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微信-我们杂志，2026-8-13）
2023年冬天，我在网上淘到了一本卷边的《虚构的犹太民族》。扉页上有前主人用铅笔写的一行字：“在美国和以色列，读这种书需要勇气。”那时加沙的炮火已经持续了60多天，西方媒体的头条全是关于以色列“自卫权”的讨论，而这本书的作者施罗摩·桑德，这位在特拉维夫大学教了三十多年历史的终身教授，正躲在巴黎的一间公寓里，出门时还需要保镖护卫。
这不是孤例。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有一群秉持学术良知的知识分子，他们出身于西方和以色列学术体系的核心，拿着最顶尖的文凭，做着最扎实的档案研究，却因为说出了不符合犹太复国主义叙事的真相，就被系统性地剥夺了学术身份，从知识话语生产的中心被放逐到边缘。按说他们的知识高度和学术水平都臻于一流，他们没有在学术辩论中输掉任何一场，却被权力用一套标准化的流程“处决”了。这不是学术之争，而是意识形态暴力。这种暴力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不需要反驳真理，只需要剥夺真理言说者的资格。
桑德、佩普、芬克斯坦这三个人，恰好从三个最根本的维度，拆解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大厦。他们的批判之所以致命，不是因为言辞激烈，而是因为每一个字都有铁证支撑。
桑德的笔锋如刀，径直插向犹太复国主义最深处的历史神话。在《虚构的犹太民族》出版之前，全世界几乎所有人都相信，犹太人是一个拥有共同祖先、从古代以色列流亡出来的民族，他们在世界各地流浪了两千年，最终回到了上帝应许的故土。桑德用了整整十年时间，翻遍了犹太教宗教文献、罗马帝国档案、阿拉伯史书和现代基因学研究，最后得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结论：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这些都是耶路撒冷学派杜撰的神话之一。
桑德认为，世界上绝大多数犹太人，根本不是古代以色列人的后裔。德系犹太人主要来自中世纪中欧和东欧改信犹太教的斯拉夫人和日耳曼人，西班牙系犹太人则来自北非和伊比利亚半岛的原住民。所谓的“流亡两千年”，是19世纪犹太复国主义者为了给殖民巴勒斯坦找借口，凭空编造出来的神话。古代以色列国灭亡后，根本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人口流放，绝大多数当地的犹太人一直留在巴勒斯坦，后来逐渐改信了伊斯兰教，成了今天的巴勒斯坦人。而2010年《自然》杂志发表的一项基因研究也证实了桑德的观点：德系犹太人的基因与中欧和东欧人群的相似度，远高于与中东人群的相似度。
这个结论的杀伤力怎么形容都不为过。如果犹太民族不是一个自古以来的自然民族，如果“流亡”是虚构的，那么犹太人对巴勒斯坦土地的“历史权利”就成了空中楼阁。以色列建国的整个合法性基础，瞬间就崩塌了。
以色列的回应，不是拿出证据反驳桑德，而是直接封杀。教育部下令所有中小学和大学不得教授这本书，任何在课堂上引用其观点的教师都会被解雇。特拉维夫大学取消了桑德所有的研究生课程，议会甚至有人提出法案，要剥夺他的以色列国籍。桑德后来在一次采访中说：“我从来没有说过犹太教不好，也从来没有恨过以色列。我只是说出了历史的真相。如果我错了，为什么没有人能拿出证据来打我的脸？他们只会骂我是反犹主义者，是历史伪造者。”
和桑德一样，艾兰·佩普的学术生涯也是被同样的逻辑摧毁的。佩普是牛津大学的现代史博士，以色列“新历史学家”学派的核心人物。他的研究全部基于以色列国防部1980年代解密的1948年战争档案——这些档案是以色列官方自己的记录，没有人能说它们是伪造的。
在《现代巴勒斯坦史》和《种族清洗：巴勒斯坦的纳克巴》（电子版）里，佩普用一份份作战计划、会议记录、指挥官日记和电报，无可辩驳地证明：1948年发生在巴勒斯坦的，不是一场双方对等的战争，而是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种族清洗。以色列的开国领袖们早在建国之前就制定了“D计划”，目标是把巴勒斯坦境内尽可能多的阿拉伯人赶走，建立一个纯粹的犹太国家。整个过程中，大约有75万巴勒斯坦人被驱逐，数百个村庄被夷为平地，发生了数十起针对平民的大屠杀。
在此之前，以色列的官方叙事一直是：巴勒斯坦人是自己主动逃离的，是阿拉伯国家号召他们离开的，等战争结束就可以回来。佩普的研究，把这个谎言撕得粉碎。
海法大学的反应是：在佩普的终身教职评审全票通过的情况下，校长亲自出面，强行将他开除。系里的全体教授联名抗议，没有用。国际历史学会发表声明声援，也没有用。佩普被迫流亡爱尔兰，至今无法返回自己的祖国。以色列所有的出版社都拒绝出版他的著作，国家档案馆把他列入黑名单，禁止他查阅任何资料。佩普说：“我从来没有在学术辩论中输过一场。他们从来没有反驳过我的任何一个档案证据。他们只是说我是个反犹主义者，然后把我赶出了这个国家。”
如果说桑德和佩普是从外部攻击犹太复国主义的叙事，那么诺曼·芬克斯坦的批判，则是从内部最痛的地方下手。芬克斯坦的父母都是华沙隔都的幸存者，祖父母全部死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他从小听着大屠杀的故事长大，对受害者有着最深切的同情。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无法容忍有人利用大屠杀的创伤来谋取政治和经济利益。
在《大屠杀产业》和《加沙战火——以色列的侵略与巴勒斯坦无解的悲剧》里，芬克斯坦揭露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大屠杀已经变成了一门生意。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把大屠杀历史商业化、工具化，一方面用来为以色列的一切罪行辩护——只要有人批评以色列，就会被贴上“纳粹同情者”的标签；另一方面，他们打着“赔偿受害者”的旗号，向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敲诈了数百亿美元的巨额赔偿，而这些钱绝大多数都没有落到真正的受害者手里，而是进了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和少数精英的腰包。
芬克斯坦的批判，让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团体恼羞成怒。2007年，德保罗大学的终身教职评审，从系里到学院再到大学评审委员会，全票通过了芬克斯坦的申请。但最后，校长迫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的巨大压力，拒绝授予他终身教职。此后，没有任何一所美国大学敢聘用他。芬克斯坦被迫靠街头演讲和写作为生，银行账户多次被冻结。2008年，他被以色列驱逐出境，并被禁止终身入境。一个父母和祖父母都死于纳粹大屠杀的犹太人，竟然被打成了“纳粹同情者”和“犹太人的耻辱”，这大概是这个时代最荒诞的讽刺。
以色列及其西方盟友发明的这套打压异见的手段，被称之为“学术资格污名化”。它比直接的书报检查更隐蔽，也更有效。它不需要烧掉你的书，不需要把你关进监狱，只需要让你在学术界变得“不合法”，让你的声音没有人听，就等于把你从知识的世界里抹杀掉了。
这套机制有一个完美的循环论证闭环：因为你批判犹太复国主义，所以你必然有偏见、不客观；因为你不客观，所以你没有学术资格；因为你没有学术资格，所以你的批判不值得一听；既然不值得一听，那自然就不需要进行任何学术辩论。
整个过程分为三个标准化的步骤。第一步是身份降级。不管你有多高的学术成就，不管你的研究有多扎实，只要你批判以色列，立刻就会从“顶尖学者”变成“边缘学者”“业余爱好者”“宣传家”甚至“阴谋论者”。桑德是特拉维夫大学的终身教授，法国索邦大学的博士，他的早期著作是以色列大学历史系的标准教材，但就因为写了《虚构的犹太民族》，一夜之间就成了“历史伪造者”。芬克斯坦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他的博士论文得到了诺姆·乔姆斯基的高度评价，被认为是大屠杀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但最后也被打成了“学术骗子”。
第二步是动机污名化。权力从来不会和你讨论事实和逻辑，它只会攻击你的动机。它会说，你之所以批判以色列，不是因为你追求真理，而是因为你有“反犹主义”倾向，是因为你“自我憎恨”，是因为你想出名，是因为你收了阿拉伯人的钱。这种污名化最恶毒的地方在于，它根本无法证伪。你说你不是反犹主义者，他们会说“反犹主义者从来不会承认自己是反犹主义者”；你说你没有收阿拉伯人的钱，他们会说“你肯定收了，只是我们没有找到证据”。
第三步是系统性封杀。通过行政手段剥夺你的教职，让出版社不敢出版你的书，让学术期刊不敢发表你的文章，让学术会议不敢邀请你发言，让你拿不到任何研究经费。慢慢地，你就会从学术共同体中消失。年轻的学者看到你的下场，自然就会学会自我审查，不敢再碰敏感的话题。
福柯说过：“权力不需要反驳真理，它只需要剥夺真理言说者的资格。”这句话在今天的西方学术界，得到了最淋漓尽致的体现。以色列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制造出了一个“所有严肃学者都支持以色列”的虚假共识。那些敢于说真话的学者，都被他们从“严肃学者”的队伍里开除了。
这种意识形态暴力，最能暴露西方所谓“学术自由”“交往理性”的双重标准。
哈贝马斯，这位被西方学术界捧为“道德权威”的哲学家，从来没有研究过巴以冲突的历史，从来没有去过加沙，从来没有看过一份巴勒斯坦的档案，甚至连一本佩普或者桑德的书都没有读过。但2023年加沙战争爆发后，他第一时间发表声明，无条件支持以色列的“自卫权”，指责所有批评以色列的人都是反犹主义者。就因为他是哈贝马斯，他的这些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言论，就被西方媒体和学术界奉为圭臬。
而桑德、佩普、芬克斯坦，用了一辈子的时间研究巴以冲突，写出了基于严格档案和史料的学术著作，却被打成了“伪学者”，被整个西方学术共同体排斥。哈贝马斯随便说一句话就是“道德权威”，而那些真正做研究的学者，连说话的资格都没有。这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交往理性”？这就是西方引以为傲的“学术自由”？
伊朗学者阿塞夫·巴亚特说得没错：“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和‘平等对话’，只适用于那些不批判以色列的人。只要你批判以色列，你连进入公共领域的资格都被剥夺了，根本没有什么平等对话可言。”
更讽刺的是，西方学术界为乌克兰学者被俄罗斯制裁大声疾呼，却对巴勒斯坦学者被以色列屠杀、监禁、开除集体失语。2023年加沙战争以来，以色列已经杀害了超过200名巴勒斯坦的大学教授和学者，炸毁了加沙几乎所有的大学和图书馆。但西方的学术团体，没有一个站出来谴责。西方学术界为俄罗斯学者被剥夺教职感到愤怒，却对桑德、佩普、芬克斯坦被开除集体沉默。他们说学术无国界，说知识不应该被政治干预，但这些原则，显然不适用于批判以色列的人。
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很简单。西方的学术共同体，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于政治和权力的象牙塔。它深深地嵌入在西方的霸权体系之中，服务于西方的地缘政治利益。犹太复国主义是西方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友，支持以色列是西方政治正确的核心。任何挑战这一政治正确的人，都会被整个体系排斥。
美国的大学，每年都会从犹太复国主义团体那里获得数十亿美元的捐款。哈佛大学的最大捐款人之一谢尔登·阿德尔森，是以色列右翼政府的坚定支持者。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校长，就是因为没有足够强硬地打压校园里的亲巴勒斯坦运动，被迫辞职。在这样的环境下，怎么可能有真正的学术自由？
以色列越是疯狂地打压这些批判者，就越是证明它的叙事在学术上是站不住脚的。如果“犹太民族流亡两千年”是真的，如果1948年没有发生种族清洗，如果大屠杀没有被工具化，那么以色列根本不需要害怕这些学者的声音。它完全可以拿出证据，在学术辩论中光明正大地击败他们。但它没有。它只能用暴力来维持自己的合法性。
暴力是弱者的武器。当一种意识形态无法在事实和逻辑层面自证其合理性时，它就只能转向对言说者的迫害。
但真相是压不住的。这些被西方学术共同体开除的学者，他们的著作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虚构的犹太民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销量超过100万册。《种族清洗：巴勒斯坦的纳克巴》成为全球大学中东史课程的必读书目。《大屠杀产业》改变了无数人对大屠杀历史的看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犹太复国主义的叙事，开始看清以色列的种族隔离本质。
桑德曾经说过：“我知道我可能看不到巴勒斯坦解放的那一天了，但我相信，我的书会。”佩普也说过：“历史最终会站在真理这一边。今天他们把我赶出以色列，但总有一天，我的书会出现在以色列每一所大学的课堂上。”
他们虽然被剥夺了学术身份，但他们赢得了历史的审判。而那些用意识形态暴力扼杀真理的人，终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知识的力量，从来不在于它被权力所认可。而在于它对真相的追求。只要还有人敢于说出真相，意识形态暴力就不可能永远得逞。这大概是这个黑暗的时代，我们能看到的唯一的光。
2026. 元月 10
参考文献
[1] 桑德 S. 虚构的犹太民族[M]. 王岽兴, 张蓉,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2.
[2] 佩普 I. 现代巴勒斯坦史[M]. 李娟,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2.
[3] 芬克斯坦 N G. 加沙战火[M]. 吴鸿谊, 译. 2019
[4] 萨义德 E W. 东方学[M]. 王宇根,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5] 福柯 M. 权力与知识[M]. 严锋,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6] 巴亚特 A. 世俗主义的救赎[M]. 王宇洁,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1.
[7] 齐泽克 S. 暴力：六个侧面的反思[M]. 唐健,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