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2026-08-30）
在孙哥还没成为孙割之前，他的偶像是韩寒、李敖、王小波。
2005到2011年的孙宇晨，曾经有过一个相当浓烈、持续多年，而且付诸实际行动的“文学青年/公共知识分子”的阶段。
2011年12月26日，韩寒发表韩三篇的《要自由》；第二天，21岁的孙宇晨就在人人网写下《从小波到韩寒，自由在路上——三年纪事》。
那一年孙宇晨21岁，北大历史系刚毕业不久，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东亚研究。他写自己：
“在宿舍里看诺贝尔和平奖直播时喜极而泣，中国人对自由与民主，民族尊严的不懈追求，终于在2010年得到了全世界的承认与尊重。
“提心吊胆辗转反侧了半个月，终究没有在这份注定载入人类民主发展史册的宣言上签名”；
“加入了中文大学学生会，参加了好多活动，帮女工争取最低工资，义卖啊什么的”；
“记者是可以「创造」历史的。如果一个罪恶发生，记者没有在，或者没有报道，它真的就发生过了，根本没有人知道。被记录了才存在。
那时候孙宇晨还不太关心一根香蕉值多少钱，他关心一个人有没有权利说话。
2011 年，孙宇晨《亚洲周刊》采访中说到：
“高中时，我的偶像是韩寒。他对我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也写了篇文章，去上海参加比赛，就拿了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颁奖的时候，可惜韩寒没去，这让我很伤心。作家阿来给我们颁奖，当阿来老师把一等奖奖状递给我，我懵懂的大眼睛望着他，这时他拍拍我的肩膀：年轻人，很有希望啊。
当然，阿来老师对谁都这么讲，但我当时不会这么认为，我认为阿来老师就是对我一个人讲的，全国的年轻人都没希望，就我一个人有希望。你说，我怎么会不报北大中文系？你那时候告诉我要进投行啊赚钱啊？阿来老师说过我有希望，我怎么能跟你们同流合污？”
然而，在留学美国以后，他的价值观被彻底重塑，逐渐变成了如今“谁有钱，谁说话”的价值观。
孙宇晨最鲜明的性格——对影响力的迷恋、对胜负和排名的执着、敏锐寻找时代中心、把个人身份经营成公共符号——在那个自由主义公知的时代，已经完整显现。
只是在当时，他认为最有力量的东西是文学、学术、新闻、公共知识分子，后来，他把答案改成了企业家和资本。
孙宇晨自己的解释是：他在美国读到女作家安·兰德的著作，经受了“一场价值观的洗礼”。“我以前觉得搞文史哲的人最高尚，最能推动社会进步，到美国发现完全相反。企业家才是整个地球赖以转动的核心，人赚钱越多，越崇高。”
“我以前觉得商人都是有罪的，是下等人。现在反过来看，中文系、历史系那些人，你那些破书不读，又怎么样？世界不会发生任何变化。”
“在北大的时候以为东亚研究这帮人牛得不行。来了美国才发现，自说自话，写东西根本没人看。”
他拜访曾经的偶像、著名学者余英时，从聊天中得知，像余这样的学界权威、终身教授，一年薪水也不过八九万美元，而一个进入高盛的年轻人却可以赚到两倍多。
“完全边缘化，没人搭理的感觉。”那一瞬间，他告诉自己决不能走这条路。
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公开评选“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50人”，标准是专业知识、参与公共事务、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
当时，存在一种今天已经很陌生的社会想象：一个历史学家、法学教授、记者、作家，因为他说得对、写得好、有独立人格，就可能成为整个社会最令人羡慕的人之一。
这是孙宇晨青春期最重要的时代背景。他为什么想做韩寒？为什么从文学转历史以后会崇拜陈寅恪、王国维？为什么一个年轻人进《南方周末》实习，会把“《南方周末》新闻部”写在人人网文章后面？
因为那个时代存在一种今天已经大幅贬值的资本：文化资本。写作、发声、独立思考，这些东西不只是个人修养，而且能兑换成社会声望、推动社会改变。
孙宇晨从来都是一个时代价格极其敏感的人，所以问题不是：“为什么他背叛了文史哲”；而是”为什么文史哲、记者、公共知识分子，不再是一个野心巨大的年轻人，会考虑去追求的人生？“
2004年媒体问：谁能影响中国？答案是一张公共知识分子名单。十年以后，答案开始变成：马云、马化腾、雷军、张一鸣、创业者、投资人。
2014年以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为时代口号，一大批传统媒体人离开纸媒、创办新媒体、进入投资和商业的潮流。
这时候孙宇晨回来了。2011年的孙宇晨是：北大历史系、人人网意见领袖、《南方周末》实习生。2015年的孙宇晨已经成了：90后创业者、融资千万美元、达沃斯全球杰出青年、湖畔大学首期唯一90后。
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乔布斯、马斯克这类“创始人英雄叙事”，所以很容易低估安·兰德在1940—50年代有多反常。传统文学的英雄通常是什么？战士、政治家、革命者、圣徒、艺术家、诗人、知识分子。资本家则很容易是巴尔扎克、狄更斯式的人物：贪婪、庸俗、算计、剥削。
但《源泉》的英雄 Howard Roark 是建筑师，《阿特拉斯耸耸肩》的英雄是铁路经营者 Dagny Taggart、钢铁工业家 Hank Rearden、发明家和企业家 John Galt。兰德把工厂、铁路、钢铁、机器、建筑、合同、公司都写出了近乎荷马史诗般的光辉。
她给出的人的理想形象，按照她自己的概括，是：人的幸福是其生命的道德目的，生产性成就是最高贵的活动之一，理性是根本原则。
她告诉商人：你不需要一边赚钱，一边向诗人、教授和慈善家道歉；创造一条铁路、一个发动机、一家公司，本身就是精神活动；你造出来的东西，就是你的思想凝固在世界中的形状。
安·兰德恢复了19世纪浪漫主义对发明家、工程师、企业家的英雄化，并把财富创造与人的自我实现结合起来。
经济学只能告诉一个创业者：你可能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安·兰德则告诉他：你是普罗米修斯。
孙宇晨后来对兰德的总结非常粗暴：企业家是社会核心，赚钱越多越崇高。但兰德本人的哲学远没有这么简单。
她确实把productive achievement（生产性成就）放在极高的位置，也为理性自利、私有产权和自由资本主义做道德辩护。
可是她同时非常鄙视一种人：靠权力、关系、垄断、政府特许、寻租致富的商人。《阿特拉斯耸耸肩》里，真正的企业家和这种商人是对立的。她把后一种人称作类似“pull aristocracy”——靠关系和权势发财的人。
在兰德那里：财富 ≠ 自动证明道德价值。真正重要的是：独立思考 + 创造 + 生产 + 自愿交换 + 不寄生。
因此，孙宇晨并没有成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 Randian。
他把兰德孙宇晨化了。
大约2009年前后，孙宇晨去香港中文大学交换。2011年接受《亚洲周刊》采访时，他把这段经历直接称为人格和思想的重要转折。
他在那里选了陈健民的《民主与社会》（Democracy and Society）。按照他的回忆，这门课系统讨论世界各地区的民主转型：拉美、台湾、韩国、东欧、非洲。他本来只需要研究一个地区，却因为兴趣非常强烈，几乎参加了所有地区的讨论。他称这是自己大学里上得最认真的课之一。
自由派知识分子当年一直反对一种东西：宏大叙事压过个人。他们说：不要牺牲具体的人，尊重个人选择，尊重私人生活，尊重个人权利。
这些价值观后来某种程度上真的赢了。但胜利后的个体，没有成为他们想象中的公民。他成为了消费者、乐子人、网红、超级富豪，或者一个把全世界当作套利寻租工具的人。
十三年前，他写《自由在路上》。那时候年轻的孙宇晨相信，有些东西不能用价格衡量：自由、尊严、说话的权利、知识分子的独立。
后来他发现，这个世界最有力量的系统，偏偏特别喜欢给东西标价。
而他现在既可以发空气币，也可以写一篇充满标价的文章，把年轻时热爱的人和事全部毁掉。
他从公民自由，一路走向了个人自由最大化，也因此成为这个世上最孤独的人之一。
如果说钱理群当年所批判的“精致利己者”通常还有一套伪装面具，摘下面具才是真实的利益计算，那么孙宇晨的可怕之处在于：你根本找不到他的面具在哪，他是“真实”与“表演”的叠加态。
他活在一个由流量、梗图和热搜构成的超现实金融世界里，传统的法律、道德、商业逻辑对他来说都只是可以操纵的符号。
这是一种粗暴的、混沌的、虚无的利己主义，是一个时代的核辐射下，变异最严重的怪物。而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被辐射了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