略的三大支柱：1）摧毁伊朗经济、2）战略性和有限度的地面入侵，3）重新控制霍尔木兹海峡。

要做到这一点，美国未来的战略首先是在伊朗制造尽可能多的政治分裂，而谅解备忘录就是为此设计的。因为如果你阅读谅解备忘录的实际14点内容，它对伊朗非常有利——它承诺解除制裁，承诺向该国提供2000亿美元投资，承诺解冻伊朗在卡塔尔的资产。所以这对伊朗人来说极其有利。但其中有一点是不可谈判的，那就是伊朗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

所以我认为谅解备忘录就是为了在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领导下的军事领导层和伊朗政治领导层之间制造分裂。因为如果你是政治领导层，你首先关心的是国内政治稳定，对吧？你也关心你与中国、巴基斯坦、俄罗斯等其他大国的关系。所以你实际上愿意放弃真主党。如果唯一的争议点是真主党，你会想："我们不需要真主党。真主党是个不稳定因素。我们还是专注于经济合作吧。"但如果你是伊斯兰革命卫队，你在道德上、宗教上和政治上都有义务不惜一切代价保护真主党。所以谅解备忘录几乎就是被设计成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以佩泽什基安总统为代表的政治领导层之间打进一个楔子。

主持人：对。

江学勤：好的。这是第一个策略。第二个策略是在伊朗南部进行有限轰炸。这就是过去24小时已经在发生的事情——你看到对伊朗南部的大规模轰炸，因为如果你要发动地面入侵，那就是你会选择的地方。你会派部队占领霍尔木兹海峡，然后占领这些岛屿，以扼杀伊朗经济。第三是幕后外交，你在政治和外交上向伊朗施压，要求达成政治解决方案。所以我们看到很多这些策略正在实时上演。而对你隐藏着的最终目标是政权更迭。

为什么川普想要伊朗政权更迭

主持人：伊朗经济受到冲击，正在挣扎。我节目里请过穆罕默德·马兰迪教授，他是伊朗非常直言不讳的声音，但他也承认伊朗经济正在挣扎，受到沉重打击。但在美国历史上，在世界各地发动这些空袭和征服行动中，我觉得这很难——因为理论上听起来可行，我们可以制造经济不稳定，然后人民会起义推翻政权。但我们实际上从未见过这种情况发生。我来自佛罗里达，我知道我们一直对古巴使用这种策略。但结果我认为是人民变得更加坚定，他们会说，"我们不想起来反抗，我们反而会更加支持这个政权。"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江学勤：实际上这个策略以前成功过。好的，我说的是颜色革命。我们看到的那些始于突尼斯然后蔓延到埃及的颜色革命，如果你仔细看，这些颜色革命是由美国国务院、FBI资助和组织的，非常有效。国务院通过索罗斯开放社会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进入一个国家，资助那些想要国家民主未来的年轻理想主义者领导的非政府组织。他们还会拉拢私人媒体，然后这些人会飞到华盛顿接受培训，学习如何在他们的国家促进民主。这基本上就是颜色革命网络，他们非常公开地这么做。你可以上网，有很多新闻报道关于颜色革命剧本有多有效。布莱恩·贝莱蒂克就经常谈论这个剧本。

而且如果你看看过去20年的这些政府，利比亚和叙利亚发生的事情都遵循非常相似的模式——美国资助这些反叛组织，然后美国人会插入特种部队来领导这些反叛组织。然后美国对利比亚和叙利亚进行大规模轰炸，从而实现政权更迭。这在过去20年被证明非常有效。

伊朗是不同的情况，因为伊朗是一个有凝聚力的文明国家。他们为自己是波斯人感到非常自豪。而且他们自1979年以来一直受到制裁。1979年以来，他们就知道最终会与"大撒旦"对抗。他们知道美国最终想要更迭他们的政府。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准备了至少20年。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时，伊朗人民能够看到伊拉克发生的事情，他们知道美国最终也会对伊朗做同样的事情——就是他们承诺民主，但他们想要的只是混乱。

所以美国人2003年进入巴格达，向人民承诺民主。起初人民非常热情。但后来保罗·布雷默进入伊拉克，发布了第二号命令。第二号命令是"去复兴党化"。所以如果你属于复兴党，你就不能再在政府、军队和警察部队工作了。那可是整个精英阶层，对吧？那是整个官僚精英阶层。所以你基本上让国家功能失调了。这就是导致过去20年困扰该国的教派暴力的原因。所以伊朗人非常清楚美国人的意图。他们确切知道美国人将如何操作政权更迭，所以他们已经准备了20年。正如我们过去几个月看到的，这个战略在击退美国人方面非常有效。

伊朗的生存是否好于预期？

主持人：我想我们已经确定这份谅解备忘录实际上是在为更大规模的升级争取时间，就像你提到的。那么，你如何评价伊朗过去5个月的反应？你认为他们现在处于更有利的位置吗？他们在军事上抵挡住了美国军队吗？他们超出了你的预期吗？你认为他们比许多人预期的做得更好吗？我的意思是，再次说明一下背景，我想很多美国人以为这会像委内瑞拉一样，非常简单的战争。我们进去一两周，搞定就完事了。

江学勤：嗯，美国的整个战略都是基于伊朗会像委内瑞拉的假设，对吧？所以想法是第一天他们进去杀掉阿亚图拉，然后伊朗人民会起义推翻政权，美国空中力量会进来支持这些亲民主抗议者，然后伊朗人会求和。美国人就能在伊朗建立一个非常亲美的政权。对吧？好的。这就是整个战略，每个人，尤其川普，都对伊朗的激烈反应感到惊讶。

首先，伊朗政权已经证明比美国人想象的更有凝聚力和韧性。他们杀掉了多达三层的领导层——不仅杀掉了最高领导层，还杀掉了继任者，然后是继任者的继任者。伊朗后备领导层的韧性，真的令人难以置信。

这真的让美国人感到惊讶。川普说他很惊讶伊朗人选择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他们选择攻击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比如卡塔尔。他就说，他们不能那么做。所以美国的整个战略，我认为，是基于傲慢的。只是基于对伊朗人的蔑视。所以我认为伊朗人让所有人都感到惊讶。

主持人：没错。

江学勤：好的。我认为在第一个月，我会说伊朗人显然赢得了这场战争。但后来停火发生了，对吧？

伊朗为什么同意停火？

江学勤：你不得不问自己，为什么伊朗人会同意停火，因为他们显然在赢得战争，而且显然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很大压力。  

如果全球经济崩溃，那么美国就会出现通货膨胀。就会出现经济崩溃。私人信贷泡沫和AI泡沫会同时破裂。就会出现大规模不满。民主党会在中期选举中大获全胜。川普会被弹劾。所以伊朗人所要做的就是坚持到，我想说，7月。对吧？

于是他们签署协议，他们同意停火，你不得不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我认为这是因为全球对伊朗人施加了太多压力，要求他们达成和平解决方案，尤其是来自东亚——中国、日本和韩国——因为这些经济体完全依赖中东的能源。尤其是来自伊朗的伊斯兰盟友，比如巴基斯坦。

因为他们也承受着很大压力。所以基本上就是全球都在要求、全球都在向伊朗人施压，要求他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尽快与美国人达成政治解决方案。我认为这告诉我们的是，世界对正义不感兴趣。对荣誉不感兴趣。对公平不感兴趣。世界只对经济稳定和繁荣感兴趣。

主持人：没错。

江学勤：所以美国人表现得像恶霸。美国人和以色列人已经表明他们不关心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他们不关心尊重国家主权。他们在国际体系中表现得像暴徒。对吧？但世界得出的结论是，你不能和暴徒谈判。

美国人和以色列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对此无能为力。所以让我们向伊朗人施压吧，因为伊朗人实际上是讲道理的人，对吧？所以我认为这对伊朗民族国家来说完全不公平。但我认为由于这种动态，伊朗人比美国人承受着更多达成政治解决方案的压力。所以我认为战争的态势由于停火而改变了。

主持人：这是一个有趣的观点，因为我们实际上问过马兰迪教授一个非常相似的问题，他给出了非常相似的回答——由于来自东方国家的很多压力，中国、日本和其他盟友，而且也是为了让伊朗看起来像是"好吧，我们愿意合作"，对吧？我们愿意坐下来谈谈，达成这个协议。

美国入侵真的会成功吗？

主持人：现在让我们谈谈这个潜在的地面入侵。就像你说的，这将是有限的。我认为你不会看到数十万美军在那里，因为那在美国肯定会非常不受民意支持，而且，你知道，对美国来说可能是灾难性的。我想如果他们真的走那条路，会有很多人丧生。

那么，这的可行性如何？就像你说的，怂恿和支持库尔德人起义，有限空袭。这在下一阶段会有效吗？因为我想我们现在都认为今年我们会看到跟伊朗有更多冲突，对吧？

江学勤：首先要知道，美国人想尽可能便宜、尽可能快地打这场战争。这就是华盛顿建制派的整个心态，他们真的相信，比如，我们干掉阿亚图拉，战争就结束了。所以美国人在寻找一个非常简单的一步解决方案来摆脱他们陷入的这个泥潭。

所以他们总是会选择简单的路径。在川普的心目中，大规模入侵必须是快速、致命和有效的。所以也许他在想，如果我派特种部队去偷伊朗人的浓缩铀，战争就结束了。也许如果我派一支特遣部队，一支海军远征部队去占领霍尔木兹岛，对吧，战争就结束了，对吧？或者也许如果我，你知道，把伊斯兰革命卫队从霍尔木兹海峡赶出去，战争就结束了。

他们没有考虑为期四年的系统性、战略性和可行的地面入侵。他们不是从那个角度考虑的。他们只是在想，"我能快速做什么，或者什么一击就能结束这场战争。"非常像委内瑞拉。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你被迫使用地面部队只是因为战争的经济学。我的意思是，他们试了一两个月的空袭，那极其昂贵，尤其是因为你使用的是F-15等战斗机，每架价值约9000万美元。所以如果有一架被击落，那就是很多钱。但即使他们不击落这些飞机，你也在消耗大量弹药去炸山。

所以战争的经济学迫使你使用地面部队，因为我必须这么说——人的生命比战斗机便宜得多。如果他们想继续这场战争，他们就必须使用地面部队。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是美国的战争原则——使用代理人。所以他们需要做的是说服库尔德人，说服伊拉克人，说服沙特人投入地面部队对抗伊朗人。他们还可能想在俾路支斯坦挑起一些民族紧张局势，俾路支斯坦在伊朗的东南角，就在巴基斯坦旁边。那个地区是逊尼派，而伊朗政府是什叶派，所以一直存在这种宗教冲突。他们还可能想把阿塞拜疆引入北方，所以美国的战略总是使用代理人而不是自己的部队。所以如果看到美国对伊朗进行大规模地面入侵，我会非常惊讶。

我认为会发生的是，一旦天气变凉，也许两个月后，你会看到特种部队嵌入伊朗的种族部落，你会看到对伊朗的有限地面攻击，基本上试图针对该国的石油基础设施，试图把伊斯兰革命卫队从海峡赶出去，并试图在该国制造尽可能多的民族紧张局势。

伊朗会永远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吗？

主持人：让我们专门谈谈霍尔木兹海峡，因为我想你之前提到过，川普非常惊讶他们真的能够关闭它，每个人都告诉川普他们会这么做，但他就是不听。

马兰迪教授在我们的一次直播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见解。他说，在2月28日之前，我们从来没有真正想过很多，但2月28日之后，我们未来每天都会想到这件事。我们有了那个杠杆点。我们看到美国拥有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最强大的海军，但伊朗一直非常有效地使用快艇和小得多的船只，用那个海峡把整个世界经济作为人质。你认为，美国有没有可能阻止伊朗获得那个杠杆点？

江学勤：在战争开始之前，我对霍尔木兹海峡曾发表了两条评论。第一条评论是，如果受到攻击，伊朗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因为那是对美国人最大的杠杆点。第二条评论是，美国人对此绝对无能为力。

我们知道，因为"繁荣卫士行动"——由于加沙发生的事情，胡塞武装关闭了红海，阻止国际航运，并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要么停止加沙的种族灭绝，要么我们会封锁红海航运。所以作为回应，美国人向红海派遣了这支庞大的海军舰队，称为"繁荣卫士行动"。这是一项巨大的行动。美国人去炸了很多山，但对胡塞武装完全没有造成伤害。

顺便说一句，胡塞武装只有两样东西。他们有快艇和无人机。但不对称战争的本质是，如果你有决心、有凝聚力、进行游击战，一个帝国对此几乎无能为力。所以"繁荣卫士行动"让伊朗人相信，我们可以轻松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人对此绝对无能为力。

我看那些五星上将和将军们在谈论繁荣卫士行动，他们说他们对胡塞武装的多功能性、灵活性和韧性感到完全惊讶。他们还说我们在这里完全没有解决方案。我们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第三件事他说，"好吧，那就继续这么做吧。" 对吧？所以我们知道，你派遣这些大型战舰对抗拥有无人机的顽固敌人。你什么也做不了。你实际上伤害不了他们，但你不知道还能做什么。所以你会继续这个策略，即使你知道它没有效果。

所以，这告诉我的，而且这真的非常重要，要理解的是，军事官僚机构已经脱离了现实本身。他们不在乎是否赢得战争，因为他们不会遭受任何后果。

如果你是伊朗人，你输掉了这场战争，那么整个精英阶层都会被替换。你的孩子、你的孙子会在这个国家失去社会流动性。老实说，很多人会在这个过程中死去，对吧？所以看看伊拉克。教派战争已经杀死了数百万人，对吧？所以对伊朗人来说，这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

而对美国人来说，最糟糕的情况可能是10年后，当这场战争彻底失败时，国会会在国会听证会上传唤这些将军，他们会对这些将军大喊大叫两个小时，然后就完事了。这就是美国输掉战争的后果程度。

有多少美国人因为越南战争的失败而受苦？我的意思是，因为阿富汗，因为伊拉克。美国人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在输掉战争。而且实际上没有任何后果。但军工复合体在过去几十年里变得越来越富有。去华盛顿看看。去费尔法克斯县看看。去亚历山大看看。他们富得流油。对吧？所以这是一个反常的情况，美国被激励去打仗并继续打仗，即使没有明确的胜利之路。

主持人：太对了。同时也很可怕。你知道，当我们想到美国对战争的沉迷，以及我们的军事领导人在做什么，还有我们的总统，你刚才提到了一些，对吧？你说如果快进10年回头看，美国会输掉这场战争。我的意思是，你认为我们现在是否处于美国将在伊朗输掉这场战争的轨道上，还是他们已经输了？

江学勤：所以，我认为美国已经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了。问题只在于美国会输得多惨。因为完全有可能出现越南式的局面——你投入了50万军队，因为沉没成本谬误，对吧？起初你派5000名士兵，然后变成1万，然后不知不觉就变成50万了。越南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他们派了大约2000、3000名海军陆战队员去占领越南的一个空军基地，就这些。那就是整个目标——我们就占领这个空军基地然后离开，然后几年后你就有50万人了。对吧？

主持人：对。

江学勤：所以只要美国能够从伊朗脱身，美国就没事。但如果它陷入地面入侵，陷入沉没成本谬误的心态，出现任务蔓延，那么美国将被迫实行全国征兵制，这可能会在美国引发内战。所以美国赢不了这场战争。问题只在于你想输得多惨。

预测川普2028年后还会是总统

主持人：让我们快进到2028年。你认为川普还会是美国总统吗？

江学勤：我确实认为2028年他会是美国总统。我不知道他会怎么做到。他有多种途径可以再次成为总统。

所以第一种基本上是宣战，获得国会的战争批准，这样他就有紧急权力法案，就可以暂停宪法和选举。你知道，他和泽连斯基谈过这个。我不确定你是否记得，但泽连斯基大约几年前，在川普第二任期初期访问白宫，他们在白宫，记者问泽连斯基你为什么暂停宪法，你会离任吗，什么时候会有选举，泽连斯基就说，嗯，我们在打仗。所以我们必须暂停宪法。所以我们不能有选举。然后川普就说，"等等，等等，你们可以那么做。" 然后就说，"是的，我们可以。" 你喜欢吗？他就说，"是的，我确实喜欢。" 所以，我的意思是，他脑子里有这个想法。我的意思是，因为川普，不管你怎么看他，他有话直说。他不擅长搞阴谋诡计。他不会想一套说一套。他就是有话直说，所以这是一种可能性。

另一种可能性，我认为更有可能的是，宪法里有个叫第22修正案的东西，禁止任何人任期超过两届，而且担任美国总统最多不能超过10年。但它从来没说你不能在2028年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参选，然后让总统辞职，然后你就成为总统。这是宪法的一个漏洞。

所以我会看到这样一种情况，我认为这是非常可能的情况——川普儿子是总统候选人，父亲来当副总统；民主党那边是奥巴马代表民主党参选，这将是世纪对决——奥巴马对川普，2028年。我认为这是可能的。

主持人：哇。那将是世纪对决。

江学勤：是的。但是听着，我的意思是，如果你看看过去这两年，川普家族的腐败简直令人震惊。你可以付给他一定数量的钱，你就会得到他的赦免。很多加密货币亿万富翁就是这么做的。他们基本上贿赂川普家族，免费投资他们的公司。这让川普获得了很多政治好处。

还有，你看看很多这种股市投机，很奇怪，非常奇怪——川普宣战，股市油价上涨，然后川普家族进来做空，然后川普说和平，油价下跌，然后川普家族获利。所以如果2028年有民主党政府，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追查川普家族，把他们调查到底。那就是他们唯一会做的事，那也是民主党选民唯一想要的。

所以川普基本上给自己挖了个大坑。如果他离任，他知道自己死定了，因为这正是2021年他离任时发生的事情。民主党人对他发动了战争。他们试图让他破产。他们试图把他从选票上除名。他们突击搜查了他在海湖庄园的房子。所以他们确切知道会发生什么。

为什么AI泡沫很快会破裂

主持人：如果一年后我们坐在北京，你认为我们会谈论关于伊朗战争的什么？你认为接下来12个月会如何发展？如果你能做个预测的话。

江学勤：是的。我认为一年后全球经济情况会糟糕得多。所以与其谈论伊朗战争，我们反而可能会谈论经济，谈论全球经济如何崩溃。

有相当多的动向表明全球经济正走向崩溃。我这几天一直在关注的是，日本人已经取消了日元套利交易。我不确定你是否熟悉那是什么。

所以日元套利交易是这样的——由于日本经济的通缩，日本银行一直在尽可能多地印钱来为经济创造流动性。所以他们一直在做的是，以零利率向日本企业和银行放贷。

但因为这些是公司，它们只对利润感兴趣，它们做的是拿这些钱去买美国国债，美国国债支付5%的利息，对吧？这就是所谓的日元套利交易。

如果你想想，这是从日本到美国的大规模流动性。所以实际上是日本在补贴美国经济。

这就是为什么股市大幅上涨，美国经济大幅增长。但由于伊朗战争，由于日本整体经济不景气，日元一直承受着很大压力。所以缓解这种压力的唯一方法是日本银行提高利率。

但如果你提高利率，就会迫使资本从美国回流到日本。基本上，你基本上取消了日元套利交易，对吧？从长远来看，这意味着日本经济会有问题，但也意味着最终美国经济的泡沫会破裂。

目前美国经济有两个主要泡沫。它们是私人信贷泡沫和AI泡沫。而且实际上两者是相互关联的。所以AI泡沫完全是由海外流动性支撑的，主要来自日本和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我们知道海湾合作委员会因为这场战争承受着很大压力。他们再也不能出口石油了。

日本也承受着很大压力，因为他们拿这些石油，制造成工业品出口到世界各地。对吧？所以整个全球经济现在都承受着很大压力，所以我们看到很多非常强大的机构，比如国际清算银行，站出来说AI泡沫即将破裂。这意味着——这真的很重要——他们即将在美国策划一场金融危机。他们即将戳破一个泡沫，这样人们的注意力就会从美伊战争转移到世界各地的经济崩溃上。

所以这就是我们一年后会谈论的事情。一年后，你会有大规模失业。你会有世界各地的股市崩溃。你会有公司破产。坐飞机会非常昂贵。世界各地都会有能源封锁。我认为那将是2027年的大新闻。

 

郎晓君：白左一词，如何从简中网到美国福音派再成为俄宣话语武器的

（微信，2026-07-17）

2020年3月20日，美国福克斯新闻著名主持人塔克·卡尔森在节目中对中方外交官杨洁篪的言论进行解读时，首次向数百万美国观众详细推介了「Baizuo」一词。卡尔森在随后的节目中数次渲染这一中文概念，声称中国人早已看穿了美国那群「自我憎恨的专业精英阶层」。几乎与此同时，《美国保守派》高级编辑罗德·德雷尔在撰文中频繁使用「baizuocracy」（白左治）这一衍生词，将其定义为由白人西方左翼主导的、充满觉醒主义说教的极权化政府形态。这种跨国流动引发了美国保守主义知识界一种奇特的「孔子嫉妒」或「中国羡慕」心态。在这群被称为「后自由主义或「整合主义」的右翼知识分子眼中，中国才是击碎美国泛滥自由的绝佳镜像。卡尔森等人极力赞美中国对身份政治的「绝对拒斥」，并声称「中国人绝不会为了迎合少数族裔或边缘群体的特定认同而动摇国家意志」。随后，这个词就成了美国保守主义经常用来批评左翼的词。但它要真正被西方世界接纳与熟知，主要还是被俄罗斯外宣的战略嫁接，比如RT、Sputnik与「价值观战争」直接将这一话语上升为对抗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系统性地缘政治武器。

        01  词源溯源 · 人人网的诞生

我通过互联网交叉溯源，发现「白左」一词最初的源头，可以追溯到2010年的人人网。造出这个词的人叫李硕。当时他是人人网时政板块一个小的网红，他算是国奥派的一个代表，整体学术背景是典型的自由意志主义，笃信哈耶克、米塞斯那一套自发秩序与自由市场理论。他写下这个词，是在一篇讨论美国税制的文章里，顺手用来讽刺阳早、寒春夫妇为代表的那批在二十世纪中叶奔赴中国、同情并投身革命的西方左翼青年。李硕反对一切形式的国家强制再分配，他站在极右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立场，认为这些西方左派用廉价的同情心破坏了自由竞争的自然法则。

奥地利学派的自发秩序理论，其诞生之初是为了对抗计划经济和极权统治，核心在于警惕国家权力对个人选择的僭越。哈耶克穷极一生想证明，没有任何一种顶层设计能代替千万个个体在市场中摸索出的真实秩序。然而，当这套原本用来防范公权力膨胀的思想，漂洋过海进入中文互联网，被本地的信徒们消化、稀释之后，却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它剥离了对公权力最核心的警惕，只留下了优胜劣汰、自生自灭的冷酷法则。

这种选择性失明，恰好契合了国内过去几十年在彻底市场化进程中沉淀下的一种朴素社会心态。在一个缺乏强大社会安全网、凡事只能靠个人奋斗的社会语境里，人们习惯于将生活中的一切挫折归咎于个人的不努力，习惯于用纯粹的丛林法则来审视世间万物。这种半吊子的带着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哈耶克那里找到了看似高尚的学术包装。于是，一套本该指向限制权力的思想，最终却转手变成了一把刺向西方福利制度、平权政策的尖刀。弱者不值得同情，贫困是因为懒惰，国家不应该为不争气的人兜底——这种源自奥地利学派偏颇解读的论调，在中国互联网上找到了最肥沃的土壤。

这是「白左」这个词从娘胎里带出来的第一层错位。它用自由意志主义的坚硬外壳，包裹起了一种对强权、对秩序的隐秘向往。它名为反建制，实则是用一种最冷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去嘲笑大洋彼岸尚存的理想主义温度。 

            02 污名化系统 · 中文互联网修辞

人人网倒下之后，这个词在中文互联网的角落里潜伏了数年。直到2015五年，两股时代的巨浪在公海上迎头相撞：欧洲难民危机的爆发，将西方社会内部关于多元文化、人道主义的撕裂血淋淋地摆在世人面前；而川普在美利坚的崛起，则证明了挑动这种文化分裂可以成为一门一本万利的政治生意。

积攒了数年冷眼与实用主义情绪的国内网民，突然发现手里这个尘封的旧词，简直是为解释这场变局量身定制的神器。

围绕着白左，一个庞大而严密的污名化词汇系统迅速搭建完成。他们用「圣母」负责剥夺对手在现实层面的操作资格，将其简化为缺乏常识、只会进行道德绑架的虚伪之徒，而用「傻白甜」负责剥夺对手的智力资格，将复杂的公共政策博弈一笔抹杀为一个蠢字，同时还用「田园女权」则转头向内，负责消解国内一切性别平等议题的正当性，将每一个具体的维权诉求通通归结为无病呻吟和镜外视力的合谋。

这套词汇系统之所以能运转得如丝般顺滑，是因为它彻底解除了人们去理解复杂世局的智力负担。欧洲难民安置背后的历史地缘纠葛，全球气候变化的科学论证，福利社会体制下的劳动力结构危机，这些需要极高专业素养和长篇经济学大论才能说清的问题，在这套修辞面前统统失去了意义。你只需要抛出「白左」这个词，就能在情绪的最高点上完成对对手的智性阉割与道德审判。

更重要的是，白左这个词在国内舆论场里，变成了一种绝佳的心理代偿工具。通过在想象中把西方塑造成一个因为政治正确而自缚手脚、因为道德泛滥而日益衰落的泥足巨人，国内的看客们得以确立一种独特的心理优势。人们开始相信，我们自己这套不谈虚无缥缈的价值、谈GDP和执行力的实用主义治理路径，才是真正经得起历史大风大浪检验的真理。这是一种极其朴素的比较优势论，它不求深刻，只求好用。它在情感上给了一代人某种虚幻的笃定，仿佛我们不用去面对自己生活里的种种困境，只需要看着对岸在政治正确的泥潭里挣扎，就能获得一种心安理得的安全感。

这套丛林法则在运用时有着严格的朝向性。那些在键盘上义愤填膺地痛骂西方福利养懒汉、纵容少数群体的人，在面对自己身处的、同样充满不公与资源分配扭曲的现实环境时，往往表现出惊人的驯服与缄默。谁弱谁活该这类观点，在面对纽约流浪汉和欧洲难民时说得底气十足，但在面对自己身边被时代车轮碾过的具体个人时，却被悄悄藏进了口袋。一套本该具有普适性的思想武器，使用起来却自带方向过滤器，这本身就展示了其虚弱的本质。

              03  文化走私 · 逆向输出

如果白左只是中文互联网的一场圈地自萌，它还不足以引起全球思想史学家的注意。真正让这个词完成全球漂流，产生跨国影响力的，是一次由第一代华人移民发起的文化走私传播。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大量通过技术移民或留学途径定居北美的华人，凭借自身的勤奋和在理工科领域的绝对优势，在硅谷、西雅图或德州挣得了体面的中产生活。在他们的精神图景里，个人奋斗、按劳分配是天经地义的真理。然而，当他们站稳脚跟后，却发现自己不得不面对美国民主党推行的平权法案、性别多元化教育以及高额的税收再分配政策。在他们看来，自己辛辛苦苦纳的税，被拿去补贴了那些不愿工作的群体，而自己的孩子在名校录取时，还要因为肤色和种族配额被强行剥夺机会。

这种实实在在的被剥夺感和边缘化焦虑是真实的。为了在当地的政治话语中找到反击的武器，这群程序员、工程师和中产商人们，敏锐地将中文互联网上那套早已磨砺得无比锋利的反白左修辞，翻译成英文，打包送上了Reddit、推特以及各类保守派论坛。

这是一场奇妙的逆向文化输出。他们将美国的黑人平权运动比作红卫兵运动，将推倒南方将领雕像的举动等同于破四旧，把一幅关于中国特殊历史记忆的模板，硬生生地套在了大洋彼岸的社会变迁上。这套高度符号化、戏剧化的叙事，对于正深陷文化战争焦虑中的美国保守派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

紧接着卡尔森在福克斯新闻上的引介，保守派作家罗德·德雷尔造出了「Baizuo-ocracy」（白左治）这样的衍生词，用来形容那种被觉醒文化彻底俘获的、窒息的社会建制。

美国保守派知识分子对这个词的如获至宝，他们对真实中国复杂的社会现实和底层生活毫无兴趣，他们所羡慕的，只是一个在想象中高度同质化、没有身份政治羁绊、能够凭借行政能力实现高效治理的东方镜像。在这面镜子里，大洋彼岸成了一个秩序井然、尊重传统价值、人人各安其位、没有跨性别厕所争议和环保游行的世外桃源。

这是一种典型的、调转了方向的东方主义。爱德华·萨义德当年写下东方主义时，批判的是西方帝国主义如何根据自己的统治需要和文化偏见，将东方虚构为一个落后、神秘、顺从的客体。而今天，在西方保守派的笔下，这个客体被重新塑造成了拯救西方自由派堕落的道义灯塔。他们通过把东方理想化，来宣泄自己对本国自由民主制度运作机制的彻底绝望。在这场跨国的精神投射中，真实的中国被隐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满足西方右翼文化焦虑的、无菌的乌托邦。

04 俄宣利用 · 地缘武器化

如果说美国右翼保守派对这个词的借用还停留在民间的、自作多情的文化论战层面，那么俄罗斯国家宣传机器的系统性介入，则彻底将这场词语的漂流推向了地缘政治的绞肉机。

在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对外宣传部门，尤其是RT（今日俄罗斯）和Sputnik（卫星通讯社）等全球多语种媒体网络，敏锐地捕捉到了西方社会内部由于文化、性别、种族议题而产生的剧烈撕裂。在俄罗斯的外宣话语体系里，这种撕裂不是普通的民主国家内部的社会博弈，而是西方自由主义秩序不可逆转的腐烂与崩溃的前兆。

2022战争爆发后，这种话语攻势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一场地缘政治的军事入侵，在俄罗斯官方的口径中，被重新包装成了一场捍卫人类文明底线、捍卫东正教传统家庭价值的圣战。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基里尔在布道中甚至公开宣称，顿巴斯的冲突本质上是因为当地人民拒绝接受西方强加的、象征堕落的「同性恋游行」。

普京二十多年来在西伯利亚荒野中骑马、开战机、练柔道的雄性领袖形象，被塑造成整个国家坚韧、刚毅、充满男性气概的生理符号。与之相对的西方，则是被描绘为由于过度追求多元化、性少数权利而彻底被阉割、雌化的西方社会。这种将政治分歧还原为生理强弱、刚柔对立的羞辱政治，通过数字时代的社交网络得到了几何级的放大。一条嘲笑西方政要敏感脆弱的段子，可以在几个小时内被转译成十几种语言，传遍全球。

在具体的修辞技术上，俄罗斯的宣传机器展现出一种极度聪明的去道义化策略。它几乎从不费力去论证俄罗斯自身制度的完美或正当性，它所有的资源都集中在证明一件事：你的对手比你更坏、更虚伪。

通过编造或夸大诸如「欧盟计划禁止使用父亲母亲称呼」、「美国小学强制低龄儿童接受性别重塑手术」等耸人听闻的谣言，配合大批社交媒体机器人和营销号的病毒式传播，他们在西方的中间偏右群体中制造了极大的恐慌。只要能让西方的温和保守派相信，他们自己选出来的自由派政府和那帮推行政治正确的高校精英才是最迫在眉睫的敌人，那么俄罗斯在外部的军事扩张和对战后秩序的挑战，在道义上就被悄悄地去毒化了。

而当这套叙事转向全球南方时，它又灵活地卸下了东正教的宗教外衣，换上了反殖民、反帝国主义的战袍。在面向非洲、拉美和中东的宣传统径中，俄罗斯将西方推行的性别平等、多元认同和环境保护教育，描绘为一种新型的文化殖民主义，而俄罗斯则自封为带领全球大多数不愿被同化、坚持传统生存方式的国家进行抗争的全球保护者。同一个修辞骨架，在西方内部挑动保守派对自由派的仇恨，在全球南方挑动对西方历史原罪的清算，两手并进，无往而不利。

这里面形成了一个极具荒诞感的全球话语循环。国内一些带着民族主义自媒体，常年将RT、Sputnik生产的关于西方觉醒文化导致治安败坏、社会分裂的新闻，当成客观外媒的真实报道，翻译、加工成吸睛的爆款文章，在国内舆论场里反复贩卖恐惧；反过来，中文互联网上那些自发产生的、带有强烈丛林法则色彩的反白左论调，又被俄罗斯的学者和官方媒体引用，作为非西方世界普遍对西方价值观感到厌恶的共同见证，重新返销给西方的保守派群体。

在这场跨国的信息套利中，两股力量甚至不需要有任何实质性的官方协议或指挥链条。他们仅仅凭借对彼此话语材料的各取所需、相互印证，就自发拼装起了一条无缝衔接的话语传送带。谁也不用为信息的真实性负责，每个人都成了这场狂欢的受益者和合谋者。

                           写在最后 · 语言异化

当我们把这几条线索拼接在一起，剥离掉那些情绪化的口水，就能看到一个更深层的，让思想史研究者感到脊背发凉的悖论。

李硕当年作为人人网上的右翼青年，他所尊奉的哈耶克与古典自由主义，骨子里是地地道道的欧洲文明产物；而今天全球右翼和威权主义用以对抗西方自由派的那些理论武器，无论是纯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还是强调敌我划分的卡尔·施密特政治哲学、亦或是强调本真性、排他性认同的保守主义，全部脱胎于十九世纪西方民族国家建构和殖民扩张时期的思想遗产。

这构成了一种极具黑格尔式历史讽刺剧色彩的景观。那些高举反西方大旗的人，手里挥舞的，恰恰是西方在特定历史时期铸造的最陈旧的意识形态武器。这场声势浩大的跨国合流，本质上是一种反西方的欧洲中心主义。那些自以为走出了西方阴影，找到了自主叙事的话语制造者们，其思维的逻辑起点、修辞手法甚至审美品味，从未真正逃出过他们所批判的那个西方划定的精神疆域。他们是用主人的旧锤子，去砸主人的新房子，却误以为自己发明了全新的建筑学。

这中间更藏着一层对理论源头的黑色背叛。哈耶克写下自发秩序，是为了让人类在面对自诩全知全能的绝对权力时，保持最清醒的戒备。然而，他的中国拥趸们在丢弃了他思想中最核心的、对不受约束之权力的警惕之后，却用剩下的半套理论，搭建起了一个崇拜强权、崇拜绝对力量的角斗场。

弗里德里希·尼采在《道德的谱系》中曾提出过怨恨这一概念。他认为，弱者因为无法在现实中战胜强者，便在精神上发明了一套反转价值的炼金术，将强者的特征定义为恶，将自己的虚弱和无可奈何定义为善。白左这个词在世界范围内的流行，就是这样一场精神炼金术在数字时代的完美路演。

它成功地将个体在面对全球化失控、技术异化、阶层固化时的巨大无力感与相对剥夺感，精准地转化为了对大洋彼岸某种虚妄之道德姿态的满腔怒火。它不再需要解释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也不再需要提供任何有建设性的改进方案，它唯一的使命，就是不断地寻找敌人、指认敌人、消耗敌人。通过在互联网赛博空间里对白左进行一次次口诛笔伐，人们得以安全地释放掉现实生活中的暴戾之气，并获得一种虚假的、智识上的清醒。

这场长达十余年、跨越数万公里的词语传播，最令人忧虑的后果，并非谁在舆论的拉锯战中占了上风，而在于它对人类公共理性极其缓慢却致命的侵蚀。

当一个原本极其复杂的社会政策、道德抉择和地缘博弈，都可以被一个简单的标签一键否决时，语言就退化成了条件反射的开关。任何试图直面历史遗留不公的努力，试图保护边缘弱势群体的善意，需要克制短期私利以换取长远共存的政策，比如气候合作、公共卫生协同、甚至最基本的跨国难民救助，都可以在这个标签面前被瞬间击碎。

论证被情绪触发所取代，数据被段子和阴谋论所消解。说理是笨重的、缓慢的，它要求你耐下心来听完对手的逻辑，承认世界是由灰色地带组成的，并作好在妥协中共同生活的心理准备；而情绪的触发是瞬时的，它只需要一秒钟的点击、一次带有嘲讽表情的转发，就能立刻在算法的回音室里兑现一次廉价的智商优越感。在这场不平等的博弈中，公共说理的消亡几乎是不可逆的。

然而，当下这个时代，人类所面临的所有最迫切的生存危机，无论是逼近临界点的全球气候灾难、随时可能爆发的未知病原体大流行，还是地缘政治高压下岌岌可危的核安全红线，都对陌生人之间的跨国信任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极高要求。这些问题没有一个能够靠单边主义或丛林法则得到解决，它们无一例外地要求不同文化、不同信仰、不同利益诉求的人群，能够坐在一张桌子旁，相信彼此共享着同一条底线。

一旦这种脆弱的底线互信被永无休止的「敌我指认」磨损殆尽，剩下的便只有在各自构建的同温层里，等待着无可挽回的崩塌。

白左这个词2010年在人人网诞生的时候，大概不曾想到它能走得这么远。它被塞进硅谷华裔中产的行囊，穿过福克斯新闻的信号塔，被克里姆林宫的外宣笔杆子涂抹上冷战的底色，最终，变成了一头面目全非、长满倒刺的话语怪兽。它带着全世界各种群体的怨恨、委屈与戾气重回中文世界，和当初那个仅仅用来调侃阳早、寒春的词汇，已经没有任何精神上的联系了。

当语言被彻底打磨成武器，那些挥舞它的人最先遗忘的，往往是语言最初的功能，在分歧的深渊之上搭建桥梁，在看清彼此的不同之后，依然愿意握一握手，往前走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