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华川粉的心理结构分析

 （ 同时代的不同时代 美的旋律

 2026年4月6日 00:24）

        他们的心理结构是这样的，他们心理必须稳定下来，必须有一个让思想落地之后稳定的基础，这基础也叫做“锚点”、政治标准、纯粹性、第一原因、原点——这些家族相似的词的重要作用，在于他们在看待眼下世界的一切现象的时候，都用这些词汇加以对照，他们的锚点，就相当于一面镜子，一切现象都在这个镜子面前，现出原形。他们身上总是随身携带着这面镜子，遇到一切事情的时候，就把这面镜子拿出来，照一照，然后他们就觉得自己懂了。他们的心思，也就是爱恨情仇，是高度恒定的，他们是以盼着的方式生活的。

        现在这面镜子就是美国，注意，他们的羡慕、爱、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国家，是美国，而不是欧洲。他们轻视欧洲，认为欧洲属于第二等级。他们忘记了，追溯起源，美国其实就是欧洲的殖民地，最初的美国人建立美国的时候，并不是建立一个印第安部落的新主人邦国，而是把欧洲的制度、宗教、教堂与学校、墓地、法律移植到美洲新大陆，美国是欧洲的“复制品”，这就是“殖民地”的准确解释。作为外人的华川粉，他们轻视或者不知道美国灵感的欧洲来源，华川粉说欧洲“左”，而忘记了正是“左”或者权力制衡机制成就了美国，他们拥戴的美式制度，对于古代封建等级特权制度来说，就是“左”的。所谓“左”，其实就是对于欺负人的人表示不服，而去设计出来更合乎人性的自由平等制度。你们反对“左”，其实就是反对你们拥护的东西。

        在华川粉看来，美国是第一等级，欧洲是第二等级，其他国家，一概属于第三等级。也就是说，他们心目中，国家是有等级划分的，但是华川粉声称自己主张平等，也就是他们认为自己拥护民主制度。他们没有想到，当他们实际上这样想的时候，他们的精神已经处于“自毁”状态。也就是说，他们觉得自己拥护平等自由，拥护普遍价值，但他们实际上瞧不起第二和第三等级。他们尤其认为第三等级的国家和民众需要美国拯救，而美国只要“出手”，就是天然合理的，无论使用任何手段，哪怕是绑架与斩首、发动对他国的侵略战争，都是“师出有名”，都是正义的，都是为了解救第三等级的国家和人民。美国的士兵，在从事这些很危险的工作的情形，那叫做勇敢，而别国对于狂轰烂炸自己领土的侵略做军事抵抗，那叫做“垂死挣扎”。

        所以，他们现在盼着美以将伊朗踏平，以至于就像特朗普说的，把伊朗打回到石器时代——这个形象，就是你们心目中的可敬可爱的“川总”，但你们不是拥护自由平等吗？你们是想说不自由的国家理应遭这样的罪，就像萨特在小说《恶心》中，对于相信自己是“人道主义者”的自学者的讽刺：“他们现在恨人，是为了将来爱人，他们是靠对立面活着的。” 为了爱将来的伊朗，就必须恨现在的伊朗，为了伊朗的新生，伊朗就得承受现在被毁灭。但这里有个问题，对于所有第三等级的国家与民众都成立，也就是为了相信“外人”能拯救我们，我们必须相信外人果真能对待我们就像对待他们自己的国民一样，在具体实施的时候，无论在法律上还是政治态度、心理层面，都取消对我们的歧视。“华川粉”把希望，寄托在根本不靠谱的前提上了。如果我此处写“就像特朗普一样不靠谱”，我会觉得自己的造句水平不够高，因为“华川粉”中有高级知识分子，我觉得就像下棋一样，应该找那些有水平的棋手，那么我来考察一下高级华川粉：

        高级华川粉认为，虽然特朗普有些极端，但矫枉过正一点是可以接受的，他们认可的是美国，而美国现在是特朗普领导的，这是美式民主的极端显露。那么，支持和宽容特朗普，就是支持和宽容美国，这里有两个潜台词：第一，就是不相信欧洲，认为欧洲是“白左”、搞什么多元价值观，后现代主义、身份多元，把事情搞得不确定、未完成，使得判断丧失了锚点，使得普遍价值观无处安放，心神不宁、焦虑不安、欧洲将自己搞得就要成为“斯坦”和“黑人”国，透着对非西方文明传统的蔑视，默认人和文化有固定不变的优秀的与不优秀的，而高级华川粉很少提及自己被西方某些种族主义者视为“不优秀”的或者对自己存在着事实上的种族主义目光，而反过来“自己瞧不起自己的文化传统”，这个逻辑的荒谬性，就在于他们在瞧不起“第三等级”的时候，其实就是瞧不起自己，他们绝不会去想自己其实就是第三等级，但却有一颗第一等级的心，觉得自己正在从事解放自己的伟大事业。但他们从来就不反思一下，自己这样的思维心理结构，哪里出了差错，这就是第二：他们支持特朗普，是认为自己支持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我以上已经说过了，所以我这里将其“贴过来”：

        “他们的心理结构是这样的，他们心理必须稳定下来，必须有一个让思想落地之后稳定的基础，这基础也叫做‘锚点’、政治标准、纯粹性、第一原因、原点”。也就是说，高级华川粉的心理结构中，首先有一个立场、一个预判、一个先验原则，一个镜子，那就是美国永远都是灯塔，美国永远正确——对此，我很生气，因为这简直就是势利眼，是打着很高尚的政治口号的势利眼，你这个右派的东西原本就是来自左派的东西，右派是左派派生出来的，左派生出来的东西现在反对左派，而右派目前的严重问题，在于跟又跟不上趟，因为高级川粉的心理结构，其实是一种“递归思维结构”，也就是认为现在发生的一切新鲜事，都应该从过去被认定的规则中，寻找其合理性的基础。如果过去的政治原则手册上没有规定，那么现在发生的新鲜事，就没有法理依据，这就像说“如果从前康德这样说过，那就太好了，可是康德不曾这样讲过，那这个新鲜事就是不合理的”。尽管作为这个新鲜事的当事人，你感到很舒服，但这是一个很不应该有的”很舒服“——这就是高级华川粉的逻辑，是其心理结构。

        但他们自己，并不是美国人，而是第三等级国家的人，他们一辈子都盼着自己成为第一等级的人。虽然自己属于第三等级之人，但他们想第一等级之所想，急第一等级之所急。但他们忘记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第一等级的国家和人，尤其是他们现任总统特朗普，是不是果真知道有如此大量的“华川粉”的存在，或者果真知道一点，但并不果真在乎这些人，并没有把这些人当成自己人看待，一个强有力的根据就是，如果美国认为应该将你们视为非法移民的话，或者觉得你们在美国已经妨碍了美国人的幸福生活的话，就会通过不利于你们的法律，同样会将你们和墨西哥等“外国人”驱逐。也就是说，你认为他们是你们的自己人，但他们不认为你是他们的人，为什么呢？因为特朗普本人主张“让美国再次伟大”、“美国优先”，而不是“普世价值”优先，不是国际准则优先，他把自己看成“太阳”，所以，你们想多了，他并不在乎你们所在乎的事情，说出这一点，对于你们来说，是残酷的，但这是事实，而不是你们觉得的“应当”。

        无论普通的还是高级的“华川粉”，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从不怀疑自己已经相信的事情，他们需要一个永恒的信念供自己崇拜，而且坚定不移，这其实是一种“教徒心理”，就像宗教具有人性的合理性一样，但是如果只有宗教没有科学，我们现在还在使用蜡烛读书呢，但这对蜡烛也是一种不尊重了，因为蜡烛也是发明，也属于广义上的科学。

        换句话说，科学与宗教并不是一条道，有国内学者试图将两者“合并”，这是不对的。宗教，讲究的是“不讲道理”或者“没有现实证明作为依据”的相信，因为这样的相信使得自己的内心有所寄托、感到安稳，这是人的一种天性，也就是宁可信其有，不愿意信其无。在这个意义上，宗教显示了人的内心脆弱、非冒险精神、不愿意尝试新事物。但人类现有的物质与精神文明，并不是宗教的功劳，并不是信教的结果，因为一切科学原理，宗教经典都没有记载，实际上正是在与“绝对永恒的相信”的搏斗中，才有了哥白尼、伽利略，牛顿与爱因斯坦，他们的科学发现与发明那一刻，所依据的是现实根据而非宗教经典，并不是因为他们先信了教，然后才有科学发现，两者之间并不具有必然联系。从笛卡尔到康德的哲学反思，都不是信教的思想成果。

        我之所以以上提到宗教，是由于宗教思维明显是从过去的永恒信念原则找答案的“递归思维”，华川粉最大的问题，也在于和信徒一样是“递归思维”，这就使得他们不愿意承认，当下世界局势正在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原则已经无法解释的巨大变化，而华川粉仍旧用旧的格局，解释这样的变化。总的来说，这个变化，就在于世界不再有一个中心、不再有绝对正确的、永远可以依赖的道德规范、政治制度、法律规定，虽然它们仍旧存在，但是其存在的作用，就像人们见面时，彼此说“你好”的文明礼貌。现在的问题是，人们见面时不一定非得说“你好”。“你好”可能已经是一个空壳子了，就像春节微信群里发的表情包，已经是心情愉快的一个空壳子了，表情包并不代表此刻发表情包的人心情很愉快！

        我们必须承认的事实是，共识就是这个“你好”，“你好”是必要的，但已经与我们的生活质量无关了，这就像现在学界的一个重大危机，在于学者们仍旧在写当代“八股文”，但严重的问题，在于这样的文章正在丧失对于现实世界的解释力，从而引不出人们的关注了。实际情况是，写八股文的人，可以继续写下去，而不关注的人，当然继续不关注，那么我们现在的人，其实就像这样：彼此处于平行的世界。在物理层面上，我们活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世界，但在人生兴趣、方向、取向等方面，彼此可以完全不发生关联。

      欧洲是“白左”、搞什么多元价值观，后现代主义、身份多元，把事情搞得不确定、未完成，使得判断丧失了锚点，普遍价值观无处安放，心神不宁、焦虑不安、什么欧洲就要成为“斯坦”和“黑人”国——这是华川粉最反对的。我暂时不表，我问华川粉几个问题：今年底的美国中期选举，特朗普命运如何？欧洲为什么不参与这次美以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欧美的裂痕为什么越来越大？俄乌战争何时会结束？俄乌战争和这次中东战争结束之后，世界格局还会回到从前吗？你准备好了在新的世界格局中生活吗？你在中国生活其实就是在新的世界格局中生活的一部分，所有不确定的联动，你都不可能置身事外。你还会有稳定的工作吗？中国人口老龄化、年轻人生育欲望降低，以及种种最近三年才出现的房子、票子的使人焦虑的局面，有稳妥的解决方案吗？中国20年前各个领域的名人还有复辟或者像从前一样大的一呼百应的名声的可能性吗？现在夕阳的行业有可能未来朝阳的一天吗？

      以上问题，与你持什么立场、价值观、方法论、与你读了多少遍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与这些因素，是没有关系的，因为这些因素所解决的，只不过是你的思想状态，但我以上的问号，是现实生存状态，我们就活在其中，就像我这篇文章是敲键盘敲出来的，我当然可以用钢笔写在稿纸上，但我写完之后，怎么可能让读者读到呢？也就是说，无论我写得多好，思维状态或者质量有多好，但我的文章按照旧的模式无法让读者看见，我必须用互联网，键盘，它们所解决的，是可操作性的问题。我以上一连串的问题，问的就是可操作性，它们不可能靠任何先验的认定加以解决，因为在现在的世界中，每个人都是一个单子，每一个国家都是一个局部，单子与单子无限远又彼此互动，局部与局部，任何一个局部的改变都影响全世界，而问题在于，单子与单子之间，局部与局部之间，是不对称的关系，用传统的因果必然性，推论不出来，这种不确定性、未完成性，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事实，你们所批评的“左派”，只不过是把这个事实说出来而已，如果你们不认可这些事实，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但这些事实仍旧会在你身上继续发挥作用，你是不可能脱身事外的。

      没有任何单独的个人，哪怕是大国强国的政治领导人，有可能独立靠自己的英明领导、所谓远见卓识，一揽子解决我以上的一连串问号。这就是特朗普的“死穴”，他的思维与行事逻辑是：利用哄骗、高压、威胁、迫使他国服从。但当下世界的逻辑是，你怎么想，是你自己的事，那些人和那些国家听你的，是那些人和那些国家自己的事，但除了“那些人”和“那些国家”之外，世上还有别的人的别的人的别的人，还有别的国家的别的国家的别的国家。其中有的“以特朗普之道，还治特朗普之身”，这叫做“对称”，比如现在伊朗和美国，玩的是“胆小鬼游戏”，这就像两辆大卡车迎面而来，两个司机谁先打方向盘躲开，谁就是输家，我不知道伊朗和美国谁是最后的胆小鬼，但这是疯子，或者一个疯子把另一个隐蔽的疯子逼成真正的疯子，然后全世界一起承担后果，其他国家当然不可能就看着这样的局面发生，但温和的方式对于疯子根本就不起作用，这种“蝴蝶效应”，又是“华川粉”不愿意看见的“不确定性”，但他们的失望是可以预期的，因为无论多么好的初衷，别人不愿意参加，初衷者只剩下自己玩而已——这就不是“以特朗普之道，还治特朗普之身”了，而是不合作，你不再有号召力。

      最后，从哲学上看，华川粉的关键词，是“统一”，但现在世界的真实状况是“分立”，“分立”的人之间，国家之间，是不可以强行统一的，否则就会出乱子。

远观庄主：美国的政治癌变：从“哥德尔漏洞”到“非自由传统”基因

（2025-4-25，微信）

        库尔特·哥德尔，是出生于奥匈帝国的数学家、逻辑学家和哲学家。他以证明数学逻辑定理和论证数学猜想等杰出贡献而闻名。1918年奥匈帝国解体，哥德尔出生的城市成为独立的捷克的一部分，他也就成为捷克的公民。然而，由于他从小在奥地利德语文化圈中长大，对奥地利的文化和身份更有认同感，于是在23岁时正式申请恢复并获得了奥地利国籍。

        1930年代，欧洲局势恶化。纳粹势力的崛起和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使哥德尔深感不安。奥地利在1938年被纳粹德国吞并后，有犹太背景的哥德尔感到自己在欧洲的处境越来越危险。1940年，他通过苏联横跨西伯利亚到达日本，然后辗转最终抵达美国，定居在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并任职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由于对纳粹政权深感恐惧，哥德尔希望获得一个更为稳定和自由的国家的保护，因此决定申请美国国籍。在他准备入籍面试时，哥德尔深入研究了美国宪法，发现了其中一个可以让美国制度合法地转向独裁的“逻辑漏洞”。他把这个发现分享给了在普林斯顿的朋友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和经济学家奥斯卡·摩根斯特恩。

        1947年12月5日，哥德尔应约参加入籍面试。陪同他的爱因斯坦和摩根斯特恩告诫他，不要跟移民法官太“认真”，不要讨论他发现的“漏洞”，担心他的公民申请会被拒绝。根据摩根斯特恩的回忆，在面试中，移民法官开始和蔼地跟哥德尔闲聊，随后基于哥德尔的欧洲背景和纳粹经历对他说：“先生，您肯定很高兴能成为这个伟大国家的一部分。这个国家永远不会成为独裁国家。”

        然而，这句话正好触发了哥德尔。他立即认真地回应说：“不，这不是真的。我知道如何让这个国家变成独裁国家 —— 而且是以合法的方式！”

        当哥德尔要开始解释他在宪法中发现的“漏洞”时，在场的爱因斯坦和摩根斯特恩赶紧插话，努力转移话题，试图轻松化解气氛。好在法官没有追问太多，也许觉得这只是一个古怪天才的奇想。哥德尔最终顺利通过面试，成为美国公民。

        从那之后，他没有公开发表过任何关于“漏洞”的言论。至今也没有人公布过哥德尔发现的“漏洞”到底是什么。哥德尔在美国宪法中的发现被后人称为“哥德尔漏洞”，成为一个历史之谜。他虽然在1987年就已经去世，试图破解这个宪法之谜的努力却一直在学者中继续。

        一些学者基于对政治现实和制度缺陷的观察猜测哥德尔的发现。

        有学者认为美国总统拥有广泛的行政命令权和国家紧急状态下的权力。根据现行法律，如《国家紧急状态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等，总统可以在宣布国家危机后临时掌握巨大的行政权力。如果这种紧急状态被滥用或无限期延续，就可能造成事实上的独裁统治，而法律体系缺乏及时有效的制衡机制。

        另有学者认为，美国制度高度依赖规范与传统而非纯粹的法律明文，如法院的自制、总统的遵法意愿等。如果总统选择系统性地打破惯例，而法院和国会不进行有效的约束，就会导致权力在行政部门集中，最终动摇宪政基础。哥德尔可能注意到，如果宪法默认总统的“善意执行”却没有强制性的制约机制，系统就可能被总统在逻辑上反向应用。

        还有学者认为，美国的选举制度并未明确禁止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反民主政权，即没有对候选人设置“忠于宪法”的实质门槛。虽然总统要宣誓“忠于宪法”，但难以强制。如果一个政党通过选票合法当选后就能够修改法律、废除宪法、取消议会制，虽然政治上令人震惊，但并非违反宪法。哥德尔可能看出，在“制度允许破坏制度”的情形下，美国宪法缺乏“自我保护机制”。

        最贴切的猜测也许是从逻辑学的角度判断哥德尔的想法。哥德尔以发现“系统内部无法自证一致性”著称。他在1931年提出“不完备性定理”，核心结论是：在任何足够复杂、能够表达基本算术的公理系统中，必然存在一些无法在系统内部被证明为真或假的命题。他的“第二不完备性定理”指出，系统无法在不借助外部工具的情况下证明自身的一致性。

        宪法作为一个自洽的规则系统，表面上具备自我约束和调整能力，如司法解释、修宪程序等。但从逻辑上讲，它可能无法从自身出发完全保障制度的本质不被颠覆。也就是说，宪法在形式上可能是完整的，但实质上可能存在“自毁机制” —— 正如哥德尔在数学中揭示的那样，任何系统都无法通过内部规则来证明自己的绝对安全。

        从逻辑学角度出发的观点认为，哥德尔在审查美国宪法时，可能意识到其内部逻辑存在一个合法路径通向非法统治的可能性。比如，通过民主选举上台后，动用宪法规定的修宪程序，合法地取消总统任期限制、解散国会或压制司法独立，从而建立一个形式上“合法”但实质上“专制”的政体。“哥德尔漏洞”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更是一个制度自我约束能力的哲学悖论。正是这种悖论，使得哥德尔在入籍美国时，对宪法表现出不寻常的严肃与警觉。

       从逻辑学角度对“哥德尔漏洞”做出了最为具体的论述的是佛罗里达州中部大学的法律学者和教授费尔南多·格拉-普霍尔。他的猜测的核心是：美国宪法内部的修宪机制本身可以被用来摧毁宪政民主制度。具体而言，美国宪法第五条允许通过适当的程序进行修宪，而这个程序本身没有实质性限制修宪的内容。因此，只要有足够的政治力量支持，总统或国会就可以推动一系列宪法修正案，合法地将民主政体转变为独裁体制，而不违反宪法的形式要求。

        美国宪法修正案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启动：第一种是由国会提出修正案，得到众议院和参议院各自三分之二多数通过；第二种是由三分之二的州议会要求召开一个全国制宪会议，由该会议提出修正案。无论哪种方式启动，最终的修正案都必须经过四分之三的州（即38个州）批准，方可生效。

        这一机制看似保障了广泛共识下的宪法变更，但问题出于宪法第五条并未对修正案的“内容”设定任何实质性限制。也就是说，只要形式程序符合，即使提出废除总统任期限制、解除国会权力、限制言论自由，甚至彻底改变政体结构的修正案，在法理上都是可能合法通过的。相比之下，德国基本法明文禁止对“基本权利”、“民主制度”等条款进行修改，被称为“永恒条款”。美国宪法没有类似的内在保护。

        格拉-普霍尔看到了美国宪法对形式程序的绝对依赖是“哥德尔式的制度不完备”的体现：一个系统可能在逻辑上允许自身的解构，而无内部机制阻止这种自我否定。在极端情况下，如果一个强势政权或领导人通过操控国会和州议会，利用合法程序推动一套违背民主原则的修正案，就有可能通过宪法“自毁”宪法本身。

        哥德尔的发现和所有这些对宪法“漏洞”的研究，都是把“自由民主是美国政治的本质”作为前提。也就是说，宪法中导致自由民主自行消亡的“漏洞”，是构筑“自由民主”制度的美国先驱们的疏忽。然而，更为根本的问题是，“自由民主”是不是美国建国的前提？所谓“漏洞”是设计的疏忽，还是精心的设计？美国历史学家史蒂文·哈恩在他最近出版的颇具影响的《非自由的美国》一书中，对这个问题做了深刻的揭示。

        基于详尽的史料和严密的逻辑，哈恩认为美国的制度是建立在为男性白人精英的利益服务的基础之上的。美国的建国思想、《独立宣言》、《宪法》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制度，是欧洲封建传统、宗教信仰、种族观念、等级意识、启蒙思想、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等的混合产物。这个产物反映了当时的历史局限，也揭示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

        哈恩指出，美国独立战争和建国过程中虽然高举“自由”、“平等”的旗帜，但这些理念在实践中极其有限。《独立宣言》和《宪法》在言辞上宣扬”人人生而平等”，保障人民权利，但当时的“人民”事实上排除了绝大多数人：女性、黑奴、印第安人以及没有财产的白人男性。

        建国精英麦迪逊、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担忧民众在政治上拥有太多权力而威胁到新兴共和国的稳定和维护私有财产的秩序，视直接民主为“多数暴政”，因此构建了一个以自由为名但实质上排斥广泛民主参与的政治架构，在宪法中刻意设计了与"人民主权"保持距离的政治制度。选举团制度、参议院的设立、总统的强大权力，以及对联邦法院的终审权授予，都是为了限制直接民主。

        这种建国时的政治设计为日后的“非自由传统”奠定了基础：国家可以在形式上维持宪政民主的外壳，却在实质上通过制度性安排压制反对声音，限制多数群体在政治上发挥作用。这种“非自由传统”如同遗传密码，深植在美国的政治基因之中，在后来的历史中反复衍变显现，主要表现在种族压迫、排斥异己、限制民主参与、强化国家控制等方面。直到今天，美国政治和制度的这种基因又在新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中衍化出目前的政治格局和社会冲突。

        特朗普的出现，就是美国政治中“非自由传统”基因的再次显现。这种基因让特朗普的政治权力得以横向和纵向的扩充。

        在纵向上，特朗普广泛援引和实践“单一行政理论”，扩大总统权力。这个理论主张，美国宪法第二条赋予总统“全部的行政权力”，因此总统不仅是行政部门的最高负责人，而且拥有完全的权力指挥行政机构和解雇行政官员。特朗普将这一理论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极端，强化对联邦官僚体系的直接控制、限制独立机构的独立性、削弱司法与国会的制衡作用，以及强化总统个人对法律解释的最终权威。

        在纵向的具体措施上，特朗普强调总统对行政机关的绝对领导，试图解雇或边缘化那些在政策或法律解读上不彻底顺从总统意志的联邦官员，特别是司法部、联邦调查局等关键部门的领导人。他还提出“F类职位”行政命令，试图重新划分联邦公务员职位的类别，以便总统可以自由地解雇原本受到公务员保护制度保障的人员，从而将原本较为独立和专业的行政体系转变为忠诚于总统本人的政治机器。

        在横向层面，特朗普则表现出对其他权力机关的不信任和敌意。他频繁攻击国会的调查权，限制国会的监督作用，以“行政特权”为由拒绝配合多项国会传票。同时，他对司法系统表现出高度的不尊重，公开批评法官，质疑法院裁决的正当性，肆意要求司法机构“敬让”和停止审查总统的决定。

        特朗普甚至直接挑战法律本身的边界。他在执行移民政策中援引1798年的《外国敌人法》驱逐外国人，认为总统完全掌控解释与执行法律的权力。在行政命令的起草与执行中，他绕过传统的法律审查程序，由白宫法律团队直接解释法律条文的含义，将“总统意志”等同于“法律解释”本身，极大削弱了司法部与传统法律机构的独立作用。

        美国共和党控制下的国会已经对特朗普没有任何制约作用。作为司法机构的法院，即使做出对特朗普不利的判决，也难以执行。特朗普最乐于引用第七任美国总统安德鲁·杰克逊的话：“约翰·马歇尔作出了判决，那就让他来执行吧。” 意思是：法院虽然有权裁决，但没有执行权；总统可以选择无视。

        在特朗普时代，美国政治中“非自由传统”基因的衍变已经呈现出癌的症状。如果内部没有“自由民主”基因相应的抗衡，而外部又没有足以有效的治疗，“非自由传统”的癌变将给美国的政治机体带来致命的后果。

        “哥德尔漏洞”之谜也许永远无法真正破解。然而，如果“非自由传统”就在美国的政治和制度的基因之中，而美国的宪法和制度就是这种基因的结果，那么所谓的“漏洞”就根本不存在。不管哥德尔发现的是什么，都不是“疏忽”造成的“漏洞”，而是政治制度上的精心设计。

相关英文信息：

库尔特·哥德尔（Kurt Friedrich Gödel）

奥斯卡·摩根斯特恩（Oskar Morgenstern）

“哥德尔漏洞”（Gödel's Loophole）

“不完备性定理”（Incompleteness Theorems）

费尔南多·格拉-普霍尔（F. E. Guerra-Pujol）

全国制宪会议（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史蒂文·哈恩（Steven Hahn）

《非自由的美国》（Illiberal America）

单一行政理论（Unitary Executive Theory）

“F类职位”（Schedule F）

《外国敌人法》（Alien Enemies Act）

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

“约翰·马歇尔作出了判决，那就让他来执行吧。” ("John Marshall has made his decision; now let him enforce it.") 

张雪忠谈华川粉

微信，2026-03-08 

       以前，虽然读过一些研究著作，我仍一直难以理解，为什么曾有那么多普通的德国人会服从命令，心安理得地把成群成群的人送进毒气室。最近，目睹了许多川普的华人崇拜者的表现，我不再像以前那样不解了。不久前，古德女士和普雷蒂先生被ICE当街枪杀后，这些华人根本就没有认真研究过美国的相关法律和判例，便宣称“在美国警察让你停车你不停，就可以击毙你”，“带枪靠近警察，警察就可以击毙你”云云。

        在165名伊朗女性小学生被炸死后，这些华人又斩钉截铁地说是伊朗当局干的，尽管各方面的证据和信息，包括美国军方调查的初步结论，都表明是美军干的（清不要误会，我一直都认为伊朗的神权统治很邪恶，蛋这并不意味着，在涉及具体事件时，我们可以无视事实和真相）。在被记者问道此事时，川普非但毫无歉意，而且满口谎言。这也完全无法引发他的华人崇拜者的义愤。在这些人眼里，既然川普干掉了哈梅内伊，死掉一两百伊朗小学生又算什么。

        现在，我越发佩服阿伦特对“恶之平庸”的研究，以及她天才的洞见：（1）人一旦陷入对政治偶像的狂热崇拜，就不再会在意事实和真相；（2）这种崇拜，加上对自身立场之正义的确信，会让人好不怜惜无辜者的生命与尊严。

英国《卫报》：特朗普的愚蠢之战

 2026-03-01

作者：英国《卫报》西蒙·蒂斯德尔 (Simon Tisdall)

        我们无法预知这场愚蠢、鲁莽的袭击将如何收场——但新的仇恨将被播种，恐怖主义的世仇将被埋下，而最终，几乎达不到任何目标。 

   他们永远吸取不了教训。又一次，一位好战的美国总统释放了压倒性的军事火力，企图迫使一个主权国家屈服。又一次，公然的谎言和夸大的指控被用来为袭击辩护。虚伪的美国外交成了预谋侵略的遮羞布。盟友的告诫被唾弃，联合国、国际法和公众舆论被无视。这背后缺乏民主的授权。而且，一如既往，几乎没有可以衡量成功的明确目标，更没有长期的计划。

   现在，正如过去一样，这场今天发生的、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的、可预见的、且显然是无限期的再次扩张侵略，其结果将是即刻蔓延的混乱。平民将被杀害，儿童将沦为孤儿，家庭将支离破碎。地区动荡和国际油价恐慌将紧随伊朗已经开始的报复行动而至，而德黑兰的盟友——真主党和胡塞武装——也可能参与其中。新的仇恨将被播种，恐怖主义的世仇将被埋下。西方的敌人将欢呼雀跃。而几乎没有任何具有持久价值的东西能被实现。这曾是美国领导的阿富汗和伊拉克干预行动失败后的苦果。今天，轮到德黑兰来承受这一场腥风血雨了。

  是多么令人沮丧——又是多么不可原谅！过去的教训竟然没有被吸取。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一位在21世纪当选的美国总统，仍然相信通过枪杆子来对世界颐指气使是有效的、被允许的，更遑论是否合乎道德。美国究竟凭什么认为自己有权这样做？

  虽然存在某些差异，但唐纳德·特朗普对伊朗的围攻与小布什2003年灾难性的入侵伊拉克之间的相似之处令人震惊。这两场危机都符合一个更大的模式，即可以追溯到越南战争——以及1953年中央情报局（CIA）领导的伊朗政变——的那些最终失败且代价高昂的美国干预主义。特朗普曾承诺避免海外冒险。惊喜吧！他撒了谎。任何相信他已经彻底改变了美国与世界交往方式的人，都应该回顾一下这段1945年后帝国主义傲慢的肮脏传奇。在这方面，他与前任并无二致。

   特朗普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的自私自利表现得如此露骨。尽管他今天声称希望伊朗人民获得“自由”，希望伊朗成为一个“安全”的地方，但他绝非伍德罗·威尔逊——威尔逊在1917年为美国投身一战辩护时曾说“必须让世界对民主安全”。（后来证明，威尔逊指的是欧洲的民主，而非非洲、中东和亚洲殖民帝国里的民主。）在今年1月袭击委内瑞拉后，特朗普直截了当地承认他只是想要石油。然而在其他方面，现在发生的一切感觉非常熟悉。

   像小布什一样，特朗普制造了一场建立在谎言之上的危机，并实际上将自己逼入死角。他成了自己强加的期望的人质，因为他推翻了自己去年关于“抹除”伊朗核能力的虚假主张。像小布什和他的共犯托尼·布莱尔一样，特朗普刻意夸大威胁。他在国情咨文中未经证实的说法——称德黑兰的弹道导弹“很快”就能到达美国领土——让人想起美英关于萨达姆·侯赛因传闻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那些臭名昭著的谎言。以色列声称发起了“先发制人”的打击，这同样具有误导性。没有任何明确证据表明伊朗当时正准备发动攻击。相反，在去年6月遭受美以破坏性的猛攻后，伊朗一直拼命希望维持和平。

  特朗普在Truth Social上宣称伊朗一再拒绝放弃核武器。这并非事实。从最高领袖到下层，伊朗政权在20年间一再做出这一承诺。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齐上周再次表示，伊朗“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会开发核武器”。各方说法不一，但事实是，无论是美国、联合国核查人员，还是以色列极度敌对的领导人本雅明·内塔尼亚胡，都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伊朗计划或想要制造核弹。

  在袭击发生前，尽管阿拉伯和欧洲盟友担心地区战火蔓延，特朗普仍拒绝界定其目标。现在，他提出的要求几近妄想。他说他正寻求（再次）“抹除”伊朗的核设施，摧毁其弹道导弹，摧毁伊斯兰革命卫队（或接受其无条件投降以换取“完全豁免权”），并以某种方式摧毁伊朗在该地区的盟友代理人力量。

  特朗普还在公开鼓励伊朗人民起义推翻政府，他此前曾宣称政权更迭是“可能发生的最好的事情”，并承诺“援助即将到来”。但他没有说明如何在不部署地面部队的情况下实现这种变革——就像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那样，占领该国数年，并对抗无休止的叛乱——而美国并没有提供这样的部署。当老布什（即乔治·H·W·布什）在1991年海湾战争后向伊拉克人发出类似的呼吁时，随后发生的是萨达姆未被击败的政权对什叶派穆斯林民众的大规模屠杀。  

      “这可能是你们几代人中唯一的机会，”特朗普在呼吁全国起义时说，“多年来，你们一直请求美国的帮助，但从未得到。没有哪位总统愿意做我今晚愿意做的事。现在你们有了一位给予你们所想的总统，让我们看看你们如何回应。”然而，之前的总统之所以没有在伊朗做出如此鲁莽的事，是有充分且理智的原因的。这绝非什么“礼物”，而是对无政府状态和混乱的极不负责任的邀请。它可能引发伊朗国家分裂成众多的民族和宗教组成部分，并引发一场将地区国家卷入其中的灾难性内战。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责任在于特朗普。这是愚蠢到了极点。

  “特朗普给美国人和世界带来了呈几何倍数增长的危险——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历史反常现象，而是因为他反映了美国过去最糟糕的冲动，”巴拉克·奥巴马的前副国家安全顾问本·罗兹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警告说。特朗普代表了虚荣的“美国例外论”这一根深蒂固的问题。“是什么样对自己特殊性格的先天自信，引导美国政府试图控制一个既不想屈服于我们的意志、也不相信我们的霸权的世界？”罗兹质疑道，“我们现在正进入另一场被包装成‘必要性’的侵略痉挛。”

       特朗普第二次在显然计划袭击的同时向伊朗提出谈判。现在很明显，本周在日内瓦的谈判只是一场虚伪的表演。也没有迹象表明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在设定了最高目标后会很快停止攻击。这样做将暗示失败。特朗普想成为那位最终洗雪1979年伊朗革命期间美国屈辱、并将伊朗带回西方阵营的总统。他还想要一场“胜利”来给11月中期选举的选民留下深刻印象——一场能重振其低迷支持率的胜利。至于痴迷于伊朗的内塔尼亚胡，他想要的是不可能实现的东西：以以色列新殖民主义条件为基础的永久安全保障。

   目前尚不清楚这场危险、欠考虑的干预将如何结束。尽管据报道“领导层目标”（指最高领袖大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及其亲信）正遭到攻击，但在目前，政府突然崩溃的可能性仍然很小。由此可以预见，该政权虽然受伤且实力削弱，但仍将继续构成严重的、甚至可能更大的国内和国际挑战。伊朗无法通过轰炸变成运转良好的民主国家。它所代表的对西方的蔑视，也无法通过社交媒体上的帖子来消除。只要哈梅内伊或指定的宗教继任者掌权，残酷的镇压和地区挑衅就会持续存在。

   尽管如此，共识依然存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也可以建立。民主自决、政治自治、个人权利和坚持道德原则的概念，对于像特朗普和哈梅内伊这样控制欲极强的威权主义者来说是眼中钉，但对他们国家的子民来说却并非如此。就像波斯皇帝一样，“国王”唐纳德真正想从伊朗人那里得到的是屈服、贡品和顶礼膜拜。他也要求国内公民表现出同样充满恐惧的忠诚。

  尽管存在所有的仇恨煽动、相互无知和虚假信息，绝大多数美国人和伊朗人其实站在同一战线。他们共同的敌人是暴政。他们的领导人才是问题所在。这场战斗本没有必要。

米歇尔·戈德堡：自由派比中间派看得准，特朗普不是法西斯的各种论点都开始崩溃了

 纽约时报  2026-01- 13

        在过去十年中，不喜欢特朗普的人始终在争论：他是不是法西斯主义者。

        认为他不是的人通常有两个主要论点。第一，特朗普刚上台时，并没有像贝尼托·墨索里尼的黑衫军那样的街头暴力部队，尽管他在2021年1月6日动员了一群暴力的暴民。

        “特朗普并没有动用一支准军事支持者的军队，在美国制造出类似水晶之夜的暴行，或采取激烈行动以按他的形象重塑美国国家机器，”左翼学者丹尼尔·贝斯纳与本·伯吉斯，在2024年关于“特朗普是否是法西斯主义者”的文集中写道。

        第二，特朗普并没有推行对外扩张的计划，而这被一些学者视为法西斯主义的核心特征之一。

        历史学家理查德·J·埃文斯在2021年的文章《为什么特朗普不是法西斯》中写道：“尽管特朗普对他视为美国敌人的国家（特别是伊朗）充满敌意，但并无迹象显示他曾寻求与任何外国开战，更不用说他痴迷于海外征服或建立美利坚帝国。”

        然而讽刺的是，仅仅进入2026年的头几天，这些否定特朗普为法西斯的理由就迅速崩塌，我们国家也跌入了新的疯狂深渊。

        如今，美国已将委内瑞拉独裁者马杜罗拉下台，并宣布将“自取”这个国家的石油，其他国家开始适应一个新的现实：美国更像掠夺者，而非盟友。

        欧洲一些国家正在考虑在格陵兰加强军事存在，以防美国入侵。《经济学人》的头条甚至写道：“加拿大军方正为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准备。”

        在中西部，特朗普的准军事部队在明尼阿波利斯杀害了一位公民，如今似乎正在借她的死亡恐吓其他活动人士，对一位目击者咆哮：“你还没从刚刚发生的事里学到教训？”

        城市里的视频显示，全副武装、蒙面迷彩男子要求人们出示公民身份证明，用催泪瓦斯攻击街头人群，甚至殴打拍摄者。

        与此同时，一则新的ICE招募广告打出口号，“我们终将重获家园”。这正是一首白人民族主义歌曲中的副歌。

        无论是ICE对明尼阿波利斯的占领，还是特朗普威胁吞并格陵兰，都是同一个故事的组成部分：一个日益不得人心的政权，正在迅速激进化，测试自己能走多远，离专制有多近。

        如果早在2024年，就有人准确预言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的局面，我想他们一定会被嘲讽为患有“特朗普妄想综合征”。但事实证明，那些最尖锐的“反抗派自由派”，比那些自诩理性冷静的中间派更了解特朗普。

        正如异议作家莱顿·伍德豪斯在X上写道：“那些‘歇斯底里的粉红帽（2017 年特朗普就任后举行的“女性大游行”后，粉红帽被用来指自由派、女性主义者、反特朗普抗议者）说得对”。

        他们确实说对了。从他踏下金色扶梯那一刻起，特朗普的核心信息和运动情绪就是教科书式的法西斯主义。历史学家罗伯特·O·帕克斯顿在2004年的名著《法西斯主义的剖析》中，总结了构成法西斯主义基础的“动员性激情”。其中包括：

        一种“压倒性的危机感”，让传统解决方案显得无能为力；

        一种“本族群体受害”的意识，使得任何报复手段都变得正当；

        对群体衰落的恐惧，认为“个人主义自由主义、阶级冲突和外来影响”正在腐蚀自身文化；

        渴望一个“强有力的男性领导人”，其本能凌驾于“抽象的普遍理性”之上。

        帕克斯顿的洞察并不止于此。他指出，法西斯主义对现代性持矛盾态度：既仇视城市化和个人化生活，又迷恋技术力量。法西斯运动“利用了被快速工业化和全球化伤害的群体的不满”，但一旦掌权，却加剧了工业垄断。

        而且，法西斯主义“需要一个被妖魔化的敌人来动员追随者”。

        如果说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并未完全贯彻其法西斯倾向，那是因为他身边有建制派官员加以制约。前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曾说，特朗普多次提出轰炸墨西哥的想法。2019年，因丹麦首相梅特·弗雷德里克森拒绝出售格陵兰，特朗普愤怒地取消了会面。

        他对政敌动用暴力的欲望，从来就不掩饰，而这在1月6日体现得最为清楚。正是这一天，使得原本持保留态度的帕克斯顿最终认定，“法西斯”一词适用于特朗普。

        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注定会彻底变成一个法西斯国家。至少目前，我们仍卡在“多数美国人熟悉的自由民主”与“政府正试图强加的黑暗极权体制”之间。关键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该使用“法西斯”这个词，而是我们是否能清晰看清眼前所发生的事，并理智判断将通向何处。

       在《法西斯主义的剖析》最后一页，帕克斯顿留下警示：“从其发展轨迹来看，法西斯主义并不需要一场壮观的‘进军首都’才能扎根。只要人们选择容忍对所谓国家的‘敌人’被非法对待，就已经足够了。”

郎晓君：旧秩序的线性崩塌遭遇AI指数级跃迁，深渊边缘的人类文明

（微信，2026-01-05 ）

      注:此文写于2025年最后一天，如今看来本文所有未来悲观预测正在上演，而且演化极快。

      站在2025年的最后一天，我们像站在一座正在崩塌的桥上，桥的这端是七十年和平秩序的余晖，桥的那端是某种我们还无法命名的未来。桥身在颤抖，裂缝正在扩大，而我们却还在争论要不要转身，要不要加速，要不要停下来修补。历史此刻的吊诡在于：每个人都能感受到脚下的震动，但没有人确切知道坍塌会在何时、以何种形式到来。

      这不是又一次"狼来了"的虚惊。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的第六个年头，我们目睹的不是某个局部的危机，而是文明结构本身的系统性失衡。大国对抗、区域战争、经济震荡、气候灾变——这些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同一个深层断裂的不同症候。我们正在经历的，是一个旧世界的死亡过程和一个新世界尚未到来之间那段最危险的真空期。

       PART 01  川普归来：旧秩序大厦终结者

       川普的第二次就任，其历史意义远超一次政治选举的胜负。这是美国作为战后国际秩序设计者和维护者的自我否定。七十年来，美国建立在一个精巧的悖论之上：它既是最大的获益者，也是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这套规则当然首先服务于华盛顿的利益，但它同时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某种可预测性和相对安全。联合国、北约、世界银行、WTO——这些机构的存在，让国际关系不完全是纯粹的丛林游戏。小国可以借助规则对抗强权的任意妄为，弱国可以通过多边机制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个体系并不完美，充满伪善和双重标准,但它至少提供了一个框架。

      川普在第一任期里开始拆解这个框架，第二任期则是彻底的推倒。他不是在改革国际秩序，而是在宣告秩序本身已经过时。"美国优先"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赤裸裸的现实政治宣言：没有永恒的盟友，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必须遵守的规则，只有必须服从的实力。当美国总统公开表示北约不过是一桩"保护费生意"，当他威胁抛弃乌克兰以换取与普京的交易，当他把关税当作惩罚工具对盟友挥舞——他在做的，是把美国从"帝国"降格为"霸主"。帝国至少还要装出维护普世价值的样子，霸主则只需要让所有人看清谁的拳头更硬。

      这种转变的破坏力在于其示范效应。如果连秩序的设计者都不再相信秩序，其他人凭什么要遵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土耳其对库尔德人的打压、印度在克什米尔的强硬立场——这些冲突的逻辑都在说同一件事：既然规则已经名存实亡，那就让实力说话。川普没有创造这个趋势，但他给了它合法性。当美国总统亲自示范"协议可以撕毁，承诺可以违背，盟友可以出卖"，他就给了所有强人政客一本实用手册。

      更深刻的破坏发生在价值层面。战后秩序不仅是制度的安排，更是一套关于"何为正当"的共识。人权、民主、法治——这些词汇在冷战中是西方阵营的旗帜，在冷战后成为"历史终结论"的基石。即便这些价值在实践中充满虚伪，即便西方国家在维护自身利益时毫不犹豫地背叛这些原则，但这套话语的存在本身就构成一种约束。独裁者还需要为自己的暴行辩护，侵略者还需要给战争找个正义的外衣。现在，这层遮羞布被扯掉了。当美国总统公开赞赏普京的"聪明"、钦佩埃尔多安的"强硬"、羡慕金正恩对国家的"完全控制"——民主与专制的界限就模糊了，价值观之争就变成了纯粹的权力游戏。

      这对自由民主世界是致命的。民主制度的优势从来不在于效率，而在于合法性。它能够和平地完成权力转移，能够通过选举表达民意，能够在不流血的情况下纠正错误。但这一切都建立在对制度的信任之上。当民主选举产生出一个公然蔑视民主程序的总统，当国会被暴民冲击而施暴者逍遥法外，当最高法院沦为党派斗争的工具——信任就崩塌了。川普现象最可怕的地方不在于他个人，而在于他揭示出的制度脆弱性：原来民主可以被如此轻易地劫持，原来宪政程序可以被如此公然地践踏，原来建国先贤精心设计的制衡机制在真正的危机面前如此不堪一击。

      PART 02      欧洲的黄昏：旧大陆的生存性焦虑

      如果说美国的问题是"帝国的疲惫"，欧洲的问题则是"文明的迟暮"。这片孕育了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现代民主的大陆,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生存性危机。

      乌克兰战争撕开了欧洲安全的幻觉。七十年来，欧洲人相信战争已经成为历史，相信经济相互依赖会让战争变得不理性,相信欧盟的一体化进程最终会消解民族国家的对抗逻辑。2022年2月24日的炮声击碎了所有这些幻想。俄罗斯坦克开进乌克兰的那一刻,欧洲人猛然惊醒:原来和平不是历史的必然,原来规则不能约束决心打破规则的人,原来他们在防务上对美国的依赖是如此之深,以至于当华盛顿开始摇摆时,布鲁塞尔就陷入恐慌。

      能源危机加深了这种恐慌。几十年来,欧洲的繁荣建立在廉价的俄罗斯天然气之上。这是一个精巧的妥协:欧洲需要能源,俄罗斯需要外汇,经济相互依赖会创造和平的激励。现在,这个幻想破灭了。能源武器化让欧洲工业遭受重创,普通家庭的取暖账单飙升,政府不得不动用数千亿欧元补贴能源成本。更糟的是,欧洲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两难:继续购买俄罗斯能源,就是在资助普京的战争机器;完全切断联系,就要承受经济衰退的代价。这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战略自主性的根本缺失。

      与此同时,欧洲内部的裂痕在扩大。欧盟这个宏大的一体化实验,原本承诺要超越民族国家的狭隘,创造一个共同的欧洲身份。但现实是,东欧和西欧在历史记忆、安全关切、价值观上存在深刻分歧。对波兰人和波罗的海国家来说,俄罗斯是生存威胁,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遏制;对法国和德国来说,战略自主意味着要在美俄之间保持某种平衡空间。南欧国家关心的是经济复苏和移民问题,北欧国家坚持财政纪律和规则遵守。这些分歧在繁荣时期可以被掩盖,在危机中就会撕裂联盟。

      更深层的危机是认同的危机。什么是"欧洲"?什么是"欧洲价值"?这些问题曾经有清晰的答案:人权、法治、自由民主、社会福利、文化多元。但现在,这套价值观正在遭受内外夹击。外部,威权模式展示出经济效率;内部,极右翼民粹主义质疑开放社会的可持续性。从匈牙利的欧尔班到意大利的梅洛尼,从荷兰的威尔德斯到法国的勒庞——这些政客不是欧洲政治的边缘力量,而是真正的权力竞争者。他们的话语惊人地相似:欧盟是官僚的怪物,移民在摧毁民族文化,全球化让普通人失业,精英阶层背叛了人民。这种叙事在经济停滞、社会焦虑的背景下获得了广泛共鸣。

      欧洲正在老去,不仅是人口意义上的老龄化,更是精神意义上的衰老。这片大陆创造了现代文明的辉煌,但似乎已经失去了塑造未来的意志。它怀念过去的荣光,恐惧未来的不确定,在变革面前犹豫不决。这种心态在面对美国的霸道和XX的崛起时表现得尤为明显：既不愿意完全追随华盛顿,又缺乏独立行动的能力;既想在新兴大国中分一杯羹,又害怕被边缘化。这种"什么都想要,什么都不敢舍弃"的纠结,恰恰是衰落帝国的典型症候。

           PART 03两战间期的幽灵再现

       那些熟悉历史的人,在观察当下世界时会感到一种令人不安的既视感。我们似乎正在重演1918-1939年的剧本,虽然角色不同,但剧情惊人地相似。

      首先是国际体系的真空。一战后建立的国际联盟,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软弱的存在。它缺乏强制力,缺乏主要大国的支持(美国拒绝加入),在面对侵略时只能发表声明而无力制止。今天的联合国又何尝不是如此?安理会被否决权锁死,大会决议没有约束力,各种国际公约被签署又被违背。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色列轰炸加沙时,联合国除了开会谴责还能做什么?多边主义的理想再次撞上了单边行动的现实。

      其次是经济民族主义的回潮。1930年代的大萧条引发了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最终导致全球贸易体系的崩溃。斯姆特-霍利关税法让美国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飙升到53%,引发了全球性的报复性关税战,世界贸易在1929-1933年间萎缩了66%。今天,我们看到了同样的趋势:中美贸易战、欧盟的"战略自主"、各国对供应链的"去风险化"。虽然形式不同——现在的武器是技术封锁、关键矿产管制、半导体出口限制——但本质相同:每个国家都在为自己建造经济堡垒,都在把经济安全置于经济效率之上。这种趋势一旦失控,就会导致全球化的系统性逆转。    

      再次是极端主义思潮的发酵。两战间期,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为极端意识形态提供了温床。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和德国上台,共产主义在苏联巩固,西班牙陷入内战。这些极端运动的共同点是:它们都在承诺秩序、承诺力量、承诺复兴,以此吸引那些在传统体制中找不到出路的民众。今天,虽然我们不再有法西斯党或共产党在西方夺权,但民粹主义、身份政治、阴谋论在发挥着类似的功能。它们提供简单的答案(都是精英的错、都是移民的错、都是全球化的错),它们煽动愤怒和仇恨,它们把复杂问题简化为"我们vs他们"的对抗。更可怕的是,社交媒体让这些思潮能够以病毒般的速度传播,算法推荐让人们陷入信息茧房,理性讨论的空间在缩小。

      最后是技术变革与社会断裂的共振。两战间期,工业化的加速改变了社会结构,大量农民涌入城市,传统的社会纽带断裂,新的阶级矛盾激化。今天,数字革命正在产生类似的效果。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威胁着数亿人的工作,财富向科技巨头和金融资本集中,阶层固化让年轻一代失去向上流动的希望。这种焦虑在不同社会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美国的民粹主义、欧洲的排外主义、发展XX家的威权倾向。但根源相似:大批人感觉自己被时代抛弃,传统政治无法回应他们的诉求,于是他们转向极端选项。

      历史学家喜欢说"历史不会重复,但会押韵"。我们当然不会看到希特勒式人物的再现,不会有斯大林式的大清洗,不会有1939年那样的世界大战。但我们可能会看到的，是一种更隐蔽、更分散、更持久的混乱状态：区域冲突此起彼伏，国际规则形同虚设，经济陷入长期停滞，社会撕裂无法弥合，民主制度失去信任,威权政体趁势扩张。这或许不会在某一天爆发成世界大战,但它可能让人类在未来几十年里持续处于一种低烈度的文明危机状态。

          PART 04AI革命:当垂直跃升遭遇水平崩塌

      如果历史的重演让人不安,那么真正让这个时代独一无二、也独一无二地危险的,是人工智能的指数级进化。

      这不是又一次技术进步,不是蒸汽机替代人力、电力替代蒸汽那样的渐进变革。AI的发展曲线是指数级的、非线性的、难以预测的。GPT-3到GPT-4的跨越,用了不到两年;从文本生成到多模态理解、从有限记忆到近乎无限的上下文窗口、从工具到Agent——每一次突破都在重新定义"可能"的边界。更重要的是,这些能力不是锁在实验室里的原型,而是已经被数亿人使用的实际产品。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拐点:AI从"辅助工具"向"认知伙伴"甚至"智能主体"的转变。

      问题在于,这场革命发生的时候,恰恰是人类社会最缺乏应对能力的时刻。旧的国际秩序正在瓦解,各国陷入零和博弈,全球治理机制瘫痪——而我们需要在这样的背景下,去规范一种可能改变人类文明根基的技术?这种时空错位创造出一种致命的不对称:技术的进化是指数级的,而我们的制度、伦理、治理能力的进步是线性的,甚至在倒退。

      具体而言,这种不对称体现在几个层面:

      军事层面，自主武器系统正在消除战争中最后的人性约束。当AI可以自主识别目标、做出杀伤决策、执行攻击任务时,战争的门槛就被降低了。一次算法误判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在人类还没反应过来时就造成灾难。更可怕的是,在大国竞争的压力下,没有任何一方愿意在军事AI上落后,这就形成了一场无法停止的军备竞赛。禁止自主武器的国际公约?在一个连《禁止生化武器公约》都被怀疑暗中违反的世界里,这种承诺有多少可信度?

      认知层面,深度伪造技术正在摧毁"真实"的根基。当任何人都可以伪造视频、声音、文件,当普通人无法分辨真假,社会信任就会全面崩溃。这不是抽象的威胁,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选举中的假视频、金融市场上的假消息、社交媒体上泛滥的机器人账号。在一个已经极度极化的社会中注入这种技术,结果将是灾难性的。每个人都会只相信符合自己偏见的信息,都会认为对方是被操纵的,理性对话的可能性消失殆尽。

      经济层面,AI正在加速劳动力的替代。这次不同于以往的技术革命——不仅蓝领工作被自动化取代,白领工作、创意工作、甚至管理工作都在被AI侵入。一个律师助理、一个平面设计师、一个初级程序员、一个客服代表——他们的工作在三到五年内可能大部分被AI完成。这不是说人类会完全失业,而是说会出现一个巨大的"过渡期",在这个期间,大批人需要重新培训、转型,而社会安全网能否支撑这种转型?在一个已经高度不平等、福利制度正在被削减、民粹主义泛滥的世界里,这种大规模的就业冲击会造成什么后果?

      权力层面,AI正在创造新的集权可能。监控技术、社会信用系统、预测性治安、精准的宣传投放——AI给了威权政府前所未有的控制工具。更隐蔽的是,即便在民主国家,AI也在被用于操纵选举、压制异见、巩固既得利益。科技巨头掌握的数据和算法,让它们拥有了塑造公共舆论、影响政治进程的能力。这种权力是分散的、难以问责的,但它正在重塑民主的运作方式。

      最致命的是,我们正在赋予AI做出影响人类存亡决策的能力,但我们对如何控制这种能力几乎一无所知。"对齐问题"不仅是技术挑战,更是哲学困境:我们甚至无法就"人类的价值观"是什么达成一致,如何让AI与之对齐?当不同文明、不同意识形态对"好"的定义完全不同时,我们如何避免AI成为某一方强加其价值观的工具?

      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更糟的是,在当前国际环境下,我们甚至无法开始真正的对话。AI治理需要全球协调,但我们生活在一个"脱钩"、"去风险化"的时代。中美竞争让两国在AI领域形成敌对阵营,欧洲试图建立第三条道路但缺乏技术实力。这种分裂意味着,AI发展将没有统一的伦理标准、安全规范或治理框架。每个阵营都会按照自己的利益行事,而人类整体的风险则被无视。

      PART 05  威/权的良机:民主危机的战略窗口

      在这场文明的多重危机中,有人在失败,就有人在得利。威/极权政体正在迎来它们的历史机遇。

      看看俄罗斯。按照正常的政治逻辑,普京政权本应因为乌克兰战争的代价而陷入危机。战争拖了近三年,伤亡惨重,经济受到制裁,数十万年轻人逃离国家。但川普的回归改变了一切。当美国准备与俄罗斯达成某种"和平协议",允许俄罗斯保留占领土地时,克里姆林宫就能够把这场灾难性的冒险包装成"伟大的胜利"。俄罗斯的宣传机器会说:我们击败了北约的代理人,我们让西方承认了俄罗斯的势力范围,我们证明了只有强力才能维护国家利益。疲惫的俄罗斯社会会接受这种叙事,因为他们需要一个有意义的结局来合理化三年的苦难。

      这个"胜利叙事"的政治效果将是深远的。俄罗斯那些还在呼吁民主改革、主张与西方和解的自由派力量,将被彻底边缘化。他们会被指责为"失败主义者"、"第五纵队",在民族主义的狂欢中遭到清算。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将进一步向极权主义倾斜:西方是堕落的、虚弱的、道德败坏的,俄罗斯的力量恰恰在于它拒绝西方的那一套。东正教民族主义、斯拉夫优越论、强人政治崇拜——这些元素将被整合成一套新的意识形态,为更深度的威权统治提供正当性。

      而这种新威权主义将比苏联时期更加危险,因为它更加精致、更加灵活。它不会再拥抱僵化的马列主义教条,而是会包装成"保守主义"、"传统价值"的捍卫者。它会保留选举、议会这些民主外壳,但实质权力牢牢掌握在安全机构和利益集团手中。它会利用互联网和AI来监控社会,但同时也会利用这些技术来精准投放宣传。这种"威权2.0"比旧式独裁更有韧性,因为它不依赖某个个人魅力型领袖,而是建立在制度化的精英共识之上。

      对于XX,西方的混乱同样是战略机遇。长期以来,西方民主模式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隐性压力——即使XX从未打算照搬西方制度,但西方的繁荣和稳定总是在那里,作为一种对比,对内部构成某种挑战。现在,当美国国会被暴民冲击,当欧洲民主国家选出极右翼政府,当西方社会在文化战争中陷入内耗,XX的意识形态叙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说服力:"你看,我们一直说西方民主不适合我们的国情,不是空话。他们自己都快玩不下去了。稳定压倒一切,发展才是硬道理。"

      这套话语不仅面向国内,更面向整个全球南方。在冷战结束后的三十年里,西方一直在推广这样的观念:如果你们想要发展,就必须先实现民主化、市场化、私有化。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在想:也许威权发展模式不仅可行,而且更有效率?也许稳定比自由更重要?也许西方的那套普世价值,不过是它们维护霸权的意识形态工具?XX不需要主动推销什么"XX模式",西方的失败本身就是最好的广告。

      更深层的转变在于全球权力结构的重组。战后七十年,国际秩序的规则是由西方制定的,虽然充满双重标准,但至少有一套规则。现在,当西方自己都不再遵守规则时,新兴大国就获得了重新书写规则的机会。从金砖国家扩容到"一X一X"的推进,从上合组织的活跃到各种区域性安排的涌现,一个多中心、碎片化的新秩序正在形成。这个秩序不一定更公正,但它肯定更有利于威权政体——因为没有统一的人权标准、民主规范,每个政权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统治,只要维持表面的稳定和经济增长。

      历史的吊诡再次上演:威权政体的胜利,不是因为它们自己多强大、多正确,而是因为民主世界的自我瓦解。1930年代,资本主义的大萧条为斯大林的苏联提供了生存空间;今天,西方民主的危机为新一代威权体制提供了扩张机会。每一次民主的失败,都是威权的正当性证明;每一次西方的混乱,都是专制的宣传素材。而最讽刺的是,这一切不需要莫斯科或XX精心策划——西方自己就在把胜利拱手相让。

      PART 06人类的困境:在能力与智慧之间的深渊

      当我们把所有这些线索串联起来,就会看到一个令人战栗的全景:我们正处在人类历史上最危险的时刻,不是因为我们面临外部威胁(尽管确实存在),而是因为我们陷入了一个自己创造的死局。

      这个死局的核心是:人类的能力已经达到了"神"的级别,但我们的智慧还停留在"部落"的阶段。我们拥有摧毁整个星球的核武器,我们正在创造可能超越人类智能的AI,我们掌握了基因编辑、气候工程等可能改变生命本质的技术。但与此同时,我们仍然用民族国家、种族身份、宗教教条这些几千年前的框架来思考问题。我们仍然为了边界线而战争,为了资源而争夺,为了意识形态而对抗。

      这种不匹配创造出文明的终极悖论:我们已经有能力自我毁灭,但我们没有智慧避免自我毁灭。更糟的是,我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大多数人仍然沉浸在日常生活的琐碎中,关心房价、工作、娱乐,对人类整体的命运漠不关心。政客们忙于选举、巩固权力、攻击对手,对长远的存在性风险视而不见。即便是那些意识到危机的精英,也往往陷入绝望或犬儒,觉得个人无能为力。

      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的认知结构、社会组织、政治制度,都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诞生于17世纪,那时的世界还可以被分割成相互独立的主权单位,每个国家管好自己的事就行。现在,气候变化是全球性的,网络攻击是跨国界的,AI的风险是人类共同面对的——但我们还在用三百年前的框架来处理21世纪的问题。

      民主制度诞生于启蒙时代,它的理论基础是:理性的公民通过自由讨论可以达成共识,多数人的决策会体现公共利益。但现在，社交媒体创造了信息茧房，算法放大了最极端的声音，深度伪造摧毁了真相，外部势力可以精准操纵舆论——理性讨论的前提不复存在。民主变成了一场情绪化的部落冲突，投票变成了表达愤怒的方式，而不是理性选择的体现。

      市场经济诞生于工业时代,它的逻辑是:竞争带来效率,利润驱动创新,财富最终会涓滴下降。但在AI和自动化时代,这套逻辑正在失效。资本不再需要劳动,财富集中到极少数人手中,社会流动性停滞,大批人成为"无用阶级"。市场不会自动解决这些问题,反而会加剧不平等和分裂。

      所有这些制度的失灵，根源于同一个问题：它们是为一个慢节奏、可预测、边界清晰的世界设计的，但我们生活的世界是快节奏、不确定、高度互联的。在这种世界里,局部的优化可能导致全局的灾难,短期的理性可能导致长期的毁灭。但我们没有新的制度、新的思维方式来应对这个新世界。

      更深刻的危机是文明本身的危机。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要去向何方。传统的宗教信仰在衰落,但没有新的精神支柱来替代。民族主义身份在复兴,但它无法回答全球性问题。人文主义宣称"人是万物的尺度",但当AI可能超越人类智能时,这种人类中心主义还站得住脚吗?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意义危机:不知道生命的目的,不知道文明的方向,不知道进步的意义。

           PART 07人类还有出路吗?

      站在2025年的终点,展望即将到来的2026年,我很难给出乐观的预测。作为一个长期观察技术和社会变迁的思考者,我看到的不是黎明前的黑暗,而是黑暗本身在加深。

      但我也知道，历史从不按线性剧本发展。1914年,没有人预见到四年后帝国会崩塌;1939年,没有人预见到六年后世界会被彻底改写;1989年,没有人预见到两年后苏联会解体。历史的转折往往发生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以最意想不到的方式。

      或许我们需要的,不是某个宏大的解决方案,而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放弃那种"要么自由民主,要么威权专制"的二元对立,承认未来可能会出现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政治形态。放弃那种"技术决定论"或"制度万能论",意识到真正的变革需要技术、制度、文化、价值观的同步演进。放弃那种"我的国家、我的民族、我的文明"的狭隘认同,开始以"人类共同体"的视角思考问题。

      这需要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一场关于"人是什么"和"人应该成为什么"的根本性反思。不是回到某个黄金时代,不是照搬某个现成模式,而是在尊重多样性的基础上,寻找人类共同的价值基础。也许这个基础不是抽象的"自由"或"民主",而是更基本的东西:对生命的尊重,对痛苦的共情,对未来的责任。

      这需要新的制度创新,超越现有的民族国家框架,建立真正的全球治理机制。不是把权力交给某个世界政府,而是建立多层次、多中心、灵活可调的治理网络。在气候、AI、核武器这些存在性风险上,必须有强制性的全球协调;在文化、社会政策这些地方性问题上,要保留多样性和自主权。这需要重新定义主权、重新设计国际机构、重新分配全球权力——这是一项艰巨的工程,但别无选择。

      这需要技术的伦理转向,把AI从单纯的效率工具转变为增进人类福祉的手段。这不是靠道德说教能实现的,而需要在AI的设计、训练、部署的每个环节嵌入伦理考量。需要建立独立的审计机制,需要透明的决策过程,需要让受AI影响的人有发言权。这需要科技公司、政府、学术界、公民社会的真正合作,而不是现在这种各自为政、利益驱动的混乱局面。

      最重要的是,这需要每个个体的觉醒。不是等待某个救世主、某个伟大领袖来拯救我们,而是意识到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文明的一部分,都对它的命运负有责任。这种觉醒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抵制那些煽动仇恨的言论,拒绝那些简单粗暴的解释,质疑那些声称掌握真理的权威,支持那些致力于建设性对话的努力。在信息战争的时代,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本身就是一种抵抗。

      但我必须诚实地说：我对这些改变在短期内发生并不抱太大希望。人类历史表明,我们往往要等到灾难真正降临,才会被迫做出改变。也许我们需要经历更深重的危机,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才能真正认识到转型的必要性。也许这一代人注定要生活在混乱和不确定中,而真正的转折要等到下一代、下下一代才会到来。

      或许，这就是历史的本质：它不是一个有目的、有方向的进程，而是无数偶然性、无数选择的叠加，是人性的光明面和黑暗面、理性的力量和非理性的冲动、个体的意志和结构的约束，在每个时刻的角力。我们无法预知结果，只能在迷雾中摸索前进，在深渊边缘维持平衡，在绝望中寻找希望。

         PART 08 最后:给2026年的话

      2025年即将结束。这一年,我们见证了太多的动荡、撕裂、倒退。2026年会更好吗?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无论未来如何,我们都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前行。

      给那些还在坚持理性对话的人:你们的努力不是徒劳的。在一个充斥着谎言和操纵的时代,坚持真相本身就是一种反抗。

      给那些还在追求公正的人:你们的奋斗不是孤独的。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里,坚持规则和正义就是在为文明守护最后的底线。

      给那些还在相信改变可能的人:你们的信念不是幼稚的。在一个犬儒主义泛滥的时代,保持希望和行动力本身就是最稀缺的资源。

      历史是开放的。未来不是已经写好的剧本,而是我们每个人的选择共同书写的。站在这个十字路口,我们可以选择放弃,接受文明的衰落;我们也可以选择战斗,为更好的未来而努力。无论结果如何,至少我们尝试过,至少我们没有沉默地接受命运的安排。

      深渊正在凝视着我们。在这凝视中,我们看到的,终将是我们自己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