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October 26, 2026

江学勤; 预测美伊战争这样地面入侵,2028川普迂回当上总统

受访:江学勤

来源:“陆家嘴分析员”公号  

         加拿大籍华裔地缘政治学者江学勤接受《与赛勒斯・詹森对话》专访,深度剖析美伊战争来龙去脉与未来走向。江学勤以其标志性的 "异常事件分析法",2020 年苏莱曼尼遇刺后曾预判川普上台必对伊开战。美伊战争前瞻,江学勤拆解美国意欲推翻伊朗现政权三大战略支柱 —— 摧毁经济、代理人地面入侵、控制霍尔木兹海峡。

         访谈直击要害:美伊那个停火协议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政治分裂阴谋?伊朗会永远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吗? 2028 川普要连任,宪法哪个漏洞可以钻?日元套利交易终结多大可能引爆全球经济崩溃?

        以下全文翻译:

         主持人:教授,我关注你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一直是你的忠实粉丝。最令人惊叹的是你在油管上的迅速崛起。你现在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火的地缘政治博主了。我认为这很大程度上因为你几个重大预测——预测川普会赢得2024大选,预测他会对伊朗发动战争。都算得极其准。

                     今天的采访我想请您先回顾一下这些预测吧

         江学勤:我看新闻时会寻找那些异常的、突出的、不太合理的事情。引起我注意的事件是2020年1月,川普下令暗杀卡西姆·苏莱曼尼将军。

         他是伊朗的中东特使,负责协调伊朗与真主党、伊拉克什叶派民兵、胡塞武装以及叙利亚等代理人的关系。他在协调伊朗在中东的整体外交政策。而且他已经做了20年,他是在与美国人的合作下做这件事的——因为通常你做外交政策,需要一个对等的对手来协调。所以卡西姆·苏莱曼尼将军从不觉得自己受到美国的威胁,可,美国为什么要杀他呢?如果他们杀了他,美国人不就失去在中东协调政策的支点了吗。所以我认为暗杀卡西姆·苏莱曼尼是一个异常动作,异常事件:这很不合理。要记住,在那种背景下,如果你杀了一名外交官,伊朗就一定向你宣战。所以那时候,我认为我接收到川普决意对伊发动战争的最大信号。后来呢,仅仅因为他输掉了2020大选,战争才被推迟了。

         主持人:但你可以推测,如果他重新上台,他就会对伊朗宣战,对吧?

        江学勤:没错,这两件事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川普能在2024年获胜,那么他肯定会对伊朗宣战。

                          美伊战争,美国会地面入侵吗?

         主持人:美伊战争已经进入第五个月。有趣的是,我们有过一次停火,60天的停火,但我们已经看到了大量问题,对吧?以色列继续入侵和占领黎巴嫩部分地区。这对伊朗人来说似乎是一条红线。我们还看到,有一个很大的说法,说美国在补充石油储备。他们在为第二阶段做准备,可能是地面入侵。

         江学勤:没错。

         主持人:你对此有什么看法?我想,你过去预测得如此准确,那么在战争的下一阶段,现在会发生什么?

         江学勤:我认为两个月的停火,和这份谅解备忘录都是拖延战术,因为最终美国想要伊朗政权更迭。要做到这一点,他们需要实现三个主要目标。

         第一是摧毁伊朗经济,通过限制他们向中国等出口石油的能力来做到这一点。目标是制造尽可能多的民众不满。

         第二是对伊发动地面入侵。目前在那个地区有大约6万美国士兵。6万人还不足以真正入侵伊朗。所以得辅以伊朗内部出现问题,比如触发西北部库尔德起义。我认为很快就会发生——库尔德人在美国空中力量、美国特种部队的支持下入侵伊朗西北部,其余部队将用于后勤、补给和组织目的。这与我们在乌克兰看到的非常相似——本质上是一场代理人战争。乌克兰士兵在前线,但北约提供武器、情报、特种部队、指挥控制以及资金。所以这就是他们所构想的地面入侵的方式。他们不想投入那么多美国士兵,因为每次有美国士兵伤亡,在美国都是大新闻,对这场战争在美国国内已经有挺大抱怨。好的,这就是计划的第二部分,地面入侵。

         第三是把伊朗从霍尔木兹海峡赶出去。因为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石油就可以自由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全球经济的压力就会减小。对吧?这就是美国对伊战争战略的三大支柱:1)摧毁伊朗经济、2)战略性和有限度的地面入侵,3)重新控制霍尔木兹海峡。

         要做到这一点,美国未来的战略首先是在伊朗制造尽可能多的政治分裂,而谅解备忘录就是为此设计的。因为如果你阅读谅解备忘录的实际14点内容,它对伊朗非常有利——它承诺解除制裁,承诺向该国提供2000亿美元投资,承诺解冻伊朗在卡塔尔的资产。所以这对伊朗人来说极其有利。但其中有一点是不可谈判的,那就是伊朗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

         所以我认为谅解备忘录就是为了在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领导下的军事领导层和伊朗政治领导层之间制造分裂。因为如果你是政治领导层,你首先关心的是国内政治稳定,对吧?你也关心你与中国、巴基斯坦、俄罗斯等其他大国的关系。所以你实际上愿意放弃真主党。如果唯一的争议点是真主党,你会想:"我们不需要真主党。真主党是个不稳定因素。我们还是专注于经济合作吧。"但如果你是伊斯兰革命卫队,你在道德上、宗教上和政治上都有义务不惜一切代价保护真主党。所以谅解备忘录几乎就是被设计成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以佩泽什基安总统为代表的政治领导层之间打进一个楔子。

         主持人:对。

         江学勤:好的。这是第一个策略。第二个策略是在伊朗南部进行有限轰炸。这就是过去24小时已经在发生的事情——你看到对伊朗南部的大规模轰炸,因为如果你要发动地面入侵,那就是你会选择的地方。你会派部队占领霍尔木兹海峡,然后占领这些岛屿,以扼杀伊朗经济。第三是幕后外交,你在政治和外交上向伊朗施压,要求达成政治解决方案。所以我们看到很多这些策略正在实时上演。而对你隐藏着的最终目标是政权更迭。

                        为什么川普想要伊朗政权更迭

         主持人:伊朗经济受到冲击,正在挣扎。我节目里请过穆罕默德·马兰迪教授,他是伊朗非常直言不讳的声音,但他也承认伊朗经济正在挣扎,受到沉重打击。但在美国历史上,在世界各地发动这些空袭和征服行动中,我觉得这很难——因为理论上听起来可行,我们可以制造经济不稳定,然后人民会起义推翻政权。但我们实际上从未见过这种情况发生。我来自佛罗里达,我知道我们一直对古巴使用这种策略。但结果我认为是人民变得更加坚定,他们会说,"我们不想起来反抗,我们反而会更加支持这个政权。"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江学勤:实际上这个策略以前成功过。好的,我说的是颜色革命。我们看到的那些始于突尼斯然后蔓延到埃及的颜色革命,如果你仔细看,这些颜色革命是由美国国务院、FBI资助和组织的,非常有效。国务院通过索罗斯开放社会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进入一个国家,资助那些想要国家民主未来的年轻理想主义者领导的非政府组织。他们还会拉拢私人媒体,然后这些人会飞到华盛顿接受培训,学习如何在他们的国家促进民主。这基本上就是颜色革命网络,他们非常公开地这么做。你可以上网,有很多新闻报道关于颜色革命剧本有多有效。布莱恩·贝莱蒂克就经常谈论这个剧本。

         而且如果你看看过去20年的这些政府,利比亚和叙利亚发生的事情都遵循非常相似的模式——美国资助这些反叛组织,然后美国人会插入特种部队来领导这些反叛组织。然后美国对利比亚和叙利亚进行大规模轰炸,从而实现政权更迭。这在过去20年被证明非常有效。

         伊朗是不同的情况,因为伊朗是一个有凝聚力的文明国家。他们为自己是波斯人感到非常自豪。而且他们自1979年以来一直受到制裁。1979年以来,他们就知道最终会与"大撒旦"对抗。他们知道美国最终想要更迭他们的政府。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准备了至少20年。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时,伊朗人民能够看到伊拉克发生的事情,他们知道美国最终也会对伊朗做同样的事情——就是他们承诺民主,但他们想要的只是混乱。

          所以美国人2003年进入巴格达,向人民承诺民主。起初人民非常热情。但后来保罗·布雷默进入伊拉克,发布了第二号命令。第二号命令是"去复兴党化"。所以如果你属于复兴党,你就不能再在政府、军队和警察部队工作了。那可是整个精英阶层,对吧?那是整个官僚精英阶层。所以你基本上让国家功能失调了。这就是导致过去20年困扰该国的教派暴力的原因。所以伊朗人非常清楚美国人的意图。他们确切知道美国人将如何操作政权更迭,所以他们已经准备了20年。正如我们过去几个月看到的,这个战略在击退美国人方面非常有效。

                          伊朗的生存是否好于预期?

         主持人:我想我们已经确定这份谅解备忘录实际上是在为更大规模的升级争取时间,就像你提到的。那么,你如何评价伊朗过去5个月的反应?你认为他们现在处于更有利的位置吗?他们在军事上抵挡住了美国军队吗?他们超出了你的预期吗?你认为他们比许多人预期的做得更好吗?我的意思是,再次说明一下背景,我想很多美国人以为这会像委内瑞拉一样,非常简单的战争。我们进去一两周,搞定就完事了。

         江学勤:嗯,美国的整个战略都是基于伊朗会像委内瑞拉的假设,对吧?所以想法是第一天他们进去杀掉阿亚图拉,然后伊朗人民会起义推翻政权,美国空中力量会进来支持这些亲民主抗议者,然后伊朗人会求和。美国人就能在伊朗建立一个非常亲美的政权。对吧?好的。这就是整个战略,每个人,尤其川普,都对伊朗的激烈反应感到惊讶。

         首先,伊朗政权已经证明比美国人想象的更有凝聚力和韧性。他们杀掉了多达三层的领导层——不仅杀掉了最高领导层,还杀掉了继任者,然后是继任者的继任者。伊朗后备领导层的韧性,真的令人难以置信。

         这真的让美国人感到惊讶。川普说他很惊讶伊朗人选择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他们选择攻击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比如卡塔尔。他就说,他们不能那么做。所以美国的整个战略,我认为,是基于傲慢的。只是基于对伊朗人的蔑视。所以我认为伊朗人让所有人都感到惊讶。

          主持人:没错。

          江学勤:好的。我认为在第一个月,我会说伊朗人显然赢得了这场战争。但后来停火发生了,对吧?

                                伊朗为什么同意停火?

         江学勤:你不得不问自己,为什么伊朗人会同意停火,因为他们显然在赢得战争,而且显然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很大压力。

         如果全球经济崩溃,那么美国就会出现通货膨胀。就会出现经济崩溃。私人信贷泡沫和AI泡沫会同时破裂。就会出现大规模不满。民主党会在中期选举中大获全胜。川普会被弹劾。所以伊朗人所要做的就是坚持到,我想说,7月。对吧?

         于是他们签署协议,他们同意停火,你不得不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我认为这是因为全球对伊朗人施加了太多压力,要求他们达成和平解决方案,尤其是来自东亚——中国、日本和韩国——因为这些经济体完全依赖中东的能源。尤其是来自伊朗的伊斯兰盟友,比如巴基斯坦。

         因为他们也承受着很大压力。所以基本上就是全球都在要求、全球都在向伊朗人施压,要求他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尽快与美国人达成政治解决方案。我认为这告诉我们的是,世界对正义不感兴趣。对荣誉不感兴趣。对公平不感兴趣。世界只对经济稳定和繁荣感兴趣。

         主持人:没错。

         江学勤:所以美国人表现得像恶霸。美国人和以色列人已经表明他们不关心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他们不关心尊重国家主权。他们在国际体系中表现得像暴徒。对吧?但世界得出的结论是,你不能和暴徒谈判。

         美国人和以色列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对此无能为力。所以让我们向伊朗人施压吧,因为伊朗人实际上是讲道理的人,对吧?所以我认为这对伊朗民族国家来说完全不公平。但我认为由于这种动态,伊朗人比美国人承受着更多达成政治解决方案的压力。所以我认为战争的态势由于停火而改变了。

         主持人:这是一个有趣的观点,因为我们实际上问过马兰迪教授一个非常相似的问题,他给出了非常相似的回答——由于来自东方国家的很多压力,中国、日本和其他盟友,而且也是为了让伊朗看起来像是"好吧,我们愿意合作",对吧?我们愿意坐下来谈谈,达成这个协议。

                      美国入侵真的会成功吗?

         主持人:现在让我们谈谈这个潜在的地面入侵。就像你说的,这将是有限的。我认为你不会看到数十万美军在那里,因为那在美国肯定会非常不受民意支持,而且,你知道,对美国来说可能是灾难性的。我想如果他们真的走那条路,会有很多人丧生。

         那么,这的可行性如何?就像你说的,怂恿和支持库尔德人起义,有限空袭。这在下一阶段会有效吗?因为我想我们现在都认为今年我们会看到跟伊朗有更多冲突,对吧?

         江学勤:首先要知道,美国人想尽可能便宜、尽可能快地打这场战争。这就是华盛顿建制派的整个心态,他们真的相信,比如,我们干掉阿亚图拉,战争就结束了。所以美国人在寻找一个非常简单的一步解决方案来摆脱他们陷入的这个泥潭。

         所以他们总是会选择简单的路径。在川普的心目中,大规模入侵必须是快速、致命和有效的。所以也许他在想,如果我派特种部队去偷伊朗人的浓缩铀,战争就结束了。也许如果我派一支特遣部队,一支海军远征部队去占领霍尔木兹岛,对吧,战争就结束了,对吧?或者也许如果我,你知道,把伊斯兰革命卫队从霍尔木兹海峡赶出去,战争就结束了。

         他们没有考虑为期四年的系统性、战略性和可行的地面入侵。他们不是从那个角度考虑的。他们只是在想,"我能快速做什么,或者什么一击就能结束这场战争。"非常像委内瑞拉。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你被迫使用地面部队只是因为战争的经济学。我的意思是,他们试了一两个月的空袭,那极其昂贵,尤其是因为你使用的是F-15等战斗机,每架价值约9000万美元。所以如果有一架被击落,那就是很多钱。但即使他们不击落这些飞机,你也在消耗大量弹药去炸山。

         所以战争的经济学迫使你使用地面部队,因为我必须这么说——人的生命比战斗机便宜得多。如果他们想继续这场战争,他们就必须使用地面部队。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是美国的战争原则——使用代理人。所以他们需要做的是说服库尔德人,说服伊拉克人,说服沙特人投入地面部队对抗伊朗人。他们还可能想在俾路支斯坦挑起一些民族紧张局势,俾路支斯坦在伊朗的东南角,就在巴基斯坦旁边。那个地区是逊尼派,而伊朗政府是什叶派,所以一直存在这种宗教冲突。他们还可能想把阿塞拜疆引入北方,所以美国的战略总是使用代理人而不是自己的部队。所以如果看到美国对伊朗进行大规模地面入侵,我会非常惊讶。

         我认为会发生的是,一旦天气变凉,也许两个月后,你会看到特种部队嵌入伊朗的种族部落,你会看到对伊朗的有限地面攻击,基本上试图针对该国的石油基础设施,试图把伊斯兰革命卫队从海峡赶出去,并试图在该国制造尽可能多的民族紧张局势。

                        伊朗会永远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吗?

         主持人:让我们专门谈谈霍尔木兹海峡,因为我想你之前提到过,川普非常惊讶他们真的能够关闭它,每个人都告诉川普他们会这么做,但他就是不听。

         马兰迪教授在我们的一次直播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见解。他说,在2月28日之前,我们从来没有真正想过很多,但2月28日之后,我们未来每天都会想到这件事。我们有了那个杠杆点。我们看到美国拥有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最强大的海军,但伊朗一直非常有效地使用快艇和小得多的船只,用那个海峡把整个世界经济作为人质。你认为,美国有没有可能阻止伊朗获得那个杠杆点?

         江学勤:在战争开始之前,我对霍尔木兹海峡曾发表了两条评论。第一条评论是,如果受到攻击,伊朗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因为那是对美国人最大的杠杆点。第二条评论是,美国人对此绝对无能为力。

         我们知道,因为"繁荣卫士行动"——由于加沙发生的事情,胡塞武装关闭了红海,阻止国际航运,并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要么停止加沙的种族灭绝,要么我们会封锁红海航运。所以作为回应,美国人向红海派遣了这支庞大的海军舰队,称为"繁荣卫士行动"。这是一项巨大的行动。美国人去炸了很多山,但对胡塞武装完全没有造成伤害。

         顺便说一句,胡塞武装只有两样东西。他们有快艇和无人机。但不对称战争的本质是,如果你有决心、有凝聚力、进行游击战,一个帝国对此几乎无能为力。所以"繁荣卫士行动"让伊朗人相信,我们可以轻松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人对此绝对无能为力。

         我看那些五星上将和将军们在谈论繁荣卫士行动,他们说他们对胡塞武装的多功能性、灵活性和韧性感到完全惊讶。他们还说我们在这里完全没有解决方案。我们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第三件事他说,"好吧,那就继续这么做吧。" 对吧?所以我们知道,你派遣这些大型战舰对抗拥有无人机的顽固敌人。你什么也做不了。你实际上伤害不了他们,但你不知道还能做什么。所以你会继续这个策略,即使你知道它没有效果。

         所以,这告诉我的,而且这真的非常重要,要理解的是,军事官僚机构已经脱离了现实本身。他们不在乎是否赢得战争,因为他们不会遭受任何后果。

         如果你是伊朗人,你输掉了这场战争,那么整个精英阶层都会被替换。你的孩子、你的孙子会在这个国家失去社会流动性。老实说,很多人会在这个过程中死去,对吧?所以看看伊拉克。教派战争已经杀死了数百万人,对吧?所以对伊朗人来说,这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

         而对美国人来说,最糟糕的情况可能是10年后,当这场战争彻底失败时,国会会在国会听证会上传唤这些将军,他们会对这些将军大喊大叫两个小时,然后就完事了。这就是美国输掉战争的后果程度。

         有多少美国人因为越南战争的失败而受苦?我的意思是,因为阿富汗,因为伊拉克。美国人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在输掉战争。而且实际上没有任何后果。但军工复合体在过去几十年里变得越来越富有。去华盛顿看看。去费尔法克斯县看看。去亚历山大看看。他们富得流油。对吧?所以这是一个反常的情况,美国被激励去打仗并继续打仗,即使没有明确的胜利之路。

         主持人:太对了。同时也很可怕。你知道,当我们想到美国对战争的沉迷,以及我们的军事领导人在做什么,还有我们的总统,你刚才提到了一些,对吧?你说如果快进10年回头看,美国会输掉这场战争。我的意思是,你认为我们现在是否处于美国将在伊朗输掉这场战争的轨道上,还是他们已经输了?

         江学勤:所以,我认为美国已经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了。问题只在于美国会输得多惨。因为完全有可能出现越南式的局面——你投入了50万军队,因为沉没成本谬误,对吧?起初你派5000名士兵,然后变成1万,然后不知不觉就变成50万了。越南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他们派了大约2000、3000名海军陆战队员去占领越南的一个空军基地,就这些。那就是整个目标——我们就占领这个空军基地然后离开,然后几年后你就有50万人了。对吧?

         主持人:对。

         江学勤:所以只要美国能够从伊朗脱身,美国就没事。但如果它陷入地面入侵,陷入沉没成本谬误的心态,出现任务蔓延,那么美国将被迫实行全国征兵制,这可能会在美国引发内战。所以美国赢不了这场战争。问题只在于你想输得多惨。

                   预测川普2028年后还会是总统

         主持人:让我们快进到2028年。你认为川普还会是美国总统吗?

         江学勤:我确实认为2028年他会是美国总统。我不知道他会怎么做到。他有多种途径可以再次成为总统。

         所以第一种基本上是宣战,获得国会的战争批准,这样他就有紧急权力法案,就可以暂停宪法和选举。你知道,他和泽连斯基谈过这个。我不确定你是否记得,但泽连斯基大约几年前,在川普第二任期初期访问白宫,他们在白宫,记者问泽连斯基你为什么暂停宪法,你会离任吗,什么时候会有选举,泽连斯基就说,嗯,我们在打仗。所以我们必须暂停宪法。所以我们不能有选举。然后川普就说,"等等,等等,你们可以那么做。" 然后就说,"是的,我们可以。" 你喜欢吗?他就说,"是的,我确实喜欢。" 所以,我的意思是,他脑子里有这个想法。我的意思是,因为川普,不管你怎么看他,他有话直说。他不擅长搞阴谋诡计。他不会想一套说一套。他就是有话直说,所以这是一种可能性。

          另一种可能性,我认为更有可能的是,宪法里有个叫第22修正案的东西,禁止任何人任期超过两届,而且担任美国总统最多不能超过10年。但它从来没说你不能在2028年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参选,然后让总统辞职,然后你就成为总统。这是宪法的一个漏洞。

         所以我会看到这样一种情况,我认为这是非常可能的情况——川普儿子是总统候选人,父亲来当副总统;民主党那边是奥巴马代表民主党参选,这将是世纪对决——奥巴马对川普,2028年。我认为这是可能的。

         主持人:哇。那将是世纪对决。

         江学勤:是的。但是听着,我的意思是,如果你看看过去这两年,川普家族的腐败简直令人震惊。你可以付给他一定数量的钱,你就会得到他的赦免。很多加密货币亿万富翁就是这么做的。他们基本上贿赂川普家族,免费投资他们的公司。这让川普获得了很多政治好处。

         还有,你看看很多这种股市投机,很奇怪,非常奇怪——川普宣战,股市油价上涨,然后川普家族进来做空,然后川普说和平,油价下跌,然后川普家族获利。所以如果2028年有民主党政府,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追查川普家族,把他们调查到底。那就是他们唯一会做的事,那也是民主党选民唯一想要的。

         所以川普基本上给自己挖了个大坑。如果他离任,他知道自己死定了,因为这正是2021年他离任时发生的事情。民主党人对他发动了战争。他们试图让他破产。他们试图把他从选票上除名。他们突击搜查了他在海湖庄园的房子。所以他们确切知道会发生什么。

                    为什么AI泡沫很快会破裂

         主持人:如果一年后我们坐在北京,你认为我们会谈论关于伊朗战争的什么?你认为接下来12个月会如何发展?如果你能做个预测的话。

         江学勤:是的。我认为一年后全球经济情况会糟糕得多。所以与其谈论伊朗战争,我们反而可能会谈论经济,谈论全球经济如何崩溃。

         有相当多的动向表明全球经济正走向崩溃。我这几天一直在关注的是,日本人已经取消了日元套利交易。我不确定你是否熟悉那是什么。

         所以日元套利交易是这样的——由于日本经济的通缩,日本银行一直在尽可能多地印钱来为经济创造流动性。所以他们一直在做的是,以零利率向日本企业和银行放贷。

         但因为这些是公司,它们只对利润感兴趣,它们做的是拿这些钱去买美国国债,美国国债支付5%的利息,对吧?这就是所谓的日元套利交易。

          如果你想想,这是从日本到美国的大规模流动性。所以实际上是日本在补贴美国经济。

         这就是为什么股市大幅上涨,美国经济大幅增长。但由于伊朗战争,由于日本整体经济不景气,日元一直承受着很大压力。所以缓解这种压力的唯一方法是日本银行提高利率。

         但如果你提高利率,就会迫使资本从美国回流到日本。基本上,你基本上取消了日元套利交易,对吧?从长远来看,这意味着日本经济会有问题,但也意味着最终美国经济的泡沫会破裂。

         目前美国经济有两个主要泡沫。它们是私人信贷泡沫和AI泡沫。而且实际上两者是相互关联的。所以AI泡沫完全是由海外流动性支撑的,主要来自日本和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我们知道海湾合作委员会因为这场战争承受着很大压力。他们再也不能出口石油了。

         日本也承受着很大压力,因为他们拿这些石油,制造成工业品出口到世界各地。对吧?所以整个全球经济现在都承受着很大压力,所以我们看到很多非常强大的机构,比如国际清算银行,站出来说AI泡沫即将破裂。这意味着——这真的很重要——他们即将在美国策划一场金融危机。他们即将戳破一个泡沫,这样人们的注意力就会从美伊战争转移到世界各地的经济崩溃上。

         所以这就是我们一年后会谈论的事情。一年后,你会有大规模失业。你会有世界各地的股市崩溃。你会有公司破产。坐飞机会非常昂贵。世界各地都会有能源封锁。我认为那将是2027年的大新闻。

福山自称已转变为民主社会主义者

来源:雅各宾网站2026年9月5日

雅各宾编者按:1989年,弗朗西斯・福山发表了那篇引发广泛讨论的文章,提出自由民主资本主义是人类唯一可行的经济与政治制度。各国要么接纳这一制度模式,要么陷入治理失效。阻碍民族与个体抵达这一终点的,是对成为“末人”的恐惧——这一尼采概念,指代不再拥有值得为之献身的宏大理想的人。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写道,当自由民主取得胜利,世界将告别宏大意识形态时代的悲剧与激情;秩序固然安稳,却平淡乏味。三年后,他将文章扩展为《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并忧心忡忡地说:这种稳定和平的状态,或许无法满足人类内在的冲动。他借鉴黑格尔的思想,认为人存在一种名为“血气(thumos)”的冲动,渴望得到他人承认。

数十年过去,福山的思想轨迹发生巨大转变。他曾任职里根政府国务院政策规划室,是兰德公司政治学部门成员,属于新保守主义阵营;伊拉克战争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他逐步脱离保守派,如今自认是一名持保留立场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新书《在末人的国度》记录了他的思想变迁。雅各宾杂志编辑约翰-巴普蒂斯特・奥杜尔与福山的这篇对话,讨论了施特劳斯学派的分裂、特朗普主义、官僚体系和身份政治等问题,并探讨了左翼面临的机遇与陷阱。数十年来,左右两翼对国家的持续怀疑,共同催生了当下美国的这场危机。

 

  奥杜尔:你本科阶段大量研读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构成了你思想的起点。你当时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

  福山:本科时期我反复阅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西方思想传统的核心,就是依靠理性去回答正义的本质、人类幸福的本质这类宏大问题。这就是我当时的追求。我并不是专门为了对抗进步主义才去读。那个年代美国政治动荡,越战正酣,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我也参与其中。大概大二或大三的时候,我还去华盛顿参加过反越战游行。

  奥杜尔:在你看来,彼时施特劳斯式保守主义的政治内核是什么?如今贴近本届政府的帕特里克・德尼恩、迈克尔・安东等人,把施特劳斯思想解读成带有民族民粹色彩的西方文化传统观。

  福山:我认为他们的立场已经走向极端。过去几年我和德尼恩辩论过好几次。很多自认是列奥・施特劳斯学生的人,分化成不同派系。最重要的分界线之一,就是与克莱蒙特研究所绑定的所谓西海岸施特劳斯派,以及东海岸那批更接近艾伦・布鲁姆、哈维・曼斯菲尔德一脉的弟子。在我看来,西海岸这一支已经彻底失去分寸。

        他们主张,现代自由主义本身带有自我毁灭的倾向;自由主义摧毁了维系社会的宗教、文化与族群根基。所以要拯救西方,就必须回归某种前现代的、以族群与文化为边界的共同体。我完全不同意这套说法。

  施特劳斯本人的写作其实非常隐晦。他在很多地方暗示现代启蒙存在问题,但他从来没有直接提出,我们应当回到族群民族主义。而他的部分学生却把这个推论推到了这一步。德尼恩、安东这批人,把施特劳斯当成武器,用来攻击当代自由民主制度本身。

 奥杜尔:你曾经是新保守主义者,后来和这个阵营决裂。伊拉克战争是转折点吗?

         福山:是的。新保守主义的核心主张之一,就是美国应当积极向外输出民主,动用军事力量改造那些专制社会。我在90年代也认同这个方向。但伊拉克战争让我意识到,这套想法严重低估了社会文化的复杂性。你不能仅凭军事占领,就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文明土壤里强行植入西式制度。我已经公开收回对这场灾难性入侵的支持。

  另外一件事是2008金融危机。新保守主义同时信奉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金融危机证明,金融市场不能放任自流,必须有强有力监管。这两件事,让我慢慢脱离保守派阵营。

  奥杜尔:你如何看待特朗普主义?它是一套连贯的政治理论吗?

  福山:我不认为它是一套理论。它更多是由特朗普个人情绪与怨恨驱动的政治运动。其核心就是“不被承认”的感受:白人中产觉得自己的地位、文化被边缘化,精英阶层无视他们。这里恰好可以回到黑格尔所说的“血气(thumos)”——人渴望被他人认可。普京的叙事,呼应了这种英雄式冲突的怀旧想象。

  特朗普主义利用这种被剥夺感,但它没有稳定的政策纲领。前一天还支持贸易保护,后一天可以改变立场;没有一贯的经济方案。它唯一持续不变的目标,就是夺取并维持权力,摧毁对行政权力的制衡机制。

  奥杜尔:右翼持续攻击美国文官体系,将其称作“深层政府”。你怎么看待官僚体系?

  福山:这里要区分两件事。一方面,右翼把整个中立的文官队伍妖魔化,宣称官僚集团是不受选举控制、暗中对抗总统的“深层政府”,这是谎言。现代民主国家需要一支专业、中立的文官队伍,负责执行法律,不会随着政党轮替全盘换人。如果废除这套制度,就会回到分赃制:新总统上台就把所有公职替换成自己的党羽,这对法治是毁灭性打击。

         但另一方面,美国官僚体系确实存在弊病。环评、审批等规则极其繁琐,基建项目动辄十几年才能落地;解雇不合格公职人员的门槛过高,规则冗余。而且左翼长期以来同样对行政国家与官僚弊病持批判态度。问题在于,你不能用彻底摧毁中立文官体系的方式去改革它。正确路径是精简流程,保留职业官僚制度的根基。

  奥杜尔:你现在自称有条件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这意味着什么?

  福山:经济层面,我相信受监管的市场经济。市场是效率最高的生产组织方式,但市场会产生巨大不平等,不平等最终会侵蚀民主。所以国家需要税收、再分配、公共福利,保障底层基本生活,削弱财富集中。这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核心。

  但文化层面,我对左翼的身份政治持保留态度。我认为民主党过去十几年过度聚焦种族、性别这类文化议题,忽视经济不平等。很多白人劳工感到,民主党精英只关心身份话语,不在乎他们工资停滞、产业外流。左翼应当重新把经济公平放在优先位置。

  奥杜尔:那左翼如果上台掌权,会不会同样陷入扩张行政权力、绕过制衡的诱惑?

  福山:当然有可能。权力诱惑不分左右。右翼现在拼命削弱司法、独立机构;但左翼一旦掌握行政权,同样会想要绕开繁琐程序,直接推行自己的改革。这就是为什么制度制衡至关重要。无论左翼右翼,都不能相信掌权者会自觉约束自身权力。

  左翼的优势,是他们真正关心阶级不平等。但左翼也有陷阱:过度的身份话语会割裂大众联盟;同时左翼不能迷信行政命令,不能轻视法治与分权。

  奥杜尔:你如何看待佐兰・马姆达尼这类新一代左翼政治人物?

  福山:佐兰・马姆达尼在政治策略上相当聪明。他不去纠缠抽象的文化争论,聚焦房租、公共服务这些普通人切身的经济议题。这正是左翼应当做的。但他也面临局限:地方层面的政策空间有限,而且地方政治无法对抗资本的全国性力量,单靠城市政策无法解决全国性财富不平等。

  奥杜尔:你在书中讨论“末人”。在今天,“末人”这个概念还成立吗?

  福山:尼采笔下的末人,是在舒适的自由主义秩序里,不再愿意为任何宏大理想冒险、牺牲的人。1989年我担心历史终结之后,所有人都会变成末人。但现在看来,我当年低估了人类对“承认”的渴望。

  即便在富裕稳定的社会,依然会产生大量怨恨。很多人并不满足于物质富足;他们想要尊严、地位、被尊重。当社会无法提供这种承认,民粹主义就会兴起。所以今天的问题不是所有人都变成麻木的末人;恰恰相反,大量民众觉得自己没有获得承认,转而拥抱极端政治。

  奥杜尔:很多人拿当下美国类比魏玛德国,你怎么看?

  福山:这种类比要非常谨慎。魏玛德国经历一战惨败、恶性通胀,民众储蓄被彻底清零,社会秩序崩溃。今天美国完全不是这个处境,整体和平稳定。但相似之处在于:社会内部存在巨大的身份屈辱感,民众对现有制度失去信任。MAGA右翼宣称美国正在被内部敌人摧毁。这种认知,即便不符合事实,也拥有强大政治动员力。

  奥杜尔:气候危机会不会加剧这种世界末日式的情绪?

  福山:气候危机确实带来一种生存焦虑。但有意思的是,左右两派的末日叙事不一样。左翼担心生态崩溃。两种灾难叙事并行,加剧社会对立。气候议题是真实挑战,但左翼要小心,不要仅仅依靠末日恐惧动员选民,仍然要把它和普通人的物质利益结合,比如绿色就业、产业转型。

  奥杜尔:你怎么看待美国两党制未来走向?

  福山:美国政党体系正在重组。旧的保守派联盟已经破裂:一部分传统共和党人变成“永不支持特朗普者”(Never Trumpers),转向民主党;另一部分彻底拥抱民粹民族主义。民主党内部同样分裂:进步左翼与温和建制派持续拉扯。

  未来一段时间,美国政治极化还会持续。民主制度的存续,取决于各方是否仍然接受选举结果、尊重独立司法。一旦输掉选举的一方彻底拒绝承认结果,宪政危机就会到来。

         奥杜尔:你对自由民主的前景,仍然保持乐观吗?

  福山:我不是盲目乐观。自由民主面临严峻挑战,不只是美国,匈牙利、土耳其、巴西、印度都能看到威权民粹抬头。但我依然认为,自由民主是目前人类找到的、最能兼顾自由、法治与民众参与的制度。它不是完美的,它需要持续改革:控制财富不平等、修复官僚体系、重建大众对制度的信任。

  它不会自动存续。自由民主需要人主动捍卫。如果支持民主的群体持续内耗,放任不平等撕裂社会,那么民主就会被侵蚀。

翻译:赵丁琪

Friday, October 23, 2026

斯科特·W·希伯德:9·11事件25年后:美国仍不知“他们为何被恨”

 25 years after 9/11, the US still doesn't know 'why they hate us'

微信:20226=9-8

         9·11事件25周年之际,美国在反恐战争中过度依赖军事手段解决政治问题——这一教训至今未被吸取。

         小布什政府将冲突框定为“自由与暴政的生存之战”,选择军事打击路线,却导致圣战组织激增、地区动荡、反美情绪加剧。

          2003年入侵伊拉克、萨赫勒和也门的军事干预,都制造了武装分子得以繁衍的“无政府状态”。

         如今美国与伊朗的战争再次证明:战术胜利不等于战略成功——德保罗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斯科特·W·希伯德在昆西研究所《负责任治国之道》撰文呼吁美国政治领导层改变思维,勿重蹈覆辙。

          二十五年前,19名劫机者控制了四架美国客机,将其撞向美国权力的象征,造成超过3000人死亡。美国民众实时目睹了这一切。这是一次在情感上改变整个国家的震撼事件。

         在某些方面,9·11事件本身无需解释。世贸中心双塔的倒塌和大量随机的生命损失令所有人感到恐惧。

         然而,袭击的含义——以及劫机者的动机——则不那么明确。

         解释袭击背后动机的努力,以及理解“他们为什么恨我们”的追问,将一场关于伊斯兰主义激进分子的既有辩论推到了美国公共生活的中心。

         在9·11之前的十年里,华盛顿政策界在如何应对伊斯兰主义运动——尤其是那些试图通过暴力将狭隘的宗教正统观念强加于不情愿社会的极端分子——的问题上存在分歧。

         20世纪90年代政策辩论的核心是一场关于因果关系的争论:宗教和意识形态是暴力极端主义的根源,还是贫困、边缘化和统治不善才是罪魁祸首?

         政治右翼的评论员和政治家以类似冷战的方式看待这个问题。与伊斯兰主义(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冲突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就像国际共产主义一样,必须用武力对抗。

         因此,美国外交政策应将安全置于首位,并支持地区盟友根除伊斯兰主义反对派和暴力极端分子的努力。

        辩论的另一方则拒绝这种“绿色威胁”的愿景,认为其潜在主张既不准确又具误导性。

        他们认为,基于这些有缺陷的假设行事,将导致既不符合美国利益也不符合最直接受影响的阿拉伯(和穆斯林)民众利益的外交政策——应对暴力武装和非暴力反对派的最佳策略是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

         老布什和克林顿政府都试图在这两种观点之间寻找共同点——既解决安全关切,又满足改革需求。

         然而,9·11恐怖袭击打破了这种平衡。那一天的震惊和恐惧为小布什政府重塑美国外交政策提供了自由空间。

         在此过程中,第二届布什政府采纳了安全一方的论点及相应的政策处方。驱动政府的是一种观点:这场新的反恐战争——就像二战和冷战一样——是一场“自由与暴政之间”的生存之战——面对如此严峻的威胁,“摘掉手套”。

         许多专家现在认识到,对9·11的军事化回应是适得其反的。

         在随后的二十年里,声称效忠圣战事业的组织和战斗人员数量增加了,其活动的地理范围也扩大了。

         即使美军在打击基地组织方面取得进展,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斯兰国(ISIS)等新组织出现了,它们甚至更加极端和暴力。

         2021年8月阿富汗政府的突然垮台——以及塔利班重新掌权——进一步说明了美国军事力量的局限性。

         所有这些都发生在美国政府和其他方面为遏制伊斯兰主义武装和对抗暴力极端主义意识形态而协同努力的情况下。简而言之,问题变得更糟了,而非更好。

“误诊”问题

         美国反恐战争的失败源于对问题的“误诊”。小布什政府宣扬9·11劫机者是被他们对美国价值观的仇恨所驱动的观点,并拒绝接受美国政策助长了反美情绪或暴力极端主义的任何说法。他们认为,“他们”恨的是我们是谁,而不是我们做了什么。

         通过将伊斯兰主义武装的挑战框定在恐怖主义和文明冲突的话语中,政府领导人接受了一种政治右翼普遍持有的信念——“(军事)力量的运用是赢得反恐战争中最重要的事情”。

         美国决策者随后推行军事战略以促成中东、南亚和非洲的政治变革,而牺牲了外交、法律和其他替代方案。20世纪90年代的辩论实际上结束了——主张对抗政策的一方获胜。

         虽然美国军事战略的意图是剥夺恐怖组织的避风港,但实际效果恰恰相反。

         美国的军事干预破坏了整个地区的稳定,制造了那种武装组织得以繁衍的无法无天的无政府状态。美国的干预还加剧了反美情绪,使武装组织得以将自己描绘成抵抗占领者的民族主义捍卫者。

           2003年入侵伊拉克就是这一趋势的典型例证——美国的占领成为圣战分子的“事业”,无意中为武装运动注入了新的生命。

         美国在萨赫勒、非洲之角和也门的政策也描绘了类似的图景。在每一处,军事干预都创造了伊斯兰主义武装得以繁荣的条件。

         这反过来又证明进一步美国干预的“正当性”,形成了一个永久冲突的恶性循环。

         美国的军事战略还依赖地区政权来执行反恐战争——美国政策的这一方面代表了一个关键悖论。虽然美国的行动据称是在捍卫西方自由,但现实是,美国政府机构优先支持傀儡盟友的军队和安全部门。

         在促进问责或保护平民免受暴力方面,几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并且未能解决政府压制与激进主义之间的关系。

         美国军事战略的失败反映了一种关注症状而非病因的倾向。

         虽然国防部、各情报机构和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JSOC)的预算在9·11后时期大幅扩张,但美国力量的其他软性方面并未进行类似投资。

         虽然这种头重脚轻的反恐方针部分是美国过去政策的延续,但也归因于将军事力量置于一切之上的战时范式——结果是“纪律涣散与失望”——军事行动未能解决问题,而美国人对国家的战争感到厌倦。

         当我们反思9·11的可怕事件时,我们可以通过学习反恐战争的核心教训来纪念遇难者:过度依赖军事力量来实现政治目标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

         正如在当前与伊朗的战争中,美军一再证明它能够取得战术胜利,却仍然无法实现战略目标。

         需要的不仅仅是政策的改变,更是美国政治领导层思考其试图解决的问题的方式的转变。我们有责任对数百万在9·11阴影下长大的美国人不重蹈覆辙。

Saturday, September 12, 2026

玛格丽特·麦克米伦:无序的新世界即将到来,我们没有做好准备

《纽约时报》观点,2026-09-06

风暴来临前总会有预兆。风势可能会突然减弱。潮水退得比平时更远。缕缕云丝飘过天空。

人们可能会误读甚至无视这些预兆——坚持认为那些雨滴只不过是阵雨,直到为时已晚。那时,真正的麻烦方才降临。

天气如此,人世之事亦是如此。政权在崩塌前看起来总是很稳固。国内革命和国际秩序动荡——二者往往相伴而生——事后回想起来总是一目了然,但并非总能预见。然而,如果仔细观察,通常会发现预兆早已出现。

我们这些生活在相对稳定、秩序井然社会中的人往往倾向于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就像伏尔泰笔下那位荒谬的潘格罗斯博士,他跌跌撞撞地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灾难。我们可能会抱怨经济,担忧另一场遥远战争的爆发,抑或赞同地倾听政治光谱两端激进的声音,但并不认为我们的世界会天翻地覆。

我们最好听从另一位法国作家的警告。在阿尔贝·加缪的战后小说《鼠疫》中,当阿尔及利亚城市奥兰的街道上出现死老鼠、人们感染上一种神秘疾病时,当地政府和大多数市民无视这些迹象,直到为时已晚。加缪书中的叙述者说:“历史上瘟疫的次数不亚于战争,然而瘟疫和战争总是同样让人措手不及。”

如今,死老鼠随处可见。今年夏天,气温记录被不断打破和刷新,地球在干旱中炙烤,野火肆虐。发达经济体的债务正逼近历史高位。对医疗和食品援助的削减(以美国最为显著)已导致了不必要的死亡,并助长了疾病的传播,其中某一种疾病迟早会成为另一场大流行。人工智能仍在不受监管的情况下迅猛发展,威胁着就业、安全,在更悲观的预测中甚至威胁着人类的生存。

修正主义大国肆无忌惮地藐视规则和规范。选民愤怒且情绪多变。那种旨在建立信任与理解、缓慢、审慎且必然需要谨慎的外交已经让位于一种做作、傲慢的风格,更适合被TikTok侵蚀的短暂注意力或是游乐场。

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记录了去年爆发的65起国家冲突——这是自1946年以来的最高数字。大国发现自己陷入了与那些充分利用新技术的国家的非对称战争中。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乌克兰的战争本意在几天内取胜,现在却艰难地步入第五个年头。伊朗利用廉价的大批量生产无人机攻击美军及其盟友,已经(或许是永久性地)控制了一条关键的世界贸易走廊,大幅削减了美国的导弹库存,并让特朗普总统陷入了一场他自己选择的战争。

世界大战并非不可避免,但拥有精良武装的大国之间发生灾难性冲突的威胁比过去几十年来的任何时候都要逼近。

就像加缪笔下奥兰市的居民一样,我们自然不愿承认世界已经发生了多大的变化。问题棘手、复杂且令人厌烦,移开视线总是更容易的。于是,当野火肆虐时,我们在海滩上度假;我们问人工智能如何训练小狗,如何写那封信——让它替我们思考。我们希望战争能够结束,希望防护机制、制度和联盟能够重建,我们所理解的世界能够恢复并存续下去。

但是,一个新的现实以惊人的速度降临了。在我们一生大部分时间里维系着世界的秩序开始受到侵蚀,这始于秩序内的人变得过于安逸和自满,也始于不良行为得到了过多的容忍,甚至是纵容。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无序时代。我们必须做好准备,首先要坦诚地认识到我们所处时刻的严峻性,并接受我们脆弱的系统正在动摇的现实。各国已经在进行调整,无论结果是好是坏。未来任何形式的合作都必将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那些拒绝适应,坚持认为一个摇摇欲坠的体系还能继续运转的人将会面临什么?看看发生过的三场革命,以及一场未曾发生的革命吧。

法国大革命前夕,作为欧洲最强大的陆上强国,法国可能已处于破产边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为了在独立战争中帮助美国击败英国背负了巨额债务。奢靡腐败的统治精英迷失了方向,日益壮大、却被排斥在政治权力之外的中产阶级则在呼吁变革。在社会底层,工人和农民面临饥饿,日益绝望。

强大的新启蒙思想正在传播——其中一些是从美国独立战争中传入的,内容涉及人权,以及至少能赋予部分人民权力的新政府形式。

法国国王及其廷臣误判了民众不满的深度,自以为没有什么能动摇他们的特权地位。他们错了:君主制被推翻,一个混乱、暴力的共和国诞生了。不到十年,拿破仑便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革命性变革并没有单一的模式,但处于政权顶端的人往往无法认识到政权有多么脆弱。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国外战败的后果,而非代价高昂的胜利所致。但沙皇尼古拉二世依然无视所有证据,坚称不需要任何改革,因为俄罗斯人仍然爱戴他。在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希特勒是被精英阶层请上台的,这些精英错误地认为他们能够利用他,并认为现有的制度足够强大,足以将他限制住。

这些革命无一不具有深远的国际影响。拿破仑带领法国称霸欧洲大陆,粉碎了君权神授等旧有制度和观念。在俄国夺取政权的布尔什维克则宣扬并培育了革命国际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向资本主义和民主国家发动了战争。希特勒重新武装德国,征服了欧洲大部分地区,并以雅利安人统治的名义谋杀了成百万犹太人和其他许多人。

然而,有时国家及其领导人也能够及时洞察先机。在19世纪20年代,英国政府面临着来自工业革命新造就的中产阶级的压力,他们被排斥在政治决策之外。英国精英阶层敏锐地察觉到了法国最近发生的灾难,深知必须进行调整才能生存。1832年的《伟大改革法案》起到了减压阀的作用,充分扩大了选举权,从而避免了一场更广泛的危机。

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很容易找到类似之处。愤怒的民众。拥有巨额财富并能迫使政府屈服于其意志的非民选精英。拒绝建立共识或拒绝听取建议的领导人。今年1月,当特朗普被问及他的权力受到什么限制时,他回答说“我自己的道德”;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曾表示,他为“la gloire”(他的荣耀)而战,之后,法国国力大为削弱。

那些选择无视警告信号,并认为历史与现实无关的人,当不愿看到的事件终究降临到他们头上时,他们可能会感到震惊和骇然。

国际秩序一直依赖于大国的支持,以及足够多的小国的合作与认同。在冷战随着苏联解体而结束时,美国似乎准备好继续担任1945年后国际体系的保障者。然而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情况已不再如此。

也许在另一位总统的领导下,美国将恢复其霸主地位,愿意支持国际机构和规范,成为一个优秀可靠的盟友以及暴政的坚定反对者。那样的话,世界将再次如同1945年以来(至少从某些角度看)那样和平地延续下去。包括现今的中国和印度在内的大国将继续凑合着共处,而所谓的“国际社会”将重新致力于应对贫困、不公正、冲突和气候变化的工作。

但是,如果我们已经处于一段漫长无序时期的早期阶段呢?在这个世界里,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昨天确凿的事物明天依然如此,或者看似坚固的机构将得以存续。我们可能会对每天新闻带来的消息见怪不怪。像尼泊尔和西藏洪水这样的自然灾害发生了,却不清楚谁会去救援。我们是否耸耸肩,继续过自己的生活?冲突——有些具有将大国卷入的潜力——在没有明显仲裁者的情况下发生。像北约这样可靠的联盟正在经受一次又一次的考验,甚至可能分崩离析。俄罗斯对欧洲的混合战争正在扩大;在一个日益变暖、变干的世界里,对资源的争夺已经激化了暴力。

这个世界正变得越来越不可预测,而我们更多地被领导人的喜怒无常所左右,其程度比我们预想的要严重得多。这些领导人较少受到外部框架的约束,觉得可以更随心所欲地走一步看一步。我们应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谨慎地选择那些决策者,但恰恰就在这时选民似乎更不情愿这么做了。

这些都是乌云。但旧体系的终结并不一定意味着合作的终结。我们仍然拥有一个有效世界秩序的许多组成部分。我们拥有一个丰富的国际机构网络,其中许多机构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形的,它们管理着从民航到互联网的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条约仍在很大程度上得到遵守。国际法和主权可能难以执行和捍卫,但我们许多人仍然谴责违约行为。国际舆论的存在本身仍然可以对我们的领导人施加压力。在衰退的体系结构中,许多组织(包括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正日益耗尽资源和存在的意义,但它们依然存在。

今年1月(距离与美国的贸易谈判破裂还有数月),在达沃斯一场备受瞩目的演讲中,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将“美利坚治世”(Pax Americana)的终结描述为一个“美好虚构”的终结。但他表示,其他国家可以进行反击,特别是如果它们为了共同的目标团结在拥有共同价值观的联盟中。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日本在内的一些中等强国正通力合作,以填补美国退出其先前作为仁慈超级大国角色所留下的空白。

改变是艰难的,但认为一切会照旧可能是一种危险的错觉。在1914年夏天,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以及英国和整个欧洲的许多身居要职的人以为,巴尔干半岛的最新危机将像以前的类似危机一样通过大国会议得到解决。他没能理解欧洲走向战争的速度有多快,也没能利用英国的大国地位将各方召集在一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永远地改变了欧洲和世界。

到1945年,英国、苏联、美国及其盟国在30年内打了两场残酷的世界大战。当它们建立现有秩序的架构时,它们非常清楚想要防止什么。以前的框架失败了,它们要创造一些不会重蹈覆辙的新事物。

盲目乐观的“潘格罗斯式”道路是一条死胡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做以前常做的事情,踏上重新构建事物的艰难历程。

【作者】 

玛格丽特·麦克米伦(Margaret MacMillan)是加拿大历史学家,当代国际史、外交史与战争史领域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学者之一,现为牛津大学国际史荣休教授、多伦多大学历史学荣休教授、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荣誉院士,并担任多伦多大学蒙克全球事务与公共政策学院杰出研究员。她曾于2007年至2017年担任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院长,此前曾任多伦多大学三一学院院长和历史学教授。

麦克米伦长期研究19世纪和20世纪国际关系、大英帝国、战争与和平以及世界秩序的形成,尤其擅长从外交决策、政治人物、制度环境和历史偶然性之间的关系解释重大国际事件。她既是严肃的专业历史学者,也是英语世界重要的公共历史写作者,其著作已被译成20多种语言。

她最著名的作品《巴黎1919:改变世界的六个月》(Paris 1919: Six Months That Changed the World)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及战后国际秩序为核心,获得塞缪尔·约翰逊非虚构奖、达夫·库珀奖、赫塞尔—蒂尔特曼历史奖和加拿大总督文学奖等重要奖项,麦克米伦也成为首位获得塞缪尔·约翰逊奖的女性。其他代表作包括《终结和平的战争:通往1914之路》(The War That Ended Peace)、《历史的运用与滥用》(The Uses and Abuses of History)以及《战争:冲突如何塑造我们》(War: How Conflict Shaped Us)等。

2018年,她受邀担任BBC著名的里斯讲座主讲人,以“The Mark of Cain”为主题系统讨论战争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她是加拿大勋章 Companion 等级获得者,2018年获授英国 Companion of Honour,2022年获英国功绩勋章(Order of Merit)。她的研究与写作持续关注一个核心问题:战争、外交、领导人的选择与历史经验,究竟如何共同塑造现代世界。

斯科特·W·希伯德:9·11事件25年后:美国仍不知“他们为何被恨

 (法尔克,微信2026-09-08)

按:此文回避了美国支持以色列的中东政策与九一一事件的关系

9·11事件25周年之际,美国在反恐战争中过度依赖军事手段解决政治问题——这一教训至今未被吸取。

小布什政府将冲突框定为“自由与暴政的生存之战”,选择军事打击路线,却导致圣战组织激增、地区动荡、反美情绪加剧。

2003年入侵伊拉克、萨赫勒和也门的军事干预,都制造了武装分子得以繁衍的“无政府状态”。

如今美国与伊朗的战争再次证明:战术胜利不等于战略成功——德保罗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斯科特·W·希伯德在昆西研究所《负责任治国之道》撰文呼吁美国政治领导层改变思维,勿重蹈覆辙。

 

二十五年前,19名劫机者控制了四架美国客机,将其撞向美国权力的象征,造成超过3000人死亡。美国民众实时目睹了这一切。这是一次在情感上改变整个国家的震撼事件。

在某些方面,9·11事件本身无需解释。世贸中心双塔的倒塌和大量随机的生命损失令所有人感到恐惧。

然而,袭击的含义——以及劫机者的动机——则不那么明确。

         解释袭击背后动机的努力,以及理解“他们为什么恨我们”的追问,将一场关于伊斯兰主义激进分子的既有辩论推到了美国公共生活的中心。

在9·11之前的十年里,华盛顿政策界在如何应对伊斯兰主义运动——尤其是那些试图通过暴力将狭隘的宗教正统观念强加于不情愿社会的极端分子——的问题上存在分歧。

20世纪90年代政策辩论的核心是一场关于因果关系的争论:宗教和意识形态是暴力极端主义的根源,还是贫困、边缘化和统治不善才是罪魁祸首?

政治右翼的评论员和政治家以类似冷战的方式看待这个问题。与伊斯兰主义(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冲突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就像国际共产主义一样,必须用武力对抗。

因此,美国外交政策应将安全置于首位,并支持地区盟友根除伊斯兰主义反对派和暴力极端分子的努力。

辩论的另一方则拒绝这种“绿色威胁”的愿景,认为其潜在主张既不准确又具误导性。

他们认为,基于这些有缺陷的假设行事,将导致既不符合美国利益也不符合最直接受影响的阿拉伯(和穆斯林)民众利益的外交政策——应对暴力武装和非暴力反对派的最佳策略是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

老布什和克林顿政府都试图在这两种观点之间寻找共同点——既解决安全关切,又满足改革需求。

然而,9·11恐怖袭击打破了这种平衡。那一天的震惊和恐惧为小布什政府重塑美国外交政策提供了自由空间。

在此过程中,第二届布什政府采纳了安全一方的论点及相应的政策处方。驱动政府的是一种观点:这场新的反恐战争——就像二战和冷战一样——是一场“自由与暴政之间”的生存之战——面对如此严峻的威胁,“摘掉手套”。

许多专家现在认识到,对9·11的军事化回应是适得其反的。

在随后的二十年里,声称效忠圣战事业的组织和战斗人员数量增加了,其活动的地理范围也扩大了。

即使美军在打击基地组织方面取得进展,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斯兰国(ISIS)等新组织出现了,它们甚至更加极端和暴力。

2021年8月阿富汗政府的突然垮台——以及塔利班重新掌权——进一步说明了美国军事力量的局限性。

所有这些都发生在美国政府和其他方面为遏制伊斯兰主义武装和对抗暴力极端主义意识形态而协同努力的情况下。简而言之,问题变得更糟了,而非更好。

“误诊”问题

美国反恐战争的失败源于对问题的“误诊”。小布什政府宣扬9·11劫机者是被他们对美国价值观的仇恨所驱动的观点,并拒绝接受美国政策助长了反美情绪或暴力极端主义的任何说法。他们认为,“他们”恨的是我们是谁,而不是我们做了什么。

通过将伊斯兰主义武装的挑战框定在恐怖主义和文明冲突的话语中,政府领导人接受了一种政治右翼普遍持有的信念——“(军事)力量的运用是赢得反恐战争中最重要的事情”。

美国决策者随后推行军事战略以促成中东、南亚和非洲的政治变革,而牺牲了外交、法律和其他替代方案。20世纪90年代的辩论实际上结束了——主张对抗政策的一方获胜。

虽然美国军事战略的意图是剥夺恐怖组织的避风港,但实际效果恰恰相反。

美国的军事干预破坏了整个地区的稳定,制造了那种武装组织得以繁衍的无法无天的无政府状态。美国的干预还加剧了反美情绪,使武装组织得以将自己描绘成抵抗占领者的民族主义捍卫者。

2003年入侵伊拉克就是这一趋势的典型例证——美国的占领成为圣战分子的“事业”,无意中为武装运动注入了新的生命。

美国在萨赫勒、非洲之角和也门的政策也描绘了类似的图景。在每一处,军事干预都创造了伊斯兰主义武装得以繁荣的条件。

这反过来又证明进一步美国干预的“正当性”,形成了一个永久冲突的恶性循环。

美国的军事战略还依赖地区政权来执行反恐战争——美国政策的这一方面代表了一个关键悖论。虽然美国的行动据称是在捍卫西方自由,但现实是,美国政府机构优先支持傀儡盟友的军队和安全部门。

在促进问责或保护平民免受暴力方面,几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并且未能解决政府压制与激进主义之间的关系。

美国军事战略的失败反映了一种关注症状而非病因的倾向。

虽然国防部、各情报机构和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JSOC)的预算在9·11后时期大幅扩张,但美国力量的其他软性方面并未进行类似投资。

虽然这种头重脚轻的反恐方针部分是美国过去政策的延续,但也归因于将军事力量置于一切之上的战时范式——结果是“纪律涣散与失望”——军事行动未能解决问题,而美国人对国家的战争感到厌倦。

当我们反思9·11的可怕事件时,我们可以通过学习反恐战争的核心教训来纪念遇难者:过度依赖军事力量来实现政治目标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

正如在当前与伊朗的战争中,美军一再证明它能够取得战术胜利,却仍然无法实现战略目标。

需要的不仅仅是政策的改变,更是美国政治领导层思考其试图解决的问题的方式的转变。我们有责任对数百万在9·11阴影下长大的美国人不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